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盛大庆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江泽民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游行队伍挥手致意。图片来源：新华社）
本文摘自：人民网，节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呼喊》，作者：凌志军马立诚，原题：江泽民排除干扰
1997年5月29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毕业典礼上，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了他准备了几个月的讲话。后来的几个月中，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把这次讲话叫做“五二九”讲话。
中国内外，对于这个讲话的评论如潮。有人说，这是邓小平逝世后，党中央领导人第一次系统地阐述其治国理论；有人说，这是向外界提前传递了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的主要精神，或者这个讲话的“底本”就是中共十五大的政治报告的组成部分；有人说，中国将以这个讲话的主旨来统一全国的思想；也有人说，这是事先选择一个场合来传递某些政治的信息，如官方经常说的“吹风”，征求党内反应，以便决定以后的行动。议论纷纷，见仁见智。但所有的人都不怀疑，这是将要在秋季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最重要的思想准备。
江泽民的话显然是对着全国的听众，尤其对着所有的高级干部说的，中央党校省部级毕业班的毕业典礼，是在这样的时候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在会场里面，除了这一批毕业学员外，还坐着全国各省市区的党政主要领导人，以及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办的领导人。会场不准录音，公开报道的部分则由新华通讯社统一播发。
讲话全文共两万多字，但新华社公开发表的新闻，仅仅摘要其中四千多字，其余未公开的部分，则迅速在党内传达。
在公开发表的“五二九”讲话里面，我们没有看到其中有直接涉及“万言书”或者“万言书”的观点的文字，更没有看到其中涉及了关于姓“公”姓“私”的争论，甚至也没有看到对“左”的思潮的直接批评。但是，据在现场听到江泽民讲话的人说，江泽民说的很多话，实际上要比公开发表出来的部分更加直截了当，也更加尖锐。他直接地批评“左”的思潮的干扰，还引用了邓小平的一句话，“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即使我们完全不知道有这些没有公开的话，仅仅能够阅读那个公开发表的消息，也可以断言，江泽民的“五二九”讲话，主要是针对来自“左”和右两个方面的干扰，尤其是针对“左”的干扰。比如江泽民说，旗帜问题至关紧要，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的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就是针对否定邓小平理论的倾向。比如江泽民谈到“学风”问题，提出“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问题为中心，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这是在批评那种作者拿着马克思的条条到处吓唬人的做法。比如江泽民说：“实践证明，我们这样做，没有离开社会主义，而是在脚踏实地建设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真正活跃和兴旺起来了。”
显然也是针对那种指斥改革开放威胁国家安全的论述。比如江泽民说，“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这实际上是在回答所谓姓“公”姓“私”的争论。江泽民所说的“排除各种干扰”，当然包含着“警惕右”的意思，但由他的全部论述可知，主要是在防止“左”。
中国的政治局面为之一变。反“左”的声音立即就强大起来。“左派”则全线收缩，再一次销声匿迹。北京的舆论则认定，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的高潮，将由这一天兴起。
江泽民的“五二九”讲话中的确散发着强烈的解放思想的气息，比如他说“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推进，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不过，仅从公开发表的文本来看，他却没有提到“推动第三次思想解放”。他的讲话的主旨，乃是排除“左”的力量对于改革进程所构成的障碍，但是他却没有公开使用任何有可能令冲突激化的概念。
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七八月间不顾盛夏的炎热，连续召开理论研究工作座谈会，要所有理论工作者将自己的思想统一到“五二九”精神上来。尽管如此，中宣部并没有公开地将眼前的情势说成是“第三次思想解放”。官方迄今为止一直在小心地避免使用任何可能引起争论的词汇。不过，到了7月下旬，出现了一些新的迹象。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杂志总编辑、中央党校副校长邢贲思教授接受记者斯人的采访。他说，小平同志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个讲话至今还有十分现实的意义。“这倒不仅仅是由于有些同志写了一些长篇东西对我们的现行政策进行批评，特别是对小平同志的理论不以为然。
这不是一个少数人的问题。这里面有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对于我们当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党内外还不是很一致。为什么江泽民同志这次在中央党校讲话中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看‘左’的东西现阶段最基本的一个表现就是超越历史阶段。无非是你们现在搞的一套东西右了，你们这套东西不符合马列。那么我要问究竟什么叫马列呢？难道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当前实际情况的政策方针是右？还是你们自己要搞的那一套东西超越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应当说，党的高级干部将几年来的争论直接地公开在报纸上，这还是第一次。然而邢贲思这一段话当中还有更加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江泽民的“五二九”讲话，乃是针对当前的“左”的倾向而发。邢贲思的接下来的话更加激烈：“从过去一年里直到今年上半年，我们都可以看到‘左’的人士就是冲着现行的方针政策，就是冲着邓小平同志的理论。他们利用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些问题，任意夸大，煽动舆论，制造是非。所以，不回答这样或那样的责难，就会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问题上发生动摇。”
两天以后，吴敬琏说，最近一个时期，一些人士对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持有异议，断定“国有制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和必须追求的目标”；认为国有经济比重的降低表明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丧失，社会主义因素的减弱，甚至意味着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他们反对国家为包括国有、集体、个体等不同经济成分提供平等竞争的机会。这种说法，在部分干部群众中引起思想混乱，因而需要给予回答。
又过了五天，《人民日报》刊登记者班明丽的述评，其中说，目前的“种种疑虑，仍然没有超出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中提出的‘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
又过了七天，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李君如接受了《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何江涛的专访。按照李的说法，江泽民“五二九”讲话，克服了姓“公”姓“私”的问题给我们造成的困惑，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的第三次思想解放”。他还说：“从总书记讲话的大背景看，存在的种种困惑包括来自‘左’和右两方面的错误观念，但主要是那些超越阶段的‘左’的观念引起的。”这一番话8月12日发表在报纸上，标题赫然便是，“第三次思想解放：冲破姓‘公’姓‘私’”，这就使得京城里那些敏感的观察家们平添几分火上浇油的感慨。
如此集中且如此激烈地斥责“左”的思潮，这是自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来的第一次。
接下来的事情真是我们国家改革历史上难得一见的一页。江泽民的讲话之后两个月又三个星期，亦即邢贲思、吴敬琏、李君如等人纷纷呼应江泽民的讲话之后，8月20日，《当代思潮》的编者写道：“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这是人们普遍希望弄清楚的问题，更是社会主义理论中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只有真正搞清楚这个问题，才能在茫茫迷雾(一些人已经制造并还在继续制造种种思想的和理论的迷雾误导人们)里，在大风大浪中，自觉地坚定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也才会懂得怎样科学地完整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些话说得真叫严厉，虽然也是在谈论“社会主义”，但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情绪，显得那么势孤力单和空泛，根本不能阻止批“左”的潮流。
9月8日，李锐写道：“目前不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但是如果不能彻底解决防‘左’的问题，今后还有可能出现麻烦，甚至再走弯路。”他还说：“党的七十六年历史中最难改的错误是什么？一个字，‘左’！”9月9日，董辅礽说：“整天纠缠于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之中，这对我们的改革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觉得这种现象不可小看，需要重新澄清认识问题的疑惑。”于光远说：“有人散布一种错误观点，即用公与私的抽象对立来取代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原则。
“其实这就是改革前‘一大二公’思想的翻版。”差不多同时，《经济日报》刊登记者张曙红的文章。张说：作为姓“社”姓“资”之争的延续，姓“公”姓“私”的问题“成为新形势下困扰人们思想的主要障碍”。到了9月13日，“十五大”终于召开，任仲夷在“十五大”小组会上说，姓“社”姓“资”的问题又从姓“公”姓“私”的争论表现出来。一直有人在用各种方式宣扬“左”和极“左”的思想。可见“左”的影响根深蒂固，反“左”仍然是长期的任务。就在任仲夷说这一番话的前一天，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在5月29日那一天曾经提到而后来未见公开发表，这一次则又公开重申。这就是“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报告的论述相当全面和详尽。其中至少有三个部分，有可能令“万言书”的作者们感到不快：一个是提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一个是重申十年以前“十三大”政治报告阐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且进一步发扬；还有一个是，确立新的所有制理论，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
应当说，这是党中央在正式的文件中第一次对我们国家传统的公有制理论做出重大修正，进而第一次将经济改革的方向指向传统的公有制。这当然不仅仅包括江泽民维护了被“万言书”批判的“抓大放小”的方针，坚决地要求“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这一部分的阐述，必会发现，其中所包含的关键性的修正至少有十个方面。
一、我国现在的所有制结构仍然不合理，需要调整和完善。
二、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
三、公有制应当包括更大的范围，不仅是我们传统的认识中所认定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两部分，还包括混合所有制当中的国有和集体成分。
四、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针对全国而言，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可以不同。
五、国有经济的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性质。
六、把公有制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分开。
七、选择什么样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换句话说，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必须摈弃。
八、股份制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
九、非公有经济已经不仅仅是“补充”，而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十、不分姓“公”姓“私”，依法对各类企业予以保护、监督和管理。
“阴转晴”
此后两天，党和政府的领导者们一致地维护迄今为止官方主持的对所有制的改革。李鹏总理说，党的十五大是“又一次思想解放”。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再一次重申了他的关于所有制问题的主张。“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他说，“目前中国的国有企业仍然牢牢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因此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没有危险。”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张皓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鼓励它们的发展，中国对各种各样的经营成分一视同仁，并且要创造条件，使它们公平竞争。
他还宣布，一般职工都欢迎股份合作制。国家经贸委主任王忠禹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走出一条路”，让国有大中企业走出困境的办法，就是加大国企“兼并”和“破产”的力度。劳动部长李伯勇说，其他所有制经济和股份合作制经济的更快发展，又必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些人几乎全都是官方的代表，看来，现在不只是知识分子和理论家来对“左派”的理论表示不满，政治家和官员也按捺不住了。
在这同时，一个调查机构给205位企业经理提了一个问题：除了有关国计民生领域的国有企业外，其他国有企业的资产使用何种组织形式较为有效？131人选择“股份制”；56人推崇“租赁”、“承包”；26人主张“出售”给私人；有12人主张坚持“国有独资经营”。这可真是一个令历史家神往的秋天。天高云淡，阳光明媚，气温既不凉，也不热。政治之局势有如气象之变幻，大家都说是“阴转晴”了。公开的舆论，包括理论界、新闻界、出版界、北京之外东西南北的省、市、自治区，都没有直接地指责谁，不过，倾向是明显的，全都摆出同“左”的思潮分道扬镳的架式了。萧蔚彬、黄伟经出版了一部新书，书名叫做《告别“万岁”》。山东的《大众日报》以《再来一次思想解放》为题，连续报道全省各个领域取得的进展。深圳的《深圳商报》连续刊发评论员文章呼吁在改革开放中敢闯敢试。
广州的《粤港信息日报》连续刊发文章呼吁“让思想冲破牢笼”。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王珏说：“社会主义的最根本的特征是什么？不是所谓公有制，也不是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而是劳动者成为所有者。”这最后一句话，正是厉有为曾经论述过并且遭到严厉批判的观点，现在却堂而皇之地重现京城了。中国体改研究会的副会长高尚全说：“只能用‘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衡量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董辅礽说：“如果只有公有制经济，而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不会形成市场经济，从而也不会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绝非权宜之计。如果将来生产力发展了，就不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那也就没有市场经济。”吴敬琏说：“我们完全可以有把握地说：一个国家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并不是由国有经济所占份额的多寡决定的。”晓亮说：“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应是税收。”这些都是理论家们的论述。那些实际工作的领导者，在这个秋天里面就更加斗志昂扬。四川省省委书记谢世杰说，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同等重要，放手发展民营经济以实现“富民兴川”的战略目标。安徽省省长回良玉说，拿出当年“大包干”的劲头搞股份制。江西省长舒圣佑说，“不求其纯，但求其佳”，“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和非公有经济，不要拘泥于比重问题而束缚自己”。
湖北省省长蒋祝平说，要摈弃那种把股份制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传统观念。辽宁省副省长郭廷标说，辽宁将选择一批大企业实行委托租赁经营，由国外和中国港、澳、台地区的大财团大企业承包或租赁经营。只要有益于合作，任何一种方式我们都可以大胆尝试……
羅小朋：
党天下的總理難題
――給2012和中共18大
【羅小朋：党天下的總理難題――給2012和中共18大】羅小朋（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博士，浙江大學中國農业發展研究院特聘教授）http://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2/08/201218.html
问題的提出
2012年的世界與中國，均處在一個重大的曆史關口。對中國来说，没有任何事情比即將召開的中共18大更受關注。雖然习近平接班胡錦濤已成定局，但總理人選至今仍留有让人猜測的空間。李克强接任温家寶雖是大概率事件，但王岐山，甚至薄熙来都没有放棄竞爭總理的野心。事实上，由于中共政權面臨空前的合法性危機，尤其是各種危機在未来十年全面爆發的可能性非常之大，即便李克强能夠接任總理，他能否像温家寶那樣做完两任，也是一個巨大的问號。因此，未来十年，總理问題將是中國政局發展面臨的極大不确定性最集中的表現。
如何来分析這個问題，對于所有中國政治的分析家来讲都是一個難度不小的挑战。筆者試图把這個问題放在一個曆史的大視角中来解讀，以图超越目前主流的分析框架之局限。目前的主流分析框架主要有這樣两個，一種是從權力鬥爭，尤其是從中共派系鬥爭的角度来解讀中共的總理问題。另一種就是從路線和意识形態鬥爭的角度来分析這個问題。這樣的分析框架当然是極有價值的，但對于解讀處在生死存亡之際的中共政權来说，就十分不足了。
總理问題之所以在中國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源自中國特殊的國家形態傳统。中國皇權至上的帝國傳统，派生出了自己獨有的宰相问題。這一點許多人都能感覺到，但是，爲什么宰相或總理问題無論在曆史上还是在21世紀的今天都非常重要，則是許多人並没有認真思考過的。
弗朗西斯•福山的近作《政治秩序的起源》對理解這一问題提供了重要啓示。福山認爲，國家是在人類共同經曆過的部族文明基礎上演進出来的政治秩序。國家制度的演化程度有高低之分。國家出現的第一個重要標志，是中央官僚體系的确立，而根據福山對曆史的解讀，中國屬于最早、也最成功地完成這一演進的文明。國家制度演進的更高階段是实現法治，而現代國家制度則是在此基礎上達到的第三階段——可问責政府。中國文明的政治秩序雖然率先完成了國家制度演化的第一階段，却始终不能演進到第二和第三階段。
宰相问題或總理问題與此何關呢？中國的宰相傳统與皇權傳统，恰恰是在中央官僚體系的演進過程中共生而成的两大傳统。宰相爲百官之首，與至高無上的皇權構成了一種张力，這個张力支持着中國文明一直信奉的中央集權、“天下”一统的國家形態。但這一张力的政治內涵和曆史內涵却隨着中國的政治發展而演變，這就是我試图用来解讀党天下總理问題的基本框架。
相權與王權之間的张力早在秦帝國出現之前就産生了。春秋时期中國文明最重要的發展，就是形成了一個统一的文士階層，推動這一演進的是西周衰落後諸侯爭霸，重建大一统的長期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越来越多的地方知识精英失去“祖國”，但另一方面，這個列國爭雄的過程也創造了漢字文明统一的“思想市場”（科思）和文武人才市場。思想市場形成的證據是百家爭鳴催生了一批至今闪耀着人類智慧光輝的大思想家，而文武人才市場形成的證據就是涌現了一批才華橫溢的軍事家和政治家。不理解這一大背景，就無法理解管仲、孔子、老子、孫子、商鞅，荀子這些耳熟能詳的傑出人物如何在這個时代脫颖而出，同时，不理解這個大背景，也就不能理解秦以来政治大一统的帝制中國傳统是如何創建的，無法理解爲什么秦雖速亡，秦制却不亡。
统一的思想市場和人才市場逐漸加强了统一的文士階層一個共同的傾向：以天下爲己任，知行合一。列國長期爭霸的格局培育了士子階層精神人格和政治人格的獨立性。正是這種獨立性生成了這個階層與当權者之間的张力。同时，這個階層內部也充滿竞爭。竞爭的結果，一方面是極高的思想和文化成就，同时也創造了這個统一的思想市場和人才市場(?)的掘墓人。秦能统一中國，实得益于充分利用了当时整個士子階層的智慧和人才资源。士子中産生了最优秀的軍事家推動武力兼並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士子还幫助勝利的一方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建立有效的文官治理，這就是郡縣制的由来。這種依靠外来文官治理新擴张領土的帝國模式，没有游士階層的存在是不可能的。而郡縣制的成功，奠定了帝制中國地方治理的制度基礎。
秦速亡的原因很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秦始皇未及建立统一的信仰和價值系统来支持郡縣制。熱衷功利和權術的秦相李斯，雖然成功地说服秦始皇实行郡縣抑制封建，却無法在道德上動员整個士子集团維持這個帝國的稳定。李斯的機會主義策略令他在宮廷陰谋中敗在宦官赵高手下，不僅斷送了身家性命，也加速了秦朝滅亡。
漢朝解決了李斯没有解決的问題，不僅爲大一统和皇權奠定了牢固的制度基礎，而且爲相權奠定了牢固的信仰系统。漢朝的開國者汲取了秦速亡的教训，知道需要建立一個精神和道德的體系来支持皇權。但是，漢初当權階層的信仰系统並非儒學而是黃老之學。但黃老之學顯然不能滿足漢武帝加强中央集權的需要，于是才有了支持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曆史性的發展。儒家爲什么能夠打敗黃老之學和其他思想體系，成爲两千多年来士子支持中國政治大一统不可動搖的信仰系统？我的解讀是，除了董仲舒本人改造儒學的智慧之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儒學在底層士子中有更大的影響力和傳播能力，因而有更深厚的社會基礎。黃老之學雖然在漢初受到權貴的青睐而兴盛一时，但這並不能阻止農村社會的儒士們繼續信奉和傳播儒學。儒學的生命力不僅来自其教義，更来自其熔教化和教育爲一體的傳播方式。獨尊儒術的結果是实現了皇權與底層社會道德教化功能的連接，使皇權接了地氣，令大一统的皇權不僅得到廣大士子的支持，而且得到廣大子民的支持，從而爲强化郡縣，抑制封建提供了牢固的统治基礎。這樣一来，儒教就不僅强化了皇權，同时也强化了相權，在皇權與相權之間形成了一個非常稳定的张力。
這個张力之所以能稳定，就在于相權不僅代表了百官，而且代表了廣大儒士。打擊和侮辱宰相，不僅是打擊和侮辱這個人，而且是打擊和侮辱儒士。凭借這種政治結構，相權就能夠保持一定的人格和道德尊严，從而使得士子階層能對皇權帶来一種極其可貴的道德和倫理约束。不理解這種约束的功能和有效性，就不能理解大一统的帝制中國傳统爲何如此强大。
中國的古代先哲主张“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這種理念與三代禅让的美德更契合，而與家天下的理念有深刻的內在沖突。正是有了代表士子，代表儒家理念的相權来支持同时也制约皇權，家天下的正当性才變得说得過去。
辛亥革命後，皇帝没了，相權的问題似乎也不复存在。但我們看到，東方專制有一種恢复家天下的頑固傾向。只不過從西方引入的以民權爲基礎的新合法性理念使這種图谋很難成功。袁世凱稱帝失敗就是一個明證。在蘇俄影響下，中國進入了党天下时代。但曆史表明，党天下很難在统治集团內部形成類似皇權與相權之間那樣稳定的张力。一有機會，党天下就不僅會蜕變成獨裁终身制，並繼而産生傳位于子的强烈沖動。蔣介石把位子傳給蔣經國，就没有遇到太大阻力。
毛澤東是否有過傳位于子的念头？由于毛岸英早逝，這個问題很難推測。不過，毛在文革給江青，尤其是給毛远新很大的政治特權，说明這種人性的本能沖動很難抗拒。毛澤東的家天下沖動有一個極其難以克服的障礙，就是周恩来。毛與周两人之間的獨特關系，尤其是两人之間的角色和人格张力，包含着極其深刻的曆史和社會內容。毛澤東生前總結，他一生幹了两件大事，即打天下和搞文革。我們很難想象，没有周恩来，毛澤東領導的中共是否能得天下，我們也無法想象，没有周恩来，毛是否能搞文革。
毛周之間的關系，很難不让人聯想到中國皇帝與宰相關系的悠久傳统，但是，這種聯想有什么根據？在什么意義上，毛周關系是中國皇權與相權關系傳统的一種現代再造？中共曆史的這一重要傳统對鄧小平时代以及後鄧小平时代又有何影響？如何来理解今日中共党天下的總理難題？這些就是本文試图回答的问題。
周恩来與毛时代中共党天下創建的總理傳统
對中共總理這個極其重要的角色，周恩来留下了什么樣的遗産，他爲什么能留下如此重大的曆史印迹？回答這個问題涉及到如何解讀整個中共革命乃至整個共産主義运動的曆史。共産主義运動是人類曆史上史無前例波及全球的烏托邦运動。這個运動主张以極其殘暴的手段推動社會變革，試图建設一種絕對平等的社會秩序。在共産主義运動已經全面失敗的今天，我們並不難理解它爲什么必然失敗，但是，這個必然要失敗的烏托邦运動，当年爲什么能搞那么大？爲什么馬克思的錯誤理論能吸引那么多优秀的人物獻身？這些人不僅不怕苦難，不怕犧牲自己的生命，而且不怕親手施暴，不怕自己的行動帶来千萬人死于非命的後果。他們爲什么要做這樣的人生選擇？
要回答這些问題，並非易事。這要求我們對人性，對曆史，對那個时代的氛圍以及造成這種氛圍的曆史邏輯和人類行爲的邏輯有相当的了解。筆者不敢自稱有這樣的能力，但斷不能同意那種把毛澤東、周恩来的曆史罪過簡單歸結爲個人心智和品德的史觀。對毛澤東、周恩来這樣的曆史人物当然要做曆史的道德评判，但不能僅僅做這種评判。共産主義运動衍生出俄國革命，並且在中國建立了全國性政權，有相当的偶然性，如果中國曆史走了另一條路径，毛、周的個人命运和作爲會大不一樣。
毛澤東和周恩来都具有超人的領袖品质，周恩来的個人魅力更是不爭的事实。這樣的人，被馬克思的理論所吸引，一方面反映了馬克思理論本身的蠱惑力，同时也折射了那個时代资本主義主導的全球秩序危機。如果辛亥革命後中國实現聯省自治、和平统一，毛、周會不會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本身就是一個问題。即便他們还是馬克思主義者，對中國的社會進步也未必是一件坏事。因爲有這樣的政治領袖爲卑賤者爭權利，會極大地改變弱势者與權貴博弈的力量對比。
毛周雖然個人品行迥異，但均非甘居人下者。他們还有一個共同的品格，就是對底層民衆有很强的號召和組織能力。曆史上，這恰恰是中國儒士的軟肋。(?)共産主義意识形態，爲毛周的個人品格創造了極大的施展空間。在這方面，毛的能力更爲突出。周的儒家之風和他超群的斡旋和外交能力，與毛的雄才大略和權谋之術構成最佳互補。不過，没有國際共运介入中國內亂，這两個人恐怕很難走到一處。周恩来是共産國際理想的代理人，而毛澤東則不是。毛是一個天才的本土造反領袖，毛周的聯合，體現了國際共运在中國找到了一種無與倫比的曆史资源和社會资源。國際共运介入中國內亂，爲中國傳统的農民反叛不僅注入了全新的意识形態，而且輸入了前所未有的組織文化资源。在打天下的過程中，毛周雖然有很大的性格沖突，但又不得不合作，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們都接受共産國際，或者说接受斯大林的權威。如果像太平天國那樣，毛周根本不可能長期合作，中共也不可能得天下。
辛亥革命以来，中國政治博弈有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实，那就是中國精英和民衆一方面大量引進西方的政治理念和话語，同时也繼續使用中國傳统的正统理念和话語在思維和行動。不承認和不理解這個事实，就無法理解和解讀中國的現代政治。使用中國人傳统的政治话語，毛有帝王之氣，而周則是理想的宰相之才。毛周合作，是两種不同的領袖氣质和政治才能的合璧，而這两種領袖人格资源的整合，極大地調動了各種國內和國際的政治资源、社會资源乃至文化资源。這對國民党和蔣介石極爲不利。國民党內部既不能對個人獨裁傾向形成有效制约，又不能産生有人格魅力的領袖。在個人層面，蔣介石比毛澤東更能反省和自律，但蔣的胸襟太窄，這让他無法找到一個优秀的相才，從而不能像中共那樣，在領導層內部形成一種有活力的张力。這構成了蔣家王朝的致命傷。
毛澤東和周恩来雖然有很大的性格沖突，但他們也有許多重要的共识。他們都相信中國的現代化必須大膽借助外部力量。爲此，他們不受“愛國主義”话語的约束。在這一點上，毛周像孫中山那樣，根本不在意別人指責自己賣國，是帶路党。但與此同时，他們也從来也没有喪失自己的所谓“文化主體性”。他們深信，中國的问題还要靠中國人自己来解決，要用中國人的方式来解決。他們都有極其廣闊的全球眼光和时代感，同时又有深厚的曆史感和中國傳统文化素養。正因如此，他們既明白自己作爲一個共産主義者的角色，也明白自己在改朝換代，打天下坐天下的傳统游戏中扮演的角色。這種共同的見识、素養和角色的自覺，體現了两人極高的政治天赋，也是他們在極其殘酷和复杂的政治博弈中能夠脫颖而出的重要原因。
毛周还有一個重要的共识，那就是爲了中國的獨立和解放，爲了共産党得天下，可以不惜犧牲千萬人的生命。這是一個可怕的共识，這也是中國災難的一大根源。但需要指出的是，這不僅僅是毛周的共识，也是那一代許多中國政治精英，包括孫中山，蔣介石等國民党精英的共识。指出這一點，不是爲毛周的曆史罪責開脫，而是爲了探究中國現代化災難不斷的根源。中國政治大一统的正统理念，有一個两千年未變的可怕傳统：逐鹿中原，成王敗寇。這個傳统来自于秦末天下逐鹿的竞爭，来自平民劉邦而不是貴族血统的項羽獲勝這個有一定偶然性的結果。可以想象，假定是項羽而不是劉邦得天下並建立“楚朝”，而且也出現盛世，儒家依然很可能得势，造成獨尊儒術的局面。但此时得势的儒家，肯定會把楚霸王的貴族血统與天命相聯，而不會爲平民“以征誅得天下”（錢穆）去辯護。這意味着大一统的天命觀，还可能保留一點權力神授的远古傳统，從而有利于保留更多的貴族精神，對平民造反得天下構成一種制约。而大儒董仲舒已經没有這個選擇。董仲舒爲了儒家獲得獨尊地位，不得不爲痞子劉邦得天下辯護。從此痞子可以做皇帝成爲天命論的一部分，埋下了中國改朝換代必經大杀戮，必看中原逐鹿誰是勝者的可怕禍根。王莽复古改制失敗留下的一大曆史遗恨，就是未能拔除這個禍根。
這個誰都可以杀人奪天下的天命觀給中國文明帶来了巨大災難。不理解這一點，就無法理解漢亡後，中國爲什么長期處于战亂。漢人長期自相殘杀也無法统一，漢字文明最後是靠胡人漢化才得以重建大一统。朝代更替的慘烈爭奪，給曆代中國人留下了“甯爲治世犬，不爲亂世（離）人”的古训。這種可怕的集體記憶，一方面强化了窒息文明生機的奴才文化，也培育了破坏性極大的造反文化。
這一可怕傳统最严重的後果，就是給中國的政治博弈設置了極低的道德底線。對于统治者来说，不管使用什么卑鄙手段“維稳”，都有了某種道德理由，反過来，反抗者不擇手段也有了道德根據。崔卫平批评中國儒士雖然同情百姓之困苦，一旦底層民衆的反抗危及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他們就總是站在秩序一邊，而非弱者一邊。這個指責不錯，但理解了中國政治博弈的殘酷邏輯，就不難理解儒士的苦衷。中國痞子造反得天下的觀念根深蒂固，深入人心，毛剛去世，中國偏远山區就有上千起農民自組小朝廷，試图拉旗造反。
中共得天下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充分利用、並且成功地再造了這個可怕的傳统。共産主義烏托邦赋予底層造反者前所未有的人生意義和尊严。毛周真誠地相信，千萬卑賤者爲自己的解放和尊严去死，是死得其所。中共以千百萬人的生命奪得天下，强化了毛周的這種可怕信念。毛周不僅在革命时期，而且在掌權时期，都不怕死人。谴責毛周的這種罪惡理念是完全正当和必要的，但中共能夠成功地鼓動如此多的窮人英勇赴死，也揭示了中國大一统的治理理念和支持大一统的儒教之深刻失敗。這種反對地方自治、因而反對貴族精神的治理理念和輕視底層民衆宗教和精神需求的精英倫理，不能爲中國社會提供一種富于公共精神和公共理性的道德依存機制，也不能爲窮人提供一種積極的人生意義和尊严。這是中國的文化和知识精英至今还没有解決的一大问題。
中共得天下，毛澤東任主席，周恩来任總理，一帝一相，毫無懸念。但党天下畢竟不是家天下，毛周要共同面對不可知的未来，共同創造党天下的治國傳统。党天下與家天下之區別，不僅在于全新的意识形態，而且是全新的正当性基礎、全新的政治和社會組織基礎。在這個背景下，總理，也就是曆史上的宰相應扮演一個什么樣的角色，周恩来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才幹，開創了党天下總理角色一些重要傳统。
第一個傳统，就是党天下的總理要恪守最高执行者而非決策者的角色，不能挑战主席制定大政方針的最高權威，也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