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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媒吁降温左右之争:左派应行善积德/说说方韩事,揭露狗汉奸!
發佈時間: 2/1/2012 1:12:56 PM 被閲覽數: 116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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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媒吁降温左右之争:左派应行善积德

2012/02/01 

多维新闻/2011年末中国著名左派网站发起“中国十大文化汉奸”票选,著名学者茅于轼、历史教师袁腾飞、党史专家李锐辛子陵、央视主播白岩松、前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吴建民、经济学家张维迎吴敬琏以及贺卫方、打假斗士方舟子和被拘禁的异见人士刘晓波等均入选。而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1月31日发表北京学者的评论员文章,炮轰中国所谓“左派”与其高调指责别人是“汉奸”和“带路党”,不如低调行善积德。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展江在这篇题为《左与右,洒怨恨不如寻共识》中浅析了在当今中国社会转型复杂的大环境中,左中右派之争无益于社会建设,认为我们应该怀有一颗包容之心,用海纳百川的胸怀容下各种声音。

文章称,近年来,“汉奸”一词频频为一些自认为左派的人士所用。听说前不久评出了“中国十大汉奸”,对此笔者在认可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的同时,对于这样的贴标签表示不解:难道我们回到抗战胜利后清算通敌者的时期了吗?为什么在一个开放和全球化时代,对于别人的观点和表达观点的权利不能更宽容一点呢?今天真有哪一个不官不商的文人有能耐“卖国”吗?

作者以2003年孙志刚案及2009年的邓玉娇案为例指中国的左右派其实都曾为推动中国之进步发挥了力量,“只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左右两翼仍水火不容,乃至于发展到一些人要给右派带上汉奸帽子的程度。我绝不否认左翼的价值,但根据我的有限观察,不少自由派人士,恰恰是在面临具体的社会不公时勇于进行公民表达和合法抗争的个体,他们是在慈善公益、环境保护等议题上的积极行动者。”

评论认为,中国社会转型之复杂表明,恐怕不能以一维的左右标准来给特定个人的价值观定位。由是观之,称呼一个人是左派或右派,也有可能仅仅是一个标签,或是一种武断之举。

展江呛声左派,最后呼吁其“与其高调指责别人是‘汉奸’和‘带路党’,不如低调行善积德;与其互相指责,抛洒怨恨,不如开展善意的沟通,寻找左右两翼的共同点,尊重彼此的差异和人的复杂性;与其抽象地追求什么崇高目标,不如在鲜活生动的社会现实中通过个案和实际参与来体现各自的价值。”

附《左与右,洒怨恨不如寻共识》全文:

近年来,“汉奸”一词频频为一些自认为左派的人士所用。听说前不久评出了“中国十大汉奸”,对此笔者在认可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的同时,对于这样的贴标签表示不解:难道我们回到抗战胜利后清算通敌者的时期了吗?为什么在一个开放和全球化时代,对于别人的观点和表达观点的权利不能更宽容一点呢?今天真有哪一个不官不商的文人有能耐“卖国”吗?

各国左派普遍以社会公正为基本诉求,希冀以加强政府权力来节制资本,调节分配,以解社会底层之困。按此逻辑,中国的左派,无论是主张回到毛泽东时代的本土左派,还是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新左派,都有巨大的群众基础。

而所谓的右派,在中国又被称为自由派,他们多主张以发展宪政民主和个人自由来制约公权力的傲慢和肆虐。在一个有专制传统的国度,权力滥用导致的腐败从来没有根除,而今市场经济在法治不彰的背景下起步,商业权力很可能被公权力驱使来达到寻租目的。

因此自由派多呼吁以政治改革来限制公权力,他们同样有巨大的话语空间。

这样看来,中国的左右两派都不满于现状,也都能为社会公众和进步作贡献。记得2003年大学生孙志刚因没有暂住证在广州被收容和打死后,自由派声浪很高,纷纷指责公权滥用,人权不彰,实施了21年之久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主要由法学等界自由派学者推动而终被废除。而左翼的声音虽比较微弱,但是名为“槟榔”的网友写下的一句话震撼我内心许久:打死我吧,我已经在这块土地上暂住了五千年了!

2009年发生在湖北巴东县的邓玉娇事件,更是左右两派同声谴责地方升斗小官欺辱民女的典型案例。自由派一如既往地指责官权无边,左派则以毛泽东的反官僚主义理论为武器,斥责腐败官员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遗憾的是,除了上述例子,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左右两翼仍水火不容,乃至于发展到一些人要给右派带上汉奸帽子的程度。我绝不否认左翼的价值,但根据我的有限观察,不少自由派人士,恰恰是在面临具体的社会不公时勇于进行公民表达和合法抗争的个体,他们是在慈善公益、环境保护等议题上的积极行动者。

中国社会转型之复杂表明,恐怕不能以一维的左右标准来给特定个人的价值观定位。已故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说过,他个人受到三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在文化上是保守主义者”,自认为是“中间偏左”,而他被世人定性为偏右的“新保守主义者”。由是观之,称呼一个人是左派或右派,也有可能仅仅是一个标签,或是一种武断之举。

笔者刚刚参加了德国左翼绿党影响下的伯尔基金会的一次活动。吊诡的是,前来参加活动的中国人,不是政治立场居中的公益活动家,就是被认为偏右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几十个人中找不到一个中国左派。中国右派恰恰和欧洲左派和谐相处,这又说明了什么?

所以,与其高调指责别人是“汉奸”和“带路党”,不如低调行善积德;与其互相指责,抛洒怨恨,不如开展善意的沟通,寻找左右两翼的共同点,尊重彼此的差异和人的复杂性;与其抽象地追求什么崇高目标,不如在鲜活生动的社会现实中通过个案和实际参与来体现各自的价值。


 

 

说说方韩事,揭露狗汉奸!


2012/02/01 



作者:毛竹  乌有之乡     

第一次读韩寒的文章是昨晚上,是受方韩事件的刺激来了点兴趣。知道韩寒这个名字很久了,但一直以为他只是个时尚写手、文学青年,前段时间看过独家发言人司马南答记者问——“韩寒近日连发三篇博文,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人称韩三文。有人说韩寒成熟了,有人骂韩寒堕落了,还有人说韩寒已经被‘各个击破 ’”,那时候还没有兴趣去读,但知道了韩还是个青年意见领袖,按南方系的话来说就是年青的公共知识分子,甚至是南方系制造出来的领袖。

   

这次“人造韩寒”事件闹得很厉害,涉及到了汉奸方轴子,才让我连续看完了韩三文及后面的笔战博客,首先的感觉是,方轴子确实欠抽!

   

转而一想,不大对啊,“代笔”的始作俑者麦田都已经向韩道歉了,方轴子为何还不依不饶?并且手段恶劣,这分明是要棒死韩寒嘛!只有一个解释,方的的确确是汉奸。

   

毛主席说过,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因此,凡是我们所拥护的,敌人应该也就是反对的了。司马南在那次答南坊周末记者问中表达了对 “韩寒改变了”的赞赏和进一步期望,敌人自然就要反对了——这次“人造韩寒”,固然是麦田所发起,实际最后真正的攻击人却是方,这真是敌我斗争嘛。当然麦田或许是功力不够,才退败一旁的吧。

   

关键还是“韩寒改变了”,他是如何改变的呢?韩三文表达得非常明白, 司马南 老师解读得非常清楚,就是从一个文风犀利毫不留情批评攻击政府的文学青年变得不再那么愤青了,对“革命、民主、自由”的看法发生了差不多180度拐弯。从一个成名很早的文学青年成长为一个女儿的父亲,这种思想上的成熟或改变我是很能理解的,我也曾是一个小青年,然后是个女儿的父亲,我也曾很愤青,现在则很“乌有”——受乌有之乡网站的影响而成为一个乌有人了。

对于这种“韩寒改变了”,那些一直梦想在中国进行这个绒那个花革命的人就很不高兴了,甚至是气急败坏。是啊,想当初他们曾花了多大的力气,好不容易树立了这么一个“青年意见领袖”,能影响一大批青年人,尤其是能玩网络能玩博客能看赛车的那部分“精英”青年,正要按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所言的方式进行革命行动了,这不,眼见得革命到了最紧要的关头,这个领袖却“莫名其妙”地跑一边去了,不玩了!这可真要命。于是立马就有人跳出来说,韩寒这是堕落了,要么是被(党或政府)“各个击破了”,总之韩寒不应该是这样的思想,中国精英青年不应该是这样的思想、看法和心态,应该是埃及或利比亚青年那样子的……。

然而中国青年转变或成熟得很迅速,甚至有些突然,那些还在按计划行事的普世价值派的革命唆使家们一下子找不着北了,心慌了,这个由他们一手捧起来的韩寒成了他们自己搬起来的、砸了自己脚的大石头,必急于搬开,跳出来说“韩寒堕落或被各个击破”就是搬石头,而被乌有人司马南等这么“拥护”了一下,“压”住了一下,他们搬不动了,就开始想着砸烂这个石头了,于是就有了代笔的质疑,就有了“人造韩寒”的造谣,要致韩寒死地而后快。最后这不,方大师亲自出马了,且手段极尽恶劣卑鄙,有狗急跳墙之嫌!呵呵,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

   

韩寒还会怎么改变,咱家不好说,但攻击韩寒的目的却是昭然若揭了。都说2012年是多事之秋,果不其然,孔庆东骂狗事件还没有平息,就出了方韩事件,且还在中国人传统的春节期间;今后中国与西方的斗争必将是更惊心动魄和精彩纷呈的,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青年已经成熟和醒悟,现在希望我们能将战场移动美国本土,去支持和拥护他们那儿的韩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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