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中国各地再次爆发因钓鱼岛争端引发的反日游行。《纽约时报》文章认为，中国政府态度暧昧，官方的容忍态度符合其一贯的行为模式——利用大规模抗议活动促成外交政策目标。“不敢打又谈不下来，只好动用义和团，用抵制日货来施压。”

北京——上周日，中国各地再次爆发了反日游行。对此，中国政府态度暧昧，未放出明确信号是否会继续容忍这些有时带有暴力色彩的抗议活动。

北京的抗议活动比较有秩序，几百名抗议者聚集在日本大使馆门前，高呼中国对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享有主权。据报道，包括上海、广州和青岛在内的其他城市也发生了抗议活动。

上周六，有50多个城市出现了反日抗议活动。据报道，有些地方还出现了暴力事件。根据社交网站上发布的照片和接受电话采访的当地居民介绍，在青岛，松下电器(Panasonic Corporation)的一家工厂被人放火，丰田汽车(Toyota)的一家销售店也被洗劫。

“中国各地要求抵制日货的呼声越来越高。很多日本零售商和餐厅被迫在窗口放置公告板，表示支持中国。周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Yoshihiko Noda)要求中国对当地日本居民和他们的财产提供保护。

中国共产党党报《人民日报》网站上的一篇署名社论文章称，应该对抗议活动表示同情。文章并没有为暴力活动辩护，但指出示威是中国人民爱国的表现。

文章说，“没有谁会怀疑祖国遭受欺侮时涌动的爱国激情，没有谁不能理解当祖国遭遇挑衅后同胞们的愤懑与抗争。因为，一个没有血性的民族注定要被欺凌，一个永远韬光养晦的国家必然受气挨打。”

然而，中国媒体也有文章呼吁，抗议应该采取“理性”、和平的方式。

美国国防部长利昂•E•帕内塔(Leon E. Panetta)将于周一访华。观察人士指出，政府可能会采取行动，来限制抗议活动。

帕内塔周日在抵达东京之前，在飞机上告诉随行记者，他担心太平洋地区的领土争端会增加“因为任何一方做出误判而导致暴力冲突的可能性”。

帕内塔说，在该地区的领土争端中，美国不站在任何国家那边，而是呼吁运用外交手段来和平地解决这些问题。他说，一种可行的方案就是让这些长期相互仇视的国家遵照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所倡导的行为准则行事。

中国和日本都声称对该争议群岛拥有主权，但日本实际控制相关岛屿已经超过了一个世纪。日本政府从私人手中购买该群岛之后，中国政府加大了对日本施压的力度。日本方面表示，购岛行为是为了防止群岛被民族主义者利用，而中国则将此举视为日本加强对该地区控制的举措。作为回应，中国向岛屿附近的海域派遣了巡逻船。

根据日本和中国媒体报道，日本候任驻华大使西宫伸一(Shinichi Nishimiya)上周在东京病倒后，于周日去世，让这场外交争端变得更加复杂。上周，他被任命为驻华大使，原定将于下个月赴任。

中国官方媒体反复呼吁，要求日本归还钓鱼岛，还表示19世纪晚期日本殖民扩张之前，钓鱼岛一直处于中国的控制之下。在其他岛屿上，中国和日本也与其他国家存在领土争端。据信，这些岛屿附近的海域蕴藏着丰富的能源。

周日，有些证据显示一些中国政府官员参与了抗议活动。在西安，网络上的活动人士认出了其中一名官员为公安局长。

政治分析家李伟东表示，官方的容忍态度符合他们一贯的行为模式——利用大规模抗议活动促成其外交政策目标。李伟东在给朋友和同事发的短信中，将目前的抗议者比作义和团。这个带有宗教色彩的组织，在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曾被清政府利用来反抗外国入侵。

李卫东写道，“不敢打又谈不下来，只好动用义和团，用抵制日货来施压。”

马克思韦伯误判了天主教

谢选骏
   
   马克思·韦伯曾把资本主义兴起的动力归结于清教运动，其实早在宗教改革运动诞生之前一千年，天主教圣徒本尼狄克特创立的修道院就在创造生产型的人格了：他们的口号是“祈祷与劳动”。而后，教皇格利高里一世又大力推广这一制度，使之遍及整个西欧。
   
   最早发表在1988年11月15日的《黑暗中的光明》一文（《光明日报》），谢选骏指出：
   
   在教科书和流行性概念里，欧洲中世纪诵常被描绘成黑暗的、野蛮的、没有法规的。一提起“中世纪”，人们条件反射般地想起了蛮族的入侵，异端裁判所的火刑柱。九世纪时拜占庭的安娜公主曾描写过西欧人毫无教养的粗鄙，而十八世纪的英国史学家吉本则对罗马文明的毁灭百思不解。确实，古典主义的感情及其理性，很难理解这场“人类的灾难”。
   
   然而，人类对历史的认识没有止境。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中世纪的城市》（亨利.皮雷纳著）、《中世纪经济社会史》 （詹姆斯.汤普逊著）、《欧洲中世纪简史》 （沃伦.霍莱斯特著）等等，就提供了一些新概念，构成不同于传统教科书的历史景观。它显示，中世纪不仅是“文明的倒退”，而且含有真正的进步—-中世纪的“黑暗”中有着光明。
   
   宗教学家发现这光明是一神教首次取得世界性胜利。历史学家则认为教会政治为近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结结实实的“蛹体”。但事实上，它的光谱要远为宽泛。
   
   早在文艺复兴之前四百年，欧洲就已开始商业繁荣、城镇兴旺、文化高涨、政治创新、精神热情高昂，甚至军事扩张。一系列新生力量到处发挥作用，比罗马帝国时期的社会更活跃。十一世纪时，人口大幅度增长，粮食产量不断提高，其前提是农业技术的大量革新。在北欧大部分地区采用了三圃制，风车和水车广泛应用。
   
   到1086年，仅在英国就安装了五千台以上的水车。重型带轮铧犁、马蹄铁、新型马轭，双轮马车等新式工具的发明和推广，实现了一项技术革命，大规模运用畜力进行生产与交通。这比起古典奴隶制和直到近代的东方社会的惯用人力，是一大进步。北德的汉萨同盟和意大利诸城邦的商业经济，创造了市民国家和银行金融制度，促进近现代世界经济秩序的形成。
   
   如果再前推五百年到公元六世纪，就发现西欧修道院制度的确立非常重要。它不同于埃及科普特教会、东欧希腊正教会、西亚的景教会等东方修道院制度；后者盛行苦修和冥想，而前者却提倡“祈祷与劳动”。祈祷巩固了社会组织，用心理训练养成了集体精神；而劳动则把祈祷获得的精神力量引向了生产领域。这双重组合奠定了欧洲经济复兴与产业革命的基础。
   
   马克思·韦伯曾把资本主义兴起的动力归结于清教运动，其实早在宗教改革运动诞生之前一千年，天主教圣徒本尼狄克特创立的修道院就在创造生产型的人格了。而后教皇格利高里一世又大力准广这一制度，使之遍及整个西欧。
   
   西方的大学是由修道院创办的，西方的知识分子是从修道院里出来的，他们也禀承了这种尊重体力劳动的传统。这与希腊罗马及东方知识分子普遍鄙弃体力劳动的态度，很不一致。显然，这两种知识传统对两种社会的技术和经济发展，具有完全不同的功能和含义。
   
   近代工业社会也奠基于中世纪的城市制度，如市政会的设置，行会的经济分工，城市自治权的确立甚至大学的独立地位，都是如此。据英国《独立报》1988年10月20日报道，最近考古学家在伦敦中心发掘出十二世纪的遗址竟是“汉萨同盟管理的一块自治性飞地”！可见，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并非自天而降的突发事件，它早就潜伏在中世纪城市自治的传统中了。中世纪城市甚至有权收留逃亡的农奴（后来美国黑奴也拥有这样的逃亡权利），市民阶层的独立意识极强。没有这项传统的心理性资源，第三等级的革命就很难在近代获胜（美国废奴运动的胜利也就是不可思议的），正是按照这条渐进的路线，法国革命的贡献则是把中世纪“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宗教原则，变成近代“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的社会原则。
   
   说民主政治得力于中世纪的贵族主义，也不是夸张，早在1215年，英国贵族就迫使英王约翰签署了著名的《大宪章》，破天荒地由臣民为君主规定了义务。这就为后来的市民革命树立了一个榜样。贵族迫使国王让步。资产阶级起而仿效，迫使国王和贵族一起让步。无产阶级再使资产阶级作出让步。这样，十九世纪的普选权和二十世纪的社会福利就成了人权的自然延伸。
   
   中世纪也决不是田园牧歌式的。封建的壁垒固然有助于文化因子以多元的方式分头生长，但也阻隔了必要的交流，这一内部困境直到十字军东征以后才逐步改善。但中世纪毕竟是一个孕育着巨大热情的时代，当时，各民族的英雄文学盛行不衰，人们热衷于以原始的方式发现新事物、创造新观念。升天的幻想激动着他们在尘世从事巨大的冒险事业，这听起来似乎矛盾，但这种双重性正是欧洲文化的特质之一，且在其近代化过程中，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
   
   中世纪的历史告诉我们：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使命；在最黑暗的时刻，闪烁着最有持久意义的星光。
   
   我们永远不要放弃自己的希望。
   
   我们常常意识不到所处时代的重要性。
   
   我们的所做所为，对于未来的世代，可能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
   
   社会发展的道路是崎岖的，但只要怀抱信心，就能创造奇迹。不错，中世纪基督徒们渴望的天堂梦想未能兑现，但他们在尘世的挣扎却为近代文明的发展确立了规范，这同样了不起，而且更有现实意义，他们没有见到上帝的灵光，但却接过了文明的火炬，并发扬光大。
   
   面向未来的星辰，使此界的黑暗获得了光明。
   
   …………
   
   由上述可见，马克思韦伯误判了天主教，把天主教的历史贡献归给了新教。这很可能因为韦伯他自己就是个新教徒：
   
   1864年4月21日，马克斯·韦伯生于德国图林根的埃尔富特市。他的父亲是出身于威斯特伐利亚纺织业实业家兼批发商家庭的一位法学家。1869年他携眷迁居柏林。后来成为柏林市议会议员。韦伯的母亲海伦妮·法伦斯坦-韦伯是位很有文化修养、热衷于宗教和社会问题的妇女。她在1919年去世。她对她的儿子影响很深，使他对宗教具有炽热的感情。否则，韦伯的误判就是完全不可理喻的。
   
   根据我的研究，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并无关系，如果一定要说新教和资本主义有些关系，那主要是信仰新教的人群不像信仰天主教（和东正教）的人群那样，长期遭受过罗马帝国的统治。
   
   正如谢选骏在《天主教国家为什么不行？》一文中指出的：
   
   天主教国家中最“行”的，是法国，然后依次是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克罗地亚等，这是欧洲本土的；再然后就是拉丁美洲和菲律宾以及世界各地的一些拉丁国家的前殖民地。
   
   说这些国家不行，是和“新教国家”相比的，如果和东欧的“东正教国家”比起来，天主教国家还算是行的，正如和回教国家比起来，东正教国还算是行的了。
   
   这是在不同国家之间对比的，那么在同一个国家内部呢？就看“民族大熔炉”美国，自从美国建国以来，主张宗教平等宽容，十九世纪末，随着移民的进入，包含信仰天主教的德国、爱尔兰、意大利、拉丁美洲移民，他们除了备受美国本土信仰新教的主流族群排挤和种族歧视外，也造成了贫困、犯罪、失业等生活问题，更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时期受害最深，因为他们的社经地位比信仰新教的美国主流族群来得低。
   
   天主教国家的“不行”显然和教义的关系不大，而是和那些国家的人有关。例如，天主教的奥地利与天主教的菲律宾，哪有可比性呢？而天主教的奥地利与新教的德国、英国和北欧，却更多一些可比性。
   
   了解了这一层，我们就不会过于苛求教义系统了，也就不会对意识形态抱有过高的期待了。
   
   诚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接受什么教义、意识形态，与这个民族、社会、国家的人有关，但是也与那些偶然的际遇不乏联系。例如战争的成败、地缘政治的条件、国际关系的偶然性……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些都不如那些民族、社会、国家的人来得重要和持久。
   
   举一个大家知道的例子：共产主义瓦解之后，东欧各国和苏联各国的命运就很不相同。这是因为东欧人和苏联人的质地，还是不太相同的。尽管东欧人里面也有一些是东正教国家，他们虽然比不上天主教国家，更比不上新教国家，但是比起前苏联各国的人，还是要强一点。
   
   根据同样的道理，在美国，天主教徒之所以落后于新教徒，主要也不是基于“宗教原因”，而是基于更为深刻的“人的差异”。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在华人看来都是“白人”，但是他们之间的种族差异其实远远大于华人和倭人之间的差异。
   
   我发现，“人的差异”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体现在对于孩子的管束方面。
   
   在纽约，黑人、南美洲人（多数是天主教徒）、华人很少在公共场合管束孩子，任凭其嬉闹追打甚至又哭又闹，如何管束，也很少用语言，而大多数用肢体动作。相比之下，更多的白人父母就会用语言告诉孩子不要无理取闹。
   
   在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也有类似差异。
   
   在公共场合，日本的孩子很少无理取闹，而中国孩子无理取闹的频率却高得多。令人震惊的是，在会场一类严肃的地方，中国孩子也会跑进跑出，大人竟然不加阻止，结果使会议场所变成了游戏场所，这在日本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中国的父母会因为孩子之间冲突而反目成仇，这在日本是极为罕见的。
   
   应该说，这是一种教养，与道德不一定有关。
   
   天主教国家为什么表面上严厉，实际上却恰恰比较松散、缺乏纪律约束？
   
   我惊奇地发现：天主教国家都是由西罗马帝国的旧有版图发展过来的；就像东正教国家大多脱胎于东罗马帝国的旧有版图；而新教国家大多原先就在罗马帝国的旧有版图之外！
   
   天主教和罗马帝国的关系，主要不是“教义方面的”，而是“人的方面的”。具体说，罗马帝国塑造了一种类型的人，那就是“费拉民族”。
   
   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用一种类似进化论的观念，把居住在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人民称为“原始民族”、“文化民族”、“费拉民族”〔Fellah type，即“后文化民族”〕。这被认为是他的一大创见，其中的“费拉”是指一种社会人类类型〔Fellah type〕，很接近现在人们所说的“后现代社会”。在《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1918年）下卷《对世界历史的透视》中，“费拉”的原意指“阿拉伯世界的农民”，衍生意义则是指所有大一统帝国的臣民。包括晚近的阿拉伯人，以及古代的罗马帝国臣民、以及从帝国时代延续下来的印度和中国的居民。例如，汉人就是一种典型的费拉类型〔Fellah type〕的人，而且也是形成于汉代帝国的。而最典型的费拉就是“后罗马时代的埃及人”。费拉的典型特点，在我理解之下就是“农民式的狡猾、无原则”。

天主教国家为什么不行？因为那都是欧洲的费拉居民组成的国家。意大利居民的不守规矩，很像中国居民的投机取巧。大脑金融危机的希腊等“欧猪”国家，都是脱胎于费拉民族的，这和天主教没有直接的关系，而和其民众的素质很有关系。其实，怂恿官员腐败的是民众。是民众的羡慕和嫉妒，怂恿了官员的腐败；如果民众不是羡慕和嫉妒，而是蔑视和惩罚了官员的腐败行为，官员就不会那么得意忘形地腐败了，至少也不敢那么公开地腐败了。
   
   “砖头四国”（BRIC）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四国的英文首个字母连起来与英语单词的砖头也就是Brick类似，因此被称为“砖头四国”）之所以能在全球化过程中“崛起”，其前提就是全球社会正在加速走向“费拉化”的过程。不论是以前的“文化民族”如“文明国家”，还是以前的“原始民族”如“野蛮国家”。
   
   值得注意，“砖头四国”（BRIC）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全是所谓的“费拉社会”：巴西来自天主教遗民，俄罗斯来自东正教遗民，印度来自莫卧儿帝国遗民，中国来自满清遗民。
   
   “砖头四国”之所以能在全球化过程中“崛起”，其前提就是全球社会正在加速走向“费拉化”的过程。与此相应，这也是希腊等欧猪五国（葡萄牙Portugal、意大利Italy、爱尔兰Ireland、希腊Greece、西班牙Spain，这五个欧债危机国家，其英文国名首个字母的组合“PIIGS”，类似英文的猪PIGS）加速沉沦的理由所在：这五个国家全是天主教和东正教国家。现在，它们从原先就不甚匹配的“发达国家”的宝座上摔了下来。
   
   天主教国家为什么不行？
   
   这才是答案。
   
   …………
   
   在《仰望基督、受苦的上帝》一书里，谢选骏对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一书宣传的“新教伦理”早有批判，说那是以新教形式售卖的赎罪券。在这种伦理下，那些英国新教徒可以通过武装抢劫、贩卖鸦片来发家致富。这些国教份子加清教份子的总和，到了北美也没有闲着，贩卖黑奴、华工，创建世俗文明，忙得不亦乐乎，这说明他们信奉玛门的程度，要大大超过信奉上帝的程度。
   
   而主说过，你不能既事奉玛门又事奉上帝。
   
   这让我们特别看透了韦伯所谓的“新教伦理”，其实是“披着福音外衣的希腊异教”、“名义上崇拜上帝，实际上崇拜玛门”——这是对商业神、技艺神、财神甚至女神的综合崇拜，然后盗用父神和耶稣基督的名号掩护之──这样的”新教伦理“，是比直接的异教和玛门崇拜、巴力崇拜，还要堕落的“信仰”。
   
   另一个德国犹太人卡尔·马克思在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喋喋不休地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苦难的抗议”。这种多少有些语无伦次的话，显然出自典型的无信仰者对信仰的胡乱揣测。宗教里的苦难，实际上是超现实的苦难，是以现实手段无法解决的“生命限制”及其苦难，如老、病、死，以及更重要的，是对死后前途的疑惑。这是因为，灵魂的纠葛面对现实世界的基本怀疑，而不是对于现实苦难的抗议──凡此种种，卡尔·马克思这种钱串子只能理解“现实的苦难”，而完全不懂“超现实的苦难”。
   
   面对现实的苦难，可用社会改造甚至人性阉割等残暴的现实手段予以解除、减缓；相形之下，宗教式的解决倒像是“麻醉剂”甚至是“鸦片”——但是，面对超现实的苦难，甚至面对自然过程例如人的死亡、自然变动等等被叫做灾难的过程，一切现实手段就变成了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所以我们看到，社会主义阵营的独裁者们，临死的时候也都变得十分脆弱，甚至趋于疯狂，发动一个又一个谋财害命的政治肃反运动，以此减轻五十岁开始的临终焦虑。这是因为，他们所皈依的卡尔·马克思等类的共产主义论断，全是出自对于灵性世界甚至人性世界的茫然无知。
   
   “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卡尔·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又是一个语无伦次：无情的世界里怎么会有感情的叹息？世界既有能够叹息的感情，可见这世界里并不是无情的。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那么，谁是未受压迫的生灵？未受压迫的生灵有无叹息？他们的叹息又是什么？是哲学？是艺术？是科学？还是魔鬼的谵语？在我们这些看破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看来，宗教不是叹息，而是克服叹息、接受现实。而且，任何宗教和某种生灵是否受到他种生灵的压迫，并无因果关系，因为宗教所面对并力图解决的问题其实是死亡和生命的去处，而并不是这个现世世界内部的压迫与反抗。受压迫的生灵可能是无神论者，而压迫者也可能是宗教虔信者——所以解决这个现世世界内部的压迫与反抗的问题，是通过政治、军事、经济等物质手段，而不是通过宗教这样的精神手段。除非，是在那些自己不信却诱使别人相信的神职人员那里，宗教才构成了一种政治手段。
   
   在德国哲学里，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年）的不可知论与其说得益于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不如说受惠于基督教的启示真理：这一点在康德的前辈、英国的爱尔兰人乔治·贝克莱主教（1685—1753年）那里表现得更显著也更清晰。启示的真理，直指人心的局限及罪性所构成的“理性”，故必定超乎这局限之外、罪性之上；因此启示的真理不可能是“哲学性的”，如原始佛教那样，也不在儒学“同心圆思想”的局限中，而只能是“永恒的生命”。
   
   上帝之子并未受到压迫，他却自愿下降、道成人身，与我们分享苦难，并独自实现救赎之功。他是宇宙之情，是有情世界的终极见证，所有人类的感情，也必见证他。不懂宗教的人在谈论宗教的时候总是最可笑的：“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卡尔·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里面首先需要指出的错误是：“没有获得自己”（即没有犯罪之前）和“再度丧失了自己”（即经过救赎而顺服上帝），不该作为贬义而应该视为上帝赐予的恩典并分享了上帝的荣耀。这里面其次需要指出的错误是：不是“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而是“与更高者合一的意识”，造成了宗教的起源，是所谓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其实来自于“在基督里”这一实际的状态。
   
   凡此种种宗教意象，其实都不是卡尔·马克思这个犹太教的叛徒之子所能理解的高级状态，于是他便以“卑贱者的自己”去猜度一切高贵，甚至推己及神。所以，卡尔·马克思笔下的“宗教”，显然仅指他的犹太老爹所能理解并背叛了的仪文、律法系统；而无法包括连他自己这个犹太小子也甚为不解的生命之道。
   
   而深受共产主义者卡尔马克思毒害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韦伯，却找来“新教”充当垫背。其实，新教的诸多特点早在中世纪本尼狄克特教团的“祈祷与劳动”的规程里，就具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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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祈祷与劳动
   －－圣本尼狄克特和他的《规程》
   
   
   
   
   谢选骏
   
   
   “祈祷和劳动“的双重精神，催化了一千五百年以来的西方文化。
   
   我们不妨先浏览一遍这段历史：
   
   公元三七〇年 匈权人（曾受中国汉朝的压力被迫西迁）出现在欧洲。
   
   公元三七八年西哥特人在亚德里雅那堡击败并杀死罗马皇帝。
   
   公元四〇六年 汪达尔入侵、蹂躏了高卢、西班牙（四〇九年）。
   
   公元四一〇年 西哥特人入侵意大利，劫掠罗马，蹂躏西班牙。
   
   公元四四九年 盎格鲁人、萨克森人、朱特人开始征服罗马治下的不列颠。
   
   公元四七六年 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遭到废勘。
   
   公元四大六年 克洛维一世在原罗马帝国的高卢省建立法兰克人王国。
   
   公元四九三年 东哥特人掌握了意大利的控制权。
   
   至此，享祚千年之久的罗马国家分崩离析，古希腊罗马文明开始消亡，“中世纪”降临在西方世界……一千年的中世纪，在批判的理性意识审视下是“黑暗”的。但在社会实践上，它摧毁了腐败的罗马奴隶制。在心理模式上，为西方文明迄今一千五百年的发展奠定了基调，故有无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在蛮族大举入侵的中世纪早期，基督教会成了保存古代文化的唯一“蛹体”。安静的修道院，仿佛成了个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由于有宗教权威的庇护，它成了四散奔命的文人学士的有效避难所。它的社会文化功能与后期教会压制科学、思想、学术的进步恰恰相反。时势造成的这一差别，是研习历史文化所不可不知的。在那兵荒马乱、青黄不接的时代，出现了一个传奇式的象征人物－－努尔西亚的圣本尼狄克特（又译为“本笃”，四八〇－－五四三年）。
   
   他是个伟大的教士，出身于意大利翁布里亚的努尔西亚一个贵族世家。但他并没有作为一介纨绔子弟而了其一生，相反，在宗教文化的领域中，他所倡导的“祈祷和劳动”，注定了要改变欧洲文明和世界历史的面貌。
   
   那时，他的祖国罗马及其文明正在崩溃。在绝望中，他转向基替教信仰。年仅二十岁，他就前往苏比科亚附近的一个岩洞过起隐修生活，以图净化自己的灵魂。隐修时间长达三年之久。在社会组织趋于瓦解的形势下，许多慕名者很自然地被他吸引，前来归附。他在建立十三个教区组织之后，南下蒙特卡西诺创建了大修道院，并奋斗了一生，于公元五四七年在此逝世。
   
   在教皇格利高里一世（“伟大的格利高里”，五四〇年生）撰写的《对话录》第二卷里，我们知道了关于本尼狄克特的一些史事。他并非一个从来没有过人欲的绝对圣徒。在荒野的隐修生活中，有一次他回忆起过去爱过的一个女子，强烈的感情冲动，使他痛不欲生，为了压下欲火，他脱光衣服爬进一个荆棘丛中拼命翻滚……据说，这皮开肉绽的创伤具有奇效：“使他医治了灵魂的创伤。”渐渐，圣名带来了尊敬和权威，他被推选为修道院院长。但他并不因此而眷恋权位。有一次，只因他坚持严格的规章，修道院僧众盛怒之下，决定用一杯毒酒毒死他。他发觉后并不介意，只是重返荒野，再度去过孤独的隐修生活。
   
   本尼狄克特既有严格的要求，又充满宽恕的精神（在中世纪这被叫做“基督精神”）。一位邻区祭司曾经试图毒死他而未成功，又派了七个赤身裸体的少妇闯进他的修道院。本尼狄克特不愿使用武力，又怕年轻的僧众经不起诱惑，就自行离开他创办的修道院，以使那祭司不再制造阴谋。不久，这个祭司被坍下的天花板压死了。一个修道士找到本尼狄克特，高兴地通报这个“好消息“，并以此要求他重返修道院。但圣徒本尼狄克特却对死者表示了哀悼，并处罚了那个对他人之死拍手称快的修道士。这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似乎是难以理解的。
本尼狄克特不仅是个修道士，还是文化史上创造者群像之一员。他勤奋，又是个实干家。《圣本尼狄克特规程》的问世，使他完成了一个欧洲文明史上的革命。他为自己创办的修道院规定的制度条文里的双轨（“祈祷与劳动”），载起了更新文化的使命。他因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个 把体力劳动看作”神圣“的知识分子。这对旧欧洲和整个旧世界鄙视体力劳动的传统观念，是个革命性的打击。要知道，甚至连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都是鄙视体力劳动的死硬派。唯物主义哲学家宣称，奴隶不应该享受人的待遇。
   
   是基督的仁慈使本屈狄克特的革命披上了宗教的外衣：他把体力劳动与敬畏上帝联系起来；把“祈祷与劳动”相提并论：
   
   “懒惰是灵魂的大敌。所以，修道士应当经常工作，或做手工劳动，或阅读《圣经》。这些工作时间按照季节安排如下：从耶稣复活节（注：约当公历四月中旬）到十月一日，修道士应从第一小时起工作，劳动到第四小时为止。从第四小时到第六小时的时间用于读经活动……第九小时以后继续工作，劳动到黄昏为止……真正的修道士，应以他们的手的劳动来生活，像使徒和教父那样……
   
   （摘自《圣·本尼狄克特规程》）
   
   请注意，这是在全世界的知识分子还都普遍鄙视体力劳动的公元五世纪时制定出来的，而出身于劳动人民的早期“使徒”和“教父”的生活，显然对此起过示范作用。
   
   本尼狄克特并不像后来那些掌握大权的宗教组织的教会统治者所宣传的，只是一位苦行者、虔诚派和绝对圣徒。他是一个身体力行的人，一个致力于改造那已经毫无希望之火的社会的人。只不过他的改革是从当时并不很引人注目的修道院里悄悄开始的。修造院里的革命－－“祈祷与劳动”成了新时代的口号与象征。本尼狄克特是这一运动的奠基人。在腐败成风的希腊、罗马的“古典时代”晚期，劳动是奴隶的卑贱标志，自由民（更不用说贵族、富人和特权阶层了）是不屑于正视它的。这种古老的价值观念，是古典世界灭亡的祸根之一，也是古希腊罗马人尽管充满科学精神，却终究发展不出工业文明的一个关键因素。现代科学研究和工业文明，都建立在尊重手工劳动、体力劳动的基础上。而西方知识分子的前身，或为从事体力劳动的修道士，或为工匠出身的早期资产阶级。如现代遗传学的奠基人格雷戈尔·孟德尔，就是十九世纪中叶一个默默无闻的奥地利修道士。没有尊重体力劳动的传统，现代工业文明制度是无法逐步成熟起来的。
   
   《圣本尼狄克特规程》还揭示了体力劳动在精神生活中具有巨大的重要性。劳动把人从有害于精神健康的懒惰中解放出来，而且提供了谋生的手段和社会救济的后援。美国史学家J.W.汤普逊指出，本尼狄克特修道院“把关于农业、畜牧、园艺等罗马科学方法，通过中世纪保留下来。还抽干了沼地，清除了森林，开辟了无数的荒原。”（见《中世纪社会经济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上册182页）
   
   其结果粲然可观：一所本尼狄克特修道院，便是一个模范田庄。他们种植庄稼，栽培葡萄，酿造大量的啤酒、葡萄酒。并向欧洲各地开展贸易活动，甚至出海远航。修道院的手工作坊生产响铃、铅制水管等各种产品，以满足自身需要。教会的垦殖地，在耕作技术几乎被遗忘的时代，把它保留了下来。他们甚至首先使用泥灰石作肥料，以提高作物的产量。在保存农业、工业技术方面，修造院比封建的贵族庄园起了更大的历史作用。
   
   早期的修道士并不是一些除了阅读《圣经》之外就不学无术的文化寄生虫。“祈祷和劳动”之余，每一所修造院都建立了图书馆和手稿缮写室（印刷术一千年之后才进入欧洲生活），甚至美术创作园地。中世纪早期普遍的社会混乱，使这些图书馆、缮写室、美术创作园地成了保存、绍继古代文化的有益的温床。修道士们广为抄录、收藏了希腊文、拉丁文的古典文献，而不限于基督教读物。许多修道院座落在交通要道旁，设立了旅店，还负担起养路的任务，这对于维持业已分裂了的欧洲各部的正常交往秩序，起了积极作用。为照顾病倒的旅客，旅店里还设立了医院，从而为近代医学和医疗系统的发达，开创了有力的传统并准备了物质基础。英国历史学家A·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盛赞早期教会是西方文明的摇篮，正是基于上述事实。
   
   近代欧洲文化以“物质文明”为重心。一般认为，这基于对中世纪神权的精神统治的回应。但历史是连续的，近代并非越过中世纪而跳跃式地展开了“古典文化的复兴”，恰恰相反，它从中世纪继承了较之古典世界远为直接和丰富的精神和物质遗产。其中，对体力劳动的尊重，堪称一笔最珍贵的礼物。但这一礼物是否是基督教的教义的纯粹恩赐呢？也不尽然。
   
   我们知道，基督教是从西亚、北非一带开始传入欧洲的，修道院制度也因此首先兴起于近东。但埃及和叙利亚等地流行的修道方式只有过度的苦行性质，而无明确的劳动制度。谁越是极端地实践苦行，谁就被目为越是神圣。本尼狄克特中止了这种过度精神化的变态竞赛，他第一个宣布：超过教程规定以外的苦行须经特殊批准方能进行！这就把修道士们的精力有效地纳入体力劳动的领域。无结果的苦行，终被有结果的劳动取代了。从社会经济发展上着眼，谁能不承认这是一次真正的革命（它解放了生产力）呢！而这种革命，并非亚洲的基督教教义所固有的，而是欧洲人的一个创造。
   
   不是本尼狄克特造就了欧洲人的性格，而是国民性与本尼狄克特在交互作用中交相发展着－－西方世界早在他之前二百年就开始出现了修道活动。但缺乏一套本尼狄克特式的规程－－守则。多亏了这套法规，使那些并无特殊耐力的一般僧众也能适应这单调枯燥的修道生活。《规程》还提供了一个共同行为的准则和自治组织的基础。契约与约法对社团生活的重要性，至此充分体现了出来。
   
   本尼狄克特的杰作，是基于罗马秩序崩溃的社会苦难。社会的元秩序迫使修造院整饬内部的秩序。《规程》于此实现了一个有效的时空交叉：古罗马与中世纪的社会组织（时间）和东方与西方的修道方式（空间）在此融汇贯通。本尼狄克特的规程，是富于启示力的交叉点。
   
   此后，西方型修造院对东方型修道院的革新，化育出一种新的精神类型：《规程》规定修道士每天要在固定时间作几次祈祷，内容是朗诵《诗篇》和《圣经》的具体章节，以增进成员们之间的认同感和精神力度。在人际的对话，（而非东方式的独自一人的“吾日三省吾身”），在强化团体精神的宗教礼仪（合唱，而非“孤吟”或默诵）中，获得了一种超家族、超区域甚至超民族的共同精神。这比孤独的内省和默想方式，远为社会化。再加上共同劳动、共同食息的纽带，使得修造院这种西方社会文化的原始蛹体，获得了东方社会所没有的自治型的组织力。这对西方工业城市的兴起，提供了一项人际关系形态方面的原始模型。
   
   随着时间的流逝，“祈祷与劳动”最终化成了心理向心力、社会组织力与经济生产力。其结果是修道院的组织形式与生产方式，向广泛的时空不断扩散。到六世纪末叶，大格利高里派奥古斯丁率领四十名修道士到英格兰建立修道院的组织和产业。二百年之后，已在英格兰打下根基的修道士势力又返回欧洲大陆内腹部的日尔曼、斯拉夫、北欧等地，传播新文明的模式。到公元九一〇年，在全欧的修道院布“点”的基础上，跨“点”成片的大社团相继出现－－为以后西欧文明统一体的形成，铸造了千年之基。也正是在这风起云涌的新潮下，五百年以后文艺复兴运动，才得以在蛮族入侵之后的欧洲荒原上，催发了个性觉醒的蓓蕾。
   
   本尼狄克特的史例表明，宗教的动机往往成为文明扩张的催化剂。
   
   （原载“文化哲学丛书”《秦人与楚魂的对话》第16－22页。谢选骏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年4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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