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ac Brown Band - Knee Deep (ft. Jimmy Buffett)

来源: Matt789 于 2012-08-13 wenxuecity

谢选骏：太子党原理解密

——主父偃的推恩令与酱缸蛆的国民性

    我这里所说的“太子党原理”揭示：现在困扰中国的“太子党现象”其实是一种中国历史宿命的延续。


    一、主父偃的推恩令

    主父偃（？—前126年），汉武帝时大臣。临淄（今山东临淄）人。出身贫寒，早年学长短纵横之术，在齐受到儒生的排挤，于是北游燕、赵、中山等诸侯王国，但都未受到礼遇。到中年，听说汉武帝重视儒术，改学《周易》、《春秋》和百家之言。

    唐诗人李贺（790—816年），曾有《致酒行》一诗歌咏主父偃的遭遇，来描写自己的心情：

    零落栖迟一杯酒，主人奉觞客长寿。
    主父西游困不归，家人折断门前柳。
    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
    空将笺上两行书，直犯龙颜请恩泽。
    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
    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

    元光元年（前134），主父偃抵长安。拜见卫青，虽卫青多次向武帝引荐，但无结果。后直接上书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年），当天就被召见，与徐乐、严安同时拜为郎中。汉武帝为了加强皇帝的专制权力，在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僚机构之外，另在宫中设立内朝。主父偃在内朝备武帝顾问，对当时的政治颇有影响。几次上书，都能切中时弊。他认为，诸侯王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而为淫乱，急则合纵以反抗朝廷，对加强中央政令的推行不利。因此他向武帝建议，令诸侯得“推恩”分封子弟为侯，这样一来，王国自析，诸侯王的权力也随之削弱。因主父偃上书《推恩令》，尊立卫子夫为皇后，揭发燕王刘定国的不法行为，很讨汉武帝的欢心，不久后又迁为谒者、中郎、中大夫，一年中升迁四次，得到武帝的破格任用。

    但是推恩令得罪了大家，主父偃遭到控告，刘彻本要赦免他，可是出身狱吏的宰相公孙弘说：“齐王（刘次昌）自杀，没有儿子，封国撤除，由中央政府收回，改设郡县。主父偃本是罪魁，如果不杀他，无法向天下解释。”汉武帝遂屠杀主父偃全族，来平衡推恩令的后果。

    主父偃死前有数千宾客，但他死后没有人来为他收尸，只有洨孔车一人埋葬他。司马迁在史记中《史记》写到：“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

    汉武帝实施主父偃建议的“推恩令”，他下令诸侯分封子弟以分割其领土及势力；又以诸侯在朝庙助祭时所贡献的酬金份量和成色不足，夺去一百零六人的爵号，侯王势力自此瓦解，封建名存实亡。结果民间效法，导致长子继承制崩溃，诸子坐等瓜分家产，不思进取，中国文明从此丧失内在动能。这种类型的“中国民主社会”，具有“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平等意识，结果极端的平民社会逐渐演变为贱民社会。“程序正义”本是“礼”的重要内容，如果逐渐不被大众理睬，那么破坏程序的“合情合理”就会成为僭越的口实。

    “推恩令”一下，中国最终失去了生长的动力，变成了一个群氓的杂烩。推恩令让所有的儿子均分家产，好像公平合理，其实瓦解了扩张的力量。从此中国不再可能扮演殖民者的角色，而是坐等别人来殖民：五胡、鲜卑、沙陀、辽、金、元、清、日本、苏联轮奸中华。至于“中华儿女”呢？大家都窝在家里等着分田分地，甚至不惜裹上小脚，死也不肯离开老家一步。1970年代中国的“独生子女令”一下，社会就更加堕落了，独生子女骄纵无比，必要时撒泼打赖，要挟父母长辈。进而理所当然地成了“宅男宅女”，坐吃山空。


    二、酱缸蛆的国民性

    在柏杨看来，他那个时代的中国是一个酱缸国，其中的居民“支那人”便是酱缸里的蛆。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柏杨通过他的自我反省给予华人大众的是自省自察的一面镜子：诸如窝里斗，脏乱吵，圆谎意识，缺乏独立思考，官本位思想，只我例外，对人不对事，把羞愧当荣耀，冷漠等。他从自我反省出发，从多角度揭露了国民的劣根性，指出“我们的丑陋，来自于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丑陋”，而他柏杨揭露了自己的丑陋，所以就不丑陋了。

    其实，柏杨的先行者及其先行者鲁迅就是两条不小的“酱缸蛆”，及其擅长内斗。

    鲁迅曾把中国比作一个大“染缸”，其后四十多年的“台湾鲁迅”柏杨就据此引申出了“酱缸”一说，这两位用假名字对国民性进行批判的伪人，内心都有见不得人的东西，用假名掩饰自己的身份，就像喜欢戴墨镜和假发的人那样，用墨镜掩饰“灵魂的窗户”，用假发来掩盖“自己的本相”。

    杂文家柏杨自己也毫不掩饰对文痞鲁迅的“尊敬”之情，认为自己深受鲁迅的影响，鲁迅用犀利的笔触刻画出了“沉默的国民的灵魂”，对国民性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在鲁迅精神的烛照下，40多年后的柏杨将鲁迅的“染缸”观点进一步发展，提出了“酱缸文化”。

    鲁迅和柏杨深潜于支那人的根部，都触摸到了支那的历史命脉，发现了他们自己的集惰性、腐蚀性、同化功能于一身的“缸”文化。

    鲁迅曾把中国传统文化比作“染缸”，他在《两地书·四》中提到：“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在《花边文学·偶感》中他说：“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

    柏杨形成“酱缸”这个概念是在他“十年杂文”的最后阶段，其完整的释义是：“夫酱缸者，腐蚀力和凝聚力的混沌社会也，也就是一种被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长期斫丧，使人类特有的灵性僵化和泯灭的混沌社会也。”由这个定义延伸，柏杨认为构成“酱缸”的主要成分自然就是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主义人生观和势力主义。在他看来支那文化是一个“酱缸”，一个发酸发臭的“酱缸”，而支那的成员，大多数支那人就是生活在这个发酸发臭的“酱缸”的“酱缸蛆”。

    有人指出：如果说鲁迅是“染缸旁的启蒙者”，那么柏杨就是“酱缸里的搅动者”。“缸里居民”的特点之一就是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在我看来，鲁迅和柏杨这两个杂文家虽然发现了“缸的现象”，却不懂得“缸的原理”——“缸的原理”就是“丧失了进取精神”，其原因就是“诸子均分遗产”，就是“汉武帝和主父偃的推恩法的后遗症”。


    三、思考的结论

    纳粹德国为了阻止“西方的没落”，曾经企图恢复封建制度、恢复长子继承制、恢复日耳曼人的扩张能力。但是纳粹失败了。于是西方继续没落。

    西方文明开始没落了。而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生机早在七百多年前就在蒙古入侵下遭到毁灭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是一句陈词滥调，而是由无数的血泪交织而成的，这是万事万物的宿命。

    中国七百年来的命运，也许就是西方未来七百年的命运。欧盟也许就在扮演“纳粹德国继承人”、“蒙古在中国的使命”……

    然而，久经衰落的中国文明。是怎样得到不断更新并一再地延续下来的呢？

    我的研究结论显示：那是通过“一小撮战士集团”的“进出中国”、轮番强暴，来实现的。而日寇以及国产国际，就是两个最近的例子。

    这听起来十分荒谬，甚至是残忍的、非人道的，但却是历史的真相。

    辽金元、满洲日本苏联，以及这些“夷狄”他们在中国的汉奸代理人例如吴三桂、汪精卫、毛泽东（包括以及他们在辽金元时代的先行者），就是这样的“一小撮战士集团”。

    在这些“奉行军事贵族准则”的“战士集团”那里，例如满洲的“旗”和苏共的“党”——保留着广大的汉人平民社会已经丧失的长子继承制及其造成的扩张精神，所以他们特别具有战斗力。一旦他们被汉人社会同化了，开始提笼架鸟、享受生活了，他们所统治的社会风气也就开始迅速腐败，于是新的“一小撮战士集团”也就开始蠢蠢欲动，准备再度接管中国了。

    困扰中国的“太子党现象”其实是一种中国历史宿命的延续。因为中国共产党，其实就是苏联在中国的代理人，类似于明末的“汉人藩王”和“汉八旗”。

    而中国共产党的“太子党原理”，奉行的其实就是“一小撮战士集团的长子继承制”。所以我们看见，太子党原理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一个共产党家族基本上只有一个“官二代”来继承父母的官职，从而变成了“太子”。至于其它的子女，大多经商成为财阀，或者读书成为学阀。

    人们曾经大惑不解：在帝制时代，“太子党”是指“太子的党羽”；在共产党专政下，“太子党”是指“高干子女”————意思南辕北辙。但是在我们的原理解密之下，现行的“太子党”（“高干子女”）其实也是有其自身的逻辑的——那就是“长子继承制的恢复”。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现行的“太子党”（“高干子女”）已经做到了纳粹党想做而没有能够完全做到的事情。至于他们能否最终形成一种长期有效的制度，仅从中国历史来看，是完全可能的；但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那就变数很多了。博讯

周其仁：政策背后是权利安排

[芦笛之声] 所谓你有某项权利，就是你有某个自由行为的空间，可以在那个范围内做某些事，并被社会认为是正当的、也受到法律或习俗的承认与保护。

政策背后是权利安排

——城乡中国系列评论之十七

说来波澜不惊，我国城市化指数重新掉头向上加速，源于改革开放加大了普通农民的经济自由。本栏上文追本溯源，发现1984年一号文件与此最相干的政策，其实就是一句话：“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简化一下，仅八个字而已——“允许农民进城落户”。后来的实践说，好政策本不需要那么复杂的，几个字就给出几亿人新的发展空间。

为什么四两拨得动千斤？让我们解读一番。

第一点，“允许”的事项，是生活里已经发生的、有实际需要的行为。请注意那个动词——“允许”，不是“提倡”、“鼓励”，也不是笼而统之的“要”。“允许”是对实际上已经出现、已经发生的行为，在政策上宣布开绿灯。试想想，务工、经商、办服务，哪一样不是包产到户后的农村已经发生的现象？发生了的，以及有继续发生的需要，人们才关心政策上允许还是不允许。政策说“允许”，这把火就算烧起来了。反过来，实际上根本没影的事，再伟大，全靠自上而下发动，难度不免就大了。

第二点，“允许”代表一种态度。比照于“打击”、“禁止”、“反对”、“限制”之类，“允许”反其道而行之，才释放出强大的势能。看过水库吧，关闸憋水，水位越来越高。一道开闸命令，水的势能就释放出来了。经济方面，务工、经商、办服务，绝不是改革之后才有的现象，问题是多年“左”字当道，这也不行、那也不可，甚至看得像洪水猛兽一般，哪里搞得成气候？工商服务业又不同于农业，在区位上对积聚和集中有特别的要求，可是城乡之间壁垒高筑，生产力就被憋在那里了。“允许”等于开闸，水能高位释放，见效当然快。

再一点，“允许”的落脚之处，不是细细碎碎、让人抓不到重点的小节，而是整个城市化里最关键的一着，那就是允许农民进城镇“落户”。农民进城涉及的事项甚多，哪一项卡住了也不成。但大政策要讲重点，化繁就简抓要害，牵一发就能动全身。试想连“落户”都允许了，农民还不能流动或迁徙吗？还不能“非农”吗？还不能“离乡”吗？还不能到城镇租房买房吗？统统都允许了嘛。当时比较麻烦的，是进城农民没有粮食供应的保障。那也有办法，“自理口粮”便是。反正“落户”当头，一通百通，过去多少年“敌城市化”(de-urbanization)那一套，就此开出了个大口子来。

最后，“允许”是国家政策，而不是书生的文章或建议。就是说，它有权威性，不是说说笑笑就算了的，而是办事的依据。是的，当年法制建设刚刚起步，国家政策的最高表达不是人大通过的法律，而是中央红头文件。还算“对等”，因为以往禁止农民流动、设立城乡壁垒、限制经济自由的，也是通过红头文件表达的。原汤化原食，以正确的中央文件解除错误的中央文件，才改变得了实际工作的方向。这也是当年杜老领着他的一班人，那样精心制定一号文件、推敲政策措辞的缘由。尽最大的可能为多方接受，通得过中央文件出台的全部复杂程序，国家机器才得以开动，经济自由才能够落实于实际生活。毕竟，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是议论的产物，而是一连串实际行为的结果。

不过，“允许落户”政策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在于其目标指向了抽象的权利。不妨问一个问题吧：为什么允许农民进城落户？讲得出的道理有很多层面，一层一层讲进去，到最后一个层面，“因为那是农民的权利”。

“权利”非常抽象。读者不妨试一试，看自己有没有一个关于权利的简明定义。网上不少辞典给出的关键词，包括“东西”、“力量”、“法律概念”、甚至“价值回报”，差不多都没有拿准这个词汇的含义。也难怪，因为“权利”系外来词，据考证，最早是1864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翻译惠顿的《万国公法》时，使用了“权利”这一词(见李贵连：“‘万国公法’：近代“权利”之源”，《北大法律评论》1998年第1卷第1辑)。

这位丁韪良，英文全名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年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一个牧师家庭。1850年，他受美北长老会派遣到中国传教，1863年移居北京，在传教之余翻译美国人惠顿的《万国公法》，还受到恭亲王奕诉的赏识，由总理衙门拨专款付印出版。1869年，经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推荐，丁韪良辞去了美北长老会的职务、出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1898年年底，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由李鸿章推荐，光绪皇帝任命丁韪良为京师大学堂首任西学总教习，说起来与北京大学多少还有渊源。

丁氏用“权利”译“rights”，也许是因为找不出一个恰当的中文词来表达英文的原意。在中国文化传统里，“权”当然是有的，不过那含义是“平衡”，而不是后来流行的“权力”，更不是“权利”。“权力”也是外来词power的汉译，意思是“实现意志的能力”，特别是“在别人反对的情况下仍能实现自己意志的能力”(米尔斯)，这就让权力带有“强制的”意味。顺便提一句，我以为更好的权力定义是经济学家巴泽尔给出的——“把成本强加给他人的能力”——不过那要留待以后细细切磋。

“权利”是不是“凭权力获取利益”呢？后者也是东西方社会里都可以观察到的现象，也就是“因权(力)而贵”。至于把“权贵”现象与何种主义相连(例如“权贵资本主义”)，那就端看使用者的思维习惯和语言偏好了。不过无论如何，“凭权力获取利益”，却与“权利”(rights)风马牛不相及。

“权利”(rights)有“对的”、“正当的”、“合法的”意思，所以也有“被社会允许的”含义。不过，“rights”终究是个名词，这也是有辞典定义“权利是某某东西”的原因。那么，权利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我自己教产权理论，要向同学阐释财产权利的含义，不免对此多做一点功课。我的用法是，“权利”是一个自由行为的空间，或曰“被社会认为是正当的、受法律或习俗承认的自由行为空间”。这个定义我们日后还要再谈，这里先越过“东西”一步：所谓你有某项权利，就是你有某个自由行为的空间，可以在那个范围内做某些事，并被社会认为是正当的、也受到法律或习俗的承认与保护。

回到“允许农民进城落户”，那当然是一项大权利。过去被认为不正当、不正确，受到法律和政策的限制或禁止，现在中央红头文件说“允许”，就是给出一个自由行为的合法空间。世世代代务农的，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生在农村里的，允许离开农村、进城镇落户。这是一套新的行为规范，一套新的行为许可，也就是一套新的权利制度的安排。没有这套权利空间，中国城市化的重新加速，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经济观察报》

国家档案解密证实“三年自然灾害”饿死3755万 2012年8月14日转载

    过往通称”三年自然灾害”的档案资料，经过整理编辑后，已改为《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各地非正常死亡情况》、《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粮食、钢年度实际产量情况》，正式解密，对外公开。该项国家档案解密“三年自然灾害”因饥饿死亡的原始数据是3755万。和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估计的至少饿死3600万，非常接近。

    据悉，早在2005年，中央政治局经两次讨论，对五九年至六二年的档案，下令解封。但又严禁公开，只准有限的高干接触这些档案。比如规定要专业部门对口，经省委宣传部核准，省政府新闻办、人事部门核准；并规定解封档案材料一律不作新闻、政论、宣传用途；还规定获准审阅解封档案部门、人员要登记备案，还严格限制在厅局级或以上干部，等等。但是，目前该项数据2009年起在网上疯传。

     以下是摘自该档案的原始资料,《五九年至六二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

    一九五九年全国十七个省级地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 522万人

     其中城市： 9万5800人

    一九六O年全国二十八个省级地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 1155万人

     中城市： 272万人

    一九六一年全国各地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 1327万人，

     其中城市： 211万7000

    一九六二全国各地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 751万8000

     其中城市： 107万8000

    合计 3755万800

    其中城市 601万800



    全国十二个县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一百万人以上。

    河北省、河南省、山西省、甘肃省、贵州省、安徽省、青海省等七个省，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使人口下降了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二点五。

    五九年至六二年的人口增长率：

     一九五九年人口增长率为-2.4%

     一九六O年为- 4.7%

     一九六一年为 -5.2%

     一九六二年为 - 3.8%

     一九五九年粮食、钢产量

    一九五九年四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国务院根据中共中央建议提出的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该计划规定：钢产量为一千八百万吨、粮食产量为一万零五百亿斤。同年六月三十日，降低钢计划指标为1300万吨。一九六O年一月十二日、四月二日、九月十日，三次统计：一九五九年实际钢产量为1122万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O年七月三日，三次统计：一九五九年粮食的实际产量为5139亿斤。

     一九五九年粮食、钢产量

    一九六O年一月，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会议，确定一九六O年国民经济计划，提出三年和八年设想，规定年度钢产量为1840万吨、粮食产量为 6000亿斤。同年五月，中共中央转批国家计划、经济、基本建设三个委员会党组《关于一九六O年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计划第二本帐的安排报告》，把钢产量提升到2200万吨。一九六一年四月一日、七月五日二次统计，一九六O年钢产量为1351万吨。一九六一年一月二日、四月、六月二十九日、九月，四次统计，一九六O年粮食实际产量为2730亿斤。

    一九六一年粮食、钢产量

    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通过，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规定年度钢产量为一千八百万吨、粮食实际产量为四千五百亿斤；五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把钢产量调低为1100万吨。一九六二年一月三日统计，一九六一年钢产量为932万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统计，一九六一年粮食产量为4200亿斤。一九六二年三月十日、七月、九月，三次统计，一九六一年粮食实际产量为3300亿斤。
博讯

民主制度是如何被虚化的/周农建

来源：民主中国作者：周农建

    ●在当今世界，民主已经成了一种时尚，即便是专制体制，三代世袭，终身领袖，或指定接班，本无民主可言，也会与时俱进，披上民主这一时髦外衣，自称民主共和国或美其名曰人民民主，在这一点上，苏式政治体制表现得最为精致。由于它的精巧设计，这一政治体制曾经在上个世纪风行一时，被人竞相拷贝移植。这一体制虽然在不同的国家里，表现有所不同，但其运行机制却是一致的。

    （“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在当今世界，民主已经成了一种时尚，即便是专制体制，三代世袭，终身领袖，或指定接班，本无民主可言，也会与时俱进，披上民主这一时髦外衣，自称民主共和国或美其名曰人民民主，在这一点上，苏式政治体制表现得最为精致。由于它的精巧设计，这一政治体制曾经在上个世纪风行一时，被人竞相拷贝移植。这一体制虽然在不同的国家里，表现有所不同，但其运行机制却是一致的。

    一直以来，人们对于苏式政治体制最为迷惑不解的一点就是，为什么民主制度在那里会有名无实？它不是有宪法，有议会，有选举，有表决吗？不错，这种体制确实有民主制度的硬件，如宪法、议会、议员（人民代表）、投票等等，但是其功能却被虚化了。因而它仅仅成了一种硬件躯壳，成了一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即便是体制内的理论家们，他们有时也不能不承认，在这种体制下，民主制度仍“有待健全”，或政治生活仍“有待民主化”。

    为什么看似民主的东西，却是中看不中用？这其中的奥秘就是，它原有的正常程序被精巧设计的病毒程序置换了，它被虚化、去功能化了，它成了花架子。

一、指定代表制

    民主制度是有选举和投票的。在苏式政治体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元素。不过，在正常的民主制度下，选举和投票包含两个过程：1、先由选民投票选举代表；2、再由被选出的人代表选民投票选举执政者或投票表决议案。前一过程涉及代表人的产生，后一过程涉及代表人的职责。前后两个过场构成了“权力来于人民并为人民服务”的完整的权力运行程序。

    在苏式政治体制中，前一过程被一个病毒程序置换。这个病毒程序就是指定代表制。原本应由人民投票选举代表，被置换成由执政者指定代表。这等于是掐断了那一完整的“权力来于人民”的权力运行程序链条。这一代表人产生方式的置换，意味着，代表人是被执政者指定为人民的代表的。按今日的说法，人民是“被代表”了。不难明白，代表人永远是为他的权力来源，即他的指定者服务（效劳）的。如果他是被人民指定（选举）的，他将服务于人民；如果他是被某人或某组织指定的，他将为某人或某组织效劳。

    可见，苏式政治体制一方面保留了正常民主制度的后一个过程，即代表人投票表决的过程，以显示该体制的“民主性”，但是却通过置换前一个过程，即通过指定代表，而使代表人成为执政者的附庸和表决筹码，实际上架空和虚化了民主制度。

    有一种升级版的指定代表制，它看上去要稍微复杂一些。这种升级版改进了其版本1.0的粗糙程序，加进了一个部件“推荐制”，即由“下面”向“上面”推荐代表，最后由“上面”定夺。这种升级版本使指定代表制看起来要漂亮一些，但并没有改变指定代表制的实质。

    指定代表制无论其版本怎样升级，这种由执政者指定代表的方式，总难以证明权力来源的人民性。不过，这不要紧，因为苏式政治体制自有其绝招，来证明其权力来源的人民性。

二、精英错位制

    精英错位制是苏式政治体制中一个最精巧的发明。这一发明不仅被用于议会代表的产生，也被用于国家官职的填充。苏式政治体制是一种言必称人民的体制。它声称，国家是人民在当家作主。为了证明其政权的人民性，它将议会席位或国家官职，授予给那些来自草根阶层的工农兵代表和其他阶层的精英分子，如各行业各领域中的工作劳模、战斗英雄、影视明星、体育竞赛金牌获得者，歌星、画家、诗人、作家、科学家、工程师、青年、妇女、少数民族代表和宗教人士等等。

    这种证明方式是颇为有效的：瞧，我们是泥腿杆子掌权，人民翻了身，当家作主人，我们的政权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我们的代表都是各行各业各阶层各地区各民族的精英和优秀人物。

    长期以来，关于苏式体制有无民主，是否代表人民的争论一直没有中断过。一方说，它没有民主，不代表人民。而另一方反驳说，谁说没有民主，谁说不代表人民？它有宪法，有议会，有选举，有表决，它的议会代表中，百分之多少是工人，百分之多少是农民、百分之多少是妇女、少数民族代表等等，他们都是来自各方面、各界别的精英和优秀人物，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从事实来看，苏式体制确实有宪法，有议会，有选举，有表决。从形式上看，凡是民主国家有的，它都有。它的议会代表也确实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工农兵学商，样样都有。但是，谁都心里明白，人们所见到的这一切，虽然是事实，却是“虚”的，是形式主义的。

    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看似是人民在当家作主，却实际上仍是“伟大领袖”在做主？其奥秘之一就是精英错位。

    所谓精英错位，就是通过制度化的错位安排，即以底层草根代表装点神圣国家庙堂，用非政治精英置换政治精英，和由政治门外汉来填充国家表决机器，使看似民主的制度形同虚设。

    道理不难明白，那些被用来填充国家机器的人，诚然是人民中的精英人物，但他们的优秀只是就他们的行业、专业和特殊领域而言的，在这之外，在政治上，他们并不会比其他人更优秀。虽然并不排除他们中的个别人会同时兼有政治天赋，但就群体而言，他们实际上是政治门外汉。他们虽然不缺乏在自身专业领域的天赋和造诣，但却大多没有参政议政的政治知识和训练，基本上属于政治文盲或政治小学生一类。毕竟，一个优秀的歌星或数学家与一个合格的议员或官员不是一回事。

    用政治摆设来填充国家职缺，这在古代属于名声并不太好的官场秘诀，甚至被看成奸臣手法。苏式精英错位制的发明家从古代政治遗产中发掘出这一宝贝，用草根代表和错位精英为装饰材料，以遮盖其原有的非道德色彩，推陈出新，使这种古老的不那么体面的手法成为一种光鲜的制度，堪称人类政治智慧的一大杰作。

    这种用政治门外汉来填充国家机器的绝招，其巧妙就在于，它既满足了证明其政权人民性的目的，又满足了政治领袖随心所欲的愿望：对于一群政治门外汉和有幸被领袖指定的人来说，其行为不难预计，当然是唯领袖之意是从，领袖举手我举手，领袖画圈我画圈。

    在中国，在关于文革的回顾中，至今仍有许多人怀念当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幻象：那时连工农代表都好可以官至国家副总理。然而即便是党的理论家们都不能不承认，文革是中国“民主制度最不健全”、“政治生活最不正常”的时期。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其实文革是精英错位制最为典型的时期。根据后来披露出来的材料，当年那些位至高官的工农兵“形象代言人”，他们处理政务的唯一绝招就是“紧跟”领袖，成了政治摆设和“一致拥护”的表决筹码。

三、实质与修饰

    指定代表制和精英错位制是设计精巧的两种病毒程序，它们使一种政治体制成了一种似是而非的东西，你觉得它有什么不对劲，但却未必能看出问题在那里。说它没有民主，它有民主制度的硬件。说它没有人民性，它的代表都是来自人民。说它有民主，有人民性，它又是一个人说了算。

    这两个程序相互配合得很好。指定代表制扭转了民主制度中权力来于人民的原有程序，而精英错位制则为之提供修饰，再加上保留下来的程序（人民代表选举执政者），构成了一条新的程序链。让我们将这一被病毒扭曲的新程序链与民主制度原有的程序链作一比较比较：

    民主制度原有程序链：人民 -> 选举 -> 人民代表 -> 选举 -> 执政者

    被病毒扭曲的程序链：执政者 -> 指定 -> 人民代表 -> 选举 -> 执政者

    不难理解，在上述两个程序链中，“人民代表 -> 选举 ->” 是可以省略的中间环节，当省略后，我们可以有简化的表达:

    民主制度原有程序链：人民 -> 选举 -> 执政者

    被病毒扭曲的程序链：执政者 -> 指定 -> 执政者

    通过这种语义省略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两个程序链的不同实质蕴涵。

    对于正常的民主制度来说，由于人民代表是被人民选举出来的，因此它没有必要在人民代表身上再做文章。选举本身就可以说明一切，就可以证明其权力来源的人民性。

    而对于苏式政治体制来说，由于所谓的人民代表并不是被人民选举出来的，而是被执政者指定的，因此，为了避免被人看破这一点，苏式政治体制于是就在人民代表（即程序链中可以被省略的部分）上大做文章，通过从人民中指定一些公认的精英，试图借助“明星效应”，以他们耀眼的明星光芒来遮盖其指定代表的非民主实质。这种政治智慧的盘算就是：谁能否认这些人是人民中的精英呢？既然不能否认，那么，由人民中的精英来选举执政者，这难道不是最民主的吗？

    虽然，那些被指定的人民精英在苏式政治体制中的重要性仅仅只是为了政治程序的修饰，但是这种政治修饰却是苏式体制必不可少的，否则它会被人一眼看穿。

    可见任何一种政治制度，它原有的功能再好，也是可以被某种精巧设计的病毒程序破解、虚化和去功能化的。可见，一个国家有无民主，并不在于它是否有民主制度的硬件，是否有宪法、议会、人民代表、选举和投票等等，而在于它是否有与之相匹配的运行程序，在于它的原有功能是否没有被虚化。

    要使一种被虚化和形式化的制度恢复正常功能，如何找出、揭露和清除那些被安装在其中的、使其运行功能丧失的病毒程序，才是重要的。否则，对于像苏式政治体制这种巧妙包装的制度，仅仅扣帽子，抨击它不民主，不会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事实胜于雄辩”。毕竟苏式体制有民主制度的硬件躯壳，有被指定的人民精英可以秀给你看，而这些光鲜包装的事实和似是而非的辩护颇能迷惑相当多的一部分人。

    本文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