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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牛/周克華案五大未解謎團/潘汉年死亡内情/上海防洪能力最弱/达芬奇《最后的晚餐》
發佈時間: 8/23/2012 11:12:55 PM 被閲覽數: 472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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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B,第一句高音就让好声音4评委全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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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nxuecity
 
 
 
 
周克華案五大未解謎團︰如何變成殺人魔
 
 
 
2012-08-22 10:06:39  新民周刊
 

  應該毫不猶豫地將周克華列為“嗜血屠夫”。

         一個窮凶極惡的劫財者,專挑弱勢平民下手, 、準、狠,一槍爆頭,揚長而去——見過冷血的,沒見過這等冷血;見過凶殘的,沒見過這等凶殘;見過人性滅絕的,沒見過這等人性滅絕!

  盜亦有道。賊亦有誡。即使退一萬步,退到盜賊的角度審視,周克華乃盜賊所不屑。

  不殺降;不殺孕;不殺孺;不殺重病;不殺耄耋——無論加勒比,抑或西西里的盜賊,據說都有“職業底線”,是謂“惻隱之心”,但是周克華沒有。作為一種罕見的嗜血嗜腥生物,他已超出公眾的認知能力之外。

  為嗜血而嗜血,一輪一輪的劫財,只是刺激他一輪一輪地嗜血;為殺人而殺人,為分享殺人炫技,居然邀請女友現場觀戰……

  究竟是什麼土壤,培養了如此腥羶的殺手?究竟是什麼環境,催生了一顆如此陰鷙的心?近代家族史找不出周克華的嗜殺基因。中小學教育也沒有周克華的受虐記載。家庭、鄰居、同學、工友——並沒有明顯刺激他成魔成妖的動因。

  是的,他曾因槍案而有牢獄記錄,但就連他本人都不認為是冤案,難不成他覺得他是應該天然地非法擁有槍支?是一種變態?還是人格障礙?

  周克華成魔的未解之謎太多。

  然而人類所有的行為都是可以定性量化的。為深度解讀周克華的嗜血成因,為盡可能破譯周克華的心魔密碼,《新民周刊》記者多方尋訪社會心理學家、犯罪心理學家、刑偵技術專家、犯罪與刑事政策研究專家,奮力進入周克華的3D內心——為社會、為未來避免類似的悲劇重演。(主筆 胡展奮)

  五大未解之謎

  “走錯了。”——這是悍匪周克華死前的最後一句話。他的遺留物包括一副墨鏡、兩張電影票、兩把手槍、三個彈夾、62發子彈、1萬多元現金,還有五大謎團。

  首席記者∣楊 江

  清晨的槍聲不代表甦湘渝系列持槍搶劫殺人案的終結。

  8月14日6點50分,悍匪周克華在重慶沙坪壩區童家橋萵筍溝一個巷道內被警方擊斃,他的遺留物包括一副墨鏡、兩張電影票、兩把手槍、三個彈夾、62發子彈、1萬多元現金,還有圍繞他的一堆待解之謎。

  為何去緬甸?在緬甸有怎樣的經歷?

  8月14日之前,人們對周克華的信息幾乎是一無所知,此前4天,也就是重慶“8‧10”持槍搶劫殺人案發生後,人們才首次獲悉那個8年來在甦湘渝三地持續作案10起、槍殺10人的惡魔名叫“周克華”,他清晰而又陰冷的正面照也首次出現在公安部的A級通緝令中。

  殘忍的作案手段、精湛的槍法、驚人的反偵查能力,尤其長達8年之久的身份之謎,讓人們對周克華充滿了恐懼與好奇,也由此衍生出了諸多的揣測。

  因為信息甚少,圍繞周克華的傳聞有著太多的傳奇色彩,在他被擊斃後,警方陸續公布了這8年來警匪博弈的部分細節。我們只能通過對這些細節的解讀以及親友鄉鄰的描述,依稀拼湊出一個碎片化的周克華。

  現有信息表明,他的人生雖充滿失意,但並無傳奇,似乎也不是一個從小就劣跡斑斑的人。

  周克華人生重大的轉折出現在2004年,從緬甸當雇佣軍回來後,他徹徹底底變成了魔。

  何以從人變魔?在緬甸有著怎樣的經歷?

  周克華被擊斃後,網絡上出現了一些質疑,認為他並未死,被擊斃的其實是一名便衣警察。謠言甚囂塵上時,重慶警方終于在8月19日作出了回應,表示沙坪壩區公安分局正組織民警深入調查、搜查周克華曾經的藏身之地,網絡上的質疑純屬誤解與造謠,“悍匪周克華已被擊斃”毫無疑問。

  盡管周克華被擊斃後不到兩個小時,消息已經傳遍全國,人們緊繃8年的弦終于得以放松,但駐守在沙坪壩區井口鎮二塘村周克華家的民警以及周家的鄰居們出于對周克華68歲老母親陳世珍的憐憫,並未將這個消息告訴老人。

  由于老人已經被當地政府保護起來,已經很難查證老人最初是從何渠道得知周克華被擊斃的消息的。一種說法是,為解開周克華身上的謎團,媒體記者擁至周家,確有媒體報道,面對鏡頭,老人始終用蒲扇遮擋面部,“得知周克華死訊時,她足怔了20秒鐘,握扇子的手微微抖了幾下”。

  媒體的這段敘述似乎透露出是媒體記者先將消息告知了老人,由此也引發了人們對媒體做法突破職業倫理的普遍質疑。不爭的事實是,媒體此後收斂,不再打擾這位可憐的母親。

  有知情人透露,陳世珍通過電視確認兒子被擊斃後,情緒低落,偷偷抹淚,但並沒有放聲痛哭。她自責︰“你是解脫了,可害了這麼多人!這麼多家庭。小時太慣你,打工干什麼也不說,我不管你做什麼,我是管不了,你自己要管住啊!”

  15日,老人提出希望看看兒子,重慶警方回應在適當的時候會送她去給周克華收尸。陳世珍曾感慨︰“我養他養到這麼大,為什麼要這樣。”

  周克華犯下滔天罪行,對母親是一個致命打擊,陳世珍不明白兒子為何變得這般猙獰,事實上,她對兒子這些年來的社會活動知之甚少。

  周克華有著怎樣的成長經歷,是人們首先想要得到解答的問題。周克華的家在二塘村的最高處,偏居一隅,這是一個在村民眼里有些古怪的家庭,原因是這家人從不與人交往,似乎不通人情世故。

  周克華祖輩並非二塘人,上世紀60年代,父親周正喜據說是因生活作風問題被下放二塘村,擔任了生產隊的會計和記分員。周正喜遇上了當時因夫妻關系不和剛剛離異的陳世珍,後者已經育有兩個孩子,兩個人沒有辦酒席就草草地把婚結了,這在農村的風俗中顯得很是怪異,村民們的一種解釋是因為兩個人當時實在太窮。

  1970年2月6日,農歷正月初一,周克華出生了,因為窮,周正喜夫婦婚後吵架成為家常便飯。周家在村里沒有族親,連村鄰的紅白喜事都從不參加,夫妻倆閉門不出,連兩米外的鄰居家,陳世珍也8年不走動。

  許是因為這個緣故,周克華從小也不愛到村民家中玩耍。與周克華同年出生的陳啟紅算是他兒時最好的玩伴了,兩個人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去村里小河游泳。周克華的游泳技術很好,在水里一口氣能憋很久,時常還與陳啟紅一起抓河里的螃蟹,他們的吃法有些生 ——生吃。在陳啟紅看來,周克華的野外生存能力與這段經歷大有關聯。

  與父母一樣,周克華是一個性格內向的人,放學回家後喜歡獨自一人看書,時常到鎮上的書店租書,最痴迷的是武俠小說與偵探小說,且對槍支很感興趣。有村民透露,周克華還曾練過武術,但最終放棄。

  不過在村民們眼里,這個乳名“華兒”的孩子除了不懂禮貌,從不與人主動打招 外,還算是一個比較老實的孩子。

  1985年,周克華中學畢業沒有考上高中,在家閑置一年,後與父親到嘉陵江“上河沙”,一天能賺20多元。多年來,周克華不抽煙、不喝酒,且始終保持著特殊的生活習慣——常年洗冷水澡、裸睡,從不穿內褲,夏季只穿一條外褲,冬季加一條棉毛褲。有親友說,周克華的生活十分簡樸,喜歡蹲著吃飯。

  1986年3月,周克華的履歷上有了第一次污點,因為調戲婦女,他被治安拘留14天,但對一個當時只17歲的青春期少年而言,這樣不檢點的行為其實也有可以理解之處,頂多是一個不羈的少年,算不得“惡少”。

  “上河沙”的活,周克華一干就是4年。1991年9月,22歲的周克華厭倦了“上河沙”的工作,他在井口鎮半邊街蔣雲波的家里盜竊現金120元、糧票100余斤、雙管獵槍一支。

  痴迷槍支的周克華就這樣有了第一把槍,村民回憶,當時他就已經對槍械表現出濃厚的興趣,經常撫摸。

  周克華還曾想當兵,但體檢未過關。1993年3月,周克華帶著這支獵槍到了武漢。在江岸盤查時,槍被發現,但他拒絕上繳,往地上開了一槍後逃跑,之後被警方抓獲,為此周克華因暴力妨礙公務被判在漢南勞教所勞教兩年。直至1995年2月20日,周克華因勞教期間表現較好,提前一個月釋放。

  這之後的周克華到重慶火車東站集裝箱公司當搬運工兼叉車司機。人們依然叫他“華兒”,他給人留下的第一印象也是老實憨厚,公司有食堂,但吃飯的時候,工友們圍在一桌,偏他拿著一個大碗盛上飯菜蹲在一角。

  曾經的同事們對他印象深刻的還有他驚人的心理素質,工友們喜歡玩“炸金花”,有一次周克華拿了三個“A”,另一個同事拿了三個“8”,後者以為自己贏定了不斷下注,幾輪後,周克華很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我不想你輸太多,我3個A,開牌吧!”在場的十多位同事對他的這種淡定傻了眼。

  1996年,周克華結識了小名“二妹”的徐蓉(化名),並結婚,但與父母當年一樣,他們也沒有舉辦酒席,村民們還是事後與其父母交談中無意中才得知,為此徐蓉的親友們也很是不能理解。

  對這段婚事,徐蓉的家人起初並不同意,據徐蓉的父親介紹,兩個人婚後就與岳父家鮮有往來。婚後第二年,周克華獨自跑到雲南邊境,購買了一支五四式手槍,結果被抓,徐蓉繳納罰款後,他才得以釋放。

  徐蓉如今正在接受重慶警方的調查,我們暫且不知周克華當年為何跑到雲南購買槍支,是純粹出于個人愛好,還是別有目的。

  周克華夫婦婚後搬到鎮上生活,並做起中巴車載客生意,周克華開車,徐蓉賣票,其間生下一子。但2001年底,他們遭遇了一場車禍,徐蓉的親戚王建國透露,徐蓉與幾名乘客受傷,面對巨額的醫療費、賠償金,周克華2002年春節主動提出與徐蓉離婚,徐蓉沒有答應。之後,周克華離家出走。

  徐蓉租住在王建國家,一直至今。而周克華出現的次數逐年減少,甚至一年難得見一面。徐蓉與鄰居拉家常時也曾說︰“丈夫是在遠處打工。”

  周克華去了哪里?他與妻子分手前曾鄭重其事地表示,“槍比命重要。”而來自長沙警方的消息是,周克華2004年前曾在緬甸當過雇佣軍。在那里他鍛煉了自己使用槍械、叢林作戰的能力,而且還獲得他求之不得的手槍與彈藥。

  為何去緬甸?在緬甸又有著怎樣的經歷?這一切由于周克華的死已經很難解開。

  為何襲擊哨兵?被搶步槍藏在何處?

  2004年4月22日,從緬甸攜槍回重慶的周克華扣響了系列持槍搶劫案的第一槍。當日中午12點,他從身後接近,用槍抵住剛從江北區紅旗河溝工商銀行取完錢的某公司出納趙崢的太陽穴。初次殺人的周克華表現驚人地冷靜,且將這種冷酷保持到8年後與追蹤他的民警狹路相逢時,舉槍就射。

  趙崢槍響過後當場慘死,陪同取款的會計周光容正在打電話,周克華舉槍就射,子彈打穿手機,從周光容的腮幫穿過。周光容站起來後捂著嘴不斷哀號,一路滴血奔逃。首次作案,周克華搶得現金7萬元,他的目標顯然是沖錢而去,但因何為錢作案卻不得而知。

  周克華被擊斃後,警方透露了另一起鮮為人知的案例。當年12月31日,周克華戴著頭盔在渝州路工商銀行石橋鋪支行持槍搶劫了一個票款箱,這起案件因為涉案金額只有500元,且沒有造成人員傷亡,未曾引起社會關注。

  2005年5月16日,周克華在重慶市沙坪壩區第三次作案。他一路尾隨一對剛從銀行取款出來的夫婦,在漢渝路一家牛肉館前拔槍射擊,導致這對夫婦當場喪命。當時的目擊者羅先生回憶,一名路人只不過看了一下,就挨了周克華一槍,身負重傷。

  這一次,周克華搶走了17萬元。一年內三次作案,周克華並未給警方留下任何有價值的線索。

  他有著相當水準的反偵查能力,作案從來都是獨來獨往,且速度極快,一般都在幾十秒內完成。

  這之後,就在重慶警方展開艱苦卓絕的偵破工作時,周克華卻失蹤了,這一沉寂便是4年。

  周克華到哪里去了?2005年10月16日下午6點50分,周克華攜帶槍支、彈藥出現在雲南宣威火車站候車室,他手持當日K168次宣威至重慶的車票準備乘車,被執勤人員從右腰部查獲了用綠色槍套裝著的五四式手槍一支、子彈6發。

  2006年2月21日,昆明鐵路運輸法院開庭審理,以非法運輸槍支罪,判處周克華有期徒刑三年,當年的判決書提及“考慮到周克華認罪態度好,故酌情從輕處罰”。

  宣判後,周克華沒有上訴,他被投入雲南省內的監獄服刑。據當年的獄友透露,周克華服刑期間看上去不聲不響,其實毫無悔意,曾對獄友表示,家里還有一支槍,出獄後會去緬甸再購槍。

  周克華的刑期至2008年10月15日結束,出獄後,他是否再去過緬甸不得而知,但其所持有的槍支事後查明變為兩支。

  周克華回到了重慶,半年後他再次作案,在其所作的10次案件中,這一次尤為大膽,讓人不解。

  他將目標對準了部隊哨兵。2009年3月19日晚上7點42分,周克華身穿淺色風衣、頭戴黑色線帽突然襲擊了成都軍區駐渝部隊某營房哨兵,將其打死,搶走81-1自動步槍一支。得手後,周克華徒步穿過石橋鋪社區,到達300米外乘一輛出租車逃逸。

  這起案件因為針對目標的特殊性當時引發了國內外的高度關注,《新民周刊》記者也曾前往采訪,被襲哨所位于重慶市鬧市區,作案分子得手後從容離去,令目擊者驚訝不已。

  當時坊間即有懷疑犯罪分子有服役經歷,不過並沒有與4年前重慶發生的三起持槍搶劫案聯想到一起。

  周克華此番被擊斃後,警方從他身上搜出了兩把手槍,通過彈殼與彈痕分析,確認其中一把仿五四式手槍系甦湘渝系列持槍搶劫殺人案作案用槍,而槍殺駐軍哨兵的則是另一把9毫米手槍。

  目前的證據表明,至少對2009年的這起槍殺哨兵案,周克華的前妻徐蓉是知情的,周克華得手後,曾得意地回家,叫來徐蓉坐在跟前,他則興奮地肩扛步槍或端著走圈。

  據披露,周克華還問前妻“架勢如何”,並揚言︰“我看公安機關他們怎麼破。”專案組由此判斷周克華是一個非常自信甚至自負的人。

  周克華此後作案用的都是手槍,他為何要搶劫這把步槍令人費解。至于這把槍的下落,至今仍是個謎。周克華與徐蓉坐公交車路過重慶一座山時,曾胳膊一抬,指著山對妻子說他把槍埋在那座山。

  但警方搜山並未找到。這把槍藏在何處也是周克華被擊斃後的工作重點之一。至于徐蓉在周克華的系列案件中扮演何種角色,是否會因此擔責,有待進一步的調查。

  記者獲悉,徐蓉正在接受警方訊問。

  長沙作案為何改變風格?目的為何?

  就在重慶設置重重關卡追捕哨兵遇襲案凶手時,周克華卻神奇般潛至湖南長沙。接下來的兩年,他在這里以同樣凶殘的手段作案四起,導致3死1傷。

  2009年10月14日下午1點35分,56歲的瀏陽人李成壽進入長沙南郊公園,李成壽原本在老家種地,一周前到長沙幫女兒帶小孩。就在李成壽進公園前不到一個小時,戴著墨鏡的周克華先進了公園,他甚至很從容地問工作人員生意如何。即便警方至今也無法弄清周克華為何會對李成壽下毒手,李成壽進公園20分鐘後到達一個叫黑松口的上坡處,躲在這里的周克華向他連開7槍,導致李成壽身中6槍而亡。

  李成壽遇害時身上僅有20元錢,這是周克華唯一一次沒有以錢財或槍支為目的的作案,且與其一槍斃命的作案風格很是不符。長沙警方的推斷是周克華要練槍或在山坡試槍時被李成壽發現,繼而殺人滅口。

  50天後,也就是2009年12月4日,周克華再次作案,監控顯示,上午9點46分,周克華到長沙市芙蓉南路新姚路農業銀行附近,徘徊尋找目標,而這里距離前次作案的南郊公園僅兩公里之遙。11點23分,41歲的郭某取款欲上車時,周克華上前持槍擊中郭某頭部,搶走4.5萬元現金。

  正是“12‧4”案,長沙警方首次提取到了周克華的混合型DNA信息,並初步掌握了他的體貌特征。

  長沙警方甚至實行了圍城的抓捕策略,但周克華仍然逃脫了追捕。這是因為,周克華具有很強的反偵查能力,作案後通過長距離步行和騎自行車、坐摩的方式逃跑,且逃跑路線非常偏僻,一般都游走在警方封鎖的邊緣區域。

  長沙警方透露,周克華除了精于偽裝和躲藏,還時常上網瀏覽關于自己的新聞,或者混跡在公共場所听市民聊天,來研究警方的行動部署,更改作案方式與生活習慣。

  這次作案後,周克華沉寂了10個月,他隱匿在何處?長沙警方事後掌握的情況是,周克華曾在山上一住近兩年, 其中在岳麓區的天馬山墓地曾棲居數月。天馬山人跡罕至,周克華帶了睡袋,晚上就睡在樹洞中,髒了就去湘江洗澡。根據湖南警方的介紹,警方曾對天馬山數度搜山,但都沒有找到線索,因為周克華棲身的樹洞有3個,每天早上起來後就將睡袋等物品藏在樹洞里,用樹葉和土掩蓋,很難發現。

  在周克華逃離長沙後,直至2012年1月6日在南京再次作案,長沙警方根據南京偵破工作的啟發,再次對天馬山搜山,因為樹洞上面的樹葉腐爛、泥土被雨水沖開,這才發現,並在一處開闊地找到了他的排泄物。

  周克華每天早上6點左右起床,下山買早點,早餐是一根玉米、一杯豆漿、一根油條,且每次買早餐都事先準備好零錢,不作逗留。

  周克華蟄居的墓地不遠處就是天馬大學城,那里的16個網吧周克華都曾去過,但次數最多的仍數“帥帥網吧”,在網吧老板的印象中,周克華總是干干淨淨來上網,從來都坐在靠近走廊的位置,冬天戴著老人常戴的毛茸茸的帽子,不愛說話。

  周克華每次登記時都自備零錢,但他登記的名字卻是“周克強”,周克強是長沙的一名摩的司機,有一天,周克華在岳麓區找到他,要求送往20公里外的望城區,下車後周克華遞上大面額鈔票要求周克強去化零錢,並要求周克強將身份證留下作抵押,由此騙取了周克強的身份證。

  根據網吧老板的回憶,周克華喜歡看美國槍戰片與瀏覽軍事網站,還有幾次瀏覽四川地區新聞,但從不用QQ。上網記錄顯示周克華將《沉默的羔羊》與《漢尼拔》看了10遍。網吧老板透露,周克華一般早上9點多過來,下午四五點下機走人,中午吃盒飯,但這個奇怪的客人每次走時都會將所有垃圾悉數帶走。

  警方透露,周克華謹慎到連瓜子殼都會自己裝走,而且喝完的礦泉水瓶還會刮下條紋碼,防止警方根據條紋碼找到他購買礦泉水的地點,調取監控錄像。此外,周克華在野外排泄的大小便也會用泥土掩埋,正因此,幾次犯案,警方都沒有找到有價值的線索。

  長沙的網吧安裝了攝像系統,每個顧客坐到電腦前,就會被顯示器上方的攝像頭拍到。周克華一直小心翼翼避免被拍,但百密一疏,還是在帥帥網吧被截取了兩張清晰的面部截圖。

  2010年10月18日,周克華在購買早餐時的無偽裝生活視頻被警方發現,隨後通過海量視頻的甄別,順藤摸瓜找到帥帥網吧,首次獲取了周克華的正面圖。

  10月25日,周克華第三次在長沙作案,他在雨花區槍殺了一名經貿公司的負責人,搶走一台手提電腦。根據一系列線索,長沙警方進一步認定犯罪嫌疑人為四川方言區域人,並公布了他的地貌特征,尤其是走路外八字。

  因為年齡、體型、口音、外貌乃至作案手法都很相似,警方曾一度以為長沙系列案件是另一起槍擊案中被通緝的嫌疑人曾開貴,也就是網名質疑的小名“四娘”的嫌疑人。但後來經過DNA檢測與彈道、彈痕對比,排除了曾開貴的嫌疑。

  2011年6月28日,周克華在長沙天心區再次持槍作案,導致1人受傷,當天的長沙暴雨如注,狡猾的周克華再次逃脫。

  “6‧28”案後,長沙警方的通緝令中,照片由曾開貴換為從網吧截取到的周克華本人。

  如何突破長沙南京重圍逃回重慶?

  雖然面部照片在長沙被截獲,但此時周克華的身份仍未被警方識破。他逃回重慶。2011年7月19日,長沙最後一次作案不到一個月,周克華與徐蓉辦理了離婚手續。周克華生活節儉,所劫贓款大部分都給了家里,其中在長沙期間多次使用徐蓉本人的銀行卡轉賬。

  離婚的消息,兩個人的親戚也大多不知,有證詞表明,徐蓉8月份生病手術期間,周克華曾耐心照顧,每天都扶著徐蓉去醫院換藥。也是在去年8月,周克華的父親因突發腦血栓病危住院,母親陳世珍給徐蓉打電話,讓周克華回家。電話打完沒多久,周克華就趕到醫院,此後一直陪伴父親,直至9月6日父親去世下葬。

  有目擊周克華回村的村民表示,父親安葬後第二日周克華便消失了。南京警方調取的監控視頻顯示,2011年年底、“1‧6”持槍搶劫殺人案發生前一個月周克華就潛伏進了南京城。

  根據警方公布的照片,周克華是個偽裝高手,作案前多次踩點,他用帽子口罩嚴密包裹自己的臉,甚至連走路的姿態都精心偽裝,走路時外八字非常厲害,而且以非常夸張的幅度左右搖晃肩膀。

  2012年1月6日上午9點54分,周克華在南京下關區和燕路東門街中國農業銀行門口槍殺了某建築公司的員工程聖義,依然是一槍爆頭。搶走近20萬元現金逃走時,周克華原本左右搖晃的肩膀竟然紋絲不動,帽子口罩摘了,還架上了一副眼鏡,身上穿著一身舊式軍官冬季服,很是斯文,跟作案前判若兩人。因此,他得以在眾目睽睽之下,突破警方的層層封鎖,藏身于棲霞區興衛老山附近的墓地。

  2012年1月13日,有南京市民在亂墳堆里發現了周克華,但此時的周克華帽檐壓得很低,市民發現了周克華的睡袋。第二日,因為頗感蹊蹺,這位市民約人再次前去查看,發現了周克華所買的《輕兵器》、《參考消息》以及礦泉水、雙肩包等物。報警後,南京警方封山搜查,但沒有發現周克華,卻發現了超市購物袋以及購物小票,隨後通過超市監控資料掌握了周克華的正面圖像。

  警方發現了周克華掩埋的糞便、吃剩的食物,由此發現了他的DNA,經過與重慶、長沙警方掌握的DNA、彈痕等信息比對,確定犯罪嫌疑人就是周克華。

  至此周克華懸疑8年的真實身份被鎖定。甦湘渝系列持槍搶劫殺人案並案偵破。不過周克華如何突破封鎖、何時返回重慶,現在仍無從知曉。

  案發後13天,他已經出現在重慶。1月19日,因為想念孫子,陳世珍去鎮上給孫子和前兒媳送湯圓,結果意外遇見周克華。陳世珍轉告兒子,警察上門通知換二代身份證,周克華回答︰“知道了,身份證還有用。”

  這是母子倆最後一次對話,周克華還曾在重慶觀音橋步行街購買帳篷、睡袋等野外生活用品。趕到二塘村周家守候的警察陰差陽錯與周克華失之交臂,此後陳世珍、徐蓉母子身邊一直有警察守護。

  然而,周克華卻再也沒有出現,直至8月10日在重慶沙坪壩區再次作案。

  重慶藏身何處?小女友扮演什麼角色?

  徐蓉透露,周克華曾研究悍匪張君,並對張君不屑一顧,因為後者弱點是女人和手機。周克華多年來一直不用手機,與家人聯系都是用電話卡在公用電話亭撥打。但周克華最終卻同樣因為女人與手機暴露了行蹤。

  南京作案回到重慶後不久,周克華在洗頭房認識了1992年出生的宜賓女子張貴英。

  周克華成了張貴英的常客,且出手大方,每次給張貴英的零花錢都高達1000元,不久兩人便確定了情人關系。周克華向張貴英炫耀自己的歷次“壯舉”,張貴英居然崇拜不已,之後,周克華將南京劫款20萬元存到了張貴英的賬戶。

  7月8日,張貴英冒稱護士拿著假身份證獨自一人在重慶高灘岩正街以月租300元的價格租了一間10多平方米的房屋,目前沒有證據表明周克華曾在此處逗留,但該出租屋距離“8‧10”案現場不過兩公里左右,離擊斃周克華的地點也不是很遠。

  周克華回重慶後隱匿何處,至今仍是一個謎,家住沙坪壩區歌樂山鎮山洞村的陳譚群老人曾于7月28日在寨子山遇見一個戴著墨鏡、帽子,只露出鼻子和嘴的40歲左右男子在練槍,疑似周克華。這名男子當時曾威脅老人不要多事,否則死得早,老人因此未敢報案。

  周克華謀劃再干一票,為了顯擺自己,他居然提前告知了女友作案的時間與地點,歡迎女友“觀摩”。

  此次作案前,周克華依舊做了周密的踩點工作,目擊者回憶至少半個月前,因為行跡詭異,周克華曾被人誤以為神經病,並戲稱“這個人會不會是搶銀行的?”遺憾的是當時的通緝令周克華的面孔仍不是很清晰,人們的警覺一閃而過。

  8月10日上午,周克華在沙坪壩區鳳鳴山康居苑中國銀行以爆頭的方式槍殺了前來取款的王虹,擊傷陪同王虹的廖德應,導致後者腦死亡。周克華擊傷了沖上來的銀行保安馬志忠,不慌不忙走了幾百米搭乘摩托車逃逸,在鐵路上,他連續三槍,殺害了前來盤問他的鐵警朱彥超。

  張貴英因為“職業原因”喜歡睡懶覺,因此沒有來得及“觀摩”周克華作案,周克華搶得了7萬元,但一度被傳為25萬元,他將這筆錢交給張貴英,卻受到謾罵,“新聞里說你搶了一大筆錢,你怎麼只給我幾萬?”警方後來發現為了和這個90後女友保持聯絡,周克華一反常態居然特地買了一部手機。

  “8‧10”案發後,警方迅速鎖定嫌犯為周克華,公安部隨後發布A級通緝令。一場大圍捕在重慶展開,重慶全警取消休假,周邊省市警員也高度戒備,在歌樂山一帶,武警、公安展開了一輪又一輪的大搜山。然而周克華卻神奇消失了。

  重慶大街小巷張貼了186萬份通緝令。在周克華逃竄的92小時內,警方共接到700個舉報電話。8月11日下午,一名年輕女子與男友逛街時,在觀音橋廣場與周克華擦肩而過,一路尾隨,發現被跟蹤後,周克華狠狠瞪了這對情侶一眼,嚇得小情侶趕緊躲避,確認安全後,年輕女子報警。

  通過監控錄像,警方確認就是周克華,他在逃亡過程中十分注重化裝,穿著短袖、西褲,背著背包,皮鞋也是新買的,更是戴上眼鏡將臉上黑痣遮住。

  沒人想到他會蟄伏鬧市區,甚至8月11日與12日上午還看了兩場電影《听風者》與《太空一號》。

  通過高科技刑偵手段,警方鎖定了周克華的手機,13日晚,周克華跟張貴英通話,表示10日沒有搞到什麼錢,準備14日“再干一次大的”。

  公安部及重慶警方緊急布局,會議一直開到14日凌晨3點,由于不知道他會對哪家銀行下手,警方在全市每個銀行都派駐幾名便衣。

  14日凌晨6點40分,周克華出現,5分鐘後,守候在覃家崗街道郵政儲蓄所的便衣警察周縉、王曉渝開始跟蹤。

  周克華走進了萵筍溝,這是一個死胡同。他轉身,在距離兩名民警3米左右拔槍射擊,周克華三槍落空,卻被民警一槍打中腹部,一槍打中頭部。

  倒地,抽搐,周克華很快死亡,他隨身的三個彈匣里,子彈全部壓得滿滿。包內,警方發現了自制的地圖,疑似江津某儲蓄所。

  周克華被擊斃十幾分鐘後,張貴英在出租屋內被警方帶走,目前審訊工作仍在進行。

  “走錯了。”這是周克華生命終結前的最後一句話。

  人們在問,抓捕周克華,警方為何用了8年時間?周克華到底為什麼這麼難抓?

  記者∣應 琛

  這

  個殺手實在冷︰九案十命,幾乎都是準確擊中,對方當場斃命。

  周克華,這名屢犯凶案的大盜,自2004年起,8年間游蕩三省,搶劫金額數目巨大,各地警方對他的懸賞累計超過了500萬。

  巧合的是,從最初案發地重慶市江北區到之後的長沙、南京,再到這次的重慶市沙坪壩區,周克華的作案軌跡,在地圖上呈現出的是一個橢圓形。

  歷經8年,周克華終于浮出水面,有人對警方刑偵能力提出質疑。面對人們的質疑,公安部特邀刑偵專家劉忠義在接受央視記者采訪時表示,周克華性格孤僻,不接觸人群,反偵查能力很強等特點,給抓捕帶來一定難度。

  不過,經過8年的博弈,周克華的性格、相貌、身份,甚至是走路時右腿比左腿快0.02秒等體態習慣,無不被警方逐一掌握。

  華東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副院長倪鐵在近日接受《新民周刊》采訪時則表示,周案的告破,體現了我國長期在刑偵科技上不斷投入的成果。

  大隱于市

  根據現有報道,作案之前,周克華會用很長的時間踩點;作案時,他一般選在繁華城市的復雜地段,這樣一來警察不方便開槍,否則容易傷及老百姓,二來方便其混入人群,就地潛伏;作案後,他又習慣多次換乘交通工具,比如說摩的換汽車,汽車換自行車,甚至采用步行,這樣即使在遇到交通擁堵時也方便逃跑,給警方追捕造成困難。

  同時,據警方透露,周克華從來不住旅店,以逃避身份檢查。案發後,他長期生活在山區,以此躲避警方抓捕。今年春節時,他曾獨自出現在重慶市江北區的觀音橋,去一家運動城買過一頂帳篷和一套沖鋒衣。

  另根據對周克華作案的重慶、長沙和南京三個城市分析,這些城市都有崎嶇的河道、復雜的地形,周邊還有星羅棋布的中小城市,便于躲藏。比如重慶槍擊案,周克華是沙坪壩本地人,熟悉地形。歌樂山疑似其藏身的地點,沿狹窄的石板路從山溝方向往下走,道路兩旁盡是碧綠的藤蔓和灌木,相當密實,根本看不見地面。

  更重要的是,我國的沿江犯罪防範網絡尚未構建,鐵路有鐵路公安,公路省道國道都有控制點,但水路的管理很麻煩,正規客運可以控制,但還有貨運及數不勝數的小船小筏,方便逃遁。

  因此,刑偵專家推斷,周克華喜歡有山有水的地方,其作案城市的水陸空立體型交通條件都很發達,他的野外生存能力也非常強。

  “周克華作案從來都是獨來獨往,並且作案神速,一般都在幾十秒內完成,使得現場遺留線索十分有限。他的這些舉動都給偵查工作帶來了一定難度。”倪鐵告訴記者,周克華的犯罪具有職業性的特點,每次犯罪前都經過精心的策劃、準備。

  據倪鐵介紹,目前,我國刑偵技術手段主要涉及電話監听、電子郵件監控以及秘密的攝錄手段等。

  “如果要對周克華進行偵查定位的話,首先得獲取一定信息,比方說定位他的手機。但現在,城市里幾乎每人都有一部手機,有的人甚至不止一個號碼,要對海量的信息進行篩選並準確地鑒別是非常難的。”倪鐵表示。

  而在華東政法大學司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犯罪學研究會常務理事游偉教授看來,刑偵技術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就這個案件來看,不能確定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是不能采取有效刑偵手段的主要原因。長沙也好,南京也好,警方都沒有將犯罪嫌疑人確定下來。不然,過年的時候,就應該能趁周克華回家的機會將他擒獲。”

  游偉進一步分析︰“根據媒體已有的報道,周克華在大部分情況下使用的都是公共電話,基本不使用手機,說是要吸取之前悍匪張君的教訓,不能壞在女人和手機上。退一步說,即使他在作案時有使用過手機,他選擇的作案環境都是人群密集的地方,要知道在人群密集區域,電子信號是比較復雜的,所以也不能對其進行有效定位。”

  對此,倪鐵也表示贊同︰“刑偵手段的運用是有一定前提條件的,首先要確定犯罪嫌疑人,一旦確定到人才有可能對其行蹤進行定位。”

  事實上,從南郊公園“10‧14”案到去年“6‧28”案,歷時數年,長沙警方一直抓緊偵查,其中一個重要工作就是通過海量視頻信息查找犯罪嫌疑人的蛛絲馬跡。

  但遺憾的是,據警方消息,一直到2011年年初,警方還沒鎖定周克華,而是懷疑一個外號叫“四兒娘”的四川籍男子曾開貴。當時,警方高度懷疑曾開貴有一定道理,因為他曾是十幾年前另一起槍殺案的重大嫌疑人。

  對比警方對嫌犯的描述,曾開貴和周克華有相似之處︰均是中等身材,年齡相仿(周克華現年42歲,比曾開貴小6個月),被認為作案、出逃時有軍人素養等。兩人在體貌、年齡方面的相似之處也給警方破案帶來一定困難。

  一位參加過視頻海量調查的專案民警透露,通過視頻,警方在公交車、早點攤和人行通道及地下通道內查找到周克華的詭秘蹤跡。

  周克華出現較多的地方為︰往返長沙河西的公交車上、湖大附近的早點攤周邊。民警在對這些視頻進行分析比對時,發現一個特點,那就是周克華在上車購票和買早點時,基本上都是投幣上車或遞錢拿貨,都是事先準備好零錢,沒有找零經歷。

  游偉分析,周克華的這一特點表明,他希望最低限度減少眾人注意,盡量避開眾人視線。

  精心裝扮

  大量的事實證明︰在未掌握周克華相貌的情況下,除非現場捕獲,否則事後搜捕極為困難。

  在年初南京槍擊案中,有媒體披露案發的監控畫面,“前後短短的1分鐘時間內,前一幅畫面中,周克華手提的是一個洋河藍色經典的紙質袋子……在後一幅畫面中,他已經把洋河酒手提袋扔掉了,換成了一個深色的貌似布質的手提袋”。

  易裝是周克華經常采取的逃跑措施。多次錄像顯示,他在逃跑中摘下墨鏡變裝,有時還會給裝錢的袋子換包裝。此外,監控錄像表明,周克華很難出現正臉,看到的多是一個寬肩膀的背影。

  而在作案前踩點過程中,周克華也會用帽子口罩嚴密地包裹自己的臉,從不顯露真容,好讓監控拍不到臉。

  除了保護住臉部外,周克華甚至連走路的姿態都進行精心偽裝。據透露,在作案前的視頻中,警方發現周克華走路時外八字非常厲害,而且以非常夸張的幅度左右搖晃肩膀;而作案後,走路時肩膀竟然紋絲不動,帽子口罩都摘了,而且還架了一副眼鏡,身上穿的則是一身不知從哪弄來的舊式軍官冬季常服,顯得很斯文,和作案前的樣子簡直判若兩人。

  對此,游偉認為,周克華具有較強的反偵查能力,他熟知攝像頭的位置,通過有意遮擋或是偽裝,讓警方無法確定其正面照片,“這或許也是現代高科技的一個弊端,能較容易地讓犯罪分子掌握規律。反過來講,要單靠像素較低的公共場所的攝像頭來確定嫌犯的體貌也不太可能。所以,現在我們想要在大城市提高公共場所攝像頭的清晰度。但到底要多清晰?安裝在什麼地方?目的是什麼?這些問題中,有關公共利益與公民利益之間的爭論也很多。”

  長沙警方在2009年和2010年分別對周克華做過模擬畫像。記者查看後發現,前一次畫像上的周克華方臉,平頭,戴著墨鏡,與重慶警方在2005年的模擬畫像極為相似。周克華“平頭男”的綽號也正源于此。但在後一次的畫像上,周克華搖身一變,成了一個戴著棒球帽,露著劉海的尖下巴男子。

  模擬畫像的大相徑庭給抓捕工作帶來巨大困難。網上甚至有人懷疑,周克華整過容。

  游偉表示,模擬畫像也是刑偵過程中常用的手段,通常情況下也很有效。“但畫像到底與真人接近與否,除了畫師的技藝之外,更多的是依賴信息的準確性。周克華作案相當凶殘,在現場的目擊者受到驚嚇,記憶會不準確,模擬畫像有所出入在所難免。”

  然而,周克華的最後一道護身符——身份信息,最終被警方成功偵破。

  據報道,周克華常選擇墓地居住,可能是認為墓地這種“晦氣”的地方平時不會有人去,比較安全。今年1月15日,一個上山捕鳥的市民無意中發現墓地中的睡袋,之後打了110。

  警方隨後出動大量民警和武警搜山,查獲了嫌疑人遺留的睡袋,在睡袋中,警方發現嫌疑人身上的人體組織,並在睡袋周圍發現了嫌疑人的排泄物,在其吃剩的食物中,也提取到生物檢材,從這些提取到的物品中,警方獲取了嫌疑人DNA,並在數據庫中進行比對,最終鎖定了“平頭男”的真實姓名叫周克華。

  之後,南京警方還調取到周克華在案發後去瑞金路某超市購物的監控資料,掌握了他的正面圖像,並將這些圖像通過視頻截圖制成了照片,發給民警進行內部掌握,供破案時使用。隨後,警方以此為切入點追蹤至其經常上網的網吧,成功獲取其上網時留下的兩張清晰面部照片。

  據悉,周克華逃離長沙回到重慶後,7月19日,周克華和妻子辦了離婚手續。警方後來獲得了這本離婚證,在上面他們看到了這張他唯一留下的別扭照片——剪掉了長沙視頻截圖中的斜劉海,並且“故意撅著嘴”。自2005年周克華入獄的照片後,這是警方擁有的第二張清晰正面照。周克華撅著的嘴被技術人員剪掉,換上了入獄時照片的下巴部分。這張合成照于其最後一次犯案後,全國印發近300萬份。

  網上有人認為,周克華的面部特征符合“天生暴力犯罪人”的特點,對此,倪鐵強調︰“西方雖有理論支持,但這點很難進行科學的把握。要知道如果將周克華的臉放在四川人和重慶人里,你一眼是看不出來的,說明他的臉很普通,很大眾。”

  倪鐵還表示︰“懸賞通緝也是在捉拿重特大犯罪嫌疑人的過程中常用的方法。一旦獲取群眾舉報,刑偵學里還有一門叫刑事情報學的學科,我們會將每個犯案現場所有的證據信息與舉報信息進行研判,在確定其價值後,警方會根據線索深入調查。”

  8月11日,一位市民終于認出了在大融城附近剛看完電影的周克華並立即通知警方。這就是警民間一次成功的合作。”倪鐵說。

  道高一丈

  所謂天網恢恢,作惡多端的周克華,終難逃法網。

  “從8月10日案發以來,我一直深信周克華這次將在重慶落網。”說起重慶警方成功擊斃周克華,倪鐵表示,這些年來,警方全方位地掌握了周克華的DNA、家庭背景、槍支信息、人身形象等各種信息,特別是對其作案規律進行了詳細分析,“一旦周克華再次露面作案,就能將他的行蹤軌跡串聯起來,精準定位了。如此一來,周克華被抓捕的可能性也就非常大。”

  現在看來,事實果真如此,但代價似乎太大了。

  “8‧10”案發後,鐵警朱彥超殉職,通過現場提取的彈殼和彈痕確認,發現與3年前的重慶“3‧19”哨兵被槍殺案中的作案用槍一致。自此,並案過程中最後的一個難題也被解開,周克華被判定背負10條人命。

  最終,在出動4萬警力,117條武警搜索犬,419輛巡查車輛,設立289個武裝檢查站,對重點地區清查7.9萬次後,周克華被就地正法。

  令人唏噓的是,這個“非常有心”的周克華在揣摩了前人作案的經驗後,還是在同一個地方栽了跟頭︰敗給了女人和手機。

  周克華在有了女友後,開始使用手機。據稱,周克華每次作案之前,都會跟女友聯系,告訴她自己即將作案的一些想法和思路。在“8‧10”持槍搶劫案發生後,警方立即對周克華的女友進行監控,在周克華被擊斃前,警方已經提審了其女友。而在他跟“女朋友”通話時,說10日沒搞到什麼錢,準備在14日“再干一次大的”。這個電話被監听,導致周克華行蹤暴露。

  有人說,周克華用了8年的時間終于打光了所有的底牌,同樣的,在這8年的時間里,警方也打光了所有的刑偵底牌。

  對此,倪鐵的看法是,用光了手段,至少說明警察在盡力而為。他表示,人們也要冷靜理性地看待這個問題。

  “我們要樹立這樣一個觀念,並不是所有案子都能偵破的。在業內,有些案子不管你用什麼手段都是無法偵破的,它們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真相才慢慢浮出水面的,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死案’。造成‘死案’的原因有很多,比方說證據滅失,證據壓根找不到;或者當時的技術手段無法對現場進行分析;還有的情況是,證人不願意出來,也有可能是嫌犯自己先死亡了。”倪鐵說。

  在周克華被擊斃後,從他身上搜出兩張電影票︰分別是11日和12日上午10點多的《听風者》和《太空一號》,一部諜戰片和一部逃獄片。

  倪鐵說,現在有很多的影片對犯罪細節的描寫都是非常精確的,揭秘的東西又很多。這樣的話,無形中,也為周克華提供了學習犯罪技巧的途徑。“當然,還有報道說,他還時常上網瀏覽關于自己的新聞報道,或混跡在人流復雜的公共場所旁听市民聊天,來研究警方的行動部署,以此更改作案方式和生活習慣。”

  據倪鐵介紹,2000年前後,公安內部經過科技平台的建設,全國的警察系統進行聯網,信息庫開始建設,實現了檔案化、系統化。

  “警方的科技平台一定要用起來。我們現在有失蹤人口信息庫、槍彈痕跡庫、指紋庫、足跡庫等,這些我們都要充分地利用起來。同時,警民關系要協調好,老百姓有信心願意向你舉報,信任警察,不能出現舉報後被人報復。然後,媒體在公開細節的時候,也要適當注意,該保密的要保密。”在面對類似周克華的罪犯時,倪鐵建議,刑偵也要有公關,要跟媒體進行良好的溝通。

  同時,倪鐵直言不諱地指出,現在年輕警察對于高科技手段太過于依賴,常規措施上的技巧反而不如以前的老警察,“組合拳,即常規手段和高科技手段相結合的手段變弱了。動不動就是調錄像,要不就是看看手機能否監控,如果都不行的話,破案的效率就會降低。這也是目前踫到比較大的問題。

  游偉對此也相當認同。他進一步表示,凡是作大案的人,都有一定的反偵查能力。“能力大小與個人的經驗、經歷有關。在犯罪和遏制犯罪的過程中,都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以前我們的手段都是秘密的,但現在比較公開化了。我們在刑偵方面的一些進步,也都是在特殊的案件發生之後才有的。”

  游偉說,套用一句老話,這就叫︰邪終不能勝正。

  對底層人群的關注,倡導對生命的尊重,才是從根本上防止下一個‘周克華’出現的首要任務。

  記者∣王若翰

  周

  克華死了,但人們似乎仍然心有余悸……

  從犯罪心理學角度分析,周克華的犯罪歷程仍存在著諸多疑點。是什麼讓一個沉默寡言的少年,最終成為靜靜蟄伏在暗處伺機扣動扳機的殺人狂魔?曾經因販賣槍支被判刑的經歷,以及不為人知的緬甸之行,到底在周克華的人生中留下了什麼?在點滴細節的拼湊分析中,一些不為人知的過往,漸漸浮出水面,填補著周克華調查中的幾處空白。

  噩夢起源

  在對周克華的犯罪心理進行解讀分析時,上海市心理衛生學會心理咨詢專業委員會主任徐光興直言不諱地指出︰“現在很多犯罪心理學家,把周克華的殺人犯罪動機,歸納為簡單的謀財,認為其並不存在仇視社會的情緒,在我看來並不盡然。”

  徐光興表示,周克華的犯罪行為表現出了典型的“變態型人格障礙”特點。這類人群的三大特征是︰1、仇視社會;2、以殺人為樂;3、產生殺人強迫癥心理,殺人上癮。

  縱觀周克華的成長史,其內向型的性格為他日後報復社會的行為,埋下了一顆危險的種子。重慶市沙壩區井口鎮二塘村是周克華的出生地,在26歲結婚以前,他一直同父母生活在這里。在村民的眼中,周克華為人老實、不偷不賭、不愛說話,甚至有些不合群。雖然在其17歲時,曾有一次因調戲婦女被治安拘留14天的經歷,但這似乎並不影響村民們對他“很本分”的評價。

  客觀分析,周克華在成長過程中,確實承受了一些來自外界的壓力。年幼時父母頻繁的爭吵,以及一家人在村里生活的相對孤立,使周克華的童年與其他同齡人相比更加壓抑。

  17歲的周克華因調戲婦女被拘留時,恰逢1986年建國後第二次嚴打。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學院刑法教研室刑法教授沈亮在接受《新民周刊》專訪時,針對這段經歷,提出了自己的大膽猜想。沈亮認為,從嚴打期間被治安拘留14天的處罰來看,周克華當時所謂的“調戲婦女行為”應該是情節極輕的。第二次嚴打期間,流氓罪涉及範圍很廣,基本上就是一個“口袋罪”。當時因為打架斗毆被判處死刑的案例不勝枚舉,僅就調戲婦女而言,因此獲罪入獄的也大有人在。在今天的刑法中,調戲婦女情節一定要有一定的嚴重性,能夠構成猥褻,才能被追究法律責任,而在當時,僅僅是一句玩笑的話,就可能招來牢獄之災。

  綜合分析,嚴打期間的14天拘留,已經是輕得不能再輕的處罰,據此沈亮認為,周克華當時可能僅僅是對某位女性說了幾句帶點挑逗性質的話而已,而這幾句話為其帶來的後果,在今天看來,顯然有些過于嚴厲,加之其父周正喜,也是因生活作風問題被從城里下放到農村,後與離異帶著兩個孩子的周母成婚。因此,此事件對少年周克華的心理影響不容忽視。

  徐光興告訴記者,在社會中受到自認為不公平的處罰,和年幼時家庭成長環境的不利刺激,是導致變態型人格障礙的兩大主要因素。而周克華的在成長時期的經歷,也恰恰滿足了以上兩點。加上其本人沉默寡言的性格,這些因素很可能在他的內心無限積聚,直到爆發。至于爆發的方式,則分為內罰型和外罰型兩種,內罰型指通過自虐等手段對自己進行處罰來獲得發泄,外罰型則將發泄的對象指向其他人甚至是整個社會。顯然,周克華屬于後者。

  暴力情結

  兒時的玩伴說周克華重義氣,愛看武俠小說,還曾一個人在自家院子里偷偷練功“打沙袋”。

  周克華身邊的熟人在事後回憶時,認為其有“戀槍癖”,對軍事方面的內容感興趣,喜歡看《輕兵器》之類的雜志,在身負命案之後,還曾扛著槍在妻子面前炫耀,並問妻子自己扛槍的樣子威不威風。

  負責追捕周克華的長沙警方,在周克華曾經去過的網吧調查周克華的上網記錄時,發現《沉默的羔羊》和《漢尼拔》兩部有關高智商變態殺人的影片,被周克華反復觀看達10遍。

  在周克華被擊斃後,警方在他身上發現為數不多的遺物中,包括兩張電影票︰《听風者》和《太空一號》,一部諜戰題材,一部逃獄題材。

  以上種種細節,將一個沉默寡言、靜靜蟄伏在暗處的殺人者的心理世界,勾勒得更加清晰。然而,從武俠,到嗜血,這期間到底經歷了怎樣的心理發酵過程?

  據周母說,周克華18歲時,曾有過想報名參軍的想法,但體檢沒有通過。2002年春節與妻子離婚未遂後,周克華選擇了離家出走。據後來警方的調查結果分析,周克華所謂的在緬甸當過雇佣兵的經歷,正是在2002年出走之後所為。

  刑法專家沈亮認為,憑周克華非法越境的身份,不太可能真正成為緬甸政府的正式雇佣兵。基于緬甸金三角地區多有毒販武裝力量考慮,周克華所謂的“雇佣兵”經歷,很可能是在緬甸地區參與了部分民間非法武裝力量的爭斗,也因此接受了一些槍械知識和殺人技巧的培訓。

  結合周克華少年時期,對包含暴力因素的事物流露出的強烈興趣,以及其後來當兵願望沒有得以實現的情況分析,當時已經出現心理問題的周克華,很可能在緬甸的經歷中,得到了宣泄暴力欲望的滿足。而周克華在國內犯下的第一樁命案,時間是在2004年。這時的他,可能已經在緬甸歷經了多次的腥風血雨,從一個內心充滿暴力情結的扭曲男人,變成了一個凶殘、嗜血的殺人狂魔。

  示範效應

  在徐光興看來,僅憑目前掌握的資料,認定周克華的槍械知識和反偵查能力來源于他的自學,是很難自圓其說的。一個僅僅在農村接受過初中教育的人,不可能憑借興趣愛好,掌握這些專業性極強的知識。徐光興表示,對于一些復雜的槍械知識,即便是接受過一般高等教育的大學畢業生,也無法完全理解。即便是《輕兵器》雜志中,也包含許多專業術語,一般人看了也會雲里霧里不知所雲。

  周克華在2009年曾殺死一名重慶市高新區石橋鋪駐軍哨兵,搶走一把自動步槍。僅從這一點,就可以斷定周克華背後很可能進行過專業訓練。徐光興進一步解釋︰ “自動步槍體積較大,周克華不可能一直將槍不經拆卸攜帶,而自動步槍的拆卸和組裝,則涉及到很多專業知識。很難相信,周克華可以在未接受過任何培訓的情況下,自學到這些知識,並將其運用自如。”

  說到周克華在緬甸的所謂“雇佣兵”經歷,徐光興坦言,不排除這一切皆來源于他在緬甸所接受的訓練,但這也向我們傳達了一個危險的信號,我們應該警惕,到底有多少人,可以通過和周克華一樣的途徑,接受這樣的殺人訓練,成為和周克華一樣的冷血殺手?

  沈亮在采訪中也向記者提出了自己的擔憂,不排除周克華事件經過媒體報道後,會像2010年的屠童案一樣,引起各地犯罪分子紛紛效法,產生示範效應。據沈亮透露,我國目前對民間非法制造、買賣槍支的管理,確實存在一定的漏洞。沈亮告訴記者,由于建國後我國曾在雲南、貴州、青海等地修建過兵工廠,一些當地人因此掌握了生產槍支的技術,導致這些地區現在仍有部分私自生產槍支的黑工廠。這在客觀上為周克華這樣的暴力分子,解決了槍械的來源問題。同時,中緬邊境的毒品交易,也為持有槍械的不法分子提供了培訓作案的土壤,加上社會中存在的不良情緒,周克華這樣的殺人魔王的出現,其實並非偶然。發生在8月19日的南寧槍擊事件,也在客觀上證明了這一點。要從根本上截斷周克華誕生的土壤,必須要將這些因素逐個消滅。

  生命教育

  在周克華身上,我們看到了一種明顯的分裂人格。周母說自己的兒子孝順,每次回家都會給父母帶些東西,對于前妻和兒子,周克華也會登門探望,並將自己搶得的錢款分出一部分作為母子倆的生活開銷。甚至在面對自己的女友、一個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洗頭妹”時,周克華也顯得很是“仗義”。

  從這些角度看來,周克華似乎也有著作為一個人最基本的親情觀念。但當他把槍對準一個個無辜的受害者時,卻表現得極為冷血,將一條條鮮活的生命,視作螻蟻般殘忍踐踏,甚至將殺人過程當作一場游戲,邀請女友來現場觀看。

  是什麼,讓周克華在對待其他人的生命時,呈現出與對其親人截然不同的兩種態度?有人提出,這大概源于周克華在緬甸期間的經歷,使他將殺人搶劫視作一種完全不帶任何感情色彩的職業化行為。而在沈亮看來,導致周克華人格分裂的關鍵,歸根結底還是由于生命教育的缺失。

  沈亮提出,生命教育應該是孩子自出生之日起,接受教育的第一課,教導孩子們尊重所有有生命的個體,不僅是人。我們的教育缺少培養孩子對生命的敬畏,在面對他人的死亡時,很多人表現出麻木與冷血。不僅是周克華,近年來網絡上頻繁出現的虐貓、虐狗事件,其實都在為我國生命教育的缺失敲響警鐘。

  同時,沈亮也提出,對于生命的尊重,應該是平等的,不受個人財富及社會地位等因素的影響。換而言之,一個乞丐和一個億萬富豪或是國家元首,他們在佔有財富和社會地位上有著天壤之別,但他們生命本身卻並不應該因這些因素而變成千金之軀,或賤如草芥。

  在周克華成長的道路中,家庭因素導致的自卑,使他或多或少感到自己的生命受到了輕視,在一些生活細節上,諸如從事“上河沙”這樣繁重的體力勞動,及在火車站當搬運工時,周克華也很可能感受到了別人的輕視,體會到了生活在社會底層人格被踐踏的滋味。這一切,都為他後來對其他人的生命毫無憐憫之情打下了心理基礎。

  徐光興認為,對底層人群的關注,和倡導對生命的尊重,才是從根本上防止下一個“周克華”出現的首要任務。

  周克華被擊斃一周以後,對周克華死訊的質疑未見平息,反而從最初的“被擊斃還是自殺”,升級成“死的到底是不是周克華本人”。周克華的死像是一面三稜鏡,立在公權和公眾之間。“這到底是公民意識的覺醒,還是懷疑一切的執拗?難道猜疑猜測,真的成了多元時代的隔離牆?”

  記者∣邵樂韻 實習生∣馮秀民

  一

  束白光經過三稜鏡,折射出各種單色光。一則悍匪斃命的消息公之于眾,得到的反應不僅是拍手稱快。

  8月19日,一組據稱是周克華被擊斃後的尸檢圖在網上流轉,更是激發了網民巨大的推理熱情,有人試圖從中找到“蹊蹺”,有人從法醫視角驗明正身。爭論愈演愈烈,重慶市公安局網安總隊不得不在其官方微博“重慶網警”上再次重申︰“對于網上質疑周克華未被擊斃的信息純屬誤解與造謠,悍匪周克華已被擊斃毫無疑問。”重慶市公安局沙坪壩分局官方微博隨即轉發並評論︰“擊斃的周克華DNA和指紋都已經比對準確無誤,質疑周克華未被擊斃有些滑稽和可笑。”長沙警方也澄清,沒有長沙民警在重慶傷亡,也沒有叫陳子河的民警。

  至于那組對比圖,重慶市公安局回應尋求證實的媒體,“並沒有對外公布周克華的尸檢照片”,對照片中人物是否確定為周克華也不予置評。

  擁有69萬粉絲的《人民日報》官方微博在21日子夜發表“你好,明天”的感言,“修復信任,需要公權力更加公開透明,也需要抱定誠信、互信的集體信念。共努力,塑造一個光明磊落的中國。”

  質疑源于恐懼

  周克華未伏法前,老百姓惶惶不安,擔心大白天到銀行取錢,會不會被躲在角落的悍匪當街爆頭。“像我這樣平時比較馬虎的人都會有行為上的改變,比如晚上不去ATM機取錢,白天去銀行也心存顧慮。”復旦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于海稱,周克華給社會帶來很大困惑和恐懼,其負面能量實在罕見。

  重慶案發後,萬余軍警三次拉網式搜查歌樂山,找到數樣疑似線索,卻不見周的蹤影。緊張氣氛下,民間有關周克華背景的說法也被添加了幾重“傳奇”色彩。在與警方躲貓貓四天後,周克華最終在重慶市沙坪壩區一皮鞋廠後被警方發現擊斃,傳奇故事也被打回原型。

  按理說,是該松口氣了。周克華被擊斃當天上午,現場圍觀者眾,有市民點燃鞭炮連稱“大快人心”。警方勘察完畢解除封鎖的一瞬間,眾人涌向案發現場,觀看地上的血跡,摸水泥電桿上留下的彈孔。

  可是很快,各種疑問開始井噴︰警方有什麼證據證明甦、湘、渝等地多起搶劫均系周克華一人所為?通緝令上的“曾開貴”又是怎麼回事,他到哪里去了,是警方在擺烏龍嗎?周克華到底是被警方擊斃還是自殺?為什麼聲稱擊斃周克華的兩名民警兩次出現在媒體鏡頭前時,警服上的警號不一致?周多次作案身份卻一直沒暴露,肆無忌憚地流竄行凶,是罪犯太狡猾,還是公安不給力……

  “周克華在半年多後出現在另一個地方犯案,簡直讓人目瞪口呆,同時也使得民眾對公安的能力產生懷疑,並且更加恐懼。”于海認為,公安為民除害值得慶祝,但民眾心存質疑也很正常,因為我們已經看到過不少“不地道”的例子。

  “現在的民眾絕不滿足于你給什麼就信什麼——民間高手太多了,信息不公開就會加劇人們的懷疑。警方要作回應,也絕不能只是簡單地說‘被擊斃’,必須按照規範操作,拿出一系列實證,才能迅速消除疑慮,讓民眾重建信任。”于海說道。

  和不少人一樣,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系教授張鳴最初也曾擔心過,周克華久未歸案,這期間“會不會有人有樣學樣”;另外,警方迫于民間壓力,“會不會為了追求破案找一個不是周克華的人來頂案”。張鳴認為,眼下不是急于慶功的時候,很多細節澄清不夠,警方應盡早主動向公眾解釋清楚。“民眾反應多面,也是給政府提個醒。”

  于海認為,“把喪事當喜事辦,是現在民眾很不樂意看到的,就像北京7‧21暴雨,首先要研究怎麼會造成那麼重大的人員傷亡,而不是自我表揚施救及時。沒有痛定思痛吸取教訓就去搞慶功,以後還會犯錯。”

  社會之痛

  所謂周克華尸檢照流出後,有網友通過照片比對挑錯找茬,也有網友從法醫學的角度分析稱此人正是周克華。“因為根據圖片所示,頭部只有右側星芒狀的射入口而沒有射出口,是個盲道。左額那里看上去很表淺,應該是倒地時和牆撞的。這種創口的特征不像近距離射擊所致,應為幾米外射擊造成的,符合此前對現場情況的推測。”可惜截至21日,警方尚未公布周被擊斃後的正面照片。

  公眾畢竟不是福爾摩斯,面對復雜甚至沖突的信息,有時只會加劇困惑,甚至產生不听不信的偏激。

  美國《僑報》評論︰“暴力與血腥永遠是一個文明社會的痛點,絕對是不能容忍的。周克華的槍口所向也都是平民百姓,任何一個理性的社會及公民都不希望再出現下一個周克華。因而,對瘋狂殺人者給予同情、乃至崇拜,只會宣揚仇恨,助長社會戾氣。”

  “像周克華這樣的人,有人用社會環境的理由為他開脫。”于海說,“作為社會學家,我不會輕易反思社會欠了周克華什麼,就算受到委屈,難道都要采取濫殺無辜的手法嗎?我們需要反思如何讓這個社會變得更加人性,同時操作更加專業。”

  在重建公信力方面,于海主張,在今天這樣一個政府主導的多元時代,出了問題不要首先怪罪人民,板子應打在主要負責人身上——政府要更加有畏懼心,更加謹慎開明,更加通情達理。如果政府官員做事情經得起質疑,那麼人民也會變得更加講道理,自己檢討自己。 “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種合法的對立面,讓有權力的人心存畏懼,而不是心存僥幸,膽大妄為。”

  不宜八卦,停止娛樂

  周克華死後,其被斃地點儼然成為“景點”。

  15日,即周克華被擊斃的第二天,重慶媒體記者在回訪沙坪壩區童家橋時看到,不少市民圍在現場,有人扮匪有人扮警,一次又一次地模擬擊斃周克華的過程,有市民統計,“半個小時有幾個人已經演了10次”。

  每次要找個人扮演周克華都很難,但是想扮演警察的人往往有一大堆,他們都擠在電線桿背後,想對周克華“開槍”。當“周克華”中槍倒地後,周圍就響起一陣掌聲和歡笑聲,那些搖著蒲扇、牽著小狗、抱著孩子的“觀眾”,對“周克華”罵著該死,對“警察”發出贊嘆聲。

  表演者似乎是想通過這種方式表達一種除惡的解氣,與此同時,大眾對周克華作案動機、相關背景的好奇心也有增無減。然而,當“爆頭哥”的稱謂在網上擴散開來,當周被擊斃的血腥高清照片未加處理就公布出來,當媒體把凡是可以與周克華發生關聯的人和物都拎到公眾面前,整個社會過度消費著與案件無關的“八卦”新聞,事情就開始變味。

  在“哥”、“姐”流行的年代,“爆頭哥”的說法出現得自然而然,這種錯位的敘述倫理又馬上讓人不舒服。“他是誰的哥?”不少網友指責部分媒體也如此引用,實在不專業。還有美劇愛好者指出,美劇《犯罪心理》和《犯罪現場調查》等都提到,第一時刻阻止連環殺手在公共界取得某種綽號是非常必要的。第一綽號會給殺手帶來成就感,再次犯案;第二會有人因崇拜而模仿作案;第三如案件未能及時告破,給警方帶來更大輿論壓力和挫敗感;第四它會在卷宗中長久地釋放危險的魅惑。

  美國發生《蝙蝠俠》首映式槍擊案後,總統奧巴馬為體恤受害者家人的情緒,答應他們不會在公開講話中提到凶手詹姆斯‧霍姆斯的名字。他向受害者家屬保證︰“盡管過去幾天這個惡魔的行徑受到了很大關注,不過這種關注會漸漸消退的。”

  至于周克華那張刺激眼球的“死相”照片,有說服力,但同時被指摘喪失了對死者的尊重——哪怕是十惡不赦的人,也有人權。網友舉例,美國政府寧願飽受外界對本‧拉登是否真死的質疑,也不願公布其尸體照片。

  當媒體鏡頭轉向周克華以扇掩面的母親,更多人在轉發這樣一條微博︰“媒體去周克華家把死訊告訴那位可憐的母親,然後想挖出 料,這樣的做法實在無良。不管周克華怎樣罪大惡極,他都是母親的心頭肉,他的死都會讓母親的心流血。”

  周克華90後小女友的藝術照自然也被扒了出來,引起議論紛紛。《僑報》評論寫道︰“這場娛樂化的狂歡,從側面透露出社會中的戾氣、狂躁與壓抑,有的人不滿社會,有的人叫囂暴力,有的人缺乏人類的同情心、同理心……其實,這些情緒比一個周克華更讓人不安。對于媒體來說,煽風點火、推波助瀾不僅缺乏身為媒體的操守,還在將社會氛圍推向更危險的境地。讓那些無聊的娛樂狂歡就此打住吧!周克華案如此血腥、如此多家庭因他而破碎,如何撫慰那些受傷的心靈才是當務之急。唯有此,才能消除人們心中的暴戾之氣,使社會盡可能多地還原其人性、少些血腥。”

  對于周克華案件的發生,于海和張鳴都認為這是偶發事件,不宜做過多牽強附會的聯想。社會環境可以不斷完善,但不可能做到萬無一失——一向和平安逸的北歐國家挪威,也會出現像布雷維克那樣的殺人狂魔。

  面對“周克華”們

  悲劇之後,總有反思。

  2007年4月16日,美國弗吉尼亞理工大學發生了美國歷史上最為嚴重的校園槍擊案,導致33人死亡,29人受傷,槍手本人亦開槍自盡。案件發生後,時任總統布什稱,槍擊案令舉國震驚。

  23歲韓裔學生趙承熙是這場校園血案的制造者。“你們有無數次機會避免今天,但是你們決定讓我流血,你們把我逼到死角,我沒有別的選擇。”在趙承熙寄給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的一盤錄像帶中,趙承熙留下了這樣一段話。

  4月20日中午,弗吉尼亞理工大學舉行遇難者悼念儀式,敲響了33聲喪鐘,放飛了33個氣球,其中包括32名遇難者和凶手趙承熙。次日,33塊半圓的石灰岩悼念碑被安放在校園中心廣場的草坪上。其中一塊悼念碑上寫著“2007年4月16日趙承熙”,旁邊放著鮮花和蠟燭。有人還留下了紙條︰“希望你知道我並沒有太生你的氣,不憎恨你。你沒有得到任何幫助和安慰,對此我感到非常心痛。所有的愛都包含在這里。勞拉。”

  研究生克里斯‧車巴克說︰“他也是我們學校的學生,一共有33名學生死亡。我們應該公平地為所有人的死亡哀悼。”

  弗吉尼亞大學槍擊案引發了美國社會和公眾的反思,對凶手的原宥也體現出了人性的關懷。在美國民眾看來,凶手孤僻、性格扭曲,卻沒有被關懷和治療,社會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對校園槍擊案凶手及其家人的寬容,在美國已有先例。1991年中國博士留學生盧剛開槍殺死包括自己導師在內的5名教師和同學,最後飲彈自盡。在槍擊案發生後的第三天,受害人之一、副校長安妮‧克黎利女士的家人就通過媒體發表了一封給盧剛家人的公開信,“我們知道,在此時,比我們更悲痛的,只有你們一家。請你們理解,我們願和你們共同承受這悲傷。這樣,我們就能從中一起得到安慰和支持”。

  日本秋葉原殺人事件也曾引發日本國內的深度討論。2008年6月8日,25歲的日本籍男子加藤智大駕駛租來的兩噸卡車撞向路人,後又下車用刀刺向路人及警察,最終被警方制服拘捕,慘劇造成了7名路人死亡、10人受傷。死者中有3人是被卡車撞擊、碾壓致死的,另外4人死于刀傷。

  近年來,在日本已經發生多起無緣無故殘殺無辜的“無差別殺人”事件。並且,秋葉原殺人案發後,又出現多起模仿加藤在網上留言預告殺人的案件,其中年齡最小的為17歲的女中學生。可見,此類事件出現在日本,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和社會因素。

  秋葉原殺人事件引發了整個社會對臨時工、御宅族等容易被邊緣化的群體生存狀態的思考。加藤智大性格上悲觀而孤僻,長時間沉迷于虛擬的網絡與電玩游戲,他在網上留言中稱︰“我一個朋友也沒有,將來也不會有,我被忽視,只因我丑陋”。 在經濟上,他是一名“派遣社員”,相當于臨時工,說被解雇就被解雇。案發之前的5月29日,派遣公司方面通知加藤智大,他已經被解雇,這個變故一度被認為是引爆加藤犯罪行為的導火線。

  凶殺案讓許多東京居民感到難過,表示凶手不可原諒。不少東京市民在案發後第二天來到事發地,獻上鮮花,寄托哀思。一名哀悼者說︰“我想作案者愛打游戲,但他應該知道,在現實生活中沒有重新開始的按鍵。”

  凶案過後,一個社會需要從中學習如何寬容和理性地對待他人。2011年7月22日的一起爆炸槍擊事件,擊碎了“和平挪威”的平靜與安寧。當天下午,挪威首都奧斯陸市中心,一聲巨響,一枚汽車炸彈爆炸,導致多個政府部門建築受損,8人喪生。炸彈爆炸發生2小時後,在位于奧斯陸以西約40公里處于特島發生槍擊事件,一名男子偽裝成警察,聚集青少年聲稱進行“反恐演講”,後向人群瘋狂射擊,打死69人。爆炸、槍擊事件共致77人死亡,80余人受傷。

  血案的制造者為32歲的挪威男子布雷維克。他落網後承認發動襲擊,卻否認有罪,堅稱自身舉動旨在懲罰政府制定支持移民的政策。

  今年4月16日,這起案件首次開庭,布雷維克被以“從事恐怖主義活動”罪名起訴。挪威不設死刑,如果布雷維克被認定有罪而且作案時精神正常,將面臨最高21年監禁。如果被認定精神不正常,布雷維克將被關進一所精神病機構。

  挪威民眾一致而肯定地認為,殺人狂魔應受到挪威法律的最高刑罰,但不包括剝奪他的生命。

  “當‘9‧11’襲擊發生時,美國人的反應是憤怒和復仇,但挪威人的反應是悲傷和團結。”挪威首相廷斯‧斯托爾滕貝格在講話中說,挪威應對大屠殺的方式是“更民主,更開放,更人性化,但絕不幼稚和天真”。

  “我們滿懷希望地對這個‘瘋子’的態度,是給予更多的民主、寬容和愛,這些價值觀正是布雷維克想要破壞的。我們要確保這個‘瘋子’不能改變我們的價值觀。”《挪威晚郵報》政治編輯哈拉爾德說。

 

 

国研究称上海是全世界防洪能力最弱的城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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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经济发展迅速,财富不断增加,上海遭受洪灾的风险被认为比孟加拉首都达卡还要大。据英国广播公司8月21日报道,最新发表在美国《自然灾害》杂志上的一项全球研究显示,上海是全球最容易遭受严重洪灾的城市。

  这项研究不但分析了上海的地形特点,而且还研究了这座城市的社会和经济因素。该研究报告的联合作者、英国利兹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的莱特教授说, “我们不但使用物理的方法,而且还使用经济和社会的方法。我们还注意评估国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如何重视保护公民和他们的财产,如何投资各种防洪措施。”

  报道称,这些来自英国和荷兰的科学家开发了“沿海城市洪灾风险指标”。检测指标包括一座城市在沿海居住的人口比例,遭受洪灾后恢复重建的时间,沿海地区失控发展的程度以及防止洪水进入城市的措施多寡。

  莱特教授称,虽然人们居住在同一地区,但是风险大小是不同的。他认为,“年龄是其中一个因素:如果你超过65岁或者低于18岁,你的风险比一名成年人要大,因为你在保护自己以及疏散的时候,无法采取必要的行动”。他指出,一个地区过去的经验也会影响人们对洪水风险的态度。还有一个方面值得关注,局部地区遭受洪灾,将会对全球造成影响。

  另外,莱特教授认为,“经济发展迅速并不见得会提高防洪能力,因为经济能力并没有用于防洪”。

  这项研究报告集中研究了9座位于河流三角洲的城市,其中包括上海,达卡(孟加拉国),卡萨布兰卡(摩洛哥),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加尔各答(印度)和鹿特丹(荷兰)。

 

 

汉年死亡内情:肝脏烂得像豆腐渣 用假名火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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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对潘汉年的遗体进行解剖,结果发现潘汉年的腹腔与胃部全都是瘀血,而肝脏烂得像豆腐渣一样了。潘汉年的遗体于4月17日在长沙市火葬场火化,他的骨灰被埋葬在长沙市南郊金盆墓地西侧半山腰,不能用真名。



本文摘自《现代快报》2008年11月15日第A13版,作者:张云,原题:潘汉年的最后岁月

1955年3月16日,时为上海市委机关报的《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上发布了《苏联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开幕典礼》的新闻报道。开幕式的盛大典礼于15日上午9时在新落成的中苏友好大厦中央大厅前的广场上隆重举行。潘汉年出席并讲了话,还为此剪彩。在同一版面上,留下了潘汉年剪彩时的照片:他低着头,左手握彩球,右手拿着剪子剪彩。一男一女两位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站在他的两侧;苏联驻中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尤金院士、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范子久等中外贵宾及上海党政军各界领导都围着潘汉年,望着他剪彩时庄重的一刻。在同一版面上,还刊登了潘汉年的讲话摘要。

1955年7月17日下午6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真在该会第十九次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报告的倒数第二段宣布了一则关于潘汉年的消息:“潘汉年、胡风两代表因为已经发现他们有进行反革命行动的证据,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和第十六次会议上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张鼎丞检察长的请求,依照宪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已先后批准将他们逮捕审判。”第二天,7月18日,全国所有的各大报纸,包括《解放日报》都一律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彭真的报告,一律附有各报的社论或短评,都一致表示拥护的态度。

一个在党和政府内担任许多要职的高级干部,一个辅助陈毅市长领导着500万人口的中国第一大都市的当家人,一个深受群众爱戴和敬仰的人民公仆,一个在四个月前主持那座标志着中苏两国伟大友谊的大厦落成仪式的上海市副市长,一下子成了一个“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革命分子,两则消息,真是天上与地下!

神秘的“失踪”

1955年3月15日晚上,潘汉年参加了尤金大使举行的盛大酒会,在发表了简洁的祝酒词后,便匆匆离开宴会厅,乘上了北去的列车,参加将于3月21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上海市委的代表,除潘汉年外,还有陈毅、柯庆施、陈丕显、许建国、夏衍共6人。根据会议的统一安排,上海代表团成员下榻于北京饭店。

潘汉年就住在6年前赴任途中在北京等待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时所住过的房间:三楼303室。

党的这次代表会议所拟定的主要议程有三项:一、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这个计划的报告;二、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三、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定。会议在进行第二项议程时,先由邓小平作报告,接着进行讨论。一些代表先后在会上表示了态度,并对自己与高、饶之间的关系作了自我检讨,同时交代了自己的一些问题。对此,毛泽东在讲话中表示了充分肯定,并号召凡是和高、饶问题有某些牵连的或历史上有问题而没有交代的高级干部,都应当主动地把问题向中央讲清楚。毛泽东强调,会上还没有来得及讲的,或是不想在会上讲的,会后还可以再写成材料,中央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

毛泽东在会上的这番讲话,引起了潘汉年深深的思考。会议印发的关于饶漱石、杨帆在上海“重用、包庇和掩护一批反革命分子”的材料以及胡均鹤于1954年9月间被逮捕,杨帆也于同年12月31日被送往北京隔离审查等事实,使潘汉年意识到了饶漱石、杨帆的问题已经和他联系上了。因为他是上海市公安、政法的实际领导人,是杨帆的顶头上司,胡均鹤等人的处理意见,虽然最后由饶漱石拍板,但潘汉年不点头,胡均鹤也不能得到“重用”。更何况,他自己还有一块难于启齿的心病,那就是1943年在李士群、胡均鹤挟持下在南京会见汪精卫一事,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向中央说清楚。现在胡均鹤已经被捕,饶漱石、杨帆的问题也基本上有了结论,中央又三令五申要每一个高级干部讲清楚自己的历史问题,并表示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潘汉年深深感到再也不能也不应该继续将自己这块心病深藏起来了。

3月31日,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潘汉年叩开了夏衍的房门,向自己的“老搭档”诉说了心里的苦衷:“我心里有一件事,还没有向组织上说清楚。不说,我是睡不着觉的。”夏衍感到这一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于是便诚恳地对潘汉年说:“那你就赶快向陈老总(指陈毅)去说清楚。”

潘汉年于4月1日找陈毅面谈,详细讲述了自己12年前在李士群、胡均鹤挟持下去见汪精卫的经过,检讨了自己长时期没有向组织上汇报的原因。同时将自己写的有关报告交给陈毅,请他转告中央。陈毅认为这是一个重大问题,答允他一定向中央汇报,同时安慰了他几句,要他思想不要紧张,要相信组织,相信中央。

4月2日,陈毅亲自赴中南海直接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并将潘汉年的那份材料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随后即作出了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的决定,由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亲自组织人员执行。

就在罗瑞卿奉毛泽东之命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请求逮捕潘汉年的报告获准的同一天,4月3日,著名剧作家兼电影导演吴祖光和夫人新凤霞到北京饭店来看望潘汉年和夏衍,时近黄昏,由吴祖光作东,邀潘汉年、夏衍到东单新开路的康乐小饭馆吃晚饭,同去的还有夏衍的女儿沈宁和女秘书李子云。

据吴祖光回忆,那天潘汉年和平常一样,衣着整洁,由于刚理完发而更显得容光焕发。但吴祖光感觉到他不像往常那样兴致勃勃,似乎有一些忧郁,整个晚饭时间很少讲话,饭后也是他首先提出要回饭店休息。

潘汉年回到了北京饭店他住的303房间。晚上8时许,潘汉年正准备休息,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楼下的客厅里有人找他,请他马上下楼去一趟。由于毫无思想准备,潘汉年穿着拖鞋匆匆下了楼。找他的人正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

当潘汉年来到客厅后,罗瑞卿立即向他宣布了对他逮捕审查的决定,然后由几名便衣干警“陪着”,走出了北京饭店大门,乘上了等候在那里的一辆小车。

由于此事的高度秘密,潘汉年周围的人和他在北京的朋友们根本就被蒙在了鼓里。发觉潘汉年不在,他们着急起来了:潘汉年到哪里去了呢?是失踪了,还是另有什么紧急任务暂时离去?

最焦虑的是潘汉年的警卫员相其珍。相其珍那天晚上去看京剧,回来时已经12点多了,他发觉潘汉年不在房间里,身为一个警卫人员,首长不见了,能不让他着急吗?他马上到陈丕显、夏衍那里去打听,都说没有见到过他。夏衍的秘书李子云说:“好像是中南海周总理那里打电话找他,他下楼去了。”当时周恩来总理正要准备参加万隆会议,潘汉年本来就是一个来去飘忽的神秘人物,周恩来临时给了他一个紧急任务,立即出差到不能公开的地方去,这样的臆测,当然也合情合理。不过,在没有确实证明潘汉年的真正去处之前,相其珍也好,夏衍也好,总是放心不下。

次日一早,夏衍拨通了吴祖光家的电话,询问潘汉年昨晚是不是住在吴家。吴祖光当然什么也不知道,只是他明明看到潘汉年是坐汽车回北京饭店的。

正当相其珍、夏衍等四处打听潘汉年去向时,上海市委第二书记陈丕显赶来对他们说:“你们不要着急,潘汉年有要事离开北京了,来不及找你们。他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也不清楚。”为了防止张扬,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谭震林将潘汉年已经被捕的消息直接通知夏衍,并嘱他一定要严守秘密。

潘汉年被捕之时,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正在北京召开。4月5日,陈毅在人大上海代表团开会时宣布,潘汉年被捕了。

根据宪法,逮捕人大代表必须经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批准。这样在4月7日的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又追请大会批准将对潘汉年的逮捕列为议程,虽然潘汉年早在4天前就已被逮捕了。

潘汉年被捕的消息,除上述的小范围内知道外,对外一律严加保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结束后,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召集代表和工作人员开会,定了一个统一的口径:你们回上海后,有人问起潘汉年,就说他出国去了,不要说别的。但相其珍不同,作为警卫人员竟不知道自己首长的去向,这不仅被视为怪事,且也容易引起人们更大怀疑,因此不久他就被“隔离”起来,直到7月17日中央广播电台公开发布潘汉年被捕的消息后,相其珍才被放回上海。

功德林、秦城、团河农场

潘汉年被捕的那天,1955年4月3日,押送他的小车将他带到了北京安定门外的一处高墙深院之内。这里,便是20世纪50年代隶属于公安部的著名监狱——功德林监狱。

1960年3月,隶属于公安部的另一座较为现代化的监狱——位于燕山脚下的秦城监狱刚刚落成,潘汉年就被移送到那里。在秦城,潘汉年的生活待遇较之功德林要好,其他方面,与功德林后期相似。

1962年,在国内各方面政策有所调整的政治氛围中,毛泽东在1月30日七千人大会上所作的那篇著名的“宽松性讲话”中,再一次公开提到了潘汉年。毛泽东曾经在1956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在论及清查反革命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原则时,就提到了潘汉年,他说:“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这一次,他同样是以杀不杀的问题作为引子提及潘汉年的,他说:“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

于是,公安部把潘汉年案的处理提到了议事日程上,重新开始对潘案进行整理、研究,提出了对潘案的处理意见,并上报中央。处理意见体现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既强调了潘汉年的罪行严重,又强调了可以从宽处理、不杀他的理由,特别强调了他的问题是历史问题,又都是他自己主动交代的,认罪态度好,关押期间表现好,等等。

1962年5月30日,中央对公安部的上述报告作了正式批示:潘汉年是一个暗藏在党内很久的内奸分子,他的罪行极为严重,论罪该杀。由于是从内部查出的,因此给予宽大处理。

翌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并当场向潘汉年宣布了终审判决:判处潘汉年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久,根据宽大处理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又先后下达了《执行书》《刑事裁定书》,宣布了潘汉年的刑期及开释的具体时间;鉴于潘汉年在押期间认罪服法、确有悔改之表现,而且服刑期已超过刑期二分之一以上,宣布将潘汉年予以假释,交公安机关管制。

1963年2月13日,潘汉年以“刑释管制分子”的身份走出了秦城监狱。在公安部的安排下,转移到了公安部的劳改农场——北京市南郊大兴县境内的团河农场。在农场为他提供的一所小楼房里,潘汉年终于见到了他日思夜想的爱妻——董慧。

董慧在潘汉年被捕后第46天,即5月19日也被逮捕,也被关进了功德林,只是狱方让他们绝对隔离,所以他们谁也不知道对方的半点音讯。在潘汉年移至秦城监狱后,1962年6月,董慧也以“参与潘汉年内奸活动”罪而被结案处理,并获得了“免于追究刑事责任”的宽大处理,被安排在秦城监狱的家属宿舍里,至此,两人才知道了对方的下落。待到潘汉年走出秦城,到了团河农场后,董慧也来到了他的身边。

在团河农场,潘汉年虽说仍然是一个戴着“反革命”帽子的假释犯,但他的境遇却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有每月200元的生活费,有一个可以自由活动的天地,尤其是夫妇两人能在一起聊聊天,在自己的小院内养养花、种种树,还可以到附近的河沟里钓钓鱼,甚至被允许进城探亲访友。需要提及的是,当年的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不仅对团河农场上下都有所关照,还亲自与另外两个副部长到团河农场去看望过潘汉年,并在那里请北京市的有关部门负责人和潘汉年一起吃了一顿饭。徐子荣还要潘汉年写些回忆资料,并指示公安部所属的群众出版社为潘汉年的写作提供必要的帮助。

在这种情况下,潘汉年与董慧对团河农场生活还是比较满意的,情绪也相当稳定,对党和政府这样处理,在一定程度上表示满意甚至感激。

“从去处来,又向来处去了”

潘汉年夫妇重新被投入监狱,是在团河农场过着平静安逸生活将近4年、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将近一年之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中央文革小组秉承林彪、江青的旨意,又把潘汉年一案重新端了出来。他们的目的当然不是要继续深挖潘汉年本人的“历史罪行”,因为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潘汉年已经是一只“死老虎”了。他们的本意是想借“死老虎”为打倒“活老虎”寻找“罪证”。

1967年3月,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向原潘汉年专案组的有关人员进行调查,搜集潘案的主要负责人罗瑞卿、徐子荣等人“包庇”潘汉年的“罪行”,与此同时,又给当时的公安部负责人下达了一纸书面命令:“请谢富治同志把杨帆、饶漱石、潘汉年抓起来。”这一纸命令出于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之手。

1967年5月22日,潘汉年与董慧从团河农场被带到了“小温泉”——秦城监狱。这一年,潘汉年61岁,董慧49岁。这一对中老年的患难夫妻又被强行地分开了。

潘汉年再次入狱,正处于“四害”横行,“左”的思潮泛滥成灾的特殊的政治环境里。直接受江青指挥的新的专案组,站在“最最革命的立场”上,对潘汉年采取了“最最革命”的行动,他们不仅将潘汉年的生活标准降低到最低的限度,而且对他进行不停顿的审讯和无休止的折腾。潘汉年病倒了。

1967年10月,经医生检查,发现潘汉年的肝脏肿大,经复兴医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日坛医院(即肿瘤医院)门诊检查,及同位素扫描,初步确定为肝癌。按照惯例,对这样身患“绝症”的老年“犯人”,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理应千方百计予以治疗,以保证犯人康复。但当时公安部的主管领导在接到监狱当局关于潘汉年病情的报告后,当即请示谢富治,居然建议专案组抓紧审讯,并给潘汉年增加一点营养,使他多活一些时间,以利搞清“潘犯”的问题和挖出更多潘所知道的材料。这份充满“革命思想”的请示报告后来经过谢富治、戚本禹等批示,最后由江青拍板认可。

1968年10月至12月3个月内,潘汉年被突击审讯了40多次。一个月之后,在38天之内,潘汉年又被审讯了40多次!不仅如此,审讯之后还得赶写书面材料,还得接待一批又一批的外调人员,赶写一批又一批的外调材料。

经过近3年“最最革命”的审查以及大规模的内查外调,在没有发现任何新材料的情况下,1970年7月3日,专案组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出关于潘汉年“罪行”的“审查报告”和“补充报告”以及“判刑意见的报告”,建议将潘汉年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专案组将上述报告呈送江青,经江青转呈毛泽东、林彪、黄永胜、谢富治、叶群、李作鹏等圈阅同意。

然而,真正执行这一刑事意见报告却是1975年3月之后的事。这时,“文化大革命”已接近尾声,解放干部、落实政策的呼声日益高涨。有鉴于此,中央也加快了各专案处理的工作步伐,并统一部署将许多重要的犯人分散安置到各地区。

1975年5月29日,潘汉年案的专案组在报请批准,决定对他维持1970年7月上述判刑意见的基础上,会同湖南省、公安部及秦城监狱,联合派人将潘汉年送到湖南省公安厅所属的第三劳改单位——茶陵县洣江茶场。临行前,潘汉年还被告知,董慧将与他同去洣江。两位老人在洣江的再次重逢,使他们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安慰。

最后的岁月

在洣江茶场内,有一间坐落于场部办公楼与职工宿舍之间的土红色砖墙、瓦顶的小平房。它就是伴随着潘汉年、董慧夫妇度过最后岁月的住房。在这里,有了一个安身立足之处,有了一个比秦城监狱好得多的环境和条件,在生活上早已没有任何奢望的潘汉年夫妇,就这样生活下来了。

潘汉年的肝功能本来就有毛病,虽然后来被排除癌症,但由于得不到很好的治疗,身体一直不太好。与潘汉年相比,董慧的身体就更差了:初到茶场时,董慧的身体很弱,说话无力,精神也不太正常。加之腿残疾行走不便,高血压病也越来越重,茶场领导为照顾他们,特地派了一个名叫王芝兰的职工家属,每天去照料董慧的日常生活,后来潘汉年逝世后,王芝兰干脆就搬来和董慧住在一起,直到董慧离开人世。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治疗,董慧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后来,她的弟弟从香港给她送来了一把轮椅,她经常由潘汉年推着,在场部范围内转转。

1976年冬天,潘汉年的肝病迅速恶化,加之这期间又患了类风湿症,手脚麻木,浮肿,生活也渐渐不能自理了。他先住进了茶场医院,由于该医院缺乏护理,条件又差,潘汉年的病情未见好转。1977年2月24日,潘汉年已到了卧床不起的病危状况,经湖南省公安厅报请省委批准,把潘汉年改名换姓后,转长沙治疗。到长沙后,由湖南省公安厅同志陪同,潘汉年被送进了湖南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原湘雅医院),住在14病房110床。住院登记本上用的是“萧叔安”的名字。

潘汉年住院后,经扫描确诊为“多肿肝”,同时也发现他还患有慢性支气管炎、类风湿关节炎、贫血、消化道出血、肺部感染等多种病症。虽然医院采取必要的治疗措施。进行了输血和用冻干血浆抢救,但一切都为时已晚。4月14日下午,董慧被送到病房看望潘汉年。见面后两人都哭了,情绪也很激动。董慧安慰潘汉年:“你安心休息,要有信心,要安静。”分别时到门口,董慧又重复了上述这些话。

这天晚上7时45分,潘汉年心跳骤停,离开了人世,终年7l岁。董慧从长沙招待所赶到医院,向潘汉年的遗体告别。

在这同时,医院领导、医生把潘汉年的病情和抢救经过向董慧作了交代。为了研究病因,经董慧同意,对潘汉年的遗体进行解剖,结果发现潘汉年的腹腔与胃部全都是瘀血,而肝脏烂得像豆腐渣一样了。

潘汉年的遗体于4月17日在长沙市火葬场火化,他的骨灰被埋葬在长沙市南郊金盆墓地西侧半山腰。因为不能用真名,潘汉年的墓碑上只能这样写道:

77——652萧叔安之墓

  1977年4月14日病故

         妻董慧立

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通知》将强加于潘汉年头上的一切诬告不实之词,一切莫须有的“罪名”统统推翻了。这时,距离潘汉年“覆盆”为27载4个月零20天,距离潘汉年逝世为5周年4个月零9天。
 
 
 
 

芬奇名画《最后的晚餐》中两门徒或是其自画像(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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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芬奇自画像。(资料图片)

  《最后的晚餐》中有两位门徒据称是达芬奇依据自己的画像创作的。(资料图片)

  达芬奇的名作《最后的晚餐》一直以来都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也有颇多争议。近日,美国的一位艺术史学家表示,达芬奇的这幅作品中,有两个人物可能就是达芬奇的自画像,特别是那个手指上指的动作是达芬奇的标志性手势。

  据悉,这已不是第一次有人在达芬奇的作品中怀疑画像中的人物就是达芬奇自己。有关《蒙娜丽莎》的原型到底是谁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有人认为《蒙娜丽莎》就是1515年达芬奇伪装过的自画像。

  有达芬奇标志性手势

  全球畅销书《圆顶的故事》的作者,美国艺术史学家罗斯金近日对媒体表示,《最后的晚餐》中耶稣的两位门徒托马斯和詹姆斯,他们希腊式的鼻子、胡须和发型都与达芬奇多年后的一副肖像画相吻合,并认为这两个人就是达芬奇的自画像。

  罗斯金说:“《最后的晚餐》中托马斯手指向上指的动作,就是达芬奇的一个标志性手势”。

  罗斯金在研究达芬奇一位朋友维斯康提在1490年前后写的一首诗中发现,维斯康提未指名嘲笑一位画家在绘画时加入了变英俊的自画像,“只是为了让作品更好看一点”,而达芬奇《最后的晚餐》也在同一时代创作。

  罗斯金还指证,达芬奇著名红衣画像是他在1515年的容貌,拥有希腊鼻、平滑短发以及长髭须,这与《最后的晚餐》中的托马斯和詹姆斯的样貌相似。

  而在此前,很多历史学家都怀疑达 芬奇将自己的形象加入到作品中,但还没有人在《最后的晚餐》中寻找相关证据。

  另一位研究达 芬奇的专家查尔斯 尼克尔也支持罗斯金的推断,他在接受英国《独立报》采访时说:“在耶稣所有的门徒中,达芬奇若想成为其中的一位,毫无疑问托马斯是他的首选,因为托马斯总是提出问题,而不是接受别人说的观点,这一点与达芬奇很接近”。

  罗斯金的研究作品将于本月30日在英国出版。

  达芬奇没年轻时的画像

  尽管有大量的证据显示达芬奇在自己的作品中不止一次加入了自己的自画像,但多数都没有得到最终的证实,这是因为达芬奇没有年轻时的画像,这让后人没法拿真正画像来做对比。

  这一点长时间以来一直让人感到蹊跷,达芬奇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巨匠,没有自己年轻时的画像,始终是一件很难解释的事。

  有人认为这可能是达芬奇为了掩盖证据。

  2010年外媒曾有报道称,为了弄清楚达芬奇的真实面容,意大利文化遗产国家委员会下属的一个研究小组正在与有关各方进行谈判,要求允许发掘达芬奇的遗骨,以便对达芬奇的面容进行复原。

  然而该计划遭到了部分学者的激烈批评,他们认为应该让有关达芬奇的某些秘密继续保留下去,挖掘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巨匠的遗骨是“大不敬”。

  《蒙娜丽莎》也是自画像?

  有关《蒙娜丽莎》的原型到底是谁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有人认为原型是达 芬奇的母亲;也有人认为是达芬奇怀孕的模特,一个母亲对新生命即将诞生的喜悦让她脸上产生了那种神秘的微笑;更有不少学者推测达芬奇可能是一位同性恋者,因为他喜欢把自己画成女性。

  但美国画家施瓦茨通过计算机技术,把《蒙娜丽莎》与达芬奇的自画像进行了分析对比,发现二者的眼睛,发际线和鼻子的轮廓竟能完全重合,所以他得出结论,《蒙娜丽莎》其实就是伪装过的达芬奇自画像。

  《最后的晚餐》长8.8米,宽4.6米,保存在米兰圣玛利亚德尔格契修道院,一直以来都让意大利人引以为自豪,已有500年历史。上世纪70年代因色调原因,花了21年修复。现在对每位游客只开放15分钟,并且不准拍照。(文字:阿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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