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较之家中尚待维修的空调，龚师傅却显然对卧室墙上张贴的书画愈感兴趣，他不假思索地道：“你家一定挺有钱，一看就是玩艺术的。”
我只推诿答道：“不，我只是租的房子，画是以前房东的。”
那龚师傅却嗤笑起来，应道：“不要骗我，现在社会哪有天真的房东会把艺术品留在出租屋里？他不顾及自己的财产？”
我开始隐隐担心起龚师傅维修的报价，果然龚师傅正眼都不曾细看故障的空调，便朗声道：“里面的电容坏了，要换一下，再加氟利昂，总共三百元吧。”
我笑道：“你也不曾细看，就知道电容坏了？加个氟利昂一百元的事，三百元太贵了吧。”
那龚师傅竟是一副憋屈怨怼的神色，应道：“你怀疑我的职业态度？我一看就知道，不信你给我一百元，我帮你加氟利昂，不过到时候空调再修不好，你也别怨我。”耳闻龚师傅这席话，我却无可奈何：其一，龚师傅若只拿一百元，他大可仍不将空调修好，让我留个“嫉贤妒能”的丑名；其二，即便我将龚师傅“轰出家门”，那么五十块的上门费用仍要支出，更何况我又如何能够确信下次维修空调的人员不会似龚师傅那般“狮子大开口”？因此我也便惟能悻悻地耸耸肩，道：“那就按你三百元的说法去修吧。”
龚师傅这才勉强挤出一丝微笑，应道：“早该这样，你出钱、我出力，大家省心嘛。”尽管我有些懊恼于自己的松口，却更慨叹于因为“被有钱”而再次“被宰”，许于我的心底，我应该感召自己提高伪装技巧、更逼真地装穷。
仅以上月感冒为例，去四院看病的我在病历上留下了家庭住址，门诊医生在看过我的病历住址后，显然以“住宅区=个人财富”的思路高估了我的出手，虽只是平常至极的感冒，医生却硬是苦口婆心地劝勉我高度重视，各式各样的医药费和检查费竟零零总总地合计八百多元；然而即便有这八百多元治疗的堆积，我的感冒却仍不见好，去三院看病时的我“吃一堑、长一智”地学乖了很多，我声称自己只是农村学子，于是医生只给我开了四十元的药，这感冒的小毛病也才终于治好。由此观之，虽说风光体面的看病可以为自己博点虚荣心理上的快慰，却终究只能自欺欺人地沦为待宰的羔羊。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只能痛定思痛地刻意装穷，对于装穷演技精益求精的背后，恰是我们在伪妄浮夸、虚荣功利的社会生活中斩获蝇利的不二抉择。
将心比心，我足以理解空调修理工人、普通门诊医生生活的艰辛不易。譬如龚师傅半悬在空中、检修线路之际，且撇开潜藏的风险危机不论，他额头的汗水和紧咬的牙齿足以例证他工作任务的艰难苦楚；寻常门诊医生同样比不得那些国家津贴、操刀手术的名医，微薄寒碜的工资收入也是他们希望通过开药谋取一定回扣的主要原因。仅以惟结果论而言，许被宰的人群集中于生活较宽裕者。这般事实的成因一方面佐定于修理工人、门诊医生可能和生活较不济的群众具有一定的阶级同情性，另一方面却在于生活较宽裕者也是较少数能够被压榨出油水的群体。从普通群众相互间的惺惺相惜、同病相怜，到穷人对富人的不多宽容、变相欺诈，我们看见的不只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满目疮痍，更是无能为力、迫于生计的“人吃人”社会恶风的隐性延续，理应受到我们的正视和整治。
若说维修工人肆意开价的现象层出不穷，我认为规范行业标准、统一行业叫价将是治标治本的最佳方案，当下的维修行业相互之间鲜有直观的竞争，更因顾客群体对于电子产品知识和认知的匮乏，而更容易引致维修服务人员欺瞒、抬价的情况，更系统的售后服务、更正规的维修单位应共同为群众维修电器的基本权益保驾护航；反观医生开药谋取回扣的报道早已不乏少数，除却群众向卫生局的投诉举报应该愈加广开言路外，法律层面的严惩将更大程度上扼杀医生“乱开方、乱检查”的意愿，从而切实规避“看病贵、看病难”的烦忧……然而我们尚需明辨，维修工人也好、寻常医生也罢，都只是再寻常不过的平实百姓，《论语》尚有云：“人之初、性本善。”，终究仍是风刀霜剑、世态炎凉的社会不曾带给底层民众以物质的丰盈和精神的支持，维修工人、寻常医生之所以愿宰富人的初衷，许也只是维持生计而已；回眸富人群体中一部分贪官奸商、纨绔子弟频频在社会中作恶，到头来酿造了阶级对立的不幸闹剧，穷人“以毒攻毒”地“宰杀”富人，倒是应验了“多行不义必自毙”的老话。
如今的我，吃过了修空调被宰、接受治疗被坑的苦果，细想想却是“被有钱”引致的损失，除却感伤于始料未及的“被有钱”，我便只能鞭策自己完善伪装、继续装穷。然而终有一日，我诚愿看见富人对穷人多几分剖腹掏心的关切和上善若水的尊重，穷人对富人添几缕宠辱不惊的审视和换位思考的理解，穷人和富人间曾几何时的心灵隔阂也势必将有冰释前嫌的美好前路。毕竟在中国的我们本便不应消极守候“被有钱”的命运，更永不应沦落到自怨自艾、处处装穷的悲哀窘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