【世界大同之歌十二首欣赏】 来源: 銀弹 于 2011-10-02 wenxuecity 两岸的国庆节
来源：凤凰网博客 博主：石咏琦
昨天半夜被很多声音闹着。不知几点钟，隔壁的年轻夫妻开始炒菜，朦胧中好像还闻到饭香；之后，好像他们猛的洗澡、冲马桶。隔没多久，远处大街上传来一种扫荡的音响，很低沉又短暂的警笛。楼下似乎很晚很晚还有人们走来走去；连手机的短信也没停过。这就是国庆节的前夕。
对台湾人来讲，大陆的十一国庆节是不可思议的。早些年我在台商的上海总部上班，总裁听说大陆黄金周要放十天假，不禁勃然大怒。他要我下一道「御旨」，告诉集团辖下在大陆的八个厂和二十三家公司不可以放假。『开玩笑，放这么多假，我的生产线不是要关闭了』?我告诉他这是大陆的法定假期，不放假违反劳动法不行的。他听了更生气，告诉我说，他是台商，不必依照大陆的法律放假。我这个总监两头为难，于是公示了一个名布告，让大家都要尽职守，随时都可以被找得到，总算把这檔子事情给应付过去，两边都没得罪。
台湾人讲究的是赚钱和效率。一年当中，十一月准备预算，十二月准备过年，一月从头到尾都在吃喝，二月刚收心，四月又放扫墓，五月劳动节母亲节，六月庆端午，七月又建党，八月又建军又七夕，九月过完中秋，十月又放了一半。按照管理的角度来看，碎片式的工作日根本没法子做甚么有连贯又彻头彻尾的事。
这也是真的。昨天学生小梁来我这儿包饺子，一边包一边续貂。他是在京创业的小老板。他说外包的系统设计又黄了。本来合约答应十月五日要交货完成。现在十月一日还没到就全体休假去也，说是要提前回乡，一个人也没了；整个上线的工作得在递延至少半个月才能交货。如果说每天损失三千元收益，这一来一往就减少五六万收益。他说，现在他知道为甚么台商来大陆总是叫苦连天了。「人家说放假就两手一摊，白了！你能怎样？」
抛开历史的因素不谈。大陆的国庆假到底为何要庆祝一周？真没法用科学的因素来解释。据说以往我们清华有个教授向当局反映过这个问题，家里还接到恐吓电话。看来无论市井小民或是国家官员都乐得秋高气爽到处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更别说现今社会老百姓太有钱没处花，给政府扩大一点内需也多多少少有点补贴。好在现在的劳动节已经稍微减少日子，否则我们跟北欧诸国已经差不多了－－虽然收入没人家多，至少享受的福利假期不比人家少。
台湾很早以前就研究过放假的问题。所以，不知从多少年前开始，以前的很多这个假、那个假的都一律没没无声的上班过去了。比方说，我记得以前每次一开学就很津津乐道，期待放假的日子一个接着一个来。算算看：台湾大约是九月十日左右才全部开学，没多久就过中秋，然后是校外教学，学生迎新会庆祝日，接着是九月二十八日孔子诞辰纪念日与教师节；十月更棒，十月十日国庆，因为要游行，次日补假一天，十月二十五日是台湾光复节放假，十月三十一日是蒋公诞辰纪念放假一天。十一月十二日还有个国父诞辰纪念日呢！我记得每年初大家都会紧盯着日历，还有那些多事又好心的垃圾邮件会提醒大家，今年有多少个连休假，多爽！
后来全没了。墙上的日历上以前放假的红字都改成黑字。有些学者于是大骂，在这样下去将来的老百姓根本不知道甚么是国父诞辰和蒋公诞辰了。骂就骂，没人理。久而久之，台湾的假变少了，基本上只有中秋和旧历年还像个假，其余都没有了。至于中秋也只有一天，旧历年也只有五天到六天。我记得自己在退休以前，上班都到除夕那天中午为止，大年初四就恢复上班。并且除夕到初三之间还要轮值，各单位都要有人留守。几乎每个公司行号都差不多，只有非常传统的行业例外。现在的台湾服务业领先，更别说甚么放假了。多数行业是全年无休，24小时营业。半夜两点您想吃个卤蛋、茶叶蛋、买烟吃烧烤，街角就有，员工早就习惯轮休，也没听说拿甚么加班费。
短信贺节这玩意儿，台湾也没有的。甭说编个段子来搞笑或者虚情假意一番，就是中秋端午旧历年，也没人闲着要发短信（台湾叫做简讯）。为甚么？很简单呀！发短信是要花钱的，无论都便宜都没必要花冤枉钱。所以台湾的简讯是用来做广告的，只要是收到短信，不必看。百分之九十都是广告词。学生们谈情说爱就打电话，所以手机费可以刷到爆，找好网内互打免费很重要。现在年轻人都有iphone/ipad 这种实时通讯，每隔半小时就在 Facebook 发个「你现在做甚么？」就解决了，再不然就用卫星定位，随时知道那一半在哪里，做甚么？
大陆的十一叫做国庆节；台湾的十月十日叫做双十节。双十节没甚么意思，顶多看看阅兵，还有些花车游行甚么的。老人家们喜欢结伴到凯达格兰大道去看升旗典礼，年轻人基本上唱到通霄之后蒙头睡到吃下午茶才会醒。国庆烟火是个重头戏，每个城市都会轮流举办大型烟火，配合河边或广场的歌舞秀这倒是不能错过。北京城早早就妆点了两千万颗红花绿叶，这东西在台北也只是局部而已。夜里的霓虹灯闪烁着不夜城，两地都是一样的。
国庆，少了政治多了嬉戏。
本文来源：凤凰网 孙中山孙女孙穗芳：中共扭曲三民主义
来源：BBC中文网
孙穗芳著有《我的祖父孙中山》等书籍。
中国革命家孙中山先生的孙女孙穗芳斥责中共政权扭曲孙中山创立的“三民主义”，从而实行愚民政策。
孙穗芳在辛亥革命10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接受香港《明报》采访时说，祖父留传的思想被人扭曲删改让她最感愤怒。
她还声称曾获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提出用于举办宣扬辛亥革命活动的巨额资助，但她拒绝。
76岁的孙穗芳是孙中山长子孙科与情人严蔼娟所生的三女儿，中共建政后于上海长大，后获准到香港并入读香港大学，婚后移居美国夏威夷。
江泽民“收买”
孙穗芳对《明报》说，十年前北京当局庆祝辛亥革命90周年时，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在庆祝会上宣称，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政策。
孙穗芳不满江泽民纂改历史，后至2002年托人向江泽民转交书信提出批评。
一年后，孙穗芳接到江泽民回复，表示可为她举办的辛亥革命宣传活动提供赞助，至2008年再提出赞助，并称金额可高达1000万美元。
但孙穗芳说：“这些钱不好拿，拿了就不能自由宣传革命了，他们要修饰，但这是愚民，要洗去祖父办革命的形象，我办不到，这是扭曲历史基础。”
“有些人扭曲祖父的三民主义，做一连串愚民政策。”
孙穗芳还提到，1981年到南京中山陵祭奠祖父，发现墓顶的国民党徽消失，南京市政府在她胁逼下才愿意修复；今年5月再次造访，发现墓旁的《会议通则》石刻被抹掉。这些破坏文物行为让她感到特别难过。
孙穗芳表示，她近日忙于走访不同地方，为当地的孙中山铜像揭幕。她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完成赠送90座铜像，并最终完成赠送100座孙中山铜像。
本文来源：BBC中文网
陈寅恪家族的三代悲欣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
走出江西乡野的客家人
陈家在长沙湘江东岸城北通泰街居住多年。1890年7月3日,陈寅恪出生在通泰街的“蜕园”。然而长沙只是这个四处奔波的家族暂时的居处。他们最早的家,在江西修水竹塅——赣北幕阜山腹地的一处山村。修水古称义宁,所以陈家被称为“义宁陈氏”。
义宁陈氏为客家人,在竹塅已经住了几代,承续着耕读传统,但一直未有人考取功名。直到咸丰元年(1851年)八月,年方20的陈宝箴中了举人。
陈宝箴中举时,满清王朝的统治正面临巨大威胁——太平天国。咸丰帝当时诏令各地创办团练以御太平军。陈宝箴的父亲陈伟琳创办义宁州团练,陈宝箴协助其父帮办团练。1860年,陈宝箴进京会试落第。他并未马上返乡,而是与各地应试的举子切磨道义,结交了众多“隽异方雅之士”。这一年,京城发生了一件大事——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国难当头之际,陈宝箴无心在京等待三年后的考试,赶赴湖南投入军营。
1863年,陈宝箴来到两江总督曾国藩安庆驻地,他曾被曾誉为“海内奇士”。最终,陈宝箴加入了曾国藩的幕府。几年后,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陈宝箴随后也入京觐见,“以知府发湖南候补”。不久,他将家眷从江西竹塅接到了湖南长沙。
“陈宝箴是这个家族走向全国的关键人物,他是一个转折点。……义宁陈氏的历次迁徙中,恐怕这一次迁移意义最为重大。”对义宁陈氏颇有研究的学者张求会分析。
力推维新的湖南巡抚
1898年的戊戌变法运动,全国十八行省的督抚,最有力推行的是湖南巡抚陈宝箴。希图有一番作为的光绪帝对陈宝箴倍加赏识,于“百日维新”中连下两道谕旨嘉奖他。
随着湖南新政进入深水区,尤其是梁启超等人的到来,新政发生改变,从单一的洋务实业朝关涉民族、民权等方向转化。外人将湖南称为中国最富朝气的省份,甚至比作日本维新时期的萨摩和长州。
“其实,陈宝箴父子在当时的改革中是很孤立的,守旧派认为他们乱来,激进派认为他们步子太小,各方矛盾聚集在他们身上。”张求会说。
1898年八月初六,光绪被囚,慈禧垂帘听政,除了京师大学堂,所有新政俱被废止。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陈宝箴父子因“滥保匪人”,被“革职永不叙用”。陈氏父子的政治抱负就此终结。
从两公子到一散原
1900年,陈宝箴在江西南昌突然去世。他的死至今成谜,一说是病死,一说是慈禧赐死。他去世时,至亲子孙都不在身边,儿子陈三立日夜兼程,从南京赶到南昌奔丧。
陈三立是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时最为得力的助手。“三立”之名典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立功”的古训。他是名副其实的实践者。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时,新政急需人才,求贤若渴。为此陈三立多方结交有识之士,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皮锡瑞、熊希龄等一时齐聚湖南。时人称之为:义宁陈氏开名士行”。
陈家父子的改革思路有一脉相承之处。“所谓的革命、守旧、维新是很复杂的,除了观念和思想,路径的取向,具体的实践差异,还有一个中国特色:人际关系。陈宝箴父子交往的对象是不分新旧的,他们一直强调没有党派、新旧之争,思想根源还是在于务实。”张求会说。
陈三立对陈宝箴帮助极大。时务学堂开学时,陈宝箴原打算聘用康有为任中文总教习。陈三立却向父亲推荐了康的学生梁启超。他认为梁已经超过其老师。
梁启超曾说:“陈伯严(陈三立)吏部,义宁抚军之公子也,与谭浏阳(谭嗣同)齐名,有两公子之目。义宁湘中治迹,多其所赞画。”
退出政坛后,47岁的陈三立依父亲长眠的散原山(西山古名散原山),以地名为号,自称“散原”。清末民初的诗坛,曾出现繁盛局面。陈三立被公认为这一时期同光体诗派的领袖。钱锺书曾说,唐以下的大诗人可以用一个地理词语来概括:“陵谷山原”。“陵”是杜少陵,“谷”是黄山谷,“山”是李义山,“原”即陈散原也。
陈三立与续配夫人俞明诗多数时候住在南京。俞明诗是浙江绍兴人,其父俞文葆曾任湖南知府。之后俞氏家族在绍兴兴旺起来。俞文葆的孙子俞大维是后辈中的佼佼者。
俞大维在德国留学时曾与一德国女子相爱,并生下一子,取名俞扬和。回国之后,他与表妹陈新午结婚。陈新午是俞大维姑姑俞明诗的女儿。义宁陈氏与绍兴俞氏两个家族,成为两代姻亲。这两个家族的交往还可上溯到陈宝箴。陈宝箴曾入曾国藩幕府,而俞大维的母亲又是曾国藩的孙女。俞扬和长大成人后,娶蒋经国的女儿蒋孝章为妻。这样,陈、俞、曾、蒋这四个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家族就有了姻亲关系,形成一张极具中国特色的人情关系网络。
游学欧美
当年谭嗣同跟陈三立商量,两家的子弟以后都要送到国外去学习。而留洋求学也由此成为这个家族命运的又一重要转折点。1905年,延续千年的科举制被废除,更证明了这家人的眼光。
1909年秋,陈寅恪赴德国入柏林大学,1911年入瑞士苏黎世大学,次年回国,在上海虹口家中自修文史。1913年春,他再赴欧陆,入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就读,1914年秋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回国。1915年赴北京,一度担任袁世凯北洋政府经界局局长蔡锷的秘书。1918年秋,陈寅恪去美国哈佛大学,随蓝曼研修梵文和巴利文,着重学习印度语语言学、希腊文,并选读了闪米特语等。
蓝曼极其欣赏两位从中国来的学生陈寅恪和汤用彤。他曾在给时任哈佛校长罗威尔的信中写道:“他们对我真有启发,我衷心希望我们能有许多这样精神高尚而且抱负不凡的人——来活跃我们本国的大批学生。我深信,他们两人都会对中国前途有卓越贡献。”
陈寅恪在哈佛交往最密切的人是表弟俞大维。比陈小7岁的俞大维到哈佛研习哲学,成绩优异,并拿到谢尔敦海外游学奖学金,以及去德国留学进修的机会。
1921年秋陈寅恪回到柏林大学,受业于东方学家、梵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在柏林大学期间,他学习了藏文、蒙文、满文、西夏文、突厥文等古文字。多年后他“懂十几门语言”的美誉在此打下基础。
北归南渡
1925年,清华学校向国立清华大学过渡,除保留留美预备部外,计划新设大学部和研究院。研究院拟先办国学一门。陈寅恪的老朋友吴宓受命主持筹建清华研究院后立即向校长曹云祥力荐陈寅恪担任研究院导师。1926年1月,陈寅恪接受邀请,结束了长达十数年的国外留学生涯,前往清华任教。
1926年7月,陈寅恪初到清华,并由此结识了女教师唐筼。她正是陈寅恪舅舅的旧识唐景崧的孙女。1928年,两人结婚。此后诞下三女。然而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以及北平的沦陷打破了陈寅恪平静的生活。值此变局,84岁的陈三立忧愤难平,不进食不吃药,身体状况变得十分糟糕。陈三立在弥留之际仍然牵挂战事,曾问陈寅恪:“外传马厂之捷确否?”1937年9月14日,老人去世。
1937年8月,教育部讨论决定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校址设于长沙。1937年11月3日,陈三立去世后49天,陈寅恪一家离开北平,从天津至青岛,奔向长沙。接下来的几年间,他与家人千里辗转,奔走于昆明、桂林、香港等地。正是在此乱世之中,陈寅恪在学术上开始了第一次厚积薄发。1940年,50岁的陈寅恪写出了奠定他在隋唐史领域地位的专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年之后,又写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尽显学术才华。
为亡父治丧期间,陈寅恪右眼视力急剧下降,被诊断为视网膜脱落。此时陈寅恪坚决不肯再在沦陷的北平教书授课,最后决定,放弃手术,任凭右眼失明。尽管1945年秋至1946年春他曾远赴伦敦,经英国著名眼科专家主刀,做了两次手术,但视力未能恢复。
抗战的结束,带来了短暂的平静生活。然而,1948年12月,战火再次逼近北平。胡适请邓广铭找到陈寅恪一家,告知国民政府由南京派飞机来接人,时任交通部长的俞大维带来口信,要陈寅恪一家随此飞机离开北平。几经思索,最终,1948年12月15日上午,胡适一家与陈寅恪一家在南苑机场登机。此后,陈寅恪再也没回过北京。尽管,他并没有离开大陆。
岭南的最后20年
陈寅恪学生蔡鸿生如今是中山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他对一张陈寅恪与陈序经、姜立夫于1950年代初摄于广州中山纪念堂的照片印象特别深刻。“你仔细看看陈寅恪以往的照片,他很少笑的,这张照片里,他看上去特别高兴。”
1949年1月,陈寅恪与家人从上海登上招商局海轮秋瑾号,辗转抵达岭南大学码头。陈寅恪最终留在了广州,进入了他人生的最后20年。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写道:“岭南大学这段校园生活,成为陈寅恪后半生为数不多的一段有些亮色、泛起一些快乐波澜的岁月。岭南大学的校风以及有些游离于现实政治的环境很适合陈寅恪,而陈序经也是他一生中碰到的为数极少的知音式领导。命运的机缘在这位大半生凄苦的大师迈入第60个人生的年头,似乎开始展现它的宽容。陈寅恪有点像生活在美丽的桃花源里。”
当然,现实世界的桃花源总是虚幻而短暂。而时代也并没有为陈寅恪存留住多少宽容。一切自有那个时代的轨迹。
1969年春节过后,陈寅恪一家被勒令搬出东南区一号二楼。1969年10月7日晨5时许,陈寅恪因心力衰竭去世。
45天后,1969年11月21日晚8时许,唐筼去世。她曾对人说,“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该去了。”
大陆媒体中最早登载陈寅恪去世消息的是《南方日报》。1969年10月18日,《南方日报》刊登了一条100多字的消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本月七日在广州逝世,终年七十九岁。”
从毛泽东到江泽民：被窃听的中国政要
来源:历史学家茶座
编者按：在中国政坛，有一个领域经常发生窃听事件，那就是外交。毛泽东第一次出国去莫斯科访问，其下榻的别墅就被安装了窃听器;1970年代，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关系破裂，疑心颇重的阿方就在中国驻阿使馆里安装了窃听器，窃听器竟然是“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
1961年4月26日晚，杨尚昆——这位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高级官员，在日记中写道。当时，正在河北调研的他突然接到中办电话，要求其火速回京。于是，谜团乃至恐慌在这位中共元老的心里展开。
谜底在一天后被揭开。这就是震动中央高层的“窃听器事件”(也称“秘密录音事件”)，窃听的对象是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
-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巴人所着的《蛛丝马迹之于历史》一文中有如下记载：1961年春，毛泽东乘坐专列到广东、山东一带调查研究。某日，主席和一位服务员在专列办公室谈话。当服务员离开后，恰遇专列上另一名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得意地告诉服务员，他知道刚才毛泽东与服务员的谈话内容。随后，那位工作人员展示了装在专列上的录音设备。
服务员转身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这位处于权力巅峰的人士大发雷霆。“秘密录音”就这样闹大了。
4月27日下午，杨尚昆回到北京。在永定门车站，他“当即向邓小平、彭真略谈了一下情况”。当晚，又找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周恩来秘书康一民做了说明。此后则是连轴转，找叶子龙(时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王敬先(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高智(时任毛泽东秘书)、罗光禄(时任毛泽东秘书)、吴振英(时任刘少奇秘书)问情况、写报告。
“惟心情紧张，极易疲乏。”此后成为中国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对毛泽东的录音始于1958年11月。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准确、更完全地保存中共中央会议记录和中央领导的讲话。
录音建议是叶子龙首倡的。作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和中办机要室主任，他觉得有责任利用现代化手段，“尽量把毛泽东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叶子龙曾多次向上司杨尚昆和周恩来等人汇报过这个建议。杨尚昆同意了这个做法。
最初，毛泽东也认可了被录音。但他对叶子龙表示：“录音要搞个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根据毛的指示，中办机要室对录音范围和内容做出明文规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召开的大、中型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上的报告、讲话;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与地方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中央召开的电话会议;中央领导指定的需要录音的内容。毛泽东看过这个规定，表示同意。
然而，问题又出在这个规定上。有些会议，中央领导是不愿意录音的。1959年11月，中央在杭州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讲到中苏关系时，关照大家不要做记录。
当时胡乔木插话，还有录音呢。毛泽东批评说：是谁让录音的，搞这干什么?叶子龙在回忆录中写道：“从此，机要室就再没有自行派录音员跟随毛主席外出录过音。”针对录音，杨尚昆也谨慎了许多。
那么，1961年春季“录音事件”的录音者又是谁派去的?
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王光美访谈录》里，王光美解释了这起事件的原委。
原来为了让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是毛泽东讲话时，对录音话筒不那么排斥，有关工作人员就想了个办法，将麦克风用盆花挡着，表面上看不见，领导同志讲话就比较放得开了。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没觉得有什么问题。至于毛主席的专列上也装了录音，麦克风放在花盆里等看不见的地方，是汪东兴安排的，事先没有同毛主席说。
不过在巴人的文章里还提到两个与“录音”事件相关的细节，一是毛泽东于1961年1月底至4月初外出视察期间，发现还有录音情况，进行了严厉批评，并指示汪东兴报告中央书记处查办。同年4月，中央书记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并决定给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以严重警告处分，给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以警告处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秘书都牵连进去，都受到处分，确实是耐人寻味的。
二是同年5月17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作出了关于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等五项规定。
依杨尚昆当时的地位和身份，他不可能不知道以上两件事情。所以此事的真相究竟如何，到现在尚无定论。
这时，叶剑英打开了收音机，将声音放大。这是为了干扰窃听—在《风声》等影片中，主人公也曾使用这样的方式。
相比这起颇受争议的窃听事件，在“文革”特殊的10年里，真正的窃听确实存在。无论是邓小平还是叶剑英，都曾谨防“隔墙有耳”。
1976年9月11日，毛泽东去世两天后，华国锋以去北京医院看病为名，来到李先念家，同李商量如何扳倒“四人帮”。华国锋请李先念去见叶剑英，问一问他的意见，并请叶帅考虑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合适。
隔了两天，李先念去到西山叶帅处。李先念的女儿李小林曾撰文将父亲与叶帅的密会场景还原—两人坐定后，叶剑英问李先念：“你是来公事奉命，还是老交情看望?”李先念回答：“都有。”
这时，叶剑英打开了收音机，将声音放大。这是为了干扰窃听—在《风声》等影片中，主人公也曾使用这样的方式。但叶帅耳背，又加上收音机干扰，说的话他听不清楚。两人商议用笔写，然后烧掉。
李先念：“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叶剑英：“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李先念：“请你考虑时机和方式。”
叶剑英点头表示同意。随后，叶帅写了一个人的名字，打了一个问号。
李先念写：“完全可靠，请放心。”并简要介绍此人两次同他谈话的情况。两人连写带谈不到30分钟。
这场犹如电影特写镜头的会面为“四人帮”的覆灭打下基础。有了李先念与叶剑英的支持，华国锋态度进一步明确。
-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集团被隔离审查。当这一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发生时，邓小平正处于“禁锢”状态。他的女婿贺平带来了这个令人激动的消息。因担心家里被安装了窃听器，全家人就聚集到厕所里，听贺平讲完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
根据中国安全保密检查组的调查，对方在墙体的深处，发现了用高标号水泥和钢筋包裹着的窃听器装置—这种有线窃听装置竟是“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
在中国政坛，还有一个领域经常发生窃听事件，那就是外交。
毛泽东第一次出国访问就曾遭遇窃听。1949年12月，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莫斯科，这也是毛泽东第一次出国访问，一是给斯大林祝寿，二是签订新的中苏条约。
但是毛泽东到了莫斯科之后，苏联方面的表现并不热情，特别是斯大林本人，担心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会影响到苏联的既得利益，所以对签订新条约态度冷淡。毛泽东后来在谈到这次行程时也颇多怨言，“在莫斯科的时候，我和他(指斯大林)吵得很厉害”。
而当毛泽东听说斯大林在他下榻的别墅里安装了窃听器时，就更生气了。但正史中并未披露安装窃听器的细节，只是在一些论坛上可以找到“此事与赫鲁晓夫有关”的简单解释。
1970年代，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关系破裂，疑心颇重的阿方在中国驻阿使馆里安装了窃听器。根据中国安全保密检查组的调查，对方在墙体的深处，发现了用高标号水泥和钢筋包裹着的窃听器装置—这种有线窃听装置竟是“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
循着窃听缆线，中方安全保密组人员先后在机要室、研究室、商务处、会议室、大使官邸等处，总共发现了35枚窃听装置，几乎覆盖全馆。
上世纪80年代初，中方与英方开始就香港回归祖国进行谈判。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中英双方斗智斗勇，还不时玩一把“窃听与反窃听”的游戏。亲历香港回归的新华社香港分社原社长周南就提到，香港回归前期的筹备工作大都是在深圳进行的，因为“新华社在香港跑马地的工作地点不那么安全，许多地方被安上了窃听器”。
1984年7月，英方谈判代表来到北京，被安排住进钓鱼台国宾馆。一名叫做杰弗里·豪的代表说：“不要在屋子里谈，屋里可能有中国安的窃听器。咱们到外边，找个大树底下谈。”杰弗里·豪的回忆录里对此有一段很生动的描写：“天晓得大树底下是不是也有窃听器。”
但中方似乎并没有窃听来宾的“嗜好”。在美国因“水门事件”(在政治对手住处安装窃听器)而引咎辞职的第一位总统尼克松，首次破冰访华时亦是住在钓鱼台国宾馆。曾任中国驻英国代办的熊向晖以周恩来总理助理的身份，参与了尼克松访华前后的中美会谈。他说，毛泽东特别指示：中方不安窃听器，也不搞录音。
9月，在飞机送达北京试飞时，中国官员发现飞机发出“古怪的嗡嗡声”，因而展开搜查，并探测出隐藏的窃听器。
2002年初，媒体曝出江泽民的专机被检测出有27个监听器。此专机系从美国购买的波音系列，这也直接导致了中国“空军一号”计划的流产。
购买这架飞机的消息，是在2000年7月由新华社对外公布的：
“日前，中国航空器材进出口公司和中国联合航空公司，已与美国达美航空公司，在美国西雅图(波音公司总部)签署了一架波音767-300er飞机的购买协议，此架飞机经过进一步改型，安装贵宾舱后，将作为中国的‘空军一号’，成为中国国家元首的主要空中交通工具。”
就在中外记者密切关注中国“空军一号”何时首飞之际，中新社发文称，中国情报官员在一架美国制造、准备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专机的波音767型飞机上，发现了27个窃听器……新华社也报道说，该架波音767飞机，是中国政府向波音公司购买，然后送到美国圣安东尼奥机场，由数家飞机工程公司进行内部装修。
装修工程于2001年8月完工。9月，在飞机送达北京试飞时，中国官员发现飞机发出“古怪的嗡嗡声”，因而展开搜查，并探测出隐藏的窃听器。
中新社报道说：“这些窃听器设计精密，体积微小，并且是由卫星操作控制，绝非在普通商店所能买到。”
此后，有关这架波音767-300er专机的消息就很少了，中国“空军一号”再无人提起。而时任外交部发言人孙玉玺在回应此事时说，“如果确实有人要对中国搞窃听的话，我要说的是，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不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对中国进行窃听是没有必要的”。
此事发生之际，正值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准备访华。但“窃听”并未影响到当时的中美关系。一个月后，小布什如期会见了江泽民。
2005年，时任中国驻美大使的李肇星应邀在华盛顿的“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演讲完毕，有美国记者就窃听一事发问，李肇星答道，“我们买什么，美国就应给什么。凡是没花钱的东西，我们都不要。” 实拍“现代版卖炭翁”： 67岁老人一天背炭4000斤 (组图) 文章来源: anakin 于 2011-09-30 WENXUECIT 在西北营街，我看到了上次拍到的卖炭翁，便一路跟随，一探究竟。交谈中得知。老人今年67岁了，家住何坊乡刘家集村。每天赶着马车走十几里路到城里卖炭。上午一车，下午一车，一车炭大约2000多斤，要亲自给客户倒进煤池，很是辛苦。 正好等到了老人来送炭 精神矍铄 回头招呼我：小伙子快跟上，在他眼里我算年轻的
|
.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