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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特首梁振英全家福曝光:曾啃冷馒头上学 /张灵甫遗孀向南京政府索要解放前房产30年未果
發佈時間: 3/28/2012 12:56:36 PM 被閲覽數: 202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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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特首梁振英全家福曝光:曾啃冷馒头上学 (图)


2012/03/28 


香港第四任行政长官选举近日举行,现年57岁的梁振英以689票当选,他将在未来五年带领香港“行之正道”,探索一条“稳中求变”之路。“齐心,香港一定会成功!”梁振英承诺,维护香港的核心价值,而香港市民所享有的自由及权利绝对不会有任何改变。港媒纷纷以大篇幅对这位下一届香港特首候任人的成长历程、家庭生活做出全方位、多角度报道。





  据香港《大公报》文章,“家是香港”,不仅是梁振英一本着作的名称,亦不仅是他对于自己身份和归属的描述,这看似平凡的四个字,对于三代香港人而言,却被感知出截然不同的意义。梁振英曾撰文提到,“家在香港”,曾经只是空间关系,然而回归后至今的一段时间,却称得上是“香港社会由酒店进化成家,香港人由房客凝聚为家人的基本条件。”这十多年,亦是香港历史上第一次,可让两三代人在香港“坐定定”。梁振英表明,希望“为这个地方瞻前顾后,将个人回忆合并成集体回忆。”

  与大多数同代人一样,梁振英的父辈也是内地移民,他的父亲梁忠恩1911年出生于山东威海,于少年时代已来港,投身社会后在清水衙门当警察。梁振英于1954年出生,有一姊一妹,是家中独子,小时候,一家人住过七号差馆宿舍及荷李活道警察宿舍。他从小帮手做家务,读小学时,不懂煮饭,就负责买菜,返学前走到西营盘正街或水街买菜,“讲价、拣菜我都识。”那年代,一般家庭都没有电饭煲,“透火水炉”就变成了他的专责。

  梁振英曾撰文忆述,“我二十岁前住的单位没有自家厕所,一层楼十几户共享公厕。”直到父亲退休前几年,母亲发动一家大小穿胶花,每月多赚三百多元,一分一毫都存入银行,到父亲退休时,全家才终于有了自己的单位,“有了自己的厕所”。

  母亲发动一家大小帮手穿胶花帮补家计那一年,梁振英十一岁,负责送胶花,每袋都有几十磅重,经常要“行下停下”,“日子有功”,时至今日,他的右膊都比左膊阔。对于这段经历,梁振英未有一丝自怨自艾,反而是强调,当一家人终可“自住其力”,他是如此“心满意足”。

  在警察宿舍逐渐成长的时光,尽管清苦,却被梁振英视为珍宝和不一样资本。他曾感慨良多地忆述,“我这一代,应该是成长在贫困当中,不单家庭是这样,整个社会都是这样。”但也正是那一代人,“不是白手兴家,就是在贫穷中挣扎,长大成才的。”

  梁振英的胞姊梁桂香,亦曾在文章《三岁时的冷馒头》中,回忆起这个“懂事得让人揪心”的弟弟。她写道,“振英三岁,妈妈便送他进学前班,要上大半天,兼自备午饭。因为家贫,妈妈通常蒸一大锅馒头做饭,振英每天早上就带着一个搪瓷漱口盅,一个馒头,径自上学去……我因为读的是下午校,每天可以在家吃完午饭才上学,饭桌上,我常常看到妈妈边吃饭边红了眼,因为大家啖着热饭暖菜,就会想起在外啃着冷馒头的弟弟。”但小小年纪的梁振英从来只是默默承受,未曾哼过半句,“没有要求,更无埋怨。”

  慈母身教影响深

  梁振英宣布参选特首时,曾含着热泪忆述他的裹脚妈妈,并一度哽咽,这一幕也让在场的许多他的支持者和记者,湿了眼眶。一向严格管理情绪和表情,非一般理性的梁振英,竟然也会流露出感性的一面,格外让人动容。

  这位裹脚妈妈,默默地忍受着身体的不便与痛楚,与丈夫相互扶持,支撑起一个家,靠穿胶花减轻家庭的负担。她虽然不识字,但教育孩子却有自己的一套,比如常常教导孩子们,“假如自己有一口饭吃,都要先看看其他人是不是也有一口饭。”对于四十多岁,“老来得子”生下的梁振英,她也绝不娇纵惯养,而是常说,“男孩子,吃点亏不打紧!”也许影响梁振英更多的,还有这位母亲本身流露的种种美德,耳濡目染中,才形成了他现在处变不惊的坚毅性格,并让他对家国、事业都抱着绝对的责任感。

  关于父亲,梁振英曾在自己的文章《阿爸的手》中有所描述,虽然着墨不多,却让人隐隐感知到那个做了多年警察的父亲,或许是为数不多能触及梁振英内心柔软处的人。梁振英在文中提到,父母战前从山东来港后,保留了北方的生活方式,山东人生活简朴,觉得一盅两件的港式茶楼不实惠,并非持家之道,因此一家人上茶楼的经验,一年只有一两次。让他记忆最深刻的,并非美味可口的点心,而是路途中,被父亲有力的手,紧紧拖住的回忆。他写道,“从西边街警察宿舍到高升茶楼,要过好几个街口,大概要走十几分钟。虽然路上的车不多,但阿爸还是将我的手拖得紧紧的,不完全是怕路上有差池。爸的手很有力,两代人拖着手上茶楼,感觉上特别温馨。”

  赴英求学 学成报国

  梁振英从小成绩优异,他从荷李活道警察小学考入名校英皇书院,后又进入当时的香港理工学院修读建筑测量系,考获高级文凭后,前往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攻读估价及地产管理学位。

  1974年,梁振英远赴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求学,他随身带了不少中文书,除了一套《红楼梦》,也有中国的民间故事书等等。“有一点点寻根的意味。因为毕竟人到了那个年纪就会去思考一些问题,对家乡及类似的事物感到好奇。其实这是自己对自己的民族、国家,对自己身份的一个探索。”

  梁振英曾意味深长地说:“人到了外边,你会更加珍惜自己的文化承传、自己的生活习惯。”在他看来,在国外生活的各个层面,甚至一些细节,都会令人对自己的过去、身份,以至对国家的认同,产生不一样的感悟。所以,在多年以后,他仍鼓励年轻人应该去留学,“出去开一下窍,有好处。”

  他总结自己在英国生活的最大收获,就是从英国人身上观察并认识到“人民同国家的关系”,并通过对照,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作为一个中国人,与国家到底应是什么关系。而那时,梁振英也认识到很多年纪比他大的爱国学生,他们对国家的看法,深深地影响了梁振英。

  其后,在内地改革开放起步的关键时期,梁振英贡献过自己的一分力,而他一路走过的历程,也确与国家的发展紧密联系。他曾撰文写道:“人生总有尽头,如果我这一刻两腿一伸,我想的除了是父母、妻儿、朋友外,就是为国家做了的两件事:一是土地和住房制度改革;二是以和平方式收回香港。特别甜。”


 梁振英与妻子育有一子二女

  好丈夫 好爸爸

  梁振英和其竞选团队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竞选口号是“齐心一意撑香港”,要撑起香港这个大家庭,还要从撑起小家庭开始。梁振英和太太唐青仪孕育三名子女,婚前婚后的梁振英都是太太眼中的好丈夫,孩子眼中的好爸爸。梁振英以身作则,以齐自己的小家开始,正可以彰显他“齐心”治理香港的信念。

  “我们有三个孩子,是我和太太的决定,不是意外,哈哈……”梁振英每每谈到自己的小家庭,幸福之情总是溢于言表。对于教育子女,梁振英绝不松懈,可以用“父爱如山”来形容。他曾说过,“任何工作都可以由他人代劳,唯独做爸爸不能假手于人,因为所有孩子都只有一个自己的爸。”三个孩子未长大前,梁振英早上做柴可夫送孩子上学,晚上推掉所有应酬,他说:“我要回家和太太、孩子一齐吃晚饭”。直到三个孩子都长大了到外国读书,梁振英晚间时候才“重出江湖”。

  慈父尽职,对太太却依然爱护有加。梁振英在婚前曾热烈追求太太唐青仪,婚后,特别是有了孩子之后,他和太太建立了更加亲密的关系,“太太和我有太多共同兴趣了:我们都爱出外旅行增广见闻;当然,爱孩子是我们最大的共通点。”唐青仪曾撰文这样形容丈夫:“CY很忙,但每年也会和我一起千里迢迢飞往英国,跟在彼邦念书的孩子聚一聚,哪怕只是逗留一天,为的,就是一家人可以团团圆圆吃顿年夜饭。”她真情流露说,父亲的责任,家庭的责任,梁振英都没有因为忙而丢掉。“你能想象,像CY这样一个硬绷绷的大男人,会抱着满月的儿子唱摇篮曲吗?……多少夜,孩子都是在他的歌声中安眠。”

  夫妻相互扶持,一家人一心一意,让人感动。梁振英推掉了应酬,而太太推掉的却是一生的事业。曾经是大律师行的股东合伙人的梁太唐青仪,为了孩子,为了让丈夫专心工作,由一个女强人律师默默走到梁振英的背后,做了全职妈妈。三个孩子在妈妈的辛勤哺育下,如今个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长子傅昕已在英国读博士,两位妹妹颂昕和齐昕也入读英国名校。

  早前特首选战正“如火如荼”时,忙于落区推销政纲和拉票的梁振英,曾接受娱乐新闻节目主持人查小欣专访,让人们了解他的另一面。梁振英形容自己并非“恶上司”或“严父”,反而是看电影会落泪,闲时会包饺子、做面条的性情中人。他又忆述与太太一日一情书的初恋故事,并感激家人甘于牺牲私隐及相聚时间,支持他走上服务社会及国家的道路。被部分传媒形容为“狼”的梁振英,在节目中坦言,不介意此“绰号”。他相信市民可以凭他过往三十年的公务生涯作判断,“我性格不‘狼’,尽量会为别人着想,按部就班做事”。不过,他不忘为自己大平反,强调昔日参与“公家事”,稍有差池,便会影响公众,不得不紧张,但他不论在公司或家庭,虽然对员工或子女要求高,却从不会骂人。

  太太也形容他“铁汉柔情”:“每当出外公干,只要时间许可,CY也会给我买些小礼物。或许是小首饰、颈巾、又或是衣服,其实,他也挺浪漫的。”……“繁重的工作和公职把他武装起来,但冰冷的盔甲下却是炽热的心。和我一起看电视时,每遇动人场面,他都会跟我争拿纸巾抹眼泪!”

大公报 

 

张灵甫遗孀向南京政府索要解放前房产30年未果(图)

2012/03/28 

新闻晨报


如今的南京白下区二条巷51号


王玉龄在接受采访,摆在桌前的是她和张灵甫的合照

张灵甫是抗日名将、国民党军著名将领,其妻王玉龄亦是民国一代名媛。王玉龄声称1945年两人结婚后,张灵甫曾在南京购买一栋房产并赠与她。后张在孟良崮战役战死,王迁往台湾,该房一直由政府代管。改革开放后,王玉龄托人向南京市相关部门索还此房,但之后房屋被拆;随后近30年间多次要求补偿,至今也未得到满意结果。

遗留房产:当时申请过户但未取证

王玉龄今年已是84岁高龄,自1947年5月张灵甫战死至今一直寡居。 1945年她与张灵甫结婚后,张在南京二条巷79号的蕉园1号(后改为51号,现属白下区)买下了一栋花园别墅,建筑面积约300平方米。 1946年12月,在战场上的张灵甫写信给王玉龄。王玉龄说,在这封信里,张灵甫提出把这处房产送给王玉龄。“我当时觉得,房子在他的名下和我的名下都是一回事,所以并没有马上去办过户手续。 ”

张灵甫死后,1948年6月,王玉龄向当时的国民政府南京市地政局提交了张灵甫对她的赠与据、房屋的原所有权状、分段图等文件,申请将房屋过户到她名下。记者看到当年南京市地政局的“声请文件收据”的复印件,记载着该局于1948年6月14日确认收到王玉龄提交的上述三份文件。由于国民党战事失利,还没领到地政局核发的产权证时,王玉龄就离开南京前往厦门,后于1948年底到了台湾。

申请归还:辗转近30年未果

1952年,王玉龄赴美国求学工作,后加入美国国籍。 1973年,周恩来得知王玉龄的消息,专程邀其回国见面;在周的关照之下,她从此可以自由签证出入大陆。在当时,能享受大陆方面如此待遇的美籍华人除她之外仅有杨振宁。

解放后,王玉龄在南京二条巷的房屋一直由政府代管。随着年龄的增长,王玉龄想回大陆居住。 1983年,当时的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发出当年的139号文件《关于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出走弃留的代管房产的处理意见》,提到:“凡中央和国家领导人邀请来大陆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的代管房产……凡本人回来房地产定居要求发还者,其祖遗房产和原来居住的房产(包括部分接管没收的房产),应该保证迅速发还,不得借故推延。 ”

得知文件的规定后,1984年3月,王玉龄在美国通过律师公证,写了委托函,请她的堂兄王胜林代她要求发还房产。据王玉龄说,王胜林在向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说明情况后,得到工作人员的口头承诺:“发还房子没有问题,你堂妹什么时候回来,房子就什么时候给她。”然而,档案显示,就在王胜林走后的一两个月后,5月16日,房产局处理了因城市改造拆除此栋房屋的申请,注明“该张眷属在解放前夕离大陆下落不明”,同年8月8日得到局长批复同意。次年,房屋被拆除。

之后的近30年里,王玉龄多次向南京的房产管理部门申请补偿,但对方一直认为该房产权属于张灵甫而非王玉龄,其权利应由张的全部合法继承人获得而非独归王玉龄,因而拒绝了她的要求。

房屋产权:各执一词

王玉龄觉得,之前的申请过程一直是情理的诉求,现在需要拿出一些证据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了。因此,她委托律师杨波前往南京查阅相关历史档案。杨波于去年底先后走访了南京市白下区档案馆、白下区房管局、白下区房产经营公司、南京市房产档案馆以及南京市住建委,他向记者提供了一系列档案摘抄。其中最为关键的有两处,一是南京市房管局1950年9月4日的登记表格,载明了张灵甫将此房赠与王玉龄;另一处是南京市委统战部1998年11月16日向江苏省委统战部的汇报,称“该房产系张钟麟(注:张灵甫原名)购置,赠与王玉玲(注:原文如此),解放前为其自住。 ”

“这栋房子的产权是张灵甫的。 ”昨天上午,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落实私房政策办公室负责人任鹏在向记者说明此事时,依然坚持这个观点。他表示,认定房屋产权只能凭房管部门登记发出的产权证明,包括上述两则文件在内的其他记载是无效的。 “王玉龄没有产权证,我们就不能认为房子的产权是她的。 ”

杨波则认为,房屋产权确实应当以房产管理部门的登记簿记载为准,但在无法找到原南京市地政局原始档案的情况下,依然可以根据解放后房产登记档案进行认定。“尤其是1950年房管局的档案,是非常接近历史事件发生年代的记载。如果当时没有确凿的证据,房管局为什么会这样登记呢? ”

不过,记者看到,多份档案中对产权人的记载,有的为张灵甫,有的为王玉龄,同一机构的文件也存在互相抵触。对此,杨波认为,张灵甫赠与王玉龄房产是家庭成员间的事情,不可能向外大肆声张,因而解放后工作人员在进行房产登记时未必了解后来房产转移情况。

补偿方案:只能给17万元?

任鹏说,现在二条巷51号楼已经拆除,在房屋产权认定为张灵甫的前提下,根据相关政策应该作价补偿,由张灵甫的合法承继人共同享有。而补偿的金额,只有每平方米近600元,这栋300平方米的房子只能得到17万元左右的补偿款。

“对此类房屋的补偿标准就是这样,我们也是按政策办事。南京的标准最开始是每平方米100元,现在还是一路加上来了。 ”

任鹏提到的政策依据,是建设部1992年44号文件,规定对原去台人员的代管房产,确定产权人后,“可承认其产权,但不发还原房,对其残值给予适当补偿”。任鹏确认,他们对二条巷51号楼的作价补偿就是残值补偿。杨波则提出,任鹏主张的操作方式比较机械。他说,当新法和旧法有冲突时,应当坚持“新法优于旧法”、“从旧兼有利”的原则。他解释说,1984年王玉龄就向南京房管部门提出归还房屋申请,当时房屋尚在且政策允许退还;之后1992年政策改变,旧法对当事人有利,应遵从旧法的原则执行。即使是不能发还而要作价补偿,现在也有更有利的房屋征收方面的法律法规可以参照操作,不能让王玉龄承担有关部门工作不当的不利后果。

王玉龄现在长期在大陆居住,但没有自己的房产,在上海是借住在亲戚家中。她说,她一定要尽快争得应属她的权利。“我已经等了快三十年了,我的生命已经没有再一个三十年可等了。 ”

人物简介

王玉龄:名门闺秀,大将遗孀

1928年,王玉龄出生在长沙。其父系家族多年来经商有道,富甲一方。 5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将家里的男佣全部辞退,并以妇礼教导王玉龄。1945年,王玉龄与张灵甫结婚后,两人即居住在今南京白下区二条巷51号。不久,解放战争爆发,张灵甫随即奔赴前线。 1947年初,王玉龄为丈夫顺利生下一个男婴。儿子没满月,张灵甫就被华东野战军围困在孟良崮上,苦战数日,最终殒命。直到几个月以后,王玉龄才获知丈夫阵亡的消息。这时她刚刚过完19岁生日。 1948年底,王玉龄携幼子和老母转移到台湾,1952年又辗转去了美国。张灵甫没有给王玉龄留下多少遗产,全家人过得非常清苦。

台湾日据时期,当地总督政府曾在东京银座买下一座名为“光华寮”的大厦。抗战结束后,该大厦的产权为中华民国政府所接收。上世纪80年代,日本当局托华裔律师王可富将产权证复印件交还蒋经国。王玉龄建议王可富:“台湾与日本已无邦交,交给台湾还不如交给大陆。 ”在王玉龄的穿针引线下,“光华寮”产权证复印件最终呈交给国务院。

王玉龄今年84岁,寡居60余年将孩子抚养成人。近年来,由于儿子来沪投资经商,她便随之定居上海。儿子张道宇办公室里贴满了父亲的照片,书架上也陈列了各类与父亲相关的军事传记。 “我孙子还把他爷爷的头像纹到自己手臂上。 ”2003年,王玉龄在上海浦东玫瑰园为丈夫立了一座衣冠冢,碑铭是她为丈夫题的一首诗:“当年有幸识夫君,没世难忘恩爱情。四七硝烟伤永诀,凄凄往事怯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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