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新闻/一向言辞犀利的韩寒近日连续发表三篇“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的博文，虽然口气和笔调未改，但“中国不需要革命”的说辞却引起众多非议。韩寒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是思想经历翻新的必然结果还只是一时兴起道出了中国在革命、民主、自由道路上的过去、现在及将来？

单从博文内容来看，并不能由此就断言，韩寒真的改了风格转了路线。较之于其他掌握话语权的人来说，韩寒在谈论革命、民主如此生硬的问题时还是表现出了很另类的一面，可谓延续了他一贯的风格。只不过，这次的话题略显宏观，且触及了中国当前最敏感的神经。所以，引起讨论和争议便也无可厚非。

细究一番，韩寒三篇博文谈及的革命、民主和自由有其内在的逻辑关系。之所以要先谈革命，在于革命是一种必须充分利用起来的手段，换言之，唯有经过革命的形式，才有可能实现民主的社会样态和自由的目的；自由目的的实现，也需得以革命和民主为前提。而且，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不能单纯为了目的而目的，而是应该将自由的精神向度贯穿于革命与民主的整个过程中。经过此程序得来的自由，才不至于沦为华而不实的空中楼阁。

所以，从这一层面上来说，韩寒最大的贡献在于，用三篇短文检测了中国当前对革命和民主的容忍度和承受力有多少。中国网络舆论场形同虚拟的“泄气阀”，尤其是涉及到体制问题，其激烈程度更是一浪高过一浪。韩寒有自由表达观点的自由，网民也有吐口水、围攻的自由，这与革命民主之后的自由并不相悖。对这种“不显眼”自由的宽容度越高，革命与民主才越有前途和希望。

有学者指出，“要革命”、“要民主”不是中国的真问题，“高层革命”如何原地自转、“基层革命”如何不可避免、“基层革命”如何只是“权利规则革命”而不是“行为规则革命”，这些才是中国的真问题。与其寄希望于中国高层的“突变”，毋宁将心思花在如乌坎、海门等“基层革命”上。如同韩寒在博文中论及“现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国家”的观点时提到的，革命的前提是需要有一个以反腐败为开始的集体诉求，而这一诉求在中国很难找到，所以革命和自由也就只能停留在口头上。

此外，韩寒的“不革命”论调侧面讽刺了一直在探索革命道路的学者，也伤害了一向唯恐中国不革命的喧嚣网民。有人就此对韩寒大加挞伐，并指责其“读书少、学术差、不专业”，这不过是论据不足用来搪塞的说辞。韩寒的学术深度与专业程度，与其对社会的认知和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判断并非百分百正相关。

资深互联网观察者谢文则从另一个角度发问：以韩寒的特殊身份讨论如此敏感的问题而能够顺利发表，是否意味着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到百姓可以开诚布公地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了？中国社会的结构弹性和强度是否已经能够容忍百家争鸣，众说纷纭，求同存异，平等公开地共同探讨国家的未来？是否能够通过这样的讨论，逐渐就国家未来的改革重点、路径和代价形成大致的社会共识？过去像革命、民主和自由这类话题一贯局限在政治圈、学术圈和媒体圈，现在是否开始转变为全社会的话题？如果真是如此，则是国家之幸，百姓之幸。

值得一提的是，自韩寒博文发出后，中共官方媒体便先后发表社评和评论员文章力挺其中“不革命”的说辞，并称“暴力革命我们都不愿意发生，天鹅绒革命不可能在近期的中国发生，完美民主不可能在中国出现，所以我们只能一点一点追求”是当下中国难得听到的大实话。同时呼吁中国舆论场应打破“政治站队”的套路，撕毁各种标签，尽可能还知识分子一个开展理性辩论的环境，避免表达方式和内容的僵化，甚至用口号代替一切。

对韩寒来说，可谓两面夹击。一面是围攻他的激愤群体，一面是围“恭”他的共鸣者和权威媒体，不管是“攻”还是“恭”，早已被符号化了的韩寒给中国敲了个醒：如若对革命与民主的诉求一味沉溺或是变异下去，自由便无从谈起。换言之，什么时候“攻”方与“恭”方能以行争鸣之实取代占据话语高地的宗旨，中国的自由之路也就有盼头了。

韩寒跳梁正当时 乌坎被过分解读

2011年12月26日 [天下论坛]

《中国网络民评官百人团》：石三生   任何时候，或者说是新中国以来，你都要相信党的舆论喉舌的正确性。当八项主义像块破抹布一样被毛泽东扔掉；当胡锦涛主席在入世十年后，特别强调国家文化的安全性。当“食、色，性也。”这样不分朝代、阶级被国人普遍认可的共同价值观纷纷登堂入室，食品安全、扫黄打非先后成为了当今维稳的重要议题，并显而易见地越稳越乱。当蒙牛们采用了央视所谓的堪称国际先进的检测手段都抵挡不住大陆的奶牛不惜以三聚氰胺、黄曲霉素这些剧毒物质为食、不把国人毒死不罢休的大无畏的革命勇气。文化维稳这一杀手锏在钱云会案、动车案小试牛刀并大功告捷后，终于修成正果成为了六中全会的主旨。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韩寒们已经没有了再蛰伏下去的理由，只是还需要一个契机走向前台。。。。。。   在乌坎案如火如荼、被政府当局渲染成内外势力勾结依旧无法平息之时，当“村民自治”这一六十二年来的首次破冰很可能会给国人某种不可名状的希望；当同属潮汕的海门以更大的规模与政府抗争；当有更多的潮汕后生、学子们蠢蠢欲动。韩寒的《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三部曲横空问世，无疑是消解乌坎危机继续扩散的良剂妙药。当大多数的人们都在将视线转移到韩寒这三部曲的文字里东寻西觅、口水翻飞时，预示着一招花样翻新却不稀奇的“打拐救乞”再次获得了成功。韩寒同学连简单的数学常识都不懂（他用三亿官亲替换成了人民。却不知这3亿相对于13亿来说，依旧只是个零头、绝对的少数。），却要妄谈什么革命、民主，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共产党是靠革命、民主起家的老手，说深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都快百岁了的老党竟然要听一个毛头小子来指点迷津显然是笑话。   此时，环球时报再次绽露出它的智慧。在《韩寒博文，网络舆论的一次回摆》中，开篇便盛赞韩文的“暴力革命我们都不愿意发生，完美民主不可能在中国实现。”以及中共有了“八千万党员，三亿亲属关系，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它就是人民本身，人民就是体制本身。”为难得的大实话。随后，又不无得意地指出：“广东对乌坎村事件的民主处理过程，尤其增加了舆论对未来的希望。大概不能说乌坎事件的转机，与韩寒博客态度的“异动”毫无联系。其实中国很多事情都是拐弯抹角彼此关联的，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其实不是。中国的改革越坚决，民生的实质进步幅度越大，它能牵动的舆论回摆就越多。那样，不是韩寒，就会有别的文化名人公开站出来，说与互联网上煽情和煽动相反的话。”世人都看到了，乌坎事件，和啥民主处理过程风马牛不相及。如果偏要扯上一点儿关系的话，应该说是广东当局对一桩民主诉求事件采取了与往不同的处理方式。正如同警察抓了一个小偷，我们只能说是警察对小偷的盗窃行为进行了处理。而不能说成是警察对小偷进行了盗窃。   曾几何时，指鹿为马、倒颠黑白般的行为还被认为是国史中令人不齿的污垢。当艾未未、陈光诚之流的成功也被认为是中国崛起的受益者时。我们不能不看到赵高们的理论真可谓是与时俱进，从来就不会被埋没进历史的垃圾堆。是啊，这是多么似曾相识的理论！石三生从机关下海幸不被淹死，略有些成功后，周围不知有多少人说过如此的论调，认为没有那心胸狭窄的领导们相逼，就不会有某的成功。这真可谓是狗屁理论中的极致。当作恶被认为是推动文明的燃料，我们不得不悲哀地承认温家宝总理喜欢挂在嘴上的多难兴邦是多么富有哲理。这让我想起描述黑帮们时惯常的一句口头禅：老子打你骂你凌辱你，那是看得起你。世人都看到了韩信因胯下之辱成就一代彪炳青史的王侯。可有谁会知道：世间到底还有多少人因不堪凌辱，从此一蹶不振、穷困潦倒？又有谁知道：还有多少人因不堪凌辱，一怒之下铤而走险，以至于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你看那汇聚首都的成千上万的访民，不都是因不堪当地政府的凌辱，才进京告御状的吗？《环球时报》的施恶成就别人的理论，是否会让人想起《西游记》中那些本事强大的妖精？各路大仙为了成就唐三藏的西天取经，神为地制造了九九八十一难。神仙们可以闲极无聊，做些绝对不会造成啥无可挽回的后果的手脚。难道全心全意的共产党人也是无所事事，一定要不断地做一些惊世骇俗，甚至是致人死地的勾当才能证明自己是伟大正确的吗？   钱云会案终于成为了一个可以供浙江省副省长笑谈的普交事故。乌坎事件在汪洋书记一手软一手硬的软硬兼施下也注定了会成为历史。广东还是那个广东，乌坎绝不会成为又一个三元里，乌坎村民当初就期待中央包青天显灵。一旦目的达到，不会有啥启示预见中国未来。任顾晓军先生妙笔生花，写破了天，依旧不会有可供国人借鉴的奥妙。说白了，乌坎不过是另一个庄河，万人祈求和千人下跪，除了人数的多寡，不会有质的区别。或许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在《环球时报》中看到：薛锦波死也是崛起的受益者。乌坎村民能争回自己的土地，同样也是因为中国的崛起，中国不崛起，连广东都只配做中央政府发配囚犯、充军的蛮荒之地，更不要说一个小小的乌坎了。   乌坎事件最热闹时，看到过诸如乌坎自治昭示了没有共产党，人民的生活会更幸福之类的混帐话。说此类评价混帐，因为国人三千年的历史早已经证明：没有共产党的社会除了封建就是殖民地。桀纣秦隋、民不聊生的所有朝代，那都是因为没有共产党。   《环球时报》说的很对，此时，韩寒不出头，还会有别的文化名人站出来，“说与互联网上煽情与煽动相反的话”。你可以说是时势造就了韩寒，也可以说是韩寒正在造就时势。有人认为中国的命运托付于一个职业司机身上很危险。我不这么认为，因为韩寒不是一个专业的司机，他是一个赌徒，每一次赛事，赌的都是他将会在不可预见的危险和曲折中侥幸战胜对手。专业的司机，从来不会冒险放弃大路走小路。这就像河上有桥可走的时候，没有人会下到深不可测的激流中摸石头过河一样。

读懂韩寒

送交者: ccpccp  2011年12月26日 [天下论坛]

韩寒和大眼李承鹏都是年轻人中的佼佼者，特立独行能文善言，言辞犀利敢为人先，足以使很多文艺圈中的老油条们汗颜。然就他们最近发表的两篇文章中，不难看出，在思想深度上，韩寒要略胜大眼一筹。依据在于，大眼为文的着重点尚在于民主，而韩寒已经开始认真思考民主对于社会改良的根本意义。       如大眼在《民主就是不攀亲》一文中，“从数学角度”对韩寒的“共产党的缺点也是人民的缺点”的观点提出批驳，试图提醒对方——除了三亿八千万党员及其亲属以外，还有约10亿人在期待着民主（或革命），言下之意是说，你怎么能用三亿八千万来代表十三亿八千万的利益呢？看完以后，我掩卷长叹，大眼呀，你没有看懂韩寒！       毋庸讳言，无论如何拔高民主制度对于社会民众的重要性，都不得不承认，民主作为一种“最不坏的”利益分配机制，其终极指向都是为了增加人类的幸福感而服务。而人类增加幸福感的基本前提，就是拥有自由。在一个没有自由的社会中，即便再民主，也不过是一个现代版的斯巴达城邦，人们又有何幸福感可言？民主之所以重要，不过是因为它是保障人们可以更多地获得自由的手段。在自由与民主的天平上，韩寒认识到，只有自由才是人的终极追求，所以他才会说，在一个缺乏自由追求，缺乏自律精神的社会里，民主未必就是人民获得幸福的唯一手段。       虽然韩寒在那篇篇幅极短的问答式的《谈民主》中，虽然没有充分展开论述民主与自由之间的关系，但他的意思显然不是“因为中国人的素质低，所以不需要民主”，而是说，如果人们没有自由追求，没有自律意识，即便民主了，也未必就是国民的福祉。因为他很清楚地提出了一个最为基本的问题：如果说革命是民主的必要前提的话，革命的对象是谁？是共产党吗？那么，对钱财的贪婪，不仅是共产党人，开远光灯的也不全是共产党人。既然如此，谁又能保证十亿人的统治会比三亿人更公平，人民更自由？       大眼显然没有读懂这更深一层的提问，所以在他的《攀亲》文中，就迷失在韩寒诸如“远光灯”之类的“素质论”中，却有意无意地忽略回避了这样一个深刻的追问。       社会学问题当然不能用数学的方式来加减乘除。任何人都不能以多数人的利益为借口，来无视少数人的利益，否则，这就不能算是一个公平的社会。尤其在于——当此三亿人的精神追求与彼十亿人的精神追求趋同的时候，我们更不能说，谁的人数多，谁的要求更高尚，更值得支持。如果非要在彼此人群之中作出一个比较和区分的话，衡量标准也不能是以双方人数的多寡，而只能是谁更能增进人民的福祉，谁更追求公平与自由。       民主不是一个攀不攀亲的问题，而是能否使人更自由的问题。韩寒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大眼尚在追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