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一位安全部门的官员说，对‘敌对势力’（政府的暗语，即和平地主张实行民主的人）以及对‘非法的宗教组织’（即基督徒、法轮功信仰者、以及其他选择在没有政府批准的境况下进行宗教礼拜的人）进行镇压将是来年的工作重点。
美国主要报纸《华盛顿邮报》12月27日发表社论，题目是“为什么西方国家对中共的镇压不作出反应？”社论说：
“中国的共产党统治者在12月展示出大量的恐惧和镇压，从而给过去一年画上了一个合适的休止符。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对公开的异议和讨论的容忍度持续降低。
“上个星期五，当局给陈卫判刑9年。法官宣布，陈卫‘罪行严重，影响恶劣’。他到底犯的是什么罪呢？原来是写文章。他鼓吹民主，而且，自他参加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以来一直如此，法官便宣判他犯有‘煽动颠覆’罪。
“本星期一，另一位异议人士陈西被判刑10年，罪名也是‘煽动颠覆’。他的罪行是撰写并在互联网上发表了36篇文章。
“不久之前，这种刑期还被认为是不同寻常地长。但在眼下的镇压中，中共当局将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判刑11年，刘宪斌被判刑10年。他们的罪行也是写文章。
“中国的共产党统治者并不感到需要对自己的行动负责。因此，他们要进行这样的镇压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就成为人们猜测的对象。大多数中国问题观察家认为，中共当局对中东的大规模民众抗议感到恐惧。他们也可能比往常更加神经质，因为他们在准备明年的不透明的领导班子更迭。据报导，中国一位安全部门的官员说，对‘敌对势力’（政府的暗语，即和平地主张实行民主的人）以及对‘非法的宗教组织’（即基督徒、法轮功信仰者、以及其他选择在没有政府批准的境况下进行宗教礼拜的人）进行镇压将是来年的工作重点。
“中共当局对人权的镇压没有得到西方的多少注意和谴责。或许是因为中国的投资和中国的市场诱惑力太强。或许是这种镇压跟外界眼中的中国形象太不合拍。外人看到的中国形象大都是繁忙、现代和资本主义的上海，以至于他们难以相信中国在进行镇压。
“但是，那些认为中国统治者的焦虑与其对外关系无关的人不妨读一读12月25日《华盛顿邮报》记者安德鲁·希金斯的一篇报导。报导讲述了中国官方对美国驻中国大使、以及最近对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杨苏棣(Stephen Young）的最个人化的攻击。杨的‘过犯’是无视‘严肃的警告’谈论民主。中国官方的这些攻击提醒人们，在拒斥民众选举合法性的情况下，中国的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不但急于监禁中国人，封锁控制中国的报界，而且还会在方便的时候煽动民族主义的火焰。” | 来源：VOA 后改革思想网2011年后改革十大人物
来源：后改革思想网 作者：后改革思想网
伴随着经济危机，一种紧急状态或者生死存亡的紧迫性，正在逼近中国大地。而对此视而不见，正是由于相信有可能政改或者转型。改革时代政治方案的预设条件和当下乐观，俱已破产，尤其是政改的可能性。对改革一代来说不言自明的预设，由可以在政改中觉得可以消化的小问题，变为决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推倒做稳奴隶的秩序，恢复到自然状态或者紧急状态。后改革或者“改革已死”，正视了紧迫性。
当下对政改是否抱有希望，已成为紧迫的政治立场选择，以此来划分同一战壕内部的不同战线，已经是很清楚现象。过去抱有希望的派别和人数过于强大，绝望派必须需要通过强烈批评希望派，来突显壮大自己。这就会连累到最大可能容纳二者的中间派。既然是中间派，也可能容纳桥接了二者，也可能被二者所磁化。
改革意识形态对于四五一代，可能其命运或生命的意义，全盘纳入，而80、90后的生命在于自己，并不需要依靠一种意识形态而存活，获得人生意义。安息日为人而设立，而人并非为安息日而设立。从不需要外求的生命意识出发，来否定改革意识形态，寻求新的意识形态，且必须防止意识形态奴役生命。流畅明白的80后关于改革的生命体验以及对出路的渴望。正如他们的父辈从文革走出奔赴改革，通过几十万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同种人，根据生命体验不断控诉文革，赞美改革才有这三十年的精神共识。8、90后也需要根据自己的生命体验控诉改革，追问后改革出路。
实际上的改革一样有激进血腥和保守之分，如国企改革就是一场长期的水煮青蛙般的屠杀，激进血腥的结果转嫁到将来，并不等于就没有了激进血腥的本性。改革与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手段败坏的，因此必遭报应，被推迟的报应，还是报应。改革的政治暴力与革命的民间暴力一样是暴力。改与不改都是血腥革命。改革同样比法国大革命血腥，未来经济危机中一样可以看到，杀人不见血的屠刀。
改革与后改革，就是专制与民主的区别。改革和改革派已经成为专制的基础，对改革派的攻击和对改革的解构全盘否定，才是向前跨一步的可能性。除了他们还在摸石头搞各种各样的改革方案之外，全国人民都已经上岸，他们还要拉人民下水淹死。除了这一些老想启蒙他人的人，需要被启蒙之外，全国人民的人心向背和思想认识已经足够用，不想咋再用启蒙造成洪涝灾害。
革命派是改革派蜕变的。看《封神演义》，姜子牙刚下昆仑，圣人元始天尊赋予封神大任，但没有固定其政治派别，还是先去朝歌当一回改良派，然后再到西周演绎古代历史最为重要的西周革命。孙中山伊始是上书李鸿章的改革派。
有人说革命不了要改良，一年十来万起民众抗争，这不是革命么。改革之死就是革命，群体性事件就是革命。第一个，不能说没有组织性或者领袖，或者军事对抗性，就不是革命。政治事件都是在事后的历史神话中变得完美的，所以并不是没有完美或勉强符合的之前，就认为革命不存在。第二个，统治秩序也是一种离心力与向心力的比较。也不是先验存在的，所以是一场永远的拉锯战，就像法院判决一样，“一次又一次的无中生有”。
就像我们的维权努力，每一次群体性事件，如果都参与背书的话，它就在增长，在增值，意义在发酵。维权运动不让大震荡或者大革命等总体爆发之前的群体性事件，零星抵抗成为虚无，丧失其历史意义，而是要放大，最高地发挥其最大意义，让民众的血没有白流，牢没有白坐，星星之火助其燎原。
如此改变知识分子的临界点，过去在农民起义胜利之前，他们就否定，说成叛乱要求镇压，是官粹主义者；胜利了，他们就变节献媚，变为民粹主义者。总之是一条条的狼犬和哈巴狗的综合体。而维权运动改变了这种综合体，为抵抗权辩护，造就了知识分子提前进入了革命，才是唯一的历史正当性。
2011年后改革十大人物如下：
一、 薛锦波
为民主献出生命的人，永远处在第一位，因为生命是无价之宝，是一切可能性的前提。热兵器时代里面，乌坎村农民抗争，有着类似与晚清孙中山革命党人搞暗杀搞起义的高度威慑力。乌坎村农民的“反独裁”口号，已经抵达了建政60年农民抗争史的最高政治高度。完全印证了一直重申的道理：民主等诸多价值在启蒙中被民众最深刻的把握。
乌坎给出了几年来最强烈刺激，当民众以革命性姿态在政治中崛起，涌入历史与政治舞台，夹在官民之间上下其手，假装为民代言的知识分子，要么作为对立面出现，要么如冰雪融化于海洋。总之他们作为一个势力阶层淡出或者失踪，已经成为历史趋势。
二、刘军宁
自由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多年来以《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说说三十年改革中
的补天派》、《补天与变天：中国改革的事实与价值》以及《改革已经走入死胡同》推崇后改革理念。其思想具有彻底的党外性特征，拒绝自己作为党内路线斗争的参与者，从而把自由主义从改革泥沼中拔了出来。
三、杨帆
著名的非主流经济学家。八十年代的改革派主力之一，天津开发区研究所所长，后因为改革自己的异化，被新自由主义严重扭曲，杨帆被迫成为扭曲改革的批判者。早在90年代初，就成为“超越左右”的提倡者。对主流经济学家的批判，为后改革派所继承。2011年杨帆执牛耳，主办了多场知识界高端思想论坛，为十八大之后“超越左右”路径铺陈。杨帆对属于后改革的重庆模式提出增加民主成分，也被采纳。
四、李伟东
中国近一些年出现的能联接朝野政治势力的桥梁性人物。原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2011年参与策划主持了多场太子党舆论聚会，如纪念《历史决议》发表30周年座谈会，同时与杨帆共同主持了多场知识界高端思想论坛，如辛亥百年成都研讨会。
五、高氏兄弟
艺术家中最全力支持“改革已死”观念者。新浪微博中著名的转世党人。高氏兄弟坚持一
种“被迫反抗的艺术”，一二十年来以来以艺术方式介入抗争。《毛小姐》广为人知。
六、北风（温云超）
一直以笔名“北风”发表关注公共政策及弱势群体的言论；曾经参与厦门PX事件、南方雪灾等事件的独立报道；“凸凹酒吧”讲座活动创办人。著名的网络言论自由维护者，曾获得法国人权奖。北风出身于南方系，其思想确与南方系或者改革派渐行渐远，发起“不陪你玩”运动，试图促成彻底的党外性立场。
七、刘萍
一个下岗女工的抗争，带动了2011轰轰烈烈的中产阶级独立候选人洪流。刘萍改变了原
来国企工人以理维权的政治面貌，不再诉诸于党国主流意识形态，而是宪法和基本人权，依法维权。国企工人若不能从以理维权过渡到依法维权，将在公共领域之外，无人问津。
八、何培蓉（珍珠）
最早的陈光诚探视者，资深的喝茶党人，带动了今年的网民临沂旅游运动，作为美国“占
领华尔街”运动的国内替代品。
九、金天明
中国最大的家庭教会北京守望家庭教会的牧师。带领守望家庭教会千余基督教进行了低烈度抵抗，也就是面对高压，进行户外敬拜，长达一年。家庭教会如罗马帝国的地下墓穴教会，欧洲英法的清教徒，会在镇压中走向政治和公共。
十、 胡泳
著名的互联网研究人士。在中国，对“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的后现代后改革色彩，例如去领袖化的观察分析研究，独树一帜。
2011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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