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一位德高望重的骨科医师，同时也是我的导师——查理，被发现胃部有个肿块。经手术探查证实是胰腺癌。该手术的主刀医生是国内同行中的佼佼者，并且，他正巧发明了一种针对此类胰腺癌的手术流程，可以将患者生存率提高整整三倍——从5%提高至15%（尽管生活质量依然较低下）。查理却丝毫不为所动。他第二天就出院回家，停了自己的诊所，并自此再也没迈进医院一步。他将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家庭生活上，非常快乐。几个月后，他在家中去世。他没有接受过任何的化疗、放疗或是手术。他的保险商也为此省了一大笔钱。

人们通常很少会想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医生也是人，也会迎来死亡。但医生的“死法”，似乎和普通人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和尽可能接受各种治疗相反，医生们几乎不爱选择被治疗。在整个医务工作生涯中，医生们面对了太多生离死别。他们和死神的殊死搏斗太过频繁，以至于当死亡即将来临时，他们反而出奇地平静和从容。因为他们知道病情将会如何演变、有哪些治疗方案可供选择，以及，他们通常拥有接受任何治疗的机会及能力。但他们选择——不。

“不”的意思，并不是说医生们放弃生命。他们想活。但对现代医学的深刻了解，使得他们很清楚医学的局限性。同样，职业使然，他们也很明白人们最怕的，就是在痛苦和孤独中死去。他们会和家人探讨这个问题，以确定当那一天真正来到时，他们不会被施予抢救措施——也就是说，他们希望人生在终结时，不要伴随着心肺复苏术(CPR)和随之而来的肋骨断裂的结果（注：正确的心肺复苏术可能会致肋骨断裂）。

几乎所有的医务人员在工作中都目睹过“无效治疗”。所谓的无效治疗，指的是在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采用一切最先进的技术，来延续其生命。病人将被切开，插上导管，连接到机器上，并被持续灌药。这些情景每天都在ICU（重症监护病房）上演，治疗费可达到10,000美元/天。这种折磨，是我们连在惩罚恐怖分子时都不会采取的手段。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医生同事跟我说过：“答应我，如果有天我也变成这样，请你杀了我。”

每个人的话都如出一辙，每个人在说的时候都是认真的。甚至有些同道专门在脖子上挂着“不要抢救”的铜牌，来避免这样的结局。我甚至还见过有人把这句话纹在了身上。

将明知会带来痛苦的医疗措施用在病人身上，这本身就是一种折磨。

作为医生，我们被训练得“从不在医疗实践中表露私人情感”，但私下里，医生们会各自交流发泄：“他们怎么能对自己的亲人做出那种事？”我猜，这大概是医生和别的职业相比，有更高的酗酒率及抑郁倾向的原因之一。这个原因使我提前10年结束了自己的医务生涯。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医生们在病人身上倾注了如此多的心血和治疗，却不愿意将其施予自身？答案很复杂，或者也可以说很简单，用三个词足以概括，那就是：病人、医生、体制。

先来看看病人所扮演的角色。假设甲失去意识后被送进了急诊室：通常情况下，在面对这类突发事件时，甲的家属们会面对一大堆突如其来的选择，变得无所适从。当医生询问“是否同意采取一切可行的抢救措施”时，家属们往往会下意识说：“是。”

于是噩梦开始了。有时家属所谓的“一切措施”的意思只是采取“一切合理的措施”，但问题在于，他们有时可能并不了解什么是“合理”；或者当沉浸在巨大的迷茫和悲痛中时，家属们往往想不到去仔细询问，甚至连医生的话也只能心不在焉地听着。在这种时候，医生们会尽力做“所有能做的事”，无论它“合理”与否。

上文提到的场景随处可见。医生们不可能要求每位病人家属都能冷静下来，专心致志配合临床工作。很多人可能会以为CPR是种可靠的生命支持方法，但事实上，它可谓成效甚微。我曾收治过几百名先被施行了CPR术而后送到急诊室来的病人。他们当中只有一位健康的、没有任何心脏疾病的男性是最后走着出院的（他患的是压力性气胸）。如果一位病人曾患有严重的疾病、或是年事已高、或有不治之症的话，那他即使接受CPR以后复原的几率也很小，但所要忍受的痛苦将是巨大的。知识的不足、错误的期待是导致糟糕决定产生的主要原因。

很显然，病人只是原因之一。医生们也是。问题在于，即使医生本人并不想进行“无效治疗”，他也必须得找到一种能无愧于病人和家属的方法。假设一下：急诊室里站满了面露悲痛，甚或歇斯底里的家属们——他们并不懂医学。在这种时候，想要建立相互的信任和信心是非常微妙且难以把握的。如果医生建议不采取积极的治疗，那家属们很有可能会认为他是出于省事、省时间、省钱等原因才提出的这个建议。

有些医生能说会道，有些医生坚定不屈，但无论如何，他们面对的压力都一样大。当需要处理涉及“临终治疗选择”一类的事宜时，我会尽早把自己认为合理的方案一一列出（任何情况下均是如此）。一旦病人或家属提出不合理要求，我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该要求可能会带来的不良后果一一解释清楚。假如听明白以后他们仍坚持这么做，那我会选择将病人转去别的医生或医院继续治疗。

是不是该更强势一些呢？有时候，即使病人已转去别处，我依旧不能停止责备自己。我曾收治过一位律师病人，出生于显赫的政治世家。她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并且循环功能很差，更糟的是，她的脚逐渐变得疼痛难忍。作为业内人士，我权衡了利弊后，尽一切可能阻止她去做手术。但是，她最后还是找了位我不认识的外院专家，后者并不很了解她的全部状况，因此，他们决定在她血块日益积聚的双腿上做支架手术。这次手术没能恢复她的循环功能，同时由于糖尿病，她的创口无法愈合。很快，她的双腿开始坏疽，最终截肢了。两周后，在那个为她进行了手术及之后所有治疗的著名医学中心里，她去世了。

从这类故事里想挑出医生或病患的错并不是件难事。但在很多时候，医患双方都只不过是这个推广“过度医疗”的庞大系统中的受害者而已。在一些不幸的例子中，一些医生用“有治疗，就有进账”的思路去做一切他们能做的事，为了钱而不择手段。而在更多的例子中，医生们只是单纯出于害怕被诉讼，而不得不进行各项治疗，以避免官司缠身的下场。

然而，即使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这个系统仍然能够使人身陷囹圄。

我有个病人名叫杰克，78岁，疾病缠身，曾做过大大小小共15次手术。他曾和我说过，以后无论如何也不会再接受仰赖机器的生命支持治疗。然而，在某个周六，杰克突发严重中风并很快失去了意识。他被火速送往急诊室，妻子当时不在身边。那里的医生用尽全力将他抢救过来，并将他插了管，转入ICU监护室。这简直是杰克的噩梦。当我匆匆赶到医院并接手了杰克的治疗后，我拿出杰克的病历本和他的私人意愿，经过和他的妻子以及医院相关部门的谈话后，拔掉了他的生命支持，随即坐在他的身边。两小时后，他安然地走了。

尽管杰克的意愿有正式文件为据，他也没能完全按自己的愿望死去。这个系统还是进行了干预。事后我发现，当时的一名在场护士曾将我拔管的行为以“涉嫌谋杀”上报给监管机构。当然，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因为过程的每一步都有理可循。杰克生前留下的大量文件清晰地证实了这一点。然而，面对法律机构的质疑是每一位医生都不想面对的事。我本完全可以忽视杰克的私人意愿，将他留在ICU里苟延残喘，以挺过那最后的几周时间。我甚至可以通过这么做来多赚点诊疗费，让保险公司多付近50万美元的账单。难怪那么多的医生都在进行过度治疗。

不过，医生们仍旧不对自己过度治疗。因为这种治疗的结局他们见得太多。几乎所有人都能呆在家里宁静地离去，伴随的疼痛也可以被更好地缓解。临终关怀和过度医疗相比，更注重为病人提供舒适和尊严感，让他们能安然度过最后的日子。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发现，生活在临终护理所的终末期病人比患有同样疾病但积极寻求治疗的病人活得更久。当我前阵子在广播里听到著名记者Tom·Wicker“在亲人的陪伴中，安详地去世了”的消息时，不禁愣了一下。

——值得庆幸的是，现在这样的消息已经越来越多了。

很多年前，我的表哥大炬（因出生在家里，由火炬照明而得名）发了一场病，事后查出是肺癌，并已扩散至脑。我带着他去见了各种专家门诊，最后明白了：像他这种情况，如果采用积极治疗的话，需要每周3-5次去医院化疗，而即使这样他也最多只能活4个月。最终，大炬决定拒绝任何治疗，仅仅服用防止脑水肿的药物，回家休养。他搬进了我家。我们在之后的8个月里共度了一段快乐时光，做了许多小时候爱做的事。我们去了迪士尼公园，这是他的第一次。我们有时也宅在家。大炬热爱体育，他最中意的事就是边看体育赛事，边吃我做的饭。在那段时光里，他甚至长胖了几斤，每天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完全不用忍受医院那糟糕的饮食。他没有经受剧烈的疼痛，情绪一直很饱满快活。直到有天没再醒来。他昏睡了三天，最后安静地走了。这八个月来他在医疗上所有的花销，仅仅为20元的药费。

大炬不是医生，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生活的质量，而非生命的长度。

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不也正是这样想的吗？假如死亡也有一种艺术形式，那它应该是：有尊严地死去。至于我，已经清楚地向我的医生说明了我的意愿。放弃抢救，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对于绝大多数医生来说都不。当死亡最终来临的时候，我可以不被奋力抢救，而将安详地睡去，就像我的导师查理，我的哥哥大炬一样；就像我的那些做了同样选择的同事们一样。

經濟與人權--漢學家史谛曼談默克爾訪華

德國總理默克爾訪華之際，作家、漢學家史谛曼接受德意志電台采訪，談論經濟與人權政策的輕重。史谛曼對人權政策的削弱表示批評，但認爲，默克爾在中國談人權"或多或少是例行公事"。

（德國之聲中文網）

問：總理的此次訪問明顯以經濟爲重。除了半數內閣部長以外，還有多名達克斯企業總裁隨同訪問。這一訪問重點引起一些人的憤怒。比如，德國聯邦議會人權委員會主席柯尼希思（Tom Koenigs）要求默克爾也在中國人權問題上明確表態，而不是遵循"金錢代替人權"的政策。您也感到憤怒嗎？

史谛曼（Tilman Spengler）：我也憤怒，但沒有那麽強烈。因爲即便我出離憤怒，也不會有什麽效果。但柯尼希思先生當然有他憤怒的理由。

問：如果您是默克爾女士，您會怎樣做？

史谛曼：我想，聯邦政府有自己的任務。我沒有看出政府或者議會或者任何一個議會黨派面臨巨大的壓力，爲了堅持人權而放棄經濟關系、與中國翻臉。從這一意義上，默克爾當然也只是完成政府的任務。也就是說，不能專門對她進行批評。但您說得對，今天人們稱之爲務實的處理方式，的確把許多要求擠到一邊，而以前，人們曾經對這些要求顯著地更爲強調。

默克爾在雙邊對話上

問：這場討論不是新的，總是同樣的問題：人權與現實政治，我們該怎麽做？問題可能牽涉到自身的可信性：我們不能去了只談經濟，默克爾也沒有這樣的打算。她將與公民社會代表會晤，比如環保人士。我們必須說明這一點。但另一個問題是：如果公開地作出這樣的表示，會有怎樣的效果？比如2007年，默克爾曾在柏林會晤達賴喇嘛，結果中方中斷了往來。

史谛曼：沒錯。特別是她的朋友溫家寶不得不面臨這一局面。溫家寶得知這一消息後，幾乎要哭了。但您也談到了另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兩三年、或者四年之前，德國媒體對中國侵犯人權的報道出乎想象的多。而除了那裏持續最嚴重地侵犯人權之外，人們還希望了解其它有關中國的信息。如今這樣的報道強度和對人權的呼籲減弱了不少，除了某些個別的事件，比如德國書業和平獎頒發給中國藝術家。

問：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仍在獄中。談人權，會發出一個信號，即我們沒有忘記你們。這一次，藝術家艾未未也希望默克爾談及他的事件。艾未未盡管不再被關押，但他不被允許離開中國，因此也無法前往柏林擔任客座教授。

史谛曼：是的，我們大家都希望她會這麽做。只不過，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好的，但默克爾女士將會得到的答複，我們已經知道了。所以，這或多或少有些例行公事。唯一留下的積極效果是，雙方就這一議題交換意見的消息，或早或晚傳到公衆輿論那裏，傳到還要在獄中度過9年的劉曉波那裏，或者其他無名的人權人士那裏，西方輿論並不了解他們，但他們也面臨同樣大的困難。比如許多維權律師等很多人的處境。

問：德國駐華記者也向總理發表公開信，表達對工作條件的不滿。信中說，恐嚇和限制已達到新的高潮。德國記者和他們的中國助理受到竊聽、威脅、施壓，遭毆打的事件也越來越多。總理的發言人說，她將在中國談及這個話題。這會有結果嗎？

史谛曼：中國外交部已經回答說，--這也是對默克爾女士尚未提出的問題的回答：只要德國或國際記者遵守中國的法律法規，他們就無須懼怕。在中國政府的外交和宣傳部看來，記者相當于公司的發言人。中國的國家電視台台長數天前明確表示，記者的首要任務是發揮好的喉舌作用。在德國的一些編輯部當然有不同的看法。

問：那麽，明確的姿態，比如接見達賴喇嘛沒有效果；幕後的交談，看來也沒有效果。既然如此，是否意味著中國領導層壓根兒不受任何影響呢？

史谛曼：不是的。當然要不斷地鑽，鑽，鑽，小步前進，無論在公開場合，還是秘密會談中。我之前的意思是，一些頭條新聞，比如艾未未的事件，當然是出于好的意圖，而其他的事情則忽略不顧；其次，站在道德的高點抨擊中國的人權或監獄狀況，意味著，我們也應當與總統奧巴馬會晤時談關塔那摩的問題，這才使我們對中國的批評有合法性。否則就是雙重道德。

默克爾在歡迎儀式上

問：這難道意味著，如果我幫助一個人，別人說，你爲什麽不幫另一個人，那麽，我就誰也不幫了？

史谛曼：不。不是的，這是一個合法性的問題。如果一個人說，我在各種情況下都這麽做，那會更有可信性。

問：近期以來，西方世界至少在文學藝術領域發出明確的信號，許多國際藝術家對艾未未表示支持，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德國書業和平獎授予廖亦武。廖亦武將于10月在法蘭克福領取這一獎項。人們不是至少可以做這些嗎？

史谛曼：這是一個信號，傳達的信息是：這與世界上每個人相關。這十分重要。但是也有一些值得反思的地方。這一獎項有一定的傳統，一定的用意。我知道，廖亦武曾忍受極大的痛苦，這一點毫無疑問。但是，德國書業和平獎的意圖，是表彰那些致力于促進他人之間相互理解的人。我祝賀廖亦武贏得此獎。我只是問，在評獎時是否更加忠于原本的意圖，更爲嚴格一點。不過，您此前也說過，我們是想推舉一些案例，來表明某些基本的狀況，這裏選擇什麽方式就不要過分追究了。在這一點上，與政界相比，文化界的確在道德和坦誠上遠遠走在前面。

問：如果我理解的正確，您是在呼籲批評中國的人也進行一些自我批評？

史谛曼：如果這樣會挺好。

（采訪整理有刪節）

采訪記者：Susanne Führer （德意志電台） 編譯：苗子

 

 

25岁金山员工猝死 看IT公司职员生活有多悲苦(组图)

 

文章来源: 网易女人 于 2012-09-06

 

 

每晚灯火阑珊处，程序员，又加班，工作狂。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刘漪曾对92个过劳死案例进行分析，发现近年来“过劳死”发病率直线上升、男性人群居多。

　　9月5日上午，金山公司旗下西山居游戏北京运营中心的一名男员工，在公司过夜后再未醒来。目前，该员工死因是否系猝死，尚在调查。事发后，有网友贴出8月末，金山毒霸官方微博的一则配图微博，质疑该公司鼓励员工加班。对此，金山软件回应称，配图系摆拍，公司一直高度重视员工健康，从未鼓励加班。

　　网曝金山员工猝死

　　9 月4日早晨，金山游戏团队有一名程序员猝死，但金山方面封锁了消息，未向外界公布此事。当晚6点43分，IT门户donews发布新闻介绍，猝死员工年仅 25岁，系金山游戏工作室《西山居》运营部的员工，死亡时正是工作时间，具体死因正在调查中。此两则消息迅速被网友转发。

　　一小时后，金山软件发布官方微博证实此消息，表示哀痛，“愿逝者安息，生者早日走出阴影”。微博称，公司已第一时间向其家人通报了情况、表达了慰问，并积极配合警方调查事件原因。目前警方调查仍未结束，“我们将本着负责、坦诚和人道主义的原则对其家属进行抚恤及安排后续工作”。

　　逝者刚入职5个月

　　昨天上午，金山软件公司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员工介绍，约5个月前，逝者毕业入职金山，成为游戏“西山居”北京运营中心的一名工程师，“事发前是否曾经连日加班，并不确定”。

　　“一晚上过去，别人醒了，他却再没睁眼。”该员工说，公司正常的工作时间为早9点至晚6点，但负责运营的部门需要有人值夜班，所以其办公区内都会配备床位，供员工过夜，“9月3日晚上，逝者正是与另几位同事共同在公司睡觉”。

　由中国医师协会等联合发布的2010年《中国城市白领健康白皮书》显示，有76%的白领处于亚健康状态，京沪等一线城市六成白领过劳。

　　参与调查的30多个行业中，制造、金融、教育、媒体、法律业人群健康透支位居前五位。IT行业“过劳死”年龄最低，平均只有37.9岁。2012年9月4日晚，金山软件通报，西山居北京运营中心一名员工不幸离世。目前警方正在调查原因。

【22岁女模特艾薇微过劳死　长期通宵生前称“累”】　2011年5月16日，新浪微博@艾薇微发布消息称：聚龙影视传媒副总经理、美女模特艾薇微，因长期工作劳累，积劳成疾，突发急性混合细胞白血病，于2011年5月14日凌晨在福建一家医院与世长辞，时年22岁。

　　薇微生前微博多次称“累”、“不舒服”。医生称，白血病可能跟辐射、过度疲劳有关。　

　　

　　2月24日，艾薇微在微博上发了最后一条微博：“招个人把我累死了”。1月至2月期间，她的微博也数次提到“累”、“感冒”、“呕吐”、“胃不舒服”等。　

　　

　　【电台女主持过劳猝死】　　2012年7月31日，浙江电台音乐调频动听968主持人郭梦秋于家中突发心肌梗塞，经急送新华医院抢救无效辞世，年仅25岁。

　　

　　一时间，网友震动，是什么原因让一个花季少女猝死？一场关于“生命、压力、猝死”的讨论在网络上展开。　

　　

　　微博中常抱怨高压——　　由于郭梦秋生前十分喜欢音乐，浙江电台在讣告中也表示：“音乐是她的梦想，愿梦秋在天堂听见歌声。”据悉，郭梦秋参加过2009年的“快乐女声”，2011年又征战青海卫视的“花儿朵朵”，并晋级全国20强。　

　　

　　【24岁美女店主连续通宵熬夜　在梦中猝死】2012年7月18日一则“女店主睡梦中猝死”的消息在微博上引发关注。逝者是一名年仅24岁的杭州美女店主，今年10月她即将举行婚礼。　

　　

　　女孩具体死因尚未知晓，但记者从其朋友处得知，她最近一边忙着经营网店，一边忙着结婚装修房子，同时又在减肥。　

　　

　　据了解，美女店主“@艾珺Aj”是浙江省杭州市人，现居韩国，经营网上店家。最近因忙于进货上架，连续通宵熬夜，在睡梦中去世，年仅24岁。原本计划今年10月与“@俊哥有啤酒肚”举行婚礼，如今却阴阳两隔。　

　　

　　【央视解说陶伟过劳死，疑熬夜解说致心脏压力太大】　2012年8月27日，央视著名足球评论员陶伟被发现死于济南一家酒店内。　

　　

　　警方称陶伟是猝死，陈晓虎推断陶伟可能是过劳死，因为陶伟的解说工作需要经常熬夜，造成心脏压力较大，加之饮酒后很容易造成冠脉破裂或闭塞，从而造成心脏停搏，一般1小时内，就可能导致死亡。　

　　

　　【百度年轻员工猝死，上岗仅4个月】　林海韬今年6月从中山大学毕业，后成为“百度地图”技术研发人员，上岗四个月后，林在上海休假时因心脏衰竭而亡。其曾在生前发微博称48小时不休不眠，网友指其为“过劳死”。　

　　

　　【华为员工病毒性脑炎病逝　病发前连续加班两周】06年5月，深圳华为公司研发人员胡新宇因病毒性脑炎被诊断死亡，年仅25岁。据媒体报道，病发前胡新宇已经连续加班两周。“30多天里，他只回家了4次。”

　　

　　【年轻女白领过劳死】网上一条微博引发网友关注，北京一位女孩方言12月16日因急性胃溃疡导致失血性休克而去世，年仅23岁。

　　

　　【普华永道25岁女员工因过劳突然病亡】微博上一则“普华永道美女硕士过劳死”的帖子引起网友关注，仅一晚上就有近万人转发。帖子中说：“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部门一名入职仅半年的员工由于过度劳累引发急性脑膜炎，不治身亡。”　

　十年生死两茫茫，写程序，到天亮。 千行代码，Bug何处藏。

　　纵使上线又怎样，朝令改，夕断肠。

　　领导每天新想法，天天改，日日忙。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每晚灯火阑珊处，程序员，又加班，工作狂。

　　这首悲凉的《江城子》，苏轼曾用它悼念亡妻，IT从业者则用它描述自己的艰辛、凄凉。不断的加班，持续的辛劳，导致很多IT从业者年纪轻轻就百病缠身，更有甚者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传媒圈那些英年早逝的精英们

　　黄蕾

　　

　　马云涛

　　

　　刘建

　　

　　宋若虹

　　

　　杨光

　　

　　郭梦秋

　　

　　郭梦秋

　“我恨死他的工作了，真希望换个工作！ ”家住浦东金桥某小区的于小姐如是说。于小姐的先生Kevin在八佰伴附近某公司IT部门工作，正常工作时间每周60多小时，忙的时候要超过70小时。

　　“别人是朝九晚五，我们是朝九晚十。一整天，除了吃饭、喝水、上厕所，其他时间都坐着。遇上赶项目的时候，常常要干到凌晨一两点。”Kevin说。但这已经比之前他呆过的一个公司轻松多了，现在至少还有周日，做完一个项目后，还有一两周不那么“超忙”的时候。即使如此，Kevin还是常常感到体力透支。每个周日，如果没人拖他起床，他可以睡一整天，他形容那种感觉是“全身沉沉地，一动也不想动”。

　　Kevin还曾因为连续加班、饮食不规律而导致急性肠胃炎，这种情况在他的同事中也时有发生。“长期疲劳导致抵抗力下降，不是很容易感冒，就是感冒老不好，还有视力也下降了。 ”Kevin说。

　　某网络公司微博业务正处于上升势头，由于业内竞争处于白热化，为了做业绩，公司老总带头加班，员工也充满干劲，常常深夜2点多还在网上，第二天清晨6点不到又挂在网上发评论。该公司女员工让人猜不透年龄，看身形脸盘像20多岁，表情仿佛30多岁，皮肤接近40岁。

　　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刘漪曾对92个过劳死案例进行分析，发现近年来“过劳死”发病率直线上升、男性人群居多。 IT行业“过劳死”年龄最低，平均只有37.9岁。 IT行业人士分析，频繁更新是整个IT业的主旋律，这就造成节奏快、压力大的行业环境。

　　或许我们可以劝诫那些IT从业者：“钱是挣不完的，注意身体吧１但那些被称作“IT民工”的家伙，他们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是一个残酷的世界，不进则退，失去了竞争力的人连生存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关怀IT从业者，还是从给他们创造一个良好、宽松的工作氛围开始吧。

　　程序员压力确实较大

　　针对此事，记者采访了从业十余年的资深程序员，前金山软件员工，现下厨房网站iOS系统架构师刘鑫。

　　他介绍，软件开发行业中，从业人员以年轻人居多，有时存在工作质量不高，有效工作时间较短，因而只能靠超时加班来完成任务的问题。长此以往形成恶性循环后，加班就成为IT从业人员的常态，而这一过程中，个体差异又造成效率和工作量的不同，“就算密度不大的人也因为总工作时间过长造成休息不足，而真正工作密度比较大的人就造成过劳了。”

　　刘鑫说，程序员压力的确较大，公司一般都会不定期组织活动让员工们减压，但他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控制每日工作时间。“一种很不好的情况就是一些企业一方面宣传不主张加班，一方面又把例会放在下班后，实际上形成制度性加班。”他说，这其中不乏业内较知名、具有影响力的企业，这在小企业中造成跟风，令整个业内工作环境更为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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