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来自下列网页（有人有些记忆吗，厚厚)：
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1/01/the-rise-of-the-new-global-elite/8343/
新型全球精英的崛起
菲茨杰拉德说得对，有钱人与你我不同。但是，今天的超级富豪们也不同于昨日：更多的勤奋和任人唯贤，但和给予他们机会的国家则较少关联 - 他们的同胞也被抛得比从来更远。
作者 Chrystia Freeland
去年夏天八月的第一个星期日上午的NBC频道有个有趣的节目叫“与媒体相会“。其中主持人大卫格雷戈里正在采访一个客人。这个客人有力地指出美国经济已经变得“非常扭曲”。客人解释道，经济衰退结束以后高收入者，大银行和大公司经历了“显著的复苏”；而经济的其他部分 - 包括小企业和“非常大量的劳动力”，仍然停滞不前苦苦挣扎。他认为，我们正在研究的不是一个单独经济，而是“从根本上两个不同的类型的经济”，同时这种差异正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大。
这个令人震惊但并非独特（“两个美国”的概念是约翰爱德华兹2004年和2008年的总统选举的中心论点）的断言让我们注意到富人和其他普通人之间的鸿沟 - 在本例中使论点引人注目的是，发言者正是此前连任五届联邦储备委员会长格林斯潘：自由派的标志性人物，卓越的自由市场捍卫者，（至少直到最近）这个国家里关于自我显示和竞争的首要信奉者。当资本主义的大主教自己宣布经济增长的不平等带来了国家危机的时候，一定出了些非常，非常错误的事情。
多年以来贫富之间的差距拉大已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2005年的一份投资者报告里，3名花旗集团分析师表示，“世界正分为两个部分 - 有钱者，和其余的部分”：
在经济学的世界里不存在“美国消费者”或“英国消费者”，或甚至“俄罗斯消费者”等生物。富人为数很少，但占据了与之比例不相称的收入和消费量。其余的那些“非富人”，虽然人数众多，但从国家规模来看只占有了馅饼令人吃惊的一小部分。
经济衰退前还比较容易忽视此类财富集中于少数精英之间的现象。尽管和企业家们巨大的财富相比中产阶级消费者微不足道，但是现代经济中眼花缭乱的发明 - 谷歌，亚马逊，iPhone-等依然广泛改善了他们的生活。而看上去平庸的发明 - 特别是次级信贷的膨胀 - 帮助掩盖了收入不平等，虽然其中许多人的收入并没有增长。
但金融危机及其漫长而令人沮丧的后果改变了这一切。一个总额为数十亿美元的救市计划，和华尔街的迅速而庞大的奖金数额的恢复揭示出寄生的银行家和其他精英们为自己的利益操纵了整个游戏。而这，反过来又导致了更广泛的-以及并非没有缘故的-恐慌。这种恐慌认为我们不仅仅只生活于一个政治经济学的世界，而是一个大亨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富人们显示了巨大的政治影响，狭隘的自私动机，以及随意漠视圈子以外的所有人。
作为一名商业记者，过去十年里我花了大部分时间跟踪新的超级富豪：一同出席在欧洲的秘密会议;在玛莎葡萄园或硅谷的会议室里边喝卡布其诺边面谈; 观察曼哈顿的顶级宴会。我所学到的东西有些是完全可以预料的：富人们，正如著名的菲茨杰拉德所说，和你我不同。
但和我们这个时代更加贴切的是，今天的富人也和过去的不同。我们的以光速相连的全球经济已经导致了一个新型超级精英团体的兴起，这个团体的财富可与他们的上一，两代相媲美。其成员工作勤奋，高学历，喷气式地上升为实力者，同时认为自己是一个高难度的全球竞争的胜者 - 所以其中很多人对我们这些没有成功的普通人有种矛盾的态度。也许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正在构成一个全球性社区，在这个社区里的人彼此更加相像,远甚于他们的祖国同胞。无论他们主要住在纽约，香港，莫斯科或孟买，今天的超级富豪们自己正在构成一个单独国家。
赢家通吃型经济
新精英的崛起和两件事密不可分：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贸易自由化。每个国家都在本国内制造收入不平等 - 在美国是金融自由化和富裕层减税 ;在俄罗斯是内幕交易;在印度和墨西哥是管制行业的利润。但共通的画外音是，得益于全球化和技术创新使得人，财，思想的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自由。
彼得林德尔特是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经济学家，也是“深层经济史”学派的领袖之一。这是一个旨在思考长期性世界经济的流派- 这就是说，扫描整个人类文明。他认为，我们今天所目睹的经济变化是前所未有的。 “英国的古典工业革命的影响力远远低于过去30年发生的，”他告诉我。现今的生产力提高更大，他解释说，破坏性创新也更多，更快。
从全球的角度看，尤其对于世界上的贫穷地区这些发展的影响非常积极。就拿印度和中国来说：从1820年到1950年近一个半世纪的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变化。 而1950年至1973年，则上升了68%。1973年至2002年，增长了245%，即使强烈的全球金融危机也无法抑制其增长势头。
但在国内对这个全球变革的成果分享并不均衡。虽然中国的中产阶级已成倍增长同时数以千万计的人摆脱了贫困，上海等东部沿海城市的超级精英们正不断拉开与其他人的差距。不仅印度和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在大多数西方工业化国家，从比较自由放任的美国到温和社会民主的加拿大和斯堪的纳维亚收入不平等也在增加。托马斯弗里德曼说得很对，这个世界的大部分正在变平，但另一些部分正在变得更加尖锐。
造成差距的一个原因是，全球市场及其相关技术制造了一个国际商业大亨群体。随着企业做大，全球环境更具竞争力，而破坏性技术创新日益加快，对股东们来说吸引最优秀的首席执行官变得更有价值。高管薪酬猛增的原因很多-包括眈于享乐的董事会和薪酬数额的认可准则的变化- 但竞争和创新总是发挥着重要角色。
很多公司都得益于这种变化。全球的劳动力（熟练及非熟练工人），客户和资本降低了传统的进入门槛，增加了预见或创新的价值。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六年前刚刚走出大学校门，但已在挑战谷歌这样一个本身就不属于老牌的企业。但最大的赢家是个人而不是组织。例如对冲基金经理约翰保尔森从2008年经济危机中的个人获利几乎和整个高盛相等。
与此同时，大多数美国工人，即使是熟练的和具有奉献精神的，已经错过了这个赢家通吃经济的暴利，或者更糟糕的是，发现他们的储蓄，雇主，或行业正被同样的力量蹂躏而让大亨们发财致富。其结果是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的令人瞠目结舌的激增。据柏克莱的埃马纽埃尔Saez和巴黎经济学院的托马斯Piketty报告，在美国2002年至2007年收入增长的65%属于顶尖1%的人口。金融危机暂时中断这一趋势，在2008年顶尖1%的收入下跌幅度大于其他人群。但最近的证据表明，在危机消除后这些人收入回升的速度比其他人都要快。一个例子：在2008年的下降之后，2009年前25名对冲基金经理人的平均收入超过10亿美元，这迅速超过了他们在经济衰退前的2007年所创纪录。
今天的权贵
如果你要找一个美国权贵亮相于大庭广众的日子，2007年6月21日绝非典型。然而那天，私募基金的巨头布莱克斯通举行了自2002年以来美国最大规模的上市。这次上市筹集了40亿美元，同时创造了一个价值310亿美元的股份公司。Stephen Schwarzman，该公司的两位共同创始人之一，带着价值近八十亿美元的个人股份和6.77亿美元的现金离开了公司，另一个创始人彼得彼得森，兑现了18.8亿美元支票后退休了。
对历史学家，阴谋理论者，图书出版商来说有个令人愉快的巧合，6月21日彼得森正好举行了一次聚会-在曼哈顿的四季餐厅-发售他女儿赫莉的题名曼尼的处女作小说。它轻快地讽刺了住在纽约东区的金融家和他们的妻子生活和爱情。这本畅销书极其妥帖地排上了“母亲文学”-今日美国推荐给它的读者带到海滩上去的那类现代书单-但作者告诉我，她的创作灵感的一部分来源于她认为，“在这地方人们根本不知道有多少钱“
赫莉彼得森和我谈到近年来的飞速发迹如何多次改变了财富的意义。 “现在东区有这么多的钱，”她说。 “如果你看以前的电影版华尔街说到30或者40多岁的人每年挣2百到3百万美元，就会感到这种状况令人作呕。但在互联网和全球化时代，你认识有些人在30多岁的时候就通过对冲基金和高盛的合伙人职业每年挣2千，3千，4千万美元。而且这样的人很多。我想哪些年薪500万至1000万美元的人绝对不认为他们挣了足够的钱。“
作为一个例子，她描述了一对夫妇在某个曼哈顿晚宴的谈话：“他们开始说，'买东西真得会非常昂贵。如果你打算团购喷气 - 这是对那些不想买整架飞机的人提供”部分飞机所有权“的服务 - 同时又有四幢房子而且想用所有房子的时候你就得花些钱了。“
最后一击，彼得森说，来自妻子一方：“她转向我说，'你知道，20这件事 - 她的意思是2000万美元年收- 不过是2千万在税后成为1千万。'然后桌上每个人都点头同意。“
如同往日的贵族，如此巨大的财富创造了大亨和其他人之间的鸿沟，这种鸿沟又被深宅大院，贵族学校和私人飞机所增强。我们为微软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的414英尺长的章鱼号游艇和附属的两架直升机，一艘潜艇，和一个游泳池的奢侈所陶醉。
虽然他们的出轨行为看来雷同，甚至过时，今天的富豪们显示了一个新现象。在菲茨杰拉德的时代，他写道，富人们被定型为"天生富贵” 。他们早就知道什么是“拥有和享受” 。
但今日的很多超级精英却不同。 “有钱人的祖父一代可没这么富，”彼得林德尔特告诉我。 “其中很多人是最近才富起来的。比尔盖茨的时代比贝德福德公爵的更多实力主义。“即使深切关注日益上升的收入不平等的社会和政治后果的艾玛纽尔Saez也同意，当今的大亨群体的定义是“工作富豪。”他发现在1916年，美国人中最富有的1%的收入中薪水只占1/5，而2004年，这一数字已上升了三倍，到百分之六十。
例如，彼得彼得森是希腊移民的儿子。他父亲在17岁时来到美国，然后勤奋工作直至在内布拉斯加州拥有一个小餐馆。他黑石集团的共同创始人Stephen Schwarzman是一个费城的零售商的儿子。他们还不是特例。2010年福布斯最富有的美国人名单前十位中，四个是白手起家，两个（查尔斯和大卫科赫）将一个中等规模的家族石油生意扩大到十亿美元的工业集团，而其余四个都是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萨姆沃尔顿的继承人。同样，前10名外国亿万富豪，六人是白手起家，其余四人则致力于壮大自己的遗产，而不是仅仅躺在它上面生活。真相是，今天的富豪很少有人诞生于完全没有任何机会的赤贫- 好的早期教育几乎是一个先决条件-但他们的财富大部分是勤奋和天才的果实（大概还有一些运气）。总的来说他们不是贵族，而是经济大亨，不仅专注于消费财富，而且也创造财富。
达沃斯之路
要把握当代权贵和（使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格言）“睡觉也发财”的世袭上层人物的区别，我们只需要看一眼上流社交活动就可以了。往日的马球赛或者狩猎活动未必已经完全过时，但正在过时。 21世纪权贵真正的社交发生在国际会议的电话线上。
这类事情中最为人所知的是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度会议，受到邀请标志着一个有抱负的权贵登上国际舞台。彼尔德伯格集团则更排外，该集团的人每年一次在欧洲和北美地区会晤 - 也更加隐秘- 但它更多关注地缘政治而不是全球商业和慈善事业。每年春天在中国海南岛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表明了该国的经济成长的重要性及其对权贵文化的了解。克林顿正努力使他的克林顿全球倡议走上正轨。TED会议（“科技，娱乐，设计”的缩写）是数码工作者重要的一站;Herb Allen的太阳谷聚会为传媒巨头，阿斯本研究所的创意节（由该杂志主办） 更关注政策方面。
认识到其价值，一些公司已经开始自己举办这种全球秘密会议。其中之一是谷歌的时代精神会议，我已主持了好几届讨论。最近的聚会是去年5月在格罗夫酒店，一幢位于英国乡间的前公共建筑。其300亩地已被改造成一个高尔夫球场，高天花板的房间混合着古董装饰和现代家具。 （其典型是模拟路易十四式的塑料椅子）去年，太阳马戏团在一个巨大的帐篷里向它的500名宾客提供了专场演出；2007年，谷歌通过互联网在世界各地庆祝收购了YouTube。
时代精神会议的气氛很难说是奢侈。相反，它具有最优等生聚会的强烈气氛。这不是逃学玩耍：会议从上午9时至下午6点，在休息时间的草坪上人满为患，都在看他们的黑莓和iPad。
去年的时代精神演讲阵容包括图图大主教，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星巴克首席执行官霍华德舒尔茨这样的名人（更不用提谷歌自己的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在此聚会的最有力资本既不是名气也不是金钱。更准确的描述是作家迈克尔刘易斯所说的“新的新事物”，即可能改变世界的，敏锐而简单的洞察力或算法或技术。因此，在场的有三位诺贝尔奖得主中包括行为经济学先驱丹尼尔卡尼曼。去年与会的商业明星之一是36岁的企业家托尼谢，前一年夏天他的Zappos鞋零售额已在亚马逊网上超过10亿美元。会议最受欢迎的部分是谷歌展示它的一些新发明，包括Nexus的手机。
这种对创新和思想的热情在全球精英的紧密聚会也能看到。以私募基金的亿万富翁经济学家亨利的妻子和经济学家Marie -Josée克拉维斯在他们的东区公寓举办优雅的曼哈顿晚宴为例。虽然瓷器是塞夫尔牌，绘画达到博物馆水准（Marie -Josée还是现代艺术博物馆董事会主席），餐桌上的谈话则是个研究级别的讨论会。令克拉维斯夫人骄傲的是她邀请的不仅是她丈夫和迈克尔布鲁伯格等权贵，还有思想者和决策者诸如理查德霍尔布鲁克，罗伯特佐利克和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并且讨论范围从全球金融失衡到阿富汗战争。
事实上，在这个精英的时代最令人垂涎的身份的象征并不是游艇，赛马，或爵位，它是一个慈善基金会-更重要的是积极管理以显示其赞助者的重塑世界的大思路。
慈善资本主义
去年夏天度过80岁生日的乔治索罗斯是一个从事社会工作的亿万富翁的先锋和榜样。尽管是战后时代最成功的投资者，他仍然以自己创建的开放社会基金最为自豪。通过这个基金会他已经在诸如大麻合法化，中欧和东欧社会，以及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反思等问题上花了数十亿美元。
受自由派的索罗斯的启发，彼得彼得森-他自己是共和党员并且是前尼克松内阁的成员-在一个专门基金会上花了10亿美元的黑石利润以削减美国的赤字和固定开支。同样比尔盖茨，现在将他的大部分精力和智慧致力于通过基金会向非洲的公立学校提供资助以同疾病作斗争。 Facebook的扎克伯格还不满30岁，但去年秋天，他捐赠了1亿美元改善纽瓦克，新泽西州的公立学校。保险及房地产大亨艾利布罗德已成为干细胞研究的重要资助者;吉姆贝尔斯利，黑莓的共同发明者，已建立了自己的国际事务智库，其他等等。难怪克林顿为建设一个全球性的慈善品牌献出了自己的总统职位。
超级富豪早就认识到慈善事业除了道德的奖励之外，还可以成为被社会所接受甚至不朽的途径：“富人死得可耻”的安德鲁卡内基通过医院，音乐厅，图书馆和大学把自己从强盗资本家转变为尘世的圣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让人记住的原因也并非因为他是炸药的发明者。值得注意的是，当今的权贵们在花钱方面的创新手法和赚钱有得一比。不仅仅捐赠给慈善机构（当然他们也这样做），他们自己利用财富来试图解决问题的新方法。记者马修毕晓普和迈克尔格林在他们的同名小说里把这种做法命名为“慈善资本主义”。 “他们在作为商人的思考方式和作为慈善家的思考方式上有共通之处”毕晓普告诉我。 “他们习惯于做大规模的事，所以他们在慈善事业上也采用大规模方式。而且他们在更年轻的时候做。“
作者：今天的超级富豪参与公众活动的重要性的评估标志是就连新兴市场富豪也正热衷于发展自己的基金会和智库。前苏联大亨们第一次出国的时候，他们是马克思主义漫画中的暴发户，购买游艇和运动队，环绕他们的是穿着昂贵时装的超级模特们。十五年后，他们都在探索如何在思想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
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是乌克兰的维克托平丘克，其业务范围从输油管制造到电视台。凭借30亿美元的身家，平丘克已不再仅仅满足于购买现代艺术了：2009年，他为年轻的艺术家召开了一个全球比赛，这个赛事由他在基辅的艺术中心主持以促进乌克兰融入国际文化主流。平丘克在达沃斯的外围举办定期午餐会，同时在自己的克里米亚别墅开始举办一年一度的“思想论坛”。这一主题为地缘政治的集会保持了适当的谦虚，因为同样在克里米娅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出席了雅尔塔会议。去年九月我在那儿当主持人的会议的出席者包括克林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斯特劳斯卡恩，波兰总统布罗尼斯瓦科莫罗夫斯基，俄副总理库德林。
作为一个全球超级精英的新人，平丘克最关注的似乎是工作：去年春天他访问了美国，在华盛顿会见了奥巴马总统的高级政治顾问大卫阿克塞尔罗德，在纽约时代杂志的编辑党里克腾格尔的新书会上与查理罗斯一起侃侃而谈。在此之前的旅行中，他与卡罗琳肯尼迪在东区共进晚餐。回到家里，他在其基辅郊区宫殿般的家中（有自己的九洞高尔夫球场）款待了他的同胞艺术爱好者艾利布罗德外，并与索罗斯合作资助乌克兰民间社会项目。
遥远的国度
平丘克日益增长的国际关系网说明了另一个今日权贵们的特质：他们正在形成一个全球性的社会，他们彼此的联系越来越比通常意义上的家乡关系密切。如同私募基金Silver Lake的创始人格伦哈钦斯所说，“一个在非洲开大银行的非洲人哈佛毕业生和我可能比和他邻居有更多的共同点。我与他也比和我的邻居有更多的共同关心的问题和经验可以分享“。哈钦斯解释道，我们进入的圈子由兴趣和活动而不是由地理位置而区分，”北京与纽约，伦敦或者孟买有很多的类似之处。你看得到同样的人，你在同一个餐厅吃饭，你住在同一个旅馆。最重要的是，我们作为全球公民对商业，政治和社会问题有共同的关心。和以前相比我们更少受地理位置的束缚。“
与此类似，在美国最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之一的妻子给了我细小但敏锐的观察结果，她丈夫对达沃斯的街道比他老家曼哈顿的更加熟悉。她解释说，当他在家时总是用汽车和私人司机;而白雪皑皑的瑞士小村庄太小而且豪华轿车会很尴尬，所以那儿是他真正走路的唯一的地方。一个住在伦敦的美国媒体高管概括得更简洁：“我们是对空姐比对自己妻子更熟悉的一类人。”
在这个跨国社区里美国的商界精英比较落伍。例如，在一项对英国和美国的CEO的研究中，Heidrick＆Struggles人才公司的伊丽莎白马克思发现，是前者的几乎三分之一是外国人，而后者只有10%。同样，超过三分之二的英国CEO曾在国外工作至少一年，而美国人只有三分之一。
但是，尽管起步缓慢，美国企业正在迎头赶上：年轻一代的总裁比老一代有更多的国际经验，同时外国籍和外国出生的首席执行官数量虽然还很小，但正在增长。这种变化在华尔街特别明显：2006年，美国的八大银行的总裁都是本国人，今天五个银行依旧幸存，其中-花旗和摩根士丹利-由外国人领导。
世界上最大的债券管理公司Pimco的CEO，穆罕默德伊利安，是个逐渐上升到美国商界高层的国际主义者的典型。他父亲是埃及人母亲是法国人，伊利安在埃及，法国，美国，英国和瑞士的穿梭中度过了逍遥的童年。他曾就读于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现在领导着一个德国安联金融集团拥有的美国公司。
虽然伊利安住在离开Pimco总部不远的加州拉古纳海滩，他说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属于哪个国家。 “我有权利在许多国家居住”，ElErian最近访问纽约时告诉我。 “其后果是，我是一个全球游牧者，可可以接受很多观点。”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我们正穿过市中心区，这里有伊利安的童年记忆，那时他每日坐公共汽车穿过城市去联合国国际学校。那天晚上，伊利安将经赶伦敦的航班。而本周晚些时候，他必须去圣彼得堡。
事实上，人们越来越感觉到美国企业正由于不积极国际化而落后。Pimco的总部仍设在美国。但是，超级精英关联的商品和资本正在比以前更经常地避开美国。比方说，50岁的新西兰人詹宁斯，共同创办了Renaissance资本投资银行。Renaissance的根是在詹宁斯常住的莫斯科，他的经营策略定位于捕捉新兴市场之间的资本流动，特别是俄罗斯，非洲和亚洲。对于他而言，纽约越来越无关紧要。2009年他在惠灵顿，新西兰做演讲时提出了他对这个后单极商业现实的远景规划：“全球最大的金属企业在印度。世界上最大的铝业企业在俄罗斯...在中国，俄罗斯，和尼日利亚增长最快的和最大的银行都是当地的。“
碰巧詹宁斯的莫斯科高科技办公楼里的一个租户最近组建了一个协议来尝试这样的新兴市场交易。去年，俄罗斯最大的科技投资公司数字天空技术公司成为了南非媒体公司Naspers和中国技腾讯术公司的合作伙伴。所有这三个都是具有全球视野的快速成长的公司-去年秋天Mail.ru公开上市，立即成为欧洲最有价值的互联网公司-这些都不在美国。类似新兴市场内部交易的先驱是由印度电信巨头Bharti对科威特的扎因电信公司在非洲资产的并购。一位加州的技术高管向我解释说，在将起爆的非洲市场巴帝公司具有竞争优势：“他们知道如何提供比我们更便宜的手机。在非洲这样的地方，西方公司怎么能竞争得过他们呢？“
对美国来说好消息-和坏消息-是这个国家的超级精英正在迅速适应这种更全球化的观点。总部位于美国的世界上最大的对冲基金之一的CEO告诉我，他公司的投资委员会经常讨论在当今的经济中谁胜谁败的问题。在最近的一次内部辩论中，他说，他的一个高级同伙辩称美国中产阶级的空洞化没有多大关系。 “他的观点是，如果在世界经济转型中在中国和印度有四人摆脱贫困进入中产阶层而同时有一个美国人跌出中产阶级，这并不是一个坏买卖”CEO回忆说。
我听到一个台湾出生，30岁左右的美国互联网公司首席财务官的类似情绪。一个从公立学校毕业后进哈佛的，温和谦逊的人，他就不太同情美国中产阶级的怨言。 “我们要求比其他人更高的薪水，”他告诉我。 “所以，如果你打算要求10倍的薪水，你需要提供10倍的价值。这听起来很苛刻，但也许中产阶级需要减薪。“
在去年夏天的阿斯本概念节，硅谷绿色应用材料公司总裁迈克尔斯普林特说，如果从新来过的话，他的员工只有百分之二十会从国内招募。 “今年销售的几乎百分之九十将来自美国以外，”他解释说。 “。要求贴近客户的呼声-其中大多数在亚洲-是巨大的”在同一会议上，好事达公司首席执行官托马斯威尔逊，也感叹这个全球性现实：“我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取得[劳动力]。这是美国的一个问题，但它并不一定是美国企业的问题...美国企业将适应问题。
精英的反乱
威尔逊的区分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美国的商业精英会对美国的劳动力和经济的持续阵痛如此漠然无视：他们在”全球国家”中生活和工作得越来越好 - 实际上蓬勃发展。这种不一致的后果是，当商业巨头门谈起美国经济和他们在其中的作用时往往说漏嘴：例如，高盛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克费恩在2009年说他是“做上帝的工作“时引起了公愤“;或几名银行家在金融危机退潮以后坚持声称即使没有TARP的资金他们的机构也可以生存下来，他们接受了它是因为他们受到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的强烈要求。还有例如在海湾漏油后BP首席执行官托尼海沃德抱怨道希望他的生活早日恢复正常，随后就真的去看怀特岛游艇比赛了。
下面的例子也许能够说明问题，布兰克费恩是一个布鲁克林邮递员的儿子而海沃德-且不说其讽刺美国的那种上流英国口味-在BP的北海钻探平台的开始其地质学家生涯。他们都是，换句话说，工人阶级里飞出来的凤凰。你或许会想象，这种背景将使精英们特别同情那些困苦者的话，实际情况往往相反。超级精英的那种因为自己的才能而获得成功的成就感会激发高度的自我陶醉，而自我陶醉 - 尤其是当他们只和志同道合的同龄人相处时，可能导致忘却和漠视他人的痛苦。
不出所料，俄罗斯富豪最无所畏惧地表达了这种态度。比如十多年前我采访了那个时候的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 “如果一个人不是富豪，他肯定犯了些错误，”霍告诉我。 “每个人都具有相同的起点，每个人都可以成功。”霍氏其后的政治劫难-他的石油公司在2004年被国家没收，他目前在监狱里-去年在一封信里他承认“把处理业务当作游戏”，而且“没有在意社会责任。”）
虽然通常用词更加谨慎，许多像霍多尔科夫斯基之流的美国富豪们认为，蓝领和中产阶层面临的问题通常是他们自己的过错。当我问华尔街最成功的投资银行的CEO中的一个他是否对他的公司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有负罪感时，他真诚地告诉我没有。真正的罪魁祸首，他解释说，是他那拥有三辆汽车和一个实际上买不起的房子的无能表亲。美国最大的对冲基金之一的经理给了我一个近乎相同的答案—不过这次的罪犯是他的妻子家及他们的次级抵押贷款。另一个把时间花在纽约和棕榈滩的基金经理则怪罪于亚利桑那州的高尔夫球场工作人员，因为他在泡沫的最高位买入了三处物业。
正是这种“不是我的错"的心态造成奥巴马时代的受害者情结。你可能会认为美国的精英-特别是那些金融企业-感觉还不错。托7000亿美元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救助及数千亿美元几乎免费的联邦储备局借款（索罗斯自己告诉我这政策是个给银行的“隐藏礼物”），华尔街已经回升到危机前的水平。然而，许多美国金融巨头认为他们正受到奥巴马政府货真价实的围攻。
比如，在去年夏天黑石的施瓦茨曼引起了轩然大波。他说奥巴马的提高私营企业的税收-具体做法是将“附带权益”作为一般企业收入-“就像在1939年希特勒入侵波兰。”
然而施瓦茨曼（他其后为其言论道歉）是共和党人，因此他对本届政府的反感不足为奇。更令人震惊的是以前支持奥巴马的金融业内人士对总统和他的党反对程度。华尔街的投资者，一个充满激情的民主党人向我讲述了他与国会民主党领袖在税收改革工作涉及的痛苦交流。 “别梦想了，”他告诉国会议员。 “即使修改法律，政府也不会从我这里多得到一分钱的税。我会把钱都投到我的基金里并且花到更好的地方。我的钱不会在浪费在你的赤字无底洞里。“
他不是唯一的愤怒者。去年夏天在一个被广泛引用的投资者信息里，对冲基金经理-同时也是2008年奥巴马筹款大员-丹勒布熏，“只要我们的领袖告诉我们说必须信任他们通过规范再分配以回到繁荣大道上，我们就不能摆脱这种经济困境“。另外两名华尔街的前奥巴马支持者-他们声称都在伊曼纽尔的快速拨号名单上-告诉我说，总统“敌视商业“，一个竟然担心奥巴马是“社会主义者。”
这种气愤大部分来自简单的自我利益：除了加税的建议，去年夏天奥巴马签署的金融改革使得美国的金融法规越来越严格。但以他的慈善工作的民主投资者的愤怒参考建议，驱动C-条款的愤怒的，不只是贪婪，也是一种被冒犯的感伤，一种受伤害的，怀疑任何人都把他们看成是坏人而不是英雄的情绪。毕竟，那些其财务和技术创新是否代表了美国经济的未来？他们是不是在“做上帝的工作”？
你可能会说，美国富豪正在经历约翰高尔特的时刻。自由主义者（和中学里的书虫）会记得，高尔特是兰德1957年的小说阿特拉斯里的大亨英雄。由于厌倦了被寄生虫拖累，嫉妒，和天生愚蠢的阶层，高尔特和他的资本家同事开始反抗并且隐居到落基山脉中的一个避难所“高尔特的峡谷”。在那里，他们过着在幽静自然光彩的日子，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他们的天才和勤奋的工作被剥夺或者毁坏。 （切斯特顿提出了类似的想法，但较温和。在他的小说星期四的人里描述道：“穷人真正拥有这个国家，而富人没有，他可以坐游艇去新几内亚 “）。
当然这只是种精英式的幻想：无论超级精英多么聪明，具有创造力和高效率，他们无法离开社会而存在。即使撇开最近由世界各国政府提供的金融救市政策，富人需要我们作为工人，客户和消费者。然而，当精英把他们自己越来越看成一个由特殊才能而不是由国籍构成的全球社区，这个社区的人正用“他们的“税来偿还“我们的”预算赤字时，高尔特的峡谷可以比作一个魔戒。地理上他们可能不孤立，就如兰德所幻想的。但他们似乎正在思想上孤立自己，最终这可能有更严重的后果。
后退
连接超级富豪和其他人的文化纽带正在从双方磨损。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美国有种对资本主义精神的钦佩。正如索罗斯告诉我：“在美国发财比在欧洲容易，因为欧洲人羡慕亿万富翁，但美国人希望能效仿他。”但这种钦佩感已经开始恶化，原因在于贫富差距变得更大和有钱人更受益于政府的援助政策。
衡量这种恶感的一个指标是政客公开为大企业说话的风险程度。保卫石油巨头及反对政府干预曾经被描述为美国德州共和党工作的一部分。但是，当国会议员乔巴顿试图向白宫做出类似挑战时，党内的老牌人物马上要求他沉默。纽约的查尔斯舒默有时被称为“华尔街参议员"。然而，去年春天当金融改革法案来到参议院 - 其中每一方激烈指责对方帮助华尔街的银行 - 舒默在这个问题上却变成了“隐形人”。
今年六月，当我问萨默斯（后来成为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有关对冲基金反对积存利息税改革的问题时，他迅速撇清了自己和华尔街的担忧间的联系。 “如果这是你所认为的最大公共政策问题”他告诉我：“你我对过去几个月的时局看法完全不同。”我提醒他，他近至在2008年还在为德肖对冲基金工作，他却强调他的在过去数月的预选中的表现。
甚至在超级精英聚会中批判也正在变得越来越普遍，。在华尔街日报2009年12月会议上，保罗沃尔克，传说中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前负责人认为，华尔街创造财富的说法没有任何真正的基础。 “我想一个人，”他说：“能给我一个中立的证据表明，金融创新导致经济增长的一一丝一毫的丝毫证据。”
在谷歌的时代精神五月聚会，基调讲演的图图大主教则直接把矛头对准了高管层面的收入。 “我对资本主义的真正忧虑”他对经营者们说 “在于高盛。我读到过有个主管-不管他们叫CEO还是什么-的年薪是6400万美元。六十四百万美元。“他被这个数额所震惊而停下来喘了口气（虽然，由华尔街和硅谷的收入标准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多）。去年在华尔街日报上连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会议的标志性创始人，经济学家克劳斯施瓦布也警告说，“企业系统正在变质”和企业“掉回到旧的习惯回和不正当行为中“可能会”摧毁社会和平。“
弥合鸿沟
当然并非所有的富豪都相同。俄罗斯寡头和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在道德上和对公共资源的掠夺都完全不能相比。虽然正如沃尔克指出的，在过去十年中的金融“创新”的好处其实非常可疑，许多富豪尤其是高技术领域使国家和世界也在进步中广泛受益。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次贷银行家成为广泛的愤怒对象，而乔布斯，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依然是英雄人物。
而且，最终这是两难问题：美国确实需要很多的富豪。我们得益于他们生产的商品和创造的就业机会。而即使是那些工作机会主要在海外增长，成为这些创新者的归宿-不管是本土人还是移民都是件好事。在今天竞争异常激烈的全球环境中，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需要一个创造性的，有活力的超级精英阶层。
另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全球经济的痛苦转型中，也需要人将要支付提高公共教育和美国中产阶级所必需的社会安全网。 （更遑论财政赤字小事。）当然这些钱里面很多将有来自富裕层-毕竟，正如银行劫匪所说的，钱在这里。
毫不奇怪财阀们反对这样的分析，并认为自己遭受到孤立，不公平的中伤，甚至因为成功而受到惩罚- 自身利益是找借口的母亲，而且-我们已经看到-富豪们的很多理由都有正确的成分：作为一个阶层，他们一般都比较勤奋，比他们的祖先任人唯才;他们的慈善工作具有创新性也很重要，以及最近美国中产阶级的损失实际上对其他地方来说是收益。
富豪反对加税和监管其经济活动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是错误的。超级精英在国内和国外所面临的真正威胁不是较高的税收，而是公众的初级愤怒可以凝聚成一个更具体的民粹主义的议案。举例说，美国中产阶级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全球经济对其不利并决定采取保护主义政策，或者实行布什的减税政策正企图慢慢废除的， 真正的惩罚性税收。
穆罕默德-埃利安，Pimco公司的CEO，是一个超级精英模特成员。但同时他也是一个埃及农民的儿子。他研究了那些因贫富差距造成暴力变革的国家。 他告诉我“对于成功者，面临来自于收入分配低端挑战与其无关的说法是短视的，”。他指出，在大多数西方工业化国家，不存在"全球劳动力和资本比他们的本地同行表现更好”的事情。ElErian说：“我认为这将导致社会和政治越来越内向化。我担心最终会导致采取背全球化的世界而行的政策。2010年的意外惊喜之一是保护主义者们没有发出声音，尽管压力依然存在。“
历史的教训是，从长远来看，超级精英生存有两种方式：压制异己或分享财富。对美国和全世界来说哪个更好不言而喻。希望富豪们尚未孤立到连这一点都看不到。因为，最终高尔特峡谷之类的地方是不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