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澳媒近日透露，近12年前的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或有其密而不宣的原因；为彼此各自利益考虑，双方当时都不想公开“点明”这一事件背后的真实故事。其内幕被相信是在中国的一次某海军将领的私人聚会上遭披露,“虽然我们有人牺牲了，但是我们隐型材料的研制进度一下提高了十年都不止，这种进步，是以血和国际上的屈辱换来的”。虽然以下有关内容的核心点未经中美官方公开确认，但人们更容易倾向于接受的可能是“特殊事件的内幕只能埋在坟墓里”。]

时针拔向近11年前的一天，北京时间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突遭美军轰炸，中方3人死亡，20余人受伤。世界震惊，中国怒愤。江泽民甩下电话筒（数次不接美国总统的越洋电话），中国民众纷纷围攻美国华驻大使馆，而美国官方除了道歉还是道歉。令人值得寻味的是，在关键问题（或方面）中美军方都选择了沉默。

美国F-117"夜鹰"隐形战斗轰炸机

实际上，美国炸中国大使馆并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有着非常涉及到美国军方根本利益的原因。这并不是因为中国在国际舆论上支持南斯拉夫而让美国“不痛快”或美军导弹“找不着北”如此简单的表面现象所创设的理由。其真实的内幕情况是：彻底摧毁中国所得的F-117的残骸，这可是当时美国号称世界上最先进的隐型战斗轰炸机

在当时南斯拉夫境内，美国的F-117隐型战斗轰炸机被击落后，中国马上向南政府提出要求，是否能够把F-117的部分设备和残骸供中国研究，甚至出钱买也可以，在中国和南政府达成协议后，南政府把F-117的导航设备、带有隐型涂料的表皮残骸、发动机喷口耐高温部件在秘密状态下移交给了中国，就放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地下室供中国的军事专家研究。

然而中国的军事专家一开始并不知道，F-117的导航设备装有保密自毁装置（如果该机坠毁，自毁装置将自爆并炸毁导航系统中最重要的部件）。

但是，问题发生致使美国人失望： F-117坠毁后，自爆装置失灵。值得美国庆幸的是，美国人做事情也有后招，导航系统内部内嵌式电源仍在工作，并且不间断的发出其定位信息，这使得美国人在很短时间内找到了F-117残骸的精准位置。虽然中国人发现后迅速断掉了电源，但为时已晚。美国人还是获悉了这一情况。

可想而知，美国军方发现了当时F-117的位置后是大吃一惊，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中国人了解到美国的军事核心机密。当时美国人有多种方案可供选择（包括派海豹部队夺回等），但最后美国军方选择导弹袭击，估计是因为这种方式容易在外表上造成美国对中国在国际上支持南政府而表示出非

常不满或“也有可能”导弹失灵所致，但真正意图是彻底摧毁中国所得的F-117的残骸。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一枚激光制导炸弹要直接穿过几层楼打到大使馆地下室的原因，但问题的关键是，美国人又一次失望了。事实上那枚炸弹落下后居然没起爆，中国人最终还是取回了F-117的部分部件，极大帮助了中国隐型飞机的研制。

在中国的一次某海军将领的私人聚会上，有人感叹：“虽然我们有人牺牲了，但是我们隐型材料的研制进度一下提高了十年都不止，这种进步，是以血和国际上的屈辱换来的。”

官媒:公权腐败葬送共富之梦 已到了危险的境地 2011/11/24

网易 原文发于中央直属《求是》旗下《小康财智》杂志。“中国转型发展高层峰会”系列之一。因具体原因，正式发表时删除了部分内容 罗天昊 夏海汐 中国会不会坠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一个广受关注的话题。 从世界范围看，拉美、东南亚一些国家，在步入中国收入国家之后，就陆续掉进了“陷阱”，至今仍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而有的国家，则适时完成了社会转型，步入发达国家行列，如日本，韩国等。 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按照汇率法已经接近4500美元，未来中国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就目前而言，中国已经到了危险的境地。中国社科院社会所发布的研究报告称，我国中间层只占人口的23%，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比重。而作为一个穷国，中国的富豪数，已居世界第三，贫富分化严重。 中国民企国际合作促进会常务副会长陆德认为，中国的实际基尼系数要接近0.6，贫富差距还要扩大。而0.6是国际上划分的动乱线，为避免动乱的出现， 中国的改革深化，体制转型已是大势所迫。 权力的异化、腐败的盛行，是导致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 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曾说过，半管制半市场的状态，是很多贪腐分子最喜欢的状态，完全计划经济，无法变现，完全的市场经济，无法寻租。而半管制半市场经济，则可以寻租变现。 权力寻租是过于强势的政府所出现的重要经济现象。而这种现象，在富有威权传统的东南亚国家中普遍存在。 在中国，权力的寻租，是通过两重方式实现的。往往被大众忽略的是，国有垄断企业，其实就是最大的权力寻租。由政府代管的全民财富，都被集中在铁工基、通讯、石油等领域，而这些国营企业，乃是政府部门的嫡亲。通过直接控制企业巨头，既得利益阶层，将全民的财富，变为少部分人支配的财富。某些企业频频爆出了天价消费品，是对于“民财官用”的典型写照。 而另外一种寻租，则是大众普遍理解的模式，一些企业和个人，通过交纳权力献金，获得公权力的许可或者关照。而这种模式，一种表现为行贿受贿，凡是因为地产问题出状况的，就出窝案。可见公权力寻租的猖獗程度。一种表现为“内部争宠”，地方通过对于掌握公共财富的部门或者个人进贡，以获得倾斜性的资源，最典型的是各地的驻京办，专门在京“跑部钱进”。 权力的嫡亲和表亲，牢牢把握着社会财富，中国社会由此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贫富分化。 共同富裕渐行渐远。 而中国要实现共同富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可以借鉴日本和韩国的经验。 日韩的崛起，首先在经济领域，破除了垄断巨头，二战结束后不久，在美国的帮助下，实行了彻底的改革。致力于打击财阀，日本政府冻结了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15家大财阀的财产。此后解散对象不断扩大，先后指定56个家族为财阀家族，625个公司为“限制公司”。在政治领域，真正实现了主权在民，瓦解了天皇神权，打击了当时的门阀，清算了军阀势力；在文化领域，日本持续数十年的“脱亚入欧”更为彻底，实现了公民现代化和制度、文化的现代化。 韩国的富强，亦建立在对于政治和经济特权势力的抑制上。 进入上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逐渐意识到“财阀经济模式”不利于市场化竞争、容易催生腐败等弊端，开始减少对财阀支持。而一些财阀为了能够继续获得政府的支持，不惜重金贿赂政府高级官员，甚至直接把对象圈定为总统，一时间“黑金”泛滥，全斗焕、卢泰愚、金泳三，这些韩国前总统都不同程度地跟贿赂有染。1998年初，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上台伊始，强力打压财阀，整改财团财务结构，实行企业重组、规范金融秩序和投融资体制、加强税务监管等措施。21世纪之后，现代集团案发，现代集团前董事长郑梦宪被逼自杀，郑氏家族在政治献金案的打击下，遭遇重挫，大大震慑了政商勾结的行为，至李明博任上，韩国再无“红顶商人”存在的土壤。而在政治领域，韩国清算了强人政治，将权力关进了笼子里，彻底走出了威权政治的阴影，步入了彻底的现代化。 朱镕基主导的国有企业改革，以国有企业在众多领域的退出为特点，客观上有抑制垄断的作用。而目前这种改革，已经停滞多年，甚至有所倒退，未来需要重启国有企业改革，在大众竞争性行业，进行广泛的退出。 同时，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和韩国的“新村运动”，亦值得中国借鉴。 中国急需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防止过激的均富与仇富情绪蔓延的同时，进行增量改革，或者是中国未来必由之路。 在企业领域，一个叫做李东生的企业家，90年代末期所进行的增量式改制，或者可以为中国现任高层的增量改革提供启示。——财富的分配，应该更多向底层民众倾斜，同时，给予既得利益阶层适当的利益保障。 最紧要的，是政商彻底分离，减少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权力寻租自然没有市场。而要实现权力与商业的分离，政治领域的深化改革不可回避。不从政治上抑制豪强，打击变相世袭，权力固化，则经济领域亦难以实现大众对于财富的共享。 要创盛世，先用重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