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口秀明星黄西的奋斗历程: 拿美国总统开涮的华裔（图） 2011/11/25

我在基因模型公司工作以后开始写日记。因为我经常会在生活中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而我总觉得以前也经历过类似的事，但我不记得当时是怎么度过这些困难时期的，所以我觉得应该写点日记，如果将来再遇到什么困难可以回头看一看，从过去的经历里吸取一些教训。我断断续续写了一年，但后来我几乎把这事儿给忘掉了。 有一天我把以前的日记拿出来翻了一下，当时感觉很压抑，因为我在日记里写的大部分都是不安全感、挫折感，对自己不能控制的事感到遗憾，对自己没做到、做不到的事感到后悔。只有读到我在日记里写的玩笑时才感觉有点意思。 读了日记以后我就想，算了，以后就把生活里有趣的事情写下来。有人说过：不管处境如何，你都可以选择哭或者笑，你总可以有所选择。尽管犹太人在历史上一直受迫害，但犹太人仍以他们的幽默感而出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难民营，在最艰苦甚至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他们还坐在一起讲笑话。 我在公共场合讲的第一个笑话 和其他外国学生一样，我非常羡慕那些能在公共场合清楚表达自己想法的人。拿到博士学位以后，我就参加了一个叫国际演讲会（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的组织。这是一个世界范围的组织，它的目的就是改善人们在公共场合演讲和说话的能力。这个组织每星期都会举办一个聚会，参加聚会的成员必须做一个即兴演说，当然了，也可以是准备好的演说。这种活动基本上每次都有十几个人或七八个人参加。有些人来这个组织锻炼几个月，等他们感觉到在公共场合讲话比较自如后，就离开这个组织。还有一些人在这个组织里待了很长时间。在这里大家互相鼓励，每个人只要站起来讲话，不管他讲得是好是坏，大家都会给他鼓掌。 国际演讲会经常会举行一些比赛，成员可以参加不同的比赛项目。其中有一个项目要求参赛者讲自编的虚构故事，而且要比较夸张。我有一次讲到在山里遇到熊的故事，当时我觉得自己可能马上就会死掉。我跟大家讲：“我以前有过一次濒死的经历，就是路过一个墓地，这次我有一次真正的濒死经历了。”当时整个屋子里的人都大笑起来。之后有人跟我讲，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强的幽默感。 我来美国以后，根本不知道美国也有单口相声这种艺术形式。2001年，我在休斯敦的同事带我去了一家相声俱乐部，那天晚上艾默?菲利普斯在表演，当时我只能听懂他一半的笑话，但我还是被这种艺术形式深深吸引住了。后来我们家里安了有线电视，我就能够在电视里看到一些单口相声表演。 我们搬到休斯敦以后，我自己也想尝试一下单口相声，但我对单口相声非常不了解，所以我在2001年底参加了布鲁克林高中一个单口相声成人业余学习班。这个学习班开始的时候大概有12个学生，结束的时候只剩下8个人了。这些学生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和行业，有开五金商店的，有做广告的，有一个老师、一个理发师，还有一个会计 我在这个学习班里认识了我的朋友斯科特。 我们每个星期聚在一起上一次课，时间一小时，上了6个星期。我们学习了笑话的结构，比如铺垫、抖包袱，怎样用麦克风，以及在哪儿能找到相声俱乐部。在这个课堂里，我们还会谈论各自最喜欢的单口相声演员，并分析他们成功的原因。我们还分析了不同单口相声的风格，比如有些是智慧型的，有些是喜欢发牢骚的，有些喜欢搞耸人听闻的事情，还有一些专门让人感觉不舒服。 我们还了解了单口相声演出的不同形式。有一种演出叫“公开麦克”（Open Mike）或者业余演出，所谓公开麦克基本上就是有一个专业的单口相声演员主持，很多业余的相声演员每个人上台讲5~10分钟。还有一种专业的演出，在美国，专业的演出就意味着表演者会得到收入。这种演出一般会有一个主持人，首先由一个开场的相声演员讲10~15分钟，接着是中间表演者讲20~30分钟，最后领衔主演再讲40~50分钟。 这门业余课的目的就是想让学生自己写一些段子，上完这门课以后大概能写一个5分钟左右的相声段子。在这个课程结束以后，学生们会到剑桥一个叫做相声演播室的俱乐部做一次演出。但不幸的是，毕业的那天晚上，我工作比较忙，没能参加这场演出。 过了几个星期，2002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在萨莫维尔的一个叫汉纳的体育酒吧里，我第一次真正上台表演单口相声。那天晚上，酒吧的电视机里放着体育节目，有些人在玩台球，在不远处还有人在打保龄球。大部分顾客都是到那儿去看电视、玩保龄球或者喝酒的。酒吧的一个角落放了一只麦克风，这就算是我的舞台。 那天晚上我在台上大概讲了5分钟。我讲的时候几乎没有人笑，有几个从单口相声成人学习班里来的同学坐在台下就微微笑了一下。全场大概也只有那么七八个人偶尔听一耳朵。等我演出结束以后，有个人走过来对我说：“我觉得你可能很有意思，但是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那天晚上我讲的笑话里，只有一个后来还能用上。这个笑话是：我决定留在美国，是因为在中国我不能做我擅长做的事 散发异域风情。 即使这个笑话那天晚上也没有人觉得好笑。 令人灰心丧气吗？是的。我灰心丧气了吗？没有。原因很简单，刚开始搞单口相声的人都做得非常不好。和我一起参加学习班的人也没有一个做得好的。有一次，一个比我早一年涉足单口相声的美国人还问我：“你是怎么写笑话的？” 刚开始做单口相声时，我很难找到上台的机会。有时候尽管不能上台，我也会去一些俱乐部见一见他们的老板或其他相声演员。我给俱乐部的老板打过很多电话，波士顿比较大的几个相声俱乐部，我都打过电话，像喜剧联络站、喜剧演播室等等。有些俱乐部的老板对喜剧演员的态度非常粗暴，乔伊就是一个以对相声演员粗暴闻名的人。有一次我给他打电话，电话接通以后，他非常简短地说了一句：“一小时以后再打过来。”然后就把电话挂掉了。一小时以后，我又给他打电话，他对我吼道：“你他妈是个什么东西，你是一个闹钟吗？”然后又把电话挂掉了。几个星期以后，他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同意我在他的俱乐部演出。几年前，有几个打手突然出现在那个俱乐部里。乔伊夺路而逃。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在那儿见过他。据说乔伊欠了黑社会的钱。 有些相声俱乐部需要看简历，所以我就给不同的俱乐部发了很多自己的履历和照片，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俱乐部给我回过电话。 “喜剧储藏室”是一个开在地下室的相声俱乐部。这个俱乐部以前是某个银行储存金条的地方。直到现在，那里相声演员的舞台和观众席还是被一道非常重的铁门分开的。在喜剧储藏室俱乐部，有时会有一些新秀的演出，但每个新手必须得带两名顾客来才能上台演出。当时我在波士顿人生地不熟，所以大雪天里我就站在俱乐部的门口问路过的人：“你想看喜剧演出吗？”如果他们同意的话，我就又问：“你进去以后能不能就说是来看我演出的？”有些人同意了。只要有两个人同意帮忙，我当天晚上就可以上台表演。还有一些俱乐部就是比较彻底的公开麦克，比如峭普斯俱乐部，在这里，只要签了名，你就可以上台表演，但那儿几乎没有什么观众，基本上就是上台给其他的相声演员讲笑话。有些相声俱乐部在一些比较危险的街区，比如埃普拉尔德岛俱乐部，是在多切斯特，每次我在那儿表演都会看见至少一辆警车闪着紧急灯开过来。有一次一个喜剧演员从俱乐部出来以后，发现有几个人正想把他的车推倒。另外一次有两个喜剧演员在俱乐部外面吸烟，一个人冲过来掏出枪想抢他们的钱，其中一个喜剧演员跟抢劫的人说：“你就朝我开枪吧，我今年已经36岁了，我已经活够了。”那个拿枪的人真就走了。 后来事情逐渐有了好转，因为吉姆?戴维斯，一个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在蜥蜴酒吧开了一个相声俱乐部，他的相声俱乐部吸引了很多智商比较高的喜剧演员。每个周一的晚上，我们都有一场演出。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第一次到蜥蜴俱乐部的情景，我当时没有上台的机会，只是想到那儿去看一下演出，认识一下俱乐部的老板戴维斯先生。那天晚上安迪?欧费斯在上面表演，他演着演着突然开始脱衣服，最后他把所有的衣服都脱了。观众看见他穿着一条老年人穿的内裤，最后他把内裤也脱了下来，里面到处都是婴儿的爽身粉。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几年以后，安迪创立了自己的裸体相声秀，他还把这种裸体相声秀带到美国其他很多城市，在他的裸体相声秀里，相声演员必须要裸体表演，我从来没有上过他的秀，也没有看过他的秀，因为我还是喜欢穿着衣服表演的相声演员。 有了初步的表演经验以后，我一直努力争取在不同的相声俱乐部表演的机会。没事的时候，我就在一个褐色的小笔记本上写点东西。我总是把这个小笔记本放在口袋里，有什么想法就记下来，对着一面镜子或者一个录像机练习。即使练习过，在每次表演之前我也非常紧张，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把这种紧张的情绪压制下去，然后尽量把当天晚上想讲的笑话记下来。 蜥蜴俱乐部每个星期一都有一个相声表演比赛。在那天晚上表演的单口相声演员必须表演一分钟的新段子。赢家获得的奖励就是一张可以在楼上餐厅使用的20美元餐券。尽管这个奖励不是很大，但这个比赛让表演更有意思。有一天晚上我还真赢了。到现在我依然清楚地记得我赢了以后非常高兴，开车回家时天上下着非常大的雪，雪花就像是在空中横着飞一样，我边开车边享受这种兴奋感，感慨着美国真是个奇妙的国家，像我这样的移民也能够得到其他人的欣赏。 蜥蜴俱乐部是我在美国第一次体会到单口相声威力的地方，喜剧演员可以让整个屋子的人都跟随他的思路，和他一起笑。这种感觉是每个喜剧演员都在寻找的。我在蜥蜴俱乐部里赢了6次，获奖次数排名第二。获奖次数最多的是彼得。后来我还在俱乐部里演过一些小品，有一些是我自己写的，有一些是彼得或者其他喜剧演员写的。 里克?詹金斯是相声演播室俱乐部的老板，他有时候也到蜥蜴俱乐部来看演出。如果他发现谁的表演取得比较大的进步，他就让这个人到他的俱乐部去表演。相声演播室在哈佛广场的一栋楼里，这栋楼的一楼是家中餐馆，叫香港楼，二楼是个酒吧，三楼就是这个相声俱乐部。哈佛大学的学生给这家中餐馆起了一个昵称叫“the Kong”。香港楼的蝎子碗非常受欢迎，蝎子碗基本上就是一大碗加了果汁和冰块的酒，几个朋友可以用吸管同时喝。开始的时候，我每隔几个月才能去这个俱乐部表演一次，不过我在这里的大部分演出效果都还不错。 从我的喜剧事业的角度来讲，2003年是很不错的一年。年初的时候，有一天我在洗脸时忽然想到，可以排练一个竞选总统的小品。我马上把这个想法写了下来。蜥蜴俱乐部的老板吉姆?戴维斯看了我的想法以后就建议我把它拍成一个小短片。我们把演员和摄制都找好以后，准备选一个天气比较好的周末把这个短片拍出来，因为我们非常想在室外拍一些镜头。美国的一些总统候选人经常会在街上和选民握手或者亲吻街上的小孩。我当时也想拍一些这种镜头，但是我们等了好几个星期，每个周末都在下雨或下雪。没有办法，我们就决定在我家里把所有的镜头都拍下来。 3月份的一个周末，吉姆、庆达、尼克还有我的朋友斯科特一大早就来到我家里。我们花了两个多小时就把所有的镜头都拍完了。后来这个小短片还在剑桥的一个喜剧节的短片比赛上拿了冠军。2010年，当我被邀请去美国记者年会表演的时候，我还用了这个总统候选人的素材写了不少笑话。 从2001年起，波士顿每年都会举办一个喜剧节，这个喜剧节从北美的各个国家征集喜剧演员。主办方经常能够拉到几百甚至上千人来参赛，然后他们在这上千人里选择96个人去参加三轮比赛，最后选出一个冠军。在我们的成人学习班里，我是唯一被选入这个比赛的。我在第一轮比赛里表现不错。有个朋友还鼓励我说：“你能赢得整个比赛。”在第二轮比赛里我也表现得很不错，杰?雷诺的《今夜秀》的一个工作人员跟我说：“你把你今天晚上的录像带给我寄来，我看看能否在《今夜秀》上播出。”《今夜秀》是当时美国数一数二的喜剧节目。后来我告诉斯科特，《今夜秀》有人对我感兴趣。斯科特说：“如果你能上《今夜秀》，我就自杀。”不知为什么，我感觉他还说得挺认真的。 那天晚上我特别兴奋，一夜都没睡着觉。第二天我就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整理我的笑话，想找到最好的笑话和最好的顺序。因为我表演相声只有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而且开始的时候，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写新笑话和排练新笑话上，所以我练得很好的笑话不多。我在《纽约客》杂志上看到一个喜剧演员说，必须把一个笑话讲72次以上，才能真正把每个笑话的用词、用时以及抑扬顿挫都搞准。我当时只有8到10分钟比较好的段子，在决赛的时候还需要演8分钟。那天我一直跟我太太讨论用哪个笑话比较好，她肯定听得不耐烦了，但她也没有说什么。 决赛那天晚上，我感觉非常紧张，而且很疲劳。但彼得非常兴奋，他告诉我们，那天晚上的裁判很多都是娱乐圈的大牌，有些来自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有些来自比较好的杂志，还有一些是喜剧节的组织者。他非常自信地跟我讲：“他们已经注意到我们了。”但他的话让我感觉压力更大。 在决赛里我表现得非常不好。决赛一共8个人，我排在第8名。比赛结束以后有个人跑过来跟我说：“喂，你应该讲一些关于非典的笑话。”当时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后来斯科特的朋友基利跑过来问我：“乔丹跟你说什么了。”我这才知道这个人是波士顿非常有名的乐队“街头顽童”的一个歌手，在美国比较有名。 我最终没能赢得冠军。但是参加决赛已经给我带来了不少新的机会，从那以后，我就被邀请到喜剧联络站的俱乐部表演 这个俱乐部是当时波士顿最好的俱乐部之一，本地和全美知名的相声演员都在那儿表演过。我一般都是在星期一至星期三的晚上上新秀的节目。有一次我在相声联络站表演，效果非常不好。在波士顿非常有名的相声演员托尼?威就跟我讲：“黄西，你讲话一定要慢下来，你有很多很好的笑话，但是你必须给听众足够的时间想一想再笑。” 托尼?威是一个久经沙场的单口相声演员，在年轻的单口相声演员里有很高的声望。扣题（call back）是单口相声里的一个技巧，就是先讲一个笑话，几分钟以后，再把之前讲的笑话的部分内容重复一次。我当时觉得把一个笑话用两次有点偷懒，但托尼跟我讲，观众非常喜欢扣题，因为用了扣题，观众就会觉得他们自己也在故事当中，这样单口相声演员和观众的关系就会更近一点。从那以后，我每次上电视都会尽量用扣题的方式讲一个段子。之后不久，我又和斯科特一起参加了一个即兴表演的成人学习班。讲课的老师是艾米莉，她也是一个搞单口相声的演员。在那个课堂，我们没有学即兴表演的一些原则，例如，永远要对搭档说是；同意搭档讲的话并补充一个例子；在舞台上，每个错误都是机会。 我们没有学习这些原则，基本上就是玩儿一些即兴表演的游戏，例如，情绪转换或者字母表游戏等。字母表游戏的规则是，和搭档在台上对话的时候，每说一句话就必须使用字母表上的下一个字母，比方说，你搭档说话的时候用A打头，你回答的时候就必须用B打头。我非常喜欢这个游戏，因为这个游戏很有挑战性，但是有些人就不喜欢。有个女孩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当场就决定退课，因为她当时一个句子也想不出来。对我来讲，最困难的游戏是情绪转换。在这个游戏里，表演者需要根据指示随时表现出不同的情绪。可能正在表演开心情绪，接下来就会被要求表现出非常伤感的情绪。对我来讲，愁眉苦脸的情绪是非常难找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脸上总是带着微笑。 参加这门业余课的同学在我的公寓里又聚了几次。我非常喜欢即兴表演，但是在搞了几个月即兴表演以后，我在台上说单口相声的时候却觉得更加困难，因为我周围没有搭档跟我对话。当时我想成为一个比较好的单口相声演员，所以以后就没有再搞过即兴表演。 2004年是比较平静的一年，那一年我在枕头边也放了一个小笔记本。因为我有时候会在床上想到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但等第二天找到笔和纸的时候，就想不起来那个想法是什么了。在这期间，我还开始在寰亚餐厅主持一个相声节目，寰亚餐厅就是我在面试的时候，我的一个同事在米饭里吃出邦迪创可贴的地方。寰亚餐厅的老板是从台湾来的，她先生是美国人。他们总是跟我抱怨生意不好，但我实在没忍心告诉他们饭里有邦迪的事。寰亚离我工作的地方不是很远，他们有喜剧表演的时候就会把喜剧演员的名字贴在门上，因为我当时还不想让我的同事知道我在搞喜剧表演，我就把我的姓从Huang（普通话的黄）变成Wong（粤语的黄）。我在那儿主持星期天晚上的公开麦克，但那时候很少有听众。我记得有一次，一个顾客喝醉了，在酒吧里的一台小计算机上玩游戏，有一个相声演员每讲一个铺垫，这个醉鬼就会把他的包袱给抖出来，这个演员非常难受，因为他所有的包袱都被一个醉鬼猜出来了。 我逐渐告诉一些朋友和同事我表演单口相声的事情，有一些同事还去看过我的表演。2004年我生日的时候，我太太觉得把我中科院的同学请到寰亚餐厅给我庆生是个好主意，因为我非常喜欢单口相声。我太太给我所有的同学都发了邀请，结果只有一对夫妇来看了我的表演。迄今为止，波士顿有很多从大陆来的学生，也只有这一对中国夫妇去相声俱乐部看过我的表演，大部分在波士顿的中国人对自己家庭和工作场所以外的世界都非常不了解，他们觉得如果去单口相声俱乐部听不懂笑话会感到尴尬。 加里?莫尔曼是艾米莉的一个朋友。他当时也和我一样住在阿灵顿，后来加里去了北京，在北京成了一个演员。 2005年初也没有什么大的起伏，我在相声方面没有什么收获。偶尔我会在专业表演里做中间表演人。但是在波士顿的几个主要的俱乐部里，我都不是红人。 在喜剧演播室的里克给我争取了一个在NBC（全国广播公司）《多样性》（Diversity）的试镜机会。由于美国NBC电视台想在自己的电视节目里增加一些少数族裔的面孔，所以他们到喜剧演播室来找一些少数族裔喜剧演员。我试镜的时候非常成功，但一直没有从他们那儿得到什么消息。后来，我才发现他们选择了埃里克?常，一个长相非常英俊的华人和意大利人混血儿。 杰里?赛恩菲尔德说过：喜剧是一门生存游戏，你必须随时寻找下一个演出机会。新手上台表演的机会非常难找。新手相声演员接到活儿一般会问：“谢谢了，你让我表演多长时间？”后来有人邀请去吃午饭，我们也会开玩笑地说：“谢谢，你让我表演多长时间？”有一次我被一个波士顿比较红的相声演员邀请去一个教堂表演。这个教堂在新罕布什尔州，演出时间是在中午。我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到那儿，讲了十几分钟给他开场。这个相声演员事先说会给我50块钱的报酬，结果演出结束后，这个人跟我讲：“主办方说没办法付你50块钱。这样吧，算我欠你一个人情。”我当时还觉得，太棒了，这么红的单口相声演员欠我一个人情，这对我将来喜剧事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但之后我再没有从那人那里搞到过任何演出机会。 不知道什么原因，有很多波士顿的单口相声秀都是在中餐馆里表演的。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有一家非常出名的顶好俱乐部，当时很多喜剧演员都在这家俱乐部锻炼自己的本领。现在每年还有顶好俱乐部的团聚表演。顶好俱乐部是在一家叫顶好的餐馆里搞起来的。我有一次在一家中餐馆里讲笑话，正往舞台上走的时候，突然有个顾客把他的杯子举起来对我说：“能不能再给我来点儿冰茶。”我就跟他说：“我等会儿再给你加。”我上了台以后，就对那个顾客讲：“你现在还要冰茶吗？”大家哄堂大笑。 我在波士顿城郊的九龙饭店里表演过很多次。九龙饭店的服务员和厨师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其中有一个人还问我：“你是来美国学相声的吗？”有天晚上，一个单口相声演员向观众介绍我的时候说：“在我刚才去厨房的时候遇见了下面要上台的人。”后来在另一场演出中，主持的单口相声演员也用一模一样的方式把我介绍给观众。这个单口相声演员下来后对我说：“我的上帝呀，真不好意思，原来已经有人用过这种方式介绍你。你一定对此深恶痛绝了吧。”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用同样的方式把我介绍给观众，我们还成了很好的朋友。 我不仅喜欢在台上逗观众笑，我也喜欢喜剧演员这个群体。 在喜剧演员这个群体中，有各种不同性格的人。有些人非常喜欢交际，他们在俱乐部演出结束以后还会聚在一起聊天、打牌，或者星期天的时候一起玩垒球；有些人在自己演出结束以后就马上回家。我就是属于第二类的。有些相声演员比较外向，有些比较内向。我一般都比较谦虚，而且低姿态。我认识一个黑人相声演员，他是个外向而且很有自豪感的人。有一次他跟我说：“我是波士顿最好的少数族裔相声演员。”过一会儿又补充道：“我特别不喜欢谦虚的人。” 美国大部分喜剧演员都有一种荣誉感和诚实感。很多年前，有个相声演员经常偷用其他人的笑话，趁别人不在场的时候就在台上讲他们的段子，但他没有想到这些相声俱乐部的老板对各个相声演员的笑话都非常熟悉，结果有个老板把这件事告诉了其他的相声演员。后来几个相声演员把这个家伙围住打了一顿，然后把他赶出了城。有很多相声演员都比较尊重现实，他们希望自己的喜剧能够反映真实生活。如果他们听见台上有些人讲的故事非常不真实，就会瞧不起他，尽管有些笑话还是很有意思。我觉得如果笑话的质量好，和现实稍有距离倒也无妨。 我认识一个叫EJ的相声演员，有一次，他的驾照因为酒后开车被吊销了一年。一年以后，他到法官那儿（美国重新取回驾照的一个程序 法官得相信你已戒酒才会允许你重新持驾照），法官问他：“你最近喝没喝酒？”EJ回答说：“噢，我又喝酒了。”就因为这句话，他需要再等一年才能拿到驾照。不能开车对单口相声演员来说是个巨大的障碍，因为他们总是需要到其他城镇演出。但是EJ就这样连续三年跟法官说他仍然在喝酒，所以他就连续三年没能取回驾照。后来等他终于戒了酒，才把驾照拿了回来。 其实也并不是所有的俱乐部老板都苛刻，有一些还是比较风趣的。有天上午我给一个相声俱乐部老板发了条短信，这个俱乐部老板以前也是一个单口相声演员。我在短信里问他，能否让我在他的俱乐部表演，他马上给我回了个短信：“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晚上要搞一个女性喜剧秀。”然后我给他回了一句：“好吧，谢谢你没有把我当成女人。”他马上又回复我：“我可以把你当成女人，但我觉得你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这是个很简单的笑话，但我还是笑得挺厉害。大家开了个玩笑以后，我觉得很多困难都消失了，我可以再回到写作和表演的生活上来。虽然我的前途还不是很确定，但是有那么几分钟的时间里，我觉得问题也不大。 亚美社区发展协会（ACDC）是由几位亚裔活动家创立的非营利组织，他们游说市政指定一些住宅以低价出租或出售给波士顿中国城里的穷人。这个组织每年都会举办一个筹款活动。2005年，他们邀请我去表演15分钟。上台之前我非常紧张，因为我的段子都是面对白人和黑人观众摸索出来的，美籍华人平时很少去相声俱乐部，所以我不知道美籍华人对我的笑话会有什么反应。 让我惊喜的是，当天晚上表演的效果非常好。这次表演很大地增加了我的自信心。我以前也听说韩裔相声演员玛格丽特?赵的段子是不被亚裔社区接受的。尽管我非常尊重玛格丽特，她是美国亚裔喜剧的先锋人物，不过我还是希望自己能被亚洲人接受。 后来我联系上了纽约的华裔单口相声演员及社区领袖杰米?龚，他当时正在组织一个亚洲音乐演出。杰米是个非常外向的人，他在2004年美国申办奥运会的时候还举着火炬从中国城跑过。我搭了一辆车到纽约，他把我带到他在中国城里的住所，他们家有三层楼，他妹妹住一楼，他住二楼。他还给我看了他在2004年擎过的火炬。晚上我就睡在他家的沙发上，第二天我在卡罗莱相声俱乐部表演了一场。 杰米以前组织过亚洲相声演员的巡回演出。我当时非常希望他能够再组织一次类似的演出，这样我也可以参加。但是到2005年的时候，他已经把心思都放在香港，正努力在中国传播美式脱口秀。 2005年的时候，我又被选入了波士顿喜剧节比赛。在喜剧节之前，我还请求喜剧节的创始人吉姆?米奇给我一个到《莱特曼秀》试镜的机会。那次试镜在波士顿意大利区一个搞即兴表演的小剧场里进行。我给吉姆打电话没打通，就在他的留言机里留了言，告诉他我前段时间参加了NBC《多样性》的试镜。我也没有期望太高，因为我和吉姆不是很熟，而且在波士顿，很多资历非常深的单口相声演员都在等着去《莱特曼秀》试镜。几个星期以后，吉姆给我来了个电话，说会给我一个试镜的机会。 不久，2005年的波士顿喜剧节开始了。我在第一轮就被淘汰了，当时我太太和她朋友还在观众席里看比赛。这场比赛失败以后，我开始认真考虑是否应该放弃喜剧，把精力放到科研上来。 去《莱特曼秀》试镜的那天，我有点生病，所以一整天都情绪低落。波士顿即兴表演小剧场里的环境非常好，音响也很好。那天晚上座无虚席，因为大家都知道来参加试镜的人里有波士顿最棒的单口相声演员。还有很多从纽约和美国其他地方来的单口相声演员也来参加试镜。当天晚上每个相声演员都想给艾迪?布里尔留下好印象。艾迪是《莱特曼秀》的星探。他每年都会在美国各地面试几百甚至上千人，从中挑一些好苗子。当天晚上的表演是由托尼?威主持的。我上场之前，他向观众介绍我时说：“下面要上场的这个人有非常独特的幽默感，请大家仔细听。” 我的第一个笑话就把大家逗得前仰后合。那天晚上，我是表现最好的一个。当晚表演结束后，参加面试的人要排队从艾迪那里接受反馈，艾迪告诉我：“我记得在2003年的波士顿喜剧节见过你。”之后他给了我一些非常具体的建议。他说他很喜欢我讲的几个笑话，但是他不太喜欢有关大脑移植的那个笑话，因为那有可能触怒做过器官移植的人。最后他跟我说：“你现在已经走在通往《莱特曼秀》的路上了。但是我需要看到你更多的笑话，你可以给我寄一些光盘来。”后来我给艾迪寄了一些我的表演光盘。几个星期以后，我和太太在阿姆斯特丹旅游的时候，收到艾迪的电子邮件。他说他喜欢那个光盘里的两个笑话，但是他还需要看更多笑话。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就把他这句话当做一个非常有礼貌的回绝，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和他联系过。我没和他联系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在波士顿，大家都知道上《莱特曼秀》非常艰难，即使水平已经达到了他们的要求，也可能永远上不了他们的秀。因为《莱特曼秀》对美国单口相声演员来讲算是最高级的一个秀，他们每年只选两到三个新手在节目里表演。 2005年的时候，艾迪在波士顿举办了几个讲座，介绍单口相声的基础知识，以及应该怎样改进单口相声水平等等，他还讲了《莱特曼秀》找单口相声演员的一些标准。他在讲座上说：“黄西是波士顿最好的喜剧演员。”通过他的鼓励和支持，我才没有放弃单口相声，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请我去做中间表演者。 2006年初，我在一所高中的捐款演出里第一次做领衔主演。最初我是被请去做中间演员，但是那天的领衔主演临时有事需要早一点离开，所以他就让我来做领衔主演。当时我表演了40多分钟，大家给我鼓掌13次。那天晚上爱国者队有一场比赛，但是很多人都没看比赛，跑来看我的演出。 作为中间表演者，我讲得越来越好。我的表演还被人放在美国的视频网站上，获得了很高的点击率。 托尼?威后来请我到一个为自闭症患者募捐的义演上表演。那天晚上，我见到了我在喜剧界的偶像史蒂文?赖特。那天我的表演非常成功，我和史蒂文?赖特在一起的照片被《波士顿环球报》刊登后，我的很多同事才发现我在做单口相声表演。有个同事还给我的老板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另外一个同事把阿拉斯加的明信片贴在冰箱上，因为一些报纸和杂志登了一个我写的有关阿拉斯加的笑话：在阿拉斯加有半年是白天，半年是黑夜。我想知道，他们那儿邮局的过夜快递怎么办？（In Alaska, half the year is day and the other half is night. I wonder what the overnight delivery situation in that state is like?） 我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往纽约跑，希望多认识一些纽约的相声俱乐部老板。美国有一个相声俱乐部叫做连环画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每两年都会集中看新手表演。每当这个时候，从美国各地来的单口相声演员都会站在俱乐部外的大街上排队，当自己的名字被叫到时去领一个号码，然后俱乐部的人会告诉他表演的时间。到我表演的那天，我搭了一辆大巴去纽约。当天晚上的表演反响不是很热烈，俱乐部的老板娘说我在台上走来走去很不自然。事实上，因为那时候正好是冬天，我去纽约的时候穿着非常沉重的靴子，所以在台上踱来踱去的时候，步调显得很不自然。因为那天的表演不是很成功，那个相声俱乐部没有再请我回去表演。 2006年的冬天，我还去了一次洛杉矶，看看那里单口相声的情况。去之前我联系了一个以前曾经在波士顿工作的单口相声演员。他后来到洛杉矶的好莱坞即兴表演馆里当了一个小老板。我还把我的一张表演光盘寄给了埃米?安德森。埃米是一个韩裔喜剧演员，小时候被美国人领养。她当时正在洛杉矶组织一场亚洲喜剧表演。埃米对我们非常热情，在马里布的海滩上见面以后，我们一起在一个日本餐馆吃了午饭。埃米是6年之前从美国中西部搬到洛杉矶的，她也在美国喜剧中心电视台表演过。她经常跟我们讲：喜剧事业是一个艰苦挣扎的过程，反正在哪儿都是一样挣扎，还不如找一个环境比较好的地方，比如加利福尼亚州。当天晚上她去好莱坞即兴表演馆看我的演出。我那天的演出效果很好，演出结束后我还碰见了德鲁?凯里。我看见他的时候有点紧张，因为他是个知名的电视明星。但他主动找到我，和我握手以后说：“你的表演很不错。” 那天晚上表演完以后，我和埃米以及其他一些从波士顿来的单口相声演员聊了一会儿。彼得在一年以前离开波士顿到洛杉矶。他在2003年波士顿喜剧节的表演很成功，取得了第二名，从那以后他有了自己的经纪人，并决定搬到洛杉矶。但是到2006年初的时候，他已经决定不再说单口相声，开始写小品。我当时问他：“你为什么要放弃单口相声呢？史蒂文?赖特那样的大明星在开始的时候也非常艰难。”他笑了一下，没有说什么。我感觉他对自己的决定还是非常自信的。 在洛杉矶机场等飞机的时候，我和好莱坞即兴表演馆的小老板谈了一下我的喜剧事业。他告诉我，他觉得我更像一位作家，而不像一个搞表演的人。我非常不喜欢听这话，但我还是很尊重他的意见。 2006年底的时候，我又在纽约高萨姆相声俱乐部找到了一个表演的机会。我和我太太开车到纽约，住在我朋友肖毅的家里，另外一个朋友唐磊那天晚上也到演出现场给我捧场。当主持人宣布我名字的时候，唐磊还一个劲儿在下面喝彩。那天晚上每个喜剧演员有7分钟的表演时间，时间到时，主持人会点亮红灯示意时间到。上台以后，我的表演效果非常好。我觉得时间已经过了，但没有看到主持人亮红灯，我以为是我自己没注意到红灯，就马上又讲了个笑话以后走下台。后来那天晚上主持节目的喜剧演员告诉我：我表演的时候他没有点红灯，因为他觉得我在台上表演的效果非常好，就想让我多讲一会儿。唯一遗憾的是俱乐部的老板那天晚上没在。我来的主要目的是想给俱乐部老板留一个好印象，但是连老板的面也没有见到。我们只好开4个小时车回波士顿，以后找机会再来。 之后我又往纽约跑了很多次。有一次我们6个喜剧演员从波士顿开车去纽约的一个相声俱乐部。我们开了很久，一路上几个人互相开玩笑来消磨时间。等我们到了俱乐部才发现，那里只有几个观众，我们想见到的俱乐部老板还马上就要搬到洛杉矶。我那天晚上的表演效果也非常不好。 2005年，我在亚美社区发展协会的募捐晚会上的表演非常精彩，所以2006年他们又请我去演出，而且让我作为领衔主演。他们为这次表演作了很多宣传，因为这次表演，《波士顿环球报》和新英格兰有线电视台都采访了我。 和《波士顿环球报》的记者里克?卡恩约好时间，我就去了他的办公室。我们一起聊了几个小时，采访结束以后，我们还在电话和电子邮件里聊了一段时间。这篇采访后来刊登在《波士顿环球报》的星期天版面上，篇幅很大，文章的开头用了很多我写的笑话来吸引读者。在这次采访中，里克也问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问题，例如：是否可以拿种族开玩笑？自嘲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种族成熟的标志，或者是该种族在美国社会地位比较稳定的标志？我当时跟他说，在美国的亚洲人已经差不多到了能够自嘲的时候了。我当时还跟他说，尽管社会已经很进步了，但仍然存在很多种族歧视的现象。 2006年底的时候，托尼?威还给我提供了一次机会 到中国和他一起表演。因为他去中国的那段时间正值波士顿喜剧节期间，所以我就没有在喜剧节报名。不幸的是，托尼因为一个电视剧取消了去中国的计划。结果我只好留在波士顿，但却不能参加波士顿喜剧节的比赛。那一年，丹?巴尔杰赢得了波士顿喜剧节的冠军，然后得到了在美国喜剧中心电视台表演的机会。沙恩?莫斯和丹?巴尔杰也因为他们在喜剧节的表演受邀参加阿斯彭喜剧节。阿斯彭喜剧节在2007年以前是全美范围的单口相声比赛，沙恩在阿斯彭的比赛中拿了冠军，然后拿到了一次在《柯南?奥布莱恩秀》的表演机会。我那些天非常沮丧，因为那一年参加波士顿喜剧节的喜剧界人士非常多，而我连在喜剧节竞争的机会都没有。 2006年底和2007年初的时候，波士顿有很多喜剧演员在全美范围内受到了关注。丹?萨利是和我一起在蜥蜴相声俱乐部演出过很多次的单口相声演员。在我们同一批的单口相声演员里，他是第一个在全美范围的电视台表演的。他在喜剧中心电视台表演了10分钟，在他之后，乔?李斯特、埃琳?贾奇以及迈克?卡普兰也先后到喜剧中心电视台表演。 在这段时间，很多波士顿的喜剧演员都冲到了全美喜剧表演圈里。我去喜剧中心电视台试镜过几次，也给《柯南秀》寄过表演光盘，但都没有收到回音。我后来还去蒙特利尔的喜剧节试镜了两次。这个喜剧节的组织者告诉我：“黄西，可能你有些笑话还比较有意思，但是观众不会对一个移民的故事感兴趣。”这话对我的打击非常大，作为一个从中国来的喜剧演员，我不仅需要克服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还要克服另外一个更大的障碍，即观众能否接受一个移民的表演。 有一次，波士顿一个资历较深的单口相声演员跟我说：“黄西，你搞的这个东西是幽默，不是喜剧。”我非常不同意她的观点，我觉得幽默是最好的喜剧，不过我可以理解她这么说的原因。2006年的时候，戴恩?库克这种类型的单口相声演员非常受欢迎。他的单口相声，音效非常响，肢体动作也很多，他经常在舞台上跑来跑去。因此很多人告诉我，如果不改变风格，我就不会走很远。 到那个时候，我已经经历了很多次失败的试镜和比赛，我开始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觉得自己想在娱乐界谋取一席之地的想法可能很不现实。美国已经有许多非常杰出的娱乐人才，人们为什么会喜欢一个从中国来的相声演员用第二语言作的表演呢？我用英语讲笑话是以己之短攻人之长，这么做是不是非常愚蠢呢？另一方面，我觉得在潜意识里，我总会被其他亚裔美国人的表现所影响。当时关颖珊是全世界最好的花样滑冰运动员，她在不同的比赛中多次获得冠军，但在最关键的奥运会比赛里她总是拿不到冠军。2006年冬运会的时候，《时代》周刊没有选择关颖珊，而是把一个白人女孩作为封面人物。我当时很为她打抱不平，觉得《时代》周刊不重视亚洲人。不过，后来这个在《时代》周刊杂志封面出现的白人女孩还是赢了冠军。这件事对我的信心打击比较大，我有时候会怀疑亚洲人是不是在关键时刻缺乏这种临危不惧和冷静的精神来真正摘取冠军，亚洲人是不是没有在关键时刻发挥出最好水平的基因？ 好莱坞喜剧明星马丁?劳伦斯的经纪人托珀?卡鲁到喜剧演播室来看过我的表演，他的言行举止就像一位慈父。他表示对作为我的经纪人管理我的喜剧事业很感兴趣，但我们谈了几次以后，他突然失踪了几个月。 托珀同时还是个电影制片人。11月的时候，他决定拍一部叫《面部舞蹈》的电影。他邀请我在这部电影里演一个角色。我演的这个中国移民想找一个黑人女孩谈恋爱。电影里有几个镜头是我在街上穿着裘皮大衣，戴着那种黑人的发套，想学会怎样和黑人女孩打交道。托珀当时准备在哈佛广场上拍摄这些镜头。我就问他：“如果我是个想找黑人女孩的人，我为什么要去哈佛广场？哈佛广场上大部分都是白人和一些亚洲人，很少有黑人在那儿。”他听了我的话觉得很有道理，就决定去马塔潘的蓝山街拍摄这些镜头。马塔潘是一个黑人街区，我们在一个星期六的白天拍了将近6个小时。我站在街上跟过路的人讲：“对不起，我想找一个黑人女朋友，你能不能给我一些建议。”有很多路过的黑人告诉我：“你应该带更多金银首饰，女人喜欢这些东西。”另外一个人说：“你应该穿一件真正的裘皮大衣。你现在穿的这个玩意儿对你找女朋友没有什么好处。”下午的时候还有个人跟我讲：“你不要站在这里，这里比较危险。一个星期以前这儿还发生过一起枪杀事件。如果你想找女人的话，还不如到街头的酒吧里，花20块钱就可以找一个妓女。”有些人看着我，脸上表现出怀疑的神情说：“你不像是从中国来的，你好像是从波士顿来的。”还有些人注意到有人正在拍摄我们的对话，他们或者表现得更加有声有色，或者根本不搭理我。拍摄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一对黑人夫妇跑到我跟前说：“如果想找黑人女孩，你就告诉她们你非常喜欢 车厢里有些杂货 的人。”我问他们这句话什么意思，那位黑人太太就笑了笑跟我说：“这就是 你喜欢大屁股的女人 的意思。” 后来我们又到一家黑人开的服装店，问他们的店员什么样的服装能够吸引黑人女孩。结果店员就拿了很多比较肥的裤子，还有一些非常昂贵的裘皮大衣，和一些色彩鲜艳的鞋给我看。 在街上拍摄的6个小时里，除了我们的摄影师和托珀的太太，我没有见到一个白人，这仅有的两个白人还是和我们一起来的。在那6个小时期间，除了一个亚洲人以外，我们见到的全都是黑人。在美国，尽管种族隔离不是官方的政策，但事实上隔离还是存在。 《面部舞蹈》在一些电影节上放映过，但是从来没有在美国的各大影院真正公映过。 就在这段时间里，我的岳父母来美国玩。我太太带着他们到西海岸游玩了一个星期。他们不在的时候，我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出去表演。有时候一天晚上会表演好几场。那个时候，和一些搞单口相声的同行比，我确实是落在了后面, 我没有赶上的希望。 2006年的时候，我还拍了一些广告。有一次拍广告的时候需要染脚指甲，我岳父看见了还偷偷问我太太：“黄西不是总染脚指甲吧？”不久，我太太怀孕了。我当时上了不少跟育儿有关的课，并且从来没有错过一次B超检查，因为我想看看我太太肚子里的孩子。 在这期间，我非常认真地考虑过是否要放弃单口相声。因为我快要成为父亲了，但是我的单口相声还是没有什么大的进展。没有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对我成为职业单口相声演员抱有信心。我当时还在考虑是不是应该回到学术界，或者是去商科或法律学校学习，这样我的收入会更高一点。 2007年3月，我儿子降生了。这时候，我基本上已经停止了写作和表演。在儿子出生之前，我把自己所有的笑话都存到电脑里，尤其是那些以前练得比较熟的笑话。这样如果偶尔有人请我去表演，我还能随时用上。我儿子出生的时候是7磅4盎司，说实话，之前我不太理解人为什么要生孩子。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去劝别人要孩子，只是知道我自己和儿子在一起的时候非常高兴，心里甜滋滋的。成为父亲以后就很难想象为什么有些人不想要小孩。有一次我推着婴儿车在哈佛广场上逛的时候遇见了一些年轻的相声演员，他们看见我推着婴儿车就一边跟我聊天一边往后退。我倒也没有怪他们，因为我单身的时候也非常怕小孩。 有了孩子后，工作量非常大，怀孕对母亲的身体影响也非常严重。和母亲比，父亲稍微容易点儿。但我晚上还是睡得很少，我是从那时开始喝咖啡的，只有这样才能在工作的时候不至于睡着。 2007年整整一年，我都很少去演出。偶尔有几次去相声俱乐部的时候总是看见很多新人，有几个资历稍微老一点的相声演员跟我说：“还以为你已经离开波士顿了呢。”还有一个人说：“我以为你去电视台工作了呢，因为你的笑话非常适合上电视。” 2007年底的时候，我就对育婴的一些事情比较熟练了。这时我也琢磨了一下自己的人生。大概人们在创造了一个生命以后就会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我当时想，将来我的孩子长大以后我要怎么对他讲呢？“你爸以前是个搞单口相声的，后来决定放弃。”我儿子问我：“为什么呢？”我回答：“因为你来到了世上。” 我当时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是，如果我现在放弃，我到底是一个懦夫，还是一个敢于放弃自己喜欢的东西的英雄呢？ 经过很长时间的思索，我觉得成为父亲以后就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放弃是一个比较懦弱的举动。 2007年冬季的一天，我冒着大雪去路边的一家咖啡店买了杯咖啡，然后就坐下来开始写笑话。我从晚上10点一直坐到12点咖啡店关门为止。那天我没写出什么好的笑话，就是感觉非写些东西不可。我回家以后就马上睡着了。尽管喝了咖啡，但是因为有孩子后缺觉的原因，这些咖啡根本不起什么作用。 也是在这段时间，我们公司和哈佛医学院有个合作项目，所以我经常需要去哈佛大学。我在哈佛大学的校园里注意到，这里已经有很多华裔教授。我当时就觉得，美国不需要再多一个华人教授，部分中国人应该试着在其他领域有所突破。 我又逐渐回到相声俱乐部做一些表演。这一次，我对成功没有抱任何幻想，我这时的榜样是我的一个大学同学。虽然他的微积分考试没有及格，但他还是非常喜欢微积分，直到大学毕业的时候，他一有闲暇时间还会做些微积分的题。从他的故事里我得到了很多启发。我喜欢单口相声，是因为我觉得创造一些以前从来没有存在过的笑话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过程。能够创造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也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 2007年底的时候，我还有很多假期没有用掉，所以我就决定12月份的时候在家休息。白天看孩子，晚上去喜剧演播室表演。那段时间，我白天写了很多东西，晚上去讲。但是尽管付出了努力，在那一个月的时间里也没有写出什么好段子。 2008年开始了，进展依然缓慢。我参加了一些演出，但是根本没有任何突破的迹象。在继续写作和表演的同时，我还要强迫自己每个星期都做一件和自己喜剧事业有关的生意方面的事情，例如和一些代理机构联系，或者给俱乐部老板打电话，或者跟其他的单口相声演员聊聊天。这样可以扩大自己的接触范围，多寻找一些机会。虽然没有很大收获，但至少这些努力也不会对我造成什么损失。 我的岳父母2007年底回国后，我和太太都比以前忙多了。我常常下班后去接孩子，回家后一只手抱儿子一只手做饭，晚饭后再去表演。有一天晚上表演之前，我和凯文?诺克斯聊了一会儿。凯文是波士顿相声界的老将，号称“相声狂人”，他从前在拉斯维加斯表演后会把观众带到大街上狂欢一通。他当时正在化疗，身体非常虚弱。我对凯文说我已对成功不抱希望了，他对我说：“你会一路走到最高的地方。不要因为现在还在给别人免费表演或只赚50块钱就丧气。好莱坞总是在找新题材、新明星。”凯文2010年死于癌症复发。他给了年轻的相声演员莫大的鼓励。 我们一家三口在2008年4月份的时候回了趟中国。那是我第一次去上海，国内的变化又让我吃了一惊。 我儿子那时还非常小，所以我决定不回白山，因为那里没有机场。我和父母还有弟弟就在上海见了面，然后我们再从上海一起飞到牡丹江我太太的老家。不管怎么说那里还有一个飞机场。 我在国内从来没有去看过单口相声演出。2008年回国之前，我和国内的一些相声俱乐部联系了一下。我试了一个月，才和丁广泉老师联系上。丁老师为我在海淀剧院安排了一场演出。 我从牡丹江回来后在北京待了几天。那段时间我每天都会去不同的俱乐部看表演。中国的观众看单口相声和美国观众有点不一样，在美国，大部分的相声俱乐部都是晚上有节目，好一点的俱乐部的天棚都比较低，俱乐部的室内温度也调得比较低，观众一边喝酒一边看演出。在中国有很多相声演出是在白天或者傍晚，观众基本喝茶，吃花生，嗑瓜子，很少有喝酒的；美国的观众比较爱笑，中国的观众比较爱鼓掌。 演出那天王向东带着我去了海淀剧院。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在美国认识的朋友加里?莫尔曼也去给我捧场。丁广泉那天没有去看我演出，因为他当时在唐山参加一个喜剧节，他的一个学生接待了我。 我在更衣室里等待的时候，当天的节目主持人问我：“你是自己来的吗？”我说：“是的。”当时我才意识到，国内大部分都是对口相声。然后他又问我：“你的西装在什么地方？”他们告诉我，表演传统段子应该穿长袍，表演比较现代的段子应该穿西装。幸亏当时我带了一件西装外套。我上台的时候他们又让我把眼镜摘下来，但我没有同意，最后他们只好很不情愿地让我戴着眼镜在舞台上表演。 我之前花了两天时间把我的笑话从英文翻译成中文。那个星期天下午，在这个能容纳300人的剧场里大概只有三五十个观众。我对着这些观众表演了7分钟左右，我的笑话大部分都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但是观众确实掌声鼓励了两次。通过这次演出我发现，找出逻辑错误的笑话，或者通过逻辑引申的一些笑话比较容易把观众逗笑。其他和文化背景相关的以及玩文字游戏的英文笑话中国观众不容易理解。我还记得当天效果非常好的一个笑话是：如果我在一起车祸里丧生，我希望能够和一个水泥搅拌车撞在一起，这样我死以后马上就会有一尊我的雕像。这基本上就属于玩逻辑的笑话。那天同台表演的还有很多其他相声演员，大部分人的演出效果也不是很好。这是我唯一一次在中国表演单口相声，虽然效果不是很好，但是也要比我第一次在美国表演的效果好得多。 相声表演结束以后，我和一个看上去经验很丰富的单口相声演员聊了一会儿。他当时一边吸烟一边跟我讲：“你的这些段子，大家需要想一会儿才笑，所以你讲的还不是相声。”他的这个说法比较有意思，因为在美国也有人跟我提过类似的建议。 2010年4月的时候，《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说我无法把13亿中国人逗笑，而且还说丁广泉认为我的段子不好。但丁广泉那天根本就没在现场。说实话，我都不知道丁老师是否说过这句话，因为那篇报道登载了一些我自己也没有说过的话。 加里?莫尔曼后来邀请我去了一个在北京的外国人聚会。我们约在东直门地铁站见面，他来的时候骑了一辆小摩托车，让我坐在他身后的后座上。他在拥挤的人群里开得非常快，我在后面心惊胆战。我从来没有把一个男人抱得这么紧。 参加聚会需要带一个礼物，加里把我带到了一个西方人开的非常小的杂货店。中国人在美国开的杂货店一般都非常狭小，这次我才看到在中国的外国人也开了非常狭小的杂货店。在那天晚上的聚会上，我知道有很多外国人在北京住，而且很多是在国内的演艺圈里混。当时我听说在北京的外国人汉语越流利薪水越高。那时候加里刚在一部中国电影里面找到角色，那部电影是关于中国的第一个奥运运动员刘长春的故事。他在电影里演一个英国的种族主义者。 我从中国回到美国以后接到一个电话，电影《谎言的诞生》想请我出演一个角色。美国大部分电影都是在好莱坞拍的，但是后来马萨诸塞州在税收方面给电影工业一些优惠的政策，所以也有些电影会在波士顿拍摄。我在那部电影里面演一个村民，提一些关于上帝的问题。5月份的一天早上，我来到了拍摄现场。我发现在电影里有台词的演员和群众演员的待遇差别非常大。有台词的演员有自己的休息室，有一些比较好的专供食品。有一天下午，天气突然变冷，马上就有一个助手跑上来搓我的手，让我暖和一点。 瑞奇?热维斯是这部电影的导演，他还是一个在英国和美国都比较有名的喜剧演员，主演了在两国都非常受欢迎的喜剧《办公室》（The Office）。瑞奇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跟他一起工作比较轻松。在拍摄的时候，他突然从人群里钻出来，用一支玩具枪朝史蒂夫射击。史蒂夫是和他一起合作写剧本的人，在电影里客串一个小角色。后来瑞奇表演的时候，史蒂夫改掉了自己本应说的台词，突然对瑞奇讲：“我喜欢美国的办公室，我觉得美国的办公室比英国的办公室好。”结果现场又哄堂大笑，因为瑞奇是英国人。 那天参加拍摄的很多演员是演舞台剧出身，所以他们的声音比较洪亮。这些舞台剧演员在拍摄的时候，瑞奇需要提醒他们不要太夸张，但轮到我说台词的时候，瑞奇没有给我任何指导，他只是告诉我再把台词念一遍。那一句台词一共拍了三次，每次我说那句台词的时候，其他演员都忍不住笑。拍摄结束以后，剧组让我第二天再来做一些即兴表演。 第二天，在拍摄现场，连那些化妆师都告诉新来的人，我前一天非常有趣。尽管那时候有一些从纽约和洛杉矶来的演员，而且有很多演员都在电影和电视上露过面，但我还是觉得那天我像个明星一样，因为大家都在议论我的表演多么有趣。 第二天我做完即兴表演后，有一些演员告诉我，他们觉得我表演时说的那些话非常有趣。但一年半以后电影在剧场里放映的时候，我即兴表演的那些镜头都被剪掉了。非常遗憾。 从北京回来不久，喜剧演播室的老板，里克?詹金斯告诉我，艾迪?布里尔要在喜剧演播室搞一次《莱特曼秀》的试镜，艾迪想再看看我的表演。到那时候，我已经有3年没有和艾迪联系过了。5月11号，我又在《莱特曼秀》试镜了一次。还是和往常一样，他会给每个相声演员一个反馈。那天晚上他把我第一个叫去，告诉我他认为我已经有能力去上《莱特曼秀》，只是需要找到一些合适的笑话，并把这些笑话按正确的顺序表演出来。从这以后，我就开始剪辑这5分钟的段子。我隔三差五会给艾迪寄一些光盘，听取他对这些段子的意见。 我对艾迪的反馈非常认真，但是同时，我对上《莱特曼秀》也没有抱很高的期望。因为有很多单口相声演员都在他们的候选名单上。有一些波士顿的单口相声演员告诉我，《莱特曼秀》总是让人在段子上花很多工夫，但是几个月甚至几年以后仍然不会用你。 同时，我还是继续去公开麦克来发现新的段子。这段时间我写出一些非常棒的笑话，我在波士顿相声演员里的名气也越来越高。有个相声演员对其他人说：“我从来没见过有谁比黄西更逗！”有时我演出结束后有些观众会喊：“再讲一个吧！”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我到现在还记得那天从公司回家，我在车里面听到大地震的消息后潸然泪下。我非常了解中国农民的生活多么艰难，他们种地非常辛苦，拥有的东西却很少，灾难性的打击使他们的情况雪上加霜。我从收音机里听到这样一个故事，有几个美国记者在四川的时候路过一个村子，他们看到一个人的房子全都倒塌了，而且基本没有什么吃的。这几个记者第二天又找到这个村子，给这个人带了一些食物。结果这个人拒绝了记者的好意，并对这几个记者说：“你们再往山里走一点，那里有些人的情况比我更糟，你们应该先帮助他们。” 这个故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因为那段时间美国媒体上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非常多，大都是在讲中国生产的含铅儿童玩具、劣质婴儿奶粉，环境污染以及童工之类的问题，隔三差五还会有一些中国的贪官被抓的消息。大部分美国人很少看到有关普普通通的中国人的真实生活报道。 汶川地震后我想搞一场募捐演出，把演出赚到的钱捐给红十字会，我的朋友和同事都非常支持。我当时想在美国的一些媒体上作一些宣传，我联系了《波士顿环球报》、本地的广播电台以及一些电视台，但是没有一家媒体答应帮我，所以这次募捐演出的消息基本上就是通过一传十十传百的办法传播出去的。有些人去看了表演，有些人不能去看表演但还是在网上买了票。 那场演出大概只募捐到900美元，不是很多，因为我当时的知名度非常低。 2008年10月的时候，艾迪要我去纽约，在CBS的制作人面前再表演一次。《莱特曼秀》和CBS的一些制作人对我的英语口音有点儿担心，他们怕美国中西部的人听不懂我的英语。我乘上去纽约的大巴，在纽约的高萨姆俱乐部又表演了一次。当天晚上有很多非常成功的单口相声演员都在那儿表演，像迈克?博比克利亚、埃杰?巴克、史蒂夫?赖特等等。在这种试镜中每个人都非常紧张，当时有一个高大而且非常滑稽的黑人喜剧演员，他都没有把自己要讲的东西讲完就下了台。他有一个金发碧眼的挪威女朋友，当时这个女孩儿就坐在我边上，跟我聊一些英语学习方面的问题。我当时比较紧张，因为她特别高大的男朋友就在我旁边，我担心他会嫉妒。 那天晚上我的表演很成功，但不幸的是，CBS的制作人没有来。因为当天是一个犹太人的节日，那两个制作人都是犹太人。所以当晚我就乘了一辆夜车回到波士顿，在凌晨两点钟的时候，我还在和艾迪互相发电子邮件，商讨怎样完善我的笑话。 尽管一夜没睡，第二天我还是照常上班。我喝了很多咖啡和可乐提神。与此同时，我又感觉我上《莱特曼秀》的机会越来越渺茫，因为当晚有很多非常厉害的单口相声演员都参加了试镜。 2008年12月31号，有一个新年晚会请我去做中间演员。表演的地方在弗雷明汉，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剧场里。当晚的领衔主演布赖恩?基利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喜剧演员。他还给《柯南秀》写笑话。他看了我的表演后，就问我想不想去《柯南秀》试镜。 2009年1月，我又去纽约的东村相声俱乐部参加《柯南秀》的试镜。我那天晚上表演的段子非常好，但是我根本不知道《柯南秀》的人是不是在场。表演以后我跟艾迪说了有关这场面试的事情。他马上给我发电子邮件，说他很高兴我能够去《柯南秀》试镜。但是他觉得，我应该在《莱特曼秀》上和大家见面，因为《莱特曼秀》的收视率要比《柯南秀》高得多。他终于许诺给我在《莱特曼秀》表演的机会，而且还邀请我去参加全美喜剧节。 2月份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个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音乐大厅表演的机会。这个音乐厅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剧场，墙上、舞台上以及一些包厢的扶手上都有非常华丽的装饰。当时有一个相声演员从纽约特地赶来参加这场演出，他还雇了几个摄像师现场拍摄他的表演。他雇的这些人都是些专业的摄影人，同时有几个镜头对着演员和观众。当时我请他们把我的演出也录下来，他们答应了。那天我的演出非常成功。有一位观众还当场给我画了一幅肖像漫画，并在演出结束后给了我。几天以后，摄影师告诉我已经把录制的东西剪辑完了。但是他们向我要不少钱。我答应了他们的价钱以后，还要一路开车到缅因州去取这盘录像。路上由于超速 海外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