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经济新闻

14日是茅于轼先生83周岁生日。茅老昨日接受《每日经济新闻》专访，畅谈经济、社会，分享智慧。

与茅于轼先生约在13日上午10点见面，地点是他在玉渊潭公园东边的家里。

开门的是茅老的夫人，赵燕玲女士，我们按习惯称呼师母，赵女士淡妆迎接我们，通身散发着民国时期苏杭一带大家闺秀的气质；我们进到客厅时，茅于轼先生也已经从书房走出来，与我们握手。

房子不大，家具和各种摆放也不少，阳台也被开辟成了一间小书房，但家中一点都不显杂乱，反而十分温馨、舒适。

14日是茅于轼先生83周岁的生日，茅老外面只穿了一件淡蓝色衬衫，虽然说家里有暖气，但对于一位83岁的老人，也足见身体素质之好。

我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进行采访时，赵师母已经在厨房准备中午饭了，期间还要负责去接不时响起的电话。

一开始，我们还有点拘束，坐的位置离茅老较远，赵师母提醒说，让我们靠近些，茅老可以听得更清楚。谈话就这样开始。

回顾&展望：经济学之路

NBD: 我们了解到您之前是学机械的，而后来一开始是自学经济学的，您是为什么转向经济学的？一开始您是如何看待经济学？

茅于轼：经济学我不是自己学，是自己想。我把经济学看作是一个最优化的问题，是一个数学问题，数学问题里有一个分支是数学规划，研究最优化。举个例子，十字路口的红绿灯的交替时间不是随便定的，是数学规划解出来的，这是一个简单问题，知道来往车流的信息即可以设计出一个方程式来解。

而经济问题就非常复杂了，但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来解决经济学最优化的一个数学方法，即最优分配，所以我解决经济学的问题是通过最优化，把经济学看成是最优化的问题，事实上也是如此，经济学就是用有限的制约获得最优的产出，是投入和产出的问题。

NBD:那在您研究了经济学这么长的时间后，对经济学的看法上，是觉得还是和您最初的想法一样呢？还是发生了变化？

茅于轼：有很大变化，经济学还不仅仅是一个数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但我这个数学的解要用的方法是经济学的制度设计，于是后来我就转到制度经济学的这个方面，但七八年前我又开始想到，这个问题越研究越倾向于一个人权问题。

这个想法是很有根据的，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都是尊重人权的，而穷国则相反，所以这个问题通过最优化的数学规划在慢慢的变化。我在思考，人权得不到尊重的原因是有特权，而特权存在的原因是有利益，越深入就越到问题的根了，我现在还没找到这个根，但以后还会有新的发现，学问是在不断进步的。

NBD: 那您研究经济学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比如看什么着作或者通过什么去观察真实经济学的世界？

茅于轼：一开始我是通过数学。有一本书对我帮助很大，是一个美国人-RICHARD E.BELLMAN写的《Applied Dynamic Programming》(中文译为：《应用动力程序设计》)，迄今为止这本书还没有中文翻译，当年我还在铁路研究院，是从图书馆借的这本书，借了几个月，前后把这本书看了很多遍直到看透，我还看了很多数学规划的书。

NBD: 这是一开始的时候，那么后来呢？当您对经济学的方法产生变化后，又是通过怎样的途径？

茅于轼：是根据中国改革的大背景，比如人权这个问题在中国是存在的。而中国改革的大背景下，如何从计划经济转变成为市场经济，这里的问题很多，所以就越来越丰富了研究的内容，涉及到计划经济的种种问题，包括解决这些毛病要用什么药方，要用现代经济学的药方，而不是马克思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为很遗憾，这个药方开错，吃这个药走不上发展的道路，可能还会走到弯路上去。

中国总算是从实践上大体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但是理论上的改革仍是一种“只立不破”的改革，即立了很多新东西而旧的东西却没有破，换句话说即改革是不彻底的，但是我们确实立了很多，比如参加世贸、物权法、保护私人财产，民主法治等等，好多东西过去都没有，但是旧的仍旧没破。

在我看来，马克思其实不是经济学，而是社会革命理论，他想的这个公有制实际上也是存在问题的。私有制固然有问题，但是公有制也存在问题，其实没有没毛病的制度，马克思看到了私有制的毛病，但是没有看到公有制的矛盾，苏联、东欧包括亚洲的一些国家吃这个药方都没有成功，而中国的成功恰恰不是因为坚持了公有制，而是因为放弃了公有制。

NBD: 我们了解到天则经济所里有很多学者在奥派经济学方面有很多研究，也翻译了一些着作等，您是如何看待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奥派经济学这个趋势？

茅于轼：天则所不是只支持奥派经济学，或者反对什么派，我们是兼容并蓄的，是为了建立一个自由的论坛。天则经济所双周的学术报告会迄今快500次了，有不同的思想看法，都愿意来发表意见，因为大家崇尚更自由的平台。

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主导思想，我们也是支持奥派经济学的，我们倾向于奥派，但也不完全。比如奥派经济学反对凯恩斯，但我个人并不反对凯恩斯。凯恩斯有他的道理。

爱好&实事：帮助穷人

NBD: 您对小额贷款一直有支持，之前您也亲身参与过一些项目(比如山西水龙头的项目)，能否谈谈您之前所做的一些项目现在的情况如何？

茅于轼：山西的龙水头项目，现在也还在做，但规模没有扩大，还是初始的200多万，另外我们在山西永济办了一个3000万的小额贷款公司，是正式注册有身份的，现在在四川又办了一个，在成都，注册资金是5000万。

其实支持小额贷款这件事本身跟经济学无关，只是我的个人爱好。而且我不是企业家，这些事情还是应该由企业家来做，所以我开始做了一段时间就做不下去了，所谓做不下去就是要关门了，搞不好了。

现在是我的一个企业家朋友在做。富平家政学校也是他接过去在做，不然这个项目都要垮台了。后来我明白了，社会分工还是不同，经济学家不适合搞企业，还是应该由企业家来做。

NBD: 您刚才也谈到了家政学校，我们了解到的是有一些政府的资金支持的？是这样吗？现在是什么状况？

茅于轼：是这样的，这实际上是一个“民办公助”的形式，那时候我们五个人投了35万元，是属于私人办的学校，但是办的好的话，政府就来帮助我们了，主要是帮助招生，因为没有政府帮助，招生根本招不来。

第二就是最近两年政府开始给我们钱，我们招一个学生、培养一个学生能够得到政府1000多元的补助，我们这个学校是从2002年开始办的，办了八九年之后政府开始有钱给我们了，在这之前基本都是亏损的。

今年的情况是我们计划招2500人，这个学校十年已经培养了2万多人了。我觉得“民办公助”这是一个大方向，由老百姓花钱办起来，政府再进行扶植，政府是应该这么做的，因为我们创造的税收远远超过了政府给我们的补贴，这一点也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NBD: 小额贷款是您的个人爱好？为什么产生兴趣？

茅于轼(笑答)：很简单，帮助穷人，没太多大道理。

NBD: 那您是怎么看现在中国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情况的？

茅于轼：我开始做小额贷款项目是为了帮助穷人，不是为了盈利，但我后来发现“输血”不是根本办法，自己的血是有限的，还是要能在经济上自立，现在永济、四川等都得要能赚钱，现在他们是社会责任企业，目的是社会公益，帮助贫困者，但是也不能赔钱。

现在的全国大概有3000多家小额贷款公司了，他们的出发路径并非公益，是为了赚钱，但这也是很好的。这个问题我经常说，我们这个社会对企业有严重的误解，认为赚钱就是坏事，而不赚钱就是好事，这是大错特错的。

企业赚钱就是好处，就是对社会有贡献，那些小额贷款公司的基本目的并非扶贫，但是却起到了扶贫的作用，我们的项目贷款额最高也就是2万、3万、最多5万，而他们的小额贷款项目的额度是50万、500万，注册资金也有1-2个亿。

他们贷出去的这个钱给企业了，企业拿着钱有什么社会效果？增加就业，就业的人都是普通人，给普通人创造了工作机会。虽然是以盈利为目的，但是却为社会带来了很大好处，其实一切企业可以说都有这种功能，都有社会功能。

时事&热点：关注经济

NBD: 您对当下比较热点的房地产调控的问题有何看法？

茅于轼：房地产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保障房，一个是泡沫问题。而第一个大问题就是保障房的问题，保障房5年要搞6000万套，规模是住房供给的一半，当然这是从户数来讲，保障房户型小，从面积就不到一半了，商品房是另外一半。

那么这个方向在我看是百分之百的搞错了，错在什么地方？保障房应该是特别针对低收入者，现在的对象是中低收入，也就是说只有高收入者不需要保障房，高收入者至多占到20%，因此可以说保障房覆盖了80%的需要，那么从总趋势来讲，我们整个住房回到计划经济。

而这里面大家也有一个严重的误解，认为国家给我保障房，就意味着我能买到便宜房，但有一个问题要思考，国家的钱是怎么来的？实际还是自己创造的。大家把生产出来的房子、砖瓦、钢筋、木头等交给国家，国家再分配给你。国家不增加一块砖瓦，没产生任何财富，财富都是百姓自己生产的，而在此过程中还会有漏损。

而我觉得最大的危险就是，本来应该是靠市场，现在靠政府。商品房是靠市场，靠市场是什么意思？即我有自我选择的权利，我想办法挣钱、攒钱、买房，买一个什么地方、多大、多好的，充分的自由选择权。现在没了，政府给你一个你就住，你放弃了自由选择，你要申请保障房，得写申请，准备材料，要申报，中间有很多寻租空间。

这两个大区别是：一个是创造财富，一个是抵消力量。保障房的大错误就在这，政府控制了你的基本需求，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国强而民弱，这就不是数学规划了，这就是观察社会的出发点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泡沫问题，全世界都担心中国会硬着陆，硬着陆的首要问题就是房地产泡沫，再者就是金融债务，包括银行的政府的，但我并不担心债务问题，中国政府手里有巨大的国有资产，资产卖掉就能抵债了。

而真正的问题是房地产泡沫。什么是房地产泡沫？就是房价往下掉且掉的比较快，因此你有一个房，你就被套牢，想不被套牢就卖掉，大家都这么想，都卖房，价格就更快的往下掉，这就是泡沫的破裂过程。买房的人都倒霉了，投入了300万现在跌成150万。

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可能性很大，除非你能把空房都消耗掉，否则就是破裂一条路。中国现在的空房很多，不管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还是武汉、郑州、长沙、一直到中等城市，无一不是大量的空房，前段时间看到长沙简直就是住房的海洋，看不到边全是房，有没卖掉的也有卖了没人住的，北京也是一样。

如何消耗空房？手里有房子的人希望涨价，但是希望不是现实，要看机制。为什么买空房？买了是为了涨价，为了挣钱，泡沫就是这么起来的，全世界的泡沫都是这么起来的，连一朵花都可以变泡沫。

NBD：那您认为离房地产泡沫破裂还有多久呢？

茅于轼：这个很难讲。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什么条件下泡沫会破裂。现在为什么泡沫没有破，比如说，我有一个空房，我知道很危险，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不是隐瞒得了的事，但是我把房子卖了之后，手里有好多的钱，这些钱干嘛用呢？把房子变了钱，这个钱天天在落价，想到这我就不想卖了。

由于这个原因，泡沫暂时破不了，但如果说，把房子变了钱之后，有机会去投资，这个泡沫就破了。

我认为必然要破裂，因为这么多空房，不可能会有人住，有人住就是说泡沫消化掉了。怎么让这些房子有人住呢，我想了个办法，就是政府规定一条，空房一年以上，就收你的税，这么一来，人们会赶紧出租，空房就消化掉了，而且大家都要出租，租房价格就非常低，给没有房的人解决了大问题。

这也不是我的发明，德国就是这么干的，长期空房政府就收你的税，这很合理，经济学讲的就是资源配置，资源配置就是要把钱用好了、把土地用好了。当然这个税可以高可以低，这对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有很大的好处。

但是这其中也有很多问题，比如你怎么证明一个房子一年没有人住。这也是一个麻烦。

NBD:这里面又会有寻租的成本产生。

茅于轼：对，所以这事也比较难弄，从理想上是个好办法，实施起来也有众多的问题。但是这个办法比限购好多啦，限购是扭曲市场，空房收税是纠正市场的扭曲，是两种不同的管制方法。

NBD：现在城镇化提得比较多，今后城镇化的趋势，是不是人口会从大城市流向中小城市？

茅于轼：城镇化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农民变工人，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怎么一个变法，我也没有太大的主张，我偏向于中小城市，因为大城市现在问题太多，空气污染、交通拥挤、租房贵，但是大城市确实有它的优势，提供了很多的就业机会，市场比较公平，中小城市特权现象比较厉害，越是大城市、东部地区，越是跟世界接轨，内地的话，特权、关系特别重要，就业机会也少。

但是我总的认为，政府应该把更多的钱放在中小城市，现在你看上海、北京的建设在全世界都是最好的，纽约、巴黎都比不上北京，政府花钱都花在这。比如说大学，就可以搬到别的地方去，能动的地方，尽量朝中小城市移动。

NBD:大城市的资源优势[2032.45 -1.28%]还是有很大的吸引力，如果说，城镇化的内容之一是加大中小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说，一些县、市，它们会去建设一个新城区，但是建好之后，并没有吸引人过来，我们感觉在公共服务上，这些小城市跟大城市还是存在太大的差距，对人群并没有吸引力。

茅于轼：这个问题，从微观上来说，就是新城建了，但是生意不好，来的人不多，买卖也不旺；从宏观上来说，就是我们的GDP拿去建新城的钱太多，拿去消费的钱太少，也就是GDP的用场(注：茅老意思是说GDP的构成)，非常扭曲，投资占了一半，消费只有三分之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就在这个地方，增加消费减少投资，这是个很难的事儿。

投资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将来的消费，我现在多投资，盖了很多商店、厂房，是为了将来更多地消费。但是中国的投资不是为了将来的消费，是为了把GDP用掉(注：指实现GDP的增长)，现在把GDP用掉，将来GDP就上不来，我们要10%的增长，消费上不来，就只有依靠盖新城区了。

NBD:而且投资这一块政府控制比较多。

茅于轼：一点不错，新城是政府盖的，高铁是政府修的，我们的问题就在这，投资是政府主导的，要是民间主导的话，就没有这个毛病。我们70%多的投资都是政府在投。修高铁修高速修飞机场，中国飞机场70%赔钱，只有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机场赚钱，高铁也一样，为什么日本的高铁成功，因为他们收入高，坐得起，多花100块钱节省半个小时人家愿意。

NBD:有可能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吗？

茅于轼：没门。二十多年前，万里就老讲这个事，决策要科学化，这个问题的后头，不是人们不懂得服从科学发展观，有利益在里头。

NBD:回到刚才的话题，房地产还有些什么问题值得一说的。

茅于轼：其他问题都是小的问题，调控和泡沫是大问题。

快乐&分享：传播智慧

NBD:茅老师以前在访谈中提到“快乐学”，这方面能不能分享下您的经验。

茅于轼：自己享受人生，帮助别人享受人生，我认为这是人生的最高哲理，干什么都要服从这条，它的结果就是全社会快乐总量的极大化，我自己快乐，也增加了全社会的快乐，还帮助别人快乐，快乐就多了。相反的，比如阶级斗争，就是全社会痛苦的极大化，让大家都痛苦，有什么办法，就是彼此斗，斗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什么好处都没有，达到了一个目的：全社会痛苦极大化了。

NBD:我提最后一个问题吧，茅老师您觉得，经济学者，或者说经济学界，应该如何向大众普及经济学的智慧？

茅于轼：经济学的目的，是财富创造的极大化，它的手段，是资源的合理配置，财富创造有很多手段，比如你搞一个科学技术的新发明，搞一个锅炉，效率提高了，这也是财富的生产，但是这不是经济学，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的配置，使财富生产极大化，但是这话一般人还听不懂。什么叫资源配置，说的普通一点，就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不能把物配置错了，应该用在这你用在那。这应该说是我的发现，上面说的这些，里面包含了巨大的内容。特别要提出来的，物尽其用里边，包括土地尽其用，那就不应该有18亿亩红线了，耕地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不是用18亿亩红线给你卡住。

物尽其用里边也包括钱尽其用，钱可以用好也可以用坏，那就要通过金融业的发展。钱尽其用同样可以创造财富，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认为金融业创造的财富是虚的，这大错特错了。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说到要发展实体经济，中国其实不缺实体经济，中国恰恰是实体经济太强了，都成了世界工厂了，金融业的钱确不会赚，我们外汇储备3万多亿，每天都在赔钱，人家拿你的钱去赚大钱，你赚得一些微薄的劳动所得，赚不了资本所得。因为我们不懂得，钱尽其用也是真实的财富创造，不是虚拟的，这也算是我对经济学的贡献的一部分。

NBD:能不能从您或者其他经济学者的作品中找出一本，作为了解经济学的读物，推荐给大众。

茅于轼：看我的《生活中的经济学》。这本书改变了很多人，我前天收到一个中科院的人的邮件，说他看了这本书，放弃了物理学，转而研究经济学了。我的博客和微博，都可以看，前几天我就发了一条微博，说保障房的错误，我估计很多人又要骂我，我们快要买到便宜房了，你又出来反对了。呵呵。

NBD:一般人更关心直接的利益。

茅于轼：这就是受骗了。我给你一个便宜房，但是政府哪来的钱，还不是大家的钱，而且大家的钱经过政府，100块钱只剩下90块了。老百姓煳涂的占多数，不光中国，外国也一样。但是，你看占领华尔街这件事，人们觉得不公平，有他的道理，但是他们没有说打倒富人这种话，他们说不公平，并没有说就要消灭你们，而我们的社会问题就在这，不公平就要消灭你们，清算富人打倒富人，打倒富人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

人家不理解我，我要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说你是混蛋，其实我是为穷人着想，如果打倒富人，穷人永远是穷人，没有希望了。

NBD：在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中，企业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更可能成为富人，但在一个自由市场制度不完备的社会中，一些人致富依靠的并不是自己的才能，这种社会中人们就容易产生仇富的心理。

茅于轼：这个话有道理，中国的问题确实很大程度上是特权的问题，的确现在很多赚大钱的是依靠特权，但是我们没有理由一般地去打倒富人，把所有富人都打倒。整体来讲，社会要向富人学习，但是要消灭特权。

“重庆探索”的马克思主义解读 2012/01/14

“重庆探索”的马克思主义解读 肖　磊 （西南财经大学教师、博士研究生） “重庆探索”以三个标志性的词汇“唱红、打黑、共同富裕”为核心内容，先后出台了“五个重庆”、“民生十条”、“共富十二条”、“民主法制十五条”等具体措施，形成了三个关键词为“内核”，四个具体措施为“保护带”的系统工程。这个改革发展的新的架构，立足于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实践，诠释了科学发展观，为新一轮改革发展探路、领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探索。 一、“唱红”强调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新自由主义以及西化的意识形态大肆侵入中国，甚至党内，占领了媒体、网络、学校等重要的意识形态阵地，在一些机构中甚至居于主导地位，严重侵蚀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础，干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庆率先倡导“唱红”，学习应用毛泽东思想，坚持掌握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纠正了错误的舆论倾向，为新一轮改革发展扫清了思想领域的障碍。 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历来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所重视。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专门讲过意识形态斗争的长期性。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中，毛泽东指出：“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确立。……但在政治路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改革开放以来，几届中央领导都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作为重要问题来抓。邓小平将改革开放设定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框架内，并指出：“认为一讲思想斗争和严肃处理就是‘左’，只提反‘左’不提反右，这就走到软弱涣散的另一个极端。在对错误倾向、坏人坏事作思想斗争和组织处理的问题上，这些年来党内确实滋长了过分容忍、优柔寡断、畏难手软、息事宁人的情绪，这就放松了党的纪律，甚至保护了一些坏人。”（邓小平文选第3集，36页）江泽民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是保证全党和全国人民加强团结、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基础。” 胡锦涛在《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我们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 重庆的“唱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新的方式诠释了我党抓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曾用几句很通俗的语言道出了唱红的积极意义：“说到‘唱红’，我们这边‘唱红’，当然会有一些人不乐意。但我们不仅说共产党的好话，还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好话。而且重庆电视台还有很多经济栏目、很多包括古今中外、世界各国优秀文化的节目，是博采众长的，重庆人也是胸怀宽广的。爱因斯坦、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等等，都在我们介绍之列，因此重庆人不怕人家说三道四。”正如赵磊老师所指出的：唱红是重庆模式的“魂”。人们做事情，总是要有一个目标和指导思想，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要有一个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路线和方针，红歌的象征意义在于：它用大众文艺的方式指出了重庆探索的方向，恢复了日常生活中意识形态塑造的具体形式。如果说，小商品生产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这句话是有道理的，那么，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在大众文艺和日常生活领域构造意识形态防火墙。这任务不仅是艰巨的，而且是长期的，重庆的探索才刚刚起步，我们有理由期待，更愿意为之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二、“打黑”端正了共产党执政的纯洁性 黑恶势力是改革开放后逐步蔓延的一股社会毒瘤。由于基层组织涣散，出现了权力真空，为黑恶势力提供了生存空间，加之权力异化、官黑勾结，不仅严重侵犯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败坏了我党执政的纯洁性。重庆通过“打黑”，保护了社会安全，维护了共产党的声誉，加强了党的执政能力，为新一轮改革发展提供了组织保证。 打黑的意义，不仅仅是打掉黑社会及其保护伞，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在社会组织及社会管理中，共产党不去占领的领导权，就会被其它势力（黑恶势力、境外敌对势力、分裂势力等）占领，并进而向党内渗透，轻则削弱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执政能力，重则影响社会稳定。打黑，防止党内个别人物腐化变质，锻造一支能够经得起考验的干部队伍，才能为改革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提供组织基础。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在许多文章和讲话中，毛泽东还再三告诫：党员干部要禁得起“糖衣炮弹”的攻击。这些谆谆教诲，说的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薄熙来对“唱红打黑”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唱红打黑”，这就好比中医讲的“扶正祛邪”，“唱红”就是扶正，可以提升精气神，“打黑”就是祛邪，清除精神的污泥浊水，还城市一片蓝天、净土。也就是就是说，从思想和组织两方面对阵下药，为改革发展培育健康机体，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重庆探索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将这两个领域有机结合，并以此为基础构架起“共同富裕”的行动纲领。 三、“共同富裕”为新一轮改革发展提供方向和动力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关系要对生产力发展做适应性调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是，也积累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归结起来，主要是生产关系领域的问题。例如，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差距过大，而收入差距过大则是主要由所有制决定的，不调整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再比如，先富和后富的问题，先富带动后富并不是必然的，没有生产关系领域内的制度保证，市场经济必然产生富更富、穷更穷的“马太效应”，必然导致两极分化，进而影响社会稳定。 事实表明：当前，我们的改革发展又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有学者通俗地称之为：大家都“找不到北”的时候。也正因为如此，在理论界和舆论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改革方案，并且都在意识形态领域争夺话语权。我们认为，重庆旗帜鲜明地提出的“共同富裕”的纲领，切中了改革发展的根本问题，为缓解社会矛盾、启动新一轮改革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道路。只有立足于共同富裕，消除“三座大山”（教育、住房、医疗），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才能解决两极分化、内需不足等问题，才能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制度保证，从而为新一轮改革发展提供动力。 改革的成功与否的判断标准，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这个客观标准就是社会发展的阶段和具体实际，以及人民群众拥护。如果说前三十年，针对“贫穷的社会主义”，提出生产力发展的主要任务，是适合当时历史发展需要的，那么，当前的主要任务则不仅仅是生产力发展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生产关系调整问题。也就是做蛋糕和分蛋糕的辩证关系问题。重庆探索坚持两手抓，实施“边增长、边分配”的政策导向，用“群众路线”指导具体工作，立足于解决群众最需要的问题，不仅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而且符合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这就是历史辩证法! 对重庆探索质疑最多的是，认为重庆探索是强人政治，不具有可持续性。对此，我们的回答是：重庆探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意，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有制度保证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所谓“人走茶凉”、“人去政息”的担忧，只不过是“精英史观”、“唯心史观”的杞人忧天而已。在我们看来，一个政策、一个纲领并不是精英人物的主观想法，也不是强权维持的，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只要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体现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它就是可持续的，就是合理的。 对重庆探索的另一种看法是，认为重庆探索应当超越左右，应当走向新民主主义道路。对此，我们认为所谓超越左右，只不过是要求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依附于“普世价值”，与“普世价值”派搞民主对话。如果说，这种建议有合理性的话，它是想“骑墙”，但这种骑墙在历史上也只能是一种幻想而已！事实证明，并不存在没有立场的思想，也并没有一个能够超越左右的政党。对这种幼稚的观点，重庆出台的民主法制十五条给了最好的回答：我们要搞的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体现社会主义内在要求的“人民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轮流做庄制，而是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重庆搞的“大下访”、“三进三同”等措施，不就是人民民主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探索吗？民主法制十五条不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具体体现吗？ （注:本文在2012年1月13日成都网友学习《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重庆探索共同富裕”座谈会上的发言稿的基础上扩充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