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笛之声] —— 兼驳苏联解体的“舆论失控说”

自1991年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20年来，关于苏联解体的研究汗牛充栋。而有关苏联解体的原因、后果等问题则一直是激烈争论的对象。[1]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方面提出了各自的认识，见仁见智，形成了数十种有代表性的观点。①这其中，不乏学者从媒体、舆论或者信息传播的角度来解析苏联解体的原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说法或者观点莫过于苏联解体的“舆论失控说”。

一、苏联解体的“舆论失控说”及其误读

所谓苏联解体的“舆论失控说”，即认为新闻自由化导致的舆论失控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换句话说，苏联的解体是党和政府放松对媒体的管制，任由大众传媒的自由化所致。这种观点由来已久，在新闻学术界也屡有论述。如文有仁（1993）、唐修哲（2006）、王贞一（2008）、吴珊（2008）、黄健圣（2010）等人都认为，新闻媒介在苏联解体中起到了恶劣的作用，苏联盲目追求所谓的传媒独立自由，这种“异化”过程最终促成了这个国家的解体。新闻媒体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不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是促成苏联解体的催化剂等等。笔者将这种从新闻舆论角度解释苏联解体的学说称之为“舆论失控说”。

在苏联解体20周年之际，“舆论失控说”再次出现，屡屡见诸报端。2011年，赵强先生在《学习月刊》第1期发表了《舆论失控：苏联解体的催化剂》一文，②文章认为：苏联演变和解体的原因很多，新闻改革、舆论失控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正是媒体失控导致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一步步瓦解、摧毁了苏联意识形态大厦的根基，掏空了苏联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系，加速了苏联演变和解体的步伐。”[2]无独有偶，2011年《现代传播》第4期也发表了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传媒政治研究所李宏教授的《苏联解体的传媒因素及其教训》一文③，文章也认为：苏共亡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传媒领导的根本失误是重要因素。“大众传媒在苏联解体中的破坏性力量是巨大的”，“传媒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反对党”，“以主动、复杂的方式，摧毁了苏共立党的基础”，进而导致了苏共的亡党亡国。[3]而与李宏教授的文章从标题到观点都非常类似的是《江淮论坛》2011年第3期发表的《苏联解体的舆论因素》一文，文章径直指出：“苏共未能把握舆论导向和最终放弃舆论阵地是消解苏联合法存在的关键。”[4]应该说，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但笔者却不敢苟同。苏联解体的“舆论失控说”很难从学理上说得通。在笔者看来，这种认为舆论失控导致了苏联解体的看法至少存在如下几个问题或者说错误：

第一，苏联解体的“舆论失控说”流于主观，带有强烈的价值判断和主观色彩。持这种说法的人看起来似乎“政治正确”，但实际上是完全站在前苏联僵硬的、教条化的马列主义立场上，而非客观中立的立场上来看问题的。这一点在赵强先生《苏联解体的催化剂：新闻改革和舆论失控》一文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他说：“媒体失控导致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一步步瓦解、摧毁了苏联意识形态大厦的根基，掏空了苏联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系，加速了苏联演变和解体的步伐。”显然，对于“苏联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系”作者是极其认同的，但究竟这种“核心价值体系”是什么，是人道的还是反人道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还是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作者未加分析。试想，如果前苏联的“核心价值体系”是符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受到人民的拥戴的，那么为什么又会如此脆弱？如此经不起考验？显然，将媒体视为“搞垮苏联”的主因，从思维逻辑上而言是一种典型的二元对立的阶级分析思维，在这样的思维定势下，苏联的解体必然是“外因”所致，大众媒体则很不幸被扣上苏联解体的“关键”、“元凶”或者“催化剂”之类的帽子。但要想客观地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则必须站在一个相对中立的立场上来分析问题，而不能先入为主地预设立场。从实证的角度而言，赵强先生所谓的苏联解体的逻辑：“新闻改革—媒体放开—外力介入—阴暗面曝光—群众不满情绪积累—反制无力—舆论彻底失控—政权丧失、国家解体”的过程完全是一种主观推演，且倒果为因。苏联解体是不是媒体惹的“祸”需要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进行政治定性。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有其历史合理性。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面临的处境与中国的改革设计师邓小平启动中国改革时面临的处境非常相似，当然更加严峻。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这样描述苏联改革前的状况：“到戈尔巴乔夫1985年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时，苏联的政治体制已经变得头重脚轻、不负责任、腐败成风。该体制在摧毁任何新生的政治反对力量方面仍然绰绰有余，然而，在促进经济现代化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它却已经无能为力。”[5]正如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的诊断一样，苏联不改革也只能陷入停滞甚至崩溃。而苏联之所以没有走上中国“渐进式改革的道路”，这和中苏的历史、国情，特别是计划经济的僵硬程度不同有关。[6]戈尔巴乔夫最初也想从经济领域着手改革，但他没有中国的邓小平幸运，他的意图在苏联没有实现的可能。前苏共中央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瓦季姆·梅德韦杰夫写道：“推行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遭到了‘党的经济机关’的强烈抵制，国有企业的经理们、各部、计委及政府的领导人都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力，对放弃指令性计划、改革价格构成、实行生产资料批发贸易取代统一分配等改革措施百般抵制。在这种情况下，要进行经济改革，就必须改革政治制度，首先改革党本身，就必须使社会民主化，就必须有公开性和言论自由。”[7]可见，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有其历史逻辑，仅以成败论英雄，“后知后觉”地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有主观臆断之嫌。

第二，“舆论失控说”流于片面，这种说法片面地强调戈尔巴乔夫新闻改革的“叛党叛国”的“毁灭性”的一面，而没有看到这种改革给苏联媒体和苏联社会带来的巨大改观。事实上，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改革从一开始就是想改进党的领导，也并没有背离马列主义，甚至谈不上是什么创新。因为早在戈尔巴乔夫之前，列宁就论述过“公开性”的问题。1902年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就已提出：“没有公开性而来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并且这种公开性还要不只限于对本组织的成员公开。”[8]至于经济活动的公开性，列宁更是明确指出：“报刊应当成为劳动公社的报刊，也就是说，要公开报道资本主义企业的领导人曾经竭力不让群众知道的东西。”[9]此后，列宁又在其他著作中多次提及公开性问题。可见，戈尔巴乔夫所提倡的“报纸应当支持公开性原则，应该将更多的事公之于众”并不是什么创新，只不过是恢复了列宁的主要观点，恢复了媒体本来的信息传播功能而已。英国学者布赖恩·迈克奈尔这样形容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改革：“作为一种尝试，它试图恢复斯大林主义之前的一些政策，那时，布尔什维克们能够堂而皇之地成为革命的、进步的力量。自从1920年以来，这是第一次试图建立一种存在争论和差异的，而不是统一和严格管制的政治文化。”[10]。

应该看到，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改革有其合法性，也获得了民众的支持，更给苏联的传媒业带来了勃勃生机，这从苏联媒体发行量的变化中可以看出来。1989年苏联中央报纸的发行量为1.244亿份，比1988年增长了16％；全国性杂志的发行量为1.932亿，比1988年增长了10.1％。如果把苏联主要报纸杂志1989年的订户数字和1985年相比，会发现4年中苏联媒体的发行量是呈大幅增长的，传媒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④

苏联的新闻改革有力地推动了苏联的全面改革，英国《金融时报》1987年11月3日刊登文章说：“苏联知识界的改革先锋不是作家诗人，而是新闻记者。”[11]由于实行了新闻改革，苏联社会出现了一系列新的令人欣喜的变化。如1986年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从苏共二十七大、苏美首脑会晤，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等苏联媒体都做了公开报道，电视还做了现场转播，这些都是巨大的进步。与此同时，媒体中针对政府官员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官僚主义的批评报道也大大增强。媒体的报道量、报道的客观性大大增强。新闻媒体的开放大大提高了苏联政府的政治决策的公开和决策的质量。在“公开性”的推动下，苏共逐渐改变了以往封闭决策的做法，在讨论和决定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问题时开始重视人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在戈尔巴乔夫实行公开化改革以后，苏共中央召开全会或有重大行动，他都立即邀请新闻工作者座谈，就当时面临的任务交换意见，鼓励报刊电视就改革问题进行公开的、坦率的讨论。苏联40多位部长级干部相继在电视台的《问题·探索·解决》节目里向观众作报告。苏联政治局委员、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还在《真理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就部下一些人滥用权力向新闻界道歉。[12]在这种转变下，公众的社会满意度显著增加。正如戈尔巴乔夫（2003）所指出的：“由于有了公开性，改革开始获得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基础，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而只有真正‘富有参与精神’的人才能做到公开性，他们在报纸和广播电视台的编辑部里日复一日地传播和阐释着新思想。没有公开性，便很难指望相应的实践活动能沿着改革政策的轨道进行。”⑤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其实只不过是恢复媒体的本来面目，其历史进步性是不能抹杀的。

第三，“舆论失控说”流于肤浅，这种说法只看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与苏联解体的表面关联，却忽略了苏联长期存在的体制痼疾、弊病及其导致的社会后果，割裂了苏联历史的延续性。苏联社会的解体虽是因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而起，但其深层次原因却在于改革前斯大林体制和勃列日涅夫体制的僵化所致。与此类似，戈尔巴乔夫倡导新闻改革，其前因也是因为苏联媒体长期以来的扭曲与僵化，已经完全丧失了媒体的特点与公信力。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前，苏联的传媒是一种组织与动员的工具，“由于苏共长期缺乏党内民主，因此宣传舆论机构长期习惯于一种声音，一个论调，把党性简单机械地理解为绝对服从。他们不能灵活运用马列主义新闻学原理，以至党报体系日渐僵化、呆板，丧失革新和创造能力”。[13]媒体的“舆论一律”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党犯了错误，媒体就必然跟着犯错误，且把错误无限放大。长期的舆论一律与空洞宣传也导致了苏联意识形态的封闭性与僵化，使人们不再相信媒体和党的权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苏联解体之前。一位苏联的普通人文社科学者写道：“在1970-1980年初，我深信苏联政权注定灭亡，因为作为它的‘灵魂’的意识形态眼看着已经死亡或者正在死亡。所以我认为政权做不出什么特别不好的举动——我的圈子中的许多人所固有的对重新开始‘拧紧螺丝’的恐惧，对于我来说没有意义，因为我认为政权是一个软弱无力、日渐消瘦的老人。”[14]可见，正是前苏联的媒介与政治体制透支了人们对苏联政府和媒体的信任，埋下了苏联解体的导火线。苏联问题研究专家周尚文先生在谈到苏联意识形态的崩溃时特别指出：“有人看不到苏联意识形态的封闭性和脆弱性而造成的后果，反而认为，是失去斯大林那样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而造成意识形态的失控，从而导致苏共的瓦解、苏联的解体。这种看法是因果倒置的。”[15]可见，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不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斯大林的文化专制主义及其造成的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封闭性和脆弱性才是根本。从这个角度上看，“舆论失控”与“新闻自由”并非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相反，苏联解体前对舆论的过分控制及新闻的过分不自由才是导致苏联崩溃的根本原因。要清楚地阐释这个逻辑，我们必须详细考察苏联体制下的传播失灵现象及其社会后果。

二、苏联体制下“传播失灵”的表现与成因

在笔者看来，新闻传播因素的确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不过不是由于“舆论失控”所致，而是由于“传播失灵”所致，苏联社会到处存在的传播失灵直接导致了社会的不可治理。

（一）传播失灵在苏联社会的表现

所谓传播失灵，是指特定社会系统下由于结构性的功能缺失所引起的资讯短缺、信息传递失真或扭曲现象。[16]正如现实世界中物质资源的市场配置会出现“市场失灵”，政策资源的配置会出现“政府失灵”一样，现实社会中信息资源的配置也会出现“传播失灵”。在苏联时期，传播失灵十分严重，其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苏联媒体的扭曲，即所谓的“《真理报》无真理，《消息报》无消息”。本来承担了信息生产与传播功能的媒体，却无法真实地呈现现实生活的变动信息，而受众也无法从媒体上得知事实真相，信息传递极度扭曲。

在苏联时期，以《真理报》为首的苏联众多报纸几乎完全丧失了媒体的信息告知功能。报纸热衷于报喜不报忧，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苏联报刊上见不到灾难的身影。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列伊在50年代当过苏联《共青团真理报》和《消息报》的总编，他回忆道：“从当时的报纸看，苏联从没有铁路和航空惨剧，从没有沉船事件，矿井从不爆炸，泥石流也不会崩塌，总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17]这就是苏联媒体的传播失灵。除了报喜不报忧，苏联媒体的“假大空”也十分泛滥。苏联媒体曾大肆宣传的斯达汉诺夫就是一个典型案例。阿列克塞？斯达汉诺夫出生于贫困的农民家庭，1927年到卡季耶夫卡市“中央伊尔敏诺”矿井挖煤。1935年8月31日，斯达汉诺夫在一班工作时间里采煤130吨，超过普通定额13倍，因而得到了苏联最高当局的大力宣传和赞扬。在领导和媒体的造势下，全苏联掀起了“斯达汉诺夫运动”，媒体鼓吹“超过了世界上至今知道的所有成绩和记录，把大洋彼岸的工人们的最高指标抛在了后面”。然而，他所创造的“世界纪录”完全是由该矿党委书记彼得罗夫一手策划的。他为了制造轰动效应，将与斯达汉诺夫一起工作的三个矿工的工作量都算到了他一个人身上。斯达汉诺夫的“事迹”次日即刊登在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上。于是，他成了劳动英雄。斯大林接到报告，当即决定在全国发动斯达汉诺夫运动。就这样，在媒体造神运动下，斯达汉诺夫成了一尊神圣的政治偶像。[18]在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改革前，苏联媒体充斥着这样的“假大空”，在这种传播生态下，苏联人民根本无法得知许多事实真相，媒体异化严重。“苏联新闻媒介从背离反映民意的神圣职责起，发展为官僚集权统治的驯服工具，这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异化、社会主义新闻媒介的异化。这种异化现象不仅存在于斯大林时期，而且延续于后斯大林时期。”[19]

传播失灵除了表现在苏联的大众媒体身上，也表现在苏联政治体制内部的信息沟通中。由于苏联政治沟通的主要通道局限在规模庞大、等级森严的政治科层体系内部，不论在上情下达还是下情上达的过程中，歪曲走样、封锁信息、隐瞒信息甚至伪造信息等情况十分常见。鲁·格·皮霍亚在《苏联政权史：1945-1991》中写道：“苏联政权组织特有的权力高度集中和追求唯我独尊导致出现众所周知的管理问题：从下面来的‘信息流’不可能被用于做出决策”。[20]描述的就是苏联政治沟通中的传播失灵现象，这种情况相当普遍。

论苏联解体中的传播失灵因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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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苏联体制下传播失灵的原因

苏联体制下之所以存在普遍性的传播失灵，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苏联对媒体的过于严密的控制。苏联媒体的传播失灵与苏共和政府对媒体与舆论的过分控制有关。在苏联，报纸均归国家所有，重大新闻报道要由苏共中央宣传部门审定后发表，地方各级报刊的宣传口径则要与中央报刊《真理报》保持一致。如全盛时期的《真理报》有严格的选题计划，重头文章早在一周、一个月甚至一个季度以前就已确定，一般不随便更改计划；其60％的篇幅是提前两天以上安排好的，头版不是留作最后新闻用，而是专门用来刊登党的新闻、社论、经济成就和外国贵宾来访的消息；它不存在商业市场，无须招揽广告；报纸对消息报道的选择不是对政治事件的反应，而是对政治程序和政治上轻重缓急次序的反应。[13]在这种情况下，媒体无法传达真实的资讯。在《真理报》做过20多年副总编辑的阿法纳西耶夫在回忆录里写道：“报纸的首要任务是提供信息，然后让人自己去辨别是非真伪”，但“《真理报》并不总是能够这样做。我们往往不得不按我们主人的曲谱来演奏。”在勃列日涅夫将“发达社会主义”写进苏联宪法和苏共纲领之后，阿法纳西耶夫毫无办法：“这个提法开始出现在《真理报》上，这样做，我当然是昧着良心，因为我非常清楚，在苏联根本就没有什么‘发达社会主义’。但是我和我的报纸在上面的巨大压力下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发达社会主义’。”[21]可见，在政治权力的严密控制下，苏联媒体必然唯政治气候是从，不得不违背新闻的真实性原则。这种传播失灵是系统性的，它与苏联的政治体制，特别是与苏共的组织体制存在着紧密的关联。苏联共产党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关于民主集中制，列宁曾提出六条“基本组织原则”，其中第四条就是“党的一切出版物，必须绝对服从代表大会及其相应的中央或地方组织”。[22]这种整合媒体和党的组织的“民主集中制”使布尔什维克成为一个整体，在革命战争年代具有了强大的战斗力，成为战胜敌人的有效武器。但与此同时，这种严密的组织形式也成为一个信息过滤器，消弭了不同的意见和声音，带来了“故步自封”与“封闭决策”的危险。特别是在革命胜利后的和平年代，当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其所面对的主要任务由战争变成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随着社会管理的广度和深度的增加，需要占有大量的社会信息，旧有传媒管理体制必须变革，否则，无法避免传播失灵的出现。

第二，苏联的文化审查消除了任何异质性的信源，加剧了传播失灵的出现。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要想传播不失灵，就需要多个信源的存在，信源越多，信息则越加丰富而多样，传播受到扭曲的概率就会降低。相反，如果消灭了信源的多样性和多元性，最后只剩下一个信源，那么信息必然枯竭，传播失灵也就发生了。苏联在思想文化领域对异己的声音严格控制，这就消灭了多元的信息来源，必然导致传播失灵的出现。苏联建立了严格的文化审查制度，出版物在出版印刷之前，书稿要送检查部门审查通过，出版发行之后，出版物还要经邮递、海关和国家安全部门一一检查。在苏联，这类检查机构的队伍十分庞大。仅以出版总局的机构为例，它的人员编制到1938年时，发展到15个处，这一年仅从事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的两个处，就达525个检察官之多。而到1940年，仅俄罗斯联邦的检察官就达将近5000人。[23]除对文献信息和新闻书报进行这种严厉监控、检查之外，苏联还不断发动思想批判运动大规模清理“异端”思想和人物。自苏联建国起，形形色色的“异己力量”就受到压制，私营媒体被收归国有，私有经济和私营业主先后被改造，反对党也先后被取缔，所有的社会组织被整合进政府机构或纳入政府管理。虽然苏联拥有数量众多的社会团体，既有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会、妇联等官方社会团体，也有各式各样的民间社会团体，但是它们都是国家机构的一部分。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看，反对党、社会组织与私营业主等都是与政府相异的信息源，一旦被消灭，整个社会的信息生产机制也就不可避免地会被扭曲。

第三，苏联庞大的官僚组织蕴含了结构性的传播失灵。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从经济领域到政治领域并延伸至社会领域和精神领域。在理想化的计划经济模式中，决策中心应该具有完善的信息，具备处理成千上百万个信息的超强功能。如在经济领域，要使计划经济完美运行，它就需要准确了解各个生产单位的生产函数的具体内容，需要准确了解每个劳动者对社会总产品的贡献，准确了解每个社会成员的效用函数的具体内容。同时，它也清楚地了解社会所拥有的各种人力、物力资源，清楚地了解利用这些资源的最佳方式。但实际上，这样的计划中心在现实中很难存在，除非它能满足这么几个条件：其一，汇集这些信息有通畅的传播渠道；其二，传递这些信息的人需要不具备欺骗计划中心，向其隐瞒和歪曲真实信息的动机；其三，计划中心需要有能力洞察所有这类欺骗行为，并实施相应的处罚；其四，计划中心需要有足够的能力和智慧处理这些信息。[24](398)显然，这些条件在苏联的体制下都无法具备。这一体制在接受、处理信息及作出最优化决策方面能力相当有限。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体制出现传播失灵就成为必然。

从苏联的政治组织结构看，苏联体制的特点是权力高度集中，社会呈一个金字塔形的结构，曾任《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的赫德里克·史密斯通过对苏联社会的广泛观察与接触得出结论说：苏联社会是宝塔形的，底层极大，中间较狭，越到上层越尖越小。这种金字塔形的等级结构直接影响了其信息传播的效率。从人的角度看，处在不同等级的官僚会按照自己的利益经常性的扭曲信息传播。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在《从苏联归来》一书中讲了一则他在苏联参观期间遇到的故事：他们坐汽车到巴顿的路上，看到了两旁有很多新植的树，他的旅伴们就赞美起来，并认为这些树几年之后将能遮阴路面。然而纪德却看出了破绽，他提醒他们说：“所有这些树当中没有一株不是死的。”他说：“无疑是在不合适的时期植下的；我的意思是说：在一个不利于树的生长的季节；我猜想是为着服从上头下来的一个命令，必须遵照实行而不许批评。这是要自然界来屈服的，不管是树，是人。”[25]从纪德讲的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不只苏联的媒体喜欢报喜不报忧，苏联各级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更是如此，这就使得信息在这种官僚体制内流通时不但出现技术性的遗漏，还出现有意识的扭曲、失真，并总是呈现“与上级偏好一致”的倾向。这就是苏联社会中非常容易观察到的“官僚主义”导致的传播失灵。而这种官僚病在苏联体制下几乎是难以克服的。从信息传播的角度看，苏联的政府机构可以视为一个串并联结合的、多级的、金字塔形的信息传递通道，其中任何一级对其下面一级都是信息接收方，对其上面一级都是传递通道。任何一个部门都可以看成是一个特定的信息传递通道，它与同级的其他部门组成并联通道，与其他上下级部门组成串联通道。由于每个级别实际接收的信息量都存在上限，因而每一个级别都不可能把接收到的信息如数上传，而是必须进行筛选和综合，在所接收的信息中按照上级的需要或者偏好传递上去。这样，金字塔的层级越多，筛选综合的次数也就越多，因此，在各级的错失率一定时，信息量在整个传递过程中的扭曲也就越大。[24](413－414)这就是苏联体制下传播失灵的原理所在。

三、苏联体制传播失灵造成的社会后果

苏联体制经常性的传播失灵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后果，这直接为苏联的解体埋下了伏笔。这种社会后果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经常性的传播失灵导致了苏联媒体和政府的公信力被严重透支，为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改革培养了潜在的支持者。前文已交代过，由于受到严密的政治控制，苏联媒体上充满了假大空的说教、隐瞒甚至欺骗。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公众闭目塞听，事事蒙在鼓里，无法正确判断国内外形势，也无法真正行使国家主人的权利。他们不知道苏联坦克对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镇压，不知道苏军在阿富汗的惨重伤亡，不知道国内发生的民族反抗、厂矿罢工、农民闹事，甚至任何国家都难以避免的犯罪事件、天灾人祸都不许见报。”[19]的确，因为这种传播失灵，苏联的许多错误、黑暗、浪费、牺牲都不为人所知。前苏联外交部委员阿纳托利·阿达米申认为：前苏联就是一个“军国主义化”的社会，充满了“瞒”和“骗”还有自欺欺人。“有人知道苏维埃国家的基础腐烂的程度吗？尽管投入大量的资金，但是农业状况依然很糟；工业设施陈旧；基础设施坍塌；科学技术落后；生活必需品短缺；官僚机构臃肿，指挥不灵，冷漠消沉，可是从报告来看，生活像奥库扎瓦唱的样样美好。正是数量巨大的在编宣传工作者拿了钱来说服我们，要我们相信这一切都好。”[26]但谎言不可能永远骗得了人。久而久之，就导致了苏联人民对媒体的极端不信任。他们宁愿相信国外媒体和小道消息也不愿意相信官方媒体的“权威消息”。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政策实行后，很多媒体的发行量都大量增长，西方媒体在苏联更是获得了可观的市场占有率，甚至连一些小报的造谣消息都有人相信，大行其道，这些现状都从反面说明了人们对于旧有的官方宣传的不信任到了何种程度。除了苏联的媒体，苏联的教育、苏联的社会科学研究及其他所有的宣传文化领域都回避现实问题，这导致了人们对这些领域的彻底失望。对于媒体，人们只有兴趣读国内报刊上的体育栏目或事件报道，对于国内政治、生活的报道没有多少兴趣。他们有兴趣的是听西方的广播，因为较之国内媒体，西方电台对新闻的报道更及时，节目组织得也更有趣。由于苏共的官方思想、理论及宣传远离实际，导致人民并不相信它。[27]这种禁锢使人民极端不信任政府。1987年7月20日，《消息报》就载文谴责了苏联过去的中小学历史教材，认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每一个字都充满了谎言”。可见，这种传播失灵也导致了政府公信力的下降，降低了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改革之后媒体销量之所以出现井喷，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之所以受到人民的支持，这与苏联社会长期的传播失灵有着必然的关联。

第二，传播失灵导致了领导人的盲目决策，给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害，也造成了政治治理的无序化。以前文提到的苏联塑造的虚假典型“斯达汉诺夫运动”为例，这本是一个弄虚作假的假典型，但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却不知情，反而错误地运用这一典型来搞社会建设，导致了各行业的“盲目跃进”，给社会生产带来巨大的消极后果。在“斯达汉诺夫”的虚假典型树立起来后，苏联要求各行各业都向斯达汉诺夫同志学习，提高生产效率，创造新纪录，于是各地掀起创纪录的狂潮。各行各界都在创纪录，每个企业都涌现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牙科医生向斯达汉诺夫学习，拔牙效率提高三倍，比如从前每个工作日拔十几颗牙，现在就要拔几十颗了；芭蕾舞演员单足脚尖旋转从五个增加到十五个；教授必须增加自己的科学发明的数量，否则就有怠工的嫌疑；伏特加酒酒厂生产“增加无产阶级烈度”的伏特加酒，把度数从四十度调到四十五度……炼钢、织布、开火车、收割庄稼等都开始学习斯达汉诺夫破纪录。最荒唐的是内务部，内务部学习斯达汉诺夫，就要提高逮捕、判刑和处决的数量，挖空心思制造出敌人来。在盲目追求速度和产量的情况下，造成了产品成本的恶性膨胀和废品、残次品的有增无减。由此而产生的严重后果是，工厂不得不向需货方延期交货，需货方就不得不推迟自己生产计划的进度。[28]这种高指标与瞎指挥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社会一片混乱。传播失灵营造了虚假的“社会和谐”和“繁荣昌盛”，不仅群众被欺骗，苏联领导人对现实的判断也严重失误。苏联历史上出现过许多严重脱离实际的政策，这固然有苏联领导人“改造世界”的追求及领导人自身“好大喜功”的因素，但也有因对现实了解不够、信息占有不足而出现的判断失误。如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苏共就总是对苏联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估计过高，不断实施激进的政策，而媒体在这种“冒进”中永远不会发出不同的声音，而总是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如勃列日涅夫提出“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后，苏联媒体积极跟进，广泛宣传。“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这种情形下，勃列日涅夫自己也已经忘乎所以，完全沉醉在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想当然之中。“他认为苏联社会是一个没有弊病的社会，完全看不到苏联社会当时存在的危机和问题，社会问题、民族问题、生态问题、教育和保健状况的恶化等问题完全让位于对发达社会主义的颂扬。”[29]在这种传播失灵的社会环境中，苏联社会的治理不可能不陷入困境。

第三，长期的传播失灵，使苏联社会表面光鲜，社会矛盾却不断积累，以致脆弱得不堪一击。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的“纯洁性”，苏联政府从建国开始就一直致力于“舆论一律”和“意识形态一统”，在新闻出版、教育、理论研究等意识形态领域实行严厉的管制，甚至连自然科学领域也不放过，也要讲政治和阶级性。苏联历任政府都实行严格的审查与禁书制度。按当时苏联人自己所说，苏联采取的是封锁消息的“真空化政策”。仅1926年就查禁了4379期国外期刊、5276部书和2674件印刷品邮件，还裁削了975部作品。1927年之后，平均每年没收的出版物在15％～20％左右，有些种类达20％～30％，哲学和宗教类最多，甚至达到40％，政治和历史类平均达23％。[23]实际上，在整个斯大林时代，政府对社会思想实行普遍监督，任何“异己”念头和思想都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人民非但不能要求言论自由，即使谈论和想象也是对理想的背叛。国家安全机构培植了巨大的告密网，监视网，使百姓人人自危。”[30]然而，这种极力营造出来的“无菌世界”并没有使苏联变得强大，反而使其失去了免疫力。正如麦德韦杰夫说的：“苏联时期的很多东西不仅是靠暴力维持的，也是靠欺骗和伪造维持的，建在‘铁幕后面的苏联社会缺乏民主制度和传统，不具备进行意识形态和经济竞争的机制。它不允许异己思想和反对派，粗暴地拒绝任何外来的批评，借助镇压手段来保护政治上的无菌状态，结果社会丧失了对各种疾病的免疫力。而这些疾病在别的社会很容易对付。”[31]麦德韦杰夫因为讲了这些话而被开除党籍、公职并被流放。但是到1991年苏联解体、苏共被解散时，麦德韦杰夫的话得到了验证：苏联社会毫无抵抗力，就连几千万苏联共产党员都毫无反抗地接受了苏共解体的现实，就像他们当年接受斯大林统治那样自然。[32]可见，苏联对媒体及意识形态的严格管制不仅没有带来真正的强大，反而使社会变得极端脆弱。正如马龙闪先生所认为的：“从长远看，其结果是，不仅没能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进步，反而造成自我封闭，科学文化跟不上时代，思想理论教条僵化，长期阻碍改革并且适得其反，‘检查’出来了一个强大的‘持不同政见’思潮和运动，这就促进了苏共的瓦解和苏联的解体。这是一个极为沉痛的历史教训。”[23]

苏联传播失灵造成的社会后果还体现在它加剧了苏联的政治腐败与道德败坏。传播失灵一方面使粉饰现实、弄虚作假泛滥成灾，掩盖了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另一方面，传播失灵还导致了社会贪污腐败盛行，政府官员欺上瞒下，恣意妄为。由于消弭了独立的媒体、党内的反对派及社会团体的监督，官员任命与晋升中的透明度急剧下降，谁有能力谁没能力不但百姓无法知晓，就连中央高层也很难分辨，导致在官员晋升中，政治忠诚与裙带关系取代了能力与实干等政治美德，腐败现象层出不穷。罗伊·麦德韦杰夫针对苏联的官僚队伍写道：“职位的提升主要是靠熟人、靠对个人的忠诚和亲属关系，而不是凭借业务能力和政治品质。有一位原在明斯克工作的党的高级领导人，居然能把原在白俄罗斯的许多助手安插到莫斯科的各种职位上。还有一位原在摩尔达维亚工作过的高级领导人，很快就提拔了他在基什尼奥夫工作时的一些助手。这样一来，我们的管理机关就出现了稀奇古怪的‘势力范围’和‘个人领地’，而其为首者都是‘自家’人。虽然属于某某人的那些人对于交给他们的工作很不熟悉，但他们却年复一年地稳坐在自己的位置上。”[33]事实上，为了晋升和利益，官员们普遍结党营私，腐蚀着苏联社会的有机体。除了政治领域的腐败，传播失灵还导致了苏联社会道德的整体下滑。社会谄媚之风、弄虚作假之见盛行，真话（真信息）则变得极为稀缺。而苏联社会“道德上的损失就更惨重：社会分化加剧；经常遇到磨难的大多数人对那些不仅享受福利照顾而且享有种种特权，任意攫取不义之财而又逍遥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与日俱增，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党、政府、整个领导的威信下降。”[34]这一系列因素都为苏联的解体埋下了导火索。

四、结语

美国原驻苏联大使小杰克．F.马特洛克说：“造成苏联解体的，并不是西方的政策，而是苏联自身政治进程的失败。”[35]在笔者看来，苏联的解体尽管有各种外在因素，但根本而言是其政治失败的产物。苏联的政治体制与传播失灵互为因果，相互强化。在传播失灵的作用下，苏联的社会治理陷入了一系列不可克服的矛盾之中，其解体成为一种必然。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与新闻改革只是对这种体制困境的一种“逆反效应”，或者说是一种物极必反的必然结果。有些学者把苏联解体的原因归于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改革，认为公开造成的舆论失控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这只能说是抓住了表面原因。借用两位研究者的话说，这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正如吃第三个馒头饱了，但是若没有前面的两个馒头，是不会饱的”。[36]

注释：

①在这些观点中，有的将苏联解体的原因归结于外部原因，如“和平演变说”，认为苏联演变的主要原因是西方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结果。有的归结于苏联领导人的原因，“斯大林模式说”认为苏联演变的原因是由于斯大林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窒息了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与此类似的是“戈尔巴乔夫葬送说”，这一观点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改革葬送了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与此类似的还有DavidM.Kotz等提出的“上层革命说”，这种说法认为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苏共上层精英的分裂与背叛是苏联解体的原因。此外还有“民族矛盾说”、“意识形态说”、“经济崩溃说”等等。而将这些独立的因素综合起来便形成了“合力说”。大部分学者认为，苏联解体不是由单一原因，而是由各种综合性原因造成的。参见郭欣根：《苏联解体原因的几种主要观点述评》，《社会主义研究》2003年第2期。

②赵强先生的文章在其他刊物上也有发表过，如《苏联解体的催化剂：新闻改革和舆论失控》，《金陵瞭望》2010年第29期；《舆论失控：苏联解体的催化剂》，《求是》2010年第21期；《从舆论安全视角看苏联演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1期，观点大同小异。

③李宏教授的另一篇与此类似的文章《苏共亡党的传媒因素》发表在2011年8月的《红旗文稿》（第14－16页）上，观点与《苏联解体的传媒因素及其教训》一文大同小异，文字表达上则稍有不同，本文中的直引部分取自这两篇文章。

④侯丽军．对苏联“公开性”改革中大众传媒的重新审视[D]清华大学，2008：24.

⑤侯丽军．对苏联“公开性”改革中大众传媒的重新审视[D].清华大学，200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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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转载）
   
    很多人都说，汉字的发展趋势是简化。这仿佛已经成为常识，事实真是如此吗？
   

    其实，很多常识都是广为人知的偏见而已。科学上，正确理论的提出，往往就是对过去常识的破除。
   
    我国自古以来，似乎并没有甚么汉字的发展趋势是简化的说法，这种说法大概是大陆20世纪中叶以后进行汉字简化，为了给这个汉字简化运动造舆论才出现并普及起来的。
   
    按照文字发展的实际历史事实一看，不对了。我们确实可以找出一些字种，其后来的写法比先前的写法简单化了，但同样可以找到另一些不同的字种，其后来的写法反而比先前的写法复杂化了。比如暮色的暮，古作莫，今作暮，结婚的婚，古作昏，今作婚。
   
    可见，说汉字的发展趋势是简化，只能解释一部分字种的现象，不能解释其它字种的现象，这种说法没有理论普适力，不成为一种科学的说法。
   
    有人说，从甲骨文到大篆到小篆到隶书到楷书繁体字到楷书简体字，其发展趋势就是简化。很多媒体都这样宣传。其实，如我上面所说，从甲骨文一路发展下来，解释不了我上面所说的现象，也就是说，从甲骨文一直到今天的汉字形体，其发展趋势不是甚么简化。
   
    那麼汉字发展的趋势到底是甚么，我看是直线化，而非甚么简化。
   
    最初的汉字，有很多圆形的，曲線性的线条，后来日益的向方形的，直线性的线条发展，其发展的终点便是楷书。楷书澈底的把汉字线条变成了方形的，直线性的，沿着这个方向无法再发展下去了，便成为了汉字发展的终点。楷书产生前，汉字始终没有定型，一直在不断的变化，楷书出现後，汉字就定型了，一千多年来，没有再發生体制的变化。
   
    这和很多外国文字正相反。汉字的结构虽然比外国拼音文字复杂，但并不是线条复杂。现代汉字的基本线条恰恰很少，因为没有曲線线条和圆形线条。把汉字和52个拉丁字母比较一下，便可看出，拉丁字母里同样有汉字所有的横竖等直线、方形线条（例如H，T），汉字却没有拉丁字母里所有的曲線、圆形线条（例如O，a,g)。
   
    和很多人想象的相反，汉字从古代的有曲線、圆形线条的文字系统，变成今天的只有直线、方形线条，其实倒麻烦了，根本谈不上简化。因为纯直线线条，写起来不如圆形曲線线条写起来方便（写一个方直形的“口”，比写一个圆曲形的“O”，麻烦多了）。所以日常汉字书写，产生了行书，草书，行草书的书写特点就是把楷书的纯直线、方形线条，又写成圆形、曲線的态势。
   
    简化字也是楷书，简化字和繁体字的关系，显然和楷书与甲骨文、大篆、小篆、隶书的关系不同。理论上，繁体字和简体字都可以写成隶书和篆书的样子，足见简体字和繁体字都是楷书的分支。从甲骨文发展到楷书，和从楷书繁体字变为楷书简体字，不是一回事，汉字发展的总趋势，是前者所体现的趋于直线化方形化，而非后者所体现的简化。
   
    也就是说，简化字只發生在20世纪50年代，还只限于汉字使用的部分地区（大陆），还是外力干涉而非汉字自身演变的结果，如何能说简化就是几千年汉字发展的总趋势呢？
（2012/08/26 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