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毛泽东接班人的选择，有一个漫长多变、错综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若从1945年党的七大算起，至1976年10月6日抓捕“四人帮”为止，长达31年之久。多变，指立废起落难以捉摸。各派系、势力你争我夺，却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故而关系错综复杂。但稍作观察，主要是两条线路活动：一条是明线，叫选贤与能；一条是暗线，叫选亲与信。明线，大家看得清；暗线，看不清，时隐时现，与明线纠缠在一起。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08年第12期，作者：钱伯城，原题：华国锋平议

新华社发布的讣告和配发的文章
    
    2008年8月21日出版的各类报纸，都登载了新华社发布的华国锋逝世的讣告，所用的统一标题是：“华国锋同志逝世”。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华国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8月20日12时5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这条以电讯形式发布的讣告，代表官方对这位历史性人物的“政治结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是对其政治品质作出的正面评价。对他所任党政军职务，则定格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有何政绩，未加一词，似乎留给人们一个可供思索的空间。
    
    8月31日，新华社又以电讯形式发布了华国锋遗体在京火化消息，并报道了胡锦涛、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以及华病重期间和逝世后，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表示哀悼慰问的国家党政军(包括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名单，长达180人之多，其规格之高、规模之隆重，不说是国葬，也可说是准国葬了。
    
    值得重视的是，新华社这次同时配发了《华国锋同志生平》的长篇专文，历叙讣告和新闻中未曾提及的他在位执政期间“作出的重要贡献”，以及在领导和动员全党全国方面作出的“很大努力”。文章最后的结语说：
    
    华国锋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品格和风范，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赞誉。
    
    华国锋同志永垂不朽！
    
    这与1980年12月5日十一大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的一份通报中对华国锋的评价(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以及随后20多年间在一些党史著作和文章中的负面评论，形成鲜明对照。
    
    2007年和2008年，笔者先后写过两篇当代史文章，都曾论及华国锋当政时的政治作为。
    
    前一篇《回看“四人帮”覆亡之日》(载2007年11月15日《北京日报》)，其中说：“毛主席晚年喜爱起用‘厚重少文’的周勃型人才，以为可托付大事赖以安邦定国，华国锋、吴德、许世友都在他注目重用之列，而华国锋更被选为接班人。现在看来，至少在粉碎‘四人帮’这件事上，他是选对了。”
    
    后一篇《赫鲁晓夫在中国》(栽2008年第3期《书屋》)，其中说：“华国锋主要做了两件大事：一、把‘四人帮’与毛泽东本人成功地划清界线，施行突然袭击，抓捕了‘四人帮’，出了广大人民积之已久的怨怒之气。二、为邓小平复出扫平了道路，并起用胡耀邦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为随后的思想解放、邓胡新政和改革开放，开启了曙光之窗。”又说：“但他缺乏开创一个新时代、新社会的意志和能力，为‘凡是’派包围，下台是难以避免的。”
    
    现在，随着这位历史性人物的逝去，对他的政治品质和政治业绩，已有新的定位，我想不妨在前述两篇文章基础上，再作一番回顾与叙说。已讲过的不多重复，仍求言必有据。

接班人问题
    
    华国锋是继刘少奇、林彪后毛泽东指定的第三任接班人，与前两任接班人不同，他是实际接上班的接班人。接班人的选择，有一个漫长多变、错综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若从1945年党的七大算起，至1976年10月6日抓捕“四人帮”为止，长达31年之久。多变，指立废起落难以捉摸。各派系、势力你争我夺，却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故而关系错综复杂。但稍作观察，主要是两条线路活动：一条是明线，叫选贤与能；一条是暗线，叫选亲与信。明线，大家看得清；暗线，看不清，时隐时现，与明线纠缠在一起。
    
    刘少奇、林彪、华国锋，是明线受到公开承认的接班人。彭真、邓小平也在明线的预备名单上。“文革”初期刘、邓尚主持中央工作，在一次向民主党派通报“彭罗陆杨反党案”时，刘少奇在会上说：彭真曾是我们党培养的接班人。这当然是来自毛泽东讲过的话。邓小平于“文革”开始被打倒，1973年起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5年被委以党政军重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虽名位尚次于周恩来，“四人帮”又不断从中作梗，但可能接班的架势，已搭起来了。
    
    暗线之起，后于明线，但也有一个名单，这就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毛远新。姚文元虽名列“四人帮”，只是笔杆子，还轮不上接班人位置。暗线的初始形态，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两篇文章的先后发表，这是吹响“文化大革命”的号角。接着江青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后又升任代理组长，总揽“文革”大权，频频亮相。
    
    毛泽东为接受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教训，防止“中国赫鲁晓夫”的出现，曾提出接班人必须具备5项条件，先发表在1964年7月14日的《人民日报》，题目是《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这是中苏大论战“九评”的最后一篇，也是分量最重的一篇。1966年，这篇文章中关于接班人条件的一段被编人《毛主席语录》(林彪写了有名的《再版前言》)。现引《语录》所载要点如下(每条前数码为引者所加)：
    
    条件一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条件二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
    
    条件三他们必须是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条件四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条件五他们必须是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但是，这段占有三个半页面的《毛主席语录》，却不大为人注意，几乎未见有人提及或引用，连“两个凡是”派对此也避而不提。它其实是一份重要的文献，见证了毛在接班人问题上推行标准化(5项“必须是”)的努力。伟人亦无法预料或规定他的接班人接班后会做些什么，或不做些什么。唯一的办法，只是接班前的主观考察。毛曾对周恩来、王洪文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比你们了解她，几十年。”又对为江青传话的王海容、唐闻生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毛的这些带批评口吻的话，当然不能仅从字面理解。
    
    林彪自我爆炸后，在相当长时期内接班人位置空缺。毛泽东于周恩来逝世后，在同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与华国锋二人之间，最终选中被他评价为“讲老实话，是老实人”的华国锋作接班人。这时他需要的是“老实人”，可以起辅助作用的人，而不是能人，这明显带有过渡性质。
    
    关于毛泽东的这项安排，《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根据第一手资料，有较翔实的记述。如第43章《临终的日子》，在“重病中的毛泽东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段落中，引用张玉凤未刊稿《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所叙：
    
    这些天，主席醒来，也不光听文件了，总是在扳手指头，考虑问题。还问我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我就一个一个报出当时政治局委员的名字。一月中旬，毛远新来见主席。他问主席对总理的人选有什么考虑。主席考虑了一下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让一下。然后主席扳着手指数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最后说，还是华国锋比较好些。毛远新点头说是。就这样，主席提议华任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
    
    在这后面，毛泽东还说了下面的话：“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这条材料是《毛泽东传(1949-1976)》作者根据1976年1月21日毛远新笔记《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关于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汇报时的谈话》补充上去的。毛泽东明确指示华国锋作头、邓小平作助手，把华提到了邓的前面。
    
    毛泽东可谓世纪伟人了，在接班人问题上，天马行空，大启大阖，做了一篇大文章，最后又作了两处补笔：第一，没有直接向“四人帮”交班，此民之幸、国之幸；第二，没有选择别的什么人，而是选了“老实人”华国锋作过渡阶段接班人，为粉碎“四人帮”和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提供了先行条件。

华与叶：粉碎“四人帮”的勇气和智慧
    
    新华社播发的《华国锋同志生平》这篇文章，关于粉碎“四人帮”斗争一事说：“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作出的重要贡献。”这比1981年“历史问题决议”中关于这次斗争所说“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的提法，有明显提高。
    
    近年来陆续出版的一些有关回忆文章或书籍，透露这方面的细节，使人逐步看清了这段历史真相。现在知道，这次抓捕的直接参与者和知情者，有名字可查的，开列如下：
    
    华国锋 叶剑英 李先念 汪东兴 吴德 吴忠
    
    陈锡联 纪登奎 倪志福 丁国钰 张耀祠 李鑫 武健华
    
    此外由汪东兴亲自从中办和中央警卫团挑选50多人，分成几个行动小组，一个组负责抓一个人。吴德、吴忠负责北京卫戍区部队抓捕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并把人民日报社以及清华、北大等单位用内紧外松方式戒备起来。北京卫戍区这部分军人，人数不详，他们只是执行者，不是参与者或知情者。几位领导人的秘书、警卫、司机等，也有若干人，他们都被拦阻场外，并不知情。
    
    上面13人名单中，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3人未参加当晚现场抓捕行动。李鑫负责准备有关文件，归汪东兴领导；张耀祠是汪东兴副手，是行动执行者，抓江青和毛远新时对他们宣读了中央命令，所以留下了名字。武健华为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此次负责怀仁堂“里面”的警卫工作。
    
    名单中的前5人，是行动的主要决策者与组织者。华国锋、叶剑英是5人中的核心，华更是最后的决定与发令人。由于是暗中串联，分头谈话，5人并没有一起开过会。据吴德所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1976年9月26日或27日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吴德安排解决“四人帮”办法，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办法解除他们的职务。吴德倾向用开会办法解决，华、李分析，在会上投票要冒风险，采取隔离审查才是上策。华又提出解决时间“早比晚好，愈早愈好”。华通过这次讨论，下了最后决心，也作出了最后决定。
    
    也是吴德所记，另一条线就是华国锋、叶剑英找汪东兴谈话，具体研究抓捕“四人帮”的办法，未注明日期，似应在9月26日至30日间。
    
    这次抓捕行动的成功，李先念在华国锋、叶剑英之间奔走传话，决策定计，功不可没；也少不了处于要害部门的汪东兴掌控调动中央警卫团和吴德掌控调动北京卫戍区部队的支持之力，尤以前者起着主战场作用，所以吴德在回忆录中说：“在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上，汪东兴同志是出了大力的。”
    
    当然，成败关键仍在于华国锋与叶剑英的结盟。华刚上台，立足未稳，需要老同志的帮助；老同志渴望拨乱反正，也需要实力派配合。
    
    在尚未获得共识共信前，二人曾互相试探，观察熟悉。在叶剑英一方，华的一言一行多有反馈过来，平日接触交往虽不多，但知道他不是“四人帮”一伙。1976年8月15日，老友熊向晖去西山见叶剑英，叶谈了他对华国锋的看法。熊的女儿熊蕾记录了叶的谈话：
    
    叶帅讲了7月1日政治局开会研究毛主席病况的事。极左派们，主要是江青，起草了一个下发各省部委关于毛主席病情的通知，其中说，毛主席病情比较稳定，不久就可以康复，主持工作。汪东兴反对写这句话，叶帅也认为不能用这句话。这就和江青他们发生了争论。争到凌晨1点，一直没吭声的华国锋说话了：争得差不多了吧？散会。叶帅有些纳闷。可等到叶帅看到那天凌晨两点钟发出的电文，乐了。他不同意写进去的那句话，电文里没有了。
    
    叶剑英还跟熊向晖详细谈了去见华国锋的经过和谈话内容，也见于熊蕾的文章：
    
    寒暄之后，叶帅问了华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现在治国的方针是什么？
    
    华说：举一纲抓两目——举一纲，是阶级斗争为纲；抓两目，就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安定团结。在那个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提出“阶级斗争为纲”是势在必然；而提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安定团结，却常常被认为是右倾。
    
    听华这样讲，叶帅说，好。
    
    第二个问题是：周总理逝世了，董老、朱老总也都逝世了，中央人事安排你怎么考虑？
    
    华说：除非主席有指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
    
    叶帅说，好。要知道，当时极左派们正在紧锣密鼓安插人员，人事问题非常敏感。华明确提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叶帅说好，是由衷的。
    
    华国锋向叶帅请教应该注意的问题。叶帅告诉他，要注意民兵。当时军委还在老帅们的掌控之中，“四人帮”动不了军队，正在抓紧搞民兵。
    
    叶帅对他和华国锋的这次见面和谈话，非常满意。他觉得华说话做事很得体。他对父亲(指熊向晖)说，毛主席一下子把华国锋提为中央第一副主席，这是“非常之时，非常之人”，“还，是毛主席巨眼识英雄啊！”叶帅不止一次说过这话。(原载《周末》，此据2008年9月21日《文摘报》熊蕾文)
    
    叶剑英欣赏华国锋的处事为人，赞华“含而不露”，其实叶本人就是这方面的“大师”。他住西山，聂荣臻是邻居，失职闲居的老将如肖劲光、粟裕、宋时轮、杨成武、苏振华、王震等常去看他，发点牢骚，对四个“上海帮”表示不满。这些人都奉叶为首。大多数时间，叶是只听不说，偶尔才会流露一点点内心想法。有一次中央开会，张春桥批评海军，批了一上午，肖劲光一声不吭，主持会议的叶剑英也不发表意见。中午散会，肖劲光只跟叶告别，好像其他人根本不存在，让一旁的张春桥很是尴尬。又传闻，中央政治局开会。“四人帮”常为一件小事，几个钟头争得不可开交。叶剑英净打瞌睡，一言不发，挨到散会，他方醒了。
    
    可见华与叶的性格、作风，多有相近之处。二人分别或共同面对“四人帮”，同桌会议竟能不发言，不表态，以静制躁，以柔克刚。“四人帮”对之也莫测高深，真非常人能及。这使他们容易产生共同语言，走到一起，而在此非常时刻，这点更显重要。

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
    
    1981年发布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25、26节，有共同的标题《历史的伟大转折》。前一节指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后一节指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则与标题相适应，定为“伟大转折”。
    
    于光远1988年有一个《答记者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就在‘转折’这两个字上面。以三中全会为标志，把建国以来的历史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这之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中的改革阶段。”(《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副编八》，以下简称《大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这也是为前后阶段的“胜利”与“转折”作出区别。笔者的看法是，中间还应有一个过渡阶段，否则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便出现一个断层，衔接不起来。华国锋即是这个过渡阶段的过渡性质接班人，并已完成他的过渡任务。这也符合历史事实。《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此节结语所述，就是这一事实：“在这次会后，虽然华国锋仍担任党中央主席(胡耀邦不久被任命为秘书长，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但是就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来说，邓小平已经成为党中央领导的核心。”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式会议，开了5天，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却开了36天，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两个会加起来共41天。今天人们回忆或评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事实上是把两个会合在一起说的。
    
    既然说这个会是“历史大转折”，转折在什么地方呢？笔者以为不用多作描绘，就是华国锋把党政军领导权移交给邓小平，结束过渡阶段，转入一个新时代或新阶段。华国锋是后毛泽东时代平稳移交领导权的第一人，虽然不无出于形势所迫，但他本性平和，不作逆势之行，是识时务顾大局的政治家。这个选贤与能、平稳交接权力的先例开得好，首受其益的是人民大众，他们已饱受几十年政治折腾之苦。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权力移交全过程，是在大会上以几乎公开的、明确宣示的方式进行的。华国锋在工作会议上作开幕讲话，以开明的姿态，号召“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大转折》曾大段评述华的大会讲话，未提这一至关重要的号召。此据此书附录《百年潮》1998年第3期胡绩伟文转引)。
    
    华国锋又在闭幕会上最后一个讲话，作了总结，主要为他“两个凡是”提法作了自我批评；又希望今后各地区向中央写报告，抬头不要写华主席，中央党政军机关向下行文，也照此办理，不要提英明领袖；文艺作品不要宣传他个人。华讲话中最后讲的这个问题受到了出席者的欢迎。
    
    邓小平在闭幕会上的讲话，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发出了大转折的强烈信号。邓的这一讲话便成为接着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会议的主题报告。华国锋虽然还是接下来这个全会的主持人，但他的开幕词只宣布了会议开法、议程等程序安排。大家不难看出，与会的人更是明白，华已逐步退出权力核心，不再起主要领导作用了。这次中央权力的更替，便是这样平稳有序地完成的。
    
    当然，若要更全面了解这次权力核心转移的全过程，还得等待有关档案(特别是为时36天工作会议的简报)的开放。但目前来讲，于光远《大转折》一书的出版与再版，以第一手资料，为读者提供了“实录”型著作，如副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台前幕后”所标示，是一位亲历其事者的真实记录。
    
    《大转折》用相当篇幅记录了坚持“两个凡是”者的言行，这些人大都是“抬轿子、吹喇叭”的，其中一些“大秀才”，也一个个列出了名字。但从书中所写可知，华国锋并不是他们的后台。后台另有其人，书中也点了名。
    
    于光远说，在中央工作时，他对华国锋每个时期都有些话可说，但都没有较多的接触，只能使用“印象”二字。他的印象是：华国锋工作认真细致踏实，记忆力不错，讲话慢条斯理，讲得很清楚。但有胆小怯弱一面，批邓时期，“连一个小小造反派头子都怕”。不是个“厉害”人，是一个不会“整人”的人，比较忠厚。报刊的报道或文章若有不利于他的东西，他不整这些媒体。于又说：总的说来，对华国锋有较好印象，不过他太容易受人左右了——“容易受人左右”，应指在华周围坚持“两个凡是”的一些人和他们的后台。
    
    我看于光远的这些印象与评论，是公正的，也是实事求是的。这同《生平》的最后论定“为人宽厚，平易近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一致的。

余话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华国锋等人的职位有所变化，中央征求一些老干部的意见。在广州的叶剑英看了这份意见说过这样的话：在抓“四人帮”时，当中的任何一人走漏了消息，后果不堪设想。他们是有功的，应该给予适当安排。
    
    叶剑英的意见得到了重视和落实。据于光远记述，华下台后，他有时在会场上，有时在北京医院里遇见华，总是很友好的。可见，华退下后过着正常的生活，还参加一些会议，但名字是不公开见之于众了。华国锋逝世，中央举行了相当于国葬规格的告别仪式。早已在公众视线下消失的华国锋的名字和报道，立刻又在媒体上涌现了。
    
    2008年9月4日的《文摘报》，摘录了《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第32期韩凯、韩永写的一篇关于华国锋27年退休生活的文章，题为《华国锋：远离政治的日子》，还加一个眉题：“他一直到去世时都头脑清醒，关心时事，但话题从不涉及国内政治。”这个眉题很有意思。现摘几段文字，并加几句按语——
    
    在华国锋政治上如日中天的1970年代中后期，华国锋的题字曾经获得广泛赞誉。隐退后，他的墨迹也渐渐消弭，只留下来“毛主席纪念堂”几个字，像是在折射历史。
    
    按：“如日中天”与“渐渐消弭”两个形容短句，对比使用得好。人在台上时获之如宝；失意下台后，避之若浼。
    
    华国锋刚退下来时，有一段时间因心脏病住在北京医院，当时《少林寺》刚开始热映，他就把片子调到医院来放。医生劝他别看，说里面打斗很凶，对心脏病无益。“勿扰，我知其戏均假”，华国锋说。
    
    按：这是看透世情之语，若在台上，说不出这等话来。这两句话，文言不像文言，白话不像白话，但放在这里，又自刚从台上下来的华国锋说出，似又恰如其分，留有余味，耐人寻思。
    
    吃完早饭，华国锋将大部分时间花在看报上。报纸的种类很多，不仅有党报，还有都市类报纸。华国锋看报纸很痴迷，“有时候叫他吃饭，都叫不走他”。王苏佳(外孙女)说。
    
    他的话题从不涉及政治。一有人在他面前说起这些，他就摆手不听。
    
    按：看报看到“痴迷”程度，可见关心国家大事和国际大事，人虽下台，心还在台上。但绝口不谈政治，又是大智慧处。在台上时，叶剑英已称他“含而不露”；今归居林下，修心养性，道行越发深了。保全令名，终老天年，是其宜矣。
    
    华国锋一般要午休到下午四点。如果身体允许，他有时会见一到两拔客人，客人来自全国各地，有山西的老乡，有湖南的老部下，有同时代朋友的后代，还有党和国家的现任领导人。
    
    国家领导人的到访则以慰问居多，有时候也会通报一些人事安排。这时，华国锋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你们干得好！”并且能说出一些具体的事情。
    
    按：国家领导人到访慰问，是表示尊重与安慰，体现了党所提倡的和谐精神。这时他的谈话恐怕不能不涉及一点政治，“说出一些具体的事情”，即他所看到的“你们干得好”的具体事例，但一般客人涉及政治话题，他摆手不听。有一种人大概不会上门看他，那就是往日起劲鼓吹“凡是”论的“抬轿子、吹喇叭”者，这些人是拣旺处跑的。
    
    2008年10月5日，于上海（作者系文史学者）
    
    本文来源：同舟共济

上将赵南起：假如毛岸英活着 文革可能不发生(图)

核心提示：赵南起也说过：“毛岸英在政治上确实很成熟。我常想，假如毛岸英还活着，文化大革命就可能不发生，或者他不会让江青的‘四人帮’那样猖狂……”这话可以看作是对毛岸英个人能力的一个认定。



本文摘自《人物周刊·文摘版》2004年第5期，作者：《人物周刊·文摘版》编辑部，原题：《毛岸英是怎样一个人》

编者按：赵南起（1927.04—），生于韩国忠清北道清原郡，朝鲜族。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上将军衔。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等职。

2000年11月25日，是毛岸英烈士牺牲在朝鲜战场50周年纪念日，他的亲人刘松林、毛岸青、邵华、李敏、李讷、王景清、毛新宇与他生前的战友赵南起、杨凤安等，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毛岸英牺牲50周年座谈会。许多人闻讯而来，大家回忆毛岸英，观看着新摄制的电视专题片《毛岸英——在抗美援朝》，许多人禁不住流下泪来。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的赵南起说：“毛岸英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他是毛主席的儿子呀！我们当初这些普通的人，不仅活了下来，后来都有了老婆、孩子、官位，什么都没耽误，可他却再也没有归来，最后连尸骨也没能运回国……”

毛岸英是怎样一个人

毛岸英方脸高额头，阔鼻卧蚕眉。180公分的个头与他的父亲毛泽东站在一起不分伯仲。1922年10月24日，他出生在湖南长沙的教会医院——湘雅医院。8岁时，与母亲杨开慧在板仓住所被当时国民党清乡司令部所属的“铲共义勇队”的区队长范觐熙（杨开慧家邻居）带领的枪兵抓获。后被解送到长沙“协操坪监狱”。母亲被杀害后10多天，他才被舅舅杨开智、舅母李崇德从监狱接回。为了避免再被迫害，毛岸英与弟弟毛岸青、毛岸龙被送到当时党中央机关所在地的上海，由叔父毛泽民安排进了“大同幼稚园”。大同幼稚园是上海党组织为了安置救济和培养革命烈士的后代，由党的外围组织“中国互济会”出面开办的。其间，4岁的毛岸龙因病不幸夭折。1932年3月，党组织鉴于大同幼稚园的实质已经暴露，决定将它解散。毛岸英和毛岸青被大同幼稚园的创办人之一当时是地下党员并从事牧师职业的董健吾领回家中寄养，党组织按月出30元的生活费。

以后董健吾外出躲蔽追捕，他的前妻黄慧英负责照看，由于断了生活来源，日子清贫，孩子们吃不饱穿不暖，还时常挨打受骂，他们便离家出走，从此流落街头。解放后，毛岸英、毛岸青在不同场合都说过“那是《三毛流浪记》的日子”。

1935年秋，远在中央苏区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长的毛泽民，托钱之光，找当时中央特科的潘汉年，希望寻找毛岸英、毛岸青。直至1936年夏天，地下党才从一座破庙、一帮流浪儿中间把他们找到。随后托张学良东北军的部下、抗联总司令李杜，在他出国时带俩人到了法国的巴黎。半年后，由当时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的康生，一路照看着他俩到了苏联的莫斯科，并张罗着将他们送进了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

随后的5年里，由于毛岸英聪明、好学勇敢、坚忍并爱好“军事、政治和时事”，他逐渐成了儿童院里的“小领袖”。他先后担任了少先队的大队长、儿童院的团支部书记和区里的团委委员。他应邀经常到各处去作报告。他写过一篇长达3000多字的文章《中国儿童在苏联》，文笔流畅优美，被当时正在莫斯科治疗臂伤的周恩来带回国，后刊登在1940年4月12日延安的《新中华报》上，报社还配发了“编者按”。

当毛岸英20岁时，他眼见着苏联卫国战争打得残酷而激烈。尽管他有主见，拒绝加入苏联国籍，但当战争来临时，他主动给斯大林写信，要求上前线。后来他又去找苏军将领再三请求，终获批准入了伍。他先人士官学校，后进军政大学。1943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随后被任命为坦克连的指导员，获授中尉军衔，参加了对德国反法西斯的大反击。1945年，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接见了他并赠一把手枪表示褒奖。

毛岸英5岁时与毛泽东分别，1937年11月他15岁时恢复了与父亲的书信联系，毛泽东与儿子谈时事、政治、谈读书，表现出了他对长子的情有独钟。毛岸英对当时已在中国党内确立了领袖地位的父亲，则是依照自己的判断，逐渐从了解、理解、认同与敬重走向了能够与之进行思想的交融与沟通。1946年1月，他23岁时，回到了阔别18年之久的毛泽东身边。

初回国的毛岸英很“洋气”。懂俄语、英语、德语，穿着苏军呢子制服和马靴，会跳交谊舞，写得一手似乎无师自通，得到了乃父真传的狂草体的好字，为人处事有些不拘小节。毛主席对他要求很严格，提醒他：延安虽“土”，但这里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到处都有“真人”，不要“显摆”自己，他立即摆正了自己的位置，自愿地穿起了大裤裆的棉裤，进“劳动大学”用双手的老茧换回了“毕业证书”。他经常出门去拜访老革命、老同志，虚心地向他们讨教。他参加土改工作队，还抽时间翻译出版了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等论著。

毛岸英在政治上逐渐成熟。可一以在父亲面前坦诚地谈论他对当时权高位重，许多人认为很了不起的康生、陈伯达等人的不好看法。以后他从中央宣传部调到社会调查部，任李克农的秘书兼翻译。建国初期毛主席出访苏联，他参与了安全护卫工作。

对毛岸英在实际中表现出的政治思想水平，老一代和熟悉他的同志均有过客观公正的评价。1948年，周恩来对毛岸英在土改中的表现及他总结的有关土改工作经验，给予过很高的评价。赵南起也说过：“毛岸英在政治上确实很成熟。我常想，假如毛岸英还活着，文化大革命就可能不发生，或者他不会让江青的‘四人帮’那样猖狂……”这话可以看作是对毛岸英个人能力的一个认定。

毛岸英是怎样入朝参战的

关于毛岸英是如何入朝参战的？有说是李克农让去的；有说是军委作战部的李涛选定的……事实上是毛岸英自己主动提出来的。当中央在讨论是否出兵抗美援朝的时候，毛岸英就懂得了自己对父亲的支持，儿子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他要带个头，带头去朝鲜参战。

是否要派兵出去抗美援朝，可以说是毛泽东一生中最费踌蹰的一件事。胡乔木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曾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二十多年，记得有两件事使毛主席很难下决心。一件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一件就是1946年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裂。”

毛岸英当时跟主席很亲近，发生的这一切情景他当然都看在了眼里。

那时的毛岸英，政治上已经相当成熟。他似乎有一条看不到的触角，能够深入到毛泽东的内心世界里。他可以从许多外人看不到、或者不太注意的细微之处的变化，来感受毛泽东的思想脉搏。比如，他当时在父亲卧室大床的床头，看到毛泽东正翻看《东周列国志》。他看到了划了线的“假吾道以伐虢，虢无虞救必灭，虢亡，虞不独存……”的话，他便联想到国与国、唇亡与齿寒、生存与死亡的问题。这真是毛泽东在读书，毛岸英在读父亲。

彭德怀后来说过：“毛岸英是志愿军里的第一人。”应当包含这样的意思：毛岸英生活在毛主席身边，比较早地知道了中国要派兵抗美援朝；毛岸英是在主席设家宴为彭德怀饯行时，确定去朝鲜，那时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听取了民主人士的意见后，刚刚确定用“志愿军”的名义用兵；毛岸英是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儿子。

全国解放后，毛岸英多次提出下基层工作。他打算下到工人们中间去，边工作边搜集他喜爱的民间谚语。他在与他的好友、蔡和森的儿子通信中这样说过。后来他终于去了北京机器总厂。那还是他托周恩来出面向李克农说情，社会调查部才放他下去，但人事关系仍没给他转。

当时，毛岸英完全可以呆在机器总厂当他的党总支副书记，不必参军去朝鲜。但是，他与毛泽东心心相连，息息相通。有道是“知子莫如父”，毛岸英已经是识父莫若子了，遂坚决地请求上了战场。

至于他为什么留在志愿军司令部里，工作在彭德怀身边？那实在是因为毛岸英懂俄语、英语，过去又从事过机密情报工作，是个合适人选的缘故。抗美援朝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这样回忆说：

“彭总入朝时，为了和驻朝鲜的苏联顾问取得联系，确定带一名俄文翻译，原先确定从延安时期就担任中央领导俄文翻译的张伯衡同志，但当时张已担任军委外文处处长。由于大批苏联顾问来到北京，张伯衡工作很忙，难以离开，后来又挑选了一名年轻的新翻译，可是军委作战部长李涛同志提出，入朝作战非常机密，应选一名经过政治考验和可靠的翻译，当时时间很紧，我立即向毛主席请示怎么办。主席立刻就说：‘那就让岸英去吧，我通知他。’就这样，毛岸英就随彭总一起入朝了。”

毛主席本人在1951年3月，与他的老友周世钊的谈话中，也解答了“毛岸英为什么要上朝鲜前线”的问题。他说：

“当然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去朝鲜战场上，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你想一想，我是极主张派兵出国的，因为这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我的这个动议，在中央政治局的会上，最后得到了党中央的赞同，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要抗美援朝，我们不只是物资的援助，金日成同志的告急电报是明写的‘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要作战，我要有人，派谁去呢？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人心都是肉长的，不管是谁，疼爱儿子的心都是一样。如果我不派我的儿子去，而别人又人人都像我一样，自己有儿子也不派他去上战场，先派别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这还算是什么领导人呢？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岸英是个年轻人，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去农村劳动锻炼过，这是很不够的，一个人最好的成长环境就是艰苦！在战斗中成长要比任何其他环境来得更严更快。基于这些原因，我就派他去朝鲜了。”

毛岸英牺牲时的实情实景

lO月25日志愿军刚入朝后，就在仓促的情况下与敌人接上了火，所以后来志愿军出国作战纪念日定在这一天。第一次战役的时间也是从这一天算起直到11月7日结束。彭德怀这才抽出时间与志司首长研究并宣布了志司总部处、部级干部的正式任命。成立了一个直属彭德怀领导的司令部办公室，负责作战指挥和来往电文处理，大家习惯称“彭总作战室”。组成人员有彭德怀从西安带来的张养吾、杨凤安，从北京总参来的成普、徐亩元，还有13兵团的丁甘如、杨迪。赵南起是朝鲜族人，当时在总部是彭德怀的朝鲜语翻译，毛岸英是俄语翻译，也分别被任命为作战参谋和机要秘书。原来的党小组扩大成党支部，毛岸英从原来的小组长继续被推举为支部书记。

第二次战役是11月25日开始的。这之前，毛岸英为彭总会见金日成和苏联驻朝大使担任翻译，随后又连夜整理会议纪要，熬到很晚才睡觉。当时敌人似乎已经发现了大榆洞是个重要目标，所以飞机来得很勤。彭德怀是个大军事家，性子烈，不怕死。有人在回国汇报工作时谈到了志司在朝鲜的防空问题，远在北京的毛泽东和军委放心不下，多次打电报提醒注意。据记载就有10月21日，10月27日，10月28日，11月21日的电报都涉及到了这个问题。11月24日，毛主席又致电彭德怀等人，“请你们充分注意领导机关的安全，千万不可大意。”志司也决定：25日凌晨4时开饭完毕，除作战室值班脱不开身的，其他人员必须进矿洞内隐蔽。

为了劝彭总离开作战室木板房，毛岸英还向洪学智出了个主意，那就是把彭总随时都离不开的作战地图“先斩后奏”地移到防空洞那边去，彭德怀这才被洪学智连拉带拽地离开了作战室。

有文章说毛岸英是从防空洞里跟出去又返回木板房内热饭吃才遇上轰炸的，这是不确切的。当时他与高瑞欣、成普、徐亩元是值班人员。敌机这次飞来得隐蔽又突然。四架野马式战斗轰炸机，当时平飞而来连俯冲的动作都没有做，就迅速投下了带亮点的燃烧弹。因为毛岸英与高瑞欣所处的位置离门较远，他们又在专心地收拾作战地图和文件，站起跑出来的动作迟缓了些，还没等跨出房门，就被上千度的燃烧弹爆发的高温吞噬掉了。

为什么人们对毛岸英知之甚少

毛岸英牺牲在朝鲜，遗骨没有迁移回国内安葬，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想法是崇高的，也是一致的。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场大规模的国际性局部战争”，双方的损失都很重大。据志愿军司令部1953年9月统计：志愿军战斗伤亡36万，非战斗减员（包括病退、病故和事故、裁减）38。6万，二项合计74。6万。朝鲜人民军伤亡26万。美伪军被我军毙伤、俘虏为109万。

我军牺牲了那么多的战士，不可能把尸骨全部运回国。但中华民族又讲究“叶落归根”、“活着见人，死了见尸，”所以毛主席又必须带这个头。他的内心也万分痛苦。这就是他为什么用“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需马革裹尸还”这句古诗作为对刘松林请求的回答。正因为如此，后来才有14万人民子弟兵，埋骨在朝鲜各地近百处陵园和墓地中没有迁回来的事实。

毛主席一直提倡少宣传个人，他在世时，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都健在，他当然认为自己的儿子不足以宣传，也不会同意别人去宣传他。自古以来，人命是关天的大事，但是作为像毛泽东这样的了不起的革命家和政治家，对于长子的为国捐躯，他从来没有抱怨过彭德怀，反倒宽慰地说：“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近年来，虽然有些文章和作品反映过毛岸英，但是由于毛岸英去世早，留下的资料少，与他接触的当事人少等原因，加上有些干部子弟的行为，使人们群众不满，所以，毛岸英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人们缺少完整的了解。

1991年3月11日，江泽民总书记在韶山毛主席故居参观，看到了毛岸英1949年10月写给表舅父向三立的信，当即叫人复印了一份，他语重心长地对周围的人说：如果我们每个党员，每个干部都像毛岸英同志信中说的那样，做人民的忠实儿女，我们就经得起任何严峻的考验。他还说：毛主席对子女要求很严，对全党的干部子弟也是一个很大的教育。要宣传毛主席是怎么教育子女的。在这方面，我们后代人都要像毛主席那样，对子女严格要求。

3月17日，江总书记在长沙听取湖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在谈到干部廉政建设时，拿出复印的毛岸英的信，念了几段给与会者听。他说：我看了这封信后，感慨系之。假如我们所有的干部对子弟都能像毛主席对待毛岸英那样，我们的党一定兴旺，我们的党一定为群众所拥护。

这是党和人民对毛岸英的最高评价和赞赏。毛岸英不愧为“志愿军里第一人”。

毛岸英入朝参战虽然只有短短的34天，他没有作出如同邱少云、罗盛教、黄继光、杨根思那样的英雄壮举，更没有获得任何荣誉称号和纪念奖章。但是，他作为“志愿军的第一人”，其中值得挖掘和品味的东西，以及他和毛泽东在这场战争中，在硝烟散去，在今天中国迎来了和平与发展的环境时留给人民的思考，更显出了它的弥足珍贵。

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不会忘记曾为他们作出过贡献和牺牲的任何人。

难以忘却的纪念

毛岸英生前最关爱的人是与他同甘苦、共患难，情同手足的亲弟弟毛岸青。1950年10月14日，毛岸英最后告别的亲人是他的岳母。他向张文秋鞠了4次躬，拜托了4件事，其中一件事是请求她给岸青每月一点儿零花钱并照顾好他的生活；另一件事是希望岳母促成“岸青与少华妹妹的婚事”。如今已是解放军中将的毛岸青和少将的邵华夫妇谈到这些往事时，仍然动了感情。

毛岸英的妻子刘松林，对丈夫永远地离她而去，总以为是梦。当她守寡12年坚不再嫁时，毛主席无奈之中，便让邵华去劝她。谁想到，儿媳妇道出的“心结”让毛泽东的心灵受到了震撼，为了这对夫妻的情深意笃，也是为了自己的“疏忽”，毛主席的双眼淌下了不多见的泪。刘松林说：“岸英瞒着我去了朝鲜，再也没有回来，我最后连他的尸骨都没看到，连他的墓地都没去过，怎么可能考虑再婚的事？！”后来，中办来人转达毛主席的意思，说已安排秘书沈同陪她们去朝鲜为岸英和长眠在那里的志愿军烈士们扫墓。

临行，主席拿出自己的稿费为他们每人置了身新衣服，并嘱咐说：“你们去看望岸英，这是我们家的私事。不准用公家的一分钱；不要惊动朝鲜的同志；住在大使馆里；也不要呆得太久。”刘松林探望丈夫毛岸英的心愿终于实现，抚摸着那冰凉的水泥坟冢，望着“毛岸英同志之墓”的竖碑，她的心碎了，她不相信但又不得不相信眼前的现实。她常叹道：“普通人家，每年清明或忌日时，都可以到亲人的墓前寄托哀思，可岸英离开我有50年了，我一共才有为他扫墓的4次机会，我的心呀……痛啊……”尽管她后来听从毛主席的劝说，与一位空军干部结婚并生育了三个子女，但她对毛岸英的缅怀之情延续至今。毛新宇是毛岸英的侄子，毛泽东唯一的孙子，是毛岸青和邵华的儿子，现在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他说，他心底有一个愿望：就是作为毛家的后人，一个新时代的青年学者，并有责任来讴歌这个红色家族里的革命忠烈：杨开慧、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毛楚雄、刘谦初、陈振亚（系张文秋二任丈夫，毛新宇姥爷）张振国（毛新宇舅爷）、杨开明、杨展（杨开慧的堂弟与侄女）。日前，由他撰写的40万字长篇传记文学《我的伯父毛岸英》也已由长城出版社出版，在纪念毛岸英牺牲50周年之即，作为敬献给烈士的一份祭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