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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
陶短房：历史不是做烧饼
在MSN上，陶短房回复总是很慢，给人以错觉，以为他是个慢性子的南方人。他的《这个天国不太平》曾风靡一时，其中立论处处严谨，引证繁复，学究之气扑面而来。
然而，电话中的陶短房完全不同，词锋激烈，反应迅速，夹杂着大量的反问句，俨然是大专辩论赛的口吻。
陶短房做过很多年外贸，在罗尔纲先生的鼓励下，他靠自学成为历史学者，并在太平天国研究方面颇有建树。陶短房侃历史，充满趣味，因为他以更丰富的生活经验为铺垫，所以总能猜出你的潜台词，你在想什么，然后提前把你下一个问题给回答了。
辛亥革命的成功，离不开海外华侨的巨大支持，在海外漂泊多年，让陶短房对此有更深入的理解，那种背井离乡的紧张感，国内读者很难有所体会，而正是这份紧张感，开拓了中国人的现代之路。
加拿大华人不忘辛亥
北京晨报：对于辛亥百年，加拿大社会反响如何？
陶短房：对西方人来说，辛亥革命是个很模糊的概念，甚至一无所知，他们中许多人甚至对中国都不太了解，但对加拿大华人来说，辛亥百年是个绕不过去的日子，辛亥革命前，孙中山三次到加拿大筹款、宣传革命，在推翻清王朝的历程中，加拿大华侨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子弟加入了革命党，1911年5月，致公堂卖掉党产，支持革命。对于辛亥革命，加拿大侨界非常重视，相关纪念活动一直很隆重。
北京晨报：为什么加拿大侨界这么重视辛亥革命？
陶短房：加拿大是华侨重镇，洪门要地，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曾在这里活动过，著名的革命与改良论战，维多利亚和温哥华就是主战场之一，许多华侨组织从当年传承至今。1911年，海外同盟会与致公堂全面合作，孙中山本人也加入致公堂，这是洪门的一支，1903年孙先生便已加入了洪门，所以洪门认为辛亥革命是自己的事。
海外洪门为何崛起
北京晨报：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将洪门看成是黑社会。
陶短房：洪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组织，分支极多，有的分支如三合会等，后来成了黑社会，但许多分支与黑社会无关，致公堂作为洪门的一支，不仅支持了辛亥革命，在抗战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两岸三地，华人社会对洪门都比较认同。
北京晨报：为什么海外洪门影响这么大？
陶短房：这与十八九世纪海外华侨生存状况有关，他们语言不通，无法入籍，只能互相扶持，不团结就没法生存，洪门恰好就是这样的互助团体，所以生命力极强，当然，随着华侨地位改善，今天年轻人对洪门等组织已不太感兴趣，影响力日渐滑落。但在辛亥革命时期，洪门在海外的影响巨大。
为何不提孙中山
北京晨报：海外纪念辛亥革命，似乎不怎么提孙中山？
陶短房：首先，辛亥革命不是孙中山直接策划的，第二，孙中山在海外是公开活动，人们对他了解较多，所以评价更多元化，不像在国内，他前期被清政府认为是“乱党”，只能秘密活动，而革命成功后，他被认为是“国父”，普通人也不太可能去全面了解他。海外对孙中山确实有不同的看法。
北京晨报：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看法？
陶短房：这有历史的具体原因，在革命过程中，孙中山得到洪门的大力帮助，但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并没掌握多少实际权力，所以无法回报。此外，当时中国政治环境险恶，孙中山不得不与会党撇清关系，特别是1911-1915年期间，国内发生了杀会党的乱局，国内洪门与海外洪门是一家，自然会引发一些争议。
不能质疑辛亥革命
北京晨报：对于辛亥革命，国内学者目前也有一些争议，海外怎么看？
陶短房：虽然对孙中山的评价有争议，但我在海外多年，从没听到过任何人对辛亥革命有过异议，大家看法完全一致，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不同声音，我认为是逆反心理在作怪，对现实不满，就否定一切。辛亥革命不是几个人闲着没事干才搞成功的，在革命之前，中国人给了清廷充分的机会，1895年中国人给了(洋务运动)，1898年也给了(百日维新)，1900年还是给了(新政)，可换来的却是皇族内阁，可以说，保路运动中被清兵击碎的光绪圣位牌，就是改良幻想的墓志铭。
北京晨报：可批评者认为，辛亥革命没能建立起一个好的秩序。
陶短房：这话要反过来问，清政府建立起什么了？民主、宪政、自由……什么都没有，如果不革命，会怎样？辛亥革命推翻了2000年的帝制，仅此一点就足以名垂史册。
革命不是锦上添花
北京晨报：如果选择更平和的方式，损失会不会减少？
陶短房：革命不是锦上添花，孙中山自己说，在辛丑前，在海外谈革命，根本没人理，可《辛丑条约》签订后，4.5亿人民，要赔4.5亿两白银，海外的中国人全成了革命党，因为大家都明白，清政府的统治绝不应再继续下去了。
北京晨报：可辛亥后是持续的战乱啊？
陶短房：应客观地认识历史，不是辛亥革命带来战乱，辛亥革命前一直是战乱，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日战争、中法战争，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居然在中国领土上进行，这难道不是持续的战乱吗？辛亥革命是持续战乱的中点，正是这些战乱才引发了辛亥革命，这是个严肃的问题，不能含糊。
不要期待救世主
北京晨报：可人们总是会问，改良好还是革命好？
陶短房：这是个没法回答的问题，就像面对一个病号，你说开刀好还是吃药好？能吃药的时候，谁会选择开刀？张謇是标准的改良派吧？可他后来也主张革命。百日维新时，袁世凯站在慈禧一边，因为这对他是最好的选择，可1911年他却去逼宫，因为除了革命，局面已经无法维持下去了。革命肯定有负面的影响，没有人生下来就会革命，革命是毁家纾难，中国人家庭观念这么重，不是过不下去，怎么可能去革命呢？
北京晨报：有趣的是，辛亥中许多人物的形象后来都被妖魔化，为什么？
陶短房：我们有一种非常不健康的心态，总想当救世主，为了当下的需要，就将历史写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这样的蠢事我们干了很多年，所以历史人物的脸不断在变，可历史不是做烧饼，非黑即白，看这边黑了，马上翻过来，一会儿又觉得太白了，再翻回去。
辛亥革命是偶然吗？
北京晨报：今天很多公共知识分子认为辛亥革命是一次偶然，您怎么看？
陶短房：我不认为革命的成功是偶然的，所谓偶然，只不过是发生在辛亥而非壬子、癸丑而已。辛亥革命前，中部同盟会做了那么多年的工作，40%的基层官兵是革命党人，《猛回头》、《警世钟》等读物在武汉人手一本，起义军指挥部都被端掉了，依然能取得成功，这怎么可能是偶然呢？
北京晨报：为什么公共知识分子们会出现误判呢？
陶短房：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误会，因为国内很多公共知识分子习惯于坐而论道、隔靴搔痒，严重脱离群众，他们把民众放在一个过低的位置上去看，总有一种精英意识。而产生这样的幻觉，是话语权与民众脱离的必然结果，当少数人掌握了话语权时，他们肯定会觉得自己了不起。
北京晨报：今天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社会也出现了一些戾气，您怎么看？
陶短房：要分清是公共知识分子之间有戾气，还是社会有戾气，如果是前者，没什么可操心的。中国读书人自古就喜欢争来争去，孔夫子在论坛上拍不过少正卯，回头就把人家给杀了，宋代、明代读书人吵输了会满门抄斩，可谁也没闲着。这是我们的传统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媒体不必夸大这一阶层的力量，本来也没那么大能量。
正确理解中国
北京晨报：可能您不太关注国内目前的状况。
陶短房：不，海外华人对国内的情况非常关注，中国的稳定与强大与我们直接相关，加拿大华人当年为什么支持辛亥革命？因为当时北美市政府公开排华，只有男人才能入籍，女人和儿童不能入籍，向华人收人头税，直到去年，才有一个市为此公开道歉。华人在海外受了那么大委屈，中国不强大，我们就没底气，国内不太容易理解这一点。
北京晨报：不过发展过快，代价也很大。
陶短房：那要看人民自己怎么看，拿拆迁来说，上世纪90年代，我在上海做外贸，在老城做市场调查，当地一些人以为我是“拆迁办”的，围上来说快点拆吧，老幼三代才住27平方米，后来拆迁了，他们敲锣打鼓庆祝。保持传统当然好，可谁愿意过70%的孩子没学上，90%的人没照明电的日子？成了人类博物馆，真是大家需要的吗？世界上没有绝对的黑，也没有绝对的白，如果只从自己的意志出发看问题，就会形成偏差，时代发展了，我们应更多元地去看问题。
陈辉/文
陶短房 本名陶勇，旅居加拿大的中国专栏作家，曾长期在非洲定居，对非洲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比较关注，在太平天国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出版了《这个天国不太平》等著作。
“上山下乡”的根源：毛泽东说在北大多数人不把他当人看
2011/10/03 |
毛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历来不抱好感，竭尽热嘲冷讽之能事。一九五七年鸣放期间，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后人分析，怎么估计罗这句话对毛的伤害也不过分，因为它触痛了毛的一个隐秘的创伤。一般认为，毛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基于两个经验，一是在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时受到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冷遇，二是三十年代他受到王明等一批留苏的列宁主义知识分子的轻视。
一九一九年，毛来到故都，由未来的岳父杨昌济介绍给李大钊，李让他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
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毛和斯诺谈话时正处于困难时期，还没有一九四九年后天南海北任意发挥的潇洒，这段话基本上是陈述事实。尽管他对这一体验耿耿于怀，但到底承认了两个客观原因，一是这些名人们都很忙，二是毛的南方土话也妨碍了名人的兴致。只是刚好是这个小人物，三十年后主宰了中国，主宰了一大批名人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后来遭难的知识分子也许有理由责怪当时的那些名人：如果他们的态度谦和一些，如果他们屈尊与图书馆助理员多聊一下，哪怕是敷衍性的，毛对知识分子的观感可能就不是后来那样酷烈。
假设不是没有意义。引领时代潮流的名人傲慢自负，固然说明他们的境界还不够高、做人上还差一个等级，但一个苦斗成名的人，在未成名的人面前摆一点架子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梁漱溟先生的父亲梁济曾给当时的名人梁启超写信讨论时政，不获回音，梁济在日记中记下了此事，有失望之情而无怨恨之意。梁济自杀后，梁漱溟以此见告梁启超，引起梁启超深深的自责。
所以政治家如果主要根据自己对部分名人的印象就形成对知识分子的判断，显然就有点意气用事了。
| | 辣椒城 |
鲁迅为什么专批善良百姓，不批大奸大恶？
2011/10/03 |
紫砚斋的博客
在鲁迅的千篇雄文中直接批日本杀人犯的文章几乎没有，间接的只有5篇；谴责政府腐败和大奸大恶的直接文字几乎没有，间接的不满二十篇。其余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骂阿q、孔乙己、华老栓、闰土、梁实秋、梅兰芳、杨荫榆、陈其昌、邵洵美。
仅以后三位为例：
杨荫榆，女师大校长。：鲁迅在女师大风潮中的帮架文字：“我还记得中国女人是怎样被压制，……现在托了洋鬼子学说的福，似乎有些解放了。但她一得到可以逞威的地位如校长之类，不就雇用了‘掠袖擦掌’的打手似的男人，来威吓毫无武力的同性的学生们么？”即便恼怒，也不过是《碰壁“之后”》的大惊小怪：“碰壁，碰壁！我碰了杨家的壁了！”这是鲁迅帮爱慕他的女学生大造中国第一位女校长杨荫榆女士之反的文字。这场造反的结果：杨校长被逐，鲁迅丢失教育部的佥事职务，又意外引出一场文坛上的“闲话”风波；似乎作为某种补偿，鲁迅到手一场婚外情，不久便与闹事女生同居
至于被鲁迅指斥的来信者陈其昌，不过是个天真烂漫的共产主义青年，并且还是鲁迅的崇拜者。以鲁迅的地位，如此凶猛地对付一个年轻人，颇有牛刀杀鸡之嫌。更何况人家对鲁迅只有敬意，毫无敌意。陈其昌在信中如此写道：
先生的学识文章与品格，是我十余年来所景仰的，在许多有思想的人都沉溺到个人主义的坑中时，先生独能本自己的见解奋斗不息！我们的政治意见，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评，私心将引为光荣。
仿佛是上苍有意要让鲁迅难堪，杨荫榆和陈其昌二位的人生结局，竟然殊途同归：全都被日本侵略者杀害。一个在老家苏州向日军抗议奸淫掠杀暴行，被日本士兵骗到桥上残暴枪杀，漂尸河面。一个从事抗丵日活动而被日军抓获，严刑拷打，坚强不屈，最后被装入麻袋乱刀刺死，扔进大海。
倘若说，鲁迅对章太炎革丵命生涯的奚落，基于以革丵命者自居的无知，那么他之于享有海上孟尝君之誉的新月派文人邵洵美的诋毁，完全是遑顾事实，有持无恐，并且一再造谣：“邵公子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做文学资本。”由此生发出子虚乌有的登龙术，在《登龙术拾遗》一文中讥笑道：“穷小子想爬上文坛去，有时虽然会侥幸，终究是很费力的；做些随笔或茶话之类，或许也能够捞几文钱，但究竟随人俯仰……但一登文坛，即身价十倍，太太也就高兴。不至于自打麻将，连眼梢也一动不动了，这就是交相为用。”更在《拿来主义》一文中恶语相向：“因为祖上的阴功，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
事实上，邵洵美的家产，既不是骗来的，也不是抢来的，更不是做女婿换来的。因为邵洵美和盛佩玉的婚姻不仅是姑表亲家，邵家也同样名门望族，家财万贯。施蛰存对邵氏曾有中肯评说：“洵美是个好人，富而不骄，贫而不丐。”鲁迅一再朝着邵洵美恶声恶气，也许是心有嫉妒，也许是那位海上孟尝君为人过于厚道，被视作可欺。而邵洵美后来的遭遇，又像是上苍对鲁迅的不以为然。活到毛丵泽东时代的邵洵美，被加以子虚乌有的历史反革丵命罪名关进大牢，最后在穷愁潦倒之中郁郁而终。
鲁迅的后期杂文，大都经不起推敲。倘若说，鲁迅的前期杂文聚焦于人际纷争，那么其后期主旨是党同伐异。有了党争的立场，文章自然被真理化身的幻觉所笼罩，感觉在代表大众发言。早先那种两间余一卒、荷?独旁徨的孤独，此刻全然被大众发言人的光环所取代，就像毛丵泽东动不动就以人民的化身出现。实质上，此乃朕即天下的别一种说法。
读鲁迅有两种读法，一种是从他的后期读到前期，会越读越同情鲁迅，可怜鲁迅。卿本佳人，不管怎么说，毕竟是个出类拔萃的文学天才。一种则是从前期读到后期，会越读越觉得厌恶。文人堕落，原来并非只是消沉颓唐，真理在手的夸张，也是通向丧失自由的道路。
部分文字摘录李劼《鲁迅的局限》
| 袁世凯孙子要给历史翻案：祖父没有卖国！
(苹果日报) 1911年 10月 10日凌晨，湖北武昌城外一声枪响，一群受革命思想影响的清朝士兵譁变，打出新旗帜，攻佔武昌城，赶走朝廷命官，维持 200多年的大清王朝由此崩溃。发生在农曆辛亥年的这场革命，今年已一百年，也是中华民国建国百年。本报记者遍访海内外，追寻大革命名人踪迹，听他们的后人评价先辈，了解他们后人的荣幸与不幸。
「历史不能只由胜利者来书写！」袁世凯的嫡孙、现年 73岁的袁家诚在天津接受《苹果》记者专访时，对百年来压在他祖父头上三项罪名极之不服，向记者展示各种证物、文书，包括有袁世凯朱笔批示的《二十一条》影印本，力证祖父蒙寃。
在辛亥革命名人中，袁世凯是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这不仅因为他身为满清重臣，却倒戈逼退皇帝，实行共和；更因他又一度恢复帝制，过了 83天皇帝瘾；还因他被指与日本签署丧权辱国《二十一条》，以及派人刺杀革命党人宋教仁，备受后人诟病。 (博讯 boxun.com)
「历史不能只由胜利者来书写！」袁世凯的嫡孙、现年 73岁的袁家诚在天津接受《苹果》记者专访时，对百年来压在其祖父头上三项罪名极之不服，向记者展示有袁世凯朱笔批示的《二十一条》影印本，力证祖父蒙寃。
「你看，事关丧权辱国的条文，我爷爷都打叉，拒绝接受。」袁家诚指，袁世凯在日本最后通牒下，被迫签了部份条款，但绝不是教科书所指二十一条，「弱国无外交，当时情况下我爷爷已尽最大努力；实际上，当时孙中山与日本的关係，才对中国构成危险！」
袁家诚透露，中央电视台《走向共和》编导早前去日本拍孙中山资料，在档桉馆看到孙与日本人签的文件，大意是只要日本人帮革命党推翻满清，新政府将保证日本在中国东三省的利益，「编导回来跟我说，看后惊得一身冷汗，不知道怎麽处理！你说，我爷爷和孙中山，究竟谁在卖国？」
说到袁世凯当皇帝，袁家诚指祖父是想学日本、英国君主立宪。「他认为由封建过渡共和，必将导致流血杀人，君主立宪可避免内乱。清朝覆灭后几十年，中国社会动盪，战乱不绝，已证明这点。当然，国人骂他也有道理，因为复僻不得人心，我爷爷下台后，后悔不已，鬱鬱而死。」
谈到史记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袁家诚护祖更是七情上面：「我爷爷在世时就驳过这个说法。他要杀宋教仁，可以派人去南京杀，为甚麽要等他北上接我爷爷半路下手？那不是自找麻烦？宋自己也不信是我爷爷杀他，他的临终遗言还是写给我爷爷的！」
袁家诚甚至指，孙中山才是指使刺杀宋教仁的最大嫌疑，因孙、宋在革命党中影响力势均力敌，宋在才气和文字方面，甚至超越孙，孙主张暴力革命，宋主张和缓革命，「学术界早有质疑，是孙派人刺杀宋，这样既清除了对手，又嫁祸于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