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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農/炎黄春秋/广西文革机密/监狱比老人院的条件更好?/中國正在走資本主義道路

發佈時間： 8/14/2012 12:47:50 AM 被閲覽數： 673 次來源：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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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卡農

来源: Matt789 于 2012-08-13 wenxuecity

《炎黄春秋》破禁刊忆胡耀邦文章鲍彤:事情很微妙

文章来源: 苹果日报于 2012-08-13

被当局指是六四「幕后黑手」的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在内地媒体「消声匿迹」23年后，近日突然亮相《炎黄春秋》，在该杂志署名刊发一篇回忆胡耀邦的文章。鲍本人对内地媒体敢实名刊出他的文章感意外，认为「事情很微妙」，可能与当前政治形势有关。

鲍彤文章「我所目击的胡耀邦发病经过」刊于最新出版《炎黄春秋》8月号。全文1,700字，主旨是驳中央保健局前局长王敏清早前发文回忆1989年4月8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抢救胡耀邦的经过，鲍认为王的陈述与事实不符。值得注意是，鲍文是以「读者来信」刊出，且在目录中没无显示。

「我自己也搞不懂为甚么。」鲍彤昨接受《苹果》记者电话查询时指，他数月前向杂志寄出稿件时，并不指望能发表，因他明白自己是在内地是「一个字都不能登」的敏感人物，「现在《炎黄春秋》登了。你问我怎么解读，我只能说，这不取决于某个人，而取决于形势。」

鲍彤六四后被判监七年，出来后长期失去自由，遭中共软禁。他在文章中提到有趣细节：当时主持会议的赵紫阳问在场谁有心脏病药时，时任政治局委员江泽民犹豫一下说：「哦，我有。」但立即声明：「我没有心脏病，从来不带这种东西，不过老伴一定要我带。」

《马克思最新语录》 2012-08-12 14:26:46

《马克思最新语录》

有人问马克思：您说资本家有100%的利润就会铤而走险，
有200%的利润会藐视法律，有300%的利润便会践踏世间一切，
现有一帮龟孙子，利润是2000%—6500%，他们会怎样？

老马沉默了一会儿说：他们会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由万家述评张贴 wenxuecity

《开放》：小平头撰写的《广西文革机密》

     《开放》编者按：廣西文革是全國最殘忍最野蠻的典型，出現過大規模人吃人現象。學者小平頭利用保密材料深入查訪研究寫成廣西文革系列，成為了解文革的必讀書。

     ●廣西文革曾發生嚴重武鬥、傷亡慘重、鎮壓422 造反派。

     是全國最慘烈、血腥的地區。毛思想宣傳隊無處不在。

     似乎巴金、夏衍等都說過：寫文革題材，一定要寫廣西，因為那裡的文革，是全國最殘忍、最野蠻，最典型的。儘管如此，我還是沒有想到會出現人吃人的現實。因此，當我在《陽光時務》上讀到這個內容時，竟不敢相信。又接著在網絡上搜索相關文章，這樣，就發現了小平頭的系列《廣西文革機密》。

     說實話，我是帶著挑剔的目光閱讀的。讀著讀著，就放不下了。我驚訝於作者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資料，驚訝於作者對文革的深入分析，以及獨特的理解。「這是一扇認識文革的窗口！」我後來常對朋友們這麼說。

     小平頭是幸運的。在中共當局極力遮蔽文革真相的情況下，他有幸結識了廣西整黨辦《文革大事記》編輯組副組長王定先生。感動於小平頭的正義和正直，以及文字底蘊，王定先生決定把廣西文革機密，傳給小平頭。

     查核官方記錄還原歷史真相

     正是王定先生那一輩，在共產暴政下的悲慘經歷，以及他的人性戰勝黨性，率直地展示真相的崇高人格，引領著小平頭，日後踏上了民主運動的不歸路。「我再也無法渾渾噩噩地佯作不知地保持沉默。」「謊言與偏見把真相埋藏了太久，該是公諸於世的時候了。」小平頭在他的散文《待到茉莉花開時》裡，談到他閱讀廣西文革密檔後的心情。

     然而，小平頭並沒有機械地複製文革密檔，也可以說，恰恰從這些密檔中，他看到了中共當局對文革歷史的改寫，因此，他利用當時作為卡車司機的便利，走訪了廣西文革的重災區，展開了對文革當事人的采訪。

     對比官方記錄與個人記憶還原歷史，是系列《廣西文革機密》的特點之一。比如，文化大革命期間，震驚全國的柳州造反派「搶劫援越物資」事件，官方的記錄是，由造反大軍的頭頭組織幾千人，搶劫了援越軍列八個車皮武器彈藥；而小平頭通過閱讀個人回憶錄和采訪當事人，得出的結論是：只是三個人所為的偶發事件，且柳州造反派的幾個頭頭都沒有參與。那麼，官方扭曲這段歷史的目的何在？小平頭得出的結論是：遵循韋國清的思路，把「密謀」、「策劃」、「操縱」、「指使」等罪名，壓在柳州造反派身上，實現栽贓目的，為日後整治造反派打下伏筆，這也是毛澤東犧牲造反派的陰謀。

     小平頭說：「往往可以從同一事件不同的角度琢磨出許多真實的信息，就看你的目光會不會或肯不肯在橫向或縱向的歷史坐標上反復掃描。」（《待到茉莉花開時》）

     中共處心積慮要整肅造反派

     在挖掘文革真相的同時，小平頭以嶄新的視野，指出了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積極作用，這是《廣西文革機密》的特點之二。小平頭認為，造反派其實是草根一族，他們的造反，在本質上，撼動的是中共獨裁體制的根基。因此，毛澤東發現這個事實後，便開始了整肅造反派。因此，小平頭在文章中詳細地列出了全國整肅造反派的大事件，如：

     針對柳州造反派搶劫「援越物資」的《七三布告》；針對陝西造反派搶軍械庫的《七二四布告》；宣判兩廣造反派政治死刑的中央七二五講話；毛澤東七二八在人民大會堂一一八廳召見紅衛兵五大領袖……

    「縱觀一九六八年五月，廣西發生了許多影響造反派命運走向的大事件，環環相扣，都是有關絞殺造反派的行動和部署，充斥著許多見不得光的陰謀與詭計……」（《廣西文革機密》第六章）

     小平頭認為，就是後來鄧小平對造反派的抹黑，也不過是中共當局的陰謀，目的是清算文革中的積極分子。不論「造反派」還是「保守派」，只要靠著文革進入黨裡、政府裡、軍隊裡的草根分子，都受到了排擠和整治，實現了對太子黨的保護。

     小平頭還認為，血統論在中共的統治中一直是潛規則。太子黨牢牢地占居著黨、政、軍、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的資產，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團，儘管溫家寶高調改革，但是，他自己就是這個集團的受益者，是改革的一個巨大障礙。事實上，太子黨和人民大眾的矛盾，從來就有。小平頭在《造反派與保皇派、太子黨的政治分野》一文中，寫道：「難怪今天的人們仍相當普遍地把人民群眾與太子黨的矛盾比作出身論與血統論鬥爭的繼續。把血統論的推行作為今日太子黨在當年文革中一次流產了的掌權的嘗試。」

     直接指出毛是廣西大屠殺禍首

     《廣西文革機密》的特點之三，直接道出毛澤東是廣西大屠殺的罪魁禍首。最近，小平頭在跟我談到自己對這個問題的認知過程時，深刻地總結道：「在廣西，包括那些被迫害的老幹部，都有著或多或少的中共意識形態的局限，就一厢情愿地把廣西文革的災難，說成是韋國清欺騙了毛澤東。因為，他們怕掘出毛澤東，就把中共執政的合法根基掘了出來，同時，他們在體制內生存的根基也就沒有了。」

     在《廣西文革機密》中，小平頭分析了毛澤東在廣西有眾多的眼線，分析了韋國清調動軍隊的背景，指出調動部隊，在毛澤東時代，有不容置疑的鐵律。因此「一九六八年三月，韋國清調走支持「四二二」的野戰軍六九八四部隊，派廣西軍區部隊參加屠殺造反群眾的「武裝圍剿」行動。直至一九六八年夏天，調動大規模的部隊在南寧屠城，使廣西「四二二」全軍覆沒，蕩然無存」（《廣西文革機密》第七章）都與毛澤東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可以說，廣西文革人吃人的慘相，正是毛澤東的階級鬥爭仇恨學說的直接影響。

     其實，小平頭出生於六十代年，並沒有真正經歷文化大革命。那麼，為甚麼對文革有著如此深刻的認知？帶著這個問題，我又閱讀了小平頭的其他散文。在《霜雪稚梅》這篇對母親的深情追憶之文中，我找到了答案。小平頭的母親出生於長沙的一個書香世家，抗戰時期，在同事的影響下，參加了地下黨外圍組織，投入到抗日救亡事業。抗戰勝利後，小平頭的母親參加了柳州地下黨，但後來，被當局打擊、猜疑、迫害……母親的命運，使他過早地開始了反思中共政權的本質。

     廣西文革機密網上群發廣為流傳

     然而，還原和公開廣西文革真相，並不容易。小平頭的系列《廣西文革機密》，遭到了民運中某些人的惡毒攻擊，甚至被霸氣地否定，說這些內容是「禿子頭上的蝨子」「揭露的人和資料早就很多了」「炒冷飯」等等。

     仿佛小平頭寫甚麼，必須得經他們批准，他們是中宣部，是審查機構，是裁判。這其實，正是嚴重的文化大革命餘毒的傾向，正是我們對文化大革命的真相知道得太少，反思得不徹底的後遺症。

     欣慰的是，小平頭的系列《廣西文革機密》，正在被越來越多的讀者，尤其是文革研究者所重視，甚至國內的很多論壇，都在轉載。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被譽為「B-52」戰略轟炸機的民運群發高手張國亭，突破中共的網絡長城封鎖，將小平頭的《廣西「反共救國團」冤案始末》、《廣西融安大屠殺》、《廣西文革人吃人事件揭密》、《韋國清南寧屠城「四二二」全軍覆沒》等系列文章，定點向廣西近百萬個電子郵箱群發，使文革真相，得以在國內傳播。

     「能以我的系列《廣西文革機密》，展示中共政權反人類反文明的本質，是我一直以來的願望。」小平頭如是說。

    首发《开放》杂志2012年8月号

监狱比老人院的条件更好?

来源：杨恒均凤凰博报作者：杨恒均

    73岁的付达信老人对记者坦言：养老院比不上监狱。这让我想起20多年前的一件事，当时我在政府外事部门工作，接待一个考察中国监狱状况的美国代表团，那个代表团成员在离开时对我们说，你们的监狱状况太差了，犯人每日三餐的营养都不达标准，如果不能每天，那么至少应该保证两天供应一次肉菜。当时从农村到北京不久的我就愣住了，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当时的中国农村，可是有大批的人一个星期也吃不上一两顿肉啊，按照你这个“人权”规定，想吃肉的农村人，不都跑到监狱里来?

    20多年的经济发展，早就打消了我当时的顾虑，更何况，中国的监狱可不是那么好呆的地方，直到几年前还有“躲猫猫”与喝水喝死人的事件。然而，时至今日，我当时的担忧竟然成真，应验在一位叫付达信老人的身上。这位老人家为了“老有所终”而故意“犯罪”而被抓进监狱里！从某方面来说，也许与中国人权的改善有关，作为文明社会最能验证人权的监狱条件，大大改善，就像付达信老人描述的，“有馒头和稀饭，不用劳动，生病了有人看”，好过老人院。

    这是光明的一面，但监狱的“光明”却从某种程度折射了现实中的无奈：老人的社会福利如何解决?老有所养如何实现?这几个月，我85岁高龄的父亲瘫痪住院，我回到家乡湖北随州，在随州市中心医院的病房陪伴父亲，也让我得到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同住院病人及其家属、医生与护士接触，对当今中国的社会福利主要是医疗和养老保险(保障)有了一些认识，结合我自己在澳洲的生活经历，中国目前的医疗、养老社会福利保障机制让人深感忧虑。

    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强国了，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让国家积累了丰厚的财富，领导人注重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改善民生，加强社会福利的改革。然而，就拿广大的农村地区与城市居民的医疗保险与养老保险来说，中国目前与发达国家例如澳洲相差得实在太远，不但无法相提并论，甚至没有可比性。

    这几年，我在国内有两次“住院”的经历，一次是陪生病的母亲，另外就是这一次陪父亲住院。我父母医疗保险能够报销的百分比比较大，但即便这样，靠父母的工资与积蓄也都无法支付住院费，这些费用都是由四位子女出的。而我在两次陪父母“住院”其间接触的其他病人，包括农村地区来的病人，也多少都有了医疗保险，甚至还有一些补助，但同高昂的治疗医药费相比，保险和补助显然是杯水车薪。这次在随州第一中心医院呆了十天左右，比较深入地接触了12位病人及家属，其中竟然有9位尚未治愈的病人要求出院，原因都是因为担心治疗费用过高。

    我正好也有过两次在澳洲医院住院的经历，一次是我自己，一次是儿子。澳洲的医院，且不说医院的医疗条件相当不错，就连病房的设备包括床褥与被单，也让人大开眼界。我在一篇博文里记录过这样一个对比：西方这些年已经很少兴建五星级酒店，而那些老牌的五星级酒店里的设备都有些陈旧了，与此同时，中国这些年各地都兴建了很多家五星级酒店。但西方医院里的设备，包括床上用品，看上去就如同五星级酒店里的一样，而中国的医院，尤其是城镇一级的，几乎都是破破烂烂的，让人惨不忍睹。当然，更鲜明的对比在于：在澳洲住院几乎一分钱不花。

    无可否认的是，我们目前正在追随发达国家的脚步，但中国要赶上发达国家社会福利这一步，恐怕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我个人认为，目前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第一是要改变观念，从“养儿防老”的思想转移到“养国家防老”;第二个要从大制度与理念上实行变革。

“养儿防老”还是“养国家防老”?

    中国是一个讲究“孝”的社会，儒家的精髓就是“孝道”。我不否认“孝道”在中国历史上的必不可少的作用。胡适、殷海广、陈志武等都对“孝道”有精彩的论述，我基本认同他们的观点。在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要想生存下去，必须以家庭为中心。每个人都会老、都会生病，国家与社会对个体的生老病死是不负责任的，如果没有家庭成员的关照，没有子女的“孝道”，可以说都会出现少无所养、病无所医、老无所依的现象，到那时，别说家，就是国，恐怕也难以维系下去。

    然而，现在不是农业社会了。传统文化中的“孝道”在很多方面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甚至逐渐变成了阻碍社会发展的障碍。孝作为一种感情与报恩，即便不值得推崇，也是值得羡慕与肯定的。但至今仍把孝作为一种道德要求、社会规范，甚至有人要制定法律，形成制度，实在是开历史的倒车。简单点说，感情不能靠“规定”，报恩不能靠“制度”，这是一个简单的逻辑;复杂点说，农业社会时期的“孝道”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当今的家庭与社会要求。

    就拿“养儿防老”来说，除非你是大富大贵，或者高干子弟，普通人多养几个孩子负担太重，“计划生育”政策也不允许你超生。而你老了后靠儿子来养活更是不实际。前面讲过，我在随州医院陪伴老父亲的十天里，遇到要求提前出院的病人，几乎都有因为医疗费用的问题，尤其是农村地区，靠子女的钱根本不可能承担老人的住院费(即便他们还有新农村医保，可以报销60%以上)。

    医学已经发展到所有的人都能被找出身患某种疾病的程度，同样发展到绝大多数有病的人都能被医治或者延续生命，然而，我们的社会福利与医疗保险却远远跟不上，一些老人一旦得了花钱与费时间照顾的病，子女往往就被严重拖累，最后几乎无一例外出现“久病床前无孝子”的伦理悲剧，一些老人不愿意拖累子女而想回家等死。中国农村地区，常常有违背人之常情的荒唐故事，都涉及到子女虐待老人，其实其中大多故事反映出的问题，并不是因为中国人不懂得“孝顺”，而恰恰是推崇“孝道”才有的中国特色。中国已经进入21世纪，但很多人还在试图使用农业社会时的“孝道”来维系家庭，管理社会，推卸国家本来应该承担的责任。

    很多人以为以家庭为中心是中国的传统与儒家特色，这完全是误解，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推迟到几百年前，没有社会福利，没有养老制度，所有的国家与民族其实都同中国一样，也是以家庭为中心，人家也是“养儿防老”的。但人类进化到现代社会，已经从“养儿防老”发展到“养政府防老”，最终到了“养国家防老”。

    “养国家防老”比“养政府防老”更进一步。我们现在正处于从“养儿防老”到“养政府防老”的过程中，大多的农村人口与弱势群体还在“养儿防老”，政府甚至是鼓励的，例如允许农村地区的可以生二胎。而城市的人正在“养政府防老”。其实，我们下一步就应该像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一样，要进化到“养国家防老”。

    “养儿防老”不但靠不住，还给自己的子女带上沉重的枷锁，把感情、亲情与爱烙上了工具与投资的印记。地球上绝大多数家庭道德与伦理悲剧都发生在中国，恰恰都是不合理与不合时宜的“孝道”造成的。西方分开上下两辈人，你是你的，我是我的，财产归财产，感情归感情，鲜有纠纷，更少悲剧。

    “养政府防老”的问题在于，这个政府你得防着，他会贪污腐败，他会亏空你的钱财，他甚至把自己当成你的“父母”，要求你孝顺他，却在你需要他的时候，置之不理。那么，“养国家防老”呢?那就是健全国家的福利保障制度，以高于政党与政府的法律规定，保障国民的养老与福利制度，并以社会力量取代政府力量，介入养老与福利事业，大力发展金融与保险业，发展健康的证券与股票市场。只要国家还在，社会健全，商业规则明确，哪怕政府换了，甚至一些顶层的政治制度变了，那些福利保障机制照样可以延续下去，无论你是公务员还是农民，老了或者生病了，病有所医，老有所养，而不用看谁的儿子多，儿女们官有多大，赚钱多少。

全民医保，我们准备好了吗?

    澳大利亚可能是世界上全民医保做得最好的国家，远远强过美国，这也是我把儿子放在澳洲不放在美国的原因之一，当然看到父亲现在在中国大陆医院里的处境，我认为自己把儿子放在澳洲是最正确的决定，这和爱国无关，因为按照目前大陆医院的收费标准，如果我儿子在大陆住院，我会负不起医疗费，当然如果我是公务员可能会好些，报销比例较高，再说，我还可以贪污腐败一下。但我还是选择澳洲的生活方式。在澳洲，只要你拥有一个医疗卡，看病基本都不要钱。所有的医生每看一个病人，就可以收三十多澳币(相当于一百多人民币)，这钱从哪里来?当然是由国家医保那里出，也就是全民上交的税收的一部分。

    这个制度好不好?当然好，可我当时一知道澳洲有这样的全民医保的制度后就暗中为澳洲政府和人民捏了一把汗。因为这个制度实在太大方了，如果稍微不小心，就会有人钻漏洞，澳洲政府受不了的，最终吃亏的还是澳洲纳税人。不过，我担心了好久，都没有问题出现，就在我不再担心的时候，却突然爆出了一件案子，惊动了澳洲，更“雷”到了我——因为我的担心成真!

    原来，一位不良医生和自己的亲戚朋友(好像还包括街坊邻居)串通好，于是那些亲戚朋友每天就不停地来“看病”，(可能有时根本不用来，只提前或者事后签一个名)，于是这位澳洲医生一天竟然看了一百多位病人——大家算一下，一百多个病人，每看一个病人医生就收到相当于一百多元人民币的诊金，这位医生一天收入多少?一万多元人民币啊!按照澳洲全民医保的规定，来看病的病人如果收入没有达到一定的数字，一分钱也不用出。那么就是说，那位不良医生每天欺骗来的钱都是从澳洲政府国库里拿的钱，也是澳洲老百姓交上去的税金。

    这正是我当时了解到这个医保制度后担心的。目前中国的医疗保险也在模仿西方，而且在很多的地方，包括我父母住过的这家医院，早几年都传出过医疗腐败问题。就我的观察，即便现在，医院也还存在为了赚钱而对病人用重药、骗取医保的事。我对澳洲的全民医保的担心，其实更多地是想到了中国。澳洲的问题，我们反而不用担心，在澳洲这种制度性的漏洞还有很多，可去钻这个漏洞的人却越来越少，少到几年出现一次，就被大肆报道，及时纠正。

    在全民医保上，中国显然“不差钱”，如果能够成功执行，十几年后，我们国家的全民医保不应该亚于西方国家如澳洲。问题是，我们从西方模仿来的全民医保计划，真能够适应中国的水土?或者说，人家的医疗保险等社会福利制度是与政治制度及社会价值理念相适应的，我们在抵制人家的价值观与政治制度的情况下，能够单独把一些福利制度引进来?

    这才是我的担忧。这种从外面引进的福利制度肯定是有漏洞的，如果我们没有相应的政治制度、相应的社会道德水平、应的职业道德标准、相应的环境、相应素质的民众……情况会如何?在澳洲，医疗保险明显是向穷人倾斜，有钱的看病需要交一定的费用，没有钱的则被免掉，可中国却正好相反，有钱的人群如公务员也是享受福利最多的一群，相对较穷的，尤其是农村人被继续鼓励“养儿防老”。

    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大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具体制定的福利制度。如果没有很好的制衡和防腐败的机制，加上“中国文化”造成的有一点小权就要贪污腐败一下的中国特色，中国这些年好不容易从民众手里积累的那雄厚的GDP，也是经不起折腾的。我曾经预言，如果我们吸取西方的福利制度，在现有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秩序下，中国大制度造成的腐败会很快深入到这种外来的小制度中，最后弄得国家财政紧张，普通百姓又得不到好处，搞不好真要“国破(产)人亡”了。

    我认为，福利制度的改革，是公正公平与和谐社会的一部分，是无法同总体的政治改革分开的。中国过去三十年不是没有一些好的改革措施，但总会因为大的体制不改，而让各种改革的好处都被少数利益集团占去，最后功败垂成，甚至怨声载道。这些教训不能不吸取。

    （原载《阳光》）

    本文来源：杨恒均凤凰博报

專訪嚴家祺

中國正在走資本主義道路

紀碩鳴

   　　
   中國究竟會走向何方，關鍵看執政黨。鄧小平年代，黨設計了發展目標，就是一心一意奔小康，但在小康的目標設計上，卻又是一個籠統的、僅僅是整體的目標，這不僅使得中國建設突出了經濟單一性，而且很快形成两極分化。雖然，執政的共產黨始終沒有放棄“社會主義＂，但很大程度上，這個“主義＂已經有名無實了。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首任所長嚴家祺接受亞洲週刊專訪時表示：“鄧小平南巡後，中國走上了工業化道路，另一方面，中國完全變成了一個資本主義社會。＂
   　　過去30年中國GDP年增長率接近10%，這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奇跡，自鄧小平南巡講話後，中國進入了工業革命同時也是城市化的時代。嚴家祺表示，由于中国的工业革命与电脑和网路为标志的“信息革命”相结合，大大加快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但馬克思提出的資本主義早期的問題在中國更為嚴重。嚴家其指出，資本主義的早期弊端馬克思揭露了，今天西方金融資本主義的弊端暴露出來，“中國的權貴階層、包括想照搬西方資本市場一套的那些人，卻不想在政治上學西方的民主和法治。只想學西方有严重缺陷的金融資本主義，怎麼樣方便容易將財富集中到少數權貴手中。＂
   因受累“六四＂，嚴家祺背景離鄉二十年，二年前，又從美國紐約搬到佛羅里達，在網路時代，嚴家祺在美國鄉下同樣可以瞭解到中國和全世界的情況，他稱最有興趣的是“從大尺度時空觀”觀察中國和全球的變化，他最近在香港發表了一篇《東風•旋風•西風•福利風》的文章，談人類6000年來政治風向的變化。“陳光誠事件、余杰出走和最近二年几十位藏人的自焚，使我痛心和悲傷。這些事情不斷發生，要不關心中國是做不到的。＂以下是專訪的主要內容。
   http://upload.peacehall.com/blog/temp2/201208110500491.pdf

今天的共產黨和傳統認識的共產黨本質的不同是肯定的，問題是在哪些方面變了？

   　　今天的中國共產黨與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除了要牢牢地掌握國家政權相同外，在政治綱領、目標上發生了根本變化。毛澤東相信“共產主義”是人類社會的一種理想，除了要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外，還要不斷革命，不斷地消滅資本主義萌芽來實現。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公私合營、人民公社，是為了在中國建立一套全新的“公有經濟制度”。1957年“反右”、1959年“反右傾”、六十年代的“四清”或“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都是毛澤東為了從政治上排除障礙所進行的“繼續革命”。文化革命是毛澤東一生中發動的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繼續革命”，而最大的“走資派”就是劉少奇、鄧小平。
   　　毛澤東到死的一天，都不相信鄧小平，1976年天安門事件前後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集中力量針對的是鄧小平。到死的一天，毛澤東就是怕鄧小平復辟，把中國引上資本主義道路。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口頭上還談社會主義，實際上，只要看一看中國現在有3000名億萬富豪，平均每人有6.7億財產。不到百分之0.4的人，掌握了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財富。看一看今日中國比歐美還要嚴重的兩極分化，就可以知道，今天的中國走的是資本主義道路。

這個執政黨是在什麼時候發生變化的？在哪些方面發生了變化？

   　　中國共產黨的變化發生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只是想把某些資本主義因素引進中國，藉以加快中國的發展速度。胡耀邦為劉少奇、鄧小平翻案、為右派翻案、為中國大量冤假錯案平反，一下子使中國老百姓人心順了過來，中國全國上下才可能齊心合力，開創了八十年代的新局面。在這中間，趙紫陽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提出政治改革方案作出了巨大貢獻。【但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三頭馬車”時代，中國共產黨還有建設“新社會”的“理想”。】鄧小平看到文化革命中毛澤東專制獨裁，他也決心改革中國政治體制。鄧小平提出“少宣傳個人”、“廢止終身制”、“黨政分開”、“精簡機構”以及在1987年十三大通過“政治改革總體方案”，都是朝著“民主化”方向前進的。1992年鄧小平“南巡”，中國共產黨開始發生根本性變化。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當時蘇聯已經解體，俄國和東歐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社會主義“陣營”不復存在。鄧小平知道，“六四”使共產黨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大大下降，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已經動搖，蘇聯東歐的變革會進一步嚴重影響中國，為了維持共產黨的執政地位，鄧小平決心從兩個方面改變中國，一就是順應蘇聯東歐“私有化”的潮流，在中國完完全全走資本主義道路，二是，不再提政治改革，進一步強化共產黨的統治。

今天的中國，還有可能保持社會主義的本質嗎？

   　　“社會主義”有多種含義和多種用法。“社會主義”的本意是“重視社會問題”的“主義”。專制獨裁是國家政治制度問題，不是“社會問題”。“貧富對立”、“兩極分化”是“社會問題”。人們發現，消除了專制獨裁並不能解決“社會問題”，貧困現象仍然普遍存在。許多“社會主義者”，他們重視的是解決社會問題。馬克思主義認為，只有共產主義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社會問題，到列寧、史達林、毛澤東，明確地把“社會主義”看作實現“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上世紀五十年代建立“人民公社”，毛澤東一度真的認為，農村公有化程度提高了，共產主義就會很快來到。毛澤東“人民公社”是一種“理想主義”的東西，當國家政權用暴力把一種“理想”強加于整個社會上時，不論這個理想多麼美好，這個國家就會發生災難。
   　　今天中國，兩極分化和種種社會問題十分嚴重，應當說，中國已經不是任何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國家，不是北歐式的民主社會主義，但也不是港臺或今日歐美式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是歷史上的早期資本主義，是專制主義和原始資本主義相結合的資本主義。

   理論上，政黨是階級的代表，今天的共產黨與他創黨時期的理念背道而馳，究竟是代表了什麼？
   　　政黨是階級的代表，是馬克思、列寧的說法，是“階級鬥爭”學說的組成部分。看一看，今天許多國家的“綠黨”，它不代表什麼階級。在民主國家，政黨是具有相同、相近政治傾向的人組成的、為爭取國家政治權力的組織。今日中國共產黨，已不代表工人、農民利益，而代表在二十年來在中國獲得巨額財富的“利益集團”的利益，這個“利益集團”的大多數人，想維持嚴重的兩極分化的現狀，“維穩”就成了今日共產黨的“最高綱領”。

黨的性質為什麼會發生變化，變化以後的結果又會是什麼？

   　　從一千年這樣的時間尺度來看，共產主義的興起是第二千紀末期人類史的插曲，這是受到西方殖民主義威脅的一些“欠發達國家”為抵抗殖民化而作出的一種“自我保護反應”，面對殖民掠奪和自由貿易的進攻，計劃經濟和一党專政就成了一道閉關自守、自我窒息的圍牆。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有一個相同的目標，就是要使中國擺脫分裂割據和“半殖民地”的狀況，取得國家統一和獨立自主。
   　　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蔣介石就可以在中國實現這一目標。十月革命後世界共產主義潮流的興起，在國民黨政權貪污腐敗和兩極分化的情況下，加上日本戰敗後蘇聯對中國影響的進一步增長，使共產黨取得了大陸政權，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實現了統一和對外的獨立自主。在1949年後，如果毛澤東走他提出的“新民主主義”道路，實行臺灣式的土地改革、不搞什麼“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人民公社化”、不搞那麼多政治運動和“文化大革命”，那麼，中國就會提早三十年走上“對外開放”和“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道路。
   　　中國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快速資本主義化，是做了中國國民黨在三十年代開始做、而被日本入侵打斷的事，因為做得太急，資本主義發展中的弊病以空前嚴重、空前規模爆發了。如果今天有一個毛澤東式的共產黨，不需要三年，今天比“國民黨還要國民黨”的共產黨就會被推翻。問題是，由於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馬克思主義影響的衰落，由於資訊時代社會的變遷，毛澤東式的革命再也不可能在中國興起，薄熙來“唱紅打黑”是形式主義的“毛澤東革命”，是“不可持續的”，也就煙消雲散了。

黨的性質變了，但獨裁沒變，能否長久維持這種專制體制？

   　　辛亥革命後雖然出現了割據局面，但辛亥革命使自由民主觀念在中國廣泛傳播，中國要退到大清王朝那樣的時代，是很難的。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記述了毛澤東如何在共產黨內取得專制權力的過程。由於毛澤東在延安整風運動後把共產黨轉變為一個以專制方式組織起來的黨，當共產黨取得大陸政權後，整個中國大陸的政治實際上就重新回到有二千年傳統的專制王朝時代去了。中國共產黨在鄧小平“南巡講話”後放棄了“共產主義”的目標，這是順應歷史大趨勢，但共產黨的專制體制，從毛澤東延安時代以來始終沒有發生變化。
   　　專制政治和自由經濟可以共存一段時期，這在歐洲歷史上發生過。法國路易•波拿巴時期，政治上是專制主義的，但經濟、社會生活高度自由化。普法戰爭打斷了這種“專制政治”和“自由經濟”的“聯姻”。中國今天的這種“聯姻”也不會長久，一是“自由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就一定會與專制政治發生不可調和的矛盾，二是全世界民主自由大環境的壓力，中國一旦遇到嚴重的金融風暴或在一次國際衝突中失敗，大變革就會引發。

每個政黨執政都希望長久執政，維持長久執政的可能性是什麼？

　從一千年這樣的時間尺度來看，中國的崛起，要經過四個階段，一是國家獨立自主，二是改革開放，三是建立自由經濟或市場經濟，四是建立民主政治。中國崛起是一個不可抗拒的趨勢，共產黨如果能進行政治改革，建立民主政治，象日本自民黨那樣曾經長期執政，是可能的。但一個國家如果有了穩定的民主政治，厲行法治，人權得到充分保障，有一套健全的文官制度，利用權力也掠奪不到財富。從事任何職業都可以實現自己的理想，到那時，當文官沒有任期、當政務官隨總統或總理下臺，沒有“顛覆政權”一說，“穩定”無須維持，整個中國社會環境安定了，到那時，任何黨企圖長期執政，就要付出更大的代價，政黨輪替就像冬夏輪替一樣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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