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招安”的韩寒还需要读更多书 2011/12/28

薛涌：被"招安"的韩寒还需要读更多书 缺点多还不成熟 中国的革命恐惧　 韩寒年底写了三篇博文《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在中国引起一阵文化骚动。细读下来，引起争议的主要是《谈革命》。《说民主》不过是对之的补充而已。《要自由》最无新意，基本不出八十年代初知识分子的思想，只是说得更大胆些而已。 韩寒是年轻一代反叛的象征，就象是童话中那个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小女孩儿。所以，他不仅是青年的偶像，在知识分子中也很受尊重。《谈革命》之所以引起那么大的震动，一大原因就在于许多过去非常尊重他的知识分子，觉得这个反叛人物突然接受了“招安”，乃至对他的动机生出种种猜测。 这些猜测动机的“噪音”，当然不利于思想的讨论。但是，韩寒本人对此并非没有责任。在《谈革命》这篇自问自答的博文中，是他以“最近中国群体事件频出”的问题开始，并且也是他对自己提出“你的观点非常的五毛党”这样的问题。他显然清楚：这篇文章基本上是为现实而辩护的，所以等不及别人攻击就要先自辩一番。 之所以要先讨论这些背景，是因为它们和韩寒的核心论点有着重要的关系。以下是他的论述： “革命的最终收获者一定是心狠手辣者。很坦率的说，革命是一个听上去非常爽快激昂并且似乎很立竿见影的词汇，但是革命与中国未必是好的选择。首先，革命需要有一个诉求，诉求一般总是以反腐败为开始。但这个诉求坚持不了多远。‘自由’或者‘公正’又是没有市场的，因为除了一些文艺和新闻的从业者，你走上街去问大部分人，你自由么，他们普遍觉得自由。问他们需要公正么，他们普遍认为不公正的事情只要别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就可以了，不是每个人都经常遭受不公待遇，所以为他人寻求公正和自由不会引发人们的认同。在中国是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集体诉求的。 “文化人普遍将民主与自由联系在一起，其实对于国人，民主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不自由。因为大部分国人眼中的自由，与出版，新闻，文艺，言论，选举，政治都没有关系，而是公共道德上的自由，比如说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人，能自由的喧哗，自由的过马路，自由的吐痰，稍微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我可以自由的违章，自由的钻各种法律法规的漏洞，自由的胡作非为，所以，好的民主必然带来社会进步，更加法制，这势必让大部分并不在乎文化自由的人们觉得有些不自由，就像很多中国人去了欧美发达国家觉得浑身不自在一样。所以，民主和自由未必要联系在一起说，我认为中国人对自由有着自己独特的定义，而自由在中国最没有感染力。” 他最后的结论是：“现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国家，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急需要改革的国家。” “无论中国发生暴力革命或者非暴力革命，文人所处的地位和角色远远比他们想象的要低得多，更别说能作为领袖了。而且国民素质越低，文人就越什么都不是。你也不能用完美的民主，完美的自由，完美的人权从字面上解释应该什么样子的来逃避中国的现实……你不能天天盼着天鹅绒革命，再由你来扮演哈维尔，并瞬间让每个中国人有一张选票……” 读到这些文字，先抛开其中的诸多谬误不说，最让我吃惊的是，韩寒作为青年偶像，思想却很老，似乎更接近40后50后。他所谓的“文化人”，在八十年代初叫“知识分子”。这些人那时大力推崇普及民主自由的观念，自有其历史功绩。不过，这些人的知识成长期大多在1949年以后，虽然从现实的痛楚中感受到自由民主之必要，但很少有机会对自由民主有细致真切的研究。因此，他们有意无意地秉承了传统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精神，坚信民主自由的前提是广大民众接受他们这些“知识分子”的启蒙。有了充分的启蒙，知识分子登高一呼，即万众相应，于是中国在一场摧枯拉朽的革命中有了民主。这就是韩寒所说的文化人总想自己扮演哈维尔的情景，是他对以民主自由为目标的“革命”观的解读。只不过现在他要说：老百姓尚没有被启蒙，素质还差得远，不是文化人想象得那样，所以中国还不能民主。文化人高素质、老百姓低素质这种从鲁迅到八十年代初一直在知识分子们心中根深蒂固的信念，还是韩寒的基本思想预设。他自己“作为一个文化人”，字里行间也充满了这种优越感。 其实，自八十年代后半期，中国知识界已经开始对这种启蒙主义进行反省。其中一个兴奋点，是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的翻译出版。林教授研究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反传统主义，结论是：这些人反对传统的思想内容，但依然未经反省地接受了传统的思想模式。具体而言，他们虽然要引入西方思想，但依然固守着“以思想文化来解决问题”的士大夫文化模式，觉得中国的所有问题都可以被化约为老百姓的思想意识形态问题，即所谓现在所说的“素质”。国民素质如此，还谈什么民主？于是他们就把“改造国民性”作为首务。 此书出版后，包括笔者在内的一批当时还比较年轻的人，开始批判“启蒙心态”，挑战知识分子的道德优越感。我后来撰写一系列文章，称中国需要一定的“反智主义”，以破解“知识分子”的独断，其思想来源也可以追溯到《中国意识的危机》。事实上，最近十几年许多知识分子被网民以“砖家”、“叫兽”相称，早已丧失了启蒙者的光环，成了“带路党”。在知识界本身，也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大家不再以“社会良心”相标榜，而更多地分成各派、彼此指责对方为“既得利益集团”。笔者对大呼“文学是个屁，谁也别装逼”的韩寒之所以推崇，恰恰在于他嘲弄了知识分子这种自以为是的心态。 不过，韩寒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知识界许多人走出“启蒙心态”后，开始探索新的路径。地方自治这种基层民主权利，已取代了以知识分子（文化人）为中心的启蒙主义，成为这些人的思考核心。大家都知道，小岗村的农民开启了整个中国的改革，乃至使韩寒有条件成为闪亮的文化明星。这并非因为他们接受了知识分子的启蒙，而是他们通过“群体事件”掀起了一场革命。如今的乌坎，也被当作小岗村式的“群体事件”，大家希望由此能引起一场同样深刻的政治革命。 在这个背景下，韩寒的《谈革命》当然就成了对这些草根“革命”的诋毁。他口口声声“在中国是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集体诉求的”。那么小岗村和乌坎的老百姓难道没有鲜明地表达并捍卫、实践自己的“集体诉求”吗？韩寒说街上的中国人“普遍认为不公正的事情只要别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就可以了，不是每个人都经常遭受不公待遇”。看看小悦悦的命运，他确实观察到了大多数中国人观察到的事实。但是，中国人为什么对他人的利益那么漠不关心？为什么那么自私？简单的一句“素质低”是最廉价的解释。韩寒所没有想到的是：人情冷漠、谁都觉得别人的死活和自己没关系这些现象，跟一个社会没有给“群体事件”提供充分的空间有关。在“群体事件”中，参与者之间彼此的连带感和责任往往特别强。在乌坎你就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几乎每个参与者对其他参与者都负有责任。当有这么多人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为一个死去的人讨公道时，一个能玩儿得起赛车的城市年轻贵族，有什么资格在那里指责别人不在乎“公正”？ 所以，我劝韩寒多读点书。西方民主自由的形成，可谓千头万绪，但其中重要的一端，就是地方一系列的“群体事件”所酿成的制度模式。这种地方自治体（commune），被学者们称为中世纪一场“请悄悄的革命”，最终塑造了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公民的概念首先从市民开始。这些市民的身份，则又是起源于类似小岗村那样的共同体成员的“盟誓”。即使在日本，中世纪和江户时代乡村的一系列“群体事件”（包括“越诉”，略相当于我们所谓的“上访”），为草根社会打下了坚实的自治的基础，也为后来日本的现代化和民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也正是基于这些认识，中国的许多“文化人”并非象韩寒那样想入非非地要扮演哈维尔，而是越来越认识到民主是一场漫长、深刻的社会革命。所谓“公正”的理念及其确立，靠的不是养尊处优的“文化人”的启蒙，而要从地方草根社会的脉络中去寻求。乌坎证明的，也恰恰是这一点。

辣椒城         图穷匕见！成熟起来的韩寒给党中央下最后通牒了！ 来源: carpediem 于 2011-12-28  wenxuecity   韩寒的新三篇（《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发表之后，毛毛们和毬都不懂的《环球日报》尾椎骨一阵阵酥麻，遵循某文联主席“有了快感你就喊”的指导精神，齐欢呼韩寒化蛹为蝶，超越“左”与“右”，以为这次亲切叫声小韩同去，于是便同去，咸与维新。 其实，韩寒的新三篇委实卑之无甚高论。一是说告别革命，二是党就是人民，人民就是体制；三是讲国人连远光灯都不关，可见素质不高，所以不配民主，就算民主以后，质量也不高。这些本博打小就被灌输的东东，被八零后的意见领袖说出来，却显得振聋发聩，赢得毛毛们一阵粉丝般的尖叫。 不过，毛毛们显然被韩寒的远光灯恍晕乎了，没看到韩三篇是以要创作自由结尾的，而且给了党中央两到三年的时限，“但是如果两三年以后，情况一直没有改善，在每一届的作协或者文联全国大会时，我将都亲临现场或门口，进行旁听和抗议。” 毛毛啊，我的亲们！这俨然是最后通牒！党中央、中宣部会给小韩写作自由吗？Mission impossible! 以小韩的号召力，他去旁听和抗议，到时候会有多少人围观啊？一不小心，小韩就从意见领袖成为行动领袖了。毬都不懂的《环球日报》届时只能重操搅屎棍，臭骂小韩由蝶化蛆了。当然了，税务部门自然会及时介入，查出韩寒偷税漏税等一系列问题… 这些应急预案党和中宣部肯定早就有了。不过本博急党国之所急，建议有关部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部门）从一开始就要看清韩寒的真面目，免得到时候又一个180度大转弯。弯转得太大，有时候会翻车的。不过，我的呼吁纯属自作多情，因为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装睡之人是叫不醒的。 韩寒的这颗时限三年的定时炸弹，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手中有核弹的八零后 -- 金正恩大将。据说，金三世循例也要守孝三年以后出来重振江湖。本博遐想，三年以后两个八零后会在江湖上掀起多少风波啊… 在这个独裁者们流年不利的岁末，谨祝每一个独裁政权好运，because your days are counted…   附：韩寒《要自由》 上上篇文章里说，每个人要的自由是不一样的，上篇文章里说，民主，法制，就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圣诞再打折，东西还是不会白送的。那我就先开始讨价还价了。 首先，作为一个文化人，在新的一年里，我要求更自由的创作。我一直没有将这个写成XX自由或者XX自由，是因为这两个词会让你们下意识的觉得害怕和提防。虽然这些自由一直被写在宪法里。事实上，它一直没有被很好的执行。顺便我也替我的同行朋友——媒体人们要一些新闻的自由。新闻一直被管制的很严。还有我的拍电影的朋友们，你不能理解他们的痛苦。大家都像探雷一样进行文艺工作，触雷就炸死，不触雷的全都走的又慢又歪。这些自由是时代的所趋，也是你们曾经的承诺。我知道你们一定对苏共进行过研究，你们认为苏共的失败，很大的程度源于戈尔巴乔夫开放了报禁，并将最高权力依照宪法约定，从党返还给了人民代表大会。所以这让你们对言论自由和宪政特别的谨慎。但是时代已经不同，现代的资讯传播终于让屏蔽形同虚设。而文化的限制却让中国始终难以出现影响世界的文字和电影，使我们这些文化人抬不起头来。同时，中国也没有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媒体——很多东西并不是钱可以买来的。文化繁荣其实是最省钱的，管制越少必然越繁荣。如果你们坚持说，中国的文化是没有管制的，那就太不诚恳了。所以在新的一年，我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 如能达成，从我而言，我承诺，在文化环境更自由之后：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如果文化界和官方能各让一步，互相遵循一个约定的底线，换取各自更大空间，那便更好。 但是如果两三年以后，情况一直没有改善，在每一届的作协或者文联全国大会时，我将都亲临现场或门口，进行旁听和抗议。蚍蜉撼树，不足挂齿，力量渺小，仅能如此。当然，只我一人，没有同伴，也不煽动读者。我不会用他人的前途来美化我自己的履历。同样，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的品质，所以我相信这些迟早会到来，我只是希望它早些到来。因为我觉得我还能写的更好，我不想等到老，所以请让我赶上。 以上是基于我的专业领域的个人诉求。我觉得在这场让大家都获益良多的讨论里，研究该是什么样，不如想想应该怎么办。据说一个人一次只能许一个愿望，我的愿望用完了，其他的诸如公平，正义，司法，政改，一切一切，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再提。虽然我觉得自由未必是很多人的第一追求，但没有人愿意常常感觉恐惧不安。愿各位没钱的能在一个公正的环境里变有钱，有钱的不再为了光有钱而依然觉得低外国人一等。愿所有的年轻人都能像这个圣诞一样不畏惧讨论革命，改革和民主，担忧国家的前途，视它为自己的手足。政治不是肮脏的，政治不是无趣的，政治不是危险的。危险的，无趣的，肮脏的政治都不是真正的政治。中药，火药，丝绸，熊猫不能为我们赢得荣誉，县长太太买一百个路易威登不能为民族赢得尊敬。愿执政党阔步向前，可以名垂在不光由你们自己编写的历史上。     韩寒连自由民主的内涵都没弄懂还谈什么革命？       ——熊飞骏    韩寒在冬至夜写的《谈革命》和《论民主》两文，就像严冬的寒流吹灭了良心国民好不容易点亮的午夜烛光，引起了严重的思维混乱，极大地误导了青年一代。    韩寒谈论革命、民主的新作并非一无是处，比如《论民主》结尾的那段文字就相当精彩：    “文人需有自己的正义，但不能有自己的站位。越有影响力就越不能有立场，眼看一派强大了，就必须马上转向另一派，绝对不能相信任何的主张，不能跟随任何的信仰，要把所有的革命者全都假想成骗子，不听任何承诺，想尽办法确保不能让一方消灭其他方而独大。所以未来的中国如果有革命，谁弱小，我就在那里，它若强大了，我就去它对手那里。我愿牺牲自己的观点而争取各派的同存。只有这样，才有你追求的一切。”    除此之外，韩寒对中国人劣根性的批评也相当中肯：    “大部分中国人一副别人死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一辈子都团结不起来。”    …………    虽然有上述闪光的部件，两文的总体价值却是“反常识”和“反逻辑”的。    韩寒也许在其他方面很有天赋，但对民主、自由和革命的领悟却表现出本末倒置，明显缺乏最基本的常识认知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飞骏一样用问答的文体来提出本人的质证：        问：韩寒说革命的最终收获者一定是心黑手辣者？    答：美国独立战争是反英革命，最终收获者华盛顿心黑手辣吗？    美国南北战争被我国的历史教科书誉为美国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最终收获者林肯心黑手辣吗？    中国辛亥革命的最终收获者是袁世凯，但历史资料证明袁世凯并不心黑手辣，这从他自始至终优待满清皇族没有在权力稳固后背信弃义斩草除根可见一斑。他的德行操守不但超过后起的蒋介石，甚至比孙中山更为男人一些。    韩寒的“心黑手辣逻辑”也许是从红色革命的基础上推导出来的。红色革命的最终收获者确然是心黑手辣者，从斯大林到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几乎少有例外；但红色革命是二十世纪的反常现象，在整个人类世界不具普遍性和代表性。纵观整个人类革命史，普遍情形还是“得民心者收获革命成果”。        问：韩寒说革命需要一个诉求，在中国是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集体诉求的？    答：谁说当今中国没有一个集体诉求？反贪反腐不是集体诉求吗？反特权不是集体诉求吗？虽然在专制统治貌似稳固时，多数公民自己也希望成为有机会贪腐特权的一员，但并不等于反贪反腐反特权就不是集体诉求。这就如多数男人都希望自己能拥有一个以上的妻子，但并不影响一夫一妻制一样是中国社会的共识一样。        问：韩寒说一人一张选票，最终的结果还是共产党代表获胜，谁能比党更有钱？五百亿就能买五亿张选票？    答：民主的终极目的不是要消灭某人或某个集团，而是每个公民和团体都有公平参予政治监督政府和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平等权利。中国民主一样不是以打倒我党为终极目的，以此为目标的“民主”其实是专制的变种；而是我党与其它公民团体一样公开透明竞选国家领导人。在公开、透明、平等、自愿和媒体自由监督的基础上，如果中国人民投票选举我党继续执政，在公民自由选举基础上组成的我党政府一样是民主政府，与此前枪杆子和暗箱操作产生的专制政府有本质的区别。    专制国家一旦举行公开透明平等的民主选举，财大人众者不一定能取胜。    上世纪八十年代红色波兰举行首次自由选举，波共是国内占压倒优势的政党，不但拥有总人口十分之一的党员（党员比例比我国高得多），还占有全国的大部分财富。对手团结工会不但党员少得可怜，财力更让人联想到“叫花子“。可最后的选举结果居然是团结工会大获全胜，拥有一百个议席中的九十九席，不但绝大多数国民投了“叫花子”的票；连多数波共也在选票上写下了团结工会成员的名字。    只要开放政治权力，切实保障公民的自由选举权，暂时取胜者不等于能长久垄断政治权力。    台湾开放党禁报禁实行全民普选后，首届被台湾人民选上台的依旧是先前的执政党——国民党；但后来人民又把民进党推上了领导岗位，国民党第一次在历史上成为在野党。    同样一个领导人，人民选举与上级任命其政治表现完全是两回事。人民选举上台的领导人只对人民负责，只有为人民服务廉洁自律才能保住官位。上级任命的领导人只对上司负责，为了讨好政治上司必然拍马屁向上行贿，为了筹措巨额贿金必须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搜刮民脂民膏。    至于五百亿买五亿张选票之说更不合情理，中国人虽然有很多劣根性，但绝不会象韩寒想象的如此不值钱，区区一百元就给搞定了？如果我党给你一百元，在不记名无恐惧的基础上，你会投我党内定的某候选人一票吗？    本人曾在《我们不要对概率很低的民主贿选杯弓蛇影》一文中指出，容易被贿选操纵的选举通常只限于选民在千人左右的村级政权。选民在10万以上的县级政权就没有可操作性，就更不用说选民在千万，亿以上的省级和国家级层面了。        问：韩寒说现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国家，无论暴力革命还是非暴力革命都不可能发生。    答：“革命”不等于杀别人的头！“革命”的真正内涵是变革阻碍国家社会的文明进步、实现公平正义的落后体制；踢开或“转化”维护落后体制的顽固势力和守旧思想；代之以顺应社会进步要求的新思维新队伍和先进体制。而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杀官”“推翻执政集团”和江山轮流转今天归我坐？单纯停留在杀官推翻政府和夺江山层面的暴力运动不是“革命”而是“造反”，中国历次改朝换代战争多停留在这一层面。“革命”和“造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江山未易主也许在“革命”，如上世纪九十年代国民党执政的台湾；“造反”成功江山易手不等于就“革命”了，如朱元璋领导的红巾军暴动就无一丝一毫的“革命”内涵。    韩寒理解的“革命”含义还停留在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战争。传统意义上的改朝换代战争确然难以在现代中国发生，但不等于“革命”不会发生。    如果说守旧势力强大不易撼动，前苏联的政权机器够强大了吧？仅核武器就可把地球毁灭N次，就更不用说对付国内手无寸铁且无任何严密组织只限民主自由诉求的人民群众了？可苏联却在一个晚上取得了推翻专制独裁革命的成功？总共只死了三个人。所以貌似强大的东西如果倒行逆施，时机一到就会脆弱得不堪一击。        问：韩寒说无论中国发生暴力革命或者非暴力革命，文人所处的地位和角色远远比他们想象的要低得多，更别说能作为领袖了。    答：谁说文人推动革命的目标就是当“领袖”了？文人真正职能应该是及时发现问题，勇于揭露国家社会阴暗面，坚守良知，捍卫公平正义，珍爱生命价值；永远不歌功颂德，不对权钱屈服，不为五斗米折腰。在专制社会如此，在民主宪政社会一样如此！而不是要争什么“领袖”。        问：韩寒说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    答：前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党占苏联国民总数的十分之一，比例比我国高得多，可前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党是苏联人民本身吗？显然不是！否则苏联人民也不会选择抛弃它，不但抛弃得很成功，而且抛弃的轻而易举，不但没有战争对抗，连肯为之献身的党员一个也没有？一切都显得自然而然顺理成章。        问：熊飞骏先前曾著文力挺过韩寒，为何这次突然变脸呢？    答。飞骏此前确然一直看好韩寒，把他誉为八０后最杰出的思想者。汶川地震期间，韩寒因著文为沙朗.斯通说了几句公道话遭国内左愤围攻，飞骏就曾撰写了《从韩寒事件看左愤的文革脸谱》一文高调声援韩寒。以后也曾在很多文章中继续盛赞韩寒……    飞骏不为此前多次声援美誉过韩寒后悔！飞骏认同欣赏的是韩寒此前的见识思想，而不是韩寒这个人。人是最不可靠的，如果没有反躬自省的智慧坚韧顽强的秉赋和旁观者的鞭策棒喝，再优秀的人也容易滑向自己的反面。    韩寒是八０后的最杰出者；但不是中国人的最出众者！和杨恒均、信力健、李剑芒、李悔之等仁人志士比起来，韩寒还需要多读点书。拒绝读教科书是先见之明；但不肯读书则愚不可及。    …………    这次就说到这里，未尽之言留待后述：自由和民主是人民的权力，剥夺了人民的权力而说人民素质差，不配享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力，不但不合逻辑，还有丢失良心的嫌疑。韩寒冬至撰文的用意也许是好的，只是想表达一下对国民劣根性的失望，但文章产生的效果负面远远大于正面。名人撰文切忌草率。            二０一一年圣诞节平安夜 （2011/12/26 发表） 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