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收件箱 : bangtai.us@gmail.com 顶级厨师完整版第七期20120909 来源: 睡到自然醒醒了再睡 于 2012-09-09 劳教与专制制度同体 刘水 劳教制度已从最初的“肃反”工具，转变为维稳手段。劳教违宪违法，劳教所成为中国最大的黑监狱。伴随劳教对象扩大化，公安机构权限扩大，公民权利受到严厉侵犯“警察国家”愈加清晰。劳教制度必须废止。 (博讯 boxun.com) 笔者有两次政治犯劳教经历，合计期限四年三个月。第一次是因参与1989年学潮，在甘肃省劳教所三大队九中队服刑一年三个月；第二次是1994年“六四”五周年，因撰写、出版《六四大纪实》，在海南省劳教所二中队服刑三年。 劳教与“肃反” 195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首次明确提出对“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实行劳动教养的构想。对不能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会增加失业的，进行劳动教养。1956年1月10日发布《关于各省市应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再次强调建立劳动教养制度的指导思想。 1957年8月3日，全国人大批准国务院正式《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劳教人员主要是不够刑事处罚的反党、反革命分子，配合当时的“三反”“五反”“反右”等政治运动。“反党、反革命分子”恰能反证政权专制的属性，同时也证明劳教制度是为统治权力服务，而非惩治罪犯、保障公民权利。 因为没有规定劳教期限，出现“劳改有期，劳教无期”的现象；在劳动教养的性质上，劳改和劳教不分；在审批权限上，劳动教养举办权下放到县、市甚至更低，劳动教养随意审批等现象大量存在。 1979年11月，全国人大批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这是关于劳动教养制度的第二个法律文件。劳教再次被强化。首次确立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成立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此外，还确定了劳动教养的期限：一般为1年至3年，必要时延长1年。 《中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检讨与改革》（赵秉志、杨诚主编，2008年7月出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指出，所谓“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从一开始就属于虚设的机构，因为具体决定劳动教养的部门设置在公安局的法制处内，这导致了后来劳动教养的审批权完全由公安机关所控制。 劳教扩大化 1982年1月，国务院转发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将劳教人员范围从城市扩大到农村，并规定“罪行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流氓、卖淫、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屡教不改，不够刑事处分的”等六种劳教人员。 《试行办法》删除了1957年《决定》中“安置就业”的提法，首次明确将劳动教养场所视为“改造人，造就人的特殊学校”，并要求将“办得好的劳动教养场所”直接命名为“劳动教养学校”。 2002年4月，公安部颁布《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正式确立劳教委的日常工作由公安机关承担。这就意味着公安机关权力扩大化。 2005年9月13日，公安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劳动教养审批工作的实施意见》，将赌博、淫秽物品相关行为纳入劳教调整范围。并将最高刑期从四年缩短为两年。 2009年，中央政法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的意见》，正式将上访者纳入劳教对象。从未见诸劳教规定的法轮功群体，是劳教制度最为隐秘劳教对象。 1957年和1979年颁布的公安部门文件，虽然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但从立法程序和内容来看，并不符合法律的实质和形式要件。而目前作为劳教主要依据的《试行办法》，是国务院转发的公安部文件，只能视为部门规章。 劳教所简介 甘肃省劳教所位处兰州偏僻的红古区平安台，距离市区70公里，海拔近2000米。劳教农场方圆近10平方公里，铺成在干旱的北山大缓坡上。山顶常年驻扎护卫西北地区的导弹部队，我们叫导弹营。三个大队监区完全独立，从南往北依次分布1、2、3三个大队，每队之间相隔4、500米。一条南北向黄土路穿越望不见头的梯田，将三个大队与所部连接在一起，路旁白杨树挺拔寂然。所部与二大队在一个区域，严管队设在二大队。 大队红砖外墙高3.5米，密布电网、探照灯。三大队院内东西分割为九、十两个中队，中队围墙稍矮，与外墙相隔两米。中队围墙内又分割为独立的分队。高墙套高墙。分队院内才是一排平顶水泥红砖囚室，依次为一组、二组……五组。囚室面积大约25平方米，每囚室10架双层铁床。组长单独一床，床前摆放一张木桌。高墙电网、铁门铁窗，大队和中队铁门绝不能随意进出。 1990年代中期在海南劳教所，利用囚犯充当免费奴工创造经济收入，已是监管场合的创新和常态。修筑海口工业大道，气温高达30多度，一队囚犯光脚扛着大石头，穿过湿滑的水稻田埂，在手工清淤后的稀泥稻田填埋地基。有人饥饿难耐，抓住田鼠，撕皮掏脏，投进口中。半夜在秀英码头，从来自俄罗斯的大轮船上卸载化肥，运进庞大空荡的巨型仓库，有人不忍苦役越窗而逃，后在异地抓获，被枪击击碎膝盖，加期一年。 劳教所监狱化 强制肉体改造和思想改造，是中国大陆监管场所区别于西方监狱的最大特点。中国囚犯人性化待遇和人权保障一片空白，时闻囚犯被打死就是最好的证明。高强度酷役，微薄报酬，免费劳工，狱警黑恶，这几乎是监狱和劳教所的共性。肉体改造，是通过高强度劳动让囚犯身体长期处于疲劳、疼痛甚至伤残，当然还有饥饿摧残；思想改造，即通过每天的书面思想汇报，交代违法犯罪根源和当天所思所想。当然还有准军事化的内务管制。劳动改造、思想改造和内务卫生，构成减期的标准，但在金钱贿赂面前，这些表面规定形同虚设。 在政治运动和重大群体事件中，当局往往将“两劳人员”（特指劳改和劳教释放人员）视为预定的罪魁祸首。身心改造、心理负罪和人格侮辱，是监管的最大目的，而“违法犯罪终生负罪”，变成中共永远的敌人，暗合中共暴力夺权的执政逻辑。 劳改农场逐渐转型为工厂化监狱；劳教农场也工厂化。劳改产品输出西方国家，近年已是常态。如同政府公务支出不明不白，监狱、劳教所等羁押场所囚犯创造的庞大经济收入，也是一个巨大的黑洞，不知所踪。 劳教与刑罪简单比较：1，期限不同：劳教1——3年，加期后最多四年；刑罪最轻是管制、拘役，最重可到死刑，立即执行。2，期（刑）满待遇不同：劳教的公职人员保留公职、现役军人保留军籍，也即这两类人劳教期满后，可回原单位和部队继续工作或服役，但不会受到重用；刑罪开除公职和军籍。笔者1989——1990年一年三个月劳教期间，被学校勒令退学（开除），获释后申请补发肄业证。3，追诉期不同：劳教一旦脱逃是终身追诉，哪怕过50年，一旦抓获，服满余期还加期；如果脱逃期间重新犯罪，触犯刑法就逮捕判刑；刑事犯脱逃，只要脱逃年限超过罪名最高期限并不再犯罪，可免除刑期。 劳教人数 2000年《立法法》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但可限制人身自由达4年的劳教制度，主要依据是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从剥夺人身自由的程度来看，劳教人员受到的处罚，甚至比刑罚中的管制、拘役及短期有期徒刑还要严厉，以至于出现有人宁愿被判刑也不愿被劳教的现象。 《中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检讨与改革》提供的数据显示：1957年年末，全国共收容劳动教养人员36983人，但从1958年起数量急剧增长，至1960年达到劳教历史上的最高峰，共499523人。劳教所实为劳教农场，农活酷役，部分劳教农场延续至今；“反右”时期劳教犯，关押均没有期限。 “文革” 十年，法制陷入中断境地，劳动教养也处于基本停滞状态。在“文革”开始的1966年年末，全国劳教场所在所人数仍有近4万人，到1970年总数仅有4798人，降到劳动教养历史上的最低点。 从1983年持续到1987年的“严打”，劳教人员数量大大上升，达到30多万人。 2000年杨显惠先生所著《夹边沟记事》在上海文艺连载，揭秘最为臭名昭著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教营。“反右”时期关押的3000名教师、教授、医生和工程师等知识分子，幸存者仅余数百名，其余皆被饿死，不乏吃人惨剧。 据2010年政府数据，全国设立劳教所310所，关押劳教犯31万。哪种制度下都不会关闭监狱，只会趋近公正审判和人性化管理，但劳教制度却是中国独有，可见中国人权受侵犯的严重程度。 2012年8月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87期 2012年9月7日—9月20日 农村人口的城市化陷阱 来源：五岳散人搜狐博客 作者：五岳散人 根据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的一份《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蓝皮书显示，在2011年的时候，中国的城镇人口就已经6.91亿，城镇化率为51.27%，而这个速度目前按照0.8~1.0个百分点在推进，到2020年前后，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要超过60%，也就是说，未来将要有两亿多农民转化成为城镇居民，再加上近年来已经进入城镇但还没有完全市民化的农民，未来全国将有4亿~5亿农民需要城市化。而仅仅解决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每个人的成本就要10万元，在未来20年当中，至少要支付40万亿元至50万亿元的成本。 很多人看到这个数字可能没啥感觉，数字这东西如果太大的话，基本上就超出了我们的感受，没有比较就完全不明白这其中的含义。这么说吧，去年全国的财政收入是10万亿元左右，也就是说仅仅安排这些农民兄弟们进城之后的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未来20年间就要拿出四五年的全部财政收入去填补，占未来20年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左右。 这个钱能拿出来吗？任何对公共财政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绝对拿不出。不但我们拿不出，放在任何国家都拿不出。而城市化据说也是未来的趋势之一，是躲不开的事实，钱拿不出、事要办，怎么办？ 实际上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基本是没法办。 中国的城镇化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属性，就是伴随着户口制度而来的农村土地所有权问题。城市户口的人从理论上说不能拥有农村的土地，一旦农民的户口性质发生了变化，则原本拥有的土地就失去了，不论这个土地是集体的还是什么性质的，农民拥有基本的地权是一个事实。一旦失去了这份土地，他们也就真的是一文不名了。从这个角度看，农民城市化的结果并非是像原来那样在身份上上升一个层级，而是被完全剥夺了财产。 原本农村土地并非只是起到保障粮食供应的作用，而是城乡差异化当中，给予农民的一种基本保障机制。城镇化之后，这种保障机制就等于失效，而他们所要进入的城镇保障体系又承担不了这个压力实话说，现在城市自己的社保体系都已经有了巨大的黑洞，将来能不能填补上已然是未定之天，再往上加码的结果，估计就是90岁退休都很难找补回来。 而这种土地所有制产生的弊端还不止如此。一旦农村人口大量城市化，他们原本拥有的土地自然收归集体所有，如果是集体整体城市化，这部分土地将要如何？中国有大量耕地目前还处于小规模农耕的生产模式当中，大量从产权上空闲出来的土地只能被兼并为大规模的农场。这虽然符合现代化农业的要求，但这部分受益的享受者与原本的农民无关了。更为恐怖的是，早就有学者担心，城镇化等于是赶农民上楼，他们的宅基地将被收做地产开发之用，并且用近郊的耕地开发地产，把远郊的宅基地算作复耕的农亩面积，以躲避中央规定的18亿亩耕地红线。这部分利益也是没有城镇化农民份儿的。 如果这种城镇化在未来成为普遍的场景，想必还是相当可怕。城市与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否能够吸纳这些农民？这个问题很难说。如果按照阴谋论的说法，这可能是再一次榨取的人口红利，利用这种把农民赶出自己土地的方式，使得制造业、服务业的劳动成本保持在一个低工资水平上，以增加经济生产的能力。 当然，阴谋论总是不好的，我们就当这种推测是一种胡说八道吧。如果要提什么建设性意见的话，我个人建议如不能更动目前土地所有制的状态下，农村户籍的转换应该不牵涉农村土地、宅基地的使用与拥有权利，并且能够进行使用权的转让，享受其收益。这样一来，可以用这部分钱让农转非的人加入到社保体系当中，形成基本的社会保障，并且为服务业与制造业提供大量劳动力。这事儿成都在前两年已经做过，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最为重要的是，政府在这种土地、宅基地的收益上不要插手，让农转非的人自己决定如何支配。政府所要保障的，是他们拥有这样的权利。 本文来源：五岳散人搜狐博客 国家转型系列之——蒙古 作者：信力建 蒙古的政治转型在前苏东阵营中被视为典范。转型至今的20多年，蒙古经历了四次总统大选、五次国会大选，有过政党轮替，但原执政党人民革命党却能在大多数选举中稳胜，保持执政地位，算的上是前共产主义国家中的一株奇葩。加之蒙古每次政权更迭都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以至于被许多专家奉为“民主发展中一个堪称光辉胜利的典范”。 究竟什么原因让蒙古的转型以和平与稳定的面貌出现？当我们回顾历史之时，发现执政党响应人民的要求，主动放权，实现和解，最大程度上避免了国家发生流血和动荡。 执政党响应人民的要求主动放权 1988年，戈尔巴乔夫正式宣布，放弃对各“卫星国”的内政干涉，要求各执政党拿出决心改革，获取本国人民真正的支持，而不是依靠苏联的武力庇护。第二年，苏联启动从蒙古撤军。苏联的变化让一个在经济上完全依赖苏联，意识形态上完全效忠苏联，政治上完全仿效苏联”的国家，第一次有了自主变革的机会。笼罩在蒙古人头顶上那片北方的阴云开始解除，改革进程突飞猛进。 苏东变革的气息很快吹进了蒙古大草原。柏林墙倒塌一个月后，时为蒙古国立大学科学共产主义课程的青年讲师卓力格领导成立蒙古建国后的第一个反对派组织——蒙古民主联盟（今蒙古第二大党民主党的前身）。 1989年12月10日，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出现了非官方组织的群众游行，这是半个多世纪里的第一次。青年人喊着口号、散发传单要求民主改革。受此影响，全国各地陆续爆发规模不等的游行。 尽管总书记巴特蒙赫等人显示出与前代领导人明显不同的宽容与开明，但这样的局面，所有人都只在电视上目睹，并没有亲身经历过。 在12月17日的集会上，卓力格明确提出联盟章程和纲领，要求“全面改革现行的政治体制，允许各组织存在”，要求“同苏联、中国和一切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同时要求推行自由市场经济。 1990年1月12日，反对派无视游行集会的禁令，在苏赫巴托广场发起抗争活动，要求实行多党制，建立独立的经济和“向人民讲出蒙古人民革命党沾染着鲜血的历史”。参与者由数百积极分子迅速发展成7000余众。 2月18日，民主联盟举行首次代表大会，宣布成立蒙古民主党。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巴图蒙赫向大会发去贺信，并为他们提供会场，允许对大会进行实况转播。反对党并未领情，仍然对人民革命党提出激烈批评和指控。 因全国局势持续动荡，人民革命党高层决定派兵清理广场，恢复秩序。战士们在执行任务时，与群众发生拉扯打斗，人群一时剑拔弩张，卓力格当机立断，立即站到几个同志的肩膀上，拿起喇叭声嘶力竭呼吁激动的民众冷静，坚决不可使用暴力。 这一个历史瞬间，自此成为蒙古和平民主革命的象征。时间在这一刻凝固，全场情绪迅速平静，一场大规模流血冲突被阻止，悲剧未在蒙古重演。正是由于理性代替暴力，对话的机会大增。这几分钟影响了蒙古今后的进程。卓力格一跃成为蒙古家喻户晓的政治领袖。 1990年3月，苏和巴托广场上的游行已发展为绝食，抗议者要求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辞职。党被迫紧急召开特别代表大会，经协商，巴图蒙赫因“反应迟钝、拖延改革”，率领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集体辞职，元老奥其尔巴特接替总书记一职。 党的新领导班子宣布，今后的任务是“坚决深化改革”，将蒙古从苏式社会主义制度转入多党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为响应人民清算历史的强烈呼声，下台后一直侨居苏联的泽登巴尔被开除党籍，他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元帅亦被剥夺。 1990年5月，蒙古修订宪法，删除“一党专政”条文，正式开放党禁。6月，人民革命党依法重新登记注册。令人意外的是，人民革命党在应对危机的特别大会结束后，居然吸纳了近7000新党员，此后党员数量不降反增。 1990年7月，蒙古国首次由多党参加的大呼拉尔选举揭晓：执政的人民革命党以85%的席次获得压倒性胜利（422名代表席获357名）。这个结果并不意外，人民革命党的领导层皆为民望极高的学者、作家，对选战极为有利。而各新兴党派候选人大多初生牛犊，组织能力、基层布局、人脉威望皆有待提升，老百姓支持他们争民主，但对他们执政能力则持观望态度。此外，反对党缺乏同质政党的整合，力量分散，选战不利自是必然。 执政党与反对党联手制宪 在苏联庇护下独享了近70年权力的人民革命党在大呼拉尔选举中获胜后，表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为缓和各种政治力量的矛盾冲突，放弃了单独组阁的机会，吸纳了各党派联合力量组成第一届民选政府。 那段时间，任人民革命党中央部书记的巴特尔跟党内外反对派领袖们夜以继日沟通，为实现宪政而努力。“国家走到一个生死关头，一着不慎都可引起分裂动荡。”巴特尔回忆道。 1992年2月12日，蒙古人民共和国改国名为蒙古国，并更改国旗、国徽，实行多党制，实现了从专政制度向宪政民主的历史性转变。在奥其尔巴特领导下，蒙古制订出蒙古第四部宪法。这部宪法明确宣布保障人权和自由，抛弃之前宪法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改为强调“民主主义政治”；此后总统由直选产生，呼拉尔席次缩至76席；同年更改国旗国徽国号，修改国歌歌词，一切皆为体现出“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色彩，正式告别“苏蒙共产主义时代”。 1992年新宪法公布后的国会大选中，人民革命党再度得胜，获76席中的71席。但这次人民革命党席位的优势进一步扩大（占93.4%），并非民意的准确体现，因为26个复数选区全额连记法选制下，不易形成两党制，造成反对党过于分散，故人民革命党以56.9%的选票却赢得了93.4％的席位。 有趣的是，1993年蒙古首次总统直选，人民革命党提名图德夫作为候选人，卸任总统奥其尔巴特与需要一个有名望的候选人的社会民主党一拍即合：奥其尔巴特退出人民革命党，投奔社民党。结果，奥其尔巴特战胜图德夫，高票当选总统。蒙古人似乎一开始便掌握了权力制衡的道理。正如奥其尔巴特所说：“巩固民主的一个主要条件是多元化，要在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社会生活和人权关系的各个领域推行多元化。”“多元化是我们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特征。” 为使蒙古尽快形成稳定的政党生态，在时任总统奥其尔巴特和反对党的催生下，1996年，蒙古通过选举法修正案，将26个复数选区改为72个单一选区，大幅压缩了小党的生存空间，迫使反对党整合。结果在当年的选举中，由蒙古民族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绿党等结盟组成的民主联盟战胜了人民革命党，实现了蒙古的第一次政党轮替。 整个国家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历史的危机时刻。 蒙古人并不以理性宽容任而著称，然而在重大历史关头，无论是反对派还是人民党都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和理性，实在是难能可贵。事实上，人民党权力传承到1980年代时，中高领导层几乎全为高知阶层，同时这些人又是蒙古知名的学者，与党内外年轻政治领袖之间有着师生之谊，彼此戒备心低，信任感强，加上双方对改革都采取积极的态度，因而交流沟通十分顺利。另外，人民党在大转折面前并非无所作为。1986年5月的第19次代表大会后，改革早已是全党共识。即使在全国持续的抗议之时，公安部长吉姆萨森吉夫、国防部长莫罗扎姆茨纷纷表态，反对武力弹压，要警察和军队中立。改革双方从一开始便没有走向极端化，大家的想法是一致的，都是如何让一个国家尽快走向现代民主宪政之路，这一点跟俄罗斯、台湾的情况极为相似。因此，我们相信任何还有良知的人都会反省，都会看到历史的道路：还政于民实现和解是人间正道。只有像卡扎菲、巴沙尔这样的疯子才会为了一己一家一党之私利而拒绝对话屠杀人民，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间魔鬼，当变革转型的历史关头一旦到来，墙内的人无需为一己之权力恋战，从而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只有宽容的政治转型，才能造就了某种宽容的政治和解氛围。 其次，从蒙古的转型中间，我们也能看到：所有改革都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自中间向两端三条线同时启动同时推进的结果，绝不可能是某个阶层以自上或自下的单向度改革。要知道改革成功是全民共识全民参与的结果，因此大家纠结于到底是自上还是自下基本上是一个伪问题，不过是坐而论道的胡诌罢了。 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