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全球记者最危险的十大地点
来源；记者无国界中文网站
年度数据速览：
66记者丧生（比2010年增加了16％） 1044记者被捕 1959次对记者的殴打或威胁 499次可统计的媒体审查 71名记者被绑架 73名记者逃离他们的国家 5个网民因言论被杀 199个博客作者和网民被捕 62个博客作者和网民因言论被殴打互联网在68个国家受到审查
今年（2011年），无国界记者首次编制了“全球记者最危险的十大地点”，从10个国家的城市，省、地区，甚至具体到某个广场，在这些地方，记者和网民们受到了尤其严重的暴力威胁，而新闻自由则被藐视和蹂躏。
总的来说，2011年是新闻自由遭受严峻考验的一年。
这一年中，“阿拉伯之春”是全球新闻行业的中心事件，也因此，在2011年中，在全球当年因各种原因被杀的66名记者中，有20起发生在中东（这一数字是2010年的两倍）。不幸的，在拉丁美洲这一暴力犯罪肆虐的地区，有大约相同数字的记者被杀，排名第二。连续第二年，巴基斯坦是单个国家中，对记者来说最为致命的，共有10名记者被杀，大部分死于谋杀。
而中国，伊朗和厄立特里亚继续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媒体的监狱（有最多媒体从业者和网民因言论入狱）。
“阿拉伯之春”这场社会抗议运动，除了席卷阿拉伯世界外，还激励了邻近的国家，比如苏丹、阿塞拜疆，而其他国家的街头抗议，如希腊，白俄罗斯，乌干达，智利和美国的社会运动中，被捕人数急剧激增，从2010年的535人次被捕到2011年的1044人次。在许多情况下，各国记者在工作过程中，官方往往采取短期居留或者传唤讯问等方式，以阻拦记者的工作。而官方还常常采取威胁等手法，试图压制媒体报道他们觉得可能有威胁的信息。
在2011年，对记者的殴打增加了43％，（因言论）逮捕的网民增长了31％，这是因为在这一年的街头抗议中，因为媒体封锁，网民成为提供现场信息的主力，也成为打压的主要目标，这是2011年类似事件中一个显著的发展。在2011年，有五名网民（因言论）被杀，其中有三人在墨西哥。
从开罗的解放（Tahrir）广场，到在巴基斯坦西南部的胡兹达尔（Khuzdar），从摩加迪沙到菲律宾的城市，作为一名记者，在履行职责中遭遇的风险，尤其了归咎于政治不稳定的风险在2011年相比过去尤其明显。2011年，对记者来说，街头充满风险，常常有游行示威导致与安全部队的暴力镇压，甚至最终发生公开冲突的情况。在无国界记者列出的2011年全球记者最危险的十大地点中，除了有媒体被严厉审查和控制的案例，又有对那些试图提供自由和独立报道的媒体工作者使用暴力的案例。
（以下按国家字母顺序排序）
麦纳麦，巴林首都
2011年，巴林当局尽一切可能，通过拒绝外国记者入境，以及威胁或攻击外国记者和他们的当地联系人，以阻止国际媒体报道在首都麦纳麦的亲民主示威。试图报道示威游行的巴林籍的记者，尤其是摄影师，则被官方拘留时间从几个小时到几个星期不等，直到3月15日，巴黎的国家紧急状态被解除之前，许多记者在军事法庭受审。数月的示威后，通过系统性的压制，麦纳麦的秩序终于恢复。但许多由军事法院被判入狱的博客作者仍然被关押在狱中，因为民事法庭没有重审这些案件。巴林通过与国际一些力量共谋，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对关于巴林抗议事件的报道进行了和谐。在巴林，一名报社的高层和一名网民死亡，但国际媒体可能因被审查而没有报道。
阿比让，科特迪瓦首都
从Abobo，Adjamé，Plateau，Koumassi，Cocody到Yopougon ...所有这些阿比让的居民区，多媒体来说，都是危险的地方，尤其在在2011年上半年在某一阶段。记者在检查站被拦，受到严厉的审讯甚至被攻击和殴打；科特迪瓦国家电视台“RTI”的总部，成为空袭目标；二月底，一名当地报纸的雇员，被殴打最后被砍死。当地的Yopougon电台的主持人，在5月份，被科特迪瓦共和军（FRCI）在一次行刑仪式式的屠杀中杀害。科特迪瓦选举后的危机，导致两名敌对的总统候选人洛朗•巴博(Laurent Gbagbo)和瓦塔拉（Alassane Ouattara）支持者之间公开的武力冲突，造成对当地公众和记者安全的严重影响。科特迪瓦的经济首都阿比让，4月份开始的战斗期间，记者几乎在这个城市里无法工作和离开。
开罗解放（Tahrir）广场，埃及
1月份开始，在解放（Tahrir）广场，开始了亲民主的民众示威，最后导致执政多年的穆巴拉克总统在2月20日辞职，这一系列事件，已经成为阿拉伯之春的象征。 2月的第一周，外国记者们在解放（Tahrir）广场遭受了系统性有组织的，难以置信的暴力攻击。从2月2日到2月5日，一些煽动仇恨的可能是受雇于官方的暴徒，针对国际媒体记者发起攻击，根据报道，大概有200起类似的攻击事件，当地的埃及籍记者也成为攻击的目标。六个月之后， 11月19日至28日的议会选举期间，类似的情形再度出现。11月 17-18这个周末，军政府当局镇压了民众要求埃及武装部队最高理事会，提早放弃权力的游行示威，再次出现了对记者的攻击事件。
米斯拉塔，利比亚
解放班加西后，反卡扎菲的叛军随后占领了米斯拉塔，这是利比亚的第三大城市，也是对首都的黎波里发动进攻战略要点。但当时的利比亚政府军对米斯拉塔发动，并包围了这一城市。政府军将米斯拉塔与全世界隔离开来，对其持续几个星期信息封锁，在米斯拉塔的主要大街，的黎波里大街上,反复出现激烈战斗。米斯拉塔的战斗，尤其凸显了战地记者的职业风险。在2011年利比亚事件中死亡的五名记者中，有2人在这个城市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韦拉克鲁斯州，墨西哥
韦拉克鲁斯州位于墨西哥湾，长期以来，处于一家贩毒集团的支配之下。这里是，从贩毒，到走私石油产品的各种刑事犯罪生意的贸易枢纽。 2011年，它成为对联邦政府对贩毒集团进攻的新中心，这一年中，有三名记者被打死。大约有10名记者逃离该州，当地对新闻自由的威胁日渐增长的，而当地官方对这威胁却毫无作为，甚至有串谋的嫌疑。
胡兹达尔（Khuzdar），巴基斯坦
胡兹达尔（Khuzdar）地区位于在巴基斯坦西南部的俾路支省，在这里，发生了许多威胁甚至杀害记者的案件，这是在巴基斯坦中普遍存在的典型的极端暴力行为。俾路支省的媒体都陷入了安全部队和武装分裂分子之间的交火。最新的例子，是Javed Naseer Rind，《Daily Tawar newspaper》报纸助理编辑的遇害。被绑架3个月后 ，11月5日，他的尸体被发现。11月底，一个自称俾路支Musallah defa军的反分裂团体，公布了一个暗杀名单，声称还要杀死四名记者。
马尼拉，宿务，卡加延德奥罗，菲律宾吕宋岛和棉兰老岛的岛屿上的都市区
菲律宾大部分记者被谋杀和被殴打的事件都发生这三大都市区。当地的准军事团体和私人民兵应对类似事件负责，无国界记者曾将其列为“新闻自由的敌人”。 2010年7月份就职的新总统阿基诺三世，至今就此事没有拿出一个满意解决方案。因此，这些群体继续完全不受惩罚，这是当地政界腐败的结果，某些政客和有组织犯罪有勾结，而当地的司法体系，不但效率低下，而且不够独立。
摩加迪沙 ，索马里首都
摩加迪沙对记者来说，是一个致命的都市。在这里记者面临着可怕的危险，包括被炸弹或流弹打死，或成为对媒体有敌意的伊斯兰民兵蓄意谋杀的目标。虽然伊斯兰叛乱组织青年党已经从首都撤出，但战斗仍在继续，使得记者的报道工作仍非常危险。今年八月，十月及十二月，陆续有三名索马里记者在摩加迪沙被打死。九月份，马来西亚一名电视台摄影师在摩加迪沙的一起枪击事件中被击中胸部丧生，另一名新闻记者受伤，他随同一家进行人道主义救助的马来西亚非政府组织来访摩加迪沙。
Deraa，霍姆斯和大马士革，叙利亚
Deraa和霍姆斯，这是对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抗议运动的两个震源地，已经被完全孤立了。在2011年，这两个城市，再加上大马士革，对记者来说特别危险。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实行了完全的新闻封锁，拒绝对外国记者提供签证，对已经在叙利亚的外国记者，则强行驱逐。从三月开始，流传出叙利亚的亲民主的游行示威的视频片段，是偶尔由普通公民拍摄，而他们的拍摄往往冒着生命的危险。许多拍摄、传播关于镇压民众的视频和消息的叙利亚民众，被逮捕，绑架，殴打和刑讯。叙利亚当局使用穆哈巴拉特（情报部门），shabihas（民兵）和网络军队，去定位和骚扰记者。暴力殴打记者非常普遍，许多博客作者和新闻记者已经逃离该国，目前，大约仍有30名记者被拘留。
萨那，“改变广场”，也门
也门首都萨那的“改变广场”， 是针对也门总统萨利赫的抗议活动的中心。4月1日，成千上万名也门民众涌入首都萨那的“改变广场”，发起规模空前的示威活动，要求总统萨利赫下台，在这里发生了多起针对记者的暴力和侵害事件。媒体记者报道游行示威和安全部队的血腥镇压是危险的，决意要镇压亲民主示威的，并摧毁民众勇气的也门当局，把媒体也当成了目标之一。报道这些抗议事件期间，两名记者被杀。亲政府的，名为“baltajiyas”的民兵组织对媒体进行突然搜查，暴力殴打，并破坏媒体的装备，绑架媒体从业者，查封和破坏报纸，攻击媒体的办公室，还包括针对媒体员工的暴力，这都是这一系统压制手段的一部分。 _(博讯记者：巴黎动态)
| 树“民主法治”大旗 薄熙来重庆再造势
2011/12/22 |
多维新闻/在“唱红”于大陆遍地开花之后，有望在中共十八大“更上一层楼”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再接再厉，从“民主法治”角度力推重庆打黑，将这些外界认为是“一阵风”的做法“规范化、制度化”。12月19日，中共重庆市委三届十次全会召开，专题研究“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薄熙来作主题报告。在讲话中，薄熙来归纳称，“重庆这些年能取得一些成果，民主法治是重要的动力和保障”。
北京政情分析人士向多维新闻表示，不管是出于何意，某种意义上讲，此次薄熙来的调整确实是迈出了正确的一步，而薄熙来近来渐趋收敛情势也有助于改变外界对他的观感，但是否会对其仕途产生正面影响还需进一步观察。
欲树民主法治标杆？
在为期两天的中共重庆市委最高级别会议上，薄熙来所作的主题报告畅言重庆民主法治建设成果，称“民主法治建设已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薄熙来说，近几年，重庆进行了一系列民主法治的创新实践，在民主法治建设方面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群众认可的经验和做法，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和谐，并称要将这些成果“制度化、规范化，在实践中坚持下去”。
而这些所谓的成果，主要是指薄熙来主政重庆后推出的、被认为是“一阵风”的做法，如“三项制度”（即基层一把手每周一次接待来访，基层官员每年两次入户走访，群众意见定期办理反馈）、“大下访”（各级党政官员定期下访）、“三进三同”（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结穷亲”等活动，以及出台了“民生10条”（安居、上学、看病、就业等）、“共富12条”和“打黑唱红”等。对于“打黑”，薄熙来称，老百姓称赞“打黑除恶”“给老百姓以平安的信心”，“铲除黑恶势力得民心、顺民意，走在道儿上都踏实”。
薄熙来还表示，中共历来高度重视民主法治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多次强调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性，并给予其前任贺国强、汪洋等高度评价。
他还引述中共领导人邓小平的话说，“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并由此提出要重点做好的“民主法治15条”，大有将重庆变成民主法治高地的意味。分析人士指出，由此也再度让人领教了薄熙来善于谋划的功夫。
改变形象恐非易事
在以低调为特色的中国官场上，薄熙来是个高调的“异类”。主政重庆以来，他以一贯高调的风格吸引了众多眼球。薄熙来自2007年主政重庆后主导推行的“唱红”，被外界解读为是“重返毛泽东时代”，甚至有人给他戴上“复辟文革”的政治帽子。
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这是“薄熙来承担不起的政治代价”。
2009年掀起“打黑”风暴，在其从辽宁带来的亲信王立军（现任重庆公安局局长）的帮助下，薄熙来发动重庆3万名警力，逮捕了许多“黑社会成员”和腐败官员，人数逾万，以致部分看守所、拘留所爆满，还把司法局长（也曾任公安局长）送上断头台。其后实施了干部“大下访”，要求与群众“三进三同”等一系列举措，被外界认为“重庆模式”的建立，“人治大于法治”。
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指出，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这次大谈民主与法治，一来是要继续推进重庆模式的探索，二是借机摘除外界近年来因他大力推行唱红而贴上的“左的标签”，回归官方主流理念。同时称薄熙来还可通过此次全会的舆论造势，直接回击重庆之前在侦办“李庄案”时受到的诸如“行政干预司法”一类抨击，力证他从来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尊重司法公正。然而，这恐非一朝一夕之力而可以改变的。
轰动一时的李庄案，是在薄熙来主政下，重庆展开大规模“打黑”过程中引发的案子。今年50岁的北京律师李庄于2010年初以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但最后因证据存疑，检方撤诉。刚在不久前，李庄向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要求撤销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并重审案件。
《联合早报》一味挺薄引猜疑
作为今年4月唯一一家被允许出席李庄案庭审的境外媒体，《联合早报》近年来始终高度关注重庆的动向，甚至经常刊文“暗挺”薄熙来及其所主推的重庆模式。今年4月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前往重庆考察后，该报4月20日刊发题为《团系也高调肯定重庆模式 薄熙来进政治局常委会概率更高》的文章，声称“薄熙来十八大后进入中共政治局常委会、甚至在常委中排名靠前的概率也更高”。在1月3日还曾刊发题为《“重庆模式”成中国发展新路径》的文章，为重庆呐喊助威。
稍早前，薄熙来、汪洋“携手”，在北京签署经济合作协议，该报更是因重庆媒体延后报道该事一日，引述观察人士的观点称，“这也体现出薄熙来的个人风格，重庆发展获得了更多赞誉度，广东与重庆的发展模式存在差异，在与广东的合作上，重庆并不愿过度渲染，而更多采取主动出击的方式，以鲜明旗帜来宣扬自身的发展模式。”显示出其赤裸裸的挺薄意图。
如今，对于薄熙来大谈民主法治建设，该报一如既往地唱好，认为薄熙来是要“借机‘转身’，力图把焦点转移到贯彻党中央精神的民主法治建设上，明确表态遵循中国目前官方主流话语，并紧抓机会加分，争取明年十八大进入政治局常委”。公开资料显示，2006年6月，《联合早报》和重庆官方重庆日报集团合作运营联合早报网重庆频道，同时帮助新加坡资本寻找在渝的投资机会。《联合早报》及其网站近年来一直被外界视为是重庆的“国际友好媒体”和“对外窗口”。有舆论界人士指出，《联合早报》的所为可能同商业运作有关，但作为颇具知名度的华文媒体，如一味在报道上以主观愿望操作，恐有误导读者之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