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韩寒在他的博客上接连发表了《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三篇文章，在海外，对这韩三篇持批评的多，基本上没有见到称赞的。我向来欣赏韩寒，虽然这韩三篇的观点并不完全持赞同态度，但总的感觉：他对中国的认识比很多海外人士更清楚。
比如说革命，他认为中国不存在发生天鹅绒革命的可能性，我想这是基于中国历史做出的经验判断，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别说天鹅绒革命，连流血的革命也只是绝无仅有的辛亥一役，见惯了的不过是改朝换代、取而代之的皇朝更迭。当然，从前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并不意味着以后就不可能发生，但几千年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指望它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发生说它希望渺茫至少是不过分吧。我想一个理智清醒的人，是不会将希望寄托在渺茫之上的。而韩寒，虽然我不是他的粉丝，但我欣赏他，也相信他是一个理智清醒的人。反而是那些指望别处的经验能够移植到中国的人该好好地思考，中国与那些发生过天鹅绒革命的国家到底有多少共同之处。我以前曾经说过，即使是苏联，也与中国大不一样，它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已经开始军队国家化的进程，虽然曾经一度反复，但并没有中止，所以才会有后来进驻莫斯科的苏军抗命，拒绝执行镇压人民的命令（也可能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命令），这才会有叶利钦站在坦克上面的演讲，才会有苏联顺利地终结。谁要是认为现今中国也能够发生天鹅革命，请告诉我你判断的依据。
我没有机会象韩寒那样通过拉力赛车的平台去经历那么广大的中国地域，但也有机会去过一些地方，接触过一些事物。在好几年前，应该是2005年以前的事了，那时我出差去一个省城，见到那里的村子家家都在外墙上贴了磁砖，很是感叹那里的富裕，但同行的本地人告诉了我事情的真相，那就是因为这里正面临拆迁，所以这里的村民就抢在登记之前将最廉价的磁砖贴在自己物业的外墙上，不仅是人住的房子贴上，连猪和鸡住的“房子”也都贴上，为的就是在拆迁中多挣点补偿。后来我见到有关强拆的报道，不由得想起那些贴着磁砖的猪圈，那些被强拆的百姓当中，有多少是真正苦命的受害人？又有多少是贪得无厌的“冒险家”？连带出来的另一个疑问就是政府和百姓，到底谁更不讲诚信？我不怀疑总的说来政府要差，但并不排除有百姓更差的局部，比如贴上磁砖的那些猪圈。
谁要讲中国人的素质，我上面说的就是一个例证，其实素质不在于文化水平，素质说到底应该是人品，能否做到己所不欲，莫施于人，而中国人的所作所为，很难让人相信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只关心自己别受欺负，并不在乎自己是否在欺负别人，最典型的例证就是中国人随时随地都会肆无忌惮地抽烟，他不会在意是否有人不想受到烟的滋扰，这样的人决不是少数。但这些，在海外的人是不会有亲身感受的。当然，说中国人素质低只是一个总体的判断，谁要因此质问我本人的素质是不是也很低，我是不会回答的，但我会想这个质问的人一定也是个中国人，即使他长年生活在海外，拿着别的国家的护照。
我不反对革命，即便是暴力革命，我相信，革命有一个怎样的结局完全取决于革命是由什么样的人来主导，也就是说革命者是怎么样的人，如果革命者是华盛顿这样的好人，革命当然会有好的结果，如果革命者是罗伯西庇尔，革命的结局也就会比较悲惨，但最终革命还是会有成果：法兰西共和国。最可怕的是毛泽东一类的人借革命的旗帜，行改朝换代的实质。而现今中国，有什么指望能够出现华盛顿这样的人，又有什么指望有人愿意追随华盛顿这样的人呢？要知道，华盛顿留给追随他出生入死的战友的是NOTHING。中国人，你如果什么都不能给他，能够指望他跟着你革命？要知道共产党当年是用打土豪，分田地来利诱农民跟随它的，而国民党却无法使出现成的利益给农民。
中国人素质低下当然不是什么新鲜的论断，至少在鲁迅眼里，改选中国人的素质就是一项必须努力去做的工作，但陈旧的论断不见得就不符合实际情况，谁如果硬要说中国人的素质其实不低，请让我看看证据，别说台湾，台湾是与中国绝无仅有的一次革命血脉相连的；也别说香港，香港是经过大英帝国一百五十多年的改造后才回归中国的。
有人说国民的素质低下是不民主的结果，我以为这其实也是一个臆想出来的结论，中国人素质低下并不是今天的事，1949年及其之前，中国人的素质就很低下，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有发自内心的高呼“毛主席万岁”，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梁漱冥冲撞毛泽东时要求梁闭觜的是政协会议上的绝大多数，也无法解释马寅初为什么还要“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如果有人硬要说因为中国从来就没有民主过，所以任何时候的素质低下都是不民主的结果，那我只好闭觜，但在闭觜前，我会再说一句，其实1949年以前的那几年时光是中国大陆最接近民主的日子。
最有意思的是韩寒的“反墙头草”明明是说中国的事，有人却非得扯到利比亚，不知他有没有想过中国跟利比亚有多少相同之处？利比亚的经验能够适用在中国吗？其实这个“反墙头草”也可以说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而且是不远的历史。当年的文人如果能够有韩寒的认识，共产党席卷中华也决不至于如此顺利。只可惜那些后来的右派们没有今天韩寒的见地，不过也难怪他们，毕竟先有他们的教训，后有韩寒的见地。其实有一个关于一只狼和两头狮子的故事的喻意和韩寒的“反墙头草”是一样的，不妨引述一下这个故事：
上帝把两群羊放在草原上，一群在南，一群在北。上帝还给羊群找了两种天敌，任羊群选择，一种是狮子，一种是狼。上帝对羊群说： “如果你们要狼，就给一只，任它随意咬你们。如果你们要狮子，就给两头，你们可以在两头狮子中任选一头，还可以随时更换。
这道题的问题就是：如果你也在羊群中，你是选狼还是选狮子？ 很容易做出选择吧？ 好吧，记住你的选择，接着往下看。
南边那群羊想，狮子比狼凶猛得多，还是要狼吧。于是，它们就要了一只狼。北边那群羊想，狮子虽然比狼凶猛得多，但我们有选择权，还是要狮子吧。于是，它们就要了两头狮子。
那只狼进了南边的羊群後，就开始吃羊。狼身体小，食量也小，一只羊够它吃几天了。 这样羊群几天才被追杀一次。
北边那群羊挑选了一头狮子，另一头则留在上帝那里。这头狮子进入羊群後，也开始吃羊。狮子不但比狼凶猛，而且食量惊人，每天都要吃一只羊。这样羊群就天天都要被追杀，惊恐万状。羊群赶紧请上帝换一头狮子。不料，上帝保管的那头狮子一直没有吃东西，正饥饿难耐，它扑进羊群，比前面那头狮子咬得更疯狂。羊群一天到晚只是逃命， 连草都快吃不成了。
南边的羊群庆幸自己选对了天敌，又嘲笑北边的羊群没有眼光。北边的羊群非常後悔， 向上帝大倒苦水，要求更换天敌，改要一只狼。上帝说： “天敌一旦确定，就不能更改，必须世代相随，你们唯一的权利是在两头狮子中选择。 ”
北边的羊群只好把两头狮子不断更换。可两头狮子同样凶残，换哪一头都比南边的羊群悲惨得多，它们索性不换了，让一头狮子吃得膘肥体壮，另一头狮子则饿得精瘦。 眼看那头瘦狮子快要饿死了，羊群才请上帝换一头。
这头瘦狮子经过长时间的饥饿後，慢慢悟出了一个道理：自己虽然凶猛异常，一百只羊都不是对手，可是自己的命运是操纵在羊群手里的。羊群随时可以把自己送回上帝那里，让自己饱受饥饿的煎熬，甚至有可能饿死。想通这个道理後，瘦狮子就对羊群特别客气，只 吃死羊和病羊，凡是健康的羊它都不吃了。
羊群喜出望外，有几只小羊提议干脆固定要瘦狮子，不要那头肥狮子了。
一只老公羊提醒说： “瘦狮子是怕我们送它回上帝那里挨饿，才对我们这么好。万一肥狮子饿死了，我们没有了选择的余地，瘦狮子很快就会恢复凶残的本性。” 羊群觉得老羊说得有理，为了不让另一头狮子饿死，它们赶紧把它换回来。
原先膘肥体壮的那头狮子，已经饿得只剩下皮包骨头了，并且也懂得了自己的命运是操纵 在羊群手里的道理。为了能在草原上待久一点，它竟百般讨好起羊群来。而那头被送交 给上帝的狮子，则难过得流下了眼泪。北边的羊群在经历了重重磨难後，终于过上了自由 自在的生活。
南边的那群羊的处境却越来越悲惨了，那只狼因为没有竞争对手，羊群又无法更换它，它就胡作非为，每天都要咬死几十只羊，这只狼早已不吃羊肉了，它只喝羊心里的血。它还不准羊叫，哪只叫就立刻咬死哪只。南边的羊群只能在心中哀叹： “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要两头狮子。”
看完这个故事后，你是否觉得韩寒的“反墙头草”其实就是为了不让两头狮子变成一头恶狼。当年的文人如果懂得这个道理，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国军伸出友善之手，造声援之势，国军王师又何至于沦落孤岛，而自己落入恶狼之手，至今无法翻身。我相信看了这个故事之后，还有嘲笑韩寒“反墙头草”的欲望的人真的是无药可救了。
必须承认，韩寒是没有太多了理论基础，但我相信他的观点是基于他本身在国内的体认，这远比海外的人真切，可能他的论点在理论上是不对的，但我想说的是：证明他的论点不对的理论，并不一定适用于中国。
我相信韩三篇的关键还是最后的《要自由》，他认为最急切的还是言论自由，那怕是有明确禁区的言论自由，这一点鲁迅也曾经明确表达过。这一点我是完全认同韩寒的，因为在我看来：言论自由是社会进步的起点，只有争得这个起点，进步和改良才有可能起步，启蒙工作才有回旋的余地，才会有更多的袁腾飞告诉孩子们历史的真相，才会有机会阻止统治者的洗脑。也许有人会说“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又怎么能够让袁腾飞们告诉孩子真相呢？我说还是可以的，只要有明确的边界，人们总有办法绕开这个边界，不说执政党，就说毛泽东，袁老师不就是这样做的吗？
还要说明的一点是，我认为只有言论自由在眼下中国还有争取的余地，因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也有过一段非常短暂的“自由”时光，争取曾经有过的东西，总比要、或者是抢从来就没有过的东西可能性更大一些，更有把握一些。但不知为什么，韩寒的要求被曲解成“乞求”，难道向统治者说一句“请让我赶上”，要求就变成了乞求吗？
当然，这一个要求其实也是极难达成的，谁也不能保证曾经有过的东西就一定会再次拥有，但是曾经有过毕竟比从未有过的把握大一点，用一代人的时间争取这一点已经是很不坏的结局了，何况韩寒还指望用更少的时间，有谁能够陪伴在他的身边一起要求呢？至少到眼下，高举要求言论自由旗帜的，在中国大陆只有韩寒孤身一人。就凭这一点，韩寒就无愧于他所处的时代。嘲笑他的人自问一下：自己能够跟韩寒比肩吗？
最后，我想说我并不反对有人要求民主，我想说的只是民主并不是中国最急切的事，与自由相比，民主还可以往后放一放，我这里所说的自由比韩寒要的更进一步，我指的自由就罗斯福总统说过的四大自由。我相信这是天赋人权，也相信只要人们总体上能够正确理解和认同这个自由之后，民主自然就水到渠成了。而这个自由的正确理解是无法用改良又或者革命的方式达成的，有效的方式只能是培养，而这又必须以言论自由为起点。
比如说革命，他认为中国不存在发生天鹅绒革命的可能性，我想这是基于中国历史做出的经验判断，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别说天鹅绒革命，连流血的革命也只是绝无仅有的辛亥一役，见惯了的不过是改朝换代、取而代之的皇朝更迭。当然，从前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并不意味着以后就不可能发生，但几千年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指望它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发生说它希望渺茫至少是不过分吧。我想一个理智清醒的人，是不会将希望寄托在渺茫之上的。而韩寒，虽然我不是他的粉丝，但我欣赏他，也相信他是一个理智清醒的人。反而是那些指望别处的经验能够移植到中国的人该好好地思考，中国与那些发生过天鹅绒革命的国家到底有多少共同之处。我以前曾经说过，即使是苏联，也与中国大不一样，它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已经开始军队国家化的进程，虽然曾经一度反复，但并没有中止，所以才会有后来进驻莫斯科的苏军抗命，拒绝执行镇压人民的命令（也可能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命令），这才会有叶利钦站在坦克上面的演讲，才会有苏联顺利地终结。谁要是认为现今中国也能够发生天鹅革命，请告诉我你判断的依据。
我没有机会象韩寒那样通过拉力赛车的平台去经历那么广大的中国地域，但也有机会去过一些地方，接触过一些事物。在好几年前，应该是2005年以前的事了，那时我出差去一个省城，见到那里的村子家家都在外墙上贴了磁砖，很是感叹那里的富裕，但同行的本地人告诉了我事情的真相，那就是因为这里正面临拆迁，所以这里的村民就抢在登记之前将最廉价的磁砖贴在自己物业的外墙上，不仅是人住的房子贴上，连猪和鸡住的“房子”也都贴上，为的就是在拆迁中多挣点补偿。后来我见到有关强拆的报道，不由得想起那些贴着磁砖的猪圈，那些被强拆的百姓当中，有多少是真正苦命的受害人？又有多少是贪得无厌的“冒险家”？连带出来的另一个疑问就是政府和百姓，到底谁更不讲诚信？我不怀疑总的说来政府要差，但并不排除有百姓更差的局部，比如贴上磁砖的那些猪圈。
谁要讲中国人的素质，我上面说的就是一个例证，其实素质不在于文化水平，素质说到底应该是人品，能否做到己所不欲，莫施于人，而中国人的所作所为，很难让人相信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只关心自己别受欺负，并不在乎自己是否在欺负别人，最典型的例证就是中国人随时随地都会肆无忌惮地抽烟，他不会在意是否有人不想受到烟的滋扰，这样的人决不是少数。但这些，在海外的人是不会有亲身感受的。当然，说中国人素质低只是一个总体的判断，谁要因此质问我本人的素质是不是也很低，我是不会回答的，但我会想这个质问的人一定也是个中国人，即使他长年生活在海外，拿着别的国家的护照。
我不反对革命，即便是暴力革命，我相信，革命有一个怎样的结局完全取决于革命是由什么样的人来主导，也就是说革命者是怎么样的人，如果革命者是华盛顿这样的好人，革命当然会有好的结果，如果革命者是罗伯西庇尔，革命的结局也就会比较悲惨，但最终革命还是会有成果：法兰西共和国。最可怕的是毛泽东一类的人借革命的旗帜，行改朝换代的实质。而现今中国，有什么指望能够出现华盛顿这样的人，又有什么指望有人愿意追随华盛顿这样的人呢？要知道，华盛顿留给追随他出生入死的战友的是NOTHING。中国人，你如果什么都不能给他，能够指望他跟着你革命？要知道共产党当年是用打土豪，分田地来利诱农民跟随它的，而国民党却无法使出现成的利益给农民。
中国人素质低下当然不是什么新鲜的论断，至少在鲁迅眼里，改选中国人的素质就是一项必须努力去做的工作，但陈旧的论断不见得就不符合实际情况，谁如果硬要说中国人的素质其实不低，请让我看看证据，别说台湾，台湾是与中国绝无仅有的一次革命血脉相连的；也别说香港，香港是经过大英帝国一百五十多年的改造后才回归中国的。
有人说国民的素质低下是不民主的结果，我以为这其实也是一个臆想出来的结论，中国人素质低下并不是今天的事，1949年及其之前，中国人的素质就很低下，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有发自内心的高呼“毛主席万岁”，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梁漱冥冲撞毛泽东时要求梁闭觜的是政协会议上的绝大多数，也无法解释马寅初为什么还要“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如果有人硬要说因为中国从来就没有民主过，所以任何时候的素质低下都是不民主的结果，那我只好闭觜，但在闭觜前，我会再说一句，其实1949年以前的那几年时光是中国大陆最接近民主的日子。
最有意思的是韩寒的“反墙头草”明明是说中国的事，有人却非得扯到利比亚，不知他有没有想过中国跟利比亚有多少相同之处？利比亚的经验能够适用在中国吗？其实这个“反墙头草”也可以说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而且是不远的历史。当年的文人如果能够有韩寒的认识，共产党席卷中华也决不至于如此顺利。只可惜那些后来的右派们没有今天韩寒的见地，不过也难怪他们，毕竟先有他们的教训，后有韩寒的见地。其实有一个关于一只狼和两头狮子的故事的喻意和韩寒的“反墙头草”是一样的，不妨引述一下这个故事：
上帝把两群羊放在草原上，一群在南，一群在北。上帝还给羊群找了两种天敌，任羊群选择，一种是狮子，一种是狼。上帝对羊群说： “如果你们要狼，就给一只，任它随意咬你们。如果你们要狮子，就给两头，你们可以在两头狮子中任选一头，还可以随时更换。
这道题的问题就是：如果你也在羊群中，你是选狼还是选狮子？ 很容易做出选择吧？ 好吧，记住你的选择，接着往下看。
南边那群羊想，狮子比狼凶猛得多，还是要狼吧。于是，它们就要了一只狼。北边那群羊想，狮子虽然比狼凶猛得多，但我们有选择权，还是要狮子吧。于是，它们就要了两头狮子。
那只狼进了南边的羊群後，就开始吃羊。狼身体小，食量也小，一只羊够它吃几天了。 这样羊群几天才被追杀一次。
北边那群羊挑选了一头狮子，另一头则留在上帝那里。这头狮子进入羊群後，也开始吃羊。狮子不但比狼凶猛，而且食量惊人，每天都要吃一只羊。这样羊群就天天都要被追杀，惊恐万状。羊群赶紧请上帝换一头狮子。不料，上帝保管的那头狮子一直没有吃东西，正饥饿难耐，它扑进羊群，比前面那头狮子咬得更疯狂。羊群一天到晚只是逃命， 连草都快吃不成了。
南边的羊群庆幸自己选对了天敌，又嘲笑北边的羊群没有眼光。北边的羊群非常後悔， 向上帝大倒苦水，要求更换天敌，改要一只狼。上帝说： “天敌一旦确定，就不能更改，必须世代相随，你们唯一的权利是在两头狮子中选择。 ”
北边的羊群只好把两头狮子不断更换。可两头狮子同样凶残，换哪一头都比南边的羊群悲惨得多，它们索性不换了，让一头狮子吃得膘肥体壮，另一头狮子则饿得精瘦。 眼看那头瘦狮子快要饿死了，羊群才请上帝换一头。
这头瘦狮子经过长时间的饥饿後，慢慢悟出了一个道理：自己虽然凶猛异常，一百只羊都不是对手，可是自己的命运是操纵在羊群手里的。羊群随时可以把自己送回上帝那里，让自己饱受饥饿的煎熬，甚至有可能饿死。想通这个道理後，瘦狮子就对羊群特别客气，只 吃死羊和病羊，凡是健康的羊它都不吃了。
羊群喜出望外，有几只小羊提议干脆固定要瘦狮子，不要那头肥狮子了。
一只老公羊提醒说： “瘦狮子是怕我们送它回上帝那里挨饿，才对我们这么好。万一肥狮子饿死了，我们没有了选择的余地，瘦狮子很快就会恢复凶残的本性。” 羊群觉得老羊说得有理，为了不让另一头狮子饿死，它们赶紧把它换回来。
原先膘肥体壮的那头狮子，已经饿得只剩下皮包骨头了，并且也懂得了自己的命运是操纵 在羊群手里的道理。为了能在草原上待久一点，它竟百般讨好起羊群来。而那头被送交 给上帝的狮子，则难过得流下了眼泪。北边的羊群在经历了重重磨难後，终于过上了自由 自在的生活。
南边的那群羊的处境却越来越悲惨了，那只狼因为没有竞争对手，羊群又无法更换它，它就胡作非为，每天都要咬死几十只羊，这只狼早已不吃羊肉了，它只喝羊心里的血。它还不准羊叫，哪只叫就立刻咬死哪只。南边的羊群只能在心中哀叹： “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要两头狮子。”
看完这个故事后，你是否觉得韩寒的“反墙头草”其实就是为了不让两头狮子变成一头恶狼。当年的文人如果懂得这个道理，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国军伸出友善之手，造声援之势，国军王师又何至于沦落孤岛，而自己落入恶狼之手，至今无法翻身。我相信看了这个故事之后，还有嘲笑韩寒“反墙头草”的欲望的人真的是无药可救了。
必须承认，韩寒是没有太多了理论基础，但我相信他的观点是基于他本身在国内的体认，这远比海外的人真切，可能他的论点在理论上是不对的，但我想说的是：证明他的论点不对的理论，并不一定适用于中国。
我相信韩三篇的关键还是最后的《要自由》，他认为最急切的还是言论自由，那怕是有明确禁区的言论自由，这一点鲁迅也曾经明确表达过。这一点我是完全认同韩寒的，因为在我看来：言论自由是社会进步的起点，只有争得这个起点，进步和改良才有可能起步，启蒙工作才有回旋的余地，才会有更多的袁腾飞告诉孩子们历史的真相，才会有机会阻止统治者的洗脑。也许有人会说“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又怎么能够让袁腾飞们告诉孩子真相呢？我说还是可以的，只要有明确的边界，人们总有办法绕开这个边界，不说执政党，就说毛泽东，袁老师不就是这样做的吗？
还要说明的一点是，我认为只有言论自由在眼下中国还有争取的余地，因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也有过一段非常短暂的“自由”时光，争取曾经有过的东西，总比要、或者是抢从来就没有过的东西可能性更大一些，更有把握一些。但不知为什么，韩寒的要求被曲解成“乞求”，难道向统治者说一句“请让我赶上”，要求就变成了乞求吗？
当然，这一个要求其实也是极难达成的，谁也不能保证曾经有过的东西就一定会再次拥有，但是曾经有过毕竟比从未有过的把握大一点，用一代人的时间争取这一点已经是很不坏的结局了，何况韩寒还指望用更少的时间，有谁能够陪伴在他的身边一起要求呢？至少到眼下，高举要求言论自由旗帜的，在中国大陆只有韩寒孤身一人。就凭这一点，韩寒就无愧于他所处的时代。嘲笑他的人自问一下：自己能够跟韩寒比肩吗？
最后，我想说我并不反对有人要求民主，我想说的只是民主并不是中国最急切的事，与自由相比，民主还可以往后放一放，我这里所说的自由比韩寒要的更进一步，我指的自由就罗斯福总统说过的四大自由。我相信这是天赋人权，也相信只要人们总体上能够正确理解和认同这个自由之后，民主自然就水到渠成了。而这个自由的正确理解是无法用改良又或者革命的方式达成的，有效的方式只能是培养，而这又必须以言论自由为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