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拉托西部的“中国城”已经初具规模，很多商店的服务对象几乎完全是中国客户，比如这家餐馆。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名城佛罗伦萨附近，有一个名叫普拉托（Prato）的小镇，那里以纺织业出名，曾是意大利的产业中心，而现在则成为了意大利境内中国移民最为集中的地方之一。
“中国城”路边的墙上到处可以看到类似的喷刷广告，为中国人介绍临时住所。据当地的意大利市民认为，很多中国人因为没有合法的身份证件，所以只能寻找这样的地方住宿。
普拉托究竟有多少中国人？没人能说清楚。比较官方一点的数字是15000左右，但据估计实际数字至少在3万以上，甚至达到5万。当地政府认为，其中大概有一半是非法移民。
在普拉托市郊某处，意大利警方开展搜查行动，一家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厂房被警车团团围住。
进入厂房之后才会发现，这里是一个“地下服装加工厂”，厂主和工人都是中国人。这样的加工厂在普拉托有很多，由于经常有非法移民在其中打工，因此当地警方会时不时进行抽查。
在厂房的一角有一台电视机，通过视频线连接着大门外的摄像头。一有风吹草动，厂房里的工人们就会想办法躲起来。
普拉托的这间“地下服装厂”内，到处都堆放着布料和半成品。
在这里生产的服装全部打上了"意大利制造"的标签。由于中国工人工资相对较低，再加上使用非法劳工，使得这些“意大利时装”的人力成本大大下降，在价格上非常具有竞争力。
意大利警方查验工厂里所有领班、工人的护照，并登记在册，如果发现非法移民或者非法劳工，警方会向他们发出警告，要求他们立即离境，如果有人第二次被警方查获，则会立即遭到遣送。
遭到搜查的这家服装厂不但使用非法劳工，甚至工厂本身也是没有注册的“黑店”，因此意大利警方宣布没收厂内所有劳动工具和器材。
车间后面就是宿舍，最大的房间也不超过10平方米（而且大房间里一般都住两人以上），往往没有窗户，完全依靠电灯照明，摆了一张床之后就几乎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了。
“意大利式”的生活？
厂房最后面是一个小院子，门上的告示并非毫无来由。由于经常有很多中国工人们晚间在室外聊天，但白天却看不见有人出入，因此邻居们早就怀疑这里有“猫腻”。警方也正是得到投诉之后才发现这里的“秘密”。
普拉托的中国服装业已经颇具规模，当地的批发市场历几乎是华人一统天下。但是随之而来的非法移民劳工以及治安问题却让当地民众和警方大伤脑筋。如何解决？目前看来，没有人能够给出答案。
薛涌：
第三次工业革命 可能终结“中国崛起”
（2012-05-02）
英国《经济学人》最近发表文章，宣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来临：十八世纪末在英国发足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机器取代了手工；二十世纪初福特发明完善的流水线大批量生产，掀起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则正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其核心是“制造业数位化”。
所谓“制造业数位化”，是网络信息革命和材料技术革命的结合。网络的发展，使信息传递的费用近乎于零。自上个世纪后半期开始，高技术合成材料的日新月异，使碳纤维、石墨烯、以及各种新鲜合金材料层出不穷。到本世纪初，网络和新材料技术结合，使3-D打印技术诞生。对此，我们在牙医诊所中已经时常领教：当医生决定修复牙时，就通过计算机生成牙齿的模具造型，并按照指令用精密仪器将粉末材料熔合，当场就制造出一个小部件，严丝合缝地安装或填制在牙齿上。在关节替换手术以及工业部件的制造中，这样的技术也普遍运用。不管是关节、牙齿，还是飞机部件，通过计算机即可建立模型，随心所欲地“打印”出自己想要的部件。
两次工业革命的结果
这一革命，除了技术层面的诸多因素外，会从根本上改变劳动者在工业体系中的地位和工业组织的基本结构，甚至可能重塑塑造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的文化。
第一和第二次工业革命，都导致了劳工的贬值。《经济学人》似乎没有注意到，现代工业流水线的起源，远在福特之前，最早可以上溯到威尼斯造船厂。众所周知，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威尼斯为欧洲头号海洋贸易帝国，其战舰和运输船队主宰着地中海。造船业因此成为威尼斯的立国之本。而威尼斯的造船厂和贸易船队，都属于“国营”，以集中资源确保海上贸易的安全。到了十五、十六世纪，威尼斯造船厂渐渐开始了工业组织的革命，发明了类似于现代汽车制造业中的“生产流水线”，即在工厂内部进行细致的专业分工，先制造标准化部件，然后在“流水线”上组装。这使得经营管理越来越复杂，而每个工人的具体工作则越来越简单。过去，一个造船匠掌握着祖传的技艺，秘不外宣，奇货可居。如今，复杂神秘的造船术被肢解为许多简单的、重复性的部件生产。原来经年累月的学徒制显得越来越不必要，学徒期越来越短，降低了培养劳工的费用，劳工的技艺自然也越来越低、越来越可替代。这样，经理阶层和劳工阶层的分化也就越来越大。
这种把复杂的制造过程分解为一系列简单、重复性环节的革命，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打下了基础。因为机器所替代的人力，主要发生在那些简单、重复性的动作上。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大规模生产所需要的工业组织，更是奠基于这种“威尼斯造船厂原则”。“泰罗制”就是把工人简单、重复性的动作进行量化分析，总结出最优化的规范，仿佛是给活人的动作编程。人也因此变成了机器。这种人的异化，在卓别林主演的《摩登时代》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前两次工业革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引起了深刻的冲突。现代社会的一大标志，就是人的权利觉醒，人们对自己作为人的价值和自由越来越珍视。普选使广大劳动阶层拥有了政治权利，个人就更成为现代社会的核心。但是，现代工业体制的逻辑，则把人变成经过编程控制的机械手，其意义仅仅是按照指令重复简单的动作，并且可以像机器部件一样被随意替代。在经营逻辑上，劳动力越贬值、越具有部件式的可替代性，企业就越能降低成本、摆脱对工人的依赖，变得更有竞争力。这种人权、人性在政治社会领域高扬，在生产领域无足轻重的冲突，多少解释了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美国大萧条前的一系列劳资冲突。如何在一个崇尚个人的社会让工人们心甘情愿地从事越来越“非人化”的劳动，进而成为企业管理的核心课题。二十世纪以行为主义为核心的心理学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对应这一工业组织革命的挑战。
战后西方确立了优厚的福利制度，劳资冲突缓解，但并没有解决现代工业体制中的核心问题：劳动力仍然越来越贬值、越来越可替代。所以，战后劳资关系不到半个世纪的平衡，很快就被全球化打破：企业可以大量用中国、印度的廉价劳工，替代发达社会那些被工会和法律严格保护的高价劳工。企业“外包”，成了全球化的时尚。
第三次工业革命将逆转潮流
第三次工业革命则可能将这一潮流逆转。聪明软体、新奇材料、智能机器、三维印制、网络软体服务等等，使工厂逐渐走出大批量制造的时代，生产少量但多样化的产品。也就是说，从设计到开模生产，只要在电脑上设计，就可三维“打印”出物件。这就彻底改变了简单重复性操作的格式，使制造业和信息高科技等智能行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使发明和制造过程充分整合。这就经常要求设计人员和生产人员在没有语言障碍的情况下保持零距离的互动，并贴近客户即时回应其需求。当然，设计和生产过程的合一，也使知识产权的保护变得更为重要。要想把生产过程外包出去、把核心设计秘密留在自己手里，也越来越难办到。凡此种种，都将促使企业舍弃把制造过程“外包“到低工资国家的战略，而把核心生产部门搬回国内。
波士顿咨询集团不久前的一项调查表明，37%的美国企业称正在计划或积极考虑把工厂从中国迁回美国。70%称外包中国的实际费用比预计的要高。根据初步估算，在运输、计算机、材料合成、机械等领域，到2020年时，10～30%现在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将可以在美国制造。这大致为200亿～550亿美元的产值。另外，飙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廉价的美元使美国对欧洲制造业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导致欧洲工厂纷纷在北美登陆。与此同时，到2012年3月，外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出现了连续第五个月的下降，比去年同期下降了6.1%。从种种迹象分析，这更像是一个长期趋势的开端。美国媒体上“内包”渐成关键词。美国制造业重新崛起之说也越来越响亮。
遗憾的是，面对“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仍无走出传统制造业之迹象。不久前，物理学家、数位力量集团的创建人Mark P. Mills和西北大学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院长Julio M. Ottino在《华尔街日报》联合发表文章称：美国的文化格外适合激荡年代的挑战。文化不可能一夜之间就改变或被复制。美国文化中的开放性思想、冒险精神、刻苦工作的伦理、游戏精神、健康的反主流思维方式，都是导致乔布斯式的人物诞生的关键，别人很难效仿。这番自我评价是否太满，且另当别论。不过大概全世界都承认：美国是创新的领袖。相比之下，中国最近的大手笔，也许莫过于富士康配备10万机器人的计划。但这仍然不脱以简单重复性动作为基础的旧工业模式。更不用说，制造这些机器人的技术，多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以外来的机器人替代中国劳工，活像是中国制造业的“外包”。可见，如果继续维持缺乏创意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中国崛起”将可能被“第三次工业革命”所终结。
作者是美国萨福克大学
历史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