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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创业者多怪人:多有不同程度社交障碍/唐骏演讲亮点多:我用血和泪挽救了李开复
發佈時間: 6/25/2012 3:09:36 PM 被閲覽數: 192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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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创业者多“怪人”:多有不同程度社交障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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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优秀电脑编程员的心理特质非常接近于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特点。(TechWeb配图)

几十年前,威廉•怀特在他的畅销书籍《组织人》中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认为公司过于喜爱那些“全才型”的总裁,以致于许多公司已经到了“与天才为敌”的地步。今时今日,这种“偏见”却体现在相反的方面。软件公司大肆招收不合群的极客,对冲基金同样急于吸入怪异的宽客,好莱坞竭尽全力来迁就创意人才的心血来潮,政治家们则指望打破规章的创业家来制造就业。和学校的操场不同,市场对于这些另类分外和善。

招聘人士已经注意到,一个优秀电脑编程员的心理特质非常接近于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特点:对于一些狭窄的课题有强迫性的兴趣,热爱数字、规律和机器,对重复性的工作着迷,对于社交信号则置若罔闻。硅谷人曾开玩笑说,互联网是那些位于“自闭症光谱”上的人为了自己而发明的。在网上,你可以和别人联系,而不需要承受见面带来的煎熬。

《连线》杂志称这种情况为“极客综合征”。Facebook的一位早期投资者彼得•提尔在接受《纽约客》访问谈到过去十年建立的互联网公司时曾这么说:“这些公司的老板都是一定程度上的自闭症患者。”Facebook前雇员黄易山曾撰文提到该公司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有“一点自闭症的味道”,原因是“他不会对你的话提供多少积极反馈或肯定,让你知道他正在听你说话。”克雷格分类广告网的创始人克雷格•纽马克说过,当他第一次听到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征状时,他觉得这些征状“熟悉得让他感到不适”。

在金融业的高层,类似的特点也很常见。如今宽客已经取代了传统的社会精英。迈克尔•刘易斯的纪实著作《大空头》中的主人公迈克尔•拜瑞性格孤僻。这位对冲基金经理在医学院念书期间以撰写股市博客作为消遣。他的博文吸引了大量资产管理人的注意,最终他放弃当医生,自己开了公司。后来,他发现按揭市场存在问题,于是下了重注赌房地产市场将会崩市,赚了个盆满钵溢。刘易斯在接受国家公共电台采访时说:“在(金融)危机中我唯一可以信任的人就是这位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戴着一个假眼珠的老兄。”

创业家也展现出一些惊人的心理怪僻特点。凯斯商学院的朱莉•罗金调查了一群创业家,发现其中有35%称自己患有读写困难症。相较之下,读写困难症在全体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只有10%,在职业经理人中该比例更只有1%。

著名的读写困难症患者包括福特、通用电气、IBM和宜家这些公司的创始人,更不用说近年来的一些成功人士,查尔斯•施瓦布(一间证券经济公司的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维珍集团),约翰•钱伯斯(思科),还有斯蒂夫•乔布斯(苹果)。这背后有很多可能性。读写困难症患者从很小起就学会了如何分配工作(例如让其他同学帮自己做功课)。他们自然而然地趋向于不需要正式文凭,也不需要多少读写能力的活动。

多动症则是另外一种和创业家有着不解之缘的病症。那些无法长时间在一件事上集中注意力的人会是非常糟糕的雇员,但同时也可以是新点子的源泉。一些研究表明多动症患者最后自己经商的机会是普通人的六倍。廉价航空公司捷蓝的创始人大卫•尼尔曼说过:“我的多动症大脑自然而然地在不停搜寻更好地行事方式。多动症带来缺乏组织、拖沓、无法集中和其他各种不利因素,但是它也带来了创意和冒风险的能力。”保罗•奥法里是金考快印的创始人,之后还创建过五花八门的各种公司,他同时患有读写困难症和多动症。他曾说过:“我很容易对事物厌烦,这给了我很大的动力。我觉得人人都应该患上读写困难症和多动症。”

那么老派的组织人还有什么可做呢?放心,他不会有问题。公司雇用的高明异类人才越多,它们也就需要越明智的经理来控制这些人才。总得有人来确保完成那些枯燥但必需的工作。总得有人来讨好顾客(或许还有政客)。这项工作最好还是交给那些不会流露出“普通人是笨蛋”想法的雇员,扎克伯格的副手谢丽尔•桑德博格在这一点上就为Facebook做得很好。许多新兴企业都是在职业经理人取代创始者之后才被拯救起来的。当然,那些经理人要学会和极客共事。

从更广的视角看,组织人被无组织人代替正在改变权力的平衡。那些另类人士在上学时可能并不轻松。他们遭受运动好手们的嘲讽,在聚会上无人搭理。但今时今日任何认真的组织都需要这类人才方能成功。正如一位硅谷的关系网人士吉兰•马尔霍特拉所说的那样:“当极客其实挺酷的。”

 

 

骏演讲亮点多:我用血和泪挽救了李开复(图)

 
文章来源:
 
 

导语:6月19日,在搜狐财经主办的未来大讲堂上,新华都集团总裁兼CEO、微软(中国)公司终身荣誉总裁唐骏发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主题演讲“超越自我,超越平凡”。演讲一开始,唐骏以一贯的唐氏幽默风格定义自己为一个错误不断的“平凡人”、“普通人”,痛陈学历门带给自己的“血和泪”,反思自己的错误所在,并坦承“我错了。”在演讲之后的问答环节,唐骏再次借着听众的问题,首次在公开场合详细讲述了自己的学历真相,再次分析自己的错误,再次道歉。以下为此次活动完整实录:

其实来的路上一直很担心,因为由于地址的变化,我担心是不是就是那么几十个人来参加论坛。当我走进会场的时候,还是看到了这么多热情的听众。

我只想对你们说一句:你们真的很有品位。

过去的两年对我来说很不容易。站在你们面前的唐骏,很多人可能是第一次看到我。看到我一定会很失望。这个失望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外表的失望。其实我唐骏长得真的不怎么样。

从小到大一直非常的纠结。我也曾经跟我的母亲进行过多次的交涉。我觉得很不公平。最后,我的母亲跟我说,其实她和我的父亲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他们这些话反而让我觉得很内疚。因为我其实不是讨一个说法,我就是想抱怨一下。

其实大家都知道,在这个社会的抱怨无济于事。我就想改变,怎么个改变?其实我的外表已经无法改变,长了四十多年还长成这个样子,外表的改变太难了。但是我就想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告诉我们的父母说,其实外表第一没有那么重要。第二,所谓外表的平庸也并不代表什么。所以我试图用不同方式改变我的外表。我也曾经参加过一个时尚杂志和一个网站共同举办的中国十大帅哥总裁的评选。

我知道很无聊。还不是一般的无聊。我也曾经获得过所谓的至少是那个年代获得过很多中国的十大,什么科技人物、经济人物、IT,职业经理人等等,我都觉得这些含金量并不是那么高。对我来说我需要改变我自己。没有想到的是,居然就这么一个外表,还被评选上了中国十大帅哥总裁。

我无比的兴奋,准备了很多的获奖感言,感谢全国人民,感谢我的父母等等。后来媒体的总编跟我说,唐骏我觉得你到了应该低调的时候了。他说我们其实做过一个统计,这个统计发现投你票的70%、80%的人是中国的中老年妇女。

这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我想告诉我的父母,其实你的儿子长得没有那么难看。在我评奖之前我就知道我肯定会获奖。因为你看看都是什么人在参加评奖?什么马云、史玉柱,好一点的就是俞敏洪。我基本上不需要跟他们评比,基本上是欧冠一样直接晋级的感觉。当然,外表的平庸并不代表着人心的平庸。其实我就是一个平凡人,一个非常普通的人。今天我的题目也是超越平凡超越自我。我觉得普通人和伟人之间真的是极然的不同。我也看过很多伟人的书,毛泽东在读小学的时候,他就想未来要领导全中国,那是一个多么高的境界。而我小时候,我忙着给同桌的女孩子写纸条。那又是一种什么境界?从小就注定了我唐骏就是一个普通的人。

两年前,我经历了一场在我的人生上重大的波折。这个波折前所未有。问题在哪里?刚开始的时候有人开始质疑我,我就用一种传统的方式,第一,我想清白。第二,我想争辩。第三,我想反击。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因为我的这种表现,招来了更多人的质疑,甚至批判,甚至批评。这是什么问题?这是一个态度问题。在中国态度是最重要的,而我却选择了一种对抗的态度。所以我受到了巨大的批评。当我意识到的时候,我又选择了沉默,沉默就是默认,当你默认的时候,也就是你错了,你错了就应该遭受到批评。所以我辩论也是错,沉默也是错,我真正感受到了在中国什么是坦白从严、抗拒更严的说法。

其实这个问题可以说可大可小,肯定有错,如果在当时我选择了说一声对不起,服个软,其实很多中国人也就会来理解,因为毕竟是个年轻人犯了错误,正常。毕竟我还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每年都会犯错误的人。但是,我并没有做。那个时候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也许很后悔,但是我现在想说的是,其实现在把它说出来也不晚。因为毛主席曾经说过,知错就改,还是好同志。至少从今天开始,我还是个好同志。

后来,就有人把我的经验传授给了李开复先生。李开复先生在最快的时间选择了服了个软,说了声对不起。避开了同样的一种风波。所以在这里,我觉得他应该感谢我。因为是我用我的血和泪挽救了一位青年。

过去一个阶段我一直在反思,反思的是什么?在我的人生经历中,确实有很多地方你需要去改变,在我的人生经历中,可能忘却了很多不应该忘却的东西,几年前就有人曾经告诉我说,唐骏你太高调了。那个时候我不理解什么叫高调。到现在我还是不理解,但是我现在告诉你们的,像唐骏这样的就叫高调,没有其他的定义了。但是我只知道,跟这个反义词相等的是低调。

什么叫低调?中国人喜欢低调,中国人当你赚钱的时候你千万不能告诉别人你赚钱了。当你通过关系在房地产捞了一大把的时候,你还要站出来说感谢党的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政策。这叫低调。就像在中国一样,明明被抓起来了,他说叫被双规了。这叫低调。明明被隔离审查了,他也会告诉你说这叫休假式的治疗。

但是中国人喜欢这样。而我选择了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直接。是的,直接给人是简单、是透明,但是对中国文化来说,其实并不是那么的适应。因为中国人讲究的是含蓄,而你唐骏从头到尾就是直接,那么一点点高调,当然会惹很多的人。所以刚刚上午在南京参加了中国国际软件外包峰会上,我也讲述了这个问题。按照平时的说法,其实我是十年前就和当时的南京市市长,也是现在的江苏省委书记,那个时候我是微软中国的总裁,南京希望发展软件产业,当时他跟我说,因为边上坐的副市长,他说唐骏你告诉我南京的软件产业在中国能排名第一吗?我说不可能,怎么可能排名第一?没有想到得罪了当时的副市长,因为副市长在那之前就对他说,南京的软件产业已经在中国排名第一了。从那个时候那个副市长就对我怀恨在心了。我说在整体方面南京不是全国第一。那个副市长说,我们只是说软件某一方面南京在全国第一。十年前,我和罗市长说,南京要想成为中国软件的第一,只要做一件事,就是大力发展软件外包,大力发展软件服务外包。不知道他是听了,还是没有听,但是今天我可以和大家说的是:南京在整个软件产业中已经成为了中国的第一。

这跟我一点没有关系。这个时候一定要低调。

几个月前,我去了一趟日本。准确地说是回到了我曾经留学五年的名古屋大学。名古屋大学其实还是一个不错的学校。不错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在日本还小有名气,不错的地方是曾经出过三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是这个名古屋大学。所以我和名古屋大学的校长有过长时间的接触。

我后来反思了一下,为什么中国出不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体系的问题。中国人花了太多的时间在18岁以前把所有的难的题目全部做完。做完了以后他跨进大学以后,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对任何难的题目、任何挑战性都没有兴趣。就像外国人一样,很多人说到底是外国人开放还是中国人开放,我告诉你说,外国人和中国人一样的不开放,一样的开放。因为外国人在结婚之前把该玩的全玩了,结婚以后他觉得没有什么好玩了。所以结婚之前的外国人是开放的。

结婚以后的外国人变得比中国人要保守得多得多。而我们很多的中国人,我除外,我们很多中国人结婚之前是不知道怎么结婚的,就像我这样的。结婚以后觉得好多东西还没有去经历过。人生需要的是经历,特别是对男人来说,所以他们选择了,用他们这个词,跟我是没有关系的。他们选择了去经历很多应该经历的或者不应该经历的事情。当然现在我觉得很多中国的年轻人已经开始跟国际接轨了。接轨的是,结婚之前也去经历了。但是我希望的是结婚之后你千万别再去经历了。不要像“那些人”那样。

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在18岁之前,把所有高考的题目,难题、奥数的题目全做了一遍以后,你会对挑战性产生一种厌恶。当你厌恶了以后,你选择一些比较简单的东西去做。而外国人,18岁之前什么都不做,既不学又不看,我女儿就是一个。但是我相信到他们跨进大学的时候,就像他们结了婚一样,会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他觉得人生应该有更多的挑战去学习更难的东西。所以你看到18岁以后的美国的学生开始认真的学习了。而我们中国的大学生,特别是像北大、清华的大学生们,你们真的太苦了。18岁之前,你是全中国最苦的人,当你跨进北大清华以后,你选择最简单的人生。我们曾经在清华、北大做过招聘,那些北大、清华的学生很少再愿意去从事特别专业的工作。这其实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很多北大、清华的学生更多的愿意做管理培训生的招聘。我觉得让北大、清华这样的人来做管理太浪费了。应该让唐骏这样的人去做管理。

因为我觉得中国需要领先的、需要精英,恰恰是北大、清华这样的学生你们是精英,你们应该在各个领域里面成为中国的精英。而我们的教育体系并没有让我们每一代的精英真正的成为精英。所以有那么一点点让我感觉到伤感。

再回到名古屋大学,为什么要去名古屋大学?因为这个大学给我留下了很多的怨,它同样也带给了我很多好。我专门召见了我当时的教授坂昌文忠,这个教授让我放弃了我在日本攻读五年的博士学位。因为这个放弃,让我在中国很多的老百姓当中觉得我唐骏没文化。真的是没文化。因为这个坂昌文忠让我放弃了日本,也放弃了很多日本女孩子。

所以我和他进行了一个交流。他我和说,最近中日关系不是特别好。我说现在不好,今后会更不好。他说为什么?十年前、二十年前的中日关系还不错。我说那个时候的中日关系其实不是不错,是中国人也那么一点点忍着。他说为什么要忍?很多原因,因为中国处在一个发展时期,中国希望一个和平的环境来让中国更好的发展。

他说为什么你们中国人现在不喜欢日本人?我心想什么时候我们喜欢过你们?再说了,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的人喜欢日本人?除了日本女孩子之外。他说你们现在中国的军舰不停的到日本的海边来进行巡视。这说明你们中国太高调了。我说中国这不叫高调,这叫实力。所以,高调是需要有实力的。他说为什么你们中国对日本有领土的要求?我说这哪叫领土的要求?这是中国在收回我们的领土。他说为什么你们以前不收呢?我说就跟我们自己家种的西瓜一样,我们家长的西瓜,我什么时候收,该不该收,这是我自己的事情,和你是没有关系的。

他说自古这是日本的领土。自古,日本的领土也是中国的领土。虽然这是中日民间的对话,但是也反映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意。这个民意至少从我的角度来说,反映了一个很大的民意。从他的角度来说,我也能理解,也反映了他很多他的民意在里面,或者很多日本人的民意在里面。

人生的经历中,没有后悔药可吃。就像刚才我说的,如果回到两年前,可能是不一样的结果,十年前,又是不一样的结果,回到27年前名古屋大学五年的留学经历可能给我是不一样的感觉。但是这个世界上永远是没有后悔药的。就像一前我们同一届的同学,三十年聚会的同学我们在一起进行了一个聚会。我是80届的同学,我们北邮的很多同学,我把北邮80届的同学全部召集到一起做了一个聚会。很多女同学跑到我这里来问我,唐骏你还记得我吗?很多女孩子跟我说。因为表示礼貌,一般我会说,还是有点印象。这个印象你也知道这个成分在里面。因为要低调一点。很多女孩子跟我说,唐骏你还记得你曾经给我写过信吗?说实在的,我真的记不住了,因为写信的太多了。她说唐骏你还记得吗?你不是在信上说要等我三十年的吗?这个我肯定记得,因为所有信的内容都是一样的。我知道很多女孩子后悔了。但是,过去的事情,后悔已经没有帮助了。

提问:方舟子说你学历的时候,你压力最大的时候,是怎么解压的?

唐骏:第一,这是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就这个问题进行公开的回答。放弃我所有的辩解,陈述这个最基本的事实。在日本读了五年,本应该拿到一个博士。我是当年的教育部的公派留学生去了日本,就是读五年拿一个博士的。结果最后一刻我的老师因为有很多不利于中国的言论,这个不利于中国的言论非常让我生气,书上我也写过。所以我选择了离开、放弃。

我去了美国。但是在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我觉得我没有拿到博士,所以我当时选择了在美国有一种函授博士的。这也是我一生中犯的最大的错误。你只要去报他的名,这个函授的大学叫西太平洋大学,在当时是美国加州认可的一个正规大学,在美国的大学主要是州政府认可,没有国家认可。我选择了它函授的博士课程。我把我在名古屋大学所有的学分转移过来,我的论文基本上不用太多的写,因为已经写好了,无非就是进行翻译。翻译完了以后,我就把它交上去。确实需要花钱,因为函授一定要花钱,所以我花了3300美金,按照你们说的买了一个学历也好,就这样我获得了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学位。我知道现在看来没有这个必要,但是当时为了一种虚荣。我们100个同学,99个都拿到了博士,就我唐骏没有拿到,为了弥补这个阴影,我做了这么一件相对来说是愚蠢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已经过去的事情。

回到中国以后,我的错误所在就是,我几乎不愿意跟别人讲我是怎么获得我的博士学位的。所以在我的所有简历里面我都是说,我在日本拿的硕士,我在美国拿的博士。唯一的一次是在盛大上市的招股说明书上。这个时候律师说你必须写上你在哪里拿的博士,所以我写上了美国西太平洋大学。这是唯一一次有记录的我把我的学历的地方写在了美国西太平洋大学。这是所有的来龙去脉。

错在哪里?第一,这个学位拿了也没有什么用。我也知道是野鸡大学,函授大学,好听一点叫做函授大学,难听一点就是野鸡大学。第二,回到中国,既然我已经拿了,要么你就告诉别人说,我不写我是博士。要写就不要说是美国的博士。你写一个美国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可能也没有太大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导致了你们看到的学历门的事件。

今天我用最简单、最真实的还原所谓的学历门事件。有错。我现在都不敢说我有委屈了,因为一说我有委屈的话就高调了。我只说我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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