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爾孟在具有煽動性的書《雄雞之年（The Year of the Rooster）》中表示，“她是一個貧困的國家，她的經濟僅僅是法國或意大利經濟的規模”；他着手記錄被經濟發展所遺忘的95%的中國人的不滿。

    索爾孟先生把2005年，雞年，花在中國傾聽貧困農民的聲音。中國農民約有10億。他認爲該國執政黨的第一目标是掌權；第二目标是讓它的成員富起來。“中國人對黨幹部的腐敗深惡痛絕。”

    在談到中國與印度的差距時，他認爲中國的衛生保健和教育已經在市場經濟轉變中犧牲了。“中國的增長比印度快，但那裏沒有發展……在印度的城市和農村你都可以看到發展。”

    “窮人在中國沒有聲音，反之，在印度，他們投票，而且媒體從來都很警惕。印度政治家不能夠疏遠他們。”

    在索爾孟看來，正是民主讓印度走向和諧。而因爲中國不是一個民主國家，它是由對權力的追求而推動的。“印度農民認爲他的村莊有希望得到電力、道路、學校和診療所。中國的村民沒有這種希望。印度人投票，中國人則沒有。”

    當被問及中共是否對他的書感到煩心，索爾孟表示他們接受書中所寫的，并想矯正錯誤。但他微笑着表示他知道他們不會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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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崛起》政治背景


 
　　自《大國崛起》2006年年末在中國中央電視台播出以來，各種關于中國政治改革的談論此起彼伏，但無人否認，該片的潛台詞卻是爲中國崛起這一未來“大戲”而草拟的。眼下，人們更願意以一種平穩的心态去看待中國現時及未來可能遇到的種種機遇和挑戰，但有學者提出，分析該片的政治背景看出，中共領導層比中國的知識界更早地談民主。

　　英國《金融時報》報道，“一個國家外部的崛起，實際上是它内部力量的一個外延。内部制度還沒有健全的情況下，很難成爲一個大國，即使成爲一個大國，也不是可持續的。”——這是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鄭永年在中國電視片《大國崛起》中說的一句話。

“強國都是由内到外”

　　鄭永年的這句話在海内外中文網站上被網民廣泛引用。新年伊始，鄭永年又複述了這句話。鄭永年随後詳細闡述了這句話的含義，他說，一個國家内部制度的健全，包括經濟制度、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健全。這些年來，中國的經濟确實是在高速發展，但單純的經濟崛起，還難以稱得上是真正的、全面的崛起。

　　鄭永年說，自從1978年以來，中國開始了舉世矚目的經濟改革；中共十六大以來，中國又開始了社會改革。近30年來，雖然中國并非如外界所言隻有經濟改革而沒有任何政治改革，但也應當承認，中國以往的政治改革都是輔助性的。

　　鄭永年強調說，中國的漸進改革模式是否能維持下去，主要取決于現存政治體制能否應付中國社會所存在的各類問題和所面臨的各種挑戰，而隻有整體性的政治改革才能應付今天的新問題和新挑戰。

　　在年齡、背景、工作地點、研究方向等方面，74歲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退休教授餘英時與44歲的鄭永年顯然有很大差别，但他們在大國崛起原因的看法上卻不謀而合。

　　餘英時說，近現代強國的崛起，要具備兩個條件：一是經濟上占上風，二是内部有很好的制度。近代史上最早崛起的國家，主要是一些海洋國家，他們靠着海洋貿易先起來了，實現了亞當·斯密所說的“國富”；但能否維持這種“國富”，則要取決于内部的制度。近代以來，那些比較長期地維持國力富強的國家，即使尚未實行完全的民主，也至少有憲政和法治，内部秩序比較清楚。換句話說，強國都是由内到外，絕對不是僅僅靠有錢，就能發展起來的。

　　餘英時不久前剛剛獲得素有“人文科學領域的諾貝爾獎”之稱的“約翰·克盧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生成就獎”。年逾古稀的餘英時思路和口齒卻非常清晰：“我想強調的是，大國崛起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内部秩序要比較安定，比較合理，在這個基礎上才能發展起來，例如，英國如果沒有那麽好的制度，它也不可能在海外擴張和發展。”

“政治制度創新”？

　　雖然《大國崛起》講述的是近現代其它強國崛起的故事，但無人否認，該片的潛台詞卻是爲中國崛起這一未來“大戲”而草拟的。那麽，中國怎樣才能實現餘英時所說的“比較安定、比較合理”的内部秩序呢？

　　鄭永年認爲，中共要承擔起政治制度創新的曆史責任。他強調說，政治制度創新并不是說要仿效任何西方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是仿效不來的，并且也并不存在一個固定的民主政治模式，盡管民主政治是個大方向，但民主隻能是中國政治發展和政治創新的結果。中共隻有通過政治制度創新才能實現國家内部的長治久安，進而實現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全面崛起。

　　在美國布魯金斯學會中國問題專家李成看來，中國最高領導層正在探求這種“政治制度創新”之路，《大國崛起》電視片的播出就是這種探求努力的表現之一。

　　李成從更爲寬泛的角度理解“政治背景”這一詞語的。他說：“麥天樞說此片的制作不是上面授意的，他說的可能是事實，但是，此片顯然是在一種大的政治背景下孕育和誕生的，其最初的起因就是因爲總編導任學安聽到了一則新聞廣播：北京大學曆史系教授錢乘旦等人爲中共政治局講述曆史上九個大國崛起的經驗教訓。中共中央政治局請人講這些東西，這本身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政治信息，後來中共中央又同意中央電視台在黃金時段播出《大國崛起》，這就更不是一件輕易簡單的事了。”

　　李成經常去中國調研、講學、訪問，也經常接觸中共上上下下各層領導人。據他透露，中共最高層對“政治制度創新”的探求，早已遠遠超出了請人講課或批準《大國崛起》播出這類行爲。

　　“兩個月前，我參與的一個代表團見了中國總理溫家寶，非常有意思的是，他這次主要講的就是中國的民主化問題，”李成說，“溫家寶從三方面來定義中國的民主：一是選舉，二是司法公正，三是對政府的監督，包括媒體對政府的監督。從一定程度上講，這與普适的民主定義是一緻的。”

　　李成回答說：“溫家寶談的是兩種選舉：一是直接選舉，即人大選舉，二是間接選舉，也就是黨内民主。他談的并不是很多，但概念是非常清楚的。在談到基層選舉時，他說，這種選舉如果可以在縣一級進行，那未來也可以在市一級進行，也可以在省一級進行。他談的兩種選舉，也許是中國漸進民主的一個比較可取的方案。”

　　談到如今中共高層忽然毫不避諱地大談民主的内在原因，李成分析說：“胡錦濤、溫家寶等中共領導人意識到，雖然中國現在并非處于一個革命的階段，但是如果不改變政策的走向，如果不更多地關注弱勢群體，尤其是中國的農民和民工，社會就會出現問題。當然，中國社會目前還不會馬上出現問題，所以，胡、溫執政時期出現的一些政策變化，都是一些預防性的政策變化。也許目前中國國内知識界和民衆當中呼喚民主的聲音并不是很強，但是這一天遲早會到來，因爲一黨制的國家在當今的世界上隻有不多的兩、三個，而且由于中國中産階級的崛起，由于中國中央和地方之間關系的變化，由于中國和世界非常密切的聯系，由于中國新的社會群體的出現，也由于中國媒體的商業化，這些變化都會對中國的政治體制有所沖擊，所以，談民主是遲早的事情。非常有意思的是，實際上，是中國的中央領導人、地方領導人比中國知識界更早地談民主，當然，他們談的民主與西方的民主有區别。”

　　餘英時也認爲，“中國如果僅僅發展經濟、開放經濟，但不改革政治制度，那不是真正的崛起，将來甚至還會造成大混亂的，因爲如果中國不改變目前的政治制度，它就很難妥善地解決地區之間和階級之間的貧富不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