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能算不上一次外国人大迁徙。从以下三个例子来看，这甚至都满足不了满头银发的老记者关于大迁徙的定义。
单独来看，只是两个长期生活在中国的外籍居民为何决定离开这个国家的真诚吐槽。即便这些外籍居民是小数人群，但这些小众已然掀起大批“中国通”感同身受的情感关注，这些选择在中国安家置业的外国人时常称自己为“中国通”。
在北京扎根了23年，我也算是“中国通”的一员。我饶有兴趣地阅读这两篇报道。对我来说，我从不打算匆忙离开一个地方，更不会放纵自己通过粗浅简单地比较家庭、地理与社会环境来抉择定居于哪里。但是，这两篇文章引起我们深思的是：毕竟外国人不是唯一的人群在思考和选择是否离开中国。
在一小部分有能力有办法离开的中国人中，已有很多人冒险尝试，还有更多的人开始计划着移民了。去年十月，中国银行和胡润富豪榜联合发布了一项调查，该调查表明，在资产超过一千万的调查对象中，已有14%的富豪现已移民国外或开始起草移民文件。另外46%的富豪声称考虑移民。今年三月，一家北京报纸认为这份调查可能低估了中国富豪移民的数量。
在最近的一则外国人为何离开中国的文章里，一位名为查理·卡斯特的美国电影制作人、编辑和博客写手表示，他之所以离开中国是因为个人的原因，并且这些原因与他和中国知名主持人杨瑞展开公开争吵后所受到的丑恶威胁无关。但卡斯特的确对中国缺乏出版自由与开明法律的环境感到压抑，他提到，他在中国的这几年不仅是精神受到压抑，灵魂受到摧残，甚至时不时受到惊吓与威胁。
然而，他还指出一个更大的问题：空气污染与食品安全。这两个项是他决定离开居住了四年的北京最重要因素，卡斯特简洁地写道：“我喜欢呼吸新鲜空气，而美食也是人生趣事”。
不必担心这些问题会被轻视。如今中国政府已经为改善城市日渐恶化的空气质量奋斗若干年了。中国政府对此问题的关注力度甚至高于洛杉矶或伦敦这些相对发达的城市。即使如此，要改善中国城市的空气质量还是需要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同时，北京卫生部官员称，即使排除吸烟率增加的因素后，在过去十个年头里，北京肺癌患病率还是提高了60%。
正如卡斯特所说：“北京糟糕的空气质量众所周知，在北京抱怨空气质量差太过老梗，北京居民只能尽自己所能地去应付这个问题”。北京去年的平均期望寿命为81.12岁，虽然和纽约的80.6岁，伦敦较好地区的男子平均期望寿命84.4岁比起来相当值得歌颂了，但北京空气质量和过去吃不饱穿不暖的穷苦日子一样恶劣，北京81.12岁的平均期望寿命显得毫无意义。空气和食物依然糟糕，但似乎人们确实像卡斯特所写的，“应付了”这些问题。
如果仅以生存为目标的话，也许，直接解决公路上的问题会比关注令人痛苦的空气质量更为有效。去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一项有趣的调查，调查发现交通事故中的人身伤害对中国一线城市的平均期望寿命率有惊人的重大影响。
经济学人的兄弟组织，经济学人智库，为我们提供另外一个有益的视角，该智库在当月发布了全球140个城市的最新宜居度排行结果，北京排名第72位，而上海位于第78位，远远落后于那些常年居于前列的花园城市如墨尔本、温哥华和维也纳。但是北京与上海排名也远超伊斯坦布尔，迪拜和里约热内卢，这些都是令当地人十分自豪的城市。
当然了，没有比糟糕的空气与不安全的食品更影响生活的质量。恶劣空气与食品危机不仅是卡斯特离开中国的首要原因，也是促动胡润与中国银行的联合调查中那些富豪们选择移民的最重要动机。另外，中国过高的腐败程度，不稳定的法律体系以及糟糕的教育系统也是他们选择离开的重要原因。在中国，一些有手段的人担心会有司法人员上门调查他们是如何敛财，很多政治高官认为有必要在风平浪静时候为垮台制定应急计划，很多人都担心垮台随时会发生。就如我们五月份所写的“赤裸官员”一词，“赤裸官员”通常用来描述大量的中共党员和公务员将他们的家人和财产转移国外以做最坏的打算。
马克·基托，一位1986年就来中国留学的英国人，他的文章冒险地展开更多令人深思的领域。在中国做了16年生意后，基多决定他已经待够了。他离开中国的多数动机跟那些中国富豪一样。他同样指出：“我家人呼吸的空气与吃下的食物给正在伤害我们身体”，但他还指出：“我之所以离开中国最重要的原因是”让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基托所经历的其他方面可能不仅仅适用于外国人幻灭的原因，基托写到：“我已经用尽所有对中国的爱，我只能从我的中国梦醒来”。
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中国，那时基托刚结束自己的研究生生涯，他提到他学生时代所经历的广泛差异。虽然乐观主义的氛围尤存，但是他能察觉到：“在共产主义的领土上正吹起商贸的微风”。基托埋怨中国突然从一个传统家庭为中心转向个人主义的文化，开始奔赴物质主义和铺张消费。
基托还写到，他希望从某种意义上成为一个中国人。他了解到这个是不可能实现，并不是他天真才认为这是可能的。他最后发现“成为团体的一份子，而不再是圈外人的愿望”是无法达成的。但他仍满怀希望地总结到，总有一天，成千上万他所认识的中国人定将把中国改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他说：“那将是成为中国人的好时候，甚至是可实现的”
关于上文基托所提的，我保持怀疑的态度，很难想象基托先生梦想成为一个中国人，或者把基托当做一个中国人这事儿是无法实现的。我认识一个美国人，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搬到中国还娶了一位中国太太，在六十年代，他拿到中国户口，在同一个北京四合院住了六十年。一有拜访者，他那些邻居都会很帮忙地为访客指出这位老外国人的家门。
尽管有困难与挑战当前，还有无法成为中国人的一子这样的事实，还是有很多包括我在内的“中国通”，愿意继续待在中国。这片热土，瞬息万变，并在全球范围日渐发挥重要角色，它所激发出的热情与所带来的机会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各国年轻人选择待在中国。
无论中国日后将何去何从，身处之中去感同身受中国的发展与变化还是一件非常吸引人的事，即使以“永久旁观者”身份。
但愿是耸人听闻：中国经济将出现无预警性崩溃？
文章来源: 凤凰博报 于
蔡慎坤：中国经济将出现无预警性崩溃？
2012年6月7日，瑞士信贷银行2012年中国投资研讨会在杭州举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任剑涛在会上对中国政治、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任剑涛表示，中国权势集团已经劫持了国家，劫持了整个国家的垄断经济命脉，200个家族控制200个行业。而中国经济数据大都是做出来的，中国经济将出现无预警性崩溃。
中国经济现状究竟如何?常言信心比黄金更重要的中央领导近期几次讲话都流露出罕见的忧虑，拉动中国经济狂奔的出口、投资已停滞不前甚至出现负增长，而拉动内需的楼市、股市、车市更是深陷泥淖!8月23日汇丰银行公布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跌到了47.8，7月份公布的是49.3。50是个中间点，超过50经济是发展的，低于50经济是收缩的。8月份公布的数字，已经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连续10个月处于萎缩状态，显示中国制造业持续面临着困境。
汇丰银行公布的8月份出口订单指数降到了44.7，低于7月份的46.7，创造了2009年3月份以来最低的水平。表明欧美等主要市场的经济困境，给中国出口带来了持续的压力。8月份的就业指数是47.7，连续6个月低于50的分水岭，这个迹象显示越来越多的沿海企业开始裁员和关闭工厂，更加艰难的日子还在后面。
中国经济持续下滑究竟到了什么程度?清华大学管理学院程致宇表示，一些很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按照综合经济指标构成的指数计算，现阶段中国经济实际增长仅仅是4%到5%，而不是所谓的7%到8%。
2011年中国9.2%的GDP增幅中，有5个百分点来自于投资，这就意味着如果今年要修的道路、桥梁、住宅以及别墅、高楼大厦，仅仅和上一年持平，今年中国GDP增幅将会下降5个百分点。在投资不能创造效益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要不断加大投资才能提升GDP。
愈演愈烈的企业裁员潮表明失业率在迅速增加，并且扩散到了所谓的白领。跨国品牌阿迪达斯宣布，在今年10月31日前，关闭在中国的最后一家工厂，即阿迪达斯苏州有限公司。美国的摩托罗拉移动公司也无预警的宣布大规模裁员，涉及到软件设计、测试和维护、硬件设计等各个部门，有的甚至是整个部门全部裁掉。
中国经济持续下滑，制造加工业的危机己远远超过2009年初期。此次危机涉及的行业相当普遍，大到钢铁、采矿、汽车、运输，小到电子、纺织、服装、制鞋、玩具等行业。2012年上半年，企业倒闭率从过去的3%到5%上升到8%到10%。有专家预测，明年企业倒闭率将达到15%到20%，这意味着明年中国至少要倒闭300万家企业，中国将迎来企业倒闭的第一个高峰之年。
东莞是世界工厂的样板，是珠江三角洲重要的城市群，以加工生产出口产品为主，2012年上半年东莞经济增长只有2.5%，曾经辉煌的东莞沙田镇经济增长是负11.6%，珠江三角洲这些企业的倒闭，将给广东经济带来持续的停滞，更会大幅增加失业人口。
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都面临着许多相同的问题，特别是容纳最多就业人口的民营企业普遍遇到了“三荒两高”，即用工荒、钱荒和电荒;高税费和高成本。
“三荒两高”是迟早要爆发的问题，东部沿海企业的崛起，是廉价高效的农民工付出的代价，从第一代到第二代，这些农民工至今仍然寄居漂泊在城市边缘，而新一代农民工显然不愿意再做没有前途的奴工，而权贵们并不打算解决新一代农民工的基本诉求，几乎所有的市长都反对进行户籍改革，发改委副主任徐宪平最近到浙江、广东、江西、贵州等省份进行调研，向国务院提交的报告证实了几乎所有城市的市长都强烈反对去年国务院推出的户籍改革措施。
2011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要求地级市以下的市区全部开放户籍，取消城市和农村户籍区别。但是地方官员纷纷藉口地方财政负担太重拒绝执行这项政策，各级政府更不愿意承担农民工的社保、医疗、教育等民生难题。
对农民工而言，有尊严的生活包括医疗保障、住房保障以及孩子就近入学，而不是去上什么打工子弟学校，如果连这些基本的诉求都得不到解决，离开寄居漂泊的城市就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而今天东部沿海企业再也招不到过去如蝗虫般的廉价高效的年轻工人了，这个趋势未来会更加明显。
中国人口出生率的急遽下降也是制造业的噩梦，过去30年，中国的生育率从2.6%下降到显然不能维持人口稳定的1.56%。联合国预测2015年到 2020年，中国的生育率会降到1.51%，而这个数字告诉我们2050年前，中国的人口将从13.4亿人口下降到12亿左右，2060年将低于10 亿;2010年到2050年，中国的劳动力人口比重将从72%下降到61%，到那时，受过良好教育并且具有生产力的年轻人数量仅仅是目前的一半。
高税费和高成本是当今民营企业最头疼的问题。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税收和财政收入保持了近二十年的超高速增长，每年增长几乎都是GDP 增长的2倍，有些省市甚至更高。2009年税收增加32.2%，2010年宏观税收增加了34.5%。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占GDP的 23%，也就是13亿人每个人要交8000元。一个企业要缴17%的增值税，并且每个季度要缴25%的企业所得税。还有中国的65%的个人所得税来自于工薪阶层，这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高。
低成本的竞争优势一直是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最有力的武器，低成本是指土地成本低、劳工费成本低、环保成本低，而30年之后，这些成本都大幅提高了。无论是土地成本、原料成本、能源成本、劳动力成本，资金周转成本，还有节能减排成本、资源节约成本、环境保护成本、生态建设成本，以及交易成本和物流成本，还有知识产权保护成本和购买成本，所有这一切成本都在这个时候同时出现了。高成本时代对中国企业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大量的中小型企业面临着生存压力，高消耗、高排放企业面临着升级压力，出口行业和产品利润面临着国际竞争压力，现有的发展模式更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压力。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如温总理常常念叨的，面临着“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发展”这样一个死节，继续走下去难以为继，这种高出口、高投资、高消耗、高排放;低进口、低消费、低效率、低附加值的发展模式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来说，都是不可持续的，建立在低成本基础上的竞争优势已经没有了。
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只是促进了国有垄断企业的畸形发展，大量的资本、投资、资源投入到大型垄断国企，而这些国企又都是由太子党组成的官员所垄断。今年上半年2455家上市公司中报净利1.02万亿元，其中16家上市银行净利润5452.29亿，占比高达53.57%。如果再加上石油、电力、煤炭等垄断企业的利润，可以想象绝大多数上市公司及民企的艰难。
科学发展观本届政府喊了好些年，为什么一直阻力重重?其根源在于没有选拔一批愿意走科学发展道路的官员，而垄断企业又控制在一批老臣太子手中，胡温只是徒有虚名搏取了所谓的黄金十年，留下来的烂摊子，新一届政权不得不面对，地方政府仍然热衷于继续卖地并开出了10万亿的空头支票，这样的发展模式，无疑将会导致中国经济出现无预警性崩溃。
| 龙应台： 为什么台湾人不想统一 | 2012-09-04 |  | |
台湾人已经习惯生活在一个民主体制里，而民主体制落实在茶米油盐的生活中，意思就是：他的政府大楼是开放的，门口没有卫兵检查他的证件。他进出政府大楼，犹如进出一个购物商场。他去办一个手续，申请一个文件，盖几个章，一路上通行无阻。拿了号码就等，不会有人插队。轮到他时，公务员不会给他脸色看或刁难他。办好了事情，他还可以在政府大楼里逛一下书店，喝一杯咖啡。咖啡和点心由智障的青年端来，政府规定每一个机关要聘足某一个比例的身心残障者。坐在中庭喝咖啡时，可能刚好看见市长走过，他可以奔过去，当场要一个签名。
如果他在市政府办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务员态度不好，四年后，他可能会把选票投给另一个市长候选人。
他要出国游玩或进修，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不需要经过政府或机关单位的层层批准。他要出版一本书，没有人要做事先的审查，写作完成后直接进印刷厂，一个月就可以上市。他要找某些信息，网络和书店，图书馆和各级档案室，随他去找。图书馆里的书籍和资料，不需要经过任何特殊关系，都可以借用。政府的每一个单位的年度预算，公开在网上，让他查询。预算中，大至百亿元的工程，小至计算机的台数，都一览无余。如果他坚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请民意代表调查某一个机关某一笔钱每一毛钱的流动去向。如果发现钱的使用和预算所列不符合，官员会被处分。
他习惯看到官员在离职后三个月内搬离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秘书和汽车，取消所有的福利和特支。他习惯看到官员为政策错误而被弹劾或鞠躬下台。他习惯读到报纸言论版对政府的抨击、对领导人的诘问，对违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踪。他习惯表达对政治人物的取笑和鄙视。
如果他是个大学教师，他习惯于校长和系主任都是教授们选举产生，而不是和“上级长官”有什么特别关系；有特别关系的反而可能落选。他习惯于开会，所有的决策都透过教授会议讨论和辩论而做出。有时候，他甚至厌烦这民主的实践，因为参与公共事务占据太多的时间。
他不怕警察，因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权利。他敢买房子，因为私有财产受宪法规范。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经过贿赂。他发言批评，可以不担心被报复。他的儿女参加考试，落榜了他不怨天尤人，因为他不必怀疑考试的舞弊或不公。捐血或捐钱，他可以捐或不捐，没有人给他配额规定。
他按时缴税，税金被拿去救济贫童或孤苦老人，他不反对。他习惯生活在一个财富分配相对平均的社会里；走在街上看不见赤贫的乞丐，也很少看见顶级奢华的轿车。他习惯有很多很多的民间慈善组织，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大批义工出动，大批物资聚集，在政府到来之前，已经在苦痛的现场工作。
当然，我绝对可以同时举出一箩筐的例子来证明台湾人“进化”的不完全：他的政客如何操弄民粹，他的政治领袖如何欺骗选民，他的政府官员如何颟顸傲慢，他的民意代表如何粗劣不堪，他的贫富差距如何正在加大中……台湾人本来就还在现代化的半路上，走得跌跌撞撞。
海峡两岸，哪里是统一和独立的对决？哪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冲？哪里是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矛盾？对大部分的台湾人而言，其实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极其具体，实实在在，一点不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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