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靠贪官外靠土匪 名人字画成官场行贿新宠（图）
2011/11/20 |
中共官场腐败，行贿受贿花式日新月异，名人字画已取代票子（钱）、车子和房子，成为时下最流行也最保险的权钱勾兑佳品，以致字画市场行情火爆，名人字画更炙手可热；连着名画家范曾被问到为何其画作如此高价时，都戏称「内靠贪官，外靠土匪」，暗指贪官追求，令其画价飙升。
内地艺术市场研究者牟建平指，着名画家范曾的画五成以上都是别人买来送礼。范曾是时下中国在世画家名气最大的一号人物，八年来他的画共卖出 4.5亿元； 15年前他的画每平方尺 4,000元，如今已升至 24万元。范曾在回应其画为何那麽贵时，半开玩笑答称「内靠贪官，外靠土匪」，意谓贪官追逐，令其画价暴涨，连土匪也知其画值钱。
「我每写完一幅书法，都被买字的人要求合影，主要为向别人证明，那是我的真迹。」内地着名书法家、现任国际书法协会主席刘正成表示，这些年向他买字的人，来自全国各地，买字都是为送礼。刘的字不便宜，小字一平方尺两万（人民币．下同），大字一平方尺也得 8,000元，但登门买字者仍络绎不绝。
刘正成又透露，有企业老闆出手就是 100多万，买他的字。买字者要求他写最多的是两类字，一是古今名人名句；一是与反腐倡廉、和谐社会相关的，如「宁静致远」、「惠风和畅」；也有人要求在末尾写上某某官的名字，「某某某先生雅正」，送官目的了然。
据悉，几年前喜欢字画还是沿海官员专利，如今风气已向内陆蔓延。字画已取代票子、车子、房子，成为现时最流行也最保险的权钱勾兑佳品。不少贪官受贿清单，都有名人字画，如重庆前司法局长文强、湖南郴州前市委书记李大伦等，杭州前副市长许迈永更藏有齐白石、范曾的画，以及启功、沙孟海的字等，俨如小博物馆。
儘管大部份官员未必懂欣赏字画，但收字画比收其他贿物风险相对小，既可附庸风雅，又可随时变现升值。市场上赝品盛行，但贪官们不懂，也不在乎。文强所藏张大千的画作竟是赝品；河北国税局前局长李真珍藏黄胄的《驴》及徐悲鸿的《神鹰图》也是赝品，但即使是赝品，最后也被人高价拍走。广东《南方周末》
贪官藏画录
•重庆前司法局长文强，藏张大千《青山绿山图》，但证实为赝品
•湖南郴州前市委书记李大伦，藏张大千、黄永玉等字画
•杭州前副市长许迈永，藏齐白石、范曾的画及启功、沙孟海的字
•浙江海宁原副市长马继国，藏范曾画作
•河北沧州原市委书记薄绍铨，藏范曾画作
•河北国税局前局长李真，藏不少名人字画，包括后来证实为赝品、黄胄的《驴》和徐悲鸿的《神鹰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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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谈“人心变坏”原因 称社会弥漫不安和愧疚
2011/11/20 |
羊城晚报
近段时间来，人们对当下中国的“道德滑坡”现象颇多忧虑。从举国关注的“小悦悦事件”，到医院误把活人当死婴的新闻，再到不断发生的路人扶老被讹事件，无不提醒人们，国人的道德水准似乎江河日下。尽管笼统地说国人道德堕落了恐怕有失公允，但无论如何，人们的焦虑和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当今社会无论是公德、私德、官德、职业道德，出现了普遍性的滑坡。中国人的道德人心出现了什么问题？中国社会如何重建道德？近日，中央也连续出台举措加强对官员道德的考核。在此，我们约请著名批评家刘洪波、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建勋撰文发表看法，并刊发《南风窗》记者石勇对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晓明的专访———
人心变坏的基础或背景
石勇：在社会不公正的强大力量冲击和包裹中，一个人要让自己心理不失衡、不变态，精神不崩溃，需要一种“情感支持系统”。
王晓明：对，譬如爱情，像电视剧《蜗居》和《裸婚》所展示的，在今天，除了相爱之外别无所恃的年轻人，多半困难重重，压力越来越大，心情越来越坏，现实的算计逐步压倒青春的欢乐，贫贱夫妻百事哀……
石勇：精神分析大师弗洛姆说，爱和创造性的工作是人克服和世界的分裂的重要途径。这两条路都被阻断的话，社会必然出现病态。
王晓明：再来看这位失恋青年的职场生活。今日的城市白领，无论国企私企还是外企，都经常碰到不能准时下班、周末出差之类的事，劳动时间被变相延长。更糟糕的是，公司运转越成熟，对员工心力的榨取也越厉害，尤其是那些薪水相对较高的行业，例如金融和IT行业，员工劳动的“心理强度”都明显增强，即便人是下班回家了，精神却松弛不下来，依然觉得很累。
石勇：您提出的劳动的“心理强度”这个概念很有意义，劳动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也是心理上的。这可以解释一些白领的“过劳死”。
王晓明：看起来他是回家休息了，但他却没有从容的心情去读一本需要动脑筋的书，或者看一部需要集中注意力的电影或话剧，他甚至没有心情和父母多说说话，因为这也同样需要投入心力，要对别人保持关心和敏感。这样累得久了，连谈情说爱的动力也会消散：“我哪有精力啊……”
石勇：您所说的这些，都是我们这个社会人心变坏的基础或背景。
王晓明：是。一个小孩日长夜大，他的精神和心理的自主性，是越来越强还是越来越弱？他进入社会和职场，对社会公正的信心是越来越强还是越来越弱？他和各种人交往，对非物质功利的情感和价值的体验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在我看来，这是理解一个人的道德和精神状况的3个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对这3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后者，那就可以断定，“人心”大概不会好。
社会上弥漫着不安和愧疚
石勇：专家坚持良知，会被视为不符合资本逻辑所决定的游戏规则，他可能很难混下去，除非出局，才会讲几句真话，假如确实有相应的学识的话。
王晓明：现在似乎是只有彻底放弃现实回报的人，才能坚持基本的底线。只要还有一点顾忌：家人啊、同事啊、所属的团队、学科、单位、学生……就很难完全守得住。特别是年轻人，有诸多的现实需要，也就随之会有诸多顾虑，要他在如此力弱的情况下顶住威逼利诱，事实上也很难。
因此，今天社会上实际弥漫着不安和愧疚感。良知并不会完全泯灭，只不过现在更多地表现为犬儒之后的不安。社会也就因此有了一种巨大的自我辩解的心理需求，需要发明形形色色的歪理，为伦理的失守辩护。在一些媒体和网络上，这种歪理真是太多了。
石勇：不能坚持良知而可以合理地得到辩护，由此形成几乎每个人思考和选择的共同的社会和心理背景，那实际上也等于说，出现药家鑫类的人，也不足为奇了。
王晓明：是。今天的大多数人其实都明白基本的是非，但他守不住，因此很不安，在这种时候，一旦参加某个公共问题或媒体热点现象的讨论，就本能地偏向那些能减轻自己这不安的歪理。药家鑫案中他的一些同学的言论，就是例子。
石勇：药家鑫案中有一种声音“假如是我，我也会这样干”，这种声音现在似乎比较流行。比如说，“我要是女人，也会当小三”。它背后有这样的逻辑：这是社会逼的，所以，不要问我有什么责任。但这样说话和行动的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也是社会中的一部分，也会作为“社会”影响别人。
王晓明：一个人要能如此反省，前提之一，是他多少有一点介入公共事务的正面体验，他能由此———哪怕是部分地———相信，因为公众的努力，社会能够变好。
可是，这些年来，我们对个人介入公共事务的体验，有多少是正面的？维权的代价，往往十分惨重。一个人如果长期缺乏这种正面的经验，他就会本能地愿意相信，社会是社会，他是他，彼此没什么关系。而到这一步，他也就不会再考虑“我这样做对社会意味着什么”这一类的问题了。
石勇：糟糕的道德和人性状况，会给我们的社会造成哪些后果，特别是正在剧烈转型的今日中国？
王晓明：最大的后果就是社会抵抗风险的能力非常差，稍有风吹草动，就一塌糊涂。当然，社会的自我保护和修正能力也因此很弱。
石勇：现在不少人都有一种无力感。
王晓明：但我们无需太悲观。所有的社会变革，背后都有一个东西在逼迫，那就是千千万万人的现实感受。“不能再这样下去”的社会共识一旦形成，就可能扭转我们刚才分析的那些消极心态。“文革”结束以后就是这样，今天和以后，我想也依然是这样吧。 □石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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