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琏：中國經濟社會矛盾几乎到了臨界點
    
   

来源：財經杂志 作者：馬國川

上篇：“中國經濟社會矛盾几乎到了臨界點”
   
    《財經》：在過去30年，中國“两头冒尖”的輪廓顯得更加突出和鲜明了。從光明面看，30年来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2010年中國國內生産總值(GDP)超過日本，跃居全球第二位。與此同时，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度提高，成億人口脫離極贫地位。另一方面，中國經濟迅速發展所付出的代價也極其高昂，而且對于一個拥有13億人口的大國来说，GDP總量增長並不足以说明问題。特別严重的是，近年来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愈演愈烈；腐敗蔓延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贫富差別懸殊，威胁到社會稳定。
   
    在這種“两头冒尖”的現象愈演愈烈的情況下，從本世紀初開始，“中國向何處去”的问題變得愈来愈尖銳，形成了几種互相對立的主张。
   
    吳敬琏：我在上世紀末期多次说過，在這種半统制經濟、半市場經濟的雙重體制下，中國社會一直存在一個“向何處去”的问題。两種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擺在前面：一條是沿着完善市場經濟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權力，走向法治的市場經濟；另一條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國家资本主義的道路前行，走向權貴资本主義的窮途。這樣，中國經濟發展的過程就成爲一場两種趨势誰跑得更快的竞賽。
   
    在此基礎上，20世紀和21世紀之交，大體形成了两種不同的社會經濟取向：
   
    第一種觀點主张堅持市場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方向，逐步消除舊體制的遗産，建立基于規則的市場經濟體制，或者稱“法治的市場經濟”。
   
    第二種觀點把“半统制、半市場”的體制看作一種可能的體制目標。2008年以来被炒得很熱的“中國模式”就是這種觀點的代表。它宣稱，中國經濟能夠在近二三十年中創造世界公認的优異成績，根本原因正在于中國拥有一個强势的政府和具有强大控制力的國有經濟。這種體制能夠正确制定和成功执行國家战略，不但中國應該繼續堅持現有體制，世界各國也應該學习借鑒。而一些代表寻租活動特殊既得利益的人們，不但積極維護現有體制，还力求進一步增强各级政府不受约束的權力，以便擴大寻租活動的制度基礎。
   
    在前面两種社會力量展開對战、而社會实際生活中權貴资本主義的影響日益顯化的情況下，第三種社會力量公開亮出了回到改革開放前舊路線和舊體制的主张。他們極力要让人們相信，目前中國遇到的種種问題，不管是腐敗猖獗、分配不公，还是看病貴、上學難，甚至國有资産流失、礦難频發都是市場化改革造成的。他們給出的解決方案是：擴张政府的權力，加强行政機關對經濟生活的幹預；工商业实行“國進民退”，实現再國有化；農业重新“歸大堆”，实現再集體化。甚至要求重舉“無産階级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旗帜，“再来一次無産階级文化大革命”，实現“對资産階级的全面專政”！
   
    事实上，当前社會上存在的種種醜惡現象，從根本上说是缘于經濟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後、行政權力變本加厲地压制和幹預民間正当經濟活動，造成廣泛寻租活動的結果。大衆對這些醜惡現象的正当不滿，正可以成爲推動改革繼續前行、填平陷阱、掃除腐敗的重要動力。
   
    然而，在輿論導向出現偏差、理性的討論受到压制的情況下，改革開放前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捍卫者利用腐敗日益猖獗、弱势群體受損害感日益强烈的情势蒙蔽和迷惑大衆， 把反對的目標從權貴既得利益者轉向市場化改革，試图把大衆引向歧途。
   
    《財經》：既然中國社會中目前存在的種種權貴资本主義現象，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约束的權力對經濟活動的幹預和對經濟资源的支配，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支持者要求用强化政府和官员的“專政”權力與國有企业的壟斷地位的辦法来扼制腐敗和縮小贫富差別，顯然只能適得其反。
   
    所以，這些舊路線和舊體制支持者雖然也與大衆一起聲討腐敗等醜惡現象，但是他們找錯了病根，也開錯了“藥方”。可是，借助于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煽動，他們的觀點也有一定的影響力。
   
    吳敬琏：這是最值得人們警惕的。如果任由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發展，中國社會就有可能走向一個極端，中斷現代化的進程，陷入新的混亂状態。從人類在20世紀進行的將近100年改造社會的曆史大試驗中看得很清楚：如同先贤顧准所说，不管立意多么真誠美好，沿着1789年(法國大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1917年(十月革命)的道路，能夠獲得的決不會是人們曾經許诺過的地上天國，而只能是大災難和大倒退，娜拉出走以後又回到了原處。
   
    中國几千年的曆史，一直在“起義——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義”的曆史怪圈裏輪回。到了近代，“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帶来了馬克思列甯主義”，更确切地说，給我們帶来了顧准所说的“1789-1870-1917這股潮流”。在1949年人民共和國建立时，我們許多人都認爲，问題已經得到徹底的解決，曆史的“周期律”將不再重复。但是事與愿違，革命取得勝利18年後，中國又卷入“文化大革命”的內亂中。用顧准的话说，“人們以烈士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爲保守的反動的專制主義”。
   
    爲什么激進的革命道路没能帶来人民的福利和社會的進步，相反却轉化成了雅各賓式的或斯大林式的專制主義？顧准的回答是：這一潮流的領導者設定了建立地上天國的终極目標，自認爲是“人民”或“公意”的化身，因而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使用一切手段，包括專制獨裁、恐怖杀戮等来实現這一目標。
   
    古今中外的曆史證明，不論是“左”的極端主義还是“右”的極端主義，都會給社會帶来災難。中國改革雖然取得了驚人的成績，但是，中國離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國家的目標还有很長的路要走。特別是近年来由于一些重要經濟和政治領域的改革遲滞，一些社會矛盾變得尖銳起来。人們由于社會背景和價值觀上的差異，往往對于這些矛盾的由来做出不同的解讀，提出不同的解救之策。在這種社會矛盾凸顯、不同政治訴求之間爭辯趨于激化的时刻，如何防止各種極端派的思潮撕裂社會，造成两端對立，避免“不走到絕路絕不回头”的曆史陷阱，就成爲關系民族命运的大问題。
   
    《財經》：有些人認爲，在暴君與暴民之間二者擇一、一治一亂，是中國曆史的宿命，只能聽之任之而無法逃避。因爲目前改革遲滞，所以這種悲觀論調很有市場。
   
    吳敬琏：我認爲這個結論是不能成立的，因爲中國曆史上的輪回，是傳统社會結構的産物。近代經濟社會結構的變化，使中間力量主導社會發展趨向成爲可能。新中等階層成爲追求自由、平等和社會和谐的中堅力量。目前，主要由專业人员組成的新中等階層，正在中國迅速壮大。假以时日，隨着新中等階層的發展壮大，我們完全有可能跳出所谓中國曆史的“周期律”、走上建設現代中國的道路。
   
    《財經》：但令人擔忧的是，在不同思想觀點的碰撞和交鋒中，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理性思考和冷静切磋往往被反擊謾罵乃至造謠汙蔑所排除，在习慣于用語言暴力取勝的情況下，各種不同訴求都有趨于極端化的势头。
   
    吳敬琏：正如波兰改革派經濟學家科爾奈所言，自由而切实的討論，是改革成功的必要條件。如果目前各種社會思潮能夠在理性的平台上充分爭論，對于推動中國实行平稳的社會轉型，將是很有幫助的。
   
    但是，爲什么會出現不同訴求都趨于極端化的情況呢？從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在中國社會中積累起許多社會矛盾。中國過去30年高速增長的奇迹来源于新生的市場經濟制度解放了人們的創业精神，可是近年来靠的是政府和國有企业“控制力”的加强，中國經濟社會矛盾几乎到了臨界點。如果不能靠稳健有序的改革主動消弭産生這些矛盾的根源，各種極端的解決方案就會贏得愈来愈多人的支持。
   
    所以，中國克服社會弊病、避免曆史悲劇的正道，在于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這就是说，要排除特殊利益的幹扰，推進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鏟除權貴资本主義的基礎，並使公共權力的行使受到憲法法律的约束和民衆的監督。除此之外別無他途。因爲近年来中國改革處于停滞状態，所以当務之急是重啓改革議程，切实推進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

中篇：“建立和健全竞爭性的市場體系”
   
    《財經》：若要重啓市場化、法治化、民主化改革議程，在改革大方向或者叫做“頂層設計”确定以後，就要進一步討論各方面改革的具體內容了。
   
    吳敬琏：在經濟體制方面，進一步改革的核心问題，仍然是建立和健全竞爭性的市場體系，使市場能夠在资源配置中充分發揮基礎性的作用。
   
    從中國的現实情況看，對平等竞爭市場的威胁主要来自两個方面：第一，國有經濟對一些重要産业的壟斷；第二，政府對市場的過度幹預。改革也要從這两個方面着手進行。
   
    《財經》：國有經濟的壟斷，既表現爲經濟性的壟斷，即國有企业凭借由政府傾斜政策所支撐的巨大經濟实力，足以压制竞爭對手；也表現爲行政性的壟斷，就是政府利用行政權力保護與自己的利益有關的國有企业(也包括某些本地的非國有企业)，排除竞爭對手或者限制竞爭。
   
    吳敬琏：對第一種類型的壟斷，治本之策是繼續推進國有經濟有進有退的布局調整。目前，各级政府和國有企业控制着過多的經濟资源，特別是土地和资本资源，並且把其中大部分投入到盈利性的企业中去，與民爭利。這種情況是不正常的。應当堅持1997年中共十五大決定的方針，國有經濟逐步從一般性的竞爭性部門退出。
   
    政府的基本职責是提供公共品。目前許多公共品供給出現了严重的短缺。例如，社會保障基金、公租房建設都有很大缺口。這些正是據稱爲“全民所有”的國有资本用得其所的地方。多年前就有過這樣的建議，應当將萬億元的國有公司股權劃撥到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用以歸还國家對老职工的社會保障欠账，“做实”他們的個人账戶。
   
    近年来，經濟學家还提出了一些值得認真研究、擇优采納的好建議。例如陳清泰教授建議实行國有资産的资本化，並將現在滞留于一般産业的國有资本的30%、或許50%劃轉到社會保障和其他公益性基金，使國有资産回歸到全民所有、全民分享的本性。我贊成陳清泰教授的建議。爲了实施該建議，可以建立特殊的法定機構来配置和管理國有资本。這一機構負責制定所屬基金的运營規則，並對它們的运營状態進行監督。
   
    《財經》：根據俄羅斯等轉型國家和中國一些地區過去的經驗，不少人擔心，如果在中國進行大規模的國有企业改制，會發生國有资産的大規模流失。
   
    吳敬琏：這種擔心是有道理的。但是，國有企业改制的情況，並不是“天下烏鸦一般黑”。有的國家和地區法制比較健全、社會監督比較有力，或者采取的辦法比較得当，國有經濟改革的效果就比較好。消極地避開改革，並不能免除權貴以其他方式蠶食和鯨吞公共財産的危險。
   
    因此，應当要求和督促政府負起責任来，采取一切手段防止一些人利用權力在國有經濟的改革過程中蠶食和鯨吞公共財産，避免出現財産初始占有的两極分化。
   
    《財經》：由于國有經濟原有規模十分龐大，在相当長的时期內，仍會有相当部分的國有资本駐留在盈利性的領域。
   
    吳敬琏：對于這部分國有企业，除極少數屬于特殊行业的企业可以作爲特別法人由國家壟斷經營外，絕大多數企业都應当改革爲股權多元化的公司。它們作爲企业，仍應努力做强做大，但它們應当與其他經濟成分平等竞爭，而不應享有任何特殊權力和得到政府的任何政策优惠。
   
    對于执政党来说，多種所有制經濟的共同發展才是共産党执政的可靠基礎，應更加注意不要按照所有制的性质把企业分成三六九等，而要對它們一視同仁。
   
    《財經》：這就涉及到了如何全面落实中共十七大“堅持平等保護物權”，“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竞爭、相互促進新格局”的要求這樣一個大課題了。
   
    吳敬琏：在這個问題上，一方面，要消除國有企业以及某些得到政府官员青睐的非國有企业的行政壟斷特權；另一方面，要实行“非禁即入”的原則，取消對民營企业的歧視性規定。还要教育和支持民營企业家群體抵制個別人結交官府、靠依附權力、依附國企寻租的不良行爲。
   
    《財經》：您在前面提到的消除中國市場中的行政性壟斷，也是一個極爲重要的问題。和自然形成的市場經濟不同，中國現行體制是從計劃經濟演變而来，至今仍然保留着“國家辛迪加”的許多遗迹。一些國有企业和個別受到政府特殊照顧的非國有企业拥有政府給予的壟斷權力，排除和限制竞爭，严重損害了市場秩序。正像有的學者所说，“行政壟斷已經成爲中國經濟的一大公害”。許多法學界、經濟學界的有识之士對中國經濟中的行政性壟斷現象和《反壟斷法》爲何對此無能爲力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制止這種行政性壟斷行爲的積極建議。但是這些意見似乎並没有引起有關方面的足夠注意。
   
    吳敬琏：完善反壟斷立法和加强反壟斷执法，是改善中國市場制度必須解決的一個緊迫问題。
   
    公平竞爭秩序遭到行政壟斷的破坏，的确是当前中國經濟面臨的一個严峻挑战。這方面的问題變得如此严重，既是由于現有體制存在重大缺陷，也有反壟斷不力方面的原因。從反壟斷立法方面说，2007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雖然保留了有關行政壟斷的章節，即第五章《濫用行政權力排除、限制竞爭》，但是它只把違法行爲的范圍限定在“濫用行政權力”，又把“濫用”的范圍限定在“妨礙商品在地區之間的自由流通”，這就意味着承認一切不涉及地區保護的行政壟斷行爲的合法性。
   
    與此同时，對于違反《反壟斷法》的經濟性行政壟斷行爲，是由國家商務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员會等反壟斷执法機構進行調查處理的，而對“行政機關和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務的职能的組織濫用行政權力、实施排除、限制竞爭”等違法行爲的處理辦法，却是“由上级機關責令改正”。
   
    衆所周知，在中國有關行政機關和組織(包括企业)的行政性壟斷，通常都是由依據党政主管機關的法規或指令設立的。要這類行政機關“責令”自己管辖的企业去“改正”由自己制定的規章或自己發布的指令所導致的違法行爲，豈非與虎谋皮？所以，在中國行政性壟斷泛濫成災，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財經》：正因爲這樣，不少學者都認爲，監督政府的行爲、防止政府部門濫用行政權力限制和損害市場竞爭，應当成爲中國《反壟斷法》的主要內容。
   
    吳敬琏：爲了制止壟斷危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正常运作，除了堅定不移地進行國有资本的布局調整和國有企业的改革以外，还必須堅定不移地進行反壟斷的司法改革：第一，修改《反壟斷法》或另立針對造成行政性壟斷的党政機關的《反行政壟斷法》；第二，設立超越于党政機關之上的反壟斷执法機關，不但負責處理經濟性壟斷案件，还應負責處理行政性壟斷案件；第三，由于行政性壟斷通常與行政機關的不当行爲有關，因此應当修訂行政法，授予法院監督政府行爲，糾正不当行政作爲的權力。
   
    《財經》：由于現代市場中經濟活動日益繁复多樣而且變動很快，爲了建立和保持正常的市場秩序，除了法院的执法，还出現了其他执法形式，如行政監管這種准司法的执法形式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種。在這方面，目前也存在不少问題，亟須加以解決。
   
    吳敬琏：這方面存在的一個主要问題，是用行政命令的個案幹預取代合規性監管，這也爲寻租提供了方便之門。例如，在證券市場的監管中用实质性審批取代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的严格执行，滋生了種種弊端。在這方面，也要通過積極而稳妥的改革来加以解決。

下篇：“建立法治、推進民主和实行憲政”
   
    《財經》：不管是經濟性壟斷，还是行政性壟斷，都與政府對市場的過度幹預有關。大量事实说明，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密不可分。然而，相對于經濟體制改革来说，政治體制改革更加滞後于实際的要求。這已經成爲國民關注的焦點话題。人們越来越認识到，如果没有政治體制改革，不但經濟體制改革難以深入，而且諸多社會矛盾也無法解決。那么，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中國需要做些什么？
   
    吳敬琏：首先應該明确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中國要建立什么樣的政治體制？我認爲，這裏包含三方面的內容：建立法治、推進民主和实行憲政。
   
    法治 (the rule of law)，即法的统治，是一種源于古代、到近代才逐步完備起来的治理理念和治理制度安排。它最基本的內容有以下三點：(1)法律是決定對人進行懲罰的唯一依據；(2)没有人能淩駕于法律之上；(3)法庭的決定是維護個人權利的最後防線。它和中國人通常所说的法制或者古代法家所说的“任法而治” (rule by law)有根本的區別。中國傳统社會的统治者不過把法律作爲自己意志的體現和统治臣民的工具，而現代社會的法治是以體現公認基本正義爲依據的法律的统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曆史上，法治和民主二者的進程是有先有後的。以英國爲例，1216年的《大憲章》開始了法治的進程，而1688年的“光榮革命”才是建立民主制度的開端。但是更重要的是，二者相互依存，确立民主制度才是实行法治的根本保障。
   
    《財經》：不過，民主制度也有两種基本的類型：一種是1789年法國大革命後雅各賓專政时期实行的“激進的人民民主”或“直接民主”制。另一種是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後逐步完備起来的憲政民主制。“文化大革命”实行的就是雅各賓式的民主。
   
    吳敬琏：中國所要選擇的民主，只能是憲政民主。我們知道，憲法是一個國家權力配置的基本章程，而憲政的要義在于，要求每一個行使權力的主體都要受到一定的制约，不允許任何至高無上、不受约束的權力主體存在。因此，和名義上主權歸于大衆，而实際上主權歸于少數“克利斯瑪”(有個人魅力的領袖人物)的所谓“激進的人民民主制”不同，憲政民主要求權力制衡，因而比較容易防止個別人篡奪公共權力，保證主權在民真正得到实現。
   
    《財經》：法治、民主和憲政之間是緊密聯系，甚至是相互界定的。然而，它們的建立和完善，又不可能一蹴而就。從中國現实出發，從哪裏入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才是最可行的路径呢？
   
    吳敬琏：從世界各國实施憲政民主的經驗看，結合中國实際，我認爲從法治入手進行現代民主制度的建設，也許是最容易取得成效的。而且，当前人們對于建立法治的要求非常迫切。
   
    中國市場已經從以人格化交換爲主的“熟人市場”發展爲以非人格化交換爲主的“生人市場”，雙邊和多邊聲譽與懲罰機制難以發揮作用，需要建立一個以正式法庭爲主的第三方执法體系来保證合同的实施。
   
    可是，由于這一體系極不完善，“司法地方化”成爲合同执行的一個严重问題。在世界銀行編制的各國法治指數排名中，中國的得分一直偏低，況且还從1998年的52.4分降到2004年的40.6分。在這樣的环境下，企业家不能依靠正当途径保護自己的權益。他們中的一些人往往采取不正当的手段與相關政府官员相勾結，以便獲取權力對自己的蔭庇和自己的竞爭优势。
   
    《財經》：這種做法扭曲了市場經濟規則，不但導致企业家創新活動的動力不足，弱化了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潜力，而且使得行政腐敗日益严重，不同社會階層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造成了重大影響。現代的市場經濟需要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之上，所以人們要求建立法治的呼聲越来越高。
   
    吳敬琏：爲了建立法治，需要在以下三方面加强工作。
   
    第一，要在全體公民特別是各级官员中樹立法治觀念。法治觀念是当代先進政治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現代社會核心價值的一項重要內容。它不僅與中國“君權高于一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類傳统的專制皇權思想相對立，也與“專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權”一類自稱的“革命意识形態”有根本原則的區別。它要求樹立法律至高無上的地位，而一切組織和個人，包括执政党和执政党的領導成员，都必須和只能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活動，而不能淩駕于法律之上。在這方面，完全有必要進行“一次比較徹底的思想啓蒙运動，以解除意识形態的束縛，真正建立起現代核心價值觀”。
   
    第二，建立符合公認的基本正義的法律體系。首先，法律和行政機構的政令都必須符合憲法。憲法的主要內容和功能則是進行權力的配置：它一方面要确立公民的基本權利，保證這些權利不受侵犯;另一方面要劃定政府的權限范圍，防止政府侵犯公民權利。其次，在法治的條件下，法律必須具有透明性。透明性有以下的基本要求：一是立法過程要有公衆的廣泛參與；二是法律要爲公衆所周知。按照現代法治觀念，不爲公衆所周知的法律，是不生效的法律。現在有些政府官员無視人民的知情權，把反映公共事務處理過程並與民衆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法律和行政法規当做党政機關的“內部文件”，並加以“保密”，或者在公衆不知情的情況下，在政府內部寻求處理的辦法。在這種情況下，不法官员很容易上下其手，枉法害民。三是法律應当適用于全社會的一切行爲主體，保持稳定和不追溯既往，這樣才能使公民對自己行爲的法律後果有稳定的預期，從而安心發展自己的事业。否則行爲主體就無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而只能靠找關系、送賄赂等辦法央求具有很大自由裁量權的官员幫忙開特例，才能辦成自己的事情。
   
    第三，实現法官的獨立審判和公正执法。獨立審判和公正执法是建立法治的一項基本要求，而司法人员的腐敗和行政幹預是实現這一基本要求的主要障礙。爲了消除這種障礙，除了完善制度，主要要靠提高法官的素质和加强人民群衆的監督。共産党作爲执政党，也要通過自己的党员幹部對党組織严格遵紀守法和司法工作的合憲性和合規性起監督保證作用。但是，這種監督保證作用只針對人员任命和審判程序的公正性，而不是直接任命官员、幹預具體案件的審判和決定審判結果。
   
    《財經》：如果说，法治是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那么政府改革就是政治改革的關鍵內容。目前，中國的政府仍然是“全能政府”體制，雖然一些官员也把“爲人民服務”、“做人民公仆”的口號写在墙上，挂在嘴邊，可是他們实際上處在“社會的主人”和“群衆的首長”的地位上，以“國家目標”和“公共利益”的名義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社會，在一切问題上包括關系人民重大切身利益的问題上替“治下”的“百姓”做主。在中國這樣一個有長期專制主義傳统的國家，這種完全顛倒了的關系甚至能夠得到大衆的認可。地方官员被百姓稱爲“父母官”，爲政清廉的官员，被譽爲“民之父母”，都成爲見怪不怪、习以爲常的事情。正是因爲存在着這樣一些與現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的陳規陋习，才會使一些負責官员在一些關系大衆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題上采取極不負責的態度。还有一些不法官员不但不爲選民和納税人服務，还利用自己的權势恣意侵犯他們的利益。許多地方發生的强制拆遷事件，就是官员恣意侵犯公民利益的典型。
   
    吳敬琏：130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时，曾經反复申論，最重要的事情是全力“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爲社會主人”。由列甯的“國家的辛迪加”發展而来的“全能政府”體制，其最大弊病，就是顛倒了政府和人民之間的主仆關系。
   
    政府改革就是要把這種被顛倒了的主仆關系重新顛倒過来，建立起符合現代政治文明要求的政府體制。鄧小平曾經根據中國共産党执政以来的曆史教训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斯大林严重破坏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说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识到這一點，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際上解決領導制度问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由于政府既是政治改革的對象，又是政治改革的一個主要推動力量，政府自身的改革就成爲推進政治改革的關鍵。
   
    《財經》：雖然現在許多人都認识到政府要改革，但是對于政府改革的目標，爭議很多。有人主张“小政府就是好政府”，有人主张加强政府的控制。
   
    吳敬琏：我認爲，這两種觀點都有偏颇之處。在我看来，政府改革的目標應該是建立“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所谓有限政府，是和計劃經濟下的全能政府(無限政府)相反的政府形態。從經濟方面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职能范圍是有限的，它所掌握的资源限于與公共物品的提供有關的资源，而不能任意擴张。稀缺资源的基本配置者的角色應当由市場去擔当。所谓有效政府，則是政府應当在納税人的監督之下，改善政府的管理，杜絕贪汙和浪費，做到低成本、高效率地爲公衆提供服務。
   
    《財經》：是否可以這樣理解，有限政府就是要限制政府權力，有效政府就是要求政府提供高效率的公共服務？
   
    吳敬琏：對。一個好的政府，就是一個既能謹守自己的职責，又能爲民衆提供优质公共服務的政府。要達到這樣的目標，顯然需要經過艱苦的努力。從当前看，政府改革迫切需要解決的问題有以下几個问題：
   
    第一，确保公民的基本權利不受侵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國政府簽署的《世界人權公约》對人的基本權利有明确的規定。人民群衆的這些基本權利，包括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自由，人身權利以及選舉和被選舉的權利必須得到切实的保障，不受任何侵犯。
   
    公民對政府公務活動的知情權，也是一項基本的人權。因此，現代國家都有信息公開、“陽光政府”的立法。除了由于涉及國家安全並經法定程序得到豁免的公共信息，都要公之于衆。只有建立起信息透明的制度，公民才能行使自己当家作主的權利，政府和政府官员才能置于公衆的監督之下。所以，在報刊杂志、廣播電視、互聯網絡等大衆傳播媒介異常發達的現代社會中，各级政府必須支持而不是限制公民行使《憲法》赋予自己的知情權和監督權，把它作爲自己的一項基本职責。
   
    第二，政府要严格遵守憲法和法律，实現依法行政。在目前的中國，各级政府在配置土地、资金等资源方面拥有過大的權力，對政府活動邊界又往往不夠明确，這樣就使官员掌握過大的自由裁量權和寻租機會。針對這種情況，必須在削減各级政府支配經濟资源權力的同时，切实保證所有政府官员在执行自己的职能时严格遵紀守法，防止他們以國家的名義侵犯公民的基本權益。近年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國務院制定了一系列限制政府行政權力的法律法規，現在的问題是如何保證這些法律法規得到切实的执行。
   
    在依法行政问題上，作爲执政党的共産党起着重要的作用。正如《中國共産党党章》所規定的：“党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党员必須“模范遵守國家的法律和法規”。
   
    鄧小平根據自己擔任國家領導工作數十年的體驗以及針對過去在“左”的路線下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等情況，反复重申要解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題，实現“党政分開”。他还提出過一系列实現這一原則的具體辦法。其中一部分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後的一段时間中曾經得到過实施。它們的实施經驗需要認真總結，存利去弊，加以推廣。
   
    第三，完善基層選舉制度，逐步擴展民主。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是從基層選舉做起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明确提出了在“基層政權和基層社會生活中逐步实現人民的直接民主”。20世紀80年代初，農村实行農业“包産到戶”以後，創立了村民委员會自治組織，在1982年的《憲法》中明确肯定了這種基層自治制度。1987年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员會組織法(試行)》，規定“村民委员會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選舉産生”。1998年正式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员會組織法》，改進了直接選舉的程序。
   
    截至2010年，全國農村村委會普遍進行了六次換屆選舉，數百萬名“村官”实現了由任命制到直接選舉的轉換。有些地方还開展了鄉鎮直選的試驗。但是，目前基層選舉的選舉文化还有待培育，選舉被操縱乃至賄選舞弊也时有發生。此外，村自治體的領導體制问題也有待解決。所有這些情況都说明，在基層選舉上，还有許多工作需要進一步完善。
   
    第四，培育公民社會，提升社會的自組織能力。現代社會利益多元，社會活動五彩缤紛，公共事務不能僅僅靠党政機關和行政官员来處理，还要發展民間社會，廣泛实行各種社群的自治。然而，傳统的“大政府、小社會”體制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國家權力的充分擴张和民間社會活動空間的盡量压縮，因此在1956年实現社會主義改造，特別是1958年实現“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化以後，除了獨立性岌岌可危的家庭，其他的社群組織都已不复存在。整個社會的三百六十行，不論屬于什么行业或領域，都被整合到一個以官职爲本位的统一單調的行政科層體系中去。
   
    這是一種缺乏生機與活力的“纤維化的硬結”，或者叫做“没有社會的國家”。如果政府領導做出決策和下達命令，這種組織體系可以运用國家的權威動员一切能夠調動的资源去实現特定的國家目標。但是，這樣的體系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社群缺乏自組織能力，遇事只能依赖于政府官员的命令，任何非國家規定的項目或未經官员允許的活動都只能停頓下来，或者舉步維艱。在一個人民当家做主的國家中，必須提高民間社會的自組織能力，放手让社群組織自行處理各種各樣的公共事務。只有這樣，才有可能真正出現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和生動活泼的政治局面，实現經濟、政治、文化的全面繁榮。
   
    《財經》：政治體制的進一步改革，意味着各级政府進行自我革命，放棄部分權力和增加新的社會服務职能。而割舍自己的權力和進行自我革命通常是十分困難的。因此，某些政府官员往往成爲進行政治改革的阻礙力量。他們或者竭力阻撓市場化改革的進行，力求保持寻租的陣地，或者力图在改革中加進自己的私貨，把改革扭曲爲新的寻租機會。
   
    吳敬琏：确实，作爲封建專制傳统比較多、民主法治傳统很少的國家，中國建立实行憲政、民主和法治的市場經濟，是一項十分伟大然而極其艱巨的任務。100多年以来，好几代中國人爲建設一個現代化國家而努力奮鬥過，然而屢屢遭遇挫折。最近30年，中國在正确的方向上有了曆史性進步，但是改革仍未過大關，未来的道路也不會平坦。“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头越。”在繼續完成市場經濟改革任務的同时，積極而慎重地推進政治改革，既是未来中國改革的主題，也關系到中華民族的兴亡和每個公民的根本利益，在這樣的问題上，容不得有半點犹疑。只有打破阻力，奮力過關，才能实現几代中國人的夢想，把中國建設成爲一個富裕、民主、文明的現代國家。
   
    本文来源：財經杂志

余英時訪談：警惕西環專政　警惕三權合作

蘋果要聞

今年特首選舉的豬狼大戰，親北京候選人唐英年、梁振英互爆醜聞的狠辣，令香港政壇陷入烏煙瘴氣，展示了血淋淋的中共權鬥的香港版。但看慣中共權鬥、過河拆橋的余英時，對此並不意外。他說，共產黨內部不同利益集團的鬥爭，必然延伸到香港，而為了維護政權的穩定，中共也希望把政法委的一套搬到香港，港人要非常警惕西環所代表的一黨專政，要非常警惕習...近平所提出的行政、司法、立法「三權合作」。
「中共也好，它在香港支配的團體也好，現在都沒有理想可言，只有利害計算。」余英時接受《蘋果》訪談時說：「香港的政治跟中國的政治不是孤立的，要聯繫起來看，共產黨內部的鬥爭會在香港反映出來。」中共權鬥延伸到香港，不只加劇富豪的政治分化，更將衝擊香港的政治架構、社會觀念。
在特首選戰的最後時刻，香港富豪罕有地未一致聽從西環指令，轉軚挺梁。是中共高層的分裂所致，還是另有他因？余英時認為，香港富豪未必個個甘心情願地聽北京的話，他們雖然要靠中共的支持賺錢，但如果中共伸手進來，插手太深，他們也會感覺不舒服，因此，他們希望有商人背景或殖民地官員背景的人當特首，就是希望能跟中共隔一層，對中共插手進來能擋一擋。
余英時更指出，過河拆橋絕對是共產黨的特色之一。中共五星紅旗中的四顆小星，分別代表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但中共很快就消滅了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共產黨在香港也會玩這一套，香港富豪與共產黨關係深，很可能感覺到有被拆橋的危險，因此對被廣泛認為是地下黨的梁振英出任特首有戒心。
不過，相對於富豪擔心共產黨過河拆橋，港人更應擔心的是西環治港，更應擔心的是中共將其以黨代法、以政法委統領司法的一套搬到香港。如果習近平在稍後舉行的中共十八大如期接掌大權，他2008年訪港時提出的行政、立法和司法要互相支持的「三權合作」，將會成為西環和梁振英政府的大政方針。
余英時表示，從「三權合作」的提出可以看出共產黨所說的一國兩制不是五十年不變，而是十五年開始變，只不過不敢用一黨作主的語言而已。香港要非常警惕「三權合作」問題，這是想改變香港的權力架構、社會制度、政治觀念。
余英時還提醒港人，要認清西環是代表一黨專政的，不要以為它只是北京一個辦事機構，共產黨要慢慢變一國兩制為一國一制，一國一制就是一黨專政，就是一黨作主，一旦香港政治由西環操縱，市民的自由就會被剝奪。至於西環、梁振英政府在「三權合作」的道路上能走多遠，要看香港社會的抗拒力。如果香港經常鬧到要市民上街，他們就不會走得太遠，共產黨還是不敢強來，以保持假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