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毫不掩飾我的欣喜，我將用欢笑来送走2011年，因爲今年是近三十年来思想最爲活跃、爭辯最爲激烈的一年，也是最具變化、 最具展望前景的一年。
去年我曾说，今年必有好戏可看，果然好戏連台。不論國內國外，不論党內党外，不論政府民間，也不論左派右派，莫不如是。我非預言家，亦非觀察家，不大可能判斷無誤，更不可能料事如神。只是我深愛我的同胞，滿腔赤誠對父老鄉親眷念不已；只是我胸怀這片熱土，總是睜大眼睛對國計民生關注不休。所以身處十三億多國人中的我，雖然鲁愚，只要誠实，對中國形势的研判偶爾也會有幸而言中。
對2011年，我之所以情有獨钟，並稱之爲“可愛的”，是因爲這一年出現了很多可喜可愛的新氣象、新動態、新思路、新轉機。
党內矛盾由不公開，到已公開
毛澤東曆来最重視党的团結，劉少奇写過影響甚大的《論共産党员的修養》，對党的团結也高度重視。他的兒子上將劉源承其衣缽，今年一月还在重申：“党的团結就是党的生命”，可見党的团結無比之重要。
盡管毛澤東多次说過“党內無党，帝王思想；党內無派，千奇百怪。”但自從他擔任了党的最高領袖之後，就再也未承認過党內另有派別，爲的是表明至高無上的他已统一了全党，全党都已团結在他的領導之下，都已臣服于他，拥載于他，絕無異議，斷無紛爭了。
毛澤東不承認党內有党派，他只承認有“路線鬥爭”，其实名稱不同，实质一樣。他所領導的每次“路線鬥爭”，只能在他已獲全勝之後才予以公布。比如他和劉少奇的鬥爭就是如此。若某次“两條路線”还在鬥爭中，勝負尚未決，誰要公布，誰要暴露，顯示了党內的不和，那就罪不容恕。赵紫陽当年下台的罪状之一，便是在“六四”之前的緊要關头，向来訪的戈爾巴喬夫暗示了党內的裂痕，以致罷官軟禁，郁郁而终。
所以每次開党代表大會，不論党內有何分歧，都決不公開；有何矛盾，都絕對保密。即便在党代會上相互拍了桌子罵了娘，發表公報时都还必須聲稱：“這是团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
而在2011年，這樣的团結神话破滅了，党內的矛盾由不公開，到半公開，到已經公開了！矛盾的雙方，一是温家寶，一是吳邦國，至少出头露面的是他們两位。他們的背後，各有支持者，他們各自代表了党內的一種思潮，一種势力，一種政見，一種派別。
温家寶今年以来，多次發表讲话，力主政治體制改革，宣揚普世價值。雖然他没用普世價值這個敏感詞彙，但说的都是普世價值的具體內容，如：民主、自由、平等、博愛、法治、人權、公平、正義，等等。這些讲话遭到李長春所控制的絕大部分媒體的封杀，或阉割，更遭到吳邦國“五個絕不”的正面對抗。在這之前，“倒温派”已經磨刀霍霍，組織文章進行圍攻；在這之後更是甚囂塵上，某一教授着文《千古兴亡，亡于一相》，借古諷今，矛头直指温家寶，一個教授如此张牙舞爪針對尚在其位的總理，实在難以想像。
中國共産党從没有公開辯論的傳统，只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爲了确保集體安全，爲了掩飾政治分歧，相互間縱然不和，也要假装团結，而絕對不可公開分裂。你見過毛澤東和劉少奇在報纸上筆墨交鋒嗎？你見過鄧小平和陳云在電視上唇枪舌劍嗎？而今温、吳之間已經鬧到媒體上，已經從半公開到公開化了。這当然絕非雞毛蒜皮的小吵小鬧，而是大是大非的劍拔弩张。分歧不严重，豈能如是？矛盾不激烈，何至于此！除此之外，还有汪洋和薄熙来之間的地方諸侯以及各部委的首腦之間的紛爭，更是層出不窮。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正折射出党內上上下下的明爭暗鬥。
且不論這些矛盾和紛爭的孰是孰非，也不論各方的真实目的何在，僅就党內矛盾的公開化而言，自有它的正面意義，它是党內民主的第一步，它打破了鐵板一塊，暴露了其中縫隙，便于公民監督，判斷是非，決定反對还是拥護。盡管如今党內的這點民主还很不成熟，僅僅是矛盾公開，但並不透明；还遮遮掩掩，还欲言又止。但這也總比党內獨裁要好，總比黑箱作业要强。極而言之，即便党內矛盾激化到以致打起来，甚至狗咬狗，也比表面和谐，暗中厮杀来得正派；更比全党服從中央、中央服從領袖的那種殘酷的强制统一，更能推動中國民主事业的發展。所以我們不可隔山袖手觀虎鬥，不可嘲諷“影帝”在作秀；無需戏虐，莫要輕浮。我們應鄭重其事，激發党內的健康力量，促進党內的公開透明，使之逐步成熟，形成制度，共同推動中國的民主事业。当然，要使中共要像這次台灣總统大選一樣，各派面對全國民衆，公開電視辯論，还爲时尚早。
獨立候選人的蓬勃發展
今年適逢五年一屆的全國區縣人大換屆選舉。
中國人大制度，早已诟病，視爲花瓶，主要原因之一是所有人大代表，都是內定的，是指派的。選舉只是盛大的游戏，是隆重的騙局。我在上一世紀的80年代曾当過上海徐彙區两屆的人大代表，也略知其中的奧秘。
今年換屆除了絕大多數代表仍是內定、指派之外，还出現了很多令人矚目的獨立候選人。以往曆屆雖然也有獨立候選人，但屈指可數。而這次人數衆多，遍布北京、上海、廣東、浙江、湖北、云南、陕西、四川、貴州等地。职业各異，有律師、作家、教師、职员、海歸、模特、大學生、企业家，維權业主、公益人士、網絡名人。參選的人數不是以往的几個，也不是十個、百個，而是有數千之衆。光是北京的某一選區，獨立候選人就高達五十多人。
因爲当局對獨立候選人極度敏感 ，使得這次參選的獨立候選人的總人數，得不到全面、正确的统計。有人估算，人數可能超出一萬。其实即便没有一萬，甚至没有數千，只有几百，甚至只有几十，那也意義非凡。当然以往曆屆獨立候選人当时能夠挺身而出，勇敢參選，已經是站在那個年代的曆史高度；但曆史畢竟在前進，如今又是一個新的曆史高峰。当今獨立候選人的公民覺悟、價值觀念、現代意识、人文情怀和以往都有新的變化。
這一屆的不少獨立候選人的政治意识比較强烈，據我所知，他們不但要參政、議政，甚至还希望有一天能主政。這本是每個公民應有的權利，是一個可喜可敬和應予支持的愿望，本不應該大驚小怪。但他們在自己的竞選宣言中，却很少觸及本人的政治觀點和政治抱負，甚至也不發表對重大國事和敏感话題的看法。他們大都從盡力服務民衆、關心公共事務這個層面来號召選民，来爭取選票。他們如此低調，應該視爲一種竞選策略，既能取悦選民，又能避免打压。他們的手段也許是狡猾的──“先跨進門檻，再登堂入室。”但在中國語境下，不得不如此。
当局也許早就看透了這部分獨立候選人的“狼子野心”：人大是最高權力機構，怎能让你們分食一羹？豈能容得你們“奪權”？所以爲了維稳，爲了和谐，就必然打擊獨立候選人，而其手段，很不光明，如禁止他們發送宣傳傳單，撕毀他們竞選海報，封杀其微博，取消其账戶，甚至造謠汙蔑，抹黑其人，跟蹤監控，限制自由。至于在選舉過程中對獨立候選人的侵權就更爲普遍。
盡管如此，各地獨立候選人仍然積極投入竞選，他們公開透明，坦荡而自信。他們主動公布自己的信息资料和聯系方式，積極和本區選民見面交谈，还运用網絡，录制視频，擴大宣傳力度，增强竞爭能力。這使得官選的候選人相形見绌，愈發使得当局忧慮和恐懼。
但畢竟时代在進步，各地各區情況也並不完全如上所说的那么严酷，也有的地區比較開明，能夠公平對待獨立候選人，使得選舉得以正常舉行，獨立候選人也能正常的竞爭。
我深信，在這次的換屆選舉中，一定有比以往更多的獨立候選人獲選，這對獨立候選人来说，是人生的一小步；可對中國来说，是民主的一大步。即便所有的獨立候選人全部落選，也不是失敗。對從未有過的事情来说，結果並不重要，開端才最有意義。現在已經開端了，已經破門了，進入只是早晚之事。開端、破門是民主的勝利，是憲政的勝利，這才可喜可賀。一位獨立候選人说：“成功與否取決于人民的選擇。若当選，一定爲選民说话，若落榜，也不氣餒，下屆再来！”誰能肯定他下一屆他就不能当選呢？誰又能肯定在這屆、在下屆、在以後的几屆的獨立候選人中，就不會出現未来的國家主席？出現中國的哈維爾，昂山素姬呢？
埃及的穆巴拉克下台後，下院首次選舉投票，竟有六千五百名獨立候選人。中國今後會有多少獨立候選人呢？我樂觀地期待着。
“群體性事件”的成功化解
我不知道世界各國还有哪國像中國有那么多的“群體性事件”， 二○○五年發表的《社會蓝皮書》，说中國的“群體性事件”，從一九九三年到二○○三年間，已由一萬起增加到六萬起。而二○一一年已經高達十八萬起。這么多誰能數得清？記得住？即便是重大的“群體性事件”，也難以記住，只有特別重大的“群體性事件”，才能略記一二。報載今年全國有十大“群體性事件”，其中有年初的內蒙草場被破坏事件，浙江湖州織裏的抗税事件，大連反對ＰＸ大游行事件，利川反贪局長離奇死亡事件，上海卡車司機大罷工事件，但最让人注目的是烏坎事件，影響特大，震驚海內外。
“群體性事件”已成爲中國的社會常態，誰也不知道何时何地又會突然發生。近三十年来，隨着經濟發展所帶来的贫富不均、贪汙腐化、生態破坏、道德淪喪，使得中華大地布滿了地雷，一不小心，隨时都會觸雷爆炸。
關于“群體性事件”，已有很多學者專家和忧國之士對其起源、性质、影響、防范等各種问題深入探討，發表高見。政府部門也做報告、發文件、去視察、做指示，不遗余力，辛苦萬分，但成效甚微，失敗甚多，“群體性事件”依然有增無減，政府依然到處滅火，惶恐不安。
三年前，我曾非常誠懇地請教一位我非常仰慕的“群體性事件”專家。他说，不必緊张，因爲中國社會是剛性結構。还说，中國的群體性事件都是利益沖突，如强拆民房、勞资糾紛、土地倒賣、环境汙染等等，都是經濟訴求，並無政治訴求。我表示质疑。我認爲並非喊出打倒才是政治訴求，況且如今已有這樣的直接呼聲，我在網上就看到公開高喊這樣口號的三個視频，一在北京，一在上海，一在深圳。我还認爲要求民主，还我人權，也是非常重要的政治訴求，而這樣的政治訴求在“群體性事件”中越来越普遍。三年後，我在烏坎事件中再次聽到這樣的呐喊。
烏坎事件已經有三個多月，起先是由徵地问題引發，村民示威游行，政府開始抓人，被抓者薛某意外死亡，于是沖突越演越烈。村民在標語旗帜上書写的口號是：“还我人權”“打倒贪官”“反對獨裁”“官逼民反”且看哪一條不是政治訴求？更重要的是他們不但有言，还有行，竟然趕走了村委會的主任和党書記，自發地成立由民主選出的“村代表臨时理事會”，須知：這可是具有政權性质的政治機構了！這可是踩到政治底線的政治行動了！
對“群體性事件”的政治訴求應該理解爲必然，就如經濟改革遇阻之後必然寻求政治體制的改革；“群體性事件”中的經濟訴求得不到解決，也必然會寻求政治訴求的解決。
關鍵不在于“群體性事件”中有無政治訴求，而在于如何解決政治訴求。首要的是轉變觀念，爲政治訴求脫敏，使之正常化，合理化，更要給予合理合法的滿足。
最近廣東省委對烏坎事件的解決，大大出人意表，竟然同意烏坎民意代表所提出的三個要求：“歸还薛某遗體、釋放關押村民、承認‘村代表臨时理事會’的合法性。”這可是特大新闻，闻所未闻！消息傳出，咸嗟服焉，國內國外，好聲連片。這不能不歸功廣東主政者汪洋的開明。
我曾在十二月二十六日烏坎事件前途未蔔之时，發表一篇微博，写道：“汪洋最近缓解新闻控制，鼓勵輿論監督；日前又默許游行示威，並派警察保護；明年七月还將放寬社团登記，只向民政局申請即可。這三聲巨雷石破天驚，史無前例，不可小觑！毛詩『一片汪洋皆不見，知向誰邊？』今之『汪洋』已初見端倪，可又知向誰邊？真心政改还是演戏？爲權爭或是爲民衆？且拭目以待！”当时我力挺汪洋，但也有所疑慮，如今看来，我並未老眼昏花，並無看錯了他。
汪洋成功解決烏坎事件，有極大的示范效應，不但對所有“群體性事件”，對其他社會沖突、以致政治沖突的解決，都有借鑒。第一不要輕易“敵情化”，動辄就说與國外敵對势力勾結；第二不要輕易“顛覆化”，動辄就说顛覆國家安全；第三不要動辄用武，要善于妥協让步。妥協让步是現代政治的一門藝術，不必情緒化地認爲是丟人之事。善于妥協让步才能爭取雙贏。烏坎事件的化解便是雙贏的極好范例。
汪洋的這步棋，是着險棋。他的成功，就意味着別人的失敗，尤其是他的某個政敵和他對比，不論执紅执黑都是臭棋。明年十八大之前，还會有博弈，还會有意想不到的險棋和臭棋，但也一定會有精彩好棋。期望汪洋一路把棋走好！
國際民主潮流形势大好
今年突尼斯總统本阿裏倉皇出走，埃及總统穆巴拉克黯然下台，利比亚獨裁暴君卡紮菲擊斃暴屍，緬甸民主女神昂山素姬重出政坛，俄國普京政局不稳，也門國情撲朔迷離……動荡的結果，几乎没有一個國家，一個政體，是從民主走向專制，而是相反，都從專制逐步走向或者正在走向民主。阿拉伯之春和茉莉花革命，無疑會對中國的政治進步和民主复兴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就這點来说，國際形势從来没這么好過，是近年以来難得之大變局。
我不是唯恐天下不亂，更不是唯恐中國不亂，我是唯恐中國不變。中國的二○一一年，也是在國際社會近年難有之大變局的影響之下所出現的局部變局。中國再也不能以不變應萬變了。但不要窮則思變，窮是山窮水盡的窮途，是無路可走的末路，到那时再思變，就爲时已晚，就岌岌可危了！要富則思變，居安思危，主動求變，那就能變化無“窮”了！
愉快地送走可喜的2011年，期待2012年會有更爲可喜的大變局！
（2011年聖誕之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