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岁就结婚生子的女孩们 “新娘”有的还在吃奶(图)

 

文章来源: 网易 于 2012-09-03

 

　　童婚现象使这些儿童新娘漫长的余生都在羞辱和歧视中度过。越来越多的“反对童婚”者，四处对孩子和她们的父母进行演讲，以亲身遭遇诉说“童婚”的残酷和不幸。她们深刻的明白只有通过勇敢抗争才能拥有新的目标、新的生活。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称，全球“儿童新娘”中超过三分之一来自印度，半数以上来自南亚，大约有6000万年轻女性在还未成年时就嫁人。2007年时，将近2500万印度女性18岁时已婚。印度、尼泊尔和巴基斯坦一些儿童10岁前已订婚，甚至结婚。

　　

　　尽管印度法律规定女孩只有到了18岁才能结婚，然而童婚现象在印度许多地方都依然存在，当地警方对此毫无办法。每年5月左右是印度举行“集体童婚”的传统节日，许多父母都在为10岁左右的年幼儿女张罗婚礼，有的“新娘”甚至还在吃奶，有的甚至是被父母抱在怀里完成结婚仪式的。

　　

　　尽管印度、尼泊尔和巴基斯坦禁止童婚，但传统及习俗使童婚在这些地区依然存在。三更半夜后，5岁大的内贾妮(Rajani)被从睡梦中叫醒，由她叔叔带去结婚。在印度，儿童结婚是非法的，因此仪式常常在凌晨匆匆举行。

　　

　　虽然童婚现象纯属非法，然而，许多家庭仍遵循着童婚的老传统，根本不拿法律当回事。报告显示，2007年时，将近2500万印度女性18岁时已婚。专家分析，印度之所以“儿童新娘”现象猖獗，经济落后、生活贫困是根本原因。

　　

　　印度自古就有嫁妆制，姑娘出嫁时娘家必须陪送大量的钱财。按照传统，女方越小，男方索要的嫁妆就越少;男方越小，婚礼的开销也越小。

　　

　　因而在贫困家庭看来，让自家孩子尽早结婚，是相当划算的事。此外，父母将女儿早早嫁出去后，就可以省掉一笔负担女儿上学读书的费用。另外，印度古代宗教法典允许童婚，因为女孩的父母担心女儿长大后出现婚前性行为而使家庭蒙羞，这些也是童婚陋习沿袭至今的因素。

　　

　　内贾妮和她的男孩新郎在圣火前结婚时，刚刚互相见面。按照习惯，年轻的新娘在青春期前应该住在家里，到第二次仪式时再把她交给她的丈夫。

　　

　　2010年5月17日，印度西北部拉贾斯坦邦一村庄举行集体婚礼，13岁新娘Saraswati和他的16岁新郎Hemant。

　　

　　2009年4月22日，印度中部中央邦，9岁女孩Mamta刚刚和14岁的新郎完婚。

　　

　　印度西北部拉贾斯坦邦一村庄，5岁小新娘Amlee和他的15岁丈夫。

　　

　　尽管在尼泊尔的小山村早婚是常事，在传统的婚伞和一乘抬着去新婚丈夫家的大轿上，16岁大的苏妮塔(Surita)在离开她的家时，哀号着抗议。

　　

　　也门新娘西达巴(Sidaba)和嘎妮雅哈(Galiyaah)戴着面纱在婚礼仪式上跟着女性亲戚，被护送去与她们的丈夫过新生活。一些也门的乡下的女孩盲目的把结婚当作摆脱她们的家庭控制和拯救自己的办法。

　　

　　图片上的新郎已有40岁，他的相貌看起来比这一年龄还要大，而新娘古拉姆才刚刚11岁。

　　

　　图片里的女孩年龄不超过十岁，而她的新郎也许有60岁。从女孩天真的笑脸上你无法知道这场婚姻背后的辛酸。

　　

　　“只要我看到他，我就躲，我恨看到他！”塔哈妮（Tahani，穿粉红衣服的）回忆起她嫁给马吉德（Majed）初期的日子时说，当时她只有6岁，他有25岁。在哈杰（Hajjah）她们山村的家外面，这位年轻的妻子和以前的同学甘达（Ghada）摆好姿势拍了这张像，甘达也是一个儿童新娘。

　　

　　也门西部一个乡村里的这帮年轻的新娘一直闲静而害羞，大多数女孩在14至16岁之间出嫁，有人从来没有上过学，一旦结婚，女孩们通常不再上学。童婚导致她们过早辍学，是造成也门女性文盲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

　　

　　14岁的简格丽是众多不幸儿童新娘中的一个，她11岁就嫁给了一名大她20岁的酒鬼货车司机，可结婚3天丈夫就出车祸身亡。年仅11岁的她成了寡妇，并被赶回娘家。由于印度政府规定，婚姻登记时女孩必须年满18岁，婚姻没合法登记，她无法获得任何赔偿。

　　

　　根据印度政府一份人口统计，在过去几年中，至少有30万年龄在15岁以下的“少女妈妈”怀孕生子，她们都是“童婚”受害者，由于她们的身体还没有发育完全，再加上营养失调，印度少女的分娩经常会引发致命的后果。据悉，印度每年有10万名年轻母亲和100万名婴儿死亡。

　　

　　传统的风俗竟然认为早结婚可以让女孩免受性骚扰的伤害，更为常见的理由是，早婚可以使女儿得到男性的保护。早婚还被视为是避免女孩未婚先孕的方法之一。

　　

　　艾西娅（Asia）是一个14岁大的妈妈，正在哈杰的家里给她刚生的女儿洗澡，她2岁大的女儿在一边玩着。艾西娅仍然在因分娩流血，坐着月子，然而从没接受过如何照顾自己方面的培训，也没有机会。

　　

　　虐待：这种现象在儿童婚姻中很常见。另外，如果女童拒绝结婚，或者没有听从父母的意愿自行选择了结婚伴侣，她们通常会遭到惩罚甚至被家人杀害，这种行为还被认为是“大义灭亲”。

　　

　　内贾德·艾莉（Nujood　Ali）在10岁时逃离了辱骂她的、老得多的丈夫，搭出租车到了萨垃的法院。这个女孩勇敢的行为，和接着发生的划时代的法律大战，使她成为了妇女维权的国际英雄。现在她已经离婚回到了家里，并重新开始上学。

　　

　　10岁女孩诺乔德·阿里是也门众多儿童新娘中的一员。8岁时，她被父母嫁给一名28岁男子，惨遭丈夫虐待。如今，已经离婚的阿里推出自传，讲述她的苦难经历。2009年2月，阿里在法国巴黎推广她的新书《我，诺乔德，10岁，离了婚》。

　　

　　当桑妮尔（Sunil）的父母准备让她11岁结婚时，她威胁说要去印度拉贾斯坦邦警察那里告他们。他们发了慈悲，而桑妮尔现在13岁了，还在上学。她的妈妈现在说，“读书将会给她抵抗其他事情的能力。”

    

    图片：重写一部抗战史座谈会现场（CK摄）。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东亚图书馆保存着中国近代史的许多珍贵史料。特别是2006年，由蒋家后人交给胡佛研究院保存《蒋介石日记》，并授权其向公众开放后，人们从中了解到抗日战争的许多真实史实，引发了海内外学者还原抗日战争真实历史的呼声。
    
    中国大陆和台湾关于抗战史的著述汗牛充栋，但多有偏颇扭曲。尤其中国大陆，在抗日正面战场牺牲了三百多万将士，其中两百多位将军战死的国民党军队，被史书记载为假抗日真投降；躲在陕北一隅避开正面战场保存和壮大实力的共产党，至今被说成是抗日的中流砥柱。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近日在旧金山举行座谈会，参加重写抗战史的部分学者与这部史书的关注者见面和对话。
    
    主持其事的胡佛研究院华裔研究员郭岱君女士说：“这件事情早就该做了。抗战胜利已经六十七年了，过去没有做，因为有很多原因，我想不要多说，各位也都知道。现在时机成熟了，不管怎么说，我们中华民族，必须要知道自己的历史。我们周边的邻国，我们的敌对国，还有美国、欧洲盟邦，他们也都应该知道，中日战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都应该在历史里面学习，不要糊里糊涂的日本发动了这场战争，我们糊里糊涂的进行了这场战争。”
    
    郭岱君表示，自胡佛研究院开放《蒋介石日记》以及有关宋子文、孔祥熙等历史人物的档案材料后，很多中国大陆的学者专程前来研读，她说：“我认识的中国大陆学者，以及我自己的中国大陆朋友，教授也好，或者是官员，他们其实也明白抗战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而他们也渴望知道更详细的真相。”
    
    郭岱君还说明这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为什么应该在美国写，她说：“因为在中国大陆很困难。台湾也不见得适宜，我们要有一点点批评蒋公或者说黄埔如何，马上就有人群起而攻之了。美国比较中立，所以我们认为在美国比较适合。”
    
    以上是特约记者CK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针对文化大革命发生四十六周年，及文化大革命中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旅居德国的环境问题专家王维洛博士谈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变化。他认为，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被搞臭是一时的，现在知识分子自己在求真和价值问题上留下的腐臭却是永远的。
    
     四十六年前的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和九月，在中国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史上可说到达登峰造极。四十六年后，时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如何？旅居德国的王维洛博士可谓家学渊源，父亲三十年代浙江大学毕业，是著名的科学史教授，他自己则专心于国土问题，环境问题的研究，著有多本有关三峡问题的专著。为此在文革四十六周年的时候，记者就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问题采访了王维洛博士。

    王维洛博士对记者说，“在中国这个制度下，如果说以前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毛泽东把中国知识分子打成了臭老九。这就是说，按照宋朝的说法就是比妓女还差一等的这样一个类群，就是臭老九。其实中国的知识分子现在已经自己把自己做成了臭老九。”
    
    对此，王维洛博士进一步解释说，“因为时下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任务变了。以前中国知识分子是，我不是靠谁活着，不是谁养我我就给谁说话。以前是有人养这个知识分子，有人养这个食客，但是这个食客并不是一定为养的这个人说话。我反正是做我的事情。你要是接受我的建议，那你就用。你不接受我的建议，我还是说我自己的话，你还是要给我饭吃。这是中国传统的食客，中国的知识分子。但是到了绍兴师爷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变了。绍兴师爷是主子要做什么事情，他就给主子出什么主意。太平天国的时候，绍兴师爷最多。这就是说，你自己是什么人，你已经不知道了。”
    
    王维洛博士说，知识分子的这个现代化使得这类知识分子具有了两个典型特点，第一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求知，说求真问题上。对此他举例说，“我最近在看一个电视剧。这个电视剧里明着就这么说，说那些股票评论员们说哪个股好，我就卖哪个股，说哪个股不好，我就买哪个股。他根本就不相信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说的话。现在知识分子说的话都是骗人的话。知识分子自己把自己置于了这样一个地位，就是自己把自己做到了臭老九的地位，没人相信。如果知识分子说的话没人相信，那你要做知识分子干什么？这个国家要知识分子干什么？你现在说了没人信，因为你老说假话。”
    
    王维洛博士说，第二个问题是价值问题，为政治服务的知识分子居然堂而皇之地罔顾几百万人的生存权利，和严重的环境问题。“潘家铮（已故中国著名水利电力专家）走了，现在讲他对三峡的什么什么贡献，就说三峡工程能够发多少、多少电。但是他们忘记了三峡工程迫使一百多万居民离开了他们的故乡，淹没了起码六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这就是说，三峡工程现在一年发的电可以供北京市一年的使用，这就是说为了北京市的用电，我们迫使了一百五十万人离开了他们的家园，淹没了差不多相当于三分之一的北京市的土地面积。这样的工程的利大呢，还是弊大呢？大家一想就清楚。这就是，知识分子现在把自己做成了臭老九。”
    
    以上是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

    
    N最大为九，即“黑九类”，一般划分是出自“黑八类”加“臭老九”，而“黑八类”即传统“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加“叛徒、特务、走资派”；其中后三类可以看作是对文革初期所谓“黑七类”加进“资本家”和“黑帮分子”后的调整——去掉了“资本家”，又细分“黑帮分子”中的“阶级敌人”，出处是有关“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中央文件中提到的八类“阶级敌人”——地主、富农、反革命、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

    两个“八类”的差别是，“清队”少了“坏分子”和“右派”中“非漏网”部分，多了一个“国民党残渣余孽”，原因是：“清队”运动最初是当局将北京新华印刷厂的经验推广，在全国清理各厂矿、机关、文教部门职工尤其是干部队伍，这些部门的传统“黑五类”只有后三类，本来就是公开受监督管制的，要清理只是所谓“漏网”者和“现行反革命”。北京新华印刷厂显然没有弄出新的“坏分子”，而所谓“国民党残渣余孽”按理本来应该属于“历史反革命”一类，但又在过去官方定义的范围之外（也就是级别不够，如国军连长以下者）。如此一来，在“黑五类”之外实际增加的类别也就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其实“叛徒、特务”本来也可算“历史反革命”，但大约是这当时被清理的两类主要在国家干部队伍中，也就特别单挑出来与“走资派”并列了，就如后者本来也可以归于“现行反革命”，实质上还是“黑五类”。当时整“造反派”是用的“反革命”、“坏分子”、“（漏网）右派”、“（漏划）地富”等名义，对支持“造反派”的干部就套“特务、叛徒、走资派”，因此一般非过来人只看字面都以为那时还没整“造反派”，而是他们整别人。
    
    “黑七类”只是文革初期群众组织弄出的名堂，其中加进的“资本家”，据说最初也在“清队”之列，但报到中央被去掉了。原因大约是：“资本家”主要也就是老共所定义的“民族资产阶级”，本为法定的“人民”四大阶级之一（国旗五星中的一颗小星），老毛搞文革主要是针对所谓“党内走资派”，本没有打算改变这个统战对象，而为了对外形象大约还需要其代表人物做样子，以利用他们的海外关系。
    
    至于“臭老九”，其实只是骂“臭知识分子”（正式称呼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说法，既然官方连“资本家”都没被算成“阶级敌人”，当然也从来没算进“臭老九”，反而公布了老毛的所谓“老九不能走”，继续作为统战对象。“黑七类”的“黑帮”一类中原包括“反动学术权威”，在文革中也逐渐“解放”而不单提这一分类，一般也被算入“臭老九”了。
    
    由此可见，当局在文革中一直打击的“阶级敌人”，主要就是传统“黑五类”及其扩展的“黑八类”，因此文革后也就没有对“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个人定性的“摘帽”或“平反”一说，不像对“黑八类”的处理。 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