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http://www.humanesociety.org/news/magazines/2009/07-08/the_deadly_truth_about_trash.html
作为野生生物復康员，谢德•云妮坦 ( Renata Schneider) 看到了一定数量的垃圾相关的伤害 -- 鸟儿因中毒令体重增加，臭鼬的头被酸奶瓶缠套著 ，鸟儿眼睛被渔钩戳穿了。但她见到最坏的情况是浣熊整只爪子被卡在啤酒罐内。 
被塑料缠绕的鸭子
谢德说﹐牠们的爪长期被困在那些啤酒罐内﹐使得牠们被逼要学习如何能够被啤酒罐卡著也能和罐子一起走路﹐弄得牠们两条前肢皆完全破损。位于佛州Fort Lauderdale的SPCA野生动物关怀中心一名素食者表示:「我们很小心翼翼的替牠们除去两爪上的罐子﹐看见牠们双爪因受伤长出来很稀薄的肉芽﹐没有毛﹐也没有皮﹐牠们在设法挣扎求存﹐但过程是艰辛的。
谢德说﹐若动物的情况很恶劣牠将被施行安乐死的方法。虽然中心的人员能够保住14,000头动物，但大多数浣熊遭受罐头伤害或捲进了塑料六包装圆环都不是那么幸运的。那些垃圾割开了牠们，若牠们未能及早被发觉及送到来救治﹐我们能做到的是很有限的。
被塑料缠绕的海鸟
据统计标示了美国每年制造了2亿5千万吨可致命的弃置垃圾。当这些垃圾被拖拉到垃圾堆填区时，它带来了对自然生态环境无穷尽的祸害。单在西维珍尼亚州，根据州运输部门的显示，有长达二英哩的高速公路产生大约2,000件废料。废物的残骸也堵塞海洋﹔海洋管理部门在2008年在国际沿海清除垃圾时﹐一天内在美国9000英哩的海岸线捞到370万磅的垃圾。在加州海岸对出的太平洋满布垃圾废料﹐大遍覆盖混杂的塑胶及不能分解的飘浮垃圾涡流﹐面积之大可相等于美国两个德州之大。
这些无处不在的垃圾为野生动物提供一个宽裕的觅食场地并取代了野生动物的发展空间﹐收缩了牠们的赖以栖息的生长地点。但祸害接踵而至﹐短暂的裹腹经常令到牠们受伤以至死亡告终。塑料的垃圾能堵塞了牠们的小肠﹐饵诱的钓丝缠捲入了翼肢，妨害了牠们的活动﹐甚至肢解牠们的身体﹔那些开著的汽水铝罐盖顶及啤酒罐顶锋利有如剃刀陷阱。
海鸟体中满塞垃圾塑料
麻州海角鳕HSUS野生生物中心的主任Robbie Fearn说﹐从车窗向外扔废弃物也是一个间接兇手，它令到动物产生好奇行近车道。但主因还是人类制造了垃圾，在路的两边丢弃 -- 简便食品，封皮纸和瓶樽。多年以来，他会从车窗向外投掷苹果核心和其他食物，认为可协调野生动物的觅食习惯﹐但从没料到动物会因为前来觅食而被车辆撞倒。这路旁垃圾有一个骨牌效应。 Fearn说，在猛禽情况下﹐垃圾会引来嚙齿类动物，禽鸟也跟著空降啄食﹐这种掠食过程易被高速汽车撞死。 
HSUS的都市野生生物项目的个案主任Laura Simon说﹐垃圾箱也成为人和飢饿的野生掠夺者之间创造了冲突。在康州，两头浣熊在垃圾桶掠食时与一家乾洗商店店东展开残暴的争夺，为防止浣熊再次闯入﹐店东将汽油倒在矮胖的浣熊身上并燃点火种将牠们烧死。这是对待动物最残忍的行为个案但是可以很轻易避免的。两头浣熊最终因为严重烧伤而施行安乐死。
垃圾绑缠著海狮
谢德说﹐HSUS动物护养中心一项合作组合计划今年完成﹐该计划一部分的Fort Lauderdale设施承认，动物通常被垃圾所伤害﹐牠们因此成为了该中心的一分子。所有鸟患者被X光照出﹐皆为渔钩子所伤﹔幼小塘鹅特别由于他们的求知慾及觅食时受到伤害。我们称牠们为无知过失，因为牠们进入码头线左的渔钩区﹐鼻子侦察也受到垃圾引导。牠们进入后就受到鱼丝缠扰著。
谢德说﹐塘鹅具备典型高復原成功率，但钩子刺破接合点将导致难以处置的感染。最近就有两只幼小塘鹅因受伤害而要施行安乐死。牠们的生命才刚开始﹐却因钓鱼丝令这些年轻的小动物接受安乐死掉失生命而令人心碎。
乌龟和鸟都会因为咽下钩子面对一个残酷的结局。在一个择定日子﹐动物在接受麻醉后﹐钩子可以被取出。但这种手术对乌龟来说较为困难﹐因为要施行更重的镇静剂和手术。谢德说﹐如果钩子卡在颈脖﹐情况就更为困难了﹐因为乌龟有时会将颈脖缩回壳内。 
HSUS的海洋问题领域主任杨莎朗(Sharon Young)说﹐与垃圾相关而出现的不幸数字在海洋物种中是每人都可想像到的。「但为何不推测去列明那种才是影响的类别」﹐搁浅的鲸鱼、乌龟、海豚和海牛的胃里找到了与塑料袋或遭这些物体纠缠而死亡。在夏威夷，超过1,000只海龟的胃里被发现了小块等塑胶物料。发生在1993年新泽西州海岸的案例或许是最轰动的﹐一尾小的抹香鲸搁浅。牠被称为Inky﹐在牠的胃内发现被3平方英尺塑料堵塞著。牠存活了﹐但许多并不是这样结局的。
杨莎朗说﹐海洋动物甚至咽下好像瓶盖和打火机等杂物。「如果吃下﹐包含了烟头里所含的尼古丁等毒性物体。它们绝不会分解。」「导致动物吃下它们，因为当外面的包裹解开时，它们外表看似鱼卵，这些足可填满动物的胃和并且保持不会消化掉。鸟群也喙捕这些哺养牠们的幼鸟，就因为牠们胃里充塞满塑料﹐经常挨饿到死亡。」
杨莎朗在80年代作为一名大自然主义者在船上观察鲸鱼生态时﹐经常在远离岸边的海洋看见了垃圾。她表示﹐「我们在离岸的20英哩处，并且找到很多气球在水面上浮动著。」她解释说﹐飘动的气球活像一只水母的触手彩带在浮动﹐「我们曾经抓到在水面飘著的气球﹐这些气球印有远自俄亥俄州而来的标记。有一次更找到60个气球是来自康州政客办公室飘来的汽球。我们致电让这名政客知道﹐她对这事难以置信也显得很尴尬。
杨莎朗建议「无气球庆祝」是减少制造垃圾其中的一个可行方法。她也推荐使用可循环再用的购物袋，总好过使用保証可被回收和安全存放及洗涤再造的项目，这样它们不会经风运载 -- 或好奇的生物。她补充说﹐「这并非一项学术训练，我们有著这些流传的疫疾影响在陆地及海洋上的野生生物﹐这种垃圾也不仅单单除去就可解决问题。 
请观看以下节目视频【关键时刻之垃圾岛之谜】及记录片【中途岛】：
【中途岛】简介：位于太平洋中间的中途岛与世隔绝，是世界上最遥远的地方之一，也是海洋动物的栖息地，每年有无数的信天翁在此繁衍后代。可是这里却发生炼狱般的景象，成千上万的信天翁雏鸟因为吃下人类制造的塑胶垃圾而死于非命，岛上佈满信天翁雏鸟的尸体。摄影师克里斯．乔登（Chris Jordan）与摄影团队远赴中途岛，记录当地不为人知的事实，希望藉此唤醒世人对塑胶垃圾的重视，并反省自身的消费文化与行为。
盘点：1990-2005年中国十大黑社会老大(组图)
黑社会，是指以为获取非法利益，有一套与法律秩序相悖的非法地下秩序的有组织犯罪团伙集合。黑社会中老大的角色很是关键。在局外人看来，他们是一个个令人生畏的人物。让我们盘点下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中国涌现出的那些著名的黑社会老大。西安“道北”黑老大：魏振海。魏振海，绰号“小黑”，祖籍山东。两次入狱，两次越狱，西安人一听到他的名字就会不寒而栗。16岁时还是中学生的魏振海，因伤害罪判5年徒刑。1990年3月20日，成名多年，背负 11条人命的26岁罪犯，与其同伙谢峰、王玉安、郭公道等人被枪决。（图片来源：资料图，注释文字：中国新闻周刊网）
黑龙江黑老大：乔四。“我这辈子，够了。”这是乔四临终遗言。乔四原名为宋永佳，上世纪80年代黑龙江势力最庞大的黑社会首领之一。纠集流氓，帮助开发商暴力拆迁，逐渐垄断了整个哈尔滨的拆迁、建筑市场。乔四还霸占多家娱乐场所，用钱色收买政府官员。1990年初，中共高层领导人亲赴黑龙江布置打击乔四黑社会集体专项工作。1990年8月10日，乔四、郝瘸子、小克等到14名团伙头目被捕，次年执行枪决。
吉林黑老大：梁旭东。梁旭东曾公开表示：“我在社会混得明白，是因为我有3把刀：我是警察，我是黑社会，我有关系网。”他效仿国内外知名的黑帮建立了严密的组织。1994年至1998年短短5年间，梁旭东黑社会性质组织作案58起，51人被害，其中31起案件涉枪。2000年9月19日，吉林省高级法院对长春黑社会团伙6名罪犯作出终审判决，梁等4名罪犯被押赴刑场执行了死刑。
辽宁黑老大：刘涌。刘涌，原任沈阳嘉阳集团董事长、致公党沈阳市直属支部主委、第十二届沈阳市人大代表。自1995年末组织初步成立至2000 年7月被警方打掉，刘涌黑社会团伙共计作案47起，致死、致伤42人，其中1人死亡、16人重伤。原沈阳市正、副市长慕绥新、马向东等高官因与刘涌有染，充当保护伞，纷纷落马，判刑。2003年12月22日，刘涌被判处死刑，当日执行
山西第一黑道老大：李满林。李满林，诨号“三马虎”，上世纪80、90年代在太原黑道称霸一方。1986年12月，年仅18岁的李满林用斧头将他人砍死。盘踞太原黑道10余年。1993年，另一伙黑社会组织头目多人在澡堂被李手下枪杀。李在其“保护伞”原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等人的庇护下，被取保候审。此事一举奠定其在山西黑老大的地位。2002年5月，山西省委书记田成平、省长刘振华批示彻查，2004年1月17日，李满林被判处死刑（图片来源：中国法院网）
贵州“青龙帮”老大：赵元良。赵元良，原贵州省六盘水市“青龙帮”主要组织者，人称“赵青龙”。上世纪80年代初以打架斗殴暴力发家，1993 年后垄断青山矿石市场。此外，“青龙帮”长期在六盘水市中心城区进行打、砸、抢、强奸、杀人等犯罪活动，共作案46桩。初中文化的赵元良每天坚持看《人民日报》和当地报纸，分析当下国家打击犯罪的形势。2004年8月，赵因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获20年有期徒刑。
兰州黑头目：马冰冰、丁海晖。马冰冰、丁海晖，1998年至2001年期间已形成以两人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横行兰州10年。马冰冰和丁海晖组织团伙成员进行射击训练。1992年至2001年间，该团伙杀害13人，重伤5人。2004年8月4日，该团伙共60人接受判决，其中59名被判有罪。马冰冰等7人被依法判处死刑。判决书长达数十万字。
河南黑老大：宋留根。宋留根，人称郑州“黑道教父”。作为河南最大涉黑犯罪组织，1993年以来，以宋留根为首、主要成员达56人的黑社会性质团伙，殴打商户，欺行霸市，还私藏枪支弹药，故意杀人。2005年1月21日，宋留根等9人被判处死刑
“湘中第一黑帮”老大：刘俊勇。1999年湖南省新化县孟公村换届选举上，刘俊勇获得700多张选票。刘俊勇在当地有一条完整的“地下经济”脉络，从组织卖淫到开设赌场，放高利贷、贩毒、串标、工程敲诈、造假币，一应俱全。在刘俊勇的团伙成员名录中，有一名村支书，一名村主任，一名县人大代表。此外，刘俊勇还与当地警方建立密切关系。2006年4月10日，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刘俊勇等7人死刑。
黑龙江黑老大：张执新、张执文。“我要做齐齐哈尔市、黑龙江省乃至东北的‘大哥大’，做人人敬仰的‘教父’!”张执文这样谈自己的“抱负”。张执新、张执文兄弟(绰号大、小地主)黑社会性质组织是黑龙江最典型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持有多支枪支，并纠集多人持枪、刀、棍等工具，进行故意伤害、赌博、非法拘禁、聚众斗殴等违法犯罪活动，致死4人，重伤7人，轻伤11人。2006年3月3日，黑龙江高院终审宣判张执新死刑、张执文无期徒刑。（图片来源：中央电视台）
史海：一个红卫兵的葬礼 文革丑恶血腥的一幕
仔细看那墓碑，碑面刻着豪言壮语，多为“继承”、“遗志”之类……却奈何落花流水春去也，逝者如斯，俱天上人间矣。现在，谁还记得那些话？谁还把那些话当回事？
据说，一位摄影家田太权，以此地为景，拍摄了专题《遗忘》。——到了红卫兵墓，才能理解“遗忘”的含义：只有被抛弃，才是真正的遗忘。
1967年7月，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战犹酣。我参加的一个全市性中学红卫兵组织，风头正健。一天，听说邻校发生了一次武斗，本组织一位同学身亡。后又传说要追认那位身亡的同学为“革命烈士”，还要为他开追悼会，又传省军区和驻军首长要参加追悼会，又传中央文革要派联络员参加，等等，说什么得都有。
一天，我在学校闹革命。中午正准备回家吃饭，学校一位头头找到我，叫我和他一块去总部，说有大头头要召见我。
我和学校头头到了总部，在一间会议室见到大头头。他原是我们学校初中毕业，和我早认识。看见我们来，大头头很高兴，指着我说，好吧，就他了。说着叫我俩吃饭。会议桌上摆着一只掉瓷的洗脸盆，堆了满满一盆肉包子，很香，旁边搁着几只碗，有白开水，还有醋、蒜。
我吃着包子，大头头向我交代任务。
原来，总部准备明天为邻校那位在武斗中身亡的同学送葬，要开追悼会，会后还要组织游行。我的任务就是下午跑一趟火葬场，取回那位同学的骨灰盒。
本市的火葬场远在郊区黄岗寺，来回路程恐怕也有三十多里。选中我去取骨灰盒的原因很简单：遗体火化时我去了，认识火葬场的人，也知道来回路。大头头说可以骑自行车，这才征求我的意见，问愿意不愿意？又讲了一通革命道理，态度很诚恳。我已经吃饱，就同意跑一趟。大头头很高兴，拍着我的肩膀说，取回骨灰盒，直接送到这里来，我今晚在这里等你。
大头头叫人给我找了辆结实的自行车，铃闸齐全，又交给我一张盖着组织公章的便签，他在那上面签了字，交代我，到火葬场找某某，将便签交给他，领骨灰盒。
我和学校头头来到外面的树荫下，他告诉我，去火葬场不止是一趟辛苦差事，其实还有危险，路上要从商业学校后门经过，商校是对立面组织的武装基地，有某“战团”据守，听说他们有时设路卡盘查行人，就这一处老虎口，你就装作没事人，想办法混过去。他又说，火葬场分两派，你一定找自己人，千万别叫错了名字。
我在树荫下睡了会儿，眼看太阳偏西，觉得暑气稍退，便打起精神，骑车上路。
我一路骑车，不敢做赶路状，提着劲儿，眼睛、耳朵支着。过商业学校后门时，瞥见后门距公路还有三二十米距离。传达室前坐着几个男生，装扮与常人无异，有说有笑的，脚下扔着几顶柳条帽（安全帽），靠窗户倚着诸般兵器。我看在眼里，继续骑车。路上行人来往，没有见谁刻意提防。正这时，我拿眼角扫过，眼看着一个人站起来，伸出一把弹弓，拉得满满的，对着我就射过来。我还没有来得及吃惊，“嗖”——风声响处，一颗螺丝帽打在自行车前轮，打断了两根辐条。真准！我虽吃惊，却没有慌，按照一路想好的主意，不敢逃，马上下车，站在那里，装作查看断条。只见门口几个男生站起来，哈哈笑，射弹弓的男生绿豆芽一般，对我挥手，喊，走吧走吧。我也不敢有任何表示，慢慢偏腿上车，继续向前赶路。
剩下的路倒也无事。赶到火葬场，已近黄昏。我找到联系人，悄悄拿到骨灰盒，装在书包里背着。本想休息下，联系人说，怕有人看见你来，已经密告出去，半路截你，还是早走。我听了心惊，水也没喝，转身回城。
等我回到总部，已经很晚了。大头头果然在会议室等我，先叫我喝水、吃饭。桌上还是那只掉了瓷的脸盆，包子还剩小半盆，旁边有半碗喝剩下的水。我先喝水，再把骨灰盒交给大头头。他很满意，连连说，没错没错，是这个盒子，我亲自挑选的。
大头头马上召集人开会，敲定明天的追悼会和游行的计划，我在一旁吃着包子，听他们说。
原来，那个在武斗中身亡的同学，不是被对立面组织打死，而是自家人争吵，被自己人失手刺成重伤，不治身亡。但是，总部还是决定照“牺牲”处理，举行一次隆重的葬礼，号召全体红卫兵团结起来，化悲痛为力量，继承烈士的遗志，誓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开会的地点、议程，发言都布置好了，唯独一件事有争论。原来，总部决定，开完追悼会游行时，要攻下对立面组织的一座楼，拉个“陪葬”。事先的侦察提出三个攻楼的选择，都是中学，地形，楼的位置，防守，各有利弊。大家争论起来，都尽量压低了声音。最后选了一所中学，大头头也同意了。
总部的作战部长很有经验了，宣布了担任突击队的学校，又规定几个学校在街口包围，打援，还布置了一支预备队。
开完会，我与学校头头回校。路上我问，既然不是武斗死的，挖坑埋了吧，干嘛这么干？要是被人知道了怎么办？
学校头头也感慨，说，不行啊，形势逼着你，不这么干，不这么说，这么大一个组织，几万人怎么交代？
他又说，知道的人不少了，也没见谁说闲话。
我听了也无语。
第二天，追悼大会开得很隆重。“烈士”的妹妹上台发言，慷慨激昂，声泪俱下。满场的红卫兵都被激动了，大家纷纷涌向主席台，争着与“烈士”的妹妹握手，握过手的人又转回头来与其他人握手，分享幸福。——像电影里演的一样。
游行开始了。因为我知道了“攻楼”计划，所以从会场出来后，就悄悄跟着“突击队”的学校，想看看场面。只见队伍里十几个精壮小伙子，全部穿黑背心，工装裤，球鞋，全是短兵器，有人背着大刀片，有人只在腰间挂一把匕首。他们与众不同，一路走不喊口号，只在他们之间低声说话。
到了那所“陪葬”学校，是一座三层楼。楼的顶层平台有一圈低矮的围墙，竖着一只木架子，挂着几只喇叭。——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守楼的人看见游行队伍通过，围墙后探出两个人，双手做喇叭状，大喊他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是刘少奇的保皇党要我们反戈一击杀走资派一个回马枪的口号；又有几个女生探出半截身子，往楼下扔砖头块，零零散散的，装样子吓唬人；突然一声呐喊，只见一片砖头块从围墙后面腾起，雨点一般，朝着游行队伍飞来，有几块砸到队里。游行的人没想到能来真的，猝不及防，有几个同学被砸得头破血流，上半身马上血红一片；一个女生砸倒在马路上，眼看着倒抽气；还有几个人被砖头砸在身上，呲牙咧嘴喊叫起来。游行队伍“哗”一下散乱了，愤怒的口号震天响。
守楼者哈哈大笑，又扔出一阵砖头块，把游行队伍砸得东躲西藏。
这时，只见游行队伍前后冲出两支队伍，向大楼两侧扑去。进攻者高举着长矛、大刀、棍棒，呐喊着向前冲，后面跟着一群女生，挥舞着红旗，齐声呼喊“缴枪不杀！”
游行队伍停下来，同学们看见开始攻楼了，想起刚才自己被几块砖头砸到鸡飞狗跳墙，这时便齐心为自己组织鼓劲，口号声、惊叫声响成一片。
进攻大楼的这两支队伍显然有准备，他们头戴安全帽，顶着语录板、毛主席像画板当盾牌，慢慢向大楼脚下推进。
楼上的守卫者也显得很有信心，不扔砖头了，打开广播，大声念《敦促杜聿明投降书》。似乎进攻者将要遭灭顶之灾。守楼者才念了几句，看看不顶用，就迫不及待又往楼下扔砖头块，广播也不劝进攻者投降了，大声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口号。
跟着游行队伍的几辆毛泽东思想宣传车，此时陆续开到楼下，摆成夹击之势，高音喇叭也念《敦促杜聿明投降书》。有一辆车放林副统帅语录歌：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枪一响，上战场，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此时，楼上的砖头扔得密集了，有几块砖头砸在毛主席画像的头上，引起游行队伍里一阵怒骂；又有燃着的草捆抛下，跟着就是汽油顺流而下，在楼下呼呼烧成一片；又扔下两个灭火器，掉在楼脚下，转着圈“嘶嘶”响，喷着白雾（若灭火器喷头焊死，扔到楼下后，灭火器的钢罐会因灭火剂膨胀而爆炸，犹如一颗小炸弹，很恐怖）。进攻者看见楼上战备如此轻心，哈哈笑，叫骂不止，更加卖力气进攻。战斗气氛愈炽，场面更热烈。
我看着却奇怪，怎么会这样呢？不是说有一支突击队专门负责攻楼吗？怎么换成大群人围攻了？这么喊叫着，轰轰隆隆的，能攻上去吗？
我正想着，只见眼前这十几个穿黑背心人，一声不响排成单列，突然一声短促的口令，队伍中间折成箭头，迅速向大楼正面冲去。
大楼的守卫者已经被两侧的佯攻吸引，根本就没有发现突击队。只见突击队冲到大楼正面的露天平台下，利用窗户登攀，几个人赤手空拳翻上平台，眨眼便钻进二楼窗户，后面登上平台的人鱼贯而入，也有几个人径直顺着窗户向大楼顶层攀爬，像壁虎一样。
游行队伍眼见这攻楼场景，方知计谋如此，都呆住了，有人欢呼起来，马上被制止。在大楼两侧的游行队伍，却被组织起来，使劲呐喊、聒噪，为佯攻者助威，吸引守楼者的注意力。
守楼的人到底没有经验，也可能人手少，也可能慌神，根本没有注意正面的进攻，全部防守力量都集中在两大楼两侧，砖头水泥块雨点般打下。
很快，楼顶出现几个穿黑背心的突击队员，半天空一片叫喊，是那种纷乱、绝望的惊叫。下面游行队伍眼看自己人得手，山呼般叫喊起来。大楼两侧佯攻的队伍也很快收拢，从大楼正门冲进去。
顶层平台乱了套，守楼者被撵得到处跑，一会儿被撵到这边，一会儿被撵到那边。一片喊杀声，有大刀翻飞，有棍棒挥舞，钢铁撞击的乒乓响声，人的惨叫声，在楼下清晰可闻。突然，有人从楼顶翻身掉下，一个白色人形，伸着胳膊，蜷着一条腿，没有叫喊，只一秒钟时间，沉闷的一声“砰”，摔在楼下的水泥地上，抽了几下腿，就不动了。是个男生，制服短裤白汗衫，和游行队伍里的男生一模一样。
只见大楼顶层，一个突击队员开始挥舞我们组织的大旗，表示大楼已经被攻陷。楼下的游行队伍欢呼起来，女生都尖声高叫，热烈鼓掌，又蹦又跳。
总部作战部长早已带人将大楼正门把守。过了一会，被俘的守楼者被押解出来，几十个男女中学生，他们表情各异，有的仇恨，有的阴沉，大部分人却是恐惧，还有几个女生，面色苍白，浑身哆嗦着，她们互相搀扶，慢慢挪着步子……
此时同类相残、相侮的情景，我实在没有勇气写出。之所以还要点到这些，也是看到近来有人欢呼文革，这些人大概不知道文革还有这么丑恶、血腥的一幕。
攻下大楼后，游行队伍继续前进。在城里转了几圈，来到市郊烈士陵园。陵园残破不全，一派萧条景色。游行队伍转来转去，最后在一片空场停下，总部几个大头头简短讲话，“烈士”的父亲也讲话，大致是感谢同学们的意思。游行就解散了。
后来我听说，“烈士”的父亲坚决不同意将儿子的骨灰葬在烈士陵园。幸亏这位父亲还算清醒，若在群情激昂中，昏了头，懵了心，将儿子葬在烈士陵园，谁知道以后是什么下场？
傻子？义丐！ 70岁传奇乞丐养大了5个弃婴(组图)
有人说这个乞丐傻，路人给多了钱，他会追着人家找钱；有人说他天生智障，说话做事处处冒着傻气；还有人说，他聪明着呢，自学了文化，会刻章，还会说好几门外语……总之，这个像谜一样的70岁乞丐养大了5个弃婴
甚至没有多少人记得谢海顺这个真名。逢路人打听谢海顺，谁听了都摇头，但要是问“谢傻子”，路人都会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哦，那个收养了好多弃婴的乞丐谢傻子啊！
有人说，他聪明着呢，自学了文化，会刻章，还会说好几门外语；也有人说，老谢确实先天智力有缺陷，说话做事儿又直又傻；还有人说，他救了出车祸的人，帮其守着财物，感谢的钱他一分不收，这不都是些“傻事儿”么。
谢傻子盘腿儿往地上一坐，面前铺着一张脏兮兮的黄色帆布，上面写着他用中文、英文、日文写好的乞讨词。他拣来砖块，把帆布四个角都压稳当了，这才小心翼翼地从口袋里掏出“全家福”，放在左手边儿上。
摆好这张“全家福”，这一天的乞讨就算开始了。
事实上，“全家福”没能装下全家人。几十年里，他捡了八个弃婴，养大了其中的五个，说起那三个没能养得活的孩子。70岁的老人下巴上花白的胡茬一颤一颤的，“作孽呀”。
“全家福”上，有人歪着，有人伸着残缺的腿，有人目光呆滞，可大家看起来都“喜洋洋”的。
“生命是最重要的，小猫小狗都是命。”这个衣裳褴褛，看上去像济公的老人说。
路过的行人几乎都认得他，没一会儿，面前的帆布上就洒满了钢蹦儿。还有个小孩由母亲领着，跑过来放下了一枚硬币。
老谢眯着眼睛，双手合十道谢：“thank you ,see you tomorrow”。事实上，他看不清那孩子的脸，因为高血压影响了视力，一米开外的事物，对他来说都是模煳一片。
而且，高血脂、脂肪肝、心脏病都在折磨着他，但每天早上，他不得不强撑着约200斤的胖身子，穿过好几条街，在菜市场、商场门口，乞讨卖艺，因为他得供孩子们念书。
第一次捡到弃婴的时候，老谢没想那么多。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天傍晚，在离家不远的小山坡上，老谢隐约听到婴儿微弱的哭声。他连忙循声寻找，终于在草丛里发现一个被布裹着、连脐带都没剪干净的小女婴，她奄奄一息。
谢傻子毫不犹豫地把孩子抱回了家，没钱给孩子买奶粉，就把山芋捣成煳煳，和着水，一口一口喂给孩子喝。这就是他的大女儿谢立芹。
之后的10来年里，老谢陆陆续续又捡回来7个情况相似的弃婴，有的是先天性心脏病，有的是唇腭裂，有的是脑瘫。他自己没有孩子，把这些弃婴都当做是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看待，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着。2000年，老伴儿金来耐摔断了胯骨，从此不能行走，也是他细心照料着。
他照顾得最费心的是捡来的脑瘫小儿子谢立元。18年来，谢立元吃的每一口饭，都是谢傻子一勺一勺喂给他的。
领回家的孩子越多，他肩上的担子越重。曾经，老谢还年轻力壮的时候，他守着一小块土地种点儿粮食，靠拉板儿车、扒煤、还有自学的刻私章，一点一点赚钱回来。
后来，谢傻子上了年纪，干不动活了，身体也越来越糟，只能靠乞讨为生。如今，他偶尔翻翻自己以前刻的章，想回忆一下昔日的“光辉岁月”，却已经看不清上面的字了。
把小录放机一支，老谢左手打着快板儿，用自学的外语吆喝了起来。“Hello,Good mroning.” 他的谢氏英语，带着浓浓的方言味儿。
谢海顺的英语和中文读写都是自学的。小时候，他家里穷，早早就出去放牛，他羡慕别的孩子去学堂，就拿着捡来的课本，拦路“打劫”，他不“劫”财，专门“劫”对方教他认几个字。就这样，他慢慢掌握了基本的读写。
前些年，他又学起了外语，一方面，他想用点儿特殊方式乞讨，算是个才艺吧，另一方面，他想要“盯着孩子做作业，免得孩子们哄我”。
有一次，二女儿谢立云见爸爸乞讨太辛苦，提出要帮他一起讨饭。结果，从来不跟孩子们发火的谢傻子狠狠骂了女儿一顿：“只允许你们读书学习！”
来往的行人渐渐多了，老谢放起音乐，跟着调子唱了起来，节奏快一点儿的歌，他有些跟不上，就随着音乐轻声哼哼。
到了中午，太阳悬在头顶上，他把露着线头的外套一脱，露出晒得黝黑黝黑的皮肤。
淮南人几乎都知道，这个行动越来越缓慢的老头儿和他特殊的大家庭。城管不来赶他；菜市场的管理也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路人见了他，总爱多给他点儿钱，以前是一角两角，后来慢慢变成了一元两元，五元十元。
每到这种时候，谢傻子的傻劲儿便发作了，非要给人找钱不可，给多了不要。一角钱要找八分，一元钱要找八角。
“谁赚钱都不容易。”他常说。
他追着一个给他50元的好心人，执意要找给人家40，就连留下10元，都是因为他和那人“熟”，“当你是朋友才收下这么多的”。
“他是我见过的傻得最可敬的老人。”淮南红十字会的陈玉琴主任说。
陈主任还记得，汶川地震的时候，红十字会在办公楼一楼大厅里支起桌子募捐，一个中午，谁也没想到，生活窘迫的谢海顺，竟然来捐款！
那是老谢头一遭去红十字会，因为不认识路，这位腿脚不便的老人，一路跟人打听，在大太阳底下折腾了两个多钟头，才摸索着到了这儿。
一进屋，谢傻子就掏出了被汗水浸湿的四张百元钞票，要捐出去。他说，“有一口稀饭也要匀着喝”。
陈主任犹豫了。谢海顺本身就是红十字会长期资助的对象，这两年也成了村里的低保户，可以说，过得不比灾民强多少，这400元，够让他全家用好些日子。
于是，捐款现场出现了“讨价还价”的场面，工作人员劝他“不捐”或者“少捐”。谢傻子不答应，劝得他急了，甚至当场躺在地上打滚，不收他的钱，他就坚决不起来。最后，工作人员只好收下了他的捐款。
没多久，他又来了，拎着两床棉被，四箱方便面，一拐一瘸爬到六楼，他在一张大红纸上，用英语给灾区人民写了一封慰问信。那两床被子，比他自己床上的破棉絮不知好了多少。
台湾莫拉克台风、海地地震、智利地震、西南旱灾、玉树地震、南方水灾……几年间，这位贫困的老人只要一听到什么地方遭了灾，就一定会去捐款，他陆陆续续捐了4000多元的财物，连女儿都急了，“家里的钱都被你捐了，吃什么”。
其实，他是绝不会饿着孩子们的，“有我一口饭吃，就有他们一口饭吃”。这话不是说说就算了。有一次，别人看他饿着，给他买了5个饼，老谢自己只吃了一个，就把剩下的4个小心翼翼地包了起来，要带回去给孩子们吃。
女儿们长大了，慢慢接手了家里的活儿，也开始“管着他”、“照顾他”了。但在老谢眼里，孩子们永远都是孩子，需要他照顾。领了低保之后，老谢去买炒勺，贵的好的买不起，不好的，又怕“划着孩子的手”，他就一个一个用自己的手试。
天色渐渐暗了，谢傻子把自己乞讨的行头，一件一件地收拾进了大帆布袋子，尤其是那张全家福，收得格外仔细。
视力模煳的老人，一瘸一拐地往家走去。前些年，他被拖拉机撞断了腿，从此只能跛着脚走路。
他的家在淮南市孔店乡舜南村，那也是全村最破旧不堪的房子。正屋只有一扇木框子的窗户，没有玻璃，要花好几分钟，视力才能适应这黑屋子，看到他瘫痪的老婆躺在床上，身旁堆着黑乎乎、翻开棉絮的被子。
墙边儿一个抠得见底儿、几乎散了架的沙发上，垫着好几层沾满了排泄物的旧衣服。18岁的小儿子谢立元佝偻着坐在上面，口角流涎，呆呆地看着门口。
有人劝他，把生活不能自理的谢立元送去福利院，把老伴儿送去养老院。这种话他一听就要发火。他“舍不得”，“一天不见他们都想得慌”。
这个捡回来的大家庭，看起来和其他家庭没什么不同。一家人时常坐在一起看电视，最爱看喜剧，比如《刘老根儿》、《乡村爱情》。老谢看不太清楚电视里的画面，但听到家人笑了，他也跟着咧嘴笑。
他的两个女儿回忆，小时候“爸爸骑着车带我去看大马戏”、“爸爸带我去公园看海狮”。在女儿眼里，自家的爸爸跟别家的爸爸没什么不同。
这位70岁的老人执意要给记者表演翻跟头，两个女儿急了，连忙上前阻拦，“腰不好”，“别折腾”。
老谢哪里肯听，只见他缓缓蹲下身，向前一躬身，利索地翻了个跟头。歪着身爬起来的时候，老人满头的乱发更乱了。他说他要练好身子骨，因为还有很长的乞讨路等着他。
香港黑帮教父谈港片 合伙人因争夺李连杰被枪杀(图)
胡须勇。
南方人物周刊8月29日报道多年打拼，胡须勇已是江湖上一块金字招牌。在这个帮派里，这样的元老级大佬仅有两三个。他甚为爱惜羽毛。香港有3个叫胡须勇的黑帮人物，其中一个是张柏芝的爸爸，他欠过许多赌债，有些被误算到招牌胡须勇头上。小弟们气不过，招来张父，令其改名，强行剃去他的胡子。
20世纪中叶，世界格局发生巨变。南中国一隅的孤岛，开始扮演起特殊而意味深长的角色。战乱后的香港，经济开始起飞，社会形态也在混乱中急遽变化。大量难民的涌入、政府管理体制的混乱，导致治安废弛、暴力丛生，为黑帮的疯狂滋长提供了土壤。
彼时，以国民党残军为主干、由大陆流亡至港的洪门支流十四K，也迎来其史上最兴旺发达的岁月，短短数年，一举成为全港最声势浩大的黑帮团体，成员多达几十万之众。他们敲诈勒索、欺行霸市、组织贩毒卖淫、开设赌场、走私……最顶峰时，为维护党派声誉，他们公然与港英政府对抗，酿成香港史上最惨重的群体性事件。少年胡须勇正是被吸引到其中的一名小弟。
胡须勇出生于广东佛山一个地主家庭，1949年随家人避难逃港，命运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作为在香港最底层挣扎成长的少年，加入黑帮之初，他曾追求公平与成功的梦想。经四十多年险恶江湖浴血打拼，他最终成长为十四K教父级人物。
回顾往昔岁月，在他轻描淡写的叙述中，我们隐约看到香港黑帮这一特殊群体的成长、转型与运作内幕，看到隐秘江湖的欲望、挣扎与死亡，看到半个世纪以来香港社会以及世道人心的沧海桑田。
1
每当台风刮起，胡须勇总会陷入对往昔的回忆。有时，他会开车到九龙南部的土瓜湾，对着一片住宅区呆上几分钟。昨日重现，他觉得一切仍在那里。
那时，住宅区还是金门酒楼，正对着卖香烛祭品的店铺。26岁的瘦小青年为争夺赌档，将人砍成重伤，连夜逃到这里。他去酒楼喝茶，几个跟班遍体纹身，拳头都打起了老茧。
“你们哪来的？”一名本地青年瞅着他们，他是香烛店老板的儿子。双方打了起来。瘦小青年打服了本地青年，带着他们争地盘、收保护费、抢夺小巴线路……十多年后一个暗夜，本地青年翻越店门口的栏杆时，乱刀袭来。
“那是我第一个被砍死的小弟。”胡须勇说。38年过去了。如今，他是香港黑帮“十四K”的3名掌门人之一。
8月的香港，潮湿、闷热，我们来到这座国际大都市寻找他的故事。走进有着小喷泉的餐厅，摄影师老方说“找勇哥”。西装革履的服务生愣怔了半秒，迅速收敛起打量的眼神，毕恭毕敬将我们引到这位闻名香港的黑帮大佬面前。
身材清瘦，没有纹身没有刀疤没有金项链，两撇胡须温和地弯着。大佬放下手中的西瓜汁，站起来和我们握手。
“香港治安很好。”似乎是为了打消可能的紧张，他这么强调。
窗外的尖沙咀东部依傍维多利亚港，满是星级酒店和购物广场。每天，来自内地的旅游大巴停靠于此，运来一拨又一拨大陆客。他们穿梭于广场，走进免税店，豪购各类奢侈品。四处洋溢着服务生的标准笑容、清淡的港式普通话。走在街上，红灯停、绿灯过，秩序井然。尽管拥挤，这座城市仍保留了一些不被消费占据的公共空间，供市民及党派组织自由集会和表达。至于品目繁多的政治娱乐新闻八卦，则充斥于花花绿绿的报刊。
“香港没有秘密。”胡须勇感叹。
这天，香港报纸的头条是：警方打掉一个疑似通过黑帮买票贿选的庞大黑金集团。在这则新闻里，香港元朗多名乡委会主席与黑帮和胜和、十四K千丝万缕的关系被公之于众。
“这帮家伙被抓，估计是做做样子。”胡须勇说。尽管黑帮在衰落，可它“就像细菌，就像太极的一极，只要有人类、有利益，它就永远不会消失”。官商勾结带来的利益交换，为黑帮渗入提供了土壤。胡须勇却态度坚决：“政治高危，我不掺和。”
接下来几天，我们讨论了政经问题、社会变迁，聊起江湖往事、爱恨情仇，最后，还聊到了人生。他做了这么一个比喻：人类就像一叠从天台洒落到大街上的白纸。马路上有各种颜色等着它们，空中大风吹，它们随之飘落，被染成五颜六色。有时可以选择，有时不可以——左边是黑，右边是黑，前边是黑，后边还是黑。
江湖是一条不归路。他拿起一张餐巾纸：你说它沾上墨水了，还能变回来吗？
可以洗白？
不可能洗白。
2
潘志勇是在1949年离开佛山的，他是地主家1岁大的少爷。兵荒马乱的年月，土地革命中地主命运悲惨的故事不断从北方传来，恐慌笼罩着这个南方家庭。这一年，他成了80万逃港流民中的一员。
彼时的香港，正从港口转到工业城市型。此后20年，大陆每一次动荡，都会造成大量人口的涌入，他们成为最低贱廉价的劳动力，浇筑起日益庞大的工业巨城。
少年潘志勇在新界的贫民区长大、入学，父亲期冀他有朝一日成为社会精英。他至今念念不忘，小学三年级，他从全班第44名奋斗到第3名。之后成绩持续优秀，还在少年唱诗团担任团长。
初中二年级，在亲戚资助下，他转到英文学校——在这块殖民地，一口流利的英语是挤进上层社会必须的门票。在那所学校，从第一天哑巴式的自我介绍开始，他感到强烈的失落。几乎听不懂课，也不敢开口讲话，“就像透明人，无人嘲笑也无人问津。”他开始用打架的方式唤起他人注意。
很快，经济爆炸中的香港向他展开另一面——暴利汹涌，秩序却尚未健全，那是黑帮厮杀争夺的丛林。
那时廉政公署尚未成立，黑白勾结，治安废弛。江湖故事熠熠生辉：60年代吴锡豪随难民涌入，几年后成为帮派领袖，一代毒枭；探长吕乐身价5亿，足以收购半个九龙……无数像潘志勇这样的年轻人，被撩拨得热血沸腾。短短数年，香港的黑社会成员飙升至三五十万，活跃着一百多个大大小小的帮派。
十四K是彼时最大的黑社会组织，由国民党将领葛肇煌创立，1949年迁徙到香港，并在7年后推动了著名的“双十暴动”，被视为国民党残余向左派工会的疯狂反扑。周恩来总理强烈要求港英政府镇压暴行，署理港督戴维遂下令格杀勿论。驻港英军枪炮齐开，动用装甲车，逮捕了一千多暴动人士。“内地移民躲避战火而来，谋生艰难，经济状况不佳，加上政治挫败感……”多年以后，学者刘蜀永试图解释，被拆除的青天白日旗，为何会酿成香港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群体性事件。
潘志勇接触到十四K时，它已经拥有8万会员。他全然不知它的历史，只注意到，十四K的古惑仔“穿的衣服都比较好，去的地方比较繁华”。
潘志勇并未正式加入十四K，而是跟了一个大佬，行话叫“挂蓝灯笼”。他蓄起长发，不久就收到第一个砍人的指令。他带着4个少年，手持长刀，去抢夺一个赌档。他还记得，“一路上一直听到自己强劲的心跳声，感到它简直就要跳出来了”。可当举刀追砍过去，紧张与不安瞬间消失。几次之后，砍人就是家常便饭了。
也曾收手。17岁有了第一个小孩，他断断续续打起工来，捡保龄球，进塑胶厂、制衣厂，最终升到了师傅的职位。然而大师傅间也有勾心斗角，他所在的派系长年受压制，上升路途渺茫。
一个晚上，10号台风刮过香港。上完夜班，潘志勇站在高处望向公园，万物凄凉，感觉“人生就像草木”，遂作诗一首：“狂风雨过又天晴，眼前景物感凋零。草木难奈纵横雨，人生何堪冷暖情。”重出江湖。
上世纪70年代，比他大8岁的佛山老乡李小龙，凭借中国功夫蜚声海外。潘志勇备受鼓舞，学起功夫。“我要成为大哥”，成了他的信念。
起初是勒索打劫。有一次，他从地下赌档抢了十多万港币，一出门便被警察重重围住。他称对方欠债不还，被放了出来。
打劫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他得发展小弟，打出名声，树立“霸气”。霸气是江湖人的通行证，先从外表开始。他蓄起胡子，从此江湖人称“胡须勇”。
3
奔驰汽车在仁仁麻雀馆门前停下。“你别拍，我跟兄弟打个招呼先。”胡须勇叮嘱老方，走下轿车。片刻，电话挂断，麻雀馆大门打开。店员们列队两旁，笑容夸张，齐声高喊“勇哥”，其中一名递上了红包。
这是他结拜兄弟开的场子，客人大多来自大陆，他们面无表情，沉浸其中。胡须勇向我们介绍，“这是香港最早打大陆牌的麻雀馆。”
2003年CEPA签订之后，大陆开始了香港自由行。彼时的大陆像一座无处安放的欲望矿山，而香港老板们则是闻到野味的猎狗，他们纷纷用大巴把客人接过来，提供“一条龙服务”。萧条多年的麻雀馆焕发了金灿灿的生命力。
“勇哥慢走。”店员们一路跟随。一个女人打开店门，嗲着声音向他道别。胡须勇前脚迈出，顺手摸了一把她屁股，开着玩笑，“是不是垫的啊？”女人娇嗔：“当然是真的啦。”
大门关上。胡须勇轻声说，“我离开这里十多年了。”
砵兰街的夜晚黯淡而冷清。近二十年来，它屡遭强力打击，色情业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朗豪坊，2004年在此落成的大型商场。奠定胡须勇江湖名声的九龙麻雀馆已不复存在，如今变成了停车场。胡须勇站在门口拍照，保安瞅了他一眼，重新投入到手中的报纸。他回想当年……
“你行不行啊？”九龙麻雀馆老板打量着27岁的胡须勇。1975年，这里是全港第二大麻雀馆，几乎是最乱的场子。
胡须勇惴惴不安，他打劫失败、十赌九输。他告诉自己，惟有豁出去搏出位，才能找到立足之地，于是对老板说，“装上电动门，给我买30把砍刀。”老板答应，只要能镇住场面，就给他每月7500港币薪水，一天一围台饭、一条香烟。
对手是被称为“大圈仔”的广东青年。大陆还处在“文革”的动荡中，“大圈仔”历经红卫兵武斗洗礼，游离于上山下乡潮流之外，成帮结派到香港勒索打劫，跟香港黑帮火并，然后逃返大陆。胡须勇记得，很长一段时间，“大圈仔”是《新知》杂志里最凶悍的主角，在九龙麻雀馆，他们勒索老板、踢场惹事，本地黑帮也不愿招惹他们。
7天之后，和“大圈仔”的战争降临。胡须勇关上电动门，二话不说，带着小弟乱砍一通，麻雀馆的地上血流成河。老板躲在里屋通过摄像机观看，出来后满脸畅快，拿出一叠钱让他们去桑拿。
胡须勇一战成名。他靠着一股狠劲，摆平了那些打劫的、踢场的、出千的、欠债不还的……黑帮中人背后议论，胡须勇迟早死无葬身之地。
那几年，胡须勇几乎不回家，坐镇在麻雀馆的阁楼里。他总是一大早起床，把小弟一一拍醒，打沙包、练拳脚，预备着恶战随时到来。每隔几天，他总会接到电话，听到各种通牒，“我要宰了你！”类似的场景数十次上演：一帮人持刀冲上阁楼，但总被胡须勇自制的机关和狼牙棒击退。
“每分钟都可能丧命。”有两次，在深夜的大街上，几十号人举着砍刀冲了上来，他都侥幸逃脱了。他说自己的原则是绝不妥协，只要砍不死，就会穷追不舍。这个圈子中，利益是零和的，“每个人都想抢到最多的地盘，巩固地位，并打击那些也想摊分利益的人”。两年后，在暴力维持的丛林中，他屹立不倒，爬上了食物链的顶端。对手纷纷与他讲和、结盟，去对抗另外的入侵者，或是吞食下端的野心家。
4
砵兰街这条不起眼的狭长街道地处旺角，曾保持了二十多年的风光。1970年代，香港色情行业起步，在此踩下深深的一脚。每当夜幕降临，霓虹闪烁，亮起的红黄灯箱释放出城市的欲望，本港小姐、北姑、俄罗斯女孩，应有尽有，价格不一。姑娘们扑着厚厚的粉底，酥胸半露，各怀心事。黑帮电影中那些老大、混混、妓女、嫖客间的故事，就在这条街上展开。警界著名的“有组织犯罪及三合会调查科(O记)”最初亦诞生于此。
每个色情“架步”背后都有保护他们的帮派。“12点后我话事”，是黑帮的豪言壮语。
帮派各据山头，时不时上演混战。胡须勇是砵兰街当年的霸王，他们穿梭在大街上，对姑娘们评头论足，看人不顺眼，随时拉到后巷揍一顿。很长一段时间，他享受这种主宰他人的权力的快感。
如今，他坐在五星级酒店，回想砵兰街往事，看到的是一个无聊青年的形象。不过，他欣赏自己一点，很多大佬靠女孩积累起巨额财富，他却只看场子，“没法接受做一个龟公”。他更喜欢赌博，即便千金散去也不在乎。
这条街上，有肉体买卖，有毒品交易，有人经营赌档，有人贩卖棺材……要摆摊开档，都得向他们交钱。跟一些档主认识久了，胡须勇就不收保护费了。交换条件是，“打架的时候，你要来帮忙”。他迅速扩张着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大陆难民不断涌入的年代，他还去抢荒地、建木屋，以5万一间的价格租给他们。
他和警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974年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后，还和他们维持着地下交情。这是他行走江湖的保障。在砵兰街，我们见到了他的一个小弟，如果不是在2004年被卧底揭穿，他至今还是一名警察。
胡须勇实现了他的“大哥梦”。他时常有英雄般的自我认同，当年的“蓝灯笼”成了十四K“毅”字堆的话事人（共有36个分支）。在庄严的入会仪式上，斩下鸡头，割指滴血，三百多人头戴帽子，半跪半站，全身不可携带金属。“抚台”胡须勇穿梭其中，手执大刀，“啪啪”拍过他们的嵴背。
他不爱言语，不准底层小弟和他说话。他要提防“坏人”——“表面上和你是朋友，约你去作案，然后勾结警察把你抓起来”——这样的事他见得太多。他丧失了安全感、亲密感，从不想象明天或是终点。“今天不知明日事”，一切都是未知的、不安的、刺激的。他离了婚，没有固定的情人，常常是做完爱，就不想另一个人躺在身边，更不愿再要一个孩子，“养很容易，育很难”。江山巩固后，他才会抽空回家看看4个孩子。
两个女儿已经长成少女。有一天，他在桌球室发现了她们，大发雷霆，“竟然和一群不三不四的古惑仔混在一起。”他冲上去拉开女儿。“你是谁？”男孩们向他挑衅。他把他们痛打一顿，对着女儿怒吼：“再敢和他们混，连你们也打！”
“我很害怕她们堕落。”胡须勇描述当时心境。
什么是堕落？
就是做妓女，吸毒。
他总是谴责前妻不好好看管孩子，但自己也停不下来。跟随他打江山的兄弟也在成长为大佬，当发生利益冲突时，他要撑住他们。四十多岁时，小弟间出现纠纷，他遇上了最强劲的敌人——同门“九指华”。两人相互追杀三年多，由十多个中间人斡旋讲和。
十多年后，“九指华”成了一起碎尸案的主角。他帮人向60岁的同门“差佬文”追旧债，冲突中，刺中“差佬文”心脏，随后将之煮熟、碎尸。
那是2008年，已经是另一个香港了，涉案者纷纷落网。
“过去只要抓到一个人就能结案，现在要全部捉拿归案。”胡须勇这么描述时代的变化，“如果过分了，肯定逃不过法律的制裁。”
他们要适应新的丛林。暴力狂欢的年代一去不返。金钱是最大的逻辑，而金钱并不总随暴力而来。这里有着更复杂隐秘的法则。
5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敏感的胡须勇已经模煳地意识到了变化。
“改革开放”在沿海试验田里轰轰烈烈展开。香港的工厂大规模北移，港商们在《内陆》开始新的冒险。阿John是其中一位。70年代，他随家人从内地迁移到香港，兄弟几个在旺角庙街摆摊，时常打架，靠着暴力野蛮生存。80年代初，他刚过18岁，便到东莞办起了工厂。那时他不可能知道，十多年以后，他将再次赤贫，回到香港；他将结识胡须勇，成为帮派新一代的中坚力量。
80年代是香港的流金岁月，它以世界金融中心自居，新贵崛起、秩序重建，黑帮的街头空间慢慢萎缩。然而商机俯首可拾，他们做起生意，或以服务的方式渗透到各行各业。
胡须勇至今后悔没有进军地产业。在房产热的那些年，黑帮排队买房的奇观一度占据着报纸的大幅版面。
他对九龙麻雀馆情有独钟。他为之看场而成名，成为小股东，之后是大股东，最后拥有了它。这是他第一份生意，也是多年的梦想。
后来，赌球成了港人更喜欢的赌博方式，97金融风暴的重创使生意更为萧条，他熬不到未知的2003年，600万卖了营业牌照。
香港电影起飞的时候，和向氏兄弟一样，胡须勇也是涉足其中的淘金者，在富艺电影制作公司持有10%的股份。大股东蔡子明曾和胡的小弟一起在国外贩毒，两人通过这名小弟结识。
那是香港电影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一切欣欣向荣，又在黑暗中挣扎。人们会怀念那些书写义薄云天、血色浪漫的黑帮片的辉煌，也难以忘却被枪指着头拍戏的刘德华、掌掴梅艳芳又被暗杀的片商黄朗维。一年之后，嫌疑凶手陈耀兴被穿过大街的飞弹击中丧命。
尽管黑帮片是香港电影中最成功的典范，胡须勇却几乎不看。
一代英雄偶像小马哥手持机枪扫荡而过——浮夸！“藏枪就可以判7年监禁！”
“警察局里警察最大，黑帮怎么可能那么嚣张？”——幼稚！“现实中我对他们客气，他们也对我客气。但电影里你坐得直，他们就骂你坐得这么直，真的很无聊。”
最重要的是，作为超级大佬，胡须勇“不想看小弟戏”。
无论大佬还是小弟，电影只是生意。和蔡子明合伙的那些年，他们搞掂了李连杰、尊龙、杨紫（微博）琼等大腕明星。
关于往事的众多传说中，有一则是这样的：蔡子明的一部电影等着刘嘉玲开拍，刘迟迟不来，蔡子明大为光火，于是“派人教训了她”。最终刘嘉玲演了配角，“很快就在戏里被人打死了”。12年后，刘嘉玲受虐裸照刊登在《东周刊》，引发演艺圈集体抗议。
1992年初，《家有喜事》的拷贝被蒙面人劫走。胡须勇说，打劫者叫陈志明，这人还企图抢走李连杰。当时，蔡子明在争夺李连杰的官司中获胜，可对手嘉禾公司还在上诉。有一天，陈志明持枪到蔡的公司，威胁员工，声称要李连杰为之拍戏。蔡子明也以同样的方式回敬。接下来，双方约到香港富豪九龙酒店的大堂咖啡厅谈判。
在胡须勇的记忆中，经过是这样的：
陈志明称他有总公司撑腰，蔡子明问其姓名，对方回答“龙的传人，黄土大地”。
胡须勇怒了，“我们都是龙的传人啦，不拍又怎样？”对方威胁：“你给我看着。”
蔡子明踢开桌子：不怕你看着！买单！双方瞬间都亮出枪支，胡须勇立即大喊：都别动！不许拔枪！
随后几天，蔡子明去追杀陈志明。第四天，蔡死在办公楼门口。胡须勇看过警方提供的现场照片，“整个头都爆了”。他说，“两个假扮成保安的杀手往蔡子明头上打了9枪，就像电影一样。”而来历不清的陈志明，从此销声匿迹。
蔡子明被杀这一天，他和李连杰谈了《新龙门客栈》的拍摄计划。10个小时后，他的生命戛然而止。后来，徐克的《新龙门客栈》成为香港电影史上的经典。蔡子明的故事为这部电影写下注脚——当下一批客人来到的时候，人们已经忘了他这个匆匆过客。
多年以后，当我向胡须勇提起蔡子明，他正好从富豪酒店地下的夜总会走出来，从窗口看到了当时谈判的座位。二十多年不曾提起的记忆倏然复活。
“不该投资不熟悉的领域。”胡须勇叹了口气。
6
胡须勇最熟悉的领域还是赌场。与香港隔海相望，是全世界最大的赌城之一，澳门。
澳门黑帮大佬“摩顶平”带着他过境，不需要查证。胡须勇回忆起来，仍是惊叹的口吻。那是1988年的澳门，二十多平方公里的岛城是冒险家、大玩家的极乐之地，财富丛生、群雄争霸。 “摩顶平”和“街市伟”介绍澳门十四K的“崩牙驹”与他相识，那时这几个人还未反目。街市伟是香港的通缉犯，在澳门混迹赌场之初，和摩顶平合作无间。
也在这一年，澳门葡京赌场开始了迭码仔及包厅经营机制。“迭码”类似中介，介绍人去赌场，转借高利贷以赚取佣金。这吸引了很多香港黑帮加入，胡须勇也带着小弟奔赴澳门，开始新的淘金之旅。“当时何鸿燊包了赌厅，差不多是总代理，我们是代理。由何鸿燊定佣金，他定十，我们拿八。”
新的利益催生新的关系，1988年赌场改革涉及庞大的利润，黑帮大佬们为赌厅承包权，开始明争暗斗。一年后，崩牙驹与街市伟联手赶走摩顶平。崩牙驹出庭指证摩顶平是一起凶杀案主使，摩顶平被迫逃离澳门。再过几年，崩牙驹和街市伟关系破裂，黑帮混战，在澳门掀起血雨腥风，上演了机枪扫射新世纪酒店新赌厅大门的疯狂一幕。
胡须勇不愿卷入纷争，回到香港，仍和这几派维持着平衡关系。崩牙驹来香港，胡须勇总会和他见面。崩牙驹个子比他还矮，但气势逼人，喜欢豪赌，手气不好时，牌也不开就大摇大摆走了。
有一年，崩牙驹追求香港一名女星，包下了舞厅。胡须勇到场后，发现所有人兴奋过头，“都没有了尊严”。崩牙驹递给他一颗药丸，说是荷兰产的摇头丸。胡须勇没见识过，说，你吃我也吃。崩牙驹把丸子扔进嘴里，胡须勇也吞下半颗。然而崩牙驹把嘴张开，药丸还在舌尖下，胡须勇已无法自控，摇晃起来。
“那时的摇头丸质量真好。”胡须勇感慨。之后，他上瘾6年，每到舞厅，12点过后他就特别想嗑上一粒。但除了摇头丸，他不抽烟也不吸白粉。他曾看到过亲哥吸破喉咙而死。胡须勇说，古惑仔刚入道时，会爱上纹身和吸烟，让自己显得更有型，可“吸烟的大多染上了毒瘾”。那往往是大佬控制小弟的手段。
据说崩牙驹不吸毒，因为他随时准备去战斗。回归前的澳门，葡萄牙政府撒手不管，崩牙驹叱咤濠江，还接受了美国的《时代》和《新闻周刊》的专访。胡须勇劝他低调，否则难逃制裁。果不其然，1998，回归前一年，崩牙驹被捕，判处13年零10个月的监禁。审判时，澳门发生多处爆炸和纵火案，最终其党羽纷纷落网。
在香港，黑帮转型平顺许多。
他说不清这是不是一个更好的年代。过去，他们横行街头，身体是最大的赌注；如今，要靠“暗算”——胡须勇形容为“阴阴湿湿的”。
2000年，他参股经营的香港“348的士高”，一度旺到了极点。他意气风发、北上发展，却铩羽而归。在深圳，他开了一家舞厅，后来发现营业时间从通宵改成了凌晨两点前，检查收费的名目更是繁多。
2002年，珠海“348”开张。试营业首日，千余宾客跳舞狂欢，几百名警察突然冲进舞池，给胡须勇扣上手铐，几支冲锋枪指着他的脑袋。他被怀疑从事黑社会活动，并藏有毒品。在警方要求下，他脱下外套，当着所有宾客，面壁蹲着。珠海“348”没开业便倒闭了，香港“348”也因频发打架吸毒事件，被终止营业。
经历了这么多，他总结出，“人性是共通的，充满了狡诈。”
7
土瓜湾的一条小巷入口，胡须勇身着红色花衫，光脚套着黑皮鞋，在摄影师老方的镜头前撇嘴皱眉。旁边花店里满头银发的阿伯一边插花，一边搭讪，“去巷里的火锅店拍啦，《无间道》就在那里取景。”
这一天，胡须勇向我们展示了他的中国功夫，64岁的人，身手依旧敏捷。拍完照，他又把椅子一张张叠回去。阿John一直跟在身边，他身材魁梧，挂着粗大的金项链，白色紧身衣和格子紧身裤，勾勒出强健的肌肉。聊起黑帮电影，他耸耸肩，觉得演员“缺乏内涵”——“我站出来，比他们有型多了。”
那个去东莞掘金的阿John回来了。十多年里，工厂一度扩张到拥有2000名工人，后来还开了夜总会和桑拿。他做得风生水起，直到1997年金融危机来临，一切化为泡影。
回到香港，一切归零。他先是摆摊卖鞋，后又开出租车。金融风暴重创后的香港满目疮痍，阿John重燃起暴力争夺的念头。2003年，他挑起“小巴战”和“的士战”——谁掌控了线路，从此经过的小巴就得向其缴纳几万块的加盟费以及每月几千的使用费。或者干脆垄断路线，自己运营车辆，不许其他人加入。
当时，他的盟友是胡须勇的一名小弟，在该小弟引荐下，阿John拜胡须勇为大哥。当阿John 们和对手谈判时，帮派背景是重要的筹码。
多年打拼，胡须勇已是江湖上一块金字招牌。真正的老大，名声往往是江湖和岁月赋予的，在这个有着十多万会员的帮派里，胡须勇这样的元老级大佬仅有两三个。
2010年，十四K创始人葛肇煌之子葛志雄去世，帮派中人推选胡须勇为香港十四K“坐馆”，以结束帮派松散的局面。“坐馆”是组织赋予的掌门人名分，实际利益在于对帮派共同资产的管理权，这些资产往往是赌场、麻雀馆或其他营业场所。在香港其他的帮派里，“坐馆”选举角逐激烈，但刚刚大病初愈的胡须勇不愿担当此任。作为组织并不严密的帮派，十四K的坐馆位置至今空缺。
对黑帮的低层而言，行走江湖的身份识别更多在于跟随某个大佬，而非帮派。与此同时，黑帮仪式也在式微，红棍、白纸扇或是草鞋的等级标签不再重要。过去，他们每天出门要拜关公；现在，胡须勇会组织主要成员进行一年一拜。拜的必须是穿黑鞋的关公，以区别于警察拜的红鞋关公。
作为招牌的胡须勇，甚为爱惜自己的羽毛。对那些利用他招牌的人，他的底线是，不能损害他的名声。香港有3个叫胡须勇的黑帮人物，其中一个是张柏芝的爸爸。最近，他因向地产店泼油漆，被拘捕了。他欠过许多赌债，有些被误算到招牌胡须勇头上。小弟们气不过，招来张父，令其改名，并强行剃去他的胡子。但胡子很快又长了出来。
如今，胡须勇不轻易招收小弟了，他有着更严苛的标准——除了能打，还要“聪明，有商业头脑”。他的势力遍布尖东，将场子交给小弟打理。大多数事情，他已无需亲自出手了。他开始变老，但茁壮成长的小弟们会努力维持他的招牌，并组成松散的联盟。新加盟者也渴望它成为自己的护身符。某种意义上，胡须勇正在把他的资历变成一种精神，它是帮派成员们利益组合的无形规则——在险恶丛林中，无序不利于利益的巩固。
阿John说，老大、自己、同门兄弟各做各的生意，业务上没有交集，但每当需要争夺、谈判，他们就会相互支援。
支援的形式通常只是“晒码”——彰显后盾的实力。与世界发展主流同步，热战年代过去了，仍会开发“核武器”，作为生存的保障。“我们不喜欢暴力，在香港，使用暴力必然要付出代价，每个人都会理性衡量，代价是否值得。”
现在，阿John的小巴和的士线路已经稳固，已交给小弟打理。他有了自己的车行，“这是正经公司。”他强调。一路上，电话不断，他时而讲着粤语，时而操着流利的普通话，时而满口英语。
“时代不一样了，”胡须勇反复感叹，“过去，‘打’是放在第一位的，现在排到了最后一位。”
对胡须勇这种级别的大佬，生存空间变小，反而让他们更能维持关系的和平。过去他决不妥协，吃点亏就会气得睡不着；现在他主张和气生财，利益分享。渐渐地，大佬们的沟通越来越多，他们对彼此的实力都有大致的掂量和共识。“小弟间的纠纷，通常打个电话就协商解决了。”
夜总会的一个妈咪说，有时大佬们到夜总会谈判，闹得特别凶，拍桌子砸杯，其实事先都沟通好了，各自出多少钱，砸烂几个杯，请几个小姐在旁尖叫作惊恐状。最终讲和，歌唱“友谊万岁”——其实就是演给小弟看的一场戏。
向胡须勇讲起这个段子，他笑了，“也没那么戏剧化”，但他们都学会了“给对方金楼梯下”。
8
夜里11点，胡须勇一天的生活才真正开始。轿车穿行在深夜的街道，整座城市安静下来。购物的旅客早已拉着鼓鼓的箱子，疲惫而满足地归去。胡须勇向窗外望去，看到阒寂的大富豪夜总会，一个新的免税店将取而代之。轿车拐出尖东广场，每隔几秒就能看到一个连锁化妆品店的硕大招牌。他所熟悉的纸醉金迷，或是亲切的本港记忆，正在消逝。“那些祖祖辈辈经营下来的小餐馆，说没就没了，变成了LV包店。”
LV包式的街景似乎是这座城市最耀眼的一面，而当我们走进333酒吧，香港呈现出它隐秘的一角，仿佛穿越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昏暗的灯光似乎混合着尘土，老旧的皮椅用胶带封起它的伤口。低矮的舞台上，一部小小的点唱机，播着二十多年前的老歌。人们划拳喝酒、尽情歌唱，装扮型男型女，走近看，却架着老花镜。都是中老年了。
一周里，胡须勇有四五个夜晚在这里度过。尽管自己开了一家中小型夜总会，并且只用香港小姐坐台——这象征着高档，但交给女婿打理，他更喜欢来这里。
“勇哥！勇哥！”小房间里，几十个男人涌了进来。正好遇到黑帮大佬们聚会。他们大声寒暄，轮番敬酒。服务生是一名中年男人，每喝过一轮，他会迅速换上新杯。
每个大佬身边都跟着几个沉默而魁梧的手下。一名“坐馆”向胡须勇介绍来自法国和日本的帮派人物。之后，一名十四K的中层，恭恭敬敬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文件和邀请函递给他。那是一个评选活动，封面上还有某个大人物的题词。
“中层”扶好老花镜，指着签名说，“勇哥，你是我们的大哥，但他是最大的大哥。”一片哄堂大笑、啧啧赞同之声。一个帮派高层搂着“勇哥”对着我们的相机总结：我们现在不讲社团，讲集团……
这个夜里，勇哥和几个女人猜拳斗酒，不时唱上几首老歌。一个佛山工厂的老板四处逢迎，他告诉我最近经济持续低迷，工厂濒临倒闭，他想来这里看看有什么资源，但没人理会他的痛苦。另一些人，则在角落里安静地打牌，似乎外面的世界和他们没什么关系。
酒吧老板之一是一名退休的反黑警官，退休警察们也喜欢来这里。无论斗争或是合作，他们生命最好的时光都耗在一起。现在，他们正一同老去。另一名老板是张柏芝的大姨妈，混血儿张妈也时常来，她总是用力眨着双眼，在人群中静静地待着。
胡须勇说，他喜欢这里，总感到特别温暖，似乎每一天都是赚来的。2005年，他查出了结肠癌三期，两年后癌细胞扩散到肝。他切了6成肝，经历了12次化疗，每次化疗持续五十多个钟头。到第7次，他差点从窗口跳出去。最终还是不服输，这么多打打杀杀都活过来了，还斗不过癌症么？
2007年，他刚从医院出来，就走进了法庭——他被卧底指证，3年前一次聚会中，他自称三合会成员。在香港，自称黑社会，是要定罪的。
随后，他被关进香港最大的赤柱监狱，黑帮称之为“大祠堂”，羁押的全是重刑犯。在里面，他遇到了1984年手持AK-47步枪打劫珠宝行的叶继欢，这个1989年越狱后又数度打劫、和警方枪战下身中弹的悍匪。胡须勇看他坐在轮椅上，状态衰颓，想着他终将老死在监狱里。
无所事事的犯人挑战他，和他切磋功夫。几天下来，他发现双脚无力——自己真的老了。他不打了，学起了英语。他和一名前警官进行技能交换，他教前警官功夫，前警官教他英语。出狱后，胡须勇还买了快译通，坚持看英文书，他对这名狱友说，一天学10句，一个月就300句啦。
现在，他要学回来。他要从那个自卑的节点，重新自我实现。他读人物传记、读励志故事，有时会幻想，如果不入黑社会，是不是也能成为成功人士？
不管如何，几十年过去了。同学会他从未参加，他觉得自己的身份会令人躲避。他最羡慕的是那些幸福的家长。不久前，他和一个朋友见面，胡须勇从未见他笑得那么甜蜜，那时他正在说女儿即将大学毕业。每当这种时刻，他就有些后悔。可他又拒绝后悔。毕竟，自己仍是一个幸运的人。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胡须勇再次唱起这首老歌。每年生日他都会唱《月亮代表我的心》，边唱边看哪些人缺席了，那往往意味着死亡——死在台北高速公路边上，头中两枪的小弟；出了香港边境后人间蒸发的小弟；在后巷突遭袭击的小弟……胡须勇回忆往事，指着身边的阿John说，这些人他都不认识，他也是听故事。
阿John知道的是同辈的故事。2009年一个夜晚，“尖东霸王”李泰龙坐在胡须勇的夜总会里，这名外形出众的黑帮新星是古惑仔们追捧的偶像。胡须勇搂着他和一个干儿子合照留影，还念着“左青龙右白虎”。一个多小时候后，泰龙从夜总会走出，开往香格里拉酒店。当他走下汽车，一辆车将他撞倒，他被仇家砍死在了酒店大门口。
这些死亡故事曾占据着媒体的版面，也会有几天，让圈中人见面时多了些话题，很快又消逝在麻木中。“100个加入黑社会，99个没有好生活。”胡须勇总结。一切无法重来。一天，我们路过他当年做工的工厂，发现工厂早已倒闭，四处贴着反拆迁的标语。
胡须勇唱了一首又一首。凌晨4点多，猜拳的人相继散去，一个胖女人已经在沙发上睡着了。也许他会想起50岁时交往过的那个女人。在他生病的时候，她给他发了许多鼓励的短信。后来她说自己也得了晚期肺癌，胡须勇当时不以为意。等他从监狱出来，才知道她已经死了，胡须勇大哭一场，从此爱上了言情小说。
自从学会英文，他觉得自己唱歌感情更投入了。轻柔音乐再次响起，他扭动身躯，闭紧双眼，If I made you feel second best, I’m sorry I was blind.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You were always on...on my mind.
有一天夜里，一个女人走上去跟他合唱。她说，勇哥，三十多年前我很喜欢你，可你爱的是我隔壁那位。他望着这个老去的女人，却怎么也想不起当年那些女孩的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