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英1997春晚演唱歌曲《青青世界》
青春无敌的伴舞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俺喜欢的一首红歌

     来源：参与 作者：执笔廖赤明、铁流

    （参与2012年8月26日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余年的历史中，毛泽东以中共的名义执政二十七年，发动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从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1957年的“反右派”冤案、1959年的“彭德怀反党集团”冤案和“反右倾运动”冤案，一直到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受难者从胡风冤案的成千人、反右冤案的几十万人、反右倾的几百万人一直到文革十年浩劫的上千万人。
    
    据不完全统计，他一共制造了8,300万冤魂、3千万件冤案、3亿多人受批斗，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暴君恶行的总和。国际社会普遍将希特勒、斯大林当作20世纪暴君的代表，希特勒造成了6百万犹太人的死亡，斯大林则造成了2千万苏联人的死亡，他们所犯的反人类罪和毛泽东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铁的事实表明：毛浑东在他离世的1976年，中国已到了不改弦更张便难以为继的崩溃边缘。叶剑英元帅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10年期间，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李先念（1977年12月20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的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浪费和减收共计13000亿人民币。
    
    
    
    

    
    （照片：一批亲历毛泽东历次政治运动的历史老人）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关于是否真正存在“三年自然灾害”，大多数人持质疑态度，后经查证1959~1962年的气象资料证明，属正常年景，是毛政府故意推卸责任的托辞），非正常死亡在5755万人以上（其中三年困难时期的死亡人数目前尚存在较大争议，争议的范围从1000万至5000万不等），经济损失14200亿元。近30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6500亿元，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总的损失，是中国前30年基建投资总额的两倍多。
    
    毛泽东为了把“党天下”变成“家天下”统治，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名义，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先后害死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贺龙，以及陶铸、万晓塘（1966年9月19日，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周小舟（1966年12月25日，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阎红彦（1967年1月8日，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卫恒（1967年1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李立三（1967年6月22日，中国工人运动重要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等一大批革命元老。
    
    谁是元凶？毛泽东！
    
    谁是主犯？毛泽东！
    
    不言而喻，毛泽东应该对这些冤案承担全部罪责。毛泽东承担罪责了吗？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历史决议》：毛泽东“犯了错误”（指发动文化大革命），是“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这一段绝灭人性、惨绝人寰的历史，就这样不顾历史事实、被轻描淡写地编写得面目全非。好在这个《历史决议》还承认，“文革”推行了“封建法西斯专制”，只不过把这笔账记在林彪、江青头上，跟毛泽东没有关系。请问：
    
    毛泽东执政二十七年制造的诸多冤案中，“文革”冤案之外的冤案也可以推到林彪、江青的头上吗？
    
    在审讯江青的法庭上，江青供认她是“毛泽东的一条狗，毛叫咬谁就咬谁”。难道“文革”推行的封建法西斯专制为首者是“四人帮”吗？毛泽东是推行封建法西斯专制的“始作俑者”！是元凶！是罪魁祸首！
    
    首恶不办办胁从，这是对执政党自身所定法制“首恶必办”的悖离，也是对善恶、是非人类共识的亵渎与颠倒，普天之下且有此理！
    
    《历史决议》的所谓毛泽东“犯了错误”的论点，应该休矣。“罪行”与“错误”绝不能混淆！当年成千万的受害者，有权要求追究毛泽东的罪行，为此要求讨还“血债”也是天经地义的。
    
    “错误论”是建立在政治需要的基础上的，不是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当年执政的邓小平在1991年、1992年的两次谈话中给执政党的后继者留下了“错误论”只是权宜之计的“遗言”：“……对毛泽东一生的政治评价是唯心的……中央对文化大革命予以全盘否定，并定为‘浩劫’，是符合事实的、是严肃的、是尊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作风……再过十五年，要不二十年，对毛再作评价是必要的，时间成熟了。”他还说：“重新评价毛泽东，现在只能唯心、违心。在这个问题上，谈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我们还不够格！”他还说：“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全面评价嘛……”。
    
    1981年中共中央的《历史决议》，如果说是出于当时的“稳定大局，利于集中发展经济”的政治需要；那么，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是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毛泽东死后，留给执政党的遗产是一个百孔千疮、百废待兴的集权专制国家，执政党顺应民意及时实行了“改革开放”，挽救了执政危机。执政党为什么要改革开放呢？因为毛泽东苦心经营的“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的政治、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长期物资匮乏、凭票定量供应，民众的基本生存需求都得不到满足，长此下去必然引起社会动荡。基于此，执政党不得不实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奇怪的是，执政党只启动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却原地踏步。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它们两者是须臾不可分离的东西，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更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一句话，难道毛泽东留给执政党的遗产，只有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改革；而为这个经济体制服务的政治体制却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需要改革吗？目前中国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还不令执政党警醒吗？
    
    执政党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的、自由的、平等的、公正的、和谐的法治社会，只有彻底清算毛泽东搞集权专制统治的罪行，来一个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别无他途；否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梦呓！
    
    因为执政党承袭了毛泽东的政治遗产，毛泽东的政治遗产是按毛泽东的集权专制思想铸就起来的东西，执政党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繁荣、富强、公平的现代国家，必然要清算毛泽东的集权专制政治遗产，首先要清算文革”制造者、发动者、毛泽东的滔天罪行！还历史一个真相，社会一个公平，同时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也是真、假政治体制改革的试金石，否则建设一个民主、繁荣、富强、公平的现代国家只是说说而已！
    
    一批亲历毛泽东政治运动的历史老人：
    
    岳定国 电话18908210316
    
    郭 炎 电话13700506851
    
    熊习礼 电话13320600017
    
    胡崇真 电话13076090020
    
    杨铭传 电话13688170032
    
    廖赤明 电话028-87608961
    
    野 僬电话13551833893
    
    刘文介 电话13550002217
    
    李多文 电话15718015745
    
    屈楚平 电话13558729980
    
    房让喜 电话028-84517533
    
    张平中 电话18040300235
    
    赵 群 电话028-87635639
    
    铁 流 电话13901038114
    
    罗开文 电话15228833296
    
    林夕映 电话13880858344
    
    蔡长宜 电话13880091783
    
    王重纲 电话18980789208
    
    刘光策 电话18030526695
    
    何丕栋 电话028-81702985
    
    彭慕陶 电话028-87438708
    
    （执笔廖赤明、铁流）
    
    二○一二年八月二十六日于成都
    
    参与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叶永烈
    
    核心提示：“姚文元是‘四人帮’之中，唯一一个活着走出监狱的人。王洪文、江青已经先后死于狱中。张春桥虽然仍活着，但是他不可能像姚文元那样获释。张春桥最初判的是死刑，改判缓期二年执行。两年后又改判为无期徒刑。既然是无期徒刑，那也就没有刑满之日。”
    
    

    本文摘自：《“四人帮”兴亡》，作者：叶永烈，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1981年1月25日上午，庄严的时刻到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十名主犯。
    
    作为主犯之一，姚文元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在十名主犯之中，惟独姚文元不忘在胸前别了一支自来水笔——他依然保持着“笔杆子”的形象。
    
    对于姚文元的审判，大致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姚文元概况表
    
    日期 被告人 庭审主要内容
    
    1980年11月20日 “四人帮” 宣读起诉书。
    
    1980年11月24日 姚文元 “长沙告状”。姚文元污蔑邓小平是天安门
    
     “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
    
    1980年12月8日 姚文元 进行反革命宣传；诬陷中共上海市委和陈丕显、曹荻秋；
    
     支持济南“五·七”武斗事件。
    
    1980年12月10日 姚文元 指使鲁瑛派记者搜集诬陷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材料；
    
     诬陷南京人民群众，指使鲁瑛派人到
    
     天安门广场搜集革命群众的言行，诬陷群众是“反革命”。
    
    1980年12月19日 姚文元 法庭辩论。
    
    1981年1月25日 “四人帮” 法庭宣判。
    
    严肃的法庭，偶然也有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
    
    法官审问姚文元：“1974年10月18日，王洪文到长沙，向正在那里养病的毛主席诬告邓小平同志。在王洪文离开北京前一天晚上，你和江青、张春桥一起，跟王洪文商量怎样诬告邓小平。姚文元你交代，当时说过哪些诬陷邓小平同志的话？”
    
    姚文元思索了一下，答道：“我说过攻击邓小平同志的话，我现在认识到这些话是错了。”
    
    这位“舆论总管”出于职业习惯，很注意咬文嚼字，特意把“诬陷”换成了“攻击”：“诬陷”，乃捏造罪状陷害人，自然要比“攻击”严重得多。
    
    法官又问：“姚文元，你具体交代讲了哪些诬陷邓小平同志的话？”
    
    姚文元眨着金鱼眼，欲言又止，抬起头来问法官：“我现在可以把这些话说出来吗？”
    
    看着姚文元这番“秀才”本色表演，旁听席上差一点爆发出笑声。
    
    他，终于罪有应得，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他，四十五岁入狱；1996年他刑满时，六十五岁。
    
    他的妻子金英仍住在上海。征得有关部门的同意，我访问了金英。
    
    姚家不再住在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宿舍里了。在上海东南方一条稍为偏僻的街道，我按地址找到一幢普普通通的居民楼。姚家住在二楼的一间。夏日的中午，二时半，我敲响了房门。
    
    姚文元的三女儿给我开门。她是个中学生，正准备去上学。听说我要访问她的母亲，便带我走过小小的灶间，步入卧室。灶间里放着一大碗烧熟的梭子蟹。
    
    听见敲门声之后，金英刚从午睡中醒来，脸颊上有着枕席的深深的痕印。
    
    她与二女儿、三女儿住在一起。大女儿已经出嫁了。
    
    她，一头短发，脸色白皙，右眉尖有一颗痣，穿一件短袖细咖啡条子上衣。
    
    她家共两间屋。书橱里堆满书。床上铺着竹席。家具很简单。我和金英坐在小方桌旁谈着，桌上正放着一份当天的上海《文汇报》。
    
    她不断地唉声叹气，几度想哭。她的手，不断地摸着方桌玻璃台板的边缘。
    
    她早已不在原单位工作，已经调到一个很不起眼的工作单位，只是挂名而已，从未上班。她长期请病假在家。
    
    她很少外出。在姚文元宣判之后，她获准前往北京秦城监狱探监，见到了姚文元。
    
    姚文元的母亲周修文也健在。1986年，周修文向有关部门提出，她能否继承姚蓬子遗产？
    
    姚蓬子原本在上海陕西南路的中国人民银行里存了一笔钱。“文革”前，姚蓬子作为上海师院代课教师，每月有一百元工资。“文革”开始之后，“停课闹革命”，姚蓬子也就无课可教，代课工资没有了，靠这笔存款维持生活。1968年6月，当周修文到银行取款时，营业员风闻姚蓬子是叛徒，见到周修文所持户口册上姚蓬子的身份乃上海师院代课教师，即打电话给上海师院“革委会”。师院答复说，姚蓬子确系叛徒。按照“文革”中的“规定”，凡牛鬼蛇神的存款一律冻结。叛徒当在牛鬼蛇神之列，姚蓬子的存款被冻结了。
    
    姚蓬子急了，让妻子到上海师院交涉。师院总算开了证明，准许姚蓬子每月领取三十元存款。
    
    三十元怎够一家子的生活开销？何况，姚蓬子正生病。这事情闹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家办公室”。市里倒好说话，因为姚文元乃“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第一副主任”。看在姚文元的面上，市里下达了姚蓬子存款解冻的“指示”，于是姚蓬子一家总算有了生活来源。
    
    姚蓬子死后，这笔存款便供周修文维持生活。
    
    周修文提出要继承的姚蓬子遗产，则是另一笔款子。姚蓬子的“作家书屋”在接受“资本主义改造”之后，姚蓬子作为资本家，每年领取定息。但是，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至1966年9月，他没有领取。在去世前，姚蓬子曾对家人说过，这笔定息上交国家。
    
    姚蓬子只是口头说说而已，并未办理过正式上交手续。根据现行政策，原工商业者本人死亡，倘若家属要求领取定息，可予发还。于是，周修文提出了继承遗产的要求。
    
    根据继承法规，除周修文及女儿姚文华之外，姚文元也是姚蓬子遗产的法定继承人。
    
    在秦城监狱，姚文元谈了关于姚蓬子遗产的三点意见：
    
    一、在“文革”的历史条件下，父亲上交定息是对的。现在母亲和妹妹对父亲的遗产提出继承要求，请依照继承法给予满足；
    
    二、我个人对父亲遗产没有想过继承问题。对于母亲，我长期未尽赡养义务；
    
    三、我接受父亲遗产中属于我的部分。在我服刑期间，我应继承的份额由妻子代管，作为家属去探望的费用、妻子治病和子女学习的费用。
    
    上海的司法部门，现在已经按照继承法，把姚蓬子遗产交由周修文及其子女姚文元、姚文华继承。这，原本是身处囹圄的姚文元，连做梦也想不到的。
    
    姚文元如今仍在服刑之中。在监狱里，他每天都仔仔细细看报纸，从头版看到副刊，只是再也用不着拿起铅笔写“批示”了。他也爱看电视，尤其是每晚的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他是必看的。据告知，他在狱中完成了论文《论自然科学与哲学》。
    
    姚文元曾“评”过这，“评”过那。如今，如果要评一下姚文元，最妥切的，莫过于他自己在评论中写过的一句话：
    
    “野心会随得志的程度而膨胀，正同资产阶级的贪欲会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而发展一样，永不会有止境……”（注：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版，第14页。）
    
    姚文元的结局，如同他在1976年2月1日所写的“精辟之言”：
    
    我手无寸铁，就一支笔，且是铅笔，“打倒”除杀头坐牢之外，就是把我这支笔剥夺掉。
    
    时光如逝水。转眼之间，到了1996年10月6日。这是逮捕“四人帮”二十周年的纪念日。
    
    已经沉默多年的姚文元，一下子就成了海外传媒所关注的新闻人物——因为姚文元被判处二十年有期徒刑，正好这天刑满。
    
    由于我写过《姚文元传》，于是，许多记者便打电话向我询问有关情况。
    
    先是在5日傍晚，香港《明报》记者徐景辉打来长途电话，采访了一个多小时。他详细询问了姚文元的经历。我逐一作了答复。
    
    《明报》在6日报道了我的谈话。
    
    接着，6日傍晚，日本《读卖新闻》记者中津先生从北京打来电话，也是采访关于姚文元问题，问了一些类似的问题。
    
    7日下午三时许，接到法国新闻社驻上海记者刘秀英小姐的电话，很急，要求马上赶到我家采访姚文元情况。
    
    她留着长长的披发，小个子，讲一口不很流利的普通话。我的谈话，她用英文作记录。我拿出《姚文元传》给她看，她说她看不懂中文。
    
    翌日——10月8日早上，她又来，作一次补充采访。
    
    记者们的采访，主要是询问姚文元的生平、经历，也问及他的近况。我只能尽我所知，作了答复。
    
    问：“姚文元在10月6日会获释吗？”
    
    答：“理所当然。”
    
    又问：“会回上海吗？”
    
    答：“有可能。”
    
    还问：“他会完全自由吗？”
    
    答：“我只能以我所了解的陈伯达获释的情况，告诉你：陈伯达刑满的当天，由公安部一位副部长主持，举行了一个小小的获释仪式。当时，陈伯达住院，仪式就在医院里举行。副部长讲了话，陈伯达也讲了话，还有接收单位负责人讲了话。所谓接收单位，也就是陈伯达出狱后分配工作的单位——此后由那个单位发给工资。这仪式不公开报道，但是有人摄影，有人摄像、录音。陈伯达获释后，在家安度晚年。不过，他毕竟是曾任要职，曾是中共第四号人物，所以他家的‘邻居’便是一位公安人员，以保证他的安全。没有得到允许，不许外人接触他。我得到允许，在陈伯达晚年，多次采访了他。我想，姚文元这次获释，大体上会跟陈伯达差不多。”
    
    再问：“你如何评价姚文元获释？”
    
    我答：“姚文元是‘四人帮’之中，唯一一个活着走出监狱的人。王洪文、江青已经先后死于狱中。张春桥虽然仍活着，但是他不可能像姚文元那样获释。张春桥最初判的是死刑，改判缓期二年执行。两年后又改判为无期徒刑。既然是无期徒刑，那也就没有刑满之日。姚文元本是‘秀才’，他在狱中仍坚持写日记。他出狱后，会写作回忆录。尽管他仍处于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状态，在被剥夺政治权利期间，不能出版，但是他会坚持写下去的。”
    
    在“四人帮”之中，最后一个离开人世的是姚文元。那是在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因糖尿病去世，终年七十四岁。
    
    姚文元去世的消息，是在姚文元病故之后半个月，由新华社披露的。2006年1月6日，新华社用简短的篇幅报道姚文元之死：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姚文元因患糖尿病，于2005年12月23日病亡。姚文元，男，74岁，于1976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6年10月刑满释放。
    
    香港媒体披露说：
    
    新华社的此条消息是姚惟一的官方讣闻，不过港台报刊和国外媒体却多有报道。曾为“四人帮”成员逐一撰写传记的某上海作家说：“新华社消息出来后，美国《洛杉矶时报》等七八家媒体都有打电话来，我没有接到国内媒体的一个采访电话。”他认为，官方讣闻的发布是特意选择了周五的下午时间，因为接下来是双休日，以此避开海内外媒体的注意力。
    
    不言而喻，内中提及的“曾为‘四人帮’成员逐一撰写传记的某上海作家”，显然是指在下。
    
    跟张春桥之死一样，姚文元的离去也引起海外的一阵议论。我在2006年香港《开放》杂志发表文章指出：
    
    姚文元死得不早不晚，“挑选”了一个最敏感的时刻：在姚文元病逝前不久——2005年11月10日，是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四十周年的日子。正是这篇“宏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姚文元去世之后不久，迎来了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祭，粉碎“四人帮”三十周年庆。姚文元之死，唤醒了众多中国人对于“文革”的记忆。
    
    然而，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病亡，中国诸多年轻人竟然不知姚文元为何许人，问“姚文元是谁”？也有的年轻人听说姚文元是“四人帮”中的一个，便问：“‘四人帮’是哪四个人？”在网上，还可以见到年轻人的种种奇谈怪论：“姚老走好！”“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死得默默无闻啊！”甚至有人在网上我的一篇关于姚文元的文章上留言：“我党伟大出人才！”
    
    姚文元之死引发的一系列怪现象，凸现了中国也有“教科书问题”：尽管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地否定了“文革”，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有人对“文革”讳莫如深，有人甚至主张“淡化文革”，使年轻一代不知“文革”。
    
    其实，记住“文革”，研究“文革”，如同巴金所言，是为了防止这样的浩劫在中国重演，是为了中国不再产生“张春桥笫二”、“姚文元笫二”以及各种各样的“小张春桥”、“小姚文元”。时至今日，中国并没有彻底铲除“文革”重演的“左”的土壤。1983年那极左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席卷中国大地之时，连巴金都惊呼“文革”又来了！幸亏胡耀邦及时制止，才使这场“后文革”运动半途而终。
    
    姚文元之死，为《“四人帮”兴亡》画上了句点。“四人帮”俱亡，这四颗灾星，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革”，永远值得反思；“文革”的深刻教训，永远值得记取。
    
    本文来源：凤凰网

世界大战爆发因素已齐备 中国躲不掉

    
    来源：文史天地 作者：吴越
    
    核心提示：在洪秀全的眼里，妇女都是他的玩物和奴隶，根本就不把妇女当人看。他把权力交给他那个年方十三岁、却已经学会荒淫的儿子，自己当起了太上皇。
    
    

    本文摘自《文史天地》2008年第1期，作者：吴越，原题：腐败天王洪秀全
    
    洪秀全口口声声主张男女平等，可是实行的，却完全是男权主义。他规定：凡是妇女“硬颈不听教、起眼看丈夫、讲话极大声、有喙不应声、面情不欢喜、眼左望右望”的，都该打！这跟中国的“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那一套，有什么不一样？
    
    他反对纳妾，可是他自己和王爷、侯爷们是例外的。起义之前，洪秀全还没有登基做皇上，他的“后宫”就已经有十几个女人了；到了咸丰元年正月在桂平县金田村竖旗起义的时候，他就公开宣布太平天国的天王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一共可以有八十一个老婆；同时也给王爷、侯爷规定了可以娶多少个老婆的数目——当然，第一是谁也不能超过他，第二是官儿越大的老婆也越多。所谓的不许纳妾，只是对小小老百姓而言。定都南京以后，被他收为嫔妃的女人累计起来早就超过了八十一个。此外，单是在天王府里伺候他和后妃的“女官”，就有一千多个！天王府不设太监，只有他一个男人。
    
    太平天国对于士兵和官员，实行的是洪秀全所定的“男行”、“女行”制度，也就是男女一律分开住宿，即便是夫妻的，也只有初一、十五两天可以“合法同居”，凡是违反了这个制度的，就叫做“犯奸淫罪”，处分起来非常严厉，甚至连“正丞相”这样的大官，也要夫妻一起斩首。所以太平军的大小官员夜里大都有“亲兵”贴身伺候，新兵也不得不跟老兵同宿，这都是很普遍的事情，也不是什么秘密。有许多官员和兵丁就是因为对这件事情不满才逃离太平军甚至投敌的。直到咸丰五年，洪秀全实在无法坚持了，才颁布了“婚配令”，凡是十五岁至五十岁的未婚女子，统一由“媒官”择配，实际上就是给当官的分女人，官儿越大的，分到的女人越多越漂亮。不过仍规定夫妻一个月里只有规定的两夜可以同宿，平时仍要男女分开住。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从兴起到衰亡，中间虽然风起云涌，也曾经占领过中国的半壁江山，但是时间短促，很快就失败了。其原因，不是将士们不卖命，而是以洪秀全为首的头头们私心实在太重。起义之初，也曾经打出过官兵平等、男女平等之类的旗号，可是刚刚定都南京，就露出了他们自私、狭隘、贪图享乐、不思进取的劣根性。特别是对于妇女，后期的太平天国，在洪秀全的眼里，妇女都是他的玩物和奴隶，根本就不把妇女当人看。
    
    在攻克南京前十七天，洪秀全就在芜湖江面的“龙舟”上突然颁发一道严分男女界限的诏令：“女理内事，外事非宜所闻。”还用四个“斩不赦”限制身边的妇女与外界联系。攻克南京以后，跟随天王的妇女都要用纱巾蒙面，一进入天王府，就被禁锢起来，与外界完全隔绝了。
    
    到了南京以后，洪秀全到底有多少个美女？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有一本书叫做《江南春梦笔记》的，说是王后娘娘下辖爱娘、嬉娘、妙女、姣女等十六个名位共二百零八人；二十四个王妃名下辖姹女、元女等七个名位共九百六十人，两者共计一千一百六十九人。以上都属嫔妃，都是要和洪秀全同床共枕的。天王府不设太监，所以另外还有许多服役的“女官”。以二品掌率六十人各辖女司二十人计算，合计为一千二百人。各项人数加起来，总计有两千三百多名妇女在天王府陪侍洪秀全一个人。
    
    洪秀全从四十一岁进南京到五十二岁自尽，在全是美女的天王府中过了十一年，从未走出天京城门一步，既不指挥杀敌，也不过问朝政。那时候他正值壮年，体格健壮，但是十一年中仅仅颁发过二十五篇诏书，而且从咸丰四年到咸丰八年（1854-1858）是空白，五年中竟然未发一诏！
    
    到了南京的天王洪秀全，开始嫌那些从广西跟他来的老姊妹们粗鲁、肮脏了。听见有人高声说话，他就写诗斥责：“娇娥美女娇声贵，因何似狗吠城边？”看见有人不会刷牙、敷粉、洒香水，他就用刻薄话讽刺挖苦：“跟主不上永不上，永远不得见太阳！面突乌骚身腥臭，嘴饿臭化烧硫磺！”
    
    洪秀全毫不掩饰他喜新厌旧的情绪：“一眼看见心花开，大福娘娘天上来；一眼看见心火起，薄福娘娘该打死！”他为那些可怜的“薄福娘娘”们规定了几项杖责戒律：“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夫主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静五该打，说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嘴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欢喜八该打，眼左望右望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还有一项特别奇怪的规定：“看主单准看到肩，最好道理看胸前；一个大胆看眼上，怠慢尔王怠慢天！”妇女们受到责罚，即使冤枉也不得辩解，只许认错领打，否则就会受到加倍的处罚：“打开知错是单重，打不知错是双重；单重打过罪消融，双重雪下罪难容！”什么叫“雪下”？“雪下”是太平军“刀下”的代称。单从这一点来看，就可见洪秀全这个人有多么残暴！
    
    天京内讧以后，洪秀全依然在天王府中左拥右抱，生活更加糜烂。在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太平军进取苏浙的时候，洪秀全又从李秀成选送到天京的三千美女中挑出一百八十人收入天王府。就在这一年，还不到五十岁的天王洪秀全，终于颁发了最后一道“朕命幼主写诏书”的诏旨，把权力交给他那个年方十三岁、却已经学会荒淫的儿子，自己当起了太上皇来。
    
    洪秀全在天王府美女群中过了十一年帝王生活，到了同治三年（1864年），他五十二岁，终于在曾国荃湘军的隆隆炮声和后宫粉黛的嗟怨声中，不得不丢下他那千百个美女娇娘，自尽身亡。他死后四十八天，天京沦陷，天国灭亡，他的宝贝儿子也当了俘虏，后来被凌迟处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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