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幅梳着长辫子的女子背影的照片上,王冬龄用草书写上了《大学》中的句子
“你看到这个作品时,是什么感受?”
“很前卫”、“太现代了”、“创意十足”、“美得不得了”……昨天,在三尚当代艺术馆里,著名书法家王冬龄一看到相熟的朋友和记者,就忍不住上前,问问他们的感受。
作为《杭州跨年展醒墨》的压轴展览,王冬龄的《黑白至上》系列作品一出场,每个人都有点“吓着了”。
一向爱跨界的“老顽童”王冬龄,这次用楷书、篆书、隶书、草书等不同的书体,在各种唯美、时尚的人体摄影和海报上,写下了自己的“读后感”。
在他看来,“世界上最美的,还是人。”
展览上,近40幅的摄影作品,都是王冬龄二十多年来的私人收集。
爱看时尚杂志的他,一看到有意思的广告海报,就会裁下来。昨天展出的作品《对花说》,就是某大牌服饰的广告海报,王冬龄在上面,用草书写上了歌曲《男人海洋》的歌词,这让许多前来看展的年轻人,大呼“新潮”。
还有一张女子赤身趴在沙滩上的照片,王冬龄在她“身边”,写下了庄子的《逍遥游》,海水处留白。
这幅作品,是这次展览的系列作品中,最早成型的一件。这张照片,王冬龄藏了二十多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王冬龄应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之邀赴美讲学。他在美国摄影家爱德华·韦斯顿的人体摄影画册中,看到了这张名为《沙漠女人》的照片,不禁思绪万千。
“书法和人体,如果能相互叠加,视觉上,会产生一种复杂的感觉。”他悄悄撕下了这一页。二十多年后,经过“加工”,出现在了这次展览上。
现场挤满了年轻人和外国观众。一位瑞士姑娘来中国十年了,虽然她看不懂照片上写的是什么,但她对这种中西合璧的艺术形式,大呼过瘾:“王老师的心态比我们还年轻,字如其人。”
中国美院书法系教授沈浩则建议观众,这些作品要先远看,再近看,千万别当成纯粹的书法作品看,“这首先是一种视觉艺术,近看后,每个字体又不同,和人体曲线相呼应,很有意思。”
事实上,摄影与书法的结合,对王冬龄来说,不是第一次。去年,他就在自己拍的“西湖十景”照片上,大胆挥毫。
“生活中,我们常常忽视了大自然的美,更忽视了人体的美。”王冬龄说,流畅的书法,与唯美的人体摄影相结合,并非突发奇想,而是艺术道路上的自然趋势。
他告诉记者,上世纪六十年代,他还在南京师范学院上学时,有一次偶尔接触到人体画,他惊讶地发现,“世上最美的线条,是人体的曲线”。
“以前写书法,是在白纸上随便写,但在一张人体图片上写字时,就成了情境书法。它的视觉联想更为强烈,内容和图片是相互补充的。书法对图像的布白、结构都会产生影响,处理得不好,就会生硬、突兀。”王冬龄说。
昨天,歌德、尼采、纪伯伦的诗歌、文章,以及古老的《诗经》,都被颇有意味地写在了照片上。
卢坤峰,是王冬龄曾经的老师。他说,如今国外的抽象艺术很多,把一张纸撕得粉碎,就称为“现代”,而这次,王冬龄除了形式特别之外,还有中国韵味。
“我们的文化传统,对人体美,比较抗拒、掩饰、逃避。”王冬龄说,尽管如今人们对拥抱、亲吻,已经习以为常,但从精神层面上看,我们对人体美的认识,还是缺少理解,他希望“通过这次展览,大家更能体味到人体本真本性的美”。
唯一走出野人山的远征军女兵 建国后成"女特务"(图)

中国远征军渡河进入缅甸境内。
核心提示:刘桂英是唯一活着走出野人山的女兵。“反右”开始以后,因为有跟随远征军出国征战的“历史问题”,刘桂英成了“女特务”,被揪出来批斗1962年,她被遣送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
本文摘自:《科学养生》2010年第04期,作者:佚名,原题:唯一健在的中国远征军女兵
1942年,中国远征军第一次远征失败,数万名远征军穿越原始莽荒的“野人山”回国,因为疾病流行,缺医少食,再加上瘴气弥漫,这短短数百里的丛林之路,竟变成了吞噬至少一万五千名远征军将士的死亡之路,由此也写下世界军事史上最悲惨的—幕。而当仅存的这寥寥无几的官兵奇迹般走出野人山的时候,迎接他们的人们此时无比惊讶地发现,这其中竟然还有一位女性,在所有生还者的名单当中,他么第一次在性别那一栏里填下了一个女字。这位奇迹般活着走出“野人山”的女兵叫刘桂英,在走过了野人山,走过了数十年劫难重重的人生之后,如今91岁的她依然健在。
生活的不幸锻炼她生命的韧性
刘桂英192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郊区。她年幼时,母亲带着她和弟弟在长沙城里要饭,有一天走了一上午的路,刘桂英滴水未进,疲惫不堪,竟然在长沙城里一户家,的门口,迷迷煳煳地睡着了,等她睁开惺忪的睡眼,母亲和弟弟早就踪影不见,急得刘桂英禁不住号啕大哭起来。—位当时在长沙美孚行当巡捕的山东人收留了刘桂英,并给她起了现在的名字。养父养母对乖巧懂事的小桂英非常疼爱,吃的喝的总是想办法满足她,并尝试着教她读书写字。幸福的日子仅仅只过了几年,养父养母因为生病相继去世,由于养父母都是外乡人,在长沙也没有什么亲戚,房子也是花钱租来的,这样,刘桂英就一无所有地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看到刘桂英的身世这么可怜,养父母的朋友韩福海鼎力相助,终于使她进入了王先焕女士创办的长沙贫女院。1937年,在贫女院里面学习了6年的刘桂英,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上了长沙市湘雅医院护士助理班,担任助理护士,终于第一次使自己的生活有了依靠。抗战爆发后,刘桂英报名参军,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五军新二十二师野战医院,成为了一名护士。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此后一个月,马尼拉、吉隆坡、新加坡、香港相继失陷,七万美菲守军无条件投降,13万英联邦军队向三万日军挂出了白旗,日军势如破竹,兵锋直指缅甸。应英国邀请,为保卫西南大后方,保卫当时最重要也是唯一的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1942年1月,中国国民政府命令国民革命军第五、第六、第六十六军及第二百师十万精锐,组成“中国远征军”,由杜肆明率领远征缅甸。1942年3月,中国远征军沿滇缅公路世入缅甸。十万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浴血奋战,转战1500余公里,使日军遭到太平洋战争以米少有的沉重打击。然而由于英军屡次临阵脱逃,5月1日,日军进占曼德勒,中英联军全面溃败。1942年5月9号,日军攻克密支那,切断了远征军回国的所有通道,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听从史迪威将军的劝告,率部向印度退却。而中国远征军的副司令官杜聿明,因为英美方面要求中国军队以难民身份撤人印度,而断然拒绝了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这个命令,他电请蒋介石同意之后,选择绕道密支那北部的“野人山”辗转回国。“野人山”位于中印缅陵界地带,是一条长达400公里的狭长河谷,这里山岭纵横、河流密布,传说有“野人”出没,当地人给这个地方起了个名字叫胡康河谷。所谓胡康,在缅语当中就是“魔鬼出没的地方”。
在最绝望的时候她能树立生命昀勇气
进到“野人山”,刘桂英看到这个原始森林无边无际,像海一样的看不到边,四周的山峰高得插到云上,像个天柱一样,那些低矮的山丘就像海浪一样,身边的古树,枝叶搭起来了,根本连阳光都透不过,黑洞洞的,灰蒙蒙的,空气特别闷。
进入“野人山”不久,远征军将士即迎来了热带原始丛林肆虐无常、危机四伏的雨季,将士们的衣服就没干过。不时发生的山洪冲走不少人,甚至有时整个班都被冲走。大家很快就迷失了方向,和外界的联系也随即中断。数周后,部队全面断粮,从杜聿明到士兵都只能靠树皮草根维系生命。越来越多的远征军将士掉队、倒下,部队所有的建制已不复存在,三三两两的士兵各自结伴而行。不到一米五、身材瘦小的刘桂英,和护士班的四个女战友走在了一起。一天,女护士小孙在寻找食物时,突然被毒蛇咬伤,经过姐妹及时抢救,虽然脱离了危险,但身体已极度虚弱,跟在队伍后面走。突然,刘桂英听到小孙一点嘶哑的救命声,回头一看,竟然狼把她叼跑了,有人开枪吓走了狼,可小孙的食管已经被咬断了,无法救活了。活泼好动的女护士王平,也倒了下去再也没有醒来。每天大批将士因饥饿、疾病或食物中毒死亡,蚁蝗吸血侵蚀,大雨冲刷下,数小时内就变为白骨,远征军回家的路,白骨累累,前后相继。在最绝望的时候,刘桂英也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希望,那甚至不是用什么信念、理想可解释得了的东西,那恐怕就是一种很本能的求生欲,那是无论如何要活下去的一口气,那也是潜藏在这个弱小女子心里,连她自己也没有发现,可是在这个时候却突然爆发出来的一种力量,一种神奇的生命的勇气。她曾大声呼唤战友,给他们鼓劲,让大家坚定生的信念和勇气。也不知走了多少日子,一天,刘桂英和掉队的几个远征军士兵艰难地爬上了一座陡峭的山峰。大家看见一些红的、绿的、黄的棚子,一片广阔,蓝蓝的天,阳光也特别的蓝,就这样,刘桂英和最后走出野人山的一批战友被送抵中国远征军位于印度朗姆茄的基地。刘桂英是唯一活着走出野人山的女兵。整个朗姆茄基地只有刘桂英—个中国女兵,大家都很照顾她。新二十二师的师长廖耀湘和他的夫人黄伯容热情地请她到家里做客。著名画家叶浅予先生专程从重庆赶过来为她画像,并且送给她一张作为纪念。刘桂英一直珍藏着那幅画像,奉为至爱。几个月以后,她和男朋友在朗姆茄基地举行了婚礼。1943年,她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在最阴霾的日子她能看到生活的阳光
抗战胜利后,刘桂英以为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谁知曾与她生死与共的丈夫竟爱上了别人,离开了她和两个年幼孩子,她觉得不可思议,伤心极了,但是为了两个孩子,她最终还是选择了坚强面划,靠打零工和好心人的按济勉强度日。“反右”开始以后,因为有跟随远征军出国征战的“历史问题”,刘桂英成了“女特务”,被揪出来批斗1962年,她被遣送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直到1990年,蒙辱受难30多年的刘桂英才荻得平反,恢复了教师身份,按照退休教师的待遇领取退休金。这一年,她已经71岁高龄。即使在这段漫长的劫难里,刘桂英依然没有丧失生活的信念,她始终坚信会有云开雾散那一天,她一直在生活的阴影里寻找和发现生活的阳光,这让她一直能充满斗志和蚂虽地生活着。2007年6月29日,有关部门为刘桂英补颁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作为远征军抗日的“活档案”和“活化石”的刘桂英老人,如今定居在合肥,和女儿生活在一起。8年抗战,10年教书,30年下放,刘桂英这一生可谓历尽坎坷。虽然吃了那么多苦,但是她仍然坚强乐观。已经91岁高龄的她现在每天都坚持打太极拳,另外还坚持每天拍球1000次,写100个毛笔字。空闲下来就写写自己的会议录,还学学英语。和那些离开人世的战友比,她说,她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廿王很知足,能够这样健康地活着就已经很快乐了。刘桂英还用一句特别简单的话总结了她的人生,她说,“吃苦也是一种学问。”从这个步履蹒跚的老人身上,我们依然能一下子找到当年那个九死一生的小个子女兵的身影,找到贯穿她一生并目,给予她神奇力量的,那种叫做生命力的东西。正是这种东两,让她穿越了生活的各种磨难,依然健康长寿的活着,给予我们关于生命和健康的启示。
廖耀湘忆远征军女兵:遭野人掠食 乳头被咬去
核心提示:天亮了,我们终于找到了我们这位忠实的同伴,她用一根枯藤,把自己吊死在一棵树上。她赤身裸体,下身流出很多血,两条瘦瘦的腿被血染红了,血已经干涸,凝在腿上。她全身上下到处都是深深的齿印,在乳房上更多,乳头已被咬去,只留下凝着黑血的创口……”
本文摘自:《文史春秋》2006年11期,作者:廖耀湘严农,原题:《中国远征军女兵闯野人山的悲壮历程》
1942年1月,英国请求中国方面派遣远征军赴缅甸协同英军对日作战。为保卫滇缅公路,中国方面同意英方请求,由杜聿明、廖耀湘、戴安澜等率领中国远征军赴缅甸协同英军对日作战。
部队中有一部分女兵,她们告别自己温馨的家庭,告别热恋中的恋人,和廖耀湘等一起到缅甸抗日,几经奋战,遭到惨重失败,后被逼转入野人山。在野人山,她们历尽磨难,吃尽苦头,最后大部分英勇牺牲在野人山,为抗日战争谱写了一曲悲壮的战歌。
廖耀湘是湖南邵阳人,是笔者的老乡,又是笔者父亲、一位老新闻工作者的挚友。因而,我得以和家父一起亲自采访廖耀湘,聆听廖耀湘悲情回忆在中国远征军中广为流传的、惊心动魄的关于女兵的故事——
我率领部队越往野人山深处走,情况越复杂,特别是我和杜聿明招来的那些女兵,在这次野人山“死亡大行军”中,其境遇更加悲惨。
黑夜来了,这是我最为紧张的时候,因为,这时是野人山中的男野人袭击远征军女兵最为频繁的时候。我下令男兵去保护女兵。然而,女兵宿营并不都住在一起,总有几个掉队单独行动的。
一天晚上,我刚布置完几个男兵去保护宿营在附近芭蕉棚里的女兵,正想躺下来休息一会,一个勤务兵匆忙走进来报告道:“一个女兵上吊自杀了!”
“啊!”我一翻身从“床”上站了起来,“在哪儿?”
“就在前面!”勤务兵指着前面一棵大树。
我冲出窝棚,向大树跑去。大树下站着几个啜泪的女兵,几个男兵正把吊在树上的女兵解下来。
“怎么回事?”我急切地问身旁一个正在哭泣的女兵。女兵好不容易才止住哭泣,向我哭诉道:
“黑夜来了,黑夜对我们女兵来说是最为恐怖的时候。我们几个女兵来到一棵大芭蕉树下,匆匆用芭蕉叶搭了一个简陋的窝棚,搭好后马上便钻了进去。走了一天,又饿又累,我们紧紧靠在一起,一下就睡着了。不一会儿,我们被近处不断发出的‘沙沙’声弄醒了,一听就知道,是这两天一直跟随我们的怪物又来骚扰我们了。我们被这十分可怕的‘沙沙’声弄得半点睡意也没有了,大家不约而同地掏出手枪,拿起步枪,将子弹推上膛,在窝棚里严阵以待。
忽然,两个高大的黑影从窝棚前一闪而过,我们一起朝黑影开了火,但没有击中。
这是两个男野人,他们已经悄悄紧跟我们3天3夜了。
我们的枪声到底把男野人吓走了,我们松了一口气,准备立即生起一堆火,以吓住野人,使他们不敢靠近我们。因为我们听说野人最怕火。
附近全是芭蕉树,没有柴火。
一个女兵自告奋勇说:“我去弄柴火,你们在后面掩护我。一有动静,你们就开枪!”
她提着上膛的枪走出了窝棚,前面是一片密密的灌木。她搜索着向前走,走着,走着,一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漆黑的夜幕里……我们在窝棚里等着,等着,怎么也没有见她回来。后来,我们终于醒悟过来,她一定是被跟踪我们几天几夜的那两个男野人掠走了。
我们一起冲出窝棚,朝前面密密的灌木丛扫射着,一直将我们的子弹全部打光,可得到的,只是子弹空空的回声。我们四处去搜寻。天亮了,我们终于找到了我们这位忠实的同伴,她用一根枯藤,把自己吊死在一棵树上。她赤身裸体,下身流出很多血,两条瘦瘦的腿被血染红了,血已经干涸,凝在腿上。她全身上下到处都是深深的齿印,在乳房上更多,乳头已被咬去,只留下凝着黑血的创口……”
出了这次事件以后,我把全师能够召集到的女兵,尽可能集中起来,跟着师部前进。
新二十二师是中国远征军所有部队中女兵最多的部队,因而,女兵就牵扯着我这个当师长的更多的精力。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得任命一个政治部管“战地小报”的政治队员,专门分管女兵的事。他叫李志明,由于我的任命,官兵们送了他两个绰号:“女兵队长”和“妇联主任”。
李志明作为“女兵队长”和“妇联主任”,是十分负责的。他尽可能跟着女兵一起行军,一起吃饭,宿营时在女兵窝棚旁搭个小窝棚,守护着女兵过夜。
李志明有三个特点:一、身强力壮,五大三粗,是军官中身体最结实的一个,而且,有着一副难得的关心他人的热心肠。因而,女兵们自然把这个牛高马大的异性“队长”当成自己的“保护神”,她们也戏称李志明为“女兵队长”、“妇联主任”,李志明也一概当仁不让乐呵呵地答应;二、李志明说他一生最崇拜的就是我这位师长老乡,他之所以参军到新二十二师,就是因为师长是我。他常跟新二十二师的官兵说:“我们湖南邵阳出了两个著名的将领,一个是护国元勋蔡锷,一个就是我们师长廖耀湘。”因而,他对我吩咐的一切,言听计从,特别是这次“任命”他担任“女兵队长”,他更感光荣,认为这是我对他的一种特殊的信任;三、李志明写得一手好文章,参军以来,他就常在地方报纸上发表一些通讯和散文,因而在当地小有名气,以致我到家乡招兵时,一听提到李志明的名字时就说:“我们邵阳的大作家呀!”
所以,一到新二十二师,我就将他分到师政治部当政治队员,专管师部的宣传小报,凡新二十二师的对外报道,都出自他的小报。他的文章多次在军部和全国得奖,因而我常说:“这是我们新二十二师不可多得的‘笔杆子’!”
这次,我“任命”他担任“女兵队长”,还悄悄交给了他一个任务:“你去当女兵队长,一方面,可以代替我去管理和帮助女兵,及时将有关情况向我报告,以求得及时解决;另一方面,你是作家,还可以为你的创作搜集素材。将来,我们从野人山闯了出去,你就可以以我们中国远征女兵在野人山悲壮的征程,写出一部最出色的纪实小说。”
“是!”李志明向我行了一个军礼:“我一定完成师座交给的这一光荣任务,将来把这一部纪实小说写好,将它奉献给师座!”
“不!”我摆了摆手:“你现在就要打草稿,打腹稿,而且要陆续整理成正式的文字,做为下级的正规报告,定期上交给我,以便我及时了解女兵的情况。”
“是!”
从此,李志明宿营的窝棚里,行军的防风灯常常亮到深夜,风雨无阻,雷打不动。所以,女兵又送了他一个生动的绰号:“里常亮”,意思是他窝棚里的灯常常亮着。
一天,行军途中又惨死一个女兵,我心情十分沉重,来到亮着防风灯的李志明的窝棚,拿起桌上李志明的笔记本,笔记本封面上草草地写着《中国远征军女兵野人山悲壮的历程》。我坐下来,捧着这本草稿,在灯下仔细阅读起来:
《廖耀湘的八个女兵》
前面是一条河,很明显,这是缅甸雨季来临之前,由于山洪暴发而由林中峡谷形成的,因而,河中泛着黄色的浊浪。几个女兵呆呆地立在河边的灌木丛中,望着浑浊的河水急速地向前流去。
她们不知河的深浅,不敢下水。我远远就望见了她们。今天下午,廖耀湘师长交待我,要我当“女兵队长”,因而,无形中就对女兵多了一层关注。我走近看她们胸前挂着的已被沿途荆棘划破的符号,原来这些女兵大部分竟都是我们新二十二师的。这就更增加了我对她们应负的责任感。她们看见我来了,竟像获得了什么救星,急促地向我拥来。
“啊!李干事,您可来啦!可把我们急坏了!”政治部演出队只有十五六岁的李丹拉着我的衣角,差点跳了起来。
“是呀!大李——”被廖耀湘师长称为“女作家”的师报编辑王冬君和我比较熟悉,一直叫我“大李”。“有了你,我们就放心啦!”
我笑了:“可过河得靠你们自己的双腿呀!”
“唉!这男女平等呀,什么时候也做不到。”师医疗队护士邱清莲说:“女人在生理上和男人就是有差别嘛!”邱清莲到底是学医的。
女兵们七嘴八舌,还要说些什么,我摆了摆手,说:“天快黑了,天黑以前,一定要渡过河去,要不,我们就赶不上大部队了,你们在这待着,不要动!我去去就来!”
我像一个军官,向女兵们下着“命令”,女兵们果真静了下来。
我走进竹林,用工兵赠给我的2尺多长的用以开路的大砍刀,“咔嚓”一下砍倒一根大竹子,将竹枝削掉,扛着竹竿向女兵们走去。
“是这样,”我扛着竹竿,再次向女兵们下着“命令”:“我横举着竹竿,站在河心,将竹竿伸向你们,你们一个一个摸着这竹竿过来,平时说:‘摸着石头过河’,我们这叫‘摸着竹竿过河’。”我说了一句笑话,想使女兵紧张的心情放松一些,岂知平时爱笑的女兵此时竟没有一个笑出声来。
她们神情紧张地站在浊浪滔滔的河边。
“怎么,害怕啦?”我问,没有人吱声。
“小李丹,”我点名了,“你平时给士兵说快板时怎么说来着?”
李丹垂下了头。
我敲着肩上的竹竿,学着李丹说起快板来:
“士兵们,请听清,
我们都是廖耀湘的兵!
一二一,急行军!
过大江,爬山岭!
滔滔江水脚下踩!
莽莽山林当小坪……
怎么,真的看到大江就怕起来了?”
“谁怕来着?”李丹猛一抬头,第一个从士兵堆里站了出来。
“好!”我鼓励着,“排好队!”
女兵顺从地排好队。
“报数!”我喊着口令。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整整8个女兵,高矮不齐、神色各异。
“你们都是新二十二师的吗?”我站在女兵列队前,扫视了一下这8个女兵问。
“是!”这支临时组织起来的“队伍”,竟然回答得很整齐。
“你叫什么名字?”我对排在第一位的女兵问。我必须记住她们的名字,以便掉队时便于呼叫和寻找。因而,我对这几个不熟悉的女兵逐个问去。
“李世湘”一个女兵立正回答。
李世湘长得单单瘦瘦,微喘着气,显得十分虚弱。她带着一副深度眼镜,仍然像一个学生。
“干什么的?”
“新二十二师师部的缅语翻译。”女兵回答道。
“呵!人才难得!”我打量一下她,“怎么没跟师部廖师长一起走?”
“掉队了。”她有点不好意思地扶了一下眼镜,轻微地喘着气。
“哪里人?”
“长沙人。”
“半个老乡。”
“你呢?”我对另一个个子较高的女兵问。
“师医疗队的护士长。”女兵立正回答道。
“叫什么名字?”
“赵庆香。”
“哪里人?”
“湖南邵阳人。”
“那是我们廖师长的正宗老乡了。”我笑了笑说:“我也是邵阳人。我们可不要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
赵庆香浅浅一笑,说:“我在邵阳参军时廖师长就对我们说,我们‘宝庆佬’——邵阳人可没有掉泪的习惯。”说完,她微微昂了一下头。
剩下的几个女兵,看我这样随和,便主动自报了家门:
“我叫张志芳,师报译电员,湘乡人。”
“我叫朱清莲,师医疗队护士,湘潭人。”
“我叫何亚菲,师政治部宣传员,衡阳人。”
“呵!”我笑了,“都是湖南人,真是无湘不成军呀!”
我望着眼前这一排穿着破破烂烂的军衣、饿得皮包骨、头发长短不一的女兵,哈哈一笑:“这可真是名副其实了!”
“好!”我一声令下,“女兵们,现在,我命令你们跟着我过河。注意河水太急,很可能有人被河水卷走,谁要是万一被河水卷走,任何人千万不能去救,一去救,就会两人一起被洪水冲走。我是在资江河边长大的,对这激流太了解了。记住:这是纪律,也是命令,听见没有?”
“是!”女兵不整齐地回答道,声音有高有低。
我扛着竹竿,奋力向河心游去。凶猛的河水,已没过我的胸膛,一个个激浪向我袭来。不过,我有从小练就的水性,恶浪奈何我不得。
游到河心,我迎着激浪拼力站立下来,将手中的竹竿伸向岸边,命令道:“下水!”
邵阳籍的高个子护士赵庆香首先下水,她拉着我伸过去的竹竿,一步步略显胆怯地向我靠来,正要靠近我,上游一个激浪打来,将她打了个趔趄,但倒底也是资江边长大的,身子剧烈地晃了两晃,挺住了!她立刻伸手抓住竹竿,顶着激流慢慢一步一步向对岸移去……终于移到了对岸的浅滩,她成功了!我长长吁了一口气。
第二个、第三个,过去了。到第四个湘潭籍的护士朱清莲时,我体力有些不支,手打了一下晃,朱清莲抓着竹竿的手被甩开了,突然一个急浪打来,她“唰”的一下被急浪冲走,再也没有回来。
接着,我喘着气,奋力引渡过第五个女兵、第六个女兵。最后,第七个女兵何亚菲和第八个女兵邱清莲,看到前面的几个女兵都引渡过去了,有些着急,便两人一起扶着竹竿吃力地一步一步向我走来,两个女兵在怒涛中着力不一,竹竿在汹涌的波涛中一晃一摇,我竭尽全力,双手紧攥着竹竿,体力几乎耗尽。突然一个巨浪打来,我们三人一起倒在滔滔的江里,我凭着熟练的水性,在激流中喘着气勉强游到对岸,何亚菲和邱清莲却永远留在了滔滔的江里……
渡过去的5个女兵立在河边,望着滔滔地江水,久久不愿离去。
“走!”我咬咬牙,命令道:“大部队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宿营了,我挥着砍刀,砍下一些芭蕉叶,给她们搭起了一个大一点的窝棚,还在她们旁边搭起了一个小一点的窝棚,给我自己住。
因为过河,她们的衣服都湿透了。
“将衣服烤一烤吧!这样穿着湿衣睡,会闹病的。”我建议道。
女兵们同意了我的建议,分别去找柴火。
不一会儿,一堆大火在窝棚边升起。因为我在场,她们不便脱衣,便围坐在火堆旁,烤着身上湿透的衣服。火光照映着她们由于长久饥饿而没有一点血色的脸和冻成灰绿色的双手。
女兵们默默地在烤着,没有一点声音。
渐渐地,大概是由于篝火的熏烤吧,她们脸上慢慢有了一点病态的血色,因而,情绪也略为好了一点。这样下去是不行的,饿不死人,但一个人的情绪却可以窒息死人。我想起了廖耀湘师长常给我讲的:“军可夺帅,但不可夺志。”
于是,我有意找了个话题,与她们聊了起来。
“王冬君,”我对“女作家”说,“打完日本以后,你打算干什么?”
“我吗?”王冬君从沉默中醒悟过来:“上大学,读中文系,当一名新闻记者,有可能的话争取当一名作家。”
提起上大学,小李丹兴趣来了,她连忙“揭露”着王冬君的“秘密”:“打倒日本鬼子以后,她还想跟我们廖师长一样,到法国留洋呢!说什么到法国学文学最好了,那儿出过什么雨果,出过什么巴扎尔克……”
“巴尔扎克!”我纠正道。
“巴扎尔克也好,巴尔扎克也好,”小李丹一点也不因为自己说错了名字而不好意思,“反正是出了很多作家吧!所以,她要去法国学文学。”
“是又怎么样,小妮子!”王冬君十分大方,“告诉你吧,大李,”她面对着我,把声音放低了:“到法国去学文学,还是廖师长向我建议的呢!”
“啊!”我确实有点惊异。
“有一次,廖师长无意中看到我在昆仑关会战后在师部小报上写的一首不像样的小诗,将我找了去,对这首小诗赞赏不已。说我的文学功底不浅啊!将来要送我到法国学文学,接着他用法文背了一首雨果的诗,然后亲自翻译成中文,朗诵给我听,真美!我从来没有听到过那么优美的诗。从那以后,我就真想等打走日本鬼子以后到法国去学文学。”
“只要努力,我想你一定能去成的。”我鼓励着。
“我早跟冬君姐约好了,”小李丹自告奋勇地说起来,“打垮日本鬼子以后呀!我跟她一起去法国。”
“你去法国干什么呀?”我故做惊讶地问。
“到巴黎去学芭蕾舞呀!”小李丹头儿一歪,十分认真地说,“你不知道,李上尉,芭蕾舞是巴黎发明的呀!”
“芭蕾舞产生于意大利。”我再次纠正道。
“这您就错啦,李上尉,芭蕾、巴黎,”她手儿一挥,“正因为芭蕾舞产生于巴黎,所以才叫芭蕾,而不叫意大利蕾,对吗?”
我“扑哧”一笑,她头一昂:“反正不管芭蕾舞诞生在哪儿吧!打倒日本鬼子以后,冬君姐到法国学文学,我就一定要跟她到巴黎去学芭蕾舞!”
“好,有意思!”我点点头,“你呢?我们的缅语翻译小姐?”我对满脸病容、带着深度眼镜的李世湘说。
“我嘛,”李世湘习惯性地扶了扶眼镜,“还来缅甸当翻译,或者说,到北平大学东方语言系学习一个时期以后再来缅甸当翻译。虽然缅甸人目前暂时还对我们有一些误解,但我想,他们一旦了解事情真相以后,一定会支持和拥护我们的,我很喜欢缅甸的山山水水。”
“我呀!”高个子的护士长赵庆香昂昂头,插上嘴来,“打垮日本鬼子以后,可再也不到缅甸这个鬼地方来了,我要廖师长送我到湘雅医学院学医。听说他跟医学院院长很熟呢,保证一说就成。要我考可考不上,我还只上过初中呢!学好了医,我要当个好外科医士,再到部队来,为士兵们治病,部队太需要好的外科医生了!”
一直在一旁默默不语的文静的译电员张志芳,也被大家的谈话鼓起了热情,大概是因为经常译电报,将眼睛弄近视了,她带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她向后撩了一下辫子,轻言细语慢慢地说:“打垮日本鬼子以后,我就在当地邮电局当个报务员,再也不到部队来了,因为我妈妈只有我一个女儿,需要我照顾。”
女兵们一边烤着湿湿的衣服,一边谈着自己的理想,随着这熊熊的火焰,女兵们的感情越来越炽热,轻声的充满憧憬的谈话越来越兴奋。她们忘了几十天米粒未沾的艰辛,她们忘了处处布满陷井和凶险的野人山,她们忘了随时可能遇到的不测,而在编织着自己美好和绚丽的理想。
人,是应当为理想而活着。
当天晚上宿营,女兵们美美睡了一觉,仿佛她们美好的理想,明天就能实现……
第二天,女兵们行起军来,步伐也有力多了,仿佛她们正在走向大学的课堂,或者在芭蕾舞练习大厅……有时,竟能听到女兵们久违的笑声。
作为“女兵队长”,我当然更加高兴,我带领着这群女兵,沿着小路向前行进着。
这几天,由于女兵们情绪较高,因而,行军速度也比较快。一路上,偶尔也能听到她们叽叽喳喳的谈话声。
一天晚上宿营,我照例在她们窝棚边搭了一个小窝棚。
女兵窝棚里传出了女兵们均匀的鼾声,这是我很久没有听到的了。
突然,女兵窝棚旁闪出一个黑影。我一惊,提起砍刀,吼道:“谁?”
“我。”一个30多岁的老兵在女兵的窝棚外停了下来,“李干事,你还没有睡呀?”
“嗯,”我上下打量了他一下,“你怎么还没有睡,明天清早就要行军呀!”
“我睡不着。”他嗫嚅着,“我已经跟着你们几天了。”
“啊?”我更为吃惊,你跟着我们干什么?
“李干事,你能送一个给我用用吗?”
“送什么?”
“你带的女兵呀!”
“啪!”我一砍刀背打去,“你这个王八蛋,你还是人吗?”
老兵用左手捂着被砍痛的右手,呜呜哭了起来:“不送就不送,你怎么打人啊?”
“好,”我举起砍刀,“我再送你一刀!”
老兵抱着头,窜进了黑森森的密林里。
我气得一晚都没有睡觉,唉!林子大了,真是什么鸟都有啊!
女兵们第二天起来,问昨天晚上窝棚外闹哄哄的,发生了什么事?我只苦笑了一下,说:“来了一头野猪,我将它赶跑了!”
女兵们埋怨开了:“唉!把我们叫起来,一块将这头野猪逮着,我们这一个星期都不用吃草根、刨树皮啦!”
我望着这群衣服褴褛、饥不择食的女兵,能说什么呢?
我挥着砍刀,向前迈进,女兵们紧紧跟在我后面。
忽然,我发现前方老远老远的地方,一颗大树上挂着满树鲜红的野果,我忙向这群饥饿的女兵呼喊着:“快向前跑呀,你们看前面树上挂的是什么?”
饥饿已极的女兵,看着前面树上挂着这么多鲜红的野果,喘着气,不要命地向前跑着,跑到树下,每个人都摘了满怀的野果。吃饱以后分野果储备时,这才发现,身体十分虚弱的缅语翻译李世湘不见了。
“李世湘呢?”小李丹惊叫起来。
我立刻意识到事态的严重,马上领着她们往回找。
找了很远,终于找着了:脸色惨白的李世湘倒在一棵大树下的乱草中,她的脸已被巨蚊吃去一半,身上爬满了蚂蟥。
她再也起不来了,再也不能到缅甸当缅语翻译了!小李丹扶着这棵大树,放声痛哭!
我用尽最大地力气,在小李丹扶着的大树下挖了一个坑将李世湘埋了进去,然后砍了一棵树,做了一块牌,上面写着:“中国女兵李世湘,遵照她的遗愿,永远留在了缅甸。”我们在她简朴的墓前,放了刚刚采来的一堆鲜红的野果,深深地三鞠躬,然后转身重新踏上征途。
李世湘的牺牲,给我们这个小集体带来一种十分灰暗的影响。每个人嘴上不说,但心里都在想:我能不能走出野人山?我会不会像李世湘一样,带着自己美好的理想留在这荒蛮的野人山?
“李干事”在默默的行军中,大个子护士赵庆香说话了,“我看我们是不是分成两个组,这样更便于照顾,掉队了也容易发现。不过,这两组要紧紧跟在一起。”
“这个主意很好。”我说,“我和赵庆香、王冬君一组,在前面开路。张志芳、小李丹一组殿后,距离不要拉得太远,上路!”
我们分成两个组,艰难地向前走着,路上不断出现东倒西歪的尸体,说明我们的路没有走错。
突然,我身后响起了一个十分奇怪的喊声:“哎哟,我的眼镜掉了!”是译电员张志芳的声音。我马上停止砍树,向后面跑去,只见张志芳由于掉了眼镜,在四周到处乱摸着,小李丹则在帮着四处寻找,我也加入帮助寻找的队伍。
“啊!找着了!”小李丹指着一堆草丛,眼镜在草丛中闪着幽暗的光泽。小李丹飞快向草丛跑去。
“哗!”一声闷响,小李丹一下就不见了。
原来,草丛下是一个野人山特有的万丈深渊,任何人掉下去,都无法生还。小李丹,就这样没留下一句话,无声地留在了莽莽的野人山底。
张志芳失声痛哭,我去牵她赶前面的队伍,她甩开我的手,立在深渊边,不肯跟我走。
“小李丹!”她对着深渊呼喊着,回音在森林中回荡着,凄惋而悲切,一直传到很远,很远……
一直到她喊累了,我才使劲拖着她,向前面的队伍赶去。
我们这支队伍,现在只剩下4个人了。我说:“赵庆香,你体力稍微比她们强一些,你就牵着张志芳走吧!我跟王冬君在前面开路。”
我仍然努力挥着砍刀,走在最前面,可由于几天来只啃点树皮、吃点草根,手越来越没有劲了,有时举起砍刀,虚汗直流,只得又将砍刀放了下来。
王冬君要接过我的砍刀去砍树开路。
我苦笑了一下,说:“你能跟上我,就不错了!”
我们坐下来,在一堆灌木丛中喘息着。
忽然,我们听到远处灌木丛中传来微弱沉闷的呼救声。
我和王冬君立刻喘息着跑了过去。
赵庆香和张志芳一齐倒在地上,赵庆香已经不省人事,张志芳还能说话。
她躺在草地上,断断续续对我们说:“我们一起往前走,赵庆香大姐看到前面芭蕉树上有一串野芭蕉,便对我说,你丢了眼镜看不见,在这儿待着,我去前面将那串野芭蕉采来。我们已经两天什么也没进肚子了,饿得眼睛直冒金星。”
“庆香姐走后不久,便传来她一声惨痛的‘哎哟’声。我知道出事了。我摸索着向她身边爬去,好不容易才爬到她的身边。她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告诉我,她被毒蛇咬了。我记得小时候妈妈告诉我,被毒蛇咬了,用嘴将毒液吮出来,就有得救的可能。于是,我在她身上到处乱摸,终于在脚背上摸到了几颗毒牙的印子,我俯下身去吮吸,但看样子,庆香姐越来越不行了……”张志芳说话声越来越弱,最后终于说不出话来,由于吮吸,她已中毒。
我赶忙要王冬君去找水来给张志芳喝,我马上俯下身去,对着赵庆香的伤口吮吸起来。还没吸几口,我的舌头便发麻,最后,我也不省人事。待我醒过来,只见王冬君在我身边“嘤嘤”地哭泣着,我起身一看,赵庆香和张志芳已经满身发紫,死在我的身边。
看见我醒过来,王冬君放声痛哭起来。
我用砍刀在赵庆香和张志芳身边挖了两个土坑,将她们掩埋起来。王冬君呆呆地坐在坟堆旁,不肯起身,没有哭声,没有叹息,怎么劝说,她也不肯离开。我只得砍来几片芭蕉叶,在离坟堆不远的地方搭起两个窝棚。
王冬君坐在坟旁的窝棚里,咽咽地哭了半夜。
第二天早晨,我到她的窝棚外等,她没有起来。再等,还没有起来。我敲了敲窝棚,没有回音,再敲,还是没有回音。我拉开窝棚一看,竟没有人。
出事了,我马上四处去找。最后,在河畔的浅滩上找到了她的尸体。
她投河自尽了!
我用砍刀在河旁挖了一个坑,默默将她掩埋了。
廖耀湘师长的8个女兵,就这样无声地葬身在这野人山的苍山莽林之间……
看完李志明的《中国远征军女兵野人山悲壮的历程》,我伫立在李志明芭蕉棚门口,望着北面遥远的青山,久久没有说话。这时,李志明回来了,我们默默地相望着。良久,我才微微点了点头,沉痛地对李志明说道:“这些女兵,都是我从国内带出来抗日的,壮志未酬,就死在野人山,将来回国,我怎么面对她们的父母!”顿了顿,我接着坚定地对李志明说:“回国后,我一定要将这些女兵的英雄事迹,亲自告诉全国人民。”
“李志明,你一定要将这本《中国远征军女兵野人山悲壮的历程》全文出版,让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她们的英雄事迹。”
李志明微微点了点头,说:“请放心,我会做到的。”
揭密:张国焘最喜欢的红军女团长战死内幕(组图)
当陶淑良率领千余名女兵出发时,张国焘的侍卫官何福圣还开玩笑地对曾广澜说:“曾大姐,让你们上去打,我们这帮男子汉大丈夫的脸,真没地方放了。”

西路军失败后幸存的女兵
红军女团长魂断祁连山始末
在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曾涌现出了许多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先后走出了中国第一女将军李贞,红军中惟一的女师长张琴秋,政委曾广澜,第一团政治部主任刘伯新,第二团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朝祥。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政治处主任华全双等。
然而,还有一个淹没在历史中的红军女将领却鲜为人知,关于她的文字总是让凄美的红军故事多了几分悲壮,她就是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第二团副团长,后任一团团长,西路军五军后勤部军需部部长陶淑良。至今,陶淑良所在家乡没有为其树碑立传,只有张国焘卫队长何福圣的长篇回忆录,还有民国末续修的《陶氏宗谱》和旺苍木门军事会议会址陈列馆有一些记载。
“河西走廊觅故人,昔日红军你处寻。一片黄沙埋铁骨,高台陵寝哭忠魂”。当年,那个叱咤风云的“将门虎女”踏上长征路再也没有回来,家乡的亲人在没有尽头的期盼中诉说着那段不应被忘记的历史……
投笔从戒的名门闺秀
明洪武年,浙江金华有个叫陶景初的锦衣卫校尉,由于平蜀有功,升为百户所长官,授世袭百户,治食四川苍溪邑。明洪武23年,陕西略阳等地发生叛乱,上令陶景初领兵助讨,陶公屡出奇兵获胜,功封昭毅将军,属正三品。民人誉之为真武将军,并为其建有真武将军祠。从此,陶氏家族世代名声显赫,明清两代更是出了不少三四品大员。肃亲王豪格曾为陶家题写“什世百户”的匾额,悬于苍溪陶家巷,又称什世百户巷,只可惜“文革”中被红卫兵捣毁。
也许是祖宗庇佑,民国时期,陶家又走出了孙中山亲笔题写的“良禽择木千寻直”的陶泽源,挥刀怒斩清廷四川总督赵尔丰的陶泽焜,被张国煮称之为“将门虎女”的陶淑良。
陶淑良,字效瑾,1910年生于川北苍溪县什世百户巷。明崇祯年河南王府护卫指挥司护卫、昭毅将军陶怡公第八代孙,其父陶鸿熙,清末武解元,銮仪卫治仪正。陶淑良生性聪明,知书达礼,不喜女儿针红,善武技,能歌舞,是一个才貌双全的奇女子。
1927年初,陶淑良怀抱救国之志,来到成都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成都女子师范学校的前身是创办于1904年的淑行女塾,创办者是东渡日本考察归来的前清举人陆绎之。陶淑良思想激进,常以戊戌变法六君子中的四川老乡杨锐,刘光第为傲。在校期间,这个同学们公认的校花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1929年初,陶淑良毅然登报与家人断绝关系,投身革命。至今,在苍溪《陶氏源流》中,仅留下陶淑良“1929底年投红”的记载。
1929年夏,陶淑良受中共四川省委军委书记派遣,随中共梁(山)达(县)中心县委书记杨克明前往涪陵、丰都、石柱等地开展革命工作,任宣传干事。后又转战于通江,苍溪,广元一带。陶淑良以浅显易懂的道理宣传革命主张,宣传妇女解放,为杨克明组织农民暴动,开展武装斗争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当地群众说:“陶干事一点儿也不像官宦人家的小姐,倒像是穷苦百姓家的姐妹。”
“脚不缠,发不盘,剪个毛盖变红男,跟上队伍打江山,要问领兵是哪个,他的名字徐向前”。1932年,红四方面军攻占了通南巴,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陶淑良回到川北木门一带开展革命工作。次年3月下旬,川陕省委抽调机关女干部,妇女积极分子300多人,在通江组建妇女独立营,陶淑良任营长,曾广澜任教导员。陶淑良对待女战士如同亲姐妹,与她们同甘共苦,一起学文化,一起练射击,使全营官兵的军政素质迅速提高。
“娘子军”首战就打了个大胜仗。5月中旬一天夜里,陶淑良率部往前线送粮草经过通江鹰龙山,与田颂尧部一个营遭遇。当时,独立营除干部警卫人员有枪,战士们全用大刀、长矛装备。陶淑良与曾广澜商量后决定智取,她命令战士把粮食担进树林里隐蔽,听到信号一齐杀出来。
敌人上山后迷夫了方向,又累又困,鸦片瘾也发了,听到原地休息的命令,便迫不及待地把枪架到一边,拿出烟枪开始吞云吐雾。忽然,枪声大作,陶淑良率全营战士手执大刀、梭镖、扁担,一跃而出,厉声高喊:“缴枪不杀”、“红军优待俘虏!”一时树影摇动,似有千军万马从天而降。吓得这帮“双枪兵”魂飞魄散,尤如惊弓之鸟,以为遇到了红军大部队,纷纷扔下武器,举手投降。这一仗,独立营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就消灭了敌人一个营。战后,红四方面军总部把这次缴获的武器,全部装备了独立营。从此,“500农妇歼敌一个营”的故事,传遍了川陕苏区。

杨克明
据现在《广元日报》供职的陶氏后裔陶嘉陵讲,陶淑良和杨克明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曾假扮夫妻,在革命斗争相互蒙生了爱意,加之杨克明误以为结发妻子魏俊淑已被敌人杀害,遂经组织批准与陶淑良结为夫妻,并生有一子。红军北上时,夫妻俩把儿子寄养在懋功一个叫徐广才的医生家里,徐将其改名徐涛,徐涛病故于八十年代中期。徐涛有子名徐家根,现在四川小金县务农。1949年8月,苍溪县张王乡回乡红军邹楚也证实陶淑良与杨克明有子名懋,于红军北上时由亚克夏山老乡收养。
“三过草地心犹壮,一死高台志未移。”杨克明参加革命后,敌人曾派一个连将其住宅包围。杨克明在乡亲们掩护下,逃脱险境。凶残的敌人对其妻施以酷刑,打断了魏俊淑的手杆。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4方面军第33军后,杨克明出任军政治委员。长征中,杨克明率部队3次越过茫茫数百里的草地,1936年10月随军西渡黄河,转战于河西走廊地区。1937年1月,军长董振堂和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指挥红5军在高台县城与7倍于己之敌展开激战,中弹壮烈牺牲,时年32岁。

杨克明的妻子魏俊淑(中)
1983年,组织上把烈士证书送到家里,魏俊淑才知道丈夫早已牺牲。50年来,魏俊淑一直坚信杨克明还活着,苦苦守候着丈夫惟一一张照片和生前用过的红木书箱。
“克明那,50年,我等了你50年啊!”1985年8月17日,满头银发的魏俊淑带着儿孙从贵州千里迢迢来到高台革命烈士陵园祭奠亲人,长跪不起,泪如雨下。并写下一首哀诗:“青丝白发思君还,血战高台死如归。浩气长存红五军,振兴华夏竖丰碑”。
智勇双全的将门虎女
1961年,谢晋执导的电影《红色娘子军》一度风糜全国,那首悲壮的军歌:“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曾影响并激励了包括笔者在内的整整一代人。
其实,在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还有一支组建最早,规模最大的妇女武装——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这支硝烟红花其人数之众,坚持斗争之长,经历战事之多、走过的道路之曲折, 在中国乃至世界妇女运动史都绝无仅有。
1935年2月,四川旺苍县王庙街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正式宣告成立,张琴秋、曾广澜出任师长和政委。全师达2800多人,下辖两个团,第一团由张琴秋任团长兼政委,副团长刘伯新兼政治部主任。第二团团长曾广澜,副团长陶淑良,吴朝祥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妇女独立师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后方、歼灭残敌、清剿土匪、运输物资、救护伤兵等。
1935年3月下旬,妇女团奉命将1200名伤员从旺苍坝、庙儿湾送到苍溪永宁铺兵站。起程那天,总政委陈昌浩嘱咐道:“你们这次要送的这些同志,是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负了伤,流了血,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许丢掉一个”!曾广澜和长陶淑良当场表示:“请政委放心,就是赴汤蹈火也要完成任务。”
旺苍坝、庙儿湾至永宁铺路程百里,抬担架过河要将伤员举过头顶,上坡时抬前面的战士要跪在地上,手指抓住路面往上爬。膝盖磨破了,臂肘磨破了,殷红的鲜血流进泥土。有两位重伤员实在不忍心看下去,竟偷偷地割断了自己的动脉血管。经过一天一夜的长途跋涉,终于将全部伤员转移到了永宁铺。
反“六路围剿”中,陶淑良所在团奉命在普子岭一带阻击敌人。普子岭山势险峻、奇峰耸峙。白匪军挨过一阵枪子后,方得知红军尽是女人,于是敌团长为士兵打气:“兄弟们怕个球。山上的婆娘一个比一个漂亮。冲上去,哪个逮到就让哪个领回家做老婆!”面对蜂拥而上的白匪兵,女战士们沉着应战,将敌人放到三四十米处,这时有枪的瞄准了猛烈开火,持刀矛的趁机搬起石头狠狠地砸向敌人,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顺利完成了阻击任务。为表彰该团的大无畏精神,红四方面军总部特授该团锦旗一幅。
西征开始后,陶淑良改任妇女独立师一团团长,全团随主力红军相继转至松潘、理番、杂谷脑(今理县)等地。杂谷脑是汉、藏杂居地区。离镇郊数里的大山中有座喇嘛寺,汉、藏劳苦群众都要按时送粮、缴税、出乌拉(无偿劳役) ,并且3里以外就得下跪,他们背上驮着盐和粮食,跪着抓行在黄土碎石路上,年老体弱者常累死在途中。庙里有一股500多人的喇嘛武装,红军前卫部队路过时,他们龟缩在庙里,不敢轻举妄动,红军碍于宗教政策,也未解决他们。谁知喇嘛们竟主动开始寻衅,时常躲在庙里打冷枪射杀采野菜的妇女团战士,总部命令陶淑良率领第一团前去解除这帮喇嘛武装。
当陶淑良率领千余名女兵出发时,张国焘的侍卫官何福圣还开玩笑地对曾广澜说:“曾大姐,让你们上去打,我们这帮男子汉大丈夫的脸,真没地方放了。”曾广澜笑呵呵地说:“你这小何,都算个老革命了,咋个还一脑壳封建残余,胆敢看不起我们女红军?”张琴秋鼓起眼睛吼道:“胆敢看不起我们女红军?我叫帮大姑娘把你扔到河里去!”陶淑良轻蔑一笑,扬了扬手里握着的枪。意思是别小看小她的娘子军。
陶淑良根据敌情和喇嘛庙地形,决定采取前后夹击的战术,对敌人聚而歼之。当晚,女战士们借着夜色的掩护,将一条条堑壕挖到了喇嘛庙跟前。半夜,敌人突然从大门冲出来。妇女团用机枪打退了敌人的突围。
天亮后,敌人企图凭险据守,等待主力来援。妇女团一部隐蔽在路旁山坡上打援,另一部分迅速冲出树林,居高临下从背后向敌人发起了猛攻,到处响起了手榴弹的爆炸声。敌人经受不住红军的猛攻,龟缩寺内。战士们趁敌人慌乱之机,一鼓作气攻进了大门,敌人放火烧庙,准备突围,战士们一边救火,一边抓俘虏,不到两个钟头,便胜利地结束了战斗。
这一仗,娘子军大获全胜,缴了600多支枪,粮食10万斤以上,还有大批砖茶、酥油、盐巴,牛、马、羊300多头,差不多够总部人员一月之用了。妇女团把从火里抢运出来的粮食、盐巴、布匹,分给穷苦老百姓。少数藏兵还参加了红军。在听了曾广澜的汇报后,张国焘对娘子军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当场表扬了陶淑良,说她不愧是“将门虎女”。
魂断高台的巾帼英雄
1935年3月28日晚,陶淑良随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后,总部命妇女独立师一团随红30军及9军一部配合进击,于3月31日攻占剑阁城。红30军88师立即向东北疾进,协同红31军攻打剑门关;妇女一团随89师驻守剑阁,阻敌援兵。两天之内,妇女团击溃了田颂尧一个旅的侵犯。
战斗打响前,陶淑良派人抓了个“舌头”,从人员部署、火力配备到活动规律都了如指掌。敌军原来是一支 “双枪”胡子兵,身上带了两杆“枪”,一是荷枪实弹的枪,另一支则是装满大烟的烟枪。他们打一阵子仗,就要抽抽烟,过过瘾,因而火力难以持续。
第2天黄昏,敌官兵正在吞吐云吐雾过烟瘾,连哨兵、警卫兵也发了烟瘾,哈欠不断。妇女团趁机发起猛攻,只听得一阵阵手榴弹爆炸,浓烟迷雾中,女战士一个个象小老虎,在机枪掩护下冲向敌人阵地。烟鬼们那有还手之力,大多跪地举手投降,少数顽固分子立即丧命,一个旅全被击溃,敌旅长和他的小老婆也被红军活捉。
1936年10下旬,红军2万余人,奉中共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进军甘肃河西走廊地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西渡黄河后,张国焘把妇女独立师部分缩编为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仍直属西路军总部。陶淑良调任红5军后勤部军需部部长。

董振堂
1937年1月,董振堂率红5军一举攻占了甘肃高台县城,守敌保安队、民团共1400余人全部投降,其中部分民团接受改编。不久,敌马步芳、马步青部5个骑兵旅,2个步兵团及炮兵团、民团共20000余人围困高台。红5军主力在高台城外抗击数日,被迫全部退守城内。
高台位于甘肃省西部,是兰新公路的咽喉要道,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城南是海拔5400余米的祁连山脉,山顶终年白雪皑皑;城北是一望无际、荒无人烟的大沙漠。
红5军在高台县城与7倍于己之敌展开激战。1月20日,敌以炮火猛攻,城内多处起火,城墙被打开好几处缺口。陶淑良和红5军全体指战员,包括随红5军行动的全部妇女抗日先锋团战士、炊事兵,以及机关后勤人员,全部上到城头。为节省弹药,女战士象过去在川陕苏区战斗那样,用瓦罐装石灰、泥沙,和大小石头、砖块,象冰雹似地向抓城墙缺口的敌人砸去。夜里,女战士用袋子装满泥土,填补城墙缺口,再浇上水,第二天水结成冰,和原来的城墙一样坚固。但在敌人重炮锰轰下,缺口愈来愈大,敌人趁机登城,双方白刃搏斗,女战士十分勇猛、顽强。刺刀、大刀卷缺了就用石头砸,甚至同敌人扭在一起,用拳击、牙咬,直到最后扭住敌人滚下城墙同归于尽。关键时刻,收编的民团叛变了,打开城门让敌人冲进了城,陶淑良率众与敌人展开争夺战,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时年27岁。红5军除极少数幸免外,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以及13师师长叶崇本、参谋长刘培基以下3000余人全部遇难。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一代巾帼英雄,恍若一缕轻烟随风而逝,为千里祁连山,悠远的河西走廊留下了一段令人扼腕,让人叹息的悲壮故事……
中国国家预防腐败局官员说,从1982年到2011年的30年间,因违犯中共党纪、政纪受到处分的中共党政人员逾420万人。
但他说,中国民众对当局防腐败满意度在逐年升高。
预防腐败局官网周一(14日)刊登副局长崔海容11日在香港的谈话说,上述期间,违犯中共党纪、政纪的420多万中共党政人员中,省部级官员有465人,因贪腐被追究司法责任的省部级官员有90余人。
其中,包括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前江西省副省长胡长青、前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前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等被执行死刑。
仅2003年到2011年9年中,因贪腐被移送司法机关的有4万2000多人,如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等。
崔海容是在香港廉政公署第5届国际会议上发言时,透露上述资料。
崔海容指出,上世纪70年代末,中共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实行改革开放,至今已走过30多年的发展历程,经济快速成长,人民得到前所未有的实惠。
但他坦承,伴随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转型,“腐败问题也成为威胁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障碍”。
崔海容说,中共致力于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始终高度重视防治腐败工作,纯洁党员和公务员队伍。
国际透明组织每年都会发表“贪腐印象指数”报告,中国排名大都在位置靠后,2011年,中国在183个国家和地区中,“贪腐印象指数”排名第75名,属贪腐程度严重地区。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中共官员贪腐问题加速恶化,各地都出现许多类似广东乌坎村抗议的维权事件,成为中国当局“维稳”的最头痛问题。
虽然中共领导人不断强调反腐败,但是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
分析人士指出,在中国,如果要i有效打击贪污腐败,必须从制度建设着手,就是发展现代民主政制,落实法治和宪法明文保障的新闻自由,通过民众的选票和独立的司法及舆论的监督来制衡贪官污吏。
【彼得、保羅與瑪莉合唱團名曲選播】
【專輯歌手】:Peter, Paul and Mary
【專輯名稱】:Peter, Paul and Mary
【專輯類型】:美國民歌組合
【專輯介紹】:
彼得、保羅與瑪莉(Peter, Paul and Mary)是1960年代最成功的美國民歌三重唱組合,由成員
彼得雅羅(Peter Yarrow),保羅史圖基(Noel Stookey)和瑪莉崔佛斯(Mary Travers)組成。
彼得、保羅與瑪莉的第一次演出是1961年響紐約市格林威治村一個咖啡廳Bitter End。次年他們
發行第一張同名唱片。這張唱片前十個月排在公告牌雜誌排行榜前十名並且兩年這長的時間排
在前100名。他們演唱好多有宣傳反戰以及種族平等的歌曲,亦都經常出現在一些政治活動上演
唱,一時成為在當時最有名的民歌組合之一。1970年他們解散過一次,1978年因為宣傳反核,
他們又重新組織一起,在世界範圍做巡迴演出。2004年,崔佛斯被驗出患了癌症,五年後在
2009年9月16號過世。
【專輯曲目】:
01. 500 Miles
02. Blowin in the Wind
03. Hangman
04. If I Had a Hammer
05. In the Early Morning Rain
06. Kisses Sweeter Than Wine
07. Leaving on a Jetplane
08. Lemon Tree
09. Puff the Magic Dragon
10. The Marvelous Toy
11. The Wedding Song
12. The Times They Are A' Changin'
13.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14. Jane Jane
15. Don't Laugh At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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