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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成立几家公司，用公款在里面玩，赚了归自己，亏损由国家承担，大家都是这么做的”－－这是北京三九汽车实业有限公司原董事长王观超10年前写在笔记本上的话。

　　近日，王观超因贪污公款2629万余元、挪用公款400万元，被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其“落马”再次表明，堵塞国企改制过程中的监管漏洞刻不容缓。


　　王观超一直将侵吞国有资产当作自己的追求。重庆检方发现，在王观超的一个笔记本上发现他在2001年写的一段话：“多成立几家公司，用公款在里面玩，赚了归自己，亏损由国家承担，大家都是这么做的。”

　　为此，他刻苦钻研财务会计知识，并聘请退休的司法人员当公司“法律顾问”；用搬家公司搬走关键账目，藏到难以发现的城郊；不住自己的房子，而在对面租住，专门观察自家动静……这些特别的举动都出自王观超。办案检察官说：“他是将侵吞国有资产当作一门‘事业’来做。”

　　2008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向重庆检察机关交办特大国企贪污案－－北京三九汽车实业有限公司原负责人王观超涉嫌侵吞巨额国有资产。赶到北京后，办案人员发现王观超早做了充分准备：企业已转卖，人员已遣散，账册被隐匿，证据已缺失。王观超还把家属送到了国外，自己在国内当“裸官”，让办案人员几乎查无可查。

　　复杂的案情也成为“国企大盗”的掩护。“相关资金往来数万计，关联公司里名叫‘三九’的就有几十家，看一遍就晕头转向。”办案人员说，经过缜密侦查，他们终于发现了一批重要线索，最关键的账目也浮出水面。

　　据王观超一处住宅的保安回忆，不久前曾有搬家公司运走了一车铁皮柜。专案组排查了北京100多家搬家公司，终于在一本业务账单上发现了端倪。干警梅兴吉说：“2009年春节前，我们打开北京机场附近一间房子，发现满满一屋铁皮柜，全是消失了的账目，重达1吨多。”

　　专案组终于查明了王观超的犯罪事实。2009年11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王观超利用职务之便，单独或伙同他人侵吞公款共计2629.299974万元，实际分得公款2483.299974万元，构成贪污罪；同时挪用公款400万元用于个人营利活动，构成挪用公款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近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记者了解到，王观超除了公开担任北京三九汽车实业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外，还实际控制了七家企业，不断把北京三九汽车实业有限公司大量的资金及业务注入。这些公司分工不同：北京佳恒伟业公司、北京阳光丽达公司、天津三九公司是专门用来承接北京三九汽车实业有限公司的资金及盈利业务的；北京恒源投资公司是专门用来日后收购北京三九汽车实业有限公司的空壳；北京丰达百通公司是用于隐匿公款及控股其他公司的；世爵汽车专卖店是为自己安排的“后路”……

　　2006年8月8日，北京三九汽车实业有限公司改制，被作价828万元卖给了一家名为“北京恒源投资公司”。重庆市检察院一分院职务犯罪侦查局局长陈卫民说，实际上这家“北京恒源投资公司”是王观超此前在学校进修时，以13万元的价格从一个同学处买来的，近年来几乎没从事任何业务。由此一来，王观超成功地把国企卖给了自己。

　　通过改制中的漏洞，王观超一举把自己侵吞的公款“变现”：2005年，王观超通过自己控制的天津三九公司，将207万元公款以购车为由转到天津德凯汽车销售公司，后又要求对方将这笔钱汇到自己控制的北京丰达百通公司，天津三九将这笔资金往来在会计账上记为退款。后来北京三九汽车实业有限公司挂牌出让，天津三九未纳入审计，这笔钱就被王观超侵吞；2003年至2006年，王观超将703.6万元售车收入存入公司小金库，在北京三九汽车实业有限公司账上以结账成本方式将其冲平。期间王观超取走了481.6万元，还剩222万元。北京三九汽车实业有限公司挂牌出让时，这笔资产被隐瞒不纳入审计，被王观超侵吞……

　　办案检察官表示，侵吞的公款被王观超部分用来买豪宅、汽车、股票、基金，他在北京、天津、重庆、深圳有房产11处，有多辆豪华轿车。不少资产还增值了，如他在深圳的一处房产，购买时500万元，案发时已经升值到近3000万元。

　　“国企大盗”为何能够得逞？记者调查了解到，一方面是企业内部多人贪腐，难以互相监督；另一方面是第三方的审计评估未发挥应有作用，让企业管理人员钻了空子。

　　在企业内部，王观超的行为并非没人知道，甚至已被人掌握了证据，但北京三九汽车实业有限公司管理层中有多人贪腐，相关人员自己也在利用漏洞侵吞公款，如副总经理张翼鹏、财务总监王赟章等人，他们形成了互相牵制、互相要挟的关系，谁都不真正捅破问题。

　　专案组对王观超等人已删除的电脑记录进行恢复，发现了关于王观超侵吞国有资产的举报信，这居然是张翼鹏、王赟章为席卷公款1200万元潜逃，为了使王观超不敢告发，便用举报信来要挟王观超，以便各自“闷声发财”。最后王赟章也被判处无期徒刑，张翼鹏案已开庭审理。

　　管理人员之间的监督失效，企业中下层员工更无法约束王观超。他撤换掉不是“自己人”的会计，有意让内部职能部门“兵不识将，将不识兵”，造成管理上的混乱，以致企业改制后检查库存发现多了一台奥迪轿车，居然无人能够说清楚。

　　此外，王观超还利用自己的所谓“关系网”抵制监管。重庆检察机关办案人员说，这些“关系网”确实一度给案件侦破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专案组到达北京后，王观超对他们的行踪掌握得非常清楚，专案组负责人宋云峰被人跟踪，还接到了恐吓电话。办案人员徐维彬等人回忆说，审理案件时王观超威胁自己说：现在买一个人头只要一百万。

　　有专家认为，第三方审计评估环节上也存在把关不严，让王观超等管理人员钻了空子。记者了解到，个别审计评估中介机构仅几天就完成了对北京三九汽车实业有限公司的年度审计。“这种现象不正常。一般而言，对于架构复杂、财务核算量较大的公司，审计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审计评估人员应能拿出严密翔实的审计底稿。”某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重庆分所高级审计员刘兴说，如果企业资产价值被大幅低估，就很可能存在个别审计评估人员投委托方之所好，把关不严，甚至直接根据企业报表出具结论。

　　对此，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专门提出了检察建议，一方面应加强对国企管理人员及资产的管理，加大对类似案件的查处力度，另一方面应加强对中介机构的管理和约束，建立违规人员、机构的退出机制，起到教育和警示作用。

中国足球烂透了 国字号教练竟然全都行贿 2011/12/23

南方都市报　　 　　随着庭审的深入，一场场假球、一个个黑哨以及种种潜规则都呈现在了公众面前，但是被曝光的涉案知名球员与教练并不多。杨一民案却是个例外，南都记者昨天了解到，曾担任国字号教头的高洪波、殷铁生、贾秀全、哈威、王军，再加上俱乐部主帅吴金贵(微博)，6名教练都与本起“受贿案”有关。 　　杨一民受到法院22起、40余项指控，其中两项与高洪波有关：2003年12月，被告人杨一民利用担任足管中心副主任职务上的便利，接受时任国家男子足球队助理教练高洪波的请托，为高洪波担任厦门蓝狮足球俱乐部主教练提供了帮助。为此，杨一民于2004年11月和2005年7、8月在其家中先后收受高洪波所送人民币20000元和东芝牌笔记本电脑一台(价值人民币6000元)，共计折合人民币26000元。 　　而杨一民律师王树静认为：“有介绍高洪波前往厦门执教的事实，但不能是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此外，给杨一民女儿上大学送个电脑，这完全属于馈赠，也不属于受贿。” 　　除了高洪波之外，还有5名教练曾向杨一民送过金钱或者物品。 　　2004年，吴金贵送给杨一民女装手表一块，折合28800元，此后又送跑步机一台，折合9000元；2009年5、6月，吴金贵在上海松江大学城附近某宾馆送给杨一民5000美金，折合人民币33779元，总计71579元。王树静认为：“吴金贵是杨一民的同学，手表是送给他夫人的，他们都是校友，师生、同学情谊难定受贿，我们都有疑义。” 　　2008年12月和2009年12月，时任河南建业(微博)守门员教练的哈威为感谢杨在其担任国家足球队守门员教练期间工作上得帮助，先后在北京某医院(杨爱人病危)和杨一民家中(杨女儿出国)送给他人民币共计4万元。王树静表示：“当时哈威并未有任何要求，都是些朋友师生之间的往来。” 　　2007年6月，王军为感谢杨一民为他担任国家青年足球队助理教练提供了帮助，在其搬家时送给他西门子牌电冰箱一台，价值9500元。 　　2001年7、8月，长春亚泰(微博)主教练殷铁生送给杨一民30000元。 　　2003年，教练黄国昌代表青岛颐中俱乐部，送给杨一民5万元，因为几名队员体测不过关，希望给予关照。此前，黄国昌为感谢杨一民帮助自己当上青岛队教练，先后送钱给杨一民，共30000元。 　　而贾秀全涉及的金额最多，从1997年开始，到2008年10月止，一共送给杨一民218750元。王树静说：“很多教练跟杨一民都有师生情，感情非常好。他们交往始于1992年，当时杨一民是教练员，贾秀全是队员，双方存在师生情谊。我们认为大部分属于礼金。” 　　据了解，这些证据都来自于检察机关或侦查机关，但在法庭上，大部分的证人都不愿意出庭作证，“他们即使说了假话，也不敢出来说真话了，这给我们取证带来了很大难度。”王树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