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紀念文革發動40周年，明年又是反右運動50周年。我寄期望于明年的紀念活動，能如今年一樣有較高的質量，較大的收獲。 “反右”與 “文革”，這兩個事關中國與中共命運的政治運動，有緊密的内在與外在的聯系與區别，弄清它們之間的真實聯系與區别，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的、曆史和現實的意義。因而它就是對于認識與推動中國反對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的絕對必要的一課；缺了這一課，我們的所作所爲就定會是 “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

同時我還認爲，對這兩個運動對比着研究，可收 “相得益彰”之效。爲此， 抛出本文，但願能夠把我們仍活着的“蛇”(右派)朋友都引出洞來，來個劫後餘生的精神聚會。 更願所有的志士仁人，有識之士，都來參加這項 “讓曆史告訴未來”的活動。願本文有幸，能起到 “開台鑼鼓”的作用。

關于“反右”與 “文革”，二者的聯系與區别，學者們曾就此發表過很多意見。我把它綜合爲兩點：一曰 “序幕”說，一曰 “預演”說。

章立凡先生說： “‘反右’在某種意義上是“文革”的預演，隻不過後者的破壞規模和烈度更加廣泛和嚴重。”(《毛澤東“反右”動因及後果的再研究——對李慎之先生遲到的紀念與商榷》)

朱正先生說： “反右派鬥争可以說是文化大革命的彩排或預演。” (《反右派鬥争是流産的文化大革命 》)

邵燕祥先生爲朱正《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争鳴到兩家争鳴》一書作序說： “有人說反右派鬥争是 ‘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預演，我以爲不如說是序幕。”又在本書《香港版序言》中說： “‘反右’雲雲，1957年當時稱爲反右派鬥争，後來也稱反右派運動，是1949年後針對知識分子的第一次規模最大、影響至深的群衆性‘政治運動’，開其後造成民族大災難的文革之先河。”

我說： 毛澤東心懷鬼胎。反右派鬥争和文化大革命就是他心中孕育的一對雙胞胎，也就是說不是一個胎兒，所以他們的呱呱墜地就會是兄先弟後，先後有序。這将形成一個或長或短的時間差。 而其誕生決不可能是不分兄弟長幼之序， 不分“反右”與“文革” ，隻是或“流産”或 “成活”的同一個胎兒( “流産”了叫做“文革”， “成活”了叫做“反右”)。我之所以說是“雙胞胎”，就是集内因外因遠因近因之大成，緻使在毛澤東謀取政治霸權的道路上出現了兩隻攔路虎，都必須搞掉，并不是隻用搞掉一隻，或搞掉這一隻就等于搞掉另一隻：一是必須搞掉中國的匈牙利式的反革命，他說：“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争沒有搞好，那麽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毛澤東選集》五卷，323頁)這個名堂叫 “反右”，主要在黨外； 這一點可與薄一波的說法相印證： “反右開始後，毛主席不止一次地指出， ‘反右派就是肅反’， ‘新式肅反’，是 ‘清黨清團的好機會，也包括各民主黨派’。”(《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622)又可與毛自己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相印證： “鎮壓反革命，極有必要。1957年右派進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來了。”(《廬山會議實錄》頁223) 。

另一個是要搞掉中國出現的反斯大林主義，反個人崇拜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 這個名堂叫 “反修”，主要在黨内。

這就必須用兩個戰役來消滅兩隻老虎，畢其功于一役是絕對不現實的。因爲這個時候搞文革的準備工作， “八”字還沒一撇：一是劉少奇與周恩來尚未被離間開。二是黨政文武大權，毛尚未牢牢在握：這時候的國防部長是與他 “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彭德懷而不是 “理解的執行，不理解的也執行”的親密戰友林彪； “三家村”一類 “外圍”還沒有清除；對劉少奇的心腹幹将， “四家将”彭羅陸楊(彭真是政治局委員、首都市長，羅瑞卿是解放軍參謀長、公安部長，陸定一是宣傳部長，楊尚昆是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首先需要打倒，做到 “打虎先扳牙”； 三則，需要進行輿論工作：一個觀點，一條路線，隻叫少數人知道不行，要使大家都受騙；四則，對劉少奇雄厚的政治資本，要逐步 “剝筍”，予以剝蝕、剝奪。毛終日盈于耳的是，舉國上下都在津津樂道： “毛主席說，三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__這也是他必須打倒又不能馬上打倒，而要真正打倒劉又必須把中國攪個底朝天的原因；五則，從最近解密的林彪日記披露，毛需要策劃于密室，組織自己的人馬，并搜集對方材料，羅織罪名；六則，重中之重的是波匈風潮的波及和國内工人罷工、學生鬧事、農民退社，知識分子滿腹牢騷，當務之急是， “打退資産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 。此舉一則可濟燃眉；其次，殺雞給猴看，可收快刀斬 “亂”麻之效；其三，從此造成萬馬齊喑，進而達到指鹿爲馬，毛便可最後做到真正100%的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任意妄爲，橫行無阻， ……。難道毛在沒有做這些必備的工作之前，就率爾發動文化大革命，那不是 “一頭碰到閻王爺的雞巴蛋上__冒失鬼”嗎？所以毛澤東是吸取列甯搞的 “二月革命”與 “十月革命”的經驗，有先有後地掃除 “兩堆垃圾”。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在1957年一舉掃除“兩堆垃圾”。就連打虎英雄武松一次也隻能打死一隻老虎。何況毛澤東研究和處理矛盾的思想方法一貫是， 必須注重矛盾發展的階段性？以及，何況他一向的陰謀策略都是 “分化瓦解、各個擊破”呢？再說， 如果按“流産”說，毛要整黨内那些 “反冒進”的領導， 本意不是要反右；就是說， 如果文化大革命不是“流産”，将發生在此時。那麽，由此會産生出一個簡直不可思議的問題：毛澤東的本意此時不是要反右，那他要到什麽時候才反右？或是，永遠也不反右了？

所以我認爲，說 “序幕”，說“先河”，說 “雙胞胎”(或 “兩隻攔路虎” ，或“兩堆垃圾”)，這些話不僅是正确的，而且是準确的； 說“預演”，說 “彩排”， 說 “流産”，說的是和正式演出的 是同一個戲劇，不但不是兩出戲，也不是同一出戲的不同的場或幕，或說也不是同一文章的上下篇。他們這樣說不僅不準确，而且不能說是正确的，因爲， 它隻見同而不見異，混淆了兩個運動的聯系與區别；更因爲，它能誤導出一個極其有害的謬論，爲毛的陰暗謀算打掩護： 毛的本意是要黨内整風(即後來肇始于 “四清”，暢行于文革的新名堂：鬥黨内走資派)。黨内整風之所以流産，是由于右派的猖狂進攻， 所以隻得先反右，把文革推遲十年。——這些正是李志綏先生的論點，即：如不是右派進攻，文化大革命将發生在1957年而不是1966年，而這又成爲朱正先生 “反右派鬥争是流産的文化大革命”立論的根據。

朱正先生在爲參加紀念文革40周年而寫的《反右派鬥争是流産的文化大革命 》專文中，過細地反複地談論了他的看法。我将用評點此文的方式，來表述我與作者意見的異同之處。我的評點都放在 “中括号[ ]”内，原文都在 “中括号[ ]”外：

1957年發生反右派鬥争不是偶然的。[毛澤東更知道 “反右派鬥争不是偶然的”。隻有可愛的政治糊塗蟲，或陰險的政治毒蟲才認爲毛是好心眼，真心誠意要整風，因沒有估計到意見提得如此 “尖銳”，這才 “偶然”地轉向反右。]第一，這是中國共産黨和知識分子的矛盾積累到極點時候的猛烈爆發。[當時毛一直在說，跟知識分子關系相當緊張]；第二，這是中國共産黨和一同緻力于推翻國民黨統治的其他政治力量，即以中國民主同盟爲主要代表的民主黨派的矛盾積累到極點時候的猛烈爆發。[如果僅說到此戛然而止，那就無意中抹殺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殺手與苦主的區分。 “李銳在訪問過程中揭露一段頗有分量的史實，他說毛在延安中共七大上說過，掌握政權以後，我們的鬥争對象就是民主人士了。”(見金鍾《回首十年說批毛》，《開放》2003、12) 可見毛早就想到把民主人士當作鬥争對象了，這次當作反右鬥争的對象是其來有自的，毛處心積慮不自今日始，而是早已成竹在胸， 蓄謀已久，盤根錯節，毒根甚深。]

( 之二 )

知識分子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的感覺，就好像獄囚遇到了獄吏，被征服者遇到了征服者一樣。經過這樣一番改造，一些膽戰心驚的知識分子祇好努力去做一個僞君子，以保平安。這也正是思想改造運動所要達到的目的。[共産黨和知識分子的關系，一向是改造與被改造的關系，這一點是絲毫也不含糊的。前者神氣而霸氣地公然以改造者自居；後者動辄得咎，如胡風說的，咳嗽一聲都有人錄音，所以總是臨深履薄，像惡婆前的小媳婦，退不完的褲子割不完的尾巴，挨不完的打屁股。現在回頭來看，可以看透，改造思想的實質和目标就是消滅良心，消滅自尊，消滅獨立思考。所以好多知識分子都和朱先生一樣，看清了改造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就是要人人無人格，人人都做僞君子。所以現在中國的知識分子中有相當一部分的僞君子 (隻用看看文化教育界，醫藥衛生界，科學技術界……的奴才主義，犬儒主義，腐化堕落到 “抓住鼻子不顧腮”的程度，就一切不證自明了。) ，可貴的是，還有成爲佼佼者的真君子。另外，對僞君子也要一分爲二：有出賣靈魂，昧心求榮的真 “僞君子”，也有打着紅旗反紅旗的假 “僞君子”。]

對知識分子更沉重的一擊是1955年的肅反運動。這場被稱爲“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運動，是緊接着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這場文字獄開展的，遍及全國黨政軍機關，人民團體、大學師生、中小學教職員工、工商企業、文化團體……都在緊張進行。列入“肅反對象”的多達一百四十萬人，占當時全國五百萬知識分子四分之一以上。從胡喬木爲人民日報（1957年7月18日）撰寫的社論《在肅反問題上駁斥右派》中可以知道，在這數以百萬計的肅反對象中，查出了“現行犯有三千八百餘名之多”，另外還查出了“曆史反革命分子”八萬一千多人。所謂“曆史反革命分子”，是指1949年以前在舊軍政機關擔任過一定級别以上官職的人。而在占肅反對象百分之九十四以上的那一百三十多萬人，不但沒有現行問題，就是在履曆表上也沒有任何“反革命”記錄的。把他們列爲肅反對象來審查，來鬥争，祇能說是鬥錯了，肅錯了。不用說，這被錯鬥錯肅的一百三十多萬人，[我作爲肅反對象，時年22歲，被鬥争的詳情從略，隻用指出運動結束時我滿身血道子奇癢(醫生說是神經性皮炎)和脫發落得滿頭銅錢大的光疤(即斑秃)，即可說明運動的殘酷和我身心受到的摧殘了。但我并不在 “這被錯鬥錯肅的一百三十多萬人”當中。因爲沒有查出我的任何曆史問題，沒得出任何罪名，故不算 “錯鬥錯肅”，隻是爲後來的劃右派增加一個條件： “對肅反不滿，污蔑肅反積極分子陰險”。]當然是滿腔的委屈和怨恨。

肅反運動是1956年基本結束的。正好這時候毛澤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争鳴”的口号，表示出一種廣開言路的姿态。[說得好!的确僅僅是 “姿态”。姿态呀姿态，大家再不要陶醉于毛澤東一貫的搔首弄姿的表演!不堪回首憶當年，他的表演曾使多少人誤以爲真而掉落陷阱，一息尚存還要聲嘶力竭地對着阱口高喊： “毛主席萬歲!共産黨萬歲!”(有的把這兩個口号寫進遺書裏)； 至今仍使多少人迷途不知返；又有誰知，現在仍有他的多少徒子徒孫們青出于藍地加以效尤，繼續進行坑蒙拐騙；人們千萬别再信他們那一套，要記取建立在右派赤血白骨之上的曆史教訓啊!]于是，這一百多萬被錯鬥錯肅的人中間，就有許多人趁此機會訴說冤苦了。這表現爲當年共産黨和知識分子的一個大矛盾。

概括地說，經過從思想改造運動到肅反運動這些不間斷的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數以百萬計的知識分子受到了直接或間接的打擊。因而就形成了“黨和非黨群衆特别是非黨的知識界的某種緊張關系”。[矛盾正好是共産黨日常的零打碎敲與搞政治運動時趸批的 “打擊”，所造成的。 “打”與 “被打”就是貫穿于黨和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的内容與實質。一定要指明 “打”與 “被打”，如果二兩一葫蘆地說 “矛盾”，就會造成好像這是摔角場上按運動規則的 “公平摔角”的假象。]

怎樣解決這一矛盾，緩解這種緊張關系呢？在知識分子這一方，希望對于在這些政治運動中所受到的無端傷害，給他一個說法，還他一個公道。他們對于中共中央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按照自己最大的好意去理解，以爲肅反之類的政治運動，正是整風運動所要反對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集中表現，以爲自己蒙冤受屈的問題可以在整風運動中得到解決。殊不知這并不符合毛澤東整風的本意，毛最終是用反右派鬥争來解決這一矛盾，把訴說冤苦定性爲猖狂進攻。[過去的事實表明：不是 “猖狂進攻”，而是“猖狂被（！）攻”；今後的事實更是：因對 “被攻”不滿，就 “被攻”得更加 “猖狂”；爲證明第一巴掌打得正确，第二巴掌打得更重!不要認爲這隻是個輕描淡寫的比喻，這是一條鐵定的規律。許多許多受害者，都深知這條規律，所以他們，或是爲了避免吃更重的二遍苦，受更重的二茬醉；或是爲了謀取某些政治利益，對即便是共産黨自己都承認鬥錯了他們，是冤假錯案，；他們卻都忍痛稱乖： “是媽媽錯打了小寶寶”。]由此可知，反右派鬥争是共産黨[所造成的]和知識分子的矛盾積累到極點時的猛烈爆發。中國的民主黨派是自由知識分子的政治代表，他們不滿國民黨的腐敗統治，也同共産黨保持着距離。當國共兩大黨的鬥争激化起來，在“二者擇一”的條件之下，多數選擇了共産黨，追随共産黨投身于推翻國民黨統治的鬥争。共産黨在同國民黨的殊死鬥争中，大敵當前，也很需要民主黨派的合作，至少在影響敵占區人心向背這一點上他們能起的作用甚大。在這個時候，對他們即使有所不滿，也是采取一種忍讓克制的态度。1948年1月14日中共中央《關于對中間派和中産階級右翼分子政策的指示》中說：對民主同盟的恢複活動，對李濟深等國民黨反蔣派，對在美的馮玉祥，對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間派，不管他們言論行動中包含多少動搖性及錯誤成分，我們應采積極争取與合作态度，對他們的錯誤缺點，采取口頭的善意的批評态度。[ 暫記心中，賬最終是不會爛的。49年後，對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通過各個運動，第一筆就是算這個賬，直至反右和文革。]

可見是十分注意不要得罪這些同路人，而在心裏卻早已打定了勝利之後跟他們分手的主意了。蘇聯解體之後，從公開的秘密檔案中可以看到1947年11月30日毛澤東緻史達林的電報，其中明确提出：“在中國革命取得徹底勝利的時期，要像蘇聯和南斯拉夫那樣，所有政黨，除中共以外，都應離開政治舞台，這樣做會大大鞏固中國革命。”[在更早之前的中共七大上__如前已指出的：“……毛在延安中共七大上說過，掌握政權以後，我們的鬥争對象就是民主人士了。”可見毛的處心積慮，是一以貫之的。]史達林沒有同意這個意見，他在複電中表示，“中國各在野政黨代表着中國居民中的中間階層，……它們還将長期存在，……可能還需要讓這些政黨的一些代表參加中國人民民主政府”。這大約是幾年之後毛澤東提出[花瓶主義的]“長期共存”方針的最早淵源。

中國的那些熱心政治的知識分子，是因爲想要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政治主張，才組織民主黨派，才反對國民黨的獨裁統治，才因此和共産黨走到一起來的。當國民黨的統治即将被推翻的時候，他們曾經幻想可以實行自己的政治主張了。1948年10月，羅隆基以民盟留滬中委的名義，“寫了一個向中共的建議書，主要内容爲：①内政上實行議會制度；②外交上采取所謂協和外交方針（即對美蘇采取同樣友好方針）；③民盟有退至合法在野黨的自由；④在盟内的共産黨員應公開身份，黨員和盟員避免交叉”。這些意見， 都是共産黨所不能接受的。[毛澤東是老狗不忘千年食。就着羅隆基早先的＂這些意見＂跟他算老賬，就夠劃他右派了。其實在鳴放中，除了毛對羅捏造的罪狀外，真實部分都是不違反黨的當時現行的方針政策的。劃羅右派是 “欲加之罪”，是鍋裏早已下了他的米，是生米早已做成了熟飯。羅對此 “飯”，一直是 “吃不了兜着走” ，直至死後也不瞑目。這也代表很大一部分右派的境遇。連胡風、王實味也然。擴而大之，整個反右都是在算毛澤東心目中的那本老賬，當時的說法是 “交代曆史根源，新賬老賬一起算”。]

( 之三 )

國民黨被趕出了大陸，沒有了共同的敵人，共産黨和這些民主黨派的矛盾就尖銳了起來。其實，共産黨早就預計到了這一點并且決定了對策。1947年12月17日周恩來起草的一個黨内指示中說：等到蔣介石及其反動集團一經打倒，我們的基本打擊方向，即應轉到使自由資産階級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來。

毛澤東在審閱這個文件的時候，加寫了這樣一段：在蔣介石打倒以後，因爲自由資産階級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傾向是反對我們的，所以我們必須在政治上打擊他們，使他們從群衆中孤立起來，即是使群衆從自由資産階級的影響下解放出來。但這并不是把他們當作地主階級和大資産階級一樣立即打倒他們，那時，還将有他們的代表參加政府，以便使群衆從經驗中認識他們特别是其右翼的反動性，而一步一步地抛棄他們。[如果說，上述這些造成 “人們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的曆史根源，是從長計議的話，那麽， 他現在搞的大鳴大放： “其目的是讓魑魅魍魉，牛鬼蛇神 ‘大鳴大放＇，讓毒草大長特長，使人民看見，大吃一驚，原來世界上還有這些東西，以便動手殲滅這些醜類。”就是圖窮匕首現；就是時候一到，一切全報。毛澤東說，反右派鬥争，是政治上思想上一場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倒不如按着曆史的本來面貌說，叫做 “蓄謀已久的陰謀得逞”。]

現在回頭看就很清楚了[真的“很清楚了”嗎？]：從這個文件發出之日開始，到反右派鬥争爲止，十年之間，共産黨就是按照這個态度處理它和民主黨派的關系，一步一步實施這個既定方針。到了1957年，矛盾積累到了極點，終于給了他們毀滅性的一擊。這些民主黨派從此名存實亡，不再是一種多少有一點獨立性的政治力量了。[在這樣明如觀火的事實面前，我希望人們真的“很清楚了”，再也别說毛是真心誠意要整風，原本無意反右了!但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否 都“很清楚了”？ 我知道，有一個人是“很清楚了”。從《鄧小平與毛澤東》一書中，可知作者馮治軍對此是 “很清楚了”，作者的認識很徹底，很決絕： “長期以來，在人們的認識中，反右運動似是一起偶發的事件，許多書刊、文章将當時的國際形勢——由蘇共 ‘20大’引發的 ‘匈波事件’以及國内形勢——各地爆發了多起罷工、罷課和上街遊行事件這些表面現象，視爲反右運動的起因[應該說是導火線]，認爲是毛澤東 ‘錯誤地估計階級鬥争的形勢’而引緻擴大化的錯誤。其實反右具有更深層次的因素，即這是毛澤東的極左路線在上層建築領域的發展，即使沒有 ‘匈波事件’和國内的罷工遊行，也是必然要發生，遲早要到來的。”(該書第212頁)這就把 “毛原先誠心整風，後被迫反右”呀， “右派猖狂進攻，要進行較量”呀， 等等鬼話，統統撮進了垃圾坑。狼是吃定了小羊。而毛比狼更陰狠的地方在于，他的巨騙能讓全國人民皆曰： “小羊犯了 ‘可惡罪’!狼吃小羊全是爲了全國人民!”]

反右派鬥争的前奏曲：整風運動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開始了整風運動。

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以《這是爲什麽？》爲題的社論，同日，中共中央發出了毛澤東寫的《關于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開始了反右派鬥争。就内容和性質來說，反右派鬥争首先是算前一階段整風運動的賬，所以有“由整風轉變爲反右”一說。就時間順序來說，也可以說整風是反右的前奏曲。我們在探讨反右派鬥争同文化大革命的關系之前，要先看看整風運動。

就我看到過的材料來說，最早提出要在1957年開展一場整風運動的，是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我們準備在明年開展整風運動。整頓三風：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 [右派早已有言在先： “三害”的根源，要向黨中央和毛主席那裏挖。這是擊中要害，極中肯綮之言。毛澤東是 “三害”的老祖宗， “三害”爲害之烈莫毛澤東爲甚。連及，有爲毛辯護者竟聲稱：文革是要反官僚，反特權。試想，天底下還有誰是比毛更官僚，更特權的嗎？對于他來說，斯大林也得甘拜下風，淪爲 “小巫”。]

這次中央全會是在蘇軍坦克開進布達佩斯鎮壓起義[這裏，毛澤東欠下匈牙利人民一筆血債。我爲什麽這樣說呢？ 是劉賓雁說的：“ 可以斷言，中共領導集團和中共反動派造下的罪孽，遠遠超出今天已知的最大限度。它們是逃不過總清算和大審判的。審判席上還将有外國人在場。因爲毛澤東一夥手上不僅染著中國人的血。1956年，蘇軍第一次進入布達佩斯後，曾一度撤出。是在毛澤東派出中共特使劉少奇赴莫斯科力促之下，蘇聯才再次出兵，對匈牙利人民起義血腥鎮壓的。”(《迷霧重重的中共八十年》)]之後幾天召開的，聽取了剛剛從蘇聯回國的劉少奇的報告，劉介紹了他如何同赫魯曉夫商讨處理波匈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的情形。可以認爲，這次中央全會就是爲了讨論波匈事件而召開的。[在爲了讨論波匈事件而召開的這次中央全會上，毛提出了要整風，怎麽有可能把反 “反冒進”列爲整風目标呢？豈不是文不對題嗎？]匈牙利事件給了毛澤東極大的刺激，他當然極不願意在中國也出現這樣的事件。他在會上提出開展整風運動，就是爲了避免在中國也出現匈牙利事件的一項措施。爲什麽開展整風運動可以避免出現匈牙利事件呢？毛在1957年6月8日寫的發動反右的黨内指示中作了這樣的說明：現在我們主動的整風，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爲許多小“匈牙利”，而且黨政基本上不潰亂，祇潰亂一小部分（這部分潰亂正好，擠出了膿包），利益極大。[當務之急是這一個，毛的 “本意”怎能會是不分輕重緩急， 舍此而先整黨内的 “反冒進”的領導呢？]

後來在反右派鬥争中即照此辦理，在一些地方制造出“許多小‘匈牙利’”，最有名的一案是湖北省漢陽縣第一中學學生因升學問題上街遊行，被人爲地制造成一起民盟策劃的小匈牙利事件，處死了三個無辜者。這一案件有助于人們對毛澤東這篇文章的理解，他說的“主動整風”，原來是這麽一回事。[這裏的論述，有力地否定了作者自己說的“毛确實有消除弊端的願望。”總算醒悟到“原來是這麽一回事”：醉翁之意不在整風!]

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中，對于這次計劃中的整風運動的性質和做法，作了十分明确的說明：你要搞資産階級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風，就是思想改造。把學生們統統發動起來批評你，每個學校設一個關卡，你要過關，通過才算了事。所以，教授還是怕無産階級大民主的。

對于人們理解整風運動的性質，這一段話真是太重要了：“整風，就是思想改造”。人們對于數年前進行的思想改造運動記憶猶新，而即将開展的整風運動原來也就是這麽一回事。具體的做法，毛澤東說了一項：發動學生鬥教員，人人過關。他把匈牙利那種群衆上街的情形稱爲資産階級大民主，那麽與之對立的無産階級大民主就是思想改造運動，以及反右派鬥争這些了。

( 之四 )

毛決定開展整風運動，不僅是因爲匈牙利事件的影響，也有國内甚至更是黨内的原因。他在1958年3月19日爲重印一批按語寫的說明中說：我們沒有預料到1956年國際方面會發生那樣大的風浪，也沒有預料到1956年國内方面會發生打擊群衆積極性的“反冒進”事件。這兩件事，都給右派猖狂進攻以相當的影響。

他說的“國際方面的風浪”，指的是蘇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國内方面”的“反冒進”事件，顯然更是他希望通過整風運動解決的問題。

[“都給右派猖狂進攻”以什麽樣的 “相當影響”呢？這就是： “國際方面的風浪”，讓右派認識到，有必要消除中國的斯大林主義，如血腥屠殺和個人崇拜，等等等等社會主義制度帶來的弊端；同時卻讓毛認爲， “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争沒有搞好，那麽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毛選五卷323頁)必須用斯大林的屠刀，除掉搞匈波事件的階級敵人，即：斯大林的 “刀子”無論如何不能 “丢”。毛澤東自己就曾對胡喬木說，他就是中國的斯大林。所以右派的意見，不管點名與否，不管有意無意，所提重大問題，矛頭基本上是指向毛澤東的。至于對“國内方面”的“反冒進”事件，右派都是支持“反冒進”的；不管是工農業生産，還是農業合作化上的急躁冒進，還是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上的草率、粗糙，在在不得人心，受到右派極力反對。起碼是在我的視野内，右派言論一面倒，都是“反冒進”的。所以我認爲，無論如何，毛不會利用黨外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劃右派前的準右派)去那樣做__如朱正引證的__李志綏所說： “其實毛開始時是想借用民主黨派人士來替共産黨整風，目标是 ‘反冒進’的那些領導。”(《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195頁)爲此，我搜集了一些資料，做了一些研究，寫在拙著《還原一九五七》中，可供參考：

[ “反冒進”是什麽性質的事件？人民日報社論說是對右派做的 “可恥的内應”。毛認爲是 “離右派隻有50米”。當時的實際情況是，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尤其是右派分子，都是 “反冒進”的，而不是擁護毛澤東“反 ‘反冒進’ ”的。請看我搜集的例證：人民日報載， 全國工商聯主任委員陳叔通1957年5月16日發言： “希望領導上認真總結一下是保守思想對社會主義造成的損失大，還是盲目冒進造成的損失大。” 22日，羅隆基就工作中的主要偏向是 “保守”還是 “冒進” 這 個問題發言，他認爲，從1956年以來主要是冒進，而不是保守。這不是哪個人的問題，也不是哪個部的問題，而是全部的冒進。 張奚若、陳銘樞等指責毛澤東 “好大喜功”更是使毛長久地耿耿于懷，毛說，好大喜功，看是好什麽大，喜什麽功？是反動派的好大喜功，還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裏也有兩種：是主觀主義的好大喜功，還是合乎實際的好大喜功？我們是好六萬萬人之大，喜社會主義之功。——這種胡攪蠻纏的跪辯，令人難辨他是厚顔無恥而可惡，還是理屈詞窮而可憐？千萬别讓我們聽到如法炮制的狡辯： “是革命派的厚顔無恥，還是反動派的厚顔無恥？我們厚的是無産階級之顔，無的是馬列主義之恥。”

[6月10日《沈陽日報》刊出張百生、黃振旅的文章《社會主義建設的新課題》，說： “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全面冒進”。例如農業合作化， “我們的農具同兩千年前沒有什麽兩樣，就這樣一窩蜂似的組織起來，很多是變相的強迫命令，幹部水平低、工作混亂、非生産人員增多、生産積極性降低(比單幹時)等毛病就在所難免。”

[1958年5月17日人民日報載：中共甘肅 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發言說： “黨内外的右派分子利用我們工作中的個别缺點，大事向黨進攻。說 ‘500萬畝水地是人命換來的’，是 ‘秦始皇磨民’；說1956年各項工作都 ‘冒進’了，這些‘都是領導上的腦袋發熱造成的’；說批判 ‘甘肅落後論’是 ‘無的放矢’；說1956年春召開的區委書記會議是一個 ‘冒進’會等等……。經過全民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争，特别是經過了傳達八屆三中全會的精神，在黨内清除了孫殿才(原省委常委、副省長)、陳成義(原政法黨組書記、副省長)、梁大均(原省委委員、銀川地委第一書記)爲首的右派反黨集團，情況大變，一個波瀾壯闊的社會主義建設高潮，一日千裏地向前邁進。1956年的水利工程六個多月的成績就等于1957年的十倍。原來準備十年基本上擺脫幹旱威脅的願望，現在看來，隻要苦戰三年就可以實現。”

[1958。7。15。人民日報載：廣西反出的黨内右派集團，從1956年6月開始， “就打着 ‘反冒進’、 ‘反主觀主義’的旗幟，極力诋毀農業合作化和農業生産取得的巨大成就，攻擊黨的領導，進行破壞團結的活動。1957年6月，中央宣布處理因災餓死人事件時，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發展到最高峰。硬把因災餓死人事件說成是合作化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所帶來的惡果，并進而全盤否定廣西的工作成績，認爲黨在農村工作上 ‘犯了路線錯誤’，要求 ‘重新估計農村工作’，要省委 ‘肯定錯誤’。”

[1959年，武漢大學校長李達在和毛澤東的一次談話中問及 “你說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産’這話對嗎？”毛答：“一切事物都有兩重性，這話也有兩重性，對，怎麽樣？不對，又怎麽樣？”李說：“如果說對，那就意味着精神的力量是無限的，就是主觀唯心論。”這時毛看到旁邊有人在暗暗制止李達，便氣呼呼地說， “不怕，說吧，不劃右派!”由此可見，把反冒進的人和觀點，毛是将之劃歸于右派的。毛澤東認爲 “反冒進也促進了右派的進攻。”周恩來順着毛的思路，作檢讨說： “反 ‘冒進’的錯誤是嚴重的，幸而由于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領導和及時糾正，還由于這些錯誤受到黨内外幹部和群衆的抵制，同時，也由于資産階級右派從反面教育了我們。因此，才使這個錯誤能夠在比較短的時間得到糾正，沒有繼續發展成爲更嚴重的錯誤。1957年春天，資産階級右派分子向黨猖狂進攻的時候，他們利用反冒進的錯誤，全面否定1956年的建設成就，把1956年躍進中的某些缺點，擴大爲 ‘全面冒進’，并進一步否定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建設成就。， 在這個嚴重的階級鬥争面前，我開始覺悟，因而在1957年6月政府工作報告中，徹底抛棄了對1956年建設 ‘冒進’的錯誤估計，堅決肯定了1956年的建設是躍進的發展。這是一個認識上的轉折。這是從敵對方面得到的教訓。”(轉引自《周恩來與毛澤東》第398頁) 。這在在說明，民主黨派、知識分子是反毛澤東的冒進的。是與反冒進的領導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毛澤東怎麽會利用他們、他們又怎麽會去整 “那些 ‘反冒進’的領導”呢？這正好是把事情說了個相反。毛澤東對這一點很清楚：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是反冒進的社會基礎，所以隻有反右之後，反 “反冒進”才能奏功；同時，他對反冒進的人，也以 “右派”相預儆，相歸類——據毛說，兩者相距隻有50米。這也是借殺右派之刀，殺向 “反冒進”者，而且使後者無還手之力。]

毛澤東決定開展整風運動的目的，據報上刊登的中共中央《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所宣布的，是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和一些黨員的特權思想，從而改善執政黨的形象，改善黨與黨外群衆特别是知識界的關系。但是從毛在這前後發表的另外一些文章和講話中可以知道，還有一個在《整風指示》裏沒有宣布的目标[奇怪!爲什麽無緣無故地 “沒有宣布”呢？]，就是要跟黨内那些“反冒進”的領導人算賬。[如李志綏所說： “其實毛開始時是想借用民主黨派人士來替共産黨整風，目标是 ‘反冒進’的那些領導。”(《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195頁) ]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毛澤東知道，黨務系統在劉少奇手上，行政系統在周恩來手上，這些黨政機關的幹部都是他們的下屬，由誰出頭來向他們提意見呢？毛澤東[恐怕不是毛澤東，而是李志綏和朱先生的主觀臆測]想到了讓民主黨派來充當沖擊的力量。[ 這有半點可能嗎？除非毛澤東是傻瓜，糊塗得像一盆漿糊，否則，他是決不會寄希望于右派來充當沖擊 “反冒進”的力量的，就像他不會寄希望于右派會反對赫魯曉夫、反對匈牙利事件、擁護斯大林主義一樣。事後證明，每個涉及到這個問題的右派發言，都是旗幟鮮明、大聲疾呼地反冒進的；你能找出一篇擁護毛澤東的 “反 ‘反冒進’ ”的右派言論嗎？就憑這一點，李志綏的有關言論和朱正的據以推理，就都是離譜十萬八千裏!太離譜了!離譜得讓人都不知說什麽好了!]

， 1955年12月27日，毛澤東爲他主編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寫了第二篇《序言》，談到在這年的下半年，“幾個月時間，就有五千幾百萬農戶加入了合作社”。毛說，“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這件事告訴我們，中國的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項事業的發展的規模和速度，已經不能完全按照原來所想的那個樣子去做了，這些都應當适當地擴大和加快。

他就這樣吹響了各行各業全面冒進的号角。

在短短的幾個月裏，冒進的惡果大量顯現出來，劉少奇、周恩來這些比較務實的領導人感到形勢嚴峻，提出了反冒進的問題。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冒進》，這篇遵照劉少奇的指示發表的社論宣稱：急躁冒進已經成了“嚴重的問題”，“下面的急躁冒進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來的”，提出“要使我們的計劃、步驟符合于客觀實際的可能性”。毛澤東對這篇社論十分惱怒，在這一天的報紙上批了這樣一些話：“尖銳地針對我”，“既然使幹部走到了另一個極端，不是方針錯了嗎？”

5月11日，周恩來在國務院的一次全體會議上說：“反保守、右傾，從去年八月開始，已經七八個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11月他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所作的《1957年度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和财政預算的控制數字》的報告，基調也是反冒進，其中提出：發展速度“可以放慢一點”。爲了這事，後來毛澤東多次批評他。例如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毛調侃地說：“恩來在1956年二中全會的報告敢說心裏話，這一點可取，雖然是錯的。”

毛澤東決定開展整風運動的目的，據報上刊登的中共中央《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所宣布的，是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和一些黨員的特權思想，從而改善執政黨的形象，改善黨與黨外群衆特别是知識界的關系。但是從毛在這前後發表的另外一些文章和講話中可以知道，還有一個在《整風指示》裏沒有宣布的目标，就是要跟黨内那些“反冒進”的領導人算賬。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毛澤東知道，黨務系統在劉少奇手上，行政系統在周恩來手上，這些黨政機關的幹部都是他們的下屬，由誰出頭來向他們提意見呢？毛澤東想到了讓民主黨派來充當沖擊的力量。[上已證明，此乃 “海内”奇談!]

( 之五)


毛澤東爲什麽會這樣想呢？[在問 “爲什麽？”之前，必須首先弄清 “是什麽？”如果毛根本就 “不會這樣想”，那麽，就着 “爲什麽”所作的說明不就全成了胡扯？]共産黨成了執政黨之後，中國的這些民主黨派就成了政治上的裝飾品。它的頭面人物雖說大都安排了頗高的職位，其并沒有什麽實權，不能做什麽實際的工作，更不要說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了。因而顯得很是消沉。在蘇共二十大之後，特别是在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争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新方針之後，民主黨派一時頗覺興奮，他們就象經過了冬眠的蛇，想要活動活動了。1957年三、四月間，各民主黨派中央機關紛紛開會：緻公黨（3月21-23日）、民主建國會（3月22-23日）、九三學社（3月22-28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3月25-30日）、民主同盟（3月22日- 4月5日）、農工民主黨（4月12日）都開了會。讨論在這新氣候下的工作問題。這裏祇舉民主同盟的情況爲例。民盟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章伯鈞在民盟中央工作會議提出要大大發展組織，每個民主黨派可以發展幾十萬人，幾個民主黨派合起來可以發展一二百萬人，組織發展到縣一級。表示要更加廣泛的參與國是。他們的這種積極性卻是毛澤東所厭惡的。這也就是後來他在反右派鬥争中說的“黨要擴大，政要平權”。不過這時他想要打擊的還不是[？]這些民主黨派，而是那些反冒進的領導人[？]。他想，是不是可以來一個“化消極因素爲積極因素”呢？民主黨派哇啦哇啦提意見，對于他來說當然是一種消極因素，祇是如果把他們提意見的積極性加以引導，使其鋒芒針對那些反冒進的領導人，那就化爲積極因素了。他懷着這樣一種願望，就來着手調動民主黨派這個力量了。[否。先生之言大差而特差矣!毛看準了他們“黨要擴大，政要平權”的勢頭，就佯裝退兵30裏，設下整風的陷阱，聲稱隻共産黨整風，民主黨派不整風； 請你幫助黨整風， 你參加與退出完全自由；他宣布方針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 “猴不上竿直敲鑼”……他則後發制人；由國務院宣布決定： “凡是進行整風的單位，所有[!]工作人員， 都應當積極地參加這一運動和鬥争。”前此說的話，統統一風吹，最終來個滾水潑老鼠，一個跑不掉。你不出洞嗎？即便是，一言不發，他還會再來個 “深挖”，”補課”，甚至封你個 “骨子裏反黨，實質上右派”。你能奈何他的鬼名堂之繁多，用心之毒辣呢？事實就是這樣，可惜，現在還有人在枉費想象力，王顧左右而言他。]

毛澤東采取的第一個行動是，在《整風指示》見報的前一天，1957年4月30日，他約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在天安門城樓談話，黨中央的幾位副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和總書記鄧小平也都到場。毛講話的主旨就是請民主人士幫助黨整風，他說了這樣一些話：目前各方面批評意見最多的是集中在高等教育部、教育部、衛生部等部門。有人很擔心，怕矛盾一揭發，一批評不得了。我們對人家提出的意見，不要害怕，應該歡迎，給人家以提意見的機會。矛盾沒有什麽不得了，到處唱對台戲，把矛盾找出來，分分類。如文學、藝術、科學、衛生等方面，提出的問題最多，矛盾突出來了，應該攻一下，多攻一下。愈辯論愈好，愈讨論愈發展，人民民主政權愈鞏固。幾年來不得解決的問題，可以在幾個月解決了。

整風主要是黨内整風，可是有黨外人士參加就更全面了。兩種元素可以起化學作用。但黨外人士不是自己搞，而是幫助共産黨整風。盡管他對民主黨派開的這些會并不高興，但是爲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還是誇獎了幾句。他說：最近各民主黨派都開了一些會議，開得不錯，提出了些問題。祇要黨外人士談出來了，大家一齊搞，這就更好談了。希望黨外人士對共産黨多提些意見，幫助共産黨進行工作。

召開這樣的座談會清楚地表明：毛澤東希望得到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合作，希望他們在他劃定的範圍之内多提些意見，這就是對國務院所屬的高等教育部、教育部、衛生部這些部門，也就是總理周恩來領導下的部門的工作提意見。對共産黨多提些意見，也就對劉少奇的系統多提意見了。假如這些民主人士能夠多提意見而且符合他的意圖，毛還許諾給予一份回報。他說：統一戰線中的矛盾是什麽呢？恐怕就是有職無權的問題吧！過去民主人士有職了，但是沒有權，所以有人講民主人士不大好當，有些惱火，現在不但應該有職，而且應該有權。因此，這次整風，在黨内對有職無權的問題也要整一整。[絕非 “回報”，實乃欺人之談也。]

這天毛澤東還講到改變高等學校領導體制的問題，他說，大學的管理工作如何辦？可以找些黨外人士研究一下，搞出一個辦法來。共産黨在軍隊，企業，機關學校都有黨委制。我建議，首先撤消學校的黨委制，不要由共産黨包辦。這也是知識分子很歡迎的意見。不過，後來凡是引用這話的人都被劃成了右派分子。[這裏，毛澤東也好，知識分子、民主黨派也好，誰也沒有提出或暗示出要批判 “反冒進”的問題，甚或連一點蛛絲馬迹也沒有。這個前者要借助後者在整風中批判 “反冒進”的領導劉少奇周恩來的說法， 不禁使人咄咄稱怪，弄不清這個孫猴子到底是從哪個石頭縫裏蹦出來的!所以，要還原事實的真相，隻用想一想：既然你認清了 “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輕視和敵視是一貫的“，就不能不問：這一陣兒毛澤東爲什麽會心血來潮，一反常态，破天荒第一次這樣對知識分子笑眯眯、甜蜜蜜？這樣虛心若渴？這樣有雅量呢？這可是太陽出自西方，成了 “西方紅，太陽升”呀!當然這絕無可能。作爲事前的諸葛亮，鄧拓當時就揭穿： “主席說百家者兩家也，我就更相信他講的雙百方針是假的，《人民日報》不能學《光明日報》、《文彙報》那樣鳴放，學了要出亂子。”(胡績偉： 《伴君如伴虎》)說明鄧拓原來就相信 “是假的”，這時又加了個 “更”字。我們等而下之，即便不加 “更”字；吃一塹長一智，總該當個事後諸葛亮吧!總該後知後覺到毛當時慫恿知識分子大鳴大放，是黃鼠狼給雞拜年___沒安好心眼兒吧!“毛澤東簡直就是隐藏自己思想和意圖的大師。”( 赫魯曉夫 回憶毛澤東)本地本時的風光展現出：還有誰比毛“大師”能把 “口蜜腹劍”這句成語表演得會更活靈活現、更淋漓盡緻、更出神入化呢？至今我一想起來這一點，仍有灼灼餘痛，怒恨交加!]

（之六）

整風指示公布之後的第一個重大行動，是中共中央統戰部從5月8日開始邀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逐日舉行座談會，聽取他們的意見。這件事進一步反映出了毛澤東借重民主人士進行黨内整風的意圖。統戰部長李維漢在會上說：在這次整風運動中，要集中地批判共産黨的缺點。因此，我們已經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商量好，在一個時期以内，不要号召民主人士整風，而着重地發動黨外人士來給共産黨提批評意見，幫助共産黨整風。成問題的是，這些民主人士在座談會上的發言完全不符合毛澤東的意圖。他們并不在毛所劃定的範圍之内，對教育、衛生等等工作中的缺點提意見，批評這些工作中的保守主義，甚至有人在發言中還流露出反冒進的意思，例如全國工商聯主任委員陳叔通，就提出了“八年來的工作中，究竟是由于保守所造成的損失大，還是由于冒進所造成的損失大”的問題。會上的許多發言談到黨委代替行政直接發号施令、外行領導内行、肅反運動的偏差，等等問題，實際上涉及共産黨執政的根本體制問題和嚴重弊端。這些都是毛沒有料想到也不願意聽到的意見。[他料想到的 “放臭屁”比這嚴重得多，甚至于連嗚乎哀哉再回延安都料想到了。我們實在不明白：從哪些根據，能說明 “這些都是毛沒有料想到…的意見”？凡是 “毛派”，都是對右派的猖狂進攻，持 “毛沒有料想到 “論者，當然這一邏輯并不否定：不是毛派也有持此論者。二者用心迥異，而其謬誤則殊途同歸也。]

這些民主人士對于共産黨内的情況其實頗爲隔膜，不知道（或很少知道）毛澤東和劉少奇、周恩來在反冒進問題上的意見根本對立，而把他們看成一個統一的領導集體，他們沒有想到在提批評意見的時候要分别對待，在批評劉少奇、周恩來工作中種種錯誤的同時要贊美毛澤東的英明正确，表示對毛澤東的尊崇擁戴。像儲安平的那篇要命的“黨天下論”，标題竟是荒謬的《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陳銘樞甚至直接寫信給毛，批評他本人，說毛澤東“好大喜功，喜怒無常，偏聽偏信，鄙夷舊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這種表現使毛澤東震怒。反右派鬥争就從打擊民主黨派開始。

當年有機會經常接近毛澤東的李志綏在所著《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中提出了這樣一個見解：今日我的後見之明是：如果當時民主人士提的意見未涉及到毛，那麽“文化大革命”一定會提早十年，在1957年，而不是1966年發生。我們今天祇記得反右派運動時對右派人士的恐怖行徑。其實毛開始時是想藉用民主黨派人士來替共産黨整風，目标是“反冒進”的那些領導。毛未料到民主黨派人士竟群起質疑“社會主義路線”和“共産政權”的合法性。毛萬萬沒有想到，民主人士提的意見越來越尖銳，攻擊的矛頭逐漸指向毛本人的統治。毛被迫暫時回頭和黨内反對他的同志聯合起來。黨内領導人人自危，大家一緻槍口向外，出現了大團結的局面。

如果把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簡單化爲就是爲了打倒劉少奇打擊周恩來，李志綏的這個看法是不無道理的。我們确實知道這樣幾點：毛在發動整風運動之時确實[這個 “确實”，确實是想當然，半點也不确實。]想要同時解決反冒進的問題[完全是豈有此理!說整風和文化大革命要解決 “反冒進”的問題，簡直就是 “狼腿扯到狗腿上”。]；爲了反擊向共産黨猖狂進攻的民主黨派人士，毛澤東不得不把反冒進的問題暫時擱置起來，以求得黨内的團結一緻。李志綏的回憶錄裏記下了當時林克（毛的秘書）的看法：“在當今這個局勢下，毛不得不在黨内求和解，以一緻對付黨外人士。”[不是李志綏，而是林克，才是這個謬論的始作俑者。你根本不能相信這個林克。從李志綏的回憶錄中，你可以得知，李當時并沒有在毛身邊，這些情況是他回來後林克告訴他的。他的這個推斷是受了林的誤導才作出的。我認爲， 不管正确與否，這可能是林當時的真實想法 ，在私下交談中說出口的， 倒并不是有意騙李。但李公開發表回憶錄後，林吓得不敢承認，出于政治的需要，就作出聲明：

[“李志綏還造了我的謠。他說： ‘我不在時林克跟毛接觸最多，他跟我談起他對毛的政治評估。林的看法， 在當今這個局勢下，毛不得不在黨内求和解，以一緻對付黨外人士。’ 這完全是憑空捏造出來的。我從來沒有對李志綏說過這樣的話。在我的頭腦中，過去沒有，現在也沒有對毛的這種 ‘政治評估’，因爲這是違反事實的。”(《曆史的真實》，頁64)

[爲什麽林要否定李志綏說的并由朱正引以立論的這句話呢？ 是爲了向黨表明他是絕無違反黨性原則的，他的認識是和黨保持一緻的：

[“毛澤東鼓勵民主黨派和其他黨外人士幫助共産黨整風，最初的目的是要用黨内黨外的批評互相結合的方法解決執政黨脫離群衆的問題，決非像李志綏所說從一開始就是搞 ‘政治圈套’，借民主黨派解決共産黨内 ‘權力鬥争’。”(同上，頁60。)

[他自己都不敢承認的東西，你怎麽能引以爲據呢？ ]

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毛談到爲什麽“反冒進”一陣風仍然吹遍全國大多數地方的時候，他說，這是因爲“黨内除右派外，有一個觀潮派，又有一個促退派”。可見[ “可見”!可見毛是清楚地知道，右派，觀潮派，促退派，在“反冒進”上都是朋友，就算罪名從輕，後者也是右傾，隻能是以五十步笑百步。這正是毛警告周恩來說的： 離右派隻有50米了。我不知李志綏朱正是怎麽想的？毛怎麽會用右派去整黨内那些 “反冒進”的領袖呢？他要右派去反右傾嗎？完全是笑話!完全是異想天開!是的，實質正在于此：他要右派去反右傾!這有一點可能嗎？除非是毛把豫劇電影《花木蘭》唱詞中的“花木蘭” 改作 “毛澤東”，唱道： “毛澤東我發了瘋啊!言語癫狂。”]他無意于把黨内反冒進的人全都劃爲右派分子，給一些人另外準備了觀潮派和促退派這兩頂帽子，罪名輕得多了，并且接着說，“這些同志，大都是好同志，他們的錯誤，是可能改的，我們應當幫助他們”。這種不爲已甚的态度當然有助于全黨團結一緻去反右派。

也因此，沒有能夠在整風和反右中去算反冒進的賬。這問題總是要解決的。反右派鬥争過去之後，毛還多次提出這個問題，他在1957年10月的八屆三中全會上說，“去年這一年掃掉了幾個東西。一個是掃掉了多、快、好、省。……　就是一個多、一個快，人家不喜歡，有些同志叫‘冒’了。”在1958年1月的南甯會議上他又說：“‘反冒進’的教訓：反掉了三個東西，把一些同志抛到同右派似乎相近的地位。”，他在3月的成都會議上調侃周恩來，這在上文已經引用了。他在5月的八大二次會議上更說，有些同志不經合法手續，“即進行反對活動，提反冒進。在1956年11月八屆二中全會上突然暴發，提出反冒進”。可見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反冒進問題。這筆賬直到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之中才得到最後的清算。從這個意義上看是有理由認爲反右派鬥争是流産的文化大革命的。[前面已經論證過，這個 “理由”根本不存在。相反的 “理由”，或說 “事實”，倒是存在的：毛的說法，和周恩來的檢讨，不都透露出 “反冒進”爲右派的猖狂進攻提供了彈藥嗎？再則， 我要問，當真是如朱先生說的“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反冒進問題。這筆賬直到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之中才得到最後的清算。”嗎？ 。 王若水在《新發現的毛澤東》一書的第八章中說：

[“毛找了九省二市的第一書記參加，後來加上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會議的重點是反冒進。會上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條》，印發了周恩來(!!! ----三個感歎号是魏紫丹加的，是爲了引起讀者特别注意，下同)、李先念(!!!)的反冒進言論作爲反面教材供批判用。毛澤東在會上多次講話，更加嚴厲地批評反冒進，批評周恩來和陳雲(!!!)。”

[再奇怪不過的是，爲什麽這些我加上感歎号的，毛澤東指名道姓批評的 “反冒進”的主将，竟然在文革中一個都沒有被打倒？ “可見從這個意義上看是有理由認爲反右派鬥争是流産的文化大革命的。” 中的 “這個意義”是無中生有， “理由” 是無源之水， “可見” 是無法成立的， “流産”論不得不淪爲 “破産”之論。]

（之七）

反右派鬥争的戰果和遺産

前面已經引用過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說的話：“整風，就是思想改造”。準确地表明了整風運動的性質。實際上也就是預告了：反右派鬥争是整風運動的最後階段。到了八屆三中全會上，要給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争作總結了，毛澤東說了這樣一段話：去年下半年，階級鬥争有過緩和，那是有意識地要緩和一下。但是，你一緩和，資産階級、資産階級知識分子、地主、富農以及一部分富裕中農，就向我們進攻，這是今年的事。我們緩和一下，他進攻，那也好，我們取得主動。正像人民日報一篇社論說的，“樹欲靜而風不止”。他要吹風嘛！他要吹幾級台風。那末好，我們就搞“防護林帶”。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風。真是說得簡明扼要：“反右派，就是整風。”整風、反右其實是一回事，要說差别，不過是時間先後的兩個階段而已。[ “要說差别”，一是 “誘敵深入”， 一是 “聚而殲之”。]

既然說反右派鬥争是整風運動既定的最後階段，那麽，開展這一場反右派鬥争當然早就在毛的成算之中。這裏就有了一個問題：當初毛表示希望黨外人士對共産黨多提些意見，究竟是真心誠意的求言呢，還是引蛇出洞或者說釣魚的一種手段，陰謀或陽謀？[少饒舌。幹脆說就是 “陰謀”。毛澤東說是 “陽謀”，純粹是 “吊死鬼搽粉”。 這一點，觸類可以旁通。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氣急敗壞，一怒之下甩掉了“陽謀”這塊遮羞布；現在更加無恥地原形畢露。他說：“我他們不愛，給他們自由，讓放出毒素。你講我陰謀(!!!)就陰謀(!!!)，大魚、小魚一起釣，特别釣吃人鲨魚。”( 《 廬山會議實錄》第331頁。感歎号爲紫丹所加。）雖然這比說“你講我男盜女娼就男盜女娼”更加無恥和無賴，但這總算是他打自己嘴裏承認了是“陰謀”。]

人們都知道，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輕視和敵視是一貫的，從延安的整風和搶救到進入北京之後的思想改造和肅反，開展一場打擊知識分子的運動并不是一件什麽了不起的大事。就說這一回的整風運動，他已經明說就是思想改造。當然可以認爲在決定整風之時即有釣魚之意，這事實上是整風運動的第一階段或準備階段。是知識分子不知底蘊，以自己最好的願望去解釋整風指示的文字，誤入白虎節堂，自投羅網。毛澤東是把反右派鬥争當作“一場大戰”來指揮的，提出了要使用“誘敵深入，聚而殲之”這樣的謀略。“引蛇出洞”不過是“誘敵深入”更形象化的說法，就是誘使那些将要打擊的對象充分暴露自己。他是什麽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呢？在《人民日報》七一社論《文彙報的資産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中，他說：在一個期間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見，對錯誤意見不作反批評，是錯了嗎？本報及一切黨報，在5月8日至6月7日這個期間，執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這樣做的。其目的是讓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鳴大放”，讓毒草大長特長，使人民看見，大吃一驚，原來世界上還有這些東西，以便動手殲滅這些醜類。

這裏所說的5月8日至6月7日，正是從統戰部召開的民主黨派座談會開始到工商界座談會結束的這兩個座談會期間。正是在這期間，毛澤東在具體部署反右派鬥争了。引蛇出洞或者說誘敵深入就是戰役的第一階段。

李慎之認爲，這時間應該更早一些。他在《毛主席是什麽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一文中說：“毛主席引蛇出洞的決策，應該是在(1956年)10月份的波、匈事件以後開始考慮的”。他引證了毛在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的一些内容，像“對民主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台戲，放手讓他們批評。……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面教育人民。”毛的這些話當然表示他有引蛇出洞的意思了。但是我以爲，這時他還沒有下定決心開展一場後來實際進行的那樣的反右派鬥争。我這看法有一個頗有說服力的證據，就在同一篇講話中，毛說，對于資本家加上跟他們有聯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要剝奪他們的政治資本，“剝的辦法，一個是出錢買，一個是安排，給他們事做。”[在反胡風之前，包括胡風也在内；之後，不包括胡風了，對其他知識分子不仍是采取如此的贖買政策嗎？同理，在反右之後，對史良吳晗盧郁文……一大堆知識分子不也 仍舊“一個是出錢買，一個是安排，給他們事做”嗎？可見，下面的 “可見”， “可見”得沒道理。]可見這時他還沒有想到可以采用更加爽快的第三個辦法，即給這些人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李慎之在緻胡績偉的一封信裏批評了我寫的《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争鳴到兩家争鳴》（此書的增訂本改名爲《反右派鬥争始末》），他說：(朱正)認爲毛本來是好心好意地号召鳴放，沒有料到右派分子如此倡狂，他才不得不反擊。這是我完全不能同意的。我所以在1997年寫《毛主席是什麽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實際上是對朱正的反駁。這裏，他不是照引我書中的原文，而是概括地轉述。在我的書裏，對毛澤東發動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争的原因并不是說得這樣簡單。在他決定整風的多種動機之中，我提出毛一開始确實也包含想要消除那些太刺眼的弊端，改善一下執政黨形象的願望。這裏也有一個有說服力的證據，就是毛在5月16日寫的一個黨内指示。這時他已經決定開展反右派鬥争了，可是他在這指示中還是寫了這樣一段話：從揭露出來的事實看來，不正确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對黨外人士發号施令，完全不信任和不尊重黨外人士，以緻造成深溝、高墻，不講真話，沒有友情，隔閡得很。黨員評級評薪和提拔等事均有特權，黨員高一等，黨外低一等。黨員盛氣淩人，非黨員做小媳婦。學校我黨幹部教員助教講師教授資曆低，學問少，不向資曆高學問多的教員教授誠懇學習，反而向他們擺架子。以上情況，雖非全部，但甚普遍。這種錯誤方向，必須完全扳過來，而且越快越好。[毛的說話，翻雲覆雨，你簡直就弄不清他的悶葫蘆裏裝的是什麽藥!如果你把這話當真，你怎樣解釋他對羅隆基 “無産階級小知識分子與資産階級大知識分子的矛盾” 的說法如喪考妣，如挖祖墳，一觸即跳，火冒三丈呢？再者，既然如作者所述，毛的 “這個批示明顯表示出他對這些意見是持歡迎态度的。”(《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争鳴到兩家争鳴》，頁62。)那麽，這些意見的提出者下場又都如之何呢？在報上公布的提意見的人中，被列爲第一個名字的心理學家王浩川先生，是我的好友，所以我知道他們劃了右派。這就是毛對他 “歡迎”的這些重要意見的提出者所 “持”的 “歡迎态度”，也是對作者提供的 “一個有說服力的證據”的冷酷諷刺。聽毛言還要觀毛行嘛!對毛的考察要從總體上、本質上加以把握。有中共黨史活詞典之稱的司馬璐說： “ 研究中共黨史的一個最大困難是，中共原始文件本身，經過權力鬥争，或路線改變的影響，時時被否定或篡改。甚至毛澤東本人的著作，經過一再删改，不同年月的版本，說法就大不相同。所以，要鑒定一份中央文件的真僞，足夠的原始資料固然重要，另一方面，有關中共的全面知識，以及閱讀的判斷能力尤爲重要。”(《中共曆史的見證》，頁418。)這裏司馬先生提出一個觀察毛共的重要的思想方法，叫做 “總體把握”。就是要把握他那“萬變不離其宗”的一點。這樣看來，現在的問題出在何處呢？ 就是： “一葉遮目”。孟子說： “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孔子說： “惡朱之所以亂赤也。”往往，壞事就壞在以 “小” 奪 “大” ，以 “朱” 亂 “赤”上。大矣哉!觀察問題宏觀、微觀不分，真實、虛假莫辨之爲害也。事實表明，朱正先生的意見站不住腳，李慎之先生的意見非常正确，非常準确，無懈可擊，更無法推翻。]

從這裏可以看出來，毛即使在布置反右派鬥争的時候，仍然提出了消除一些弊端的要求。如果不看到這一方面，就未免把複雜的事情看得太簡單了。[“從這裏可以看出來，” 毛時常不說人話，即便說人話的時候也不辦人事。 “如果不看到這一方面，就未免把複雜的事情看得太簡單了。”]

(之八)

在五百萬知識分子中要打出多少右派分子，7月29日毛澤東在審閱和修改一個黨内指示的時候，寫下了他對于“右派和極右派的人數”的意見，他認爲，“需要在各種範圍點名批判的”，“全國大約有4000人左右”。到了8月18日，他在修改統戰部的一個文件的時候，寫的數字增加了許多：“全國約有十萬右派分子”。最後的實際戰果，“據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複查統計，實際上全國共定了右派分子552877人。”應該指出：這是給“錯劃右派”進行“改正”之時的官方統計數字，必定比當年實際所劃的數字要少些。當年究竟劃了多少，要等到他日檔案公開的時候才知道了。不久前看到一個3178470的數字，我對它的準确性甚至真實性不無懷疑。這篇材料的标題是《反右派運動檔案解密》，卻沒有說明是什麽時候由什麽機關宣布解密的，也不見檔案号。再就内容看，所提出的數字也不足信。1957年那時，中國“各類知識分子，包括高級知識分子和普通知識分子在内，大約五百萬左右”，那麽這三百一十七萬就占知識分子總人數的百分之六十三強了。在我這個過來人的印象中，沒有這樣高的百分比。[右派都是知識分子嗎？就我所知，就有不少右派稱不起是知識分子，有的甚至是文盲。但情況遠不限于我之所知。 邵燕祥在《爲一本題未定的新書作序 》說：

[茆家升兄寫的這本書，其特點是寫了一些"小"右派的悲慘命運。"右派分子"，一經定性，即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人，每一"分子"，都隻是劃歸"右派"群體的"五十五萬……"分之一，又何分什麽大小呢？這裏的"小"，是說他們不屬于毛澤東指控的"頭面人物"(如所謂"章羅同〔聯〕盟"，以及參加政協各黨派、團體的重要成員和各界聞人)，不屬于"黨政群"機關和企、事業單位裏具有一定級别的幹部，也不屬于所謂"知識分子成堆"的高校中的師生，而是在中等文化水平以下，甚至是文盲半文盲的基層群衆，他們于高層政治一無所知，也缺少對全國大局的關心，平時自己不訂報，也未必認真看單位裏訂的報刊，最典型的一例，就是有人以爲"黨天下"的意思，猶如共産黨經常教育大家的，"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今日中國是"共産黨的天下"，天經地義，毋庸置疑，所以在回答"是非題"的"黨天下"邊上畫了"+"号，不料這就無異肯定了儲安平有關"黨天下"的右派言論，也就等于在右派判決書上簽字畫押，鐵案難翻了。如果說，劃爲右派的各類知識分子，好歹還算是明明白白地陷入冤案的話，這樣的一群從來無意于幹政的人，則是懵懵懂懂地陷入政治案件，真是冤中之冤了。

[這作爲極端的例子，似乎事屬偶然，但各種各樣懵懵懂懂成爲右派的人，不是一個小數，便有必然的因素在。]在沒有找到确證以前，暫且讓它聊備一說吧。[這樣表态是很客觀的。]

反右派鬥争的災難性後果，不僅是它打出了多少右派分子，以及這許多右派分子及其親友在二十二年的漫長歲月中吃了多少苦頭。而且更重要得多的是：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上的一大轉折，或者如有的作者所說的是“大逆轉”。鄧小平也是把反右派鬥争看作曆史的分水嶺的，他說，毛澤東的領導在“1957年反右派的鬥争以後，錯誤就越來越多了。”這一論斷是符合事實的。[鄧的 “這一論斷”是包藏禍心的，這點暫存而不論；單憑他是反右派的罪魁禍首之一，同時事實又證明他沒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所以他就決不會爲反右運動作出正确的，公正的論斷。他不是曾傷天害理地宣布過 “反右本身沒有錯”嗎？所以，不能由反右英雄 “小平同志”來爲反右定性，否則，其荒誕性，至少不亞于把秦香蓮的冤案交 “世美同志”處理。]

緊接着反右派鬥争而來的，是大躍進。毛澤東1958年9月5日在第15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幾億勞動群衆，工人農民，他們現在感覺得心裏通暢，搞大躍進。這就是整風反右的結果。”事情也确是如此。大躍進是反右派鬥争的直接結果。能看出點問題，敢提點批評意見的人這時多已被打成右派分子，被剝奪了發言權。那些沒有被劃爲右派的知識分子和幹部眼看到不久前别人是怎樣成爲右派，落到怎樣的境地，當然不敢再多說一句話。土法煉鋼，打麻雀，高産衛星田，吃飯不要錢，對于這些層出不窮的新事物，沒有誰敢說一個不字，大躍進就這樣沒有遇到一點抵抗，開展起來了。

大躍進這一場新的災難造成了持續三年的大饑荒，餓死的人以千萬計。[用4600多萬人的生命作代價，确證了反右派運動的極端反動性，但這仍不足以喚醒國人，實在是巨大的悲劇，也是值得曆史學家、政治學家、一切反共愛國人士深思的嚴重課題!]毛澤東知道：大躍進的失敗使自己在黨内的威望大大降低，于是決心開展一場新的運動，打倒有可能向他的權威挑戰的黨内對手，重建自己的絕對權威。這時他就在準備這一場文化大革命了。[ “這時他就在準備這一場文化大革命了。” 的 “這時”，可能是1962年毛在七千人大會檢讨之後，而 “這時”的這個 “準備”還是進行式： “他就在” 。 “這時”離開1957年又過了五個年頭。 ]

以打倒劉少奇爲重要目的的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開始的，有材料表明：準備工作是早就在進行了。毛自己說過，六二年七千人大會就看出了問題。誰的問題？當然是劉。準備文化大革命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收集（或者更确切地說是制造）能夠置劉少奇于死的罪證。李冰封的《籲天辯誣董狐篇》一文談的是曆史學家呂振羽在1963年1月被秘密逮捕的事。逮捕呂振羽的目的就是要他作僞證，證明1935年11月在同國民黨談判兩黨合作抗日的時候，劉少奇充當了内奸。所以李冰封認爲，1963年就開始了文化大革命的準備。[毛澤東曆來是 “不打沒準備的仗”的。他對文化大革命的準備， 我認爲是始于1957年， 他搞反右就是走一步，看兩步：着手對文革(反修)做準備工作；至于産生這個念頭，如前所述，是在 1956年蘇共20大之後。

[1959年廬山會議反彭黃張周，打了300多萬右傾機會主義反黨分子。雖然這一運動的性質和内容較之反右派，與文革具有更大的相似性， 但毛澤東認爲，文化大革命的幕布仍不能正式拉開；試想，直到1959__1963年，準備工作都尚未完成，怎麽能說文革會發生于1957年呢？]

各項準備完成之後，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事實證明，作者也認爲，文化大革命是 開始于“各項準備完成之後”，這樣看來，說文化大革命會發生在1957年。實在是無稽之談。 這便是本文要着重論證的第一個問題。]

( 之九 )

文化大革命和反右派鬥争的異同

毛澤東在1966年發動文化大革命，同他在1957年發動反右派鬥争一樣，最根本的目的都是爲了增強他本人的權力和地位，打擊有可能向他的權力地位挑戰的對手。[此論甚得要領，如果背道而馳__另有否定這個 “最根本的目的”的論斷，我想它定是非”謬論”莫屬了。這是本文要着重論證的第二個問題。 但我在這裏還需要進一步指出，朱先生這個論斷的美中不足之處在于重同輕異。我的認識是：

[運動性質同是權力鬥争；對象和名義同是以社會主義革命的名義反＂右派＂。但具體分析，則 “同”不掩 “異”：

[反右是毛共外奪民主人士的權力，内清黨團組織，建立和鞏固一黨專政的絕對統治，即 “黨天下”。對象是以黨外爲主的黨内外知識分子，頭目是章羅聯盟。名義是政治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

[文革是内奪所謂 “走資派”(以當時的實際情況而論，連最大的 “走資派”劉少奇也并不要”走資”)的權力， 外掃牛鬼蛇神，建立和鞏固毛澤東一人專政，并觊觎世界革命導師的地位。打倒的對象是幾乎囊括一切幹部的走資派，頭目是劉鄧資産階級司令部，名義是無産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

在 “516通知”中指出，走資派就是右派。所以，兩個運動的對象，可統同稱爲 “右派”。

[同是以陰謀詭計爲基本手段，反右是毛讓知識分子大鳴大放激怒“三害”幹部，然後一聲 “反右”令下， “三害”彈冠相慶，以百倍的窮兇極惡，瘋狂“反擊右派的猖狂進攻!”；

[文革是毛誤導“走資派”搞二次 “反右”，使其陷于不義，激怒 “革命群衆”，然後毛貼出 “我的一張大字報”，紅衛兵造反派風起雲湧打砸搶， “砸爛劉少奇的狗頭!”___把文革的目标叫響。

前者毛施陰謀 “引蛇出洞”；後者毛誘導劉 “東施效颦”，自己卻竊喜： “上當了!上當了!”

[領軍人物同是以左取勝；下場同是 “請君入甕”

[反右派鄧小平是副帥，是前線總指揮：他助毛消滅高崗饒漱石聯盟， 誣陷 “小腳女人”鄧子恢，是毛50年代瘋狂推行極左路線的最忠實的貫徹者，爲遮掩毛澤東江青的醜陋往事，制造了 “潘漢年楊帆反革命集團”冤案。後果是落得兩次被毛打倒。

文革是林副統帥當馬前卒，他高舉、緊跟毛極左路線，助毛打倒彭德懷等，制造個人崇拜，在一場全黨全民助纣爲瘧的大競賽中榮獲“冠軍”。最後在被逼逃亡中，落得折戟沉沙的下場。

[來龍去脈屬于同一根源

[甲，現實根源：

[1，國際根源：蘇共20大，赫魯曉夫反斯大林，反個人崇拜，引起世界共運的嚴重危機，包括世界規模的退黨潮和匈波風潮。這是反[右派的導火線和文革的起因。

[2，國内根源：中共八大提出集體領導和發展經濟的方針。文革的導火線是大躍進慘敗，七千人大會毛澤東被迫作檢讨，權力地位日感動搖。反右運動是以往各次運動(特别是最近的肅反和一化三改)，以及當前各個方面所積累矛盾的總爆發。

[乙，曆史根源

[延安整風樹立毛在黨内的絕對領導地位。使共産黨黑社會化，毛成爲黑老大。反右派和文革是他重溫舊夢，故伎重演，得隴望蜀，人心不足蛇吞象的表現。

[過程都是 “奪權就是一切”
　
[整風反右是四個階段，毛澤東說： “整風有四個階段：放，反，學。 改。就是一個大鳴大放，一個反擊右派，一個整改，最後還有一個，學點馬克思列甯主義，和風細雨，開點小組會，搞點批評與自我批評。”(《毛澤東選集》五卷，頁287)結果，除了 “放”(引蛇出洞)，反(聚而殲之)超額完成任務，後兩項基本泡湯。

[文革是要求貫徹鬥批改的過程，也就是“鬥倒走資派，批判資産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最後結果呢，可用三個字以蔽之： “鬥、批、走。”

[毛對反右與文革二者的處理，好有一比： “吃着碗裏，看着鍋裏。”他說過： “飯隻能一口一口吃。”所以他是＂權＂要一步一步奪。

[如上這些，對于我們研究與認識中共與毛澤東，能夠得出的結論是什麽呢？張顯揚在《毛發動文革，生前防篡權，死後防鞭屍》一文的結尾說：

[“我說了那麼多，中心的意思，就是決不要用理想主義的眼光去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要掉進人家的思維模式。這裡沒有任何理想主義的東西，有的隻是赤裸裸的、血腥的權力鬥爭”(《開放》雜志2006年5月号)

[ 司馬璐說： “‘以派系爲核心，以路線爲旗幟，以權力爲目标。’的鬥争，貫穿一部中共黨史。 ” (《中共黨史的見證》第417頁) ]

在1957年，毛原來想借助爲沖擊力量的民主黨派人士不明了他内心深處的想法，[你是怎麽 “明了”的？]不分老和尚小和尚一律批評，不但出現了對他本人的批評，甚至還涉及到有關共産黨領導地位的根本問題。他原本就認爲[是的： “他原本就認爲”。]民主黨派懷有二心，這時候更感覺到雖然八年來經過各種政治運動打壓和主流意識形态教化，民主黨派仍未歸順。面對着這種七嘴八舌紛紛議論的局面，他感到當務之急不是跟那些反冒進的黨内對手算賬，而是趕快把被他放了出來的那個魔鬼重新收進瓶子裏去。于是[ “于是”？？？——怎麽又能這樣說呢？涉及這些重大問題的右派言論的出台，是在5月15日毛澤東 “王八吃秤砣——鐵了心”反右之後，而不是在此之前!這個 “于是”颠倒了因果。]以民主黨派爲第一個打擊對象，實現了全黨一緻的反右派鬥争：反擊資産階級右派分子向共産黨的猖狂進攻。[作者在《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争鳴到兩家争鳴》一書中說得好： “這個座談會以及工商界座談會上的全部發言，都在第二天《人民日報》上詳細報道， 上述三篇發言，即分别見于5月22日、23日、6月2日的《人民日報》上。至于海德公園一說，在這兩個座談會的報道中沒有反映，假如有人說了，當不會不作報道的吧。也許另有出處，我沒有找到。

[“5月20日以後才出現的論點，怎麽可能促使毛澤東在5月15日就定下反右派的決心呢？“問題就出在這裏! ]

因此，在1957年，任何一個基層黨組織，乃至任何一個黨員，都是不能批評的，誰批評了就是向黨進攻。因爲黨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由這些具體的支部和黨員組成的。通過這樣一場鬥争，黨的威勢大大提高了；作爲黨的領袖，毛的威勢更是大大提高了。這裏我用“威勢”一詞，不說“威信”。因爲有人說過，反右派鬥争使共産黨立了威，卻失了信。[爲什麽 “反右派鬥争使共産黨立了威，卻失了信” 呢？ 這表明共産黨在道義上遭到失敗。千萬别放過這一問題!這是本文要着重論證的第三個問題。

[李志綏在他的回憶錄中說：

[“毛對我說： ‘原本想用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力量，幫助整黨。想不到他們這樣不可靠，最壞是民主同盟，他們是男盜女娼。’(本書，頁188)”

[到現在，事實已經昭彰。不限于中國，恐怕全世界絕大多數的有識之士，對于 “誰才是男盜女娼，是毛澤東還是知識分子？”，都會認定是毛澤東。毛把 “陰謀”說成 “陽謀”，不僅說明他理屈詞窮，而且露出一副流氓嘴臉。所以現在毛的徒子徒孫不僅否定 “陰謀”說，連毛澤東自己說的 “陽謀”也一概否定了。因爲 “陽謀”已成爲一個笑柄，當世人說 “陽謀”的時候，充滿着對不齒于人類的無賴之徒的奚落，嘲笑和譏諷。所以像毛澤東這樣的人，像共産黨這樣的黨，即便有武裝到牙齒的幾百萬軍隊爲他保镖，充其量也隻能是有威而無信。除了徒子徒孫外，所有的人總有一天會認識到毛不僅是道德流氓，而且是政治流氓，蓋棺定論：他是男盜女娼的一生。關于反右起因的官方口徑，正是爲了挽救中共在道義上的破産，掩蓋娘偷漢子，即掩蓋毛澤東屙膿尿血、男盜女娼的醜惡事實。關鍵就在這裏。]

(之十)

到了1966年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從一開始，毛就明确告訴人們：決不可把共産黨看做一個統一體。在宣告文化大革命開始的第一個文件《五一六通知》中，毛就寫下了“批判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産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的話。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關于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中更明确宣稱：“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内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過來人都記得，當年那些大大小小的黨内領導人幾乎無一不被戴上“走資派”的帽子而受到沖擊，[所謂 “走資派”，其實無所謂 “走資”不 “走資”，隻是泛指劉少奇線上的幹部。 “當年那些大大小小的黨内領導人幾乎無一不被戴上’走資派’的帽子而受到沖擊”。這說明，劉的勢力盤根錯節，多麽龐大!也跟着說明，爲什麽當劉少奇個人已被打倒，文化大革命仍不能結束？當然也跟着說明，文化大革命爲什麽不可能發生在1957年？]這就同1957年的做法完全相反，不過毛澤東的個人威望卻是進一步大大提高了。[這時候再說 “威望”，已不合時宜，應該如實地說，是 “淫威”；難道不是這樣嗎？至于說 “信”，早在反右後業已喪失，這時，特别是在林彪事件以後，就基本上垮台了，連我被監督勞動的生産隊，老農民都公開說： “毛主席糊塗(地方音爲huo duo)了。”]

1957年發動整風運動的時候，毛還頗有一些自信。這時他執政八年，工作中積累的錯誤，群衆中積累的不滿，都不算太多。有錯誤，他以爲也不過是某些黨員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和特權思想造成的，無損于整個黨的偉大、光榮、正确。祇要按照整風指示說的，讓大家在和風細雨中批評批評就可以了。

到了反右派鬥争中，甚至連這三個“主義”也不承認了。誰批評教條主義，就是攻擊馬克思主義，批評宗派主義，就是攻擊黨的領導……如此等等。用一頂右派帽子把一切批評都擋了回去。[不僅僅是 “用一頂右派帽子把一切 ‘批評’都擋了回去。“而且是把人民的一切合理要求，即所謂“鬧事”，都借 “殺雞”此一招數，全給鎮壓了下去。]

時間又過去了九年，到了1966年，工作中積累的錯誤就更多了。其中還包括大躍進這樣的絕大錯誤，甚至應該說是滔天罪行，遠不是可以用“三大主義”那樣的輕描淡寫能夠解釋過去的。這時，人們對大饑荒記憶猶新，心裏都在想：這些錯誤乃至罪行是怎樣造成的？應該由誰來承擔罪責？對于這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在文化大革命中是這樣解決的：有一條和毛主席的無産階級革命路線相對立的，劉少奇鄧小平的資産階級反動路線。這十七年間的一切成就，都歸功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切錯誤，災難和罪行，都歸罪于劉鄧路線。毛要打擊的一切黨内對手，一切大大小小的走資派，都歸屬于劉鄧路線。這樣強調黨内的路線鬥争，是1957年沒有提出也不必提出的。[這話說得又糊塗了。 “1957年沒有提出也不必提出” “劉鄧路線”的原因，并非由于當時尚未出現 “一切錯誤，災難和罪行，都歸罪于劉鄧路線。”的問題，而是 “幹啥說啥，賣啥幺喝啥”，當時幹的是 “反右”，毛澤東居心先 “反右”。這才是最根本之點。]

在1957年，毛原來想要利用的沖擊力量是民主黨派人士，可是他們太不識相，有負厚望，因而受到沉重的一擊，早已潰不成軍，屍居餘氣。到1966年時已經不成其爲一種力量，毫無使用價值了。這一回被毛澤東找來作爲沖擊力量的，是大學生和中學生。看來這是他因爲有了1957的記憶而作出的決定。

在1957年部署整風和反右的時候，最開始，毛并沒有想到學生。[怎麽會是 “沒有想到學生”？隻是毛認爲， “這些學生娃娃們， 沒有經驗”，用不着 “引蛇”，蛇自會 “出洞”而已。毛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提出整風的講話中，三次提到學生上街、上訪、鬧事。在部署整風和反右之前，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上的講話中說： “在學校裏也出了些問題，好些地方學生鬧事。石家莊一個學校，有一部分畢業生暫時不能就業，學習要延長一年，引起學生不滿。少數反革命分子乘機煽動，組織示威遊行，說是要奪取石家莊廣播電台，宣布來一個 ‘匈牙利’。他們貼了好多标語，，其中有這樣三個最突出的口号： ‘打倒法西斯!’ ‘要戰争不要和平!’ ‘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北京清華大學有個學生公開提出： ‘總有一天老子要殺幾千幾百萬人就是了了!’百花齊放百家争鳴一來， 這一‘家’也出來了。鄧小平同志去這個大學講了一次話，他說，你要殺幾千幾萬人，我們就要專政。

[“我們高等學校的學生，據北京市的調查，大多數是地主、富農、資産階級以及富裕中農的子弟，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出身的還不到20%。全國恐怕也差不多。這種情況應當改變，但是需要時間。在一部分大學生中間，哥穆爾卡很吃得開，鐵托、卡德爾也很吃得開。倒是鄉下的地主、富農，城市裏的資本家、民主黨派，多數還比較守規矩，他們在波蘭、匈牙利鬧風潮的時候還沒有鬧亂子，沒有跳出來說要殺幾千幾萬人……他們老于世故，許多人現在隐藏着。他們的子弟，這些學生娃娃們，沒有經驗，把什麽 ‘要殺幾千幾萬人’、 ‘什麽‘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這些東西都端出來了。”(《毛澤東選集》五卷332-333”) ]是5月19日北京大學的學生貼出了第一張大學報，轟轟烈烈地掀起了他們自豪地稱爲“五•一九運動”之後，才[？]引起了毛的重視。在5月19日以前，毛澤東寫的有關整風和反右的文件中都沒有提到學生，是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和别的一些大學的學生們，出大字報，辦民主論壇，鬧烘烘，使毛澤東大傷腦筋，給他留下了極深的印象。他在醞釀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回憶起1957年這些娃娃們爲了自己認準的“理”而奮不顧身的勇氣，覺得可以用來作爲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沖擊力量。于是所謂“紅衛兵”就應運而生。[這裏多少有些扭曲了曆史。須知， “1957年這些娃娃們……認準的 ‘理’，“正好不能用來發動文化大革命。後來的事實證明，凡是在運動中覺悟到受了騙，因而認準了1957年 “娃娃”哥哥們的 “理”，就都變成了“現行反革命”，其中有造反派，也有保守派，有 “一或二、三……号服務員”(即頭頭們)，也有無名小卒。毛之所以利用他們當炮灰，一方面是下面的理由：__]他們之中多是大學生、高中生，甚至還有初中生。他們更年幼無知、更輕信、更容易被煽感。他們不但不知道上下五千年的曆史，就連中共執政以來十七年的曆史也不甚了了。他們中的一些人從父兄的遭遇中感受到了社會的不公，但被告知這是受到劉鄧路線的迫害，于是他們起來誓死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了。他們成群結隊，四處抄家，打死老師，破四舊，鬧得烏煙瘴氣。他們的這種種無法無天的胡作非爲，都被稱贊爲革命行動，受到鼓勵。在他們的沖擊之下，各地黨委在很短時期内就癱瘓了。“紅衛兵”做到了毛希望他們做的事。[另一方面，這是毛耍的政治流氓手段。當然毛也有自己的苦衷：作爲一個整體，知識分子是不能利用的，他們的理性讓他們知道誰更壞？再說，他們從右派的苦難曆程中得知：反對黨員個人就是反黨，更不敢設想反劉少奇了；黨内作爲一個整體，也是不可利用的：毛的倒行逆施與劉少奇的善後處理，失黨心與得黨心已成明顯之勢。不然的話，他通過黨内路線鬥争，通過黨的組織常委會、政治局、中央全會……來處理，不更名正言順，成績最大最大最大，損失最小最小最小嗎？何必耍流氓無賴手段，用一群對黨内是非不明，對黨的路線鬥争狗屁不通的乳臭未幹的孩子，來打得劉少奇爺爺鼻青眼腫呢？ 孩子能解決好黨内的路線是非嗎？不讓他們好好學習 “雞兔同籠”與 “孔融讓梨”，卻教唆他們兇惡，邪惡，醜惡，打砸搶，刑事犯罪。毛澤東做得真夠空前絕後，斷子絕孫!應該送到曆史審判台上，嚴懲不怠。]

(之十一)

文化大革命當中鋪天蓋地的大字報，批鬥會，都是1957年經驗的直接繼承。[切不可囫囵吞棗地說： “都是1957年”! 這是正義與邪惡，道高一寸、魔高十丈的一年! 所以應該泾渭分明地，區分這兩種水火不相容的經驗：指明是幫助黨整風，知識分子 追求真理“經驗的直接繼承”；還是反擊右派，毛澤東背信棄義“經驗的直接繼承”？文革繼承的是後者，是邪惡!是魔高十丈!]

毛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說：“今年這一年，群衆創造了一種革命形式，群衆鬥争的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抓住了這個形式，今後的事情好辦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問題也好，建設的問題也好，都可以用這個鳴放辯論的形式去解決，而且會解決得比較快。……以後要把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種形式傳下去。這種形式充分發揮了社會主義民主。這種民主，祇有社會主義國家才能有，資本主義國家不可能有。在這樣的民主基礎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鞏固了集中制，加強了無産階級專政。”[毛曾說過這是右派的發明： ”感謝右派， ‘大’字是他們的發明。我在今年二月二十七日的講話中，并沒有講什麽大鳴，大辯論，沒有這個 ‘大’字。去年五月，我在這裏講百花齊放，那是一個 ‘放’，百家争鳴，那是一個 ‘鳴’，就沒有這個 ‘大’字。”(《毛澤東選集》五卷，頁485)現在他又這樣說：是 “群衆創造了一種革命形式，群衆鬥争的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在極權統治下，人人皆無言論自由，而統治者毛澤東連胡說八道都有絕對的自由。無怪群衆這樣說： “毛澤東的嘴就是屄，逢說東就說西。”話雖不雅，但誰能說這不是事實呢？這和鄧拓在《三家村紮記-專治 “健忘症”》一文中說的文謅謅，很風雅的話，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見過的東西很快都忘了，說過的話很快也忘了，做過的事更記不得了。因此，這種人常常表現出自食其言和言而無信，甚至于使人懷疑他是否裝瘋買傻，不堪信任。”治病方法：古人用狗血噴頭， “一次不愈，則連治三次”； “現代西醫的辦法，是用一根特制的棍棒，打擊病人的頭部，使之 ‘休克’，然後再把他救醒。” 由于毛澤東諱疾忌醫，疑心很大，如曹操然：曹殺華佗；毛雖尚未殺鄧拓，但鄧拓由毛而死。

[在我們弄明白 “四大”的知識産權之後，接着說下去：毛領教了右派這件新式武器的厲害。 于是采取了一向的做法：“奪取敵人的武器，武裝自己。”現在 “人民文革”論者主張揀起這件武器對付共産黨，是看到共産黨(特别是鄧小平)被這件武器吓得發抖，因而認作是文革的亮點，其實是謬歸了。這是右派的發明，如果我們要繼承，就要在繼承 “四大”這種形式的同時，更要繼承當時右派利用 “四大”所發表的各種真知灼見的内容及其勇氣，要堅決拒絕毛澤東在後來反右，以至文革時，利用 “四大”當打手，來進行栽贓陷害。 右派爲之付出沉重代價的那些言論，如反對 “黨天下”，如 “實行法治”……至今仍有時效，這是中華民族沉痛的悲哀，也是中共罪大惡極，頑固不化的表現。所以，隻有目标明确地反對毛澤東的極權統治( “極權”一詞是北大才女、右派分子林昭在中國首先使用的。)，反對黨天下，如林昭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爲才稱得起是 真正的“人民文革”(名字可另議)。如果，例如是砸爛劉少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 “三自一包”，堅決擁護毛澤東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等等等等，諸如此類，那算是什麽 “人民文革”？]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量采用這種革命形式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毛對這幾樣是如此喜愛，後來甚至把這些作爲一種公民權利寫入《憲法》之中。直到毛澤東死後，鄧小平才有了一個新說法。他說：“‘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這是載在憲法上的。現在把曆史的經驗總結一下，不能不承認，這個‘四大’的做法，作爲一個整體來看，從來沒有産生積極的作用。”

他說的是“從來”，就是說，這個“四大”不論在反右派鬥争中，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沒有起過積極的作用。[鄧并不反對在反右中運用，而是反對在1957年右派大鳴大放向黨猖狂進攻；而是在文革中——特别是1976年的反擊右傾翻案風中運用；尤其是1979年民主牆惹怒了他。要知道，實用主義的他也曾說過 “四大”的好話。]

從形式上來看，文化大革命跟反右派鬥争相似之處甚多，祇是規模更大，持續的時間更長，受到沖擊的人更多，造成的破壞也更大。在這個意義上看，反右派鬥争可以說是文化大革命的彩排或預演。[第一次說 “2乘2等于5”，不對；再重複幾遍，也還是不對。]

在1957年，毛澤東把他提出的“百家争鳴”解釋爲“兩家争鳴”：“我們提倡百家争鳴，在各個學術部門可以有許多派、許多家，可是就世界觀來說，在現代，基本上祇有兩家，就是無産階級一家，資産階級一家。”照這樣的解釋，所謂“兩家争鳴”，實際上就是“無産階級和資産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态方面的階級鬥争”。這思想後來也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在《五一六通知》中，就提出了“無産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的口号。可見就指導思想而言，文化大革命是反右派鬥争的直接延伸和發展。[難道真的反右是 “預演”，是“彩排”，文革是 “正式演出”嗎？這說法已被證明是不對的。說 “延伸和發展”倒是對的。不過需要說明，朱先生所指，毛澤東在文革中的 “指導思想”，全是表面文章，全屬男盜女娼。就以文革第一炮，批《海瑞罷官》說吧：吳晗是共産黨的忠實奴才，對曆史，古爲今用，任意篡改。反右時極其傷心病狂。至于此一京劇的編寫，也完全是爲了向主子搖尾邀寵，按着毛澤東的口徑寫的。毛所以向他開刀，活該他冤枉，誰叫他是劉少奇(直接是彭真)線上的人來？根本不存在意識形态方面的問題，說該劇爲彭德懷翻案雲雲，全屬子虛烏有。這是個案。整個地講，宋永毅先生以充分事實說明毛澤東與劉少奇在政治路線上并無分歧。我用此例說明，所謂 “指導思想”，真的是 “三全”：全是虛假命題，全是表面文章，全屬男盜女娼。在此，我這個右派還要向左派吳晗先生深表同情： 因爲他死前頓悟到“悔不當初”，咬破舌頭寫了這四個血字，所以他能“立地成佛”。佛說，縱有彌天大罪，也抵不住 “悔改”二字。]

毛澤東想要打倒劉少奇等黨内對手的目标，在1957年[57年就想要？拿出真憑實據來!别光是徒托空言。]沒有能夠達到，直到文化大革命才達到了。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認爲反右派鬥争是一場流産的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流産”(曆史不能 “如果”，隻好全憑想象)，當真毛澤東在1957年就有可能和有必要打倒劉少奇嗎？]。同1957年那時不同的是，随着劉少奇及其同事在彌補大躍進災難性後果過程中威信的日益升高，打倒劉少奇的決心變得更加強烈與急迫。十年之後，“霸蠻”的毛澤東終于騰出手來，開始了他自己視爲一生中在打倒蔣介石之外的第二件大事，即發動以打倒劉少奇爲直接目的的文化大革命。[ “……騰出手來，開始了……”這說明了 “反右”和 “文革”是兩碼事，隻有先辦完一碼事 ，然後 “騰出手來”， 才 “開始了”另一碼事。如果硬說是一碼事也行，比如說是一篇文章，那也必須承認有 “上篇”和 “下篇”之分，而不是一而二，二而一，囫囵吞棗不吐棗核之謂也。]

(完)

──《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