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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志军的重用下，张曙光突破了惯例，一年多时间三易其职，一路高升。（图片来源：PHOW/CFP）
财新《新世纪[13.27 0.30% 股吧 研报]》 记者 谷永强 王晨 发自北京 特派记者 章涛 发自美国洛杉
对周围的邻居来说，沃尔纳特市(Walnut)皮埃尔路688号的中国房主非常神秘。
山西晋城女商人丁书苗被抓不久，张曙光便赶至美国，把这栋原本由他和王兴共有的别墅全部转入王兴个人名下。图为其别墅。（图片来源：财新网）
从洛杉矶市出发，沿60号高速路行驶35英里左右，便是中产阶级和高收入阶层聚集的沃尔纳特市。这座城市的3万多人中，60%以上是亚裔。冬天的加州地区因为干旱，从高速公路上放眼望去，多是衰草荒山；进入该市后，却一片春色，居民区内多种植常绿植物。张曙光和其妻王兴在洛杉矶购置的豪宅，便在其间。
这套别墅占地近3万平方英尺(约合2793平方米)，住房面积为4100平方英尺(约合381平方米)，拥有五间卧室。和皮埃尔街区其他房屋一样，这套别墅有围墙将房子与马路隔开，院内绿树环绕，草坪打理得整整齐齐，大门上还装饰着圣诞标志的雪花。一切都显示，房屋有人打理。附近除草的墨西哥工人称，偶尔会看到有中国人驾车进出。
但财新《新世纪》记者12月间数次探访该处，门铃均无人应答，门口的信箱内也空无一物，挂在该户名下的电话提示已经停机。
图为其别墅外。
一墙之隔住着的一位美国女士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自己在此地居住多年，但“几乎不知道隔壁还住着人”。男主人仅见过一次，女主人大概三四次，她猜测都是中国人，40多岁，从不参加社区活动。
688号的神秘房主，正是有“中国高铁总设计师”之称的张曙光和妻子王兴。
2011年1月中旬，山西晋城女商人丁书苗被抓不久，张曙光便赶至美国，将这栋原本由他和王兴共有的别墅全部转入王兴个人名下。王兴则在同一时间关闭了她在工业市(city of industry)的一幢高档写字楼的办公室。这间办公室位于该楼308室，王兴已租用了至少十年之久。
一个月之后，2月28日，张曙光被停职审查的消息公布。
火线升迁路
张曙光作为刘志军的亲信，主抓高铁引进谈判和建设，所掌运输局本身又是铁道部最核心的职权部门，一举成为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
2002年11月，张曙光和王兴二人以全款购得此屋。当时，仅转移税(documentary transfer tax)就交了946美元。以此推算，张王二人买下这套别墅大概花了86万美元左右(洛杉矶郡转移税税率为每1000美元交1.1美元)。
别墅所在学区，拥有沃尔纳特市高级中学等多家教学质量颇佳的中学，附近还有著名大学Pomona文理学院，因而备受华人青睐。附近执业20多年的中介罗莎称，这个街区少有房屋出售，现在的市价“100万美元肯定逃不掉”。
2002年的86万美元不是小数目，按照当年汇率(1∶8.28)，相当于人民币712万元。很难想象，一个每个月挣2200多元工资的铁道部客车处处长，能够在美国买得起这样的豪宅。在美国置业多半可归功于其妻王兴生财有道(详见下篇“集便器中间人王兴”)。
2002年的张曙光，正处在人生低谷之中。他在1998年当上铁道部客车处处长，负责审批地方铁路局的客车更新计划和进京、进沪的列车时刻。但因为各方面对他“反映”不好，2001年被部里外放到沈阳铁路局任局长助理，虽属平级调动，职权却大大缩水。
不过，这是一个短暂的蛰伏期。2003年3月，随着刘志军接任铁道部部长，张曙光很快开始了他的火速升迁之路。2003年4月，张曙光调任北京铁路局副局长，升了半级。不到半年，被调回部里，出任铁道部装备部副部长兼高速办副主任，负责高铁技术引进。2004年，张曙光又被提拔为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兼副总工程师，后被称为“高铁设计第一人”。
张的位置相当特殊。以职位论，张曙光虽然不是副部长，但作为刘志军的亲信，主抓高铁引进谈判和建设，运输局本身又是铁道部最核心的职权部门，主管铁路运行计划及发展规划，几重因素相加，张一时风头无两，成为铁路系统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此后的2007年和2009年，张挟高铁如火如荼的发展势头参选院士，虽有各方鼎力相助，又有铁路企业组建的助选团上下打点，终因有人执意反对而落选。
时至2011年，借“4万亿”之机，由刘、张二人一手推动的高铁建设已经全面铺开，成为令世界震惊的“奇迹”。一时间，连《金融时报》中文网站都在讨论中国什么时候会把高铁从北京修到伦敦。但在烈火烹油的繁荣景象之下，张曙光已有骑虎难下之感。
2011年1月中旬，丁书苗被抓不久，张曙光嗅到了危险，开始切割相关财产关系。2月28日，张曙光被停职审查。一位接近张曙光的人士透露，张被带走调查后不久，“头发就全白了，背也驼了，还患了严重的糖尿病，整个人今非昔比”。
在他停职期间，有关他的贪腐传言沸沸扬扬，传闻中的涉案金额高达20多亿美元。不过，这都是未经证实的传言，从财新《新世纪》记者初步了解的情况来看，目前能够确认的是张曙光在美国的房产，及其妻王兴对于列车集便器市场的操纵。据铁道部内部人士透露，张目前被关押在济南，对他的调查没有结束。
在财新《新世纪》记者的采访过程中，在张的同情者和反对者眼中，张的形象两极分裂。反对者将他描述为不学无术却热衷于溜须拍马、沽名钓誉的投机分子。但在铁路机车建设领域，很多人对张的遭遇不无惋惜，他们一方面佩服其工作能力，肯定其在高铁建设中的贡献；另一方面，亦对他和其家人操纵招标颇有微词。
或许，这两面都是真实的张曙光。
挤进客车处
没有人想到张后来能升至高位
张曙光今年55岁，祖籍江苏溧阳，父亲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八路”。幼年时因父亲工作调动，随家人迁至新疆生活。1982年从兰州铁道学院(现兰州交通大学)车辆专业毕业后，张被分配至上海铁路局蚌埠分局蚌埠车辆段工作。
据一位张曙光的同事透露，张“从基层干起，用了近十年时间升至蚌埠车辆段副段长”。1991年底，张被调至铁道部机车车辆局验收室任管理工程师。这次调动，两个职位虽然同为科级，但从基层到部里，这一步堪称鱼跃龙门。
张曙光身高近一米八，相貌堂堂。他和妻子王兴都曾就读于兰州铁道学院。王兴1960年出生，比张曙光小四岁。“虽然王兴貌不惊人，但父亲当时是铁道部里的‘老人’，资历很深，和部里很多人都很熟悉。”前述张曙光同事称。
王兴的父亲王亚良，上世纪80年代初曾在国际铁路联盟中国驻波兰办事处任职，80年代中期任铁道部外事局副局长一职。当时铁道部经常去波兰开会，王亚良负责接待。
据另一位铁道部内部人士透露，张曙光初到铁道部之时，没有地方安置，直到1992年初车辆局成立验收室。在同事眼里，当时的张曙光“并不起眼，很普通的一个人”，没有人想到张后来能升至高位。
张曙光很快熟悉了部里的工作，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客车处。上世纪90年代初期，客车处是车辆局的实权部门，以“接触面广和水深”而著名，其职能一是编制每年的新造客车计划，在铁道部下属机车制造厂间分配各厂的制造指标；二是负责审批地方铁路局的客车更新计划，这对地方局非常重要，就连刘志军在沈阳局当局长时也要“跑部”多要指标。
前述铁道部内部人士回忆说，“下面铁路局需要新客车，但分配权在客车处处长手里，所以路局都要和客车处拉关系。有次客车处处长去沈阳出差，刘志军亲自接送，吃饭时敬酒。刘志军酒量不大，非得和他喝六杯酒，希望客车处能给沈阳局60辆客车，但当时的客车处处长最终敷衍了事。”此外，客车处还负责确定各地方铁路局每年开往北京、上海的列车时刻、次数；同时审核批准科研项目和分配科研经费。
在验收室工作两年之后，1994年初，张曙光私下透露希望调往客车处，当时客车处的领导同意“让张曙光过来先呆三个月试试”。其时，客车处连处长共五个人，副处长一职一直空缺。1994年，张曙光填补了这一空缺，从此展现出出众的沟通能力。
初拥豪宅
张曙光在客车处任职时就已家产可观，超出了其正常收入
在2001年铁道部部属机构改革之前，客车处位置很关键，是机车制造厂和地方铁路局的主管单位之一，对各机车制造厂和铁路局的设备物资招标拥有很大话语权。因此，对国内大量中小机车配件制造商来说，直接获得铁道部客车处的首肯，是进入铁路市场的捷径。
“铁道部下属的客车厂只负责系统集成，很多零部件由供应商提供。如果供应商和客车处的人关系好，就能成为铁道部指定的零件供应商，业内叫点装，产品就能卖出高价。”一位铁道部退休人士称。
张在客车处任职时的一位同事称，“张曙光擅长交际，很会来事”，很多对外的交际应酬都由张出面。客车处经常要参与铁路设备物资招标和展会，张很愿意去，有时还要5万元的出场费。
在张曙光调任客车处之前，已有多人因招标受贿出事。上述接近张曙光的人士透露，张刚到客车处时，时任处长亦曾告诫他要洁身自好，“张当时也说下面因为招标找他的人很多，家门被堵着一天到晚回不了家，承诺以后要公事公办”。1998年，张升任客车处处长。
但张到客车处不久，就有各地的厂长私下里反映对张的感觉“不太好”，“要条件，给好处”，但都不明说具体事情。期间，铁道部内部还曾传闻，有人举报广州一家机车冷冻机厂想进入铁路市场，给张曙光送了30万元。
财新《新世纪[13.27 0.30% 股吧 研报]》记者从权威渠道获悉，对于张的批评当时只有口头上的反映，并没有收到有真凭实据的举报，部领导和党组决定将张曙光以“下去锻炼锻炼”的名义暂时调离，以“离招投标远点”。2001年，张曙光被调至沈阳铁路局任局长助理。对这个决定，时任副部长的刘志军还颇有意见。
张曙光当年是否已有问题？至少从财新《新世纪》记者的调查来看，张曙光当时就已家产可观，超出了他正常收入。而张曙光的妻子王兴已经赴美，成为了一家名为Micropher(马克夫)的集便器厂商在中国的独家代理。在她的帮助下，马克夫很快打入中国市场，2003年前一度是铁路集便器的主导品牌。
早在1999年10月，王兴就以个人名义贷款购买了洛杉矶一套34.6万美元的独栋住宅，并于次年将房屋转为和张曙光以夫妇名义共有。2002年底，王兴以61.5万美元的价格将此房屋出售，随即又和张曙光联名，以约86万美元买下本文开头提到的688号豪宅。
结识刘志军
张曙光之所以能够成为刘志军的铁杆亲信，关键在于能很好地贯彻执行其想法
曾与张曙光共事的多位铁路人士证实，张曙光和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关系非同一般，是刘的铁杆亲信”。张曙光后来步步高升，正得益于刘志军的大力提拔。
铁道部一位退休人士透露，张曙光和刘志军1997年已经认识；1998年张曙光调到客车处后，两个人关系更加密切起来，“当时刘志军任铁道部主管运输的副部长，负责提速试验，需要客车处的人现场配合”。
刘志军以“工作拼命”著称。“这个人在工作方面没的说，是个拼命三郎，经常晚上12点还叫人去开会，开到早上3点。”前述消息人士回忆说，当时的客车处处长年近退休，扛不住频频半夜开会，“几番折腾之后，客车处处长就派张曙光去应付刘志军”。张曙光由此进入刘志军的视野。
据一位接近张曙光的人士透露，有一次刘志军半夜打电话给张曙光，问他在干什么，张说在处理一个电务故障，这给刘志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8年10月，原客车处处长退休，张曙光官升一级，正式出任车辆局客车处处长。从多位接近张曙光的人士描述中可以看出，张曙光之所以能够成为刘志军的铁杆亲信，关键在于他能很好地贯彻执行刘的想法和命令。“刘志军爱熬夜，张曙光夜里就陪着刘志军；刘提出什么问题，张曙光都能提出些办法；刘志军爱好女色，张曙光就给安排。加上张曙光和刘志军一样，在人际交往方面会来事，两人很对脾气。”
2003年3月，刘志军出任新一届铁道部部长后，张曙光的升迁之路就此打开。铁道部很多人都知道，刘和前任部长傅志寰的关系并不融洽。傅志寰在提候选人名单时没有提刘志军，中央考核组下来考核时也提了不同意见。
“刘志军一上来，就取消了刚成立不久的客运公司，这是网运分离改革的试验田；又把傅志寰提拔的多名局级干部进行了岗位调整。”一位铁道部“老人”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
刘志军烧的第三把火，是建立自己的人马。据上述铁道部退休人士透露，刘志军上台后，直接从铁道部此前不得志人员名单中选人，张曙光即在此列。
2003年4月，张曙光从沈阳铁路局调任北京铁路局，出任北京铁路局副局长。随后不到半年，即调回铁道部，出任铁道部装备部副部长兼高速办副主任，负责高铁技术引进。虽然张只是高速办的副主任，但因与刘志军关系掌握实权。按照惯例，铁路系统内人员至少应在原岗位干满一年才能升职，但在刘志军的重用下，张曙光突破了惯例，一年多时间三易其职，一路高升，2004年即出任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兼副总工程师，号称“中国高铁技术第一人”。
高铁能人
张曙光是刘志军跨越式发展战略的第一执行人。中国近年高铁发展深深地打上了张曙光的烙印
从2004年开始，张曙光的主要工作都围绕着高铁展开。刘志军上台之后，搁置前任已经铺开的“网运分离”改革，并提出先发展再改革，铁路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引进国外高铁技术，实现铁路“跨越式”发展，以解决铁路运力不足的难题。张曙光是刘志军这一战略的第一执行人。中国近年的高铁发展历程，深深地打上了张曙光的烙印。
很多铁路系统人士，在接受财新《新世纪[13.27 0.30% 股吧 研报]》记者采访时，对张的工作精神和能力都赞赏有加，他被形容为“很有能力，思维敏捷，开会讲话很有感染力，听下面的人汇报工作也很快能抓住重点和问题”，而且工作非常卖力，“经常和下面通宵开会研究问题”。隶属北车集团的唐山公司一位销售经理说，领导下来检查工作验收时，他们最怕的不是刘志军，而是张曙光，因为张懂行，一眼就能看出问题，“他眼光一扫过来，我们马上低头”。
在刘志军主导下，2004年至2006年间，铁道部先后进行了三次重要的高铁招标，即两次动车合资招标和京津城际招标。三次招标过程中，铁道部的操盘手正是时任运输局局长的张曙光。“当年谈判，张曙光背后有中国市场为他撑腰，显得非常专业，也很强势。在引进技术谈判开始之前，做了大量市场调研，对外资公司产品价格非常熟悉，只要是想进入中国的，首先价格在市场价的基础上砍掉三成，否则免谈。”南车一位工程师称。
而在一位参与当年技术谈判的人士看来，直到今天，铁道部当时采取的谈判策略仍值得赞赏，“铁道部在谈判中占据了主导，所有外商都要直接和铁道部谈，中国企业和市场被整合到一起，如果中方不让步，对方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让四家外商来竞争，这家不行就找那家。在市场换技术的情况下，当时铁道部已经做到最好。”而在铁道部出台的一本宣传手册中，一夜之间砍掉西门子90亿元竞标价格的故事，更成为张曙光在谈判中的得意之作。
“张也是工作狂，开会讲话从不拿稿子，经常是几个人开会向他汇报，他就戴个眼镜，拿铅笔划拉一下，非常专业的东西，他用简单的几句话总结得头头是道，点拨也很到位。”北车集团一位经理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
“他说话分量很重，他很少当众表扬厂商，一旦当众表扬某个厂家，那么北车和南车在招标采购中就不敢忽略这个厂。后来他位高权重，成为运输局局长之后，很难有厂商直接接触到他。”一家供货商称。
在铁路内部人士看来，以最快的速度发展高铁客运专线网，是刘志军的战略，刘从中央要来了政策和钱，执行者则是张曙光，二人的胆量和魄力确非常人能及。“在短短五年里实现了铁路运营里程翻一番，最高时速350公里，这在国内国外都没有先例。”
这种赶时间、拼速度式的大跃进，给张曙光也带来了巨大压力。“私下里张也表示压力很大，整夜睡不着觉，感叹自己陷入太深，已难以回头。”一位熟悉他的人士称。
在很多业内观察家看来，铁道部之所以现在腐败缠身，安全问题频发，症结并不在高铁本身，而在于体制。高铁该不该建，该建多少，以什么方式和速度来建，本身是技术性问题；但铁道部政企不分，在刘的力推之下，高铁成为滋生腐败的肥沃土壤，也埋藏了巨大的安全隐患。“根子在铁道部政企不分，既是政府，也管企业，规章它制定，文件它来发，甚至制定规章时就想好了一旦出了事怎么解释。这个权力铁道部很难放弃，因此缺乏改革的动力。”北方交通大学教授赵坚说。
跑院士
在中科院2009年度院士增选评选时，张以一票之差未能获得三分之二以上的赞成票数，再次“饮恨”
张曙光自2007年开始申报院士，但终以一票之差落选。
铁道部运输局局长为何要申报院士？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除了院士所带来的名利，也和刘志军有很大关系。“刘有心争一口气。但刘本人是工人出身，所以让他的部下去当院士。”
刘志军上任之后，为了尽快实现“跨越式”发展，他终止国内进行了十年之久的高铁技术自主研发，包括当时南车研发成功并已投入试验性载客运营的“中华之星”，转而引进国外高铁技术。此举令负责高铁技术引进的张曙光在业内树敌颇多。上述知情人士称，“原本张曙光应该申请工程院院士，但之前南车国产动车组研制项目的带头人刚好在工程院，张担心他们从中作梗，在院士评选投票时带头反对他，就申报了科学院院士。”
但张本人并不做学术研究，为了申报院士，2007年3月，张在北京香山一家五星级酒店，组织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下称铁科院)、南车四方、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一批国内科研机构专家为其写书和申报资料，“吃住都是国内一家为铁道部做进出口代理商的国企埋单，从3月开始写，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写了三本书，5月才完稿”。
“出版时把出版日期改成了2007年1月，之所以出版日期要提前，是为了避免外人以为这三本书是因为申请院士才写的。”上述知情人士称。
“当时他风光的时候，一堆人围着。南车四方的几个工程师是他兰州交通大学的同学，也曾帮他写论文，出专著。”南车四方的人士亦称。
根据《中科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条例》规定，院士候选人由本学部院士投票产生，其中“参加投票选举的院士应超过本学部院士总数的一半以上，而获得赞成票不少于投票人数三分之二的候选人，按照本学部的增选名额，根据获得赞同票数依次入选，满额为止”。而据上述人士透露，2007年张曙光第一次参选时所获赞同票数“寥寥无几”。
2009年，张曙光卷土重来。这次张又重新组织人出版了三本著作，申报当年的院士评选。据多位铁路业内人士证实，当时有企业专门组织了一个团队为张曙光拉票，挨个跑评委，包括组织评选专家去各地出差，参观动车基地的生产活动，并介绍高铁技术消化吸收成果，“来回都是公费，每人还送了礼品”。而张手中掌握的科研项目经费，也成为其拉票的利器。
但这没能搞掂所有人。据一位张曙光的前同事透露，“他担心南车的院士作梗，就由刘志军出面，南车的几位领导作陪，请南车的院士吃饭，希望不要反对。”
张曙光的造假行为也遭到举报。当时南车株洲厂的工程师及铁科院的专家都曾向中科院举报张曙光造假，院士评委会启动调查。上述知情人士透露，当时被询问的有铁科院的机车制造专家，铁道部向铁科院施压，希望铁科院车辆所的人向调查组说明张的申报材料属实，最终敷衍了事。
结果，在中科院2009年度院士增选评选时，张以一票之差未能获得三分之二以上的赞成票数，再次“饮恨”。
他没有机会再来一次了。
张曙光出事后，一位江苏溧阳的企业家曾去北京拜访过他的父母。他的父亲还保留着当年红军长征的习惯，扎着绑腿，身体很好。他的母亲因张曙光出事很伤心，对她来说，张曙光是她的骄傲。此前老家来人，她喜欢给家乡的人看张曙光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
现在，张曙光与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均为阶下囚。在这短短一年间，高铁安全事故频发，负债窟窿逐渐浮现，铁道部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局，近期获得的2000亿元资金，只能解燃眉之急，无法彻底解决随着铁路债务偿债高峰到来日益恶化的铁路财政。因为缺钱，高铁建设的步伐不得不一缓再缓，而当年刘志军极力反对的铁路改革已如箭在弦。
2003年以后，王兴的三尼库公司改在工业市卡索腾街，负责人更名为Julia Wang。（图片来源：财新网）
王兴的三尼库国际贸易公司最早在此办公。（图片来源：财新网）
蒙诺格的强势进入，被多位业内人士指为张曙光在幕后操作。（图片来源：财新网）
| 记者探访景德镇古瓷器作坊:用胎土做赝品专骗鉴宝专家（图）
2011/12/19 |
黄云鹏亲手“精仿”的“明嘉靖五彩鱼藻纹盖罐” 蒋铮 摄
景德镇一间简陋作坊量产的“高仿”瓷器 蒋铮 摄
市场热炒的古代瓷器中，民间高手几乎都能形神兼备地复制出来，羊城晚报记者在景德镇实地走访多日，揭开了这些本已身价不菲的“高仿”古瓷器的奥秘
12月3日下午，江西景德镇，景电里村。
阴冷的冬日阳光很少，狭窄的街巷里，孩子们正在玩耍，上世纪的水泥老房墙壁上，贴着密密匝匝的小广告。和其他小城不同的是：小广告上边，还贴着一张“高价招聘、古彩填画”的小纸。仿古陶瓷艺术家李广琪告诉羊城晚报记者：“我请一个能画‘高仿’的工人，月薪过万元，但好工人还是难找、难留。”
12月5日，徐悲鸿个人中国画最高拍卖纪录在北京再次被刷新。《九州无事乐耕耘》以2.32亿元落槌，加上佣金，最终成交价高达2.668亿元。收藏界反应波澜不兴，因为，半年前同样在北京拍出的齐白石作品《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卖出了4.255亿元天价，相较之下，这也就是个“半价货”。
“盛世收藏，乱世金”，中国已经进入收藏时代。短短30年间，中国内地已经聚集了8000余万人的收藏大军。但是，知名学者吴树告诉羊城晚报记者，中国收藏有三个“95%”95%的收藏者收藏了95%的赝品，95%的人赔钱。
收藏之乱，首要的问题是这95%以假乱真的赝品从何而来？
“梅瓶”的闹剧
吴树告诉记者，很多澳门、香港甚至国外的读者给他发邮件，还配上照片，说最近买到了很好的“元青花梅瓶”，但他几乎不用看都知道是假的，因为从去年开始，梅瓶造假已经成“疯潮”，“用板车拉到浙江卖”。
12月4日，景德镇皇窑陶瓷艺术博物馆，有“中国仿古陶瓷第一人”之称的黄云鹏问羊城晚报记者：“你知道梅瓶吗？”“知道，去年闹得很凶。”“最近还有人一番盛情，想请我喝梅瓶里的老酒，我找理由拒绝了，这种假东西里面的假酒，谁知道会不会喝出人命？”
梅瓶，这个普通人完全陌生的词汇，去年在收藏界可谓大名鼎鼎，今年依然余波未了。不过，梅瓶已从去年年初的“香饽饽”，变成了中国古玩收藏的一个闹剧。
所谓梅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盛酒容器，小口、短颈、丰肩 、瘦底、圈足，以口小只能插梅枝而得名。梅瓶最早出现于唐代，以元代景德镇青花梅瓶最为精湛，全称为“元青花装酒梅瓶”。2007年6月24日，广州春拍中一对元青花云龙纹梅瓶以341万元成交，创下当时广东瓷器拍卖的最高价。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去年初，收藏者们发现，似乎满世界都是“梅瓶”。吴树告诉记者，很多澳门、香港甚至国外的读者给他发邮件，还配上照片，说最近买到了很好的“元青花梅瓶”，但他几乎不用看都知道是假的，因为从去年开始，梅瓶造假已经成“疯潮”，“用板车拉到浙江卖”。
梅瓶造假，是如何成风的？
吴树从北京行家口中得知，国内最开始炒的是明代青花装酒梅瓶，还不是元梅瓶。当时五粮液集团为了一个明代酒窖中梅瓶的所有权，还打起了官司。收藏界最喜欢的就是“故事”，借助这个“五粮液概念”，一个云南人便跑到景德镇专门订做了一批仿明梅瓶，再运到离泸州老窖不远的地方，将这些“古董”埋进土里，假称有人找到了万历年一个酒窖，领着台湾一个古玩商到四川“实地考察”，果然以假乱真，骗到一大票。
一个“故事”成功了，立即跟风者众。明代梅瓶炒过之后，恰巧景德镇旁边的高安县一处工地又出土了一窖元青花梅瓶，大概有几十只，而且还有墓志铭。有心人怎么舍得放弃这个绝好机会？马上请各大瓷器作坊加班加点造梅瓶，为了更像回事，里面还装上当地的兑水谷酒，封口泥也进行古法还原按照出土梅瓶的办法，不用强力胶加黄泥的现代手法，而是用猪血和糯米浆掺谷壳做成。做好的梅瓶经过“做旧”，用高锰酸钾溶液泡去“贼光”（新瓷器釉面刺眼的光，老瓷器釉面比较圆润的光则称“宝光”）、再渗入“土沁”（土壤物质渗入古瓷器釉面造成的洗之不去的痕迹），神仙都看不出来！一时间，梅瓶简直风靡亚洲收藏界，甚至有些藏家还以喝到梅瓶中的古酒为荣，有人因此进了医院。
吴树告诉记者，梅瓶泛滥成灾，终于牛皮吹爆，仅浙江公安部门就根据举报收缴了几千只假古董梅瓶，在不少收藏者做了“水鱼”之后，梅瓶收藏热潮也终于偃旗息鼓。“国内收藏界每两三年都会有一两个有影响的骗局出来，上当的都是收藏者。”
然而，假梅瓶穿帮了，真梅瓶也遭殃，古玩城里有些真东西都卖不上价。几个月前，吴树在北京古玩城一家店里看到一只宋代磁州窑梅瓶，最近已经不见了，他问老板是不是卖掉了，老板说“怎么卖得掉？满街都是假的，这只真的也卖不动价，嫌占地方便拿回去了。”
矜贵的“高仿”
至于“高仿货”的去处,一位高仿大师翻出一本某拍卖行的拍卖图册：“这就是我的东西，我卖出去是6万元。”记者看到图册上的起拍价是：120万元！
“景德镇人太厉害了。日本的纳米瓷，台湾的法兰瓷，买回家看看摸摸，过一阵子产品就做出来了，更不要说已经有上千年传统的仿古瓷，出神入化。”李广琪因“高仿”明清两代外销瓷器在北京大名鼎鼎，在景德镇却刻意保持低调：“民间高人多了去了。”
“现在景德镇做仿古瓷的有上千家，上档次的（即‘高仿’）也有几十家，这些人术业有专攻，仿成化、仿宣德、仿元青花、仿洪武，个个都是水平很高的专业户。不少民间高仿户，看不起我这种什么都仿的人。”黄云鹏以“高仿”元代和明初青花瓷见长，他复制的元青花，明永乐、宣德青花瓷，曾获得全国优质产品奖。在景德镇，他也很谦虚“有不少人仿得比我好”。
在景德镇的大街小巷，可能某个老百姓的家，就是一个仿古瓷作坊。爸爸拉坯、儿子女儿描胎雕胎，爷爷烧窑，一家人就是一条生产线。在瓷都宾馆，住着不少长期客人，口音天南地北，但做的事情都差不多：拿货。宾馆前台服务员说，尤其是冬夏两季，这种人更多，常常是空手出门，提个纸箱回来。“里面装的都是瓷器，但每次件数不多，攒够几个，他们就会退房，也有些会发快递，快递员跟我们说，这种箱子保价费就要好几百元！”
这种长客的身份，在业内叫“经纪人”或“业务员”，说白了，就是各家拍卖公司派到景德镇的拿货人。他们有些是采购景德镇陶瓷名师的作品，但更多的是买“高仿货”。至于“高仿货”的去处,一位高仿大师翻出一本某拍卖行的拍卖图册：“这就是我的东西，我卖出去是6万元。”记者看到图册上的起拍价是：120万元！
李广琪说，“全国几乎所有拍卖公司都来景德镇进货，原来是别人往拍卖行送，他们收佣金，现在是直接来景德镇收购。”
一位“高仿”者曾告诉吴树，去年底今年初送出去60多个“高仿”产品，今年上半年全都拍卖出去。黄云鹏对此表示相信：“除了（拍卖公司）自己进货，拍卖公司知道（送拍的人拿来的古董）是假的也愿意拍，因为能收图录费啊。几万元一单都是小意思，不赚白不赚。”
记者在采访一位高仿大师的时候，就见到这样一位“业务员”：在大师的陈列室里，他和其他游客有很大区别，手里握着一个皮包，看见记者一行显得很警惕，跟大师低声耳语：“你这么多客人，不大方便吧，或者我明天再来？”大师回答：“这些都是朋友，你先上楼喝喝茶，等会儿我拿东西上去。”
带记者前往的一位行家悄悄告诉我们，这人便是个“业务员”，“这种人看瓷器专盯着破绽看，眼光毒得很！买回去的货，常常先请专家出具鉴定证书，再做一些概念包装，就可以上拍卖会。仿得精湛的，甚至会先送出国‘漂一圈’，扮成‘海归(专题)古董’，进海关时盖上火漆，回国拍卖身价倍增，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都有。”
黄云鹏告诉记者：“虽然我声明做的都是现代工艺品，但确实有一些人买我的仿制瓷器，重新‘做旧’后‘上拍’。景德镇有不少人专门做高仿，拿去拍卖行当老东西拍卖，如果卖出100万元，制作者提成3成，拿30万元。”
民间的“智慧”
在景德镇人看来，称得上“高仿”的陶瓷，一是从品质、材质、工艺上可与真品媲美；二是要经过“做旧”，足可以假乱真。“和真品接近到80%以上，就真假难分了。”黄云鹏说。一只好的高仿明清官窑，售价已是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
在古辖瓷都的景德镇市浮梁县，记者有幸见到一位高仿大师。走进作坊院子，只见到处摆着烧成的瓷器，好几个时代的景德镇名瓷都能见到。“这些都是烧坏的，好的成品另外放。”介绍人说，他们做好的“高仿”，能卖到几万元一件。
在院子里，赫然放着十几尊大水缸，里面盛满了水，盖着帆布。原来，缸里正进行胎泥沉淀。好的胎泥光沉淀就要好几个月时间，从一个缸换到另外一个缸，沉淀好几轮；沉淀完之后，再用人工揉泥的办法，把里面的杂质进一步揉出来，“你扔一颗黄豆到上百斤的胎泥里，工人都能给你揉出来！”工作人员说。
行家介绍，一件好的官窑高仿品，除研制、绘画、工艺必须符合宫廷规制之外，还必须满足几个辅助条件：一是胎土，必须取自当朝的老坑；二是色料，必须出自当年的原料产地；三是柴窑烧制。
首先是胎土，高仿者一般会购买仿制古瓷临近的老坑胎土，虽然往往当地政府有所管制，但依然能在黑市买到。现在好一些的高岭土要几百甚至上千元一袋。
其次是釉料，釉料要比胎土贵很多，但几千元一斤的釉料发色已经很好。
再次是柴窑，古瓷都是由柴窑烧制，而新瓷则大多数是在电窑、气（煤气天然气）窑烧成。目前烧柴窑一窑的成本就要3000元至1万元，因为必须用松木当燃料，还要请老师傅看火。但柴窑烧出来的瓷器，由于窑火会有大小、导致窑内温度变化，因此瓷器釉面会留下大小不均匀的气泡，这种特征已经成为专家鉴定古瓷的重要标准。而后两种瓷窑由于温度稳定，气泡较少且均匀。
高仿大师告诉记者，一件高仿品，人工、材料、设备成本可能就要几万元。要仿得天衣无缝，仿制者还常常要把真品拿来比照着仿。但并不是说仿官窑就要买一件官窑成品，“怎么买得起？我们一般是买价格低的残品，或者在景德镇的碎瓷片市场买相同时代和特征的碎瓷片，淘瓷片需要长期的积累，在景德镇瓷片市场上，买瓷片的一般就两种人：藏家，仿家。”
黄国军是位还原古瓷烧制技术大师，在他的展示厅里，羊城晚报记者看到一件精美的仿古瓷，连瓶底的土沁都很明显，表面没有“贼光”，泛出只有古瓷才有的宝光。工作人员说：“这个是博物馆订做的仿品，我们烧制好之后，请外面的人‘做旧’。不少博物馆为了防止特别珍贵的展品被损坏，会在展示厅里放置高仿品。”
出门之后，同行的行家告诉记者：“有可能是博物馆买的，也有可能是‘业务员’订的货。这件高仿品一般要卖好几万元，拍卖行如果当真品卖，200多万元不在话下。”在另一家高仿者的作坊里，记者看到地上放着一钵灰色的细渣，开车的朋友龙叔说：“这是草木灰，古代烧瓷器的时候垫在胎下面，防止瓷器沾上匣钵（烧制时用于摆放陶瓷胎体的容器），现在还用草木灰这种材料，摆明这里在做高仿。”
脆弱的真相
高仿真的能骗过专家的眼睛？吴树告诉记者，曾经有一位民间高手，向他展示了如何骗过专家的眼睛，“真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高仿“隐士”李华明（化名）从不在媒体上露面，每年按照境内外拍卖公司和古董商人的订单出货，每年“上拍”的成交率超过60%。他主要做明清官窑，之所以以这个为“主攻方向”，主要是因为明朝朝代长，虽然流落民间的官器少，但还可以找得到，藏家正因为这个原因，纷纷仗着自己“眼力好”，喜欢“淘宝捡漏”，为高仿品卖高价开了便利之门。李华明说，现在专家上当的事非常多，他就曾经看到一期寻宝节目中，一只在樊家井（景德镇民间陶瓷展销集散地）遍地都是、几十元钱的四系青花小罐，专家鉴定竟然说是元代的，后来，同样一个款式的小罐在另外一个鉴宝节目上又出现了，专家依然说是元代出品。
李华明除了用高仿者通用的一些手法外，还自行研发了一些手段，一一骗过专家的鉴定测试：
一是笔法。明清官窑都是宫廷画家描绘，线条流畅精确。李华明从来不死照真品来画，而是融会贯通，在领会宫廷画法的精髓之后，套用典型的画面布局，人物和风景比例，自行“创作”，信手画来，天衣无缝。而一些低仿的画者心里没底，才会用打底描摹的方法去依样画葫芦，自然画虎像猫，容易穿帮。
二是完美去掉“贼光”。李华明说，如果用柴窑，就把劈柴先用盐水浸泡一下再装窑，钠在高温下气化熏在釉面上，回烧出很柔和的“肉质感”，天然没有“贼光”；如果用电窑或者气窑，则需后期加工，或者是前期用电，后期用木炭；又或者在适当的时候往炉子里加一些盐水泡过的松树枝，结果都是一样的，像明清官窑真品一样油润、肥亮。
三是制造“包浆”。又称“黑漆古”，是器物在悠悠岁月中因为灰尘、汗水，把玩者的手泽，或者土埋水浸，经久的摩挲，甚至空气中射线的穿越，层层积淀，逐渐形成的表面皮壳，显露出一种温存的旧气。包浆无非是长期把玩摩擦造成的，李华明便雇佣一些老人，让他们用比较细腻的兽皮去摩擦，加速形成包浆。对于这种加工方法，记者竟在网上也能搜索到同样的答案：除了兽皮，棉布也能制造包浆效果。如果嫌手工麻烦，还有人使用药水浸泡的方法，现在景德镇高仿者早已经摈弃了早年的高锰酸钾、氢氟酸等化学溶液的浸泡方法，因为很容易被识别出来，而且会伤害釉面，而改用自然物质配合研制的溶液推陈出新，给瓷器泡出“包浆”效果。
四是科技测试。瓷器胎体用的是旧泥，化学成分与古瓷一致；釉面的年份则靠一种化学高手研制出来的药水浸泡，泡的时间越长釉面“年份”就越久。说到药水，李明华还说了个真实的笑话：有一次要做一件乾隆年间的高仿品，由于药水浸泡时间偏长，拿到北京做科技测试，竟然测出是400多年前明代的“真品”，他不得不返工。
最后一招是“假心真皮”。打算拍出天价的高仿品，不妨找一个差不多年代的真品锦盒，人靠衣装佛靠金装，拿出来“上拍”，那就更加威风八面了。
坦荡的“山寨”
在景德镇，羊城晚报记者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高仿”者并不遮遮掩掩。对此，李广琪的说法是：“我们是打开大门做高仿、卖高仿，赚的都是辛苦钱，骗人的不是我们，而是拍卖行、古玩店，我们为何心虚？”
一些名声在外的高仿大师，还喜欢复制知名作品，因为越是知名作品，越能凸显其技艺精湛、堂堂正正。
在黄云鹏的展厅里，正中央陈列着两件堪称名动天下的瓷器高仿品，一件是“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一件是“万历五彩鹿纹罐”。前者在2005年英国佳士得拍卖行进行的“中国瓷器及艺术品”拍卖中，以1500多万英镑（合2.4亿元人民币）成交，拍出了当时中国瓷器的最高价。后者则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珍稀藏品。
"鬼谷子下山’拍出2亿多元，拍卖前在上海、北京、香港预展，我去现场看过，还托了熟人，摸了摸真品，把所有信息都记下来，拍卖一成功，我的10件仿品就直接上市，堂堂正正卖的是高仿工艺品，售价是2.8万元一个，一下子全部卖光，最后一件卖到12万元，现在流通市价已经要20万元。”黄云鹏介绍。在展厅里，不是黄云鹏亲手制作的“鬼谷子下山”，目前售价也要23900元。
李广琪则仿制过2010年11月11日在英国拍卖的清乾隆官窑花瓶，当时真品以5160万英镑(约合5.5亿元人民币)成交，再次刷新中国瓷器拍卖价格的世界纪录。“在拍卖的时候，我们就去观摩过，很多人看不到的细节，我们会注意，所有的照片、尺寸记录都有。现在仿制品在英国已经公开‘上拍’，成交价是五万英镑。”
但即使是高仿品能卖到几万元至几十万元，在仿制者看来，他们挣的依然是“辛苦钱”。李广琪做了24年的高仿，觉得高仿的成本越来越高。“真正完全还原古瓷的生产流程和原料成本太高了。比如元青花高仿，以前到山上捡青花料不用钱，现在买一斤成本要1万元。前几年一吨高岭土600元，现在要8000元，而1吨只能掏出300斤实用。这些年我做高仿赚了不少钱，但也花了不少钱去研究。比如说宋影青，我会去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做分子分析，回来研究配方，回去再测，直到过关……胎体还没做出来，已经花了不少钱。接下来描花、烧制……又是一系列很复杂的流程。”
除了制作艰难之外，高仿行业的一个“潜规则”让高仿者无法批量生产。李广琪说，“高仿瓷做得再像，也是养不大的儿子。仿第二个，之前的客人就跟你急：‘我花了二三十万元买你的高仿，你怎么还卖给人家？我的就不值钱了！’现在我的生意里，最挣钱的都是日用瓷生产，单利小但是批量大；高仿几乎不做了。”
吴树为一件高仿藏品的所得算过账，一件高仿的明清官窑，目前在景德镇的行价为2万至8万元，一般都在境内外拍卖公司拍出，成交价是出厂价的10-100倍。
真正的获利者，是拍出高仿品的最后一个拥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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