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22日凌晨,恩施女子李某试图自杀,幸被消防官兵救下。10天内,她三次试图自杀,均被救下(资料图)。
昨天是第十个“世界预防自杀日”,今年的主题为:加强保护因素,唤醒生命希望。
记者从武汉市公安消防局获悉,今年以来,武汉消防部门已接警处置443起跳楼或跳塔、跳江警情。精神卫生专家提醒,抑郁障碍已成为导致自杀的首位原因,可使自杀的危险性增加20倍。
跳楼跳塔跳江警情不断
消防官兵疲于应付
昨天中午12点13分,青年路消防中队接到报警称,在发展大道新华下路附近的人行天桥上,一名50岁左右的男子提着个酒瓶喝酒准备跳桥自杀。消防官兵在桥下铺设救生气垫以防意外,经过一番苦劝,该男子被劝下。此前的9月8日,该男子在同样的地点试图跳桥被劝下,今天再次被劝下。
消防官兵还处理过更加极端的跳桥自杀警情。19岁的恩施籍女子李某,7月21日晚跨过长江二桥栏杆,声称要自杀,消防官兵苦劝几个小时,在22日凌晨将其拉回桥面上。这已是这位女子10天内,第三次要自杀而被消防官兵救起。
据武汉市公安消防局透露,今年1月1日至9月10日,武汉消防部门已接警处置443起跳楼或跳塔、跳江警情,共出动车辆472辆,出动警力2795人次。这些情况占据了大量的公共资源,从成本核算,耗费的社会资源相当惊人。
武汉长江二桥自1995年通车后,不过17年时间,前来此桥自杀的人数,很快就超过了比她年长38岁的武汉长江大桥,已达上百起,其中成功三十余起。自杀者最集中的时段是2002年5月4日至8日,短短五天内,武汉长江二桥上竟发生4起自杀未遂事件。今年一共有5次跳桥事件,其中一次乘人不备跳了下去,其余四次自杀未遂,一般跳桥的以债务纠纷和情感纠纷为主。
工作和情感都不如意
小伙三次自杀都未遂
今年28岁的小伙张强(化名)是一名火车司机,外表英俊,事业也不错。两年前,因工作上的疏忽,领导批评了他两次。由于长时间在火车上,工作时间不固定,不能经常陪女友,相恋3年的女友离他而去。工作和情感上的不如意,让一向开朗乐观的他非常消沉,多次产生轻生情绪。
第一次,张强在一次下班后,趁家人休息时,用锋利的小刀割开了自己的手腕,幸亏家人及时发现,送到医院抢救才脱离危险。经过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治疗,但张强并未从抑郁情绪中走出来。
第二次,他从楼上跳下,导致腿部骨折,没有危及生命;第三次,张强采取了一种近乎决绝的自杀方法——剖腹。
经过多项测试和检查,张强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和焦虑症。经过半年的治疗,他走出了抑郁,如今已经成家。
“很多上班族工作竞争压力太大,加上结婚、购房、生子等等的压力,越来越多的人因为长期压力过大无法排解而抑郁。”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朱志先说。
国内著名精神卫生专家、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王高华教授说,抑郁症多发于高压职业、老年人、产后妇女、慢性病患者等群体,抑郁症目前已位居世界十大疾病之第四,预计到2020年将跃至心肌梗死之后的第二位,甚至排在癌症之前。抑郁障碍已成为导致自杀的首位原因,可使自杀的危险性增加20倍。
近一成城里人受抑郁折磨
适度运动锻炼减压可防病
梨园医院精神卫生科易军副主任透露,我国抑郁症的病发率一直处于增长状态,平均每年都有5%—10%的增长,已有接近10%的都市人饱受抑郁折磨。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朱志先说,预防抑郁症患者自杀最好的办法,莫过于防止抑郁症的出现。适当的运动锻炼,如跳绳等缓和的有氧运动,有利于消除疲劳与压力,可以有效预防抑郁症。他同时提醒,如果带着太大的压力和不良情绪去锻炼,在锻炼中思绪杂乱,注意力不集中,反而会影响锻炼效果。当出现心理障碍时,要善于向他人求助,利用人际关系的资源,帮助自己减轻压力,养成积极健康的心态。
“一定要注意调整自己的心态,正确面对日常工作生活中的压力。”朱志先说,抑郁症患者也要正确面对疾病,及早发现,及早就医,避免病情加重。此外,抑郁症的家人、朋友应避免让他们接触自杀一类的负面消息,多与他们沟通,及时传递正能量。
九成抑郁症患者睡不好觉
慢性失眠是抑郁症的先兆
王高华提醒,预防抑郁症首先应从关注睡眠障碍开始。睡眠障碍和抑郁症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成年人目前失眠患病率高达57%,其中有一半失眠患者伴有抑郁、躁狂等各种精神疾病,90%以上的抑郁症患者存在睡眠障碍。
中国疾控中心的一项研究已证实,慢性失眠往往是抑郁症的先兆,而患有抑郁症更是导致失眠最主要的原因。抑郁症患者出现自杀的高峰时段,正是易发生睡眠障碍的凌晨0点至1点和清晨4点至6点,积极改善抑郁症患者的睡眠障碍,对于防止抑郁症患者自杀有重大意义。
王高华教授提醒,快节奏、竞争激烈中的都市人群,需要警惕失眠成为抑郁症的先兆。当自己出现情绪低落、睡眠障碍等问题,并且影响了日常生活和行为时,应及时到医院就诊,通过科学的方法进行治疗。日常生活中,良好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可以预防睡眠障碍,发生睡眠障碍后也不能盲目自行服用镇静催眠药物。
打工女压力大欲自杀
大哭一场解了压
一位30岁女士李丽(化名)今年来汉打工,可是半个月过去了,一份工作也没找到。时间久了,李丽发现自己每天大汗淋漓,刚换的干净衣服不到一个小时就湿透了。她甚至有了自杀的念头,有几次深夜推开窗户想要跳下去。
李丽找到主任中医师侯立新求诊。侯医生跟她聊天,问她最近的生活情况来辨别她的病症到底由何而来。没想到,李丽竟然嚎啕大哭起来。原来,她独自身处异地,没有认识的人,也没有可以交心的朋友,所有的委屈,所有的苦闷都只能自己一个人扛。大哭过后,李丽觉得突然舒服了好多,侯教授也劝慰她调整心态。经过20多天的针灸治疗和心理治疗,李丽的抑郁症开始痊愈。
侯立新说:“我觉得抑郁比癌症还恐怖,这些人都处于20——50 岁,也就是工作后和退休前,他们的压力非常大,生活、工作、家庭各方面的压力让他们喘不过气来,特别是很多人成为了‘手机控’,他们不能没有手机,每时每刻都有电话打进来或打出去,一个小时没有手机可能就会错过一大笔钱。他们这样疲惫地生活,不给自己留点空间,压力只会越来越大。”
侯立新建议,应该学会工作,学会学习,学会交朋友,要给自己留有足够的私人空间,缓解压力,不能疲劳工作,要乐观、开心地过每一天。
北京太子党发起“选美”为何被叫停?(组图)
其实在1985年初,广州市就策划了一次选美活动,叫做“首届羊城青春美大赛”,这是新中国的第一次选美活动。初赛之后,选美比赛突遭非议,官司一直打到北京去。一些老先生们议论纷纷,他们认为广州搞选美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只讲穿着打扮,不要艰苦奋斗。广州的宣传机构从此对羊城青春美大赛讳莫如深。不过最后经主办单位多方努力,才使这次选美幸免于夭折。但这次选美的图片在内地不许见报,所以对国内的影响力并不是很大。而最轰动全中国的则是1988年的北京首次选美了。

广州“青春美大赛”的男女选手们的合影
选美起源于太子党赚钱心理
1988年,春节刚过,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的蒋和欣来到位于北京崇文区西河沿的“部长楼”串门。这是一座塔楼,住的多是部级干部,以文化界名人为主。这里不仅房间宽敞,楼道都是大理石地面,电梯是从国外进口的,门口有门卫,这在还没有商品房概念的1988年的中国,实在是个高级的所在。
蒋和欣的好友赵耀和张安东的家就在这里。赵耀是赵寻的儿子,赵寻在“文革”后复出曾任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书记处常务书记等职,是全国第六、七届政协委员。张安东的父亲张光年是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组诗《黄河大合唱》的创作者。
在张安东家,三个30多岁的青年长吁短叹,深感事业尚未有大的起色,总想办点“大事”。
1988年,最流行的词汇是“下海”,最让人羡慕的人是“万元户”。不知怎么说起的,赵耀忽然提议,要不咱们办个选美比赛吧,没准还能赚些钱。
为这个念头所兴奋,这一天,三个人在张安东家里聊了一夜。
赵耀说,直接称呼“选美”不好,有些敏感,和资产阶级的关联度较高,社会主义应该有社会主义特色,要展现新时代劳动者的风貌,还是叫“青春风采大赛”比较好。张安东和蒋和欣觉得这个主意真是绝妙。
在神聊中,赵耀和张安东提出,三围比例与臂展长度应是选拔标准之一,妻子是舞蹈演员的赵耀还提议,脖颈的长度也应该作为选拔标准。
蒋和欣很佩服他们俩的内行。赵耀当时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当油画老师,同时在中央戏剧学院舞美系读研究生。瘦高的张安东是个另类的文学青年,文革期间上高中时,就偷看西方小说,还把屋门紧锁,拉上窗帘偷听柴可夫斯基和德沃夏克,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他一门心思想出国留学,先从《北京日报》辞职,又从社科院研究生院退了学。
父亲牵线促成选美赛事
第二天一大早,赵耀就把想组织选美的想法告诉了父亲赵寻,赵寻觉得这个主意不错。赵耀找到自己的老熟人、《当代电视》编辑部主任朱汉生,希望他们出面主办这次赛事。
经朱汉生提议,赵耀去拜访了《当代电视》的主办单位——隶属于中国文联的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介绍举办选美活动对提高《当代电视》知名度的好处,以及社会主义的女子风采大赛与外国选美的不同。协会书记徐宏、杜高等都表示了支持。
1988年3月,“首届北京女子青春风采大奖赛”组委会成立,朱汉生担任负责人,赵耀、张安东等为组委会成员。崇文区文化馆为协办单位,负责比赛场地。
具体操办的赵耀、张安东和蒋和欣在比赛期间被给予《当代电视》杂志记者的身份。因为张安东外语好,文字功底强,所以由张安东负责所有文字工作,蒋和欣负责广告事务,赵耀机动。启动资金由三名策划者自筹。
比赛报名简章也确定下来,规定参赛者为17~27周岁、在北京市居住的女青年,报名时间为1988年4月8日、10日、12日和15日(其他时日场地另有他用)。比赛分初赛、复赛、半决赛和决赛,分设“青春活力”“聪慧灵秀”“文雅端庄”“娇美丽质”4项大奖,其中最优者为“1988年北京之花”。
组委会经费缺乏,无法刊登广告,张安东于是骑上自己的二手越野摩托,天天带着蒋和欣到北京各大高校的广告栏去张贴报名简章。“靠,北大学生最可怕,看问题看得那么透。”蒋和欣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时忍不住说了句粗话,“在北大贴简章时,几个学生过来观看,当场就评论:‘这不就是选美吗?’惊出我一身汗。”
有时,张安东骑摩托外出看到漂亮女孩,如果旁边有家人或朋友陪伴,就过去主动邀请对方参赛。为什么一定要有家人陪同才去邀请?“那个时代,随便在大马路上和姑娘搭讪,是有可能被当做流氓抓起来的。”张安东感慨。
4月8日是报名的第一天,来了50多人。
中新社率先发出新闻
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刘卫兵正在新华社摄影部实习,听说了这一比赛,就带着一架海鸥相机,跑到崇文区文化馆去看个究竟。
原来的文化馆就在路边,是个单独的楼房。楼里有些昏暗,经过打听,刘卫兵走进里面一个不大的房间。当时屋里的人很多,显得有些拥挤,多数是年轻的女性。大家正在排队,等待报名和面试。
“到底是什么比赛?”刘卫兵向身边的同行请教。
“就是选美女!”同行的话言简意赅。
“那怎么叫青春风采比赛?”刘卫兵表示不解。
同行诡秘地笑笑,悄悄告诉他,这比赛其实就是选美比赛。主办方怕有人看不惯,扣帽子、打板子,不敢公开称选美比赛,于是打擦边球改称“青春风采比赛”。
“人聪明吧!”同行补上一句。
“这种活动能报道吗?”初次接触这样的活动,刘卫兵心里一点谱也没有。那时新闻报道的框框很多,记者不得不反复掂量“能不能采访报道”的问题。最后他决定,先采访再说。
刘卫兵走上前和姑娘们聊天。面对“ 为什么来参加比赛”之类的生硬提问,她们明显有些紧张。有的姑娘怯生生的、瞪着大眼睛说不出话;有的姑娘干脆躲到屋外。
“你可别把我报道出去,让家里人知道就完了!”一个学生模样的姑娘央求他。
刘卫兵从主办单位那里了解到,报名的女孩多数是工人、学生、幼儿园阿姨、饭店服务员,大部分女孩都是背着单位和家人来参赛的。当时社会上对选美有很多看法,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不正当的活动,所以弄得参赛者心里挺紧张。
最后只有一个年龄稍大、比较大方的女孩接受了他的采访。面对“为什么参赛”的提问,她一板一眼地回答:“培养气质,锻炼素质。”
刘卫兵回想起当时那个女孩一本正经的样子,都觉得她的回答又聪明又可爱。
但可惜的是,他拍的这组片子并没有发表。
后来,中国新闻社记者曾利明率先向海外发出了报道《北京首次举行“选美活动”》,紧接着又发出了题为《北京选美报名第一天》的报道:“8日晚上,两位女军人捷足先登,从容走进体检室,测量身高、体重、腿长及三围。现场有些条件很好的女孩只作壁上观,北京时装队的卢娜莎就是其中一个,她说她先看看情况,反正报名截止日期是15号,最后一天报名也不迟。”

选手泳装照。图/ 蒋和欣提供
潘婕近照。图/ 本人提供
魏雪近照。图/ 本人提供
主办方测量参赛者的身高、三围和腿长。图/ 新华
19岁的北京女孩魏雪是无意间报的名。她家解放前是商人家庭,家境比较优越,高中刚毕业的她正在家准备出国留学。当天她经过崇文文化馆,看到报名简章,觉得挺好玩,就进去报了名。
后来成为电影演员的潘婕也报了名。21岁的她当时在一家幼儿园当老师,业余时间在纺织部下属的一个女子时装模特队担任队员。她的好朋友杨秋怡是北京电影学院录音系的学生,看到比赛消息后,急切地要来参赛。杨秋怡很漂亮,但是当时很穷,连8元钱的报名费都掏不出来,还是潘婕帮她出了。
北京的春天,狂风呼啸,沙尘四起,潘婕和杨秋怡头戴纱巾,从蓟门桥乘车来到崇文门,其间倒了好几趟车。潘婕虽觉得报名费不菲有点犹豫(她当时参加一次时装表演的报酬才7元钱),但是想到费了那么大力气,自己也就报了名。
最终,除了一些一看形象就不行没有被允许报名的,报名参赛选手共842人。
“比赛和体检非常相像”
正如曾利明在报道中把赛场称为“体检室”,那次大赛留给潘婕的最深印象,就是比赛和体检非常相像。
她去的那天,报名的选手很多。大约一百人左右,挤在一个大屋子里,排成几个长队。评委这摊儿负责查视力,那摊儿负责量身高、三围,另一摊儿负责才艺表演??选手赛完一个项目,就到另一处去排队比下一个项目。
潘婕是穿着一件带有大垫肩的粉色风衣去的。风衣是她在东四最时尚的小店买的,当时女装流行大垫肩。发型是当时流行的盘头。幼教毕业的她想表演钢琴演奏,但是现场没有钢琴,她就走了几步模特步,跳了段舞,就算是特长展示了。
潘婕听到评委在议论,要把她的朋友、文静美丽的杨秋怡评为第一名,把她评为第二名,但是杨秋怡的三围不如潘婕好,尤其是腿不如潘婕长——两个人身高差不多,潘婕的腿长是87厘米,杨秋怡是78厘米——就把杨秋怡的腿长改成了跟潘婕一样。
潘婕惊讶于评委的不避讳,但并没想过提出抗议,她说:“那时候不像现在,像超女得第一意味着多少钱,多少名多少利。那时候真没有,真的是无欲则刚。1988年能大红大紫又怎样,又挣不了多少钱。”
5月初,初赛选出的300名选手参加了复赛。
潘捷顺利进入了复赛,但因为去南方参加模特比赛,没能参加复赛,不过,组委会同意形象和表现都很抢眼的她直接进入下一轮。
魏雪也进入了复赛。她对进入前50名很有信心,因为她有两个绝活,一个是英语演讲,另一个是民族舞。为了复赛,她还自费请了专业舞蹈老师进行辅导。她的参赛服装是姨妈从国外给她带来的绿色紧身上衣和黑色裤子,上面缀有很多小亮片。大多数选手都是素面朝天就来了,只有她涂了口红。
复赛设置了泳装比赛的环节。比赛时,10人一组,列队进场,面对评委站定,每个人依次走近评委,再走回去。曾利明说,如此大胆的赛程设置让感到惊讶,感叹北京真是领风气之先。不过,魏雪中学时练过多年的跳水,对穿泳装倒不是很在意,她还记得,当时穿的是一件黄蓝相间的泳衣,很漂亮。
与比赛的顺利进行相反的是,广告招揽并不成功。负责谈广告的蒋和欣连一件西服都没有,每次只能借张安东的顺美西服穿。他至今记得,他和赵耀在长城饭店与香港一家皮草公司谈广告,第一次知道了“皮草”这个词。“我们那时都说‘皮货’,哪知道什么皮草啊!”最终,只有安徽一家小礼品公司提供了两万多元的广告费和一些小纪念品。
筹到的费用只够维持比赛的各项支出。当时,一般工作人员能拿到每天10元的劳务费。组委会成员不拿报酬,只管两顿盒饭。“但是在1988年,你要知道,吃盒饭也是很牛逼的事情,跟现在不一样。”赵耀说。
全国效仿 轰动世界
比赛开始后,全国各地拿着介绍信要求来参观、取经、学习的人络绎不绝。
国内众多媒体开始对这次比赛进行轰炸式报道。美联社、法新社、合众社、路透社等国外媒体也纷纷报道。中新社接到众多外媒电话,询问情况,曾利明一一告知其组委会电话。
4月24日,法新社驻京记者董尼德采访了北京选美比赛组委会成员之一的张炜天。张是赵耀的朋友,供职于《人民日报》新闻研究所。法新社引述他的话说:“谁也没有对这次比赛提出哪怕最轻微的批评。北京市政官员来看过这里的情况,他们发现一切都很正常??如果中国不久组织其第一届中国小姐比赛,我不会感到吃惊。中国小姐桂冠的荣获者可以参加国际选美比赛。”
意大利、菲律宾和香港的选美机构向组委会发来访问邀请。选美没有如预期那样赚到钱,但是办选美也能办出国,这意外之喜让赵耀等人兴奋无比。
北京选美如同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紧随其之后,4月14日,广州宣布举办首届广州电视广告模特大奖赛;4月27日,“上海姑娘”大赛开始报名;昆明后发先至,于4月28日抢先决出了中国内地第一个被冠以“小姐”称号的“春城小姐”;4月30日,成都市发布了首届“蓉城小姐”竞选大奖赛的消息;5月1日,江西省选美开始报名??
5月中旬,北京选美复赛结束,决出了前50名半决赛选手。
初赛结束后,北京电视台加入进来,成为主办方之一。时任北京电视台台长派了一位春晚总导演来和组委会协商,希望把比赛独家承揽过去。但是朱汉生与赵耀都不同意。“凭什么事情快办成了,你们把成果拿走?”最终,北京电视台虽然是名义上的主办方,但是没有参与具体工作,也未投入任何人力物力。
朱汉生现在想起来有些后悔。“其实当时要是让给北京电视台,没准比赛就办成了。”
中宣部虽批准但选美仍叫停
1988年3月,上海开始了放开物价管制、取消“价格双轨制”的“闯关行动”,物价迅速上涨。5月开始,价格闯关蔓延至全国,全国物价犹如脱缰的野马般开始失控、飞涨。
最先对选美发出不同声音的,是香港的《明报》。4月26日,它在“读者报道”栏目中发表了一篇题为《上海筹办选美活动》的文章,写道:“比赛所需45万元人民币经费,要两家企业承担。在当前各企业银根偏紧、上海市财政状况差强人意的情况下,斥巨资‘选美’,使局外人也感到心痛。”
5月上旬,上海市委正式通知,停止上海选美活动。称,举办选美的条件尚不成熟,5年内,上海将不举办选美活动。“上海姑娘”竞选办公室向1600报名参赛人员发出了暂停比赛的通知信,并退回了一元报名费。
继上海之后,各地纷纷停办选美。
5月下旬的一天,张安东接到朱汉生的电话,让他去开会,而且要立即去。张安东吓坏了,冷汗大滴大滴地冒了出来。正发愣,听到门铃声,开门一看,一位白发苍苍、充满威严的长者站在门口——是赵耀的爸爸赵寻。张安东一阵惊喜。
赵寻说他知道这事了,让张安东不要紧张,他陪着一起去。他说,既然主办单位都是正规单位,财务账目也是清晰的,那就没问题,没什么可怕的。
在中宣部的一间会议室里,张安东看到,除一位中宣部副部长,在座的还有崇文区教育局长、崇文区公安分局局长和北京电视台台长。回答问题干吗要叫着公安分局的?张安东心里又是一惊。
张安东记得,赵寻进入会议室后先入为主地说:“年轻人嘛,热情很高,但是工作中肯定有不足的地方,现在就让张安东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次选美比赛的情况。”
张安东详细介绍完情况,又回答了一些质疑后,这位副部长作了总结。他说,年轻人热情是有的,但是考虑问题确实不周到,今后注意就好了,比赛还可以接着办。
有了副部长这句话,张安东的心一下子就放了下来,感觉身体似乎瘫在了座位上。
会后,《当代电视》5月28日告诉外国记者,比赛经过周详计划,并非如其他地方那样属于跟风搞选美,将如期在6月5日举行,只是规模会缩小,不作电视转播。
美联社、合众社均在当日发出这条电讯。
但仅仅过了一天,消息传来,更高级别的领导发话,目前举行选美比赛的时机还不成熟。
5月29日晚,《当代电视》杂志社在文联的一间小会议室里,举办了“北京女子青春风采优秀选手茶话晚会”,邀请进入准决赛的50名佳丽参加,向她们宣布这一活动至此结束。
张安东在回忆文章《雨中曲》里写道:茶话会那天晚上下小雨,参加茶话晚会的选手们陆续来到,每次推门都带进一些细碎的水滴和清新的空气。她们纷纷入座,彼此低声打着招呼。通过这次选美比赛,她们显得更加动人。选手们有的听说比赛结束了,当场哭了出来。很多人之间互相留了地址和电话,希望以后还能联系和重逢。
虽然大赛被叫停,但是这些主办者们内心却对此深怀感激。因为,正是那个开放的时代,才让他们差一点做成了这件大事。朱汉生说:“那是个大潮涌动、敢为天下先的时代,很多干部都想着做大事,标新立异,根本不保守,不像很多时候,官员只求自保。北京首届选美,正是这种潮流的体现。”
其实,评委们还是内部评出了13名“印象深刻的优秀选手”,只是,从没有对外公布过。杨秋怡、潘婕和魏雪都在其中。
“如果比赛正常进行,我的生活可能就是另一个样子!”时隔十年之后,已成为公关公司经理魏雪说。当时她正在上大学,出于好奇也参加了比赛并入围了最后的决赛。比赛被取消后,她觉得在国内找不到更好的发展机会,便先后到日本和美国留学。学成之后,她发现国内的发展机会越来越大,便回国创办了一家公关公司,经营业绩不错。像魏雪这样奔赴海外留学,后来又回国创业的“ 海归 ”确实不少。他们的成长经历和时代变迁的历程始终联系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