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演唱《我爱你中国》
来源: 犀利妹妹 于
丁丁《辛德瑞拉》 杜导正：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中步前进了
最近一段时间，我与《炎黄春秋》的同仁以及一些老朋友有过多次谈话、对话，话题是当下党和国家的形势与走向，重点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切入点。一些老朋友认为我最后形成的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有助于人们对当下中国的认识。这些观点不是我一个人的，而是大家讨论后所引发的思考，也算是集中了大家的意见。现在发表出来，供大家参考，一起来讨论。
碎步前进恐来不及了
很多人都非常关心当前的局势，我也非常关心。从互联网和有关资料反映出来的情况看，现在国内民怨沸沸扬扬，群体事件频发，社会上弥漫着一种不安的情绪。我不完全相信互联网上传播的每一件事，但这些现象总的说确实存在，那么，该如何看待目前形势呢？
我认为，我们党执政地位已经到了兴败的关键时期。前几年，我曾写文章提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当“碎步前进”，那是前几年的情况，在那时还来得及，但是，几年过去了,党政权力仍受不到有效制约,官员腐败加剧，与提高了的民众期待和政治参与要求尖锐冲突，党心涣散，民心一失再失，今天官民矛盾、贫富矛盾尖锐到这个程度，再“碎步前进”恐怕来不及了！因此，必须立刻切实加快政治体制改革，通俗地说必须中步前进才行，换句话说，已经到了非中步前进不可的时候了。千万不能再错过这一时机了。
民主宪政阶段论
目前，我们可能寻找的更好的政治体制在哪里？我和朋友以为，民主宪政是大方向，但是要分为几个阶段来进行。概括地说，就是“民主宪政阶段论”。
我们提出民主宪政阶段论是根据这几十年我们党的血泪教训。解放后毛泽东搞的乌托邦，把中国带入灾难，他的最初动机也是好的。同样，现在过激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如同一个人要跳十几米远的沟壑，你是跳不过去的。因此，我们要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民主宪政，但是要分阶段走。目前这个阶段可以先回到共同纲领去，这个共同纲领在指导思想、总体框架方面我以为总体上比较好。
目前最重要的是正确看待来自民间的呼声
目前，最大问题是执政党如何看待有关政治改革的诉求和民间呼声，是把他们看作改革的动力，支持他们引导他们，还是把他们看作不稳定因素，作为压制打击的对象？
我们党的传统是重视民意，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把人民放在第一位。但是，在某些历史时期也有偏离这种优良传统的时候，如1959年庐山会议，如“文化大革命”，等等。这些年采取的“维稳”，也大体属于这种思维。
一个党，一个政府，如果对民意进行压制，不倾听民间的呼声，就很容易出大问题。因为损害人民大众根本意志和利益的行为是不可能长久的。当前，中国民间力量很活跃，民间的政改呼声也很高。各种各样的座谈会，各种各样的民间思想者都在发声。大家都在议论。全民关心政治，议论政治，这种局面中国很久没有出现过了。这些现象的出现，事实上形成了一种社会思潮。而一种社会思潮的形成，则是社会问题的必然反映。
政治主张我以为有三大派
当然，声音是各种各样的。以中国目前的情况看，大致有这样三个派别：改革派、“革命派”、维稳派，这三派实际上代表了不同的社会主张和不同的政治诉求。改革派代表着追求公平正义的各个阶层和利益群体要求变革的政治诉求，我认为是目前中国进步的力量。
第二种力量是“革命派”，或者称之为“保守派”。这一派基本上是信奉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他们认为我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是“复辟资本主义”，主张再来一次革命，继续推行毛泽东晚年的那套“左”的主张。这一派力量，目前在中国不大，但也不可小觑，因为他们在中国贫富差距拉大、官员普通腐败的现实社会环境中，有一定的市场。这一派的主张如果实现，中国必定要陷入到极大的动荡之中。
第三种力量是维稳派。这种力量就是利用手中权力，自上而下一味压制人民呼唤改革的力量。有人说，目前中国是个“火药库”，一点就着。我觉得这个估计夸大了。不过，连续数年来的维稳，的确隐藏着危机。在维稳的高压下，整个社会就像一口高压锅，没有泄气的出口，难保某一天会爆炸。因此，在当下的中国，维稳派实际上也是一种消极的力量，是一种积累社会危机的力量。
在这三种力量中，革命派和维稳派有可能结合起来，因为这两派的总体思路是一样的，都是靠“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来推行政治主张的。目前两派还没结合起来，但是，一旦社会危机加剧，两派便可能联手在中国引发破坏性的大动荡。这是很值得大家警惕的。
必须做改革派的坚定拥护者
因此，要解决中国目前的危机，寻求改革的切实有效的路径，必须做改革派的坚定拥护者，摒弃革命派和维稳派。
但是，改革派本身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主张短暂时间内中国就可以走进民主宪政体制的激进的改革派。这一派人数不少，我一些老朋友中有这种情绪的人就占相当的比例。还有一种是主张渐进式的改革，主张全面的改革，即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政治体制改革也要齐头并进，绝对不要再出现以前的“跛足”的改革了。这种主张，我称之为稳健的改革派，或全面改革派，任仲夷说是体制内的改良主义者，有人叫我们务实派、民主派。
对于激进的改革派的主张，我能理解，因为毕竟民主宪政是历史潮流，而中国一直还没有融入到这个历史潮流当中去。但是，就像一位中央领导人所说的，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的社会基础。在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经济、政治、文化基础比较落后，国情这么复杂，所面临的问题这么多，如果采取剧烈的变革方式，我以为也必然要引起大的社会动荡。在中国这样的大国，一旦引起社会大动荡，就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这在历史上是已经有过先例的。前面已说过，解放后毛泽东搞的一系列乌托邦革命的彻底失败就是一个例证。所以，我认为，不改革，尤其是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个党，这个国家没有出路；全面体制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绝对没有出路。但改革又必须从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建立民主政治体制，最后建成宪政民主体制。我们的党中央多年来也有类似的主张和口号。
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的制度变革，常采取自下而上的形式，这样的变革我们过去称之为革命。这种暴力变革的方式，100多年前就已被恩格斯重新审视，有所扬弃。欧洲的经验、苏东的经验表明，上下互动，以和平的方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和百姓损失最小、代价最小的道路。我和一些朋友多年来坚持呼吁政改“碎步前进”，也正是希望高层领导者和广大群众都接受这条路。但是目前社会矛盾这么尖锐，再碎步前进恐怕不行了，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因此，必须要中步前进，要大刀阔斧，要有“革自己命”的勇气，才可能扭转形势，渡过目前的惊涛骇浪。
先真正完成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
目前，我们可能找到的政治体制改革路径在哪里？
从我们党的领导体制来说，我们建议要主动地、有意识地完成这样的几次蜕变：从革命党转到执政党，再从执政党转到宪政党。
有人说，我党已经完成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1949年以前是革命党，1949年以后，就成为中国的执政党了。这样说，从历史时期划分来看，没有多大的错误。但是，从执政的本质上来说，还不能这样说。1949年以后我党成为这个国家的执政党，这是事实，但是，从执政方针上来说，大体上依然在革命党的思维上转悠。
1949年前后，我党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的国策，又确立了《共同纲领》这样的治国方针。这样的思路，是从当时中国的现实出发，相当适合国情的国策，也是得到人民拥护的国策。如果坚持下去，就可以成为我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良好开端。可惜的是，立国不到三年，毛泽东同志就背离了这套东西，又回到了革命党的执政思路，夸大中国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采取专政的方式对待人民。从1955年肃清反革命集团到1957年反右派，再到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整套的理论，都是革命党的思维。可以说，从1949年至文革结束，从总的历史表现来说，我党的屁股坐在执政党的座位上，但是总体思维还是革命党的思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1976年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开始自觉纠正这种革命党的思维方式，开始具有执政党的思维。所以，我们才能结束“文革”，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数，搞改革开放。应当说，上世纪整个80年代，我们党的这个转变是主动的，有意识的，是尊重民意的。经济改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陆续进行，虽然有左一下、右一下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说，是沿着执政党的思路走的。但是，到1989年的“六四”风波后这种执政党的思路中断了，一些人脑子里又开始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进行，但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进行，以至于改革进入到一个我们常说的“跛足”状态。“跛足”改革进行到近几年，又发展到“维稳”了，也就形成了一个“维稳派”。维稳，我反复说这是个消极的力量，因为维稳的本质，是把人民放在党的对立面上了，这还是“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也是革命党的思维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党还远没有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激进的改革派要求短暂时间内就完成民主宪政体制的改革，就有些与国情不符了。你想啊，这个党还没有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变化，你就要求它成为宪政党，是不是超越历史阶段了？因此，一定要走民主宪政这一条路，但民主宪政要分阶段走。第一个阶段可以先回到《共同纲领》。
改革的路径就是首先要让我们党，彻底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也就是先回到《共同纲领》上来，彻底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那套思维。这就是在我们党领导下的真正联合各党派共同执政，是真正的，不是形式上的。
当年的《共同纲领》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被我们撕毁了。现在，我们应该诚心诚意地重新开始。长远的目标当然还是民主宪政。在完成这个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后，我党从执政党向宪政党的转变就有了基础。
把我党过去承诺过的民主、法治主张先执行起来就好
大家很关心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争论也往往集中在这里，目前可以把我党过去承诺过的，过去的文件拿出来落实，就是一种很好的做法，让那些不想政改的人也无话可说。现在中国处在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中，不光是经济一体化，政治都在一体化进程中。我们应当采取“拿来主义”，把古今中外一切好的东西都拿来。例如，选举制度改革可以借鉴越南和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越南四个“一把手”，都是差额选举的，同样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借鉴学习。再如，监督制度方面可以借鉴美国的如实公布官员个人财产的做法。我党中央上世纪90年代也有过明文规定。我们说西方国家官员是资产阶级政客，但他们在这一条上做得毫不含糊。
如何评估我们党体制改革的成就
有人说，我们党就是一个专制党，一个农民党。所以中国很难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这么多年来，改革从总体上来说，没有多少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很不错的成果；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是扭秧歌，进三步退两步，但是总的说也还是前进了些。我不同意总体是倒退的说法，但是部分倒退确实是有的。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整体上还在原地踏步，但不能说没有进展，比如说终身制没有了，家长制有明显的改进，国家有点法制了，基层政权民主建设也有一点进步，等等。
前不久，我主持召开了一次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座谈会，我注意到北京的专家学者总结出民间社会的动向，例如维权运动、因特网革命、民间社会组织活动等，可以说，这些正在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社会动力，不少政治改革的诉求都由这些运动表达出来。例如要求维护劳动者的最基本的权益，要求落实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这些都是非常好并且不难实现的要求。连我老家山西省村子里的年轻女工们，都很有维护自己的权利的意识，都来上访投诉。这些运动，对党的高层领导班子肯定会有所触动，有所教育，我期盼着上下互动的加强。
邓小平复出后就论述过政治改革。第一次是1980年8月18日的著名讲话，但在1981年很多民间刊物和民间组织出现时，他又觉得过头了，于是马上禁止，改革随即告终。第二次是1986年中央新班子研讨政治体制改革，还郑重其事地把政治体制改革写进了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结果，赶上了通货膨胀和政治危机，1989年政治风波后又流产了。现在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又多次大声疾呼，实际上是第三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
1986年，台湾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同一年，大陆邓小平授意起草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结果，台湾解除了党禁、报禁，而大陆经过26年大体上仍在原地踏步。
多少年来，我们都在谈政治体制改革，可是，每一次政治体制改革都困难重重，因为它遭遇了强大的利益集团的反击，每一次政治改革流产之后，专政机器都更强化，强化的结果又造成了更大的矛盾，发现问题后又重提政治体制改革，形成恶性循环。我党作为执政党，能顺应历史潮流，就可以前进，从而创造振兴的良机；逆着潮流走，必将惹出大乱子。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孙中山先生早就说过，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有朋友认为我们党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我的看法比较乐观。理由好几条，一条是我党和国家还有一批有识之士，我们有人才。
清末，慈禧太后也感到清朝统治不下去了，逼得她也真搞改革了，打算走君主立宪之路，发布了许多改革的命令。但是，她身边没有人才。接着，辛亥革命之火渐成燎原之势，清廷求立宪而不得，皇室连个象征性的位置也没得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戴逸老先生去年底跟我说，相比清朝晚年，目前我们党还是有希望的，这希望就在于有人才，有大量的有识之士。我以为朝野能有了共识——我国政治体制非痛改不可，不改就灭亡，能认识这一点我们就有希望，只要现在痛下决心，拿出割自己肉的勇气，我党执政的国家就会再中兴。我期盼戴老的话能在最高层引起共鸣，并拿出相应的切实举措。我属于谨慎的乐观派。
目前，党的十八大就要召开，大家都非常关注。我个人更关心十八大后国家大政方针的走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能够出现重大的进步。这不仅是我个人的希望，同时也是我周围的朋友们的希望，相信也是所有关心国家前途命运、关心中国改革走向的人们的希望。
来源: 《炎黄春秋》
关注王立军案件报道有感：看完让人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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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了新华社记者采写的关于王立军案件的庭审报道，说句实话，看完之后让人很害怕。这害怕主要来自于这样几个疑虑。
首先，薄谷开来是个律师，她的法律知识是普通人所不能相比的。但是，她竟然敢在她认为有人威胁到她儿子的安全时，就敢于动杀心，并亲自下杀手，事后，还敢于向一个公安局长主动透露，并寻求脱罪帮助。她的胆子和自信从何而来？
第二，一个直辖市的公安局长，手上掌握了国家所赋予的执法大权，却敢于在得知有人杀人后，安排部下为其掩饰并在毁尸灭迹后，还主动打电话向杀人犯报告说“化作青烟，驾鹤西去“。法律在一个颇有地位的执法者心中完全成为了私人关系中被可以随意践踏的玩物。这样的人是如何成为执法者的？如果他曾经是一个法律的捍卫者，那么，他又是如何变成了一个践踏法律的人的？
第三，当王立军感到与薄谷开来的关系变得疏远，自己有危机感后企图以攻为守，向市委书记也是犯罪者的丈夫反映案情时，这个向来以正派、廉洁、嫉恶如仇的形象示人的书记不是立即指示执法机构逮捕犯罪嫌疑人，而是给了王立军一耳光。一个受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等理念熏陶了一辈子的高级官员在大是大非面前所表现出的行为竟然连一个普通的民众都不如，他是怎么在官场上得以混了一辈子的？
第四，很奇怪，采写这篇报道的记者在谈到打王立军耳光的人时，只说是”当时的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难道，说是“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有问题吗？难道，直接说出这位书记的名字有问题吗？
第五，当王立军明白地告诉了这位市委书记其老婆的杀人犯罪事实后，换来的却是他身边人的被审查和他自己的被调职。书记的权利怎么这么大？不是说集体领导吗？当书记违法时，其他人在干什么？为什么所设置的权力管理和制约机制管不住第一把手的徇私枉法和对权利的肆意滥用？这样高级别的官员玩这样低级的杀人游戏，为什么没有被及时制止，而只能等到他们狗咬狗的时候才不幸被自己曝光？
百思不得其解。
因为百思不得其解，所以就产生恐惧。原来，行使了多年的社会管理机制和机构竟然管不了高级别的官员犯罪。原来，管理我们社会并被我们所敬重的”首长“、”领导“中间，竟然有这样一些完全不把法律当回事的王八蛋！
那么，往小里说，以后，我们再看到电视中那些正襟危坐的首长和领导时，我们应该对他们报持何种态度？是怀疑，是蔑视，还是依然敬重？对他们所宣扬的各种光辉灿烂的说辞和论调是嘲讽，是反感，还是坚信不疑？
回望二百年的中国近代史，回望一百年的中国现代史，回望60多年的建国史，我们该是为这样的现象出现在21世纪的中国，是哭泣，还是愤怒？
谢选骏：美国正在第三世界化
2012年8月29日，美国《底特律自由新闻报》(Detroit Free Press)报道，四名美国军人被控试图策划政变，谋杀总统奥巴马。根据检察机关资料，这四名军人购买了价值8.7万美元的武器和爆炸物，计划占领若干战略设施，而后再谋杀总统。报道称，这些嫌疑犯是现役军人和退役军人，他们创立了一个名为“Fear”的武装组织，这个名字是“永远忍受，时刻准备”的英文缩写(Forever Enduring Always Ready，F.E.A.R)。2011年12月，该组织杀害了一名同伙和他的情人，这两人原打算向美国政府通报该组织的犯罪计划。侦查部门认为，嫌疑人实施政变的动机是对现任总统的敌意。
目前，这几名嫌犯已被逮捕。美国佐治亚州一个法庭开始审理4名美国士兵涉嫌阴谋推翻联邦政府的案件。佐治亚州斯图尔特堡（Fort Fort Stewart）美军基地附近长县法院的检察官在法庭上说，这一无政府主义武装组织在华盛顿州购买了土地，并计划炸毁一座水坝，还要对该地区的苹果作物下毒。
检察官说，该组织的最终目的是推翻美国联邦政府，而不仅仅是暗杀奥巴马总统。检察官认为，这个国内恐怖组织不仅计划攻击、讨论攻击，并且有证据显示，他们拥有相关知识、手段和动机来实施这些计划。佐治亚的民事法院在审理4名士兵涉嫌谋杀案时发现这一武装组织。
这一案件使人担心，美国不仅正在加速两极分化，而且面临“两极分化社会”通常产生的“第三世界化”的倾向，也就是“拉美化陷阱”。如贫富悬殊扩大、腐败日益严重、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社会治安恶化、城市人口过多、地下经济泛滥、对外资依赖性强、金融危机频繁以及最终出现的政局不稳等等。
说美国发生“拉美化”现象，简直匪夷所思。
因为拉美化是拉丁美洲的特产：拉美多数国家是在1960、70年代之交开始走向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轨道的。在一段时间里，拉美的有些国家譬如巴西等的现代化进程推进的比较顺利，而另外一些国家如哥伦比亚则从来就没有认真地走向过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从参与全球化的方式来看，拉美国家走了一条典型的“外资主导型”开放道路。依靠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开放市场等比较优势，大量的引进外资，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及大型跨国公司的资本进入，带动本国的经济发展。
1990年代，拉美普遍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并借此获得了一段比较快的经济发展时期。但从总体上来说，拉美在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上走的非常不稳定。有时候是走两步退一步，有时候则是走一步退三步。这当中出现的剧烈的社会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个人对整个社会的损失都很明显。而且随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程度以及参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外资主导型”的对外开放的负面作用就会进一步显露出来，成为制约其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甚至损害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未来。
评论者们倒是发现，中国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拉美化的五个陷阱：
1、掠夺式陷阱。牺牲资源、环境和长远利益急功近利地谋求增长。
2、流动性陷阱。20年M2增长50倍,用印钞机堆砌的GDP隐患重重。
3、道德陷阱。社会底线全面崩塌。
4、中等收入陷阱。改革、发展、资源、环境四大瓶颈成为重大困扰。
5、腐败加低效已成社会常态。
《经济》杂志指出：自1996年以来，加工贸易在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中一直占据半壁江山，目前加工贸易涉及到中国绝大部分产业。不可否认，加工贸易在推动国内配套产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利用外资方面的建设性成果，但是鲜花之畔往往就有陷阱，加工贸易对国民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正日益显现。
事实上，利用加工贸易实现工业化也曾经有过成功经验，如亚洲“四小龙”；但是反面的例子也有，如一些拉美及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外资的进入和本土企业被吞并、被消灭同时发生，加工贸易规模在不断扩大，本土经济却在不断萎缩，国家经济最终陷入对外资的严重依赖中无法自拔，此即所谓“拉美化”效应。“拉美化”往往伴随着以经济危机、政权更迭、社会失范、贫困化和两极分化、政权更迭等社会问题为特征的整体性危机。
说美国发生“拉美化”现象，也不全然荒谬。
因为“拉美化”的特点例如经济危机、社会失范、贫困化和两极分化、政权更迭等现象里，美国除了“政权更迭”（正常选举的当然除外）外，几乎都有了。
现在，美国也开始发生“策划政变，谋杀总统”的现象，说明美国确实可能面临拉美化的现象。尤其考虑到，美国现有一两千万的非法拉美居民的存在，而且他们已经开始获准在美国逐步地合法居留了。
“美国正在第三世界化”的现象值得注意。
2012年9月13日澳大利亚《每日电讯报》报道，美国洛杉矶市街头日前上演惊人一幕：一伙被警车追捕的银行抢匪居然一边驾车疯狂逃窜一边从车窗向外抛撒现金，吸引了数百名路人围观，因为这种“罗宾汉”式的社会现象通常发生在第三世界。
这伙抢匪抢劫了美洲银行的一家分行，随后驾驶一辆黑色越野车逃跑，与警方展开一场高速“追车大战”。在逃跑过程中，抢匪十几次将大把的现金抛出窗外，吸引了数百名路人围观。一些路人甚至向抢匪挥手，想让他们扔更多的钱。这种“欢迎罗宾汉”式的社会现象通常也发生在第三世界。许多目击者都认为，这些抢匪是像罗宾汉一样的“侠盗”，正在“劫富济贫”。当地一名二十三岁的青年甚至给电视台打电话说：“我很高兴看到这些人来撒钱，抢匪一般抢了东西就跑。但是这些人是来帮助我们的……所以我们既支持警察也支持抢匪。”
然而当地警方称这些劫匪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好心，他们撒钱是为了转移警方的注意力，或者让围观和争抢钞票的路人堵住公路，使警车无法继续追捕他们。
这种事情发生在美国西部一点也不奇怪，因为那里来自第三世界的非法移民众多，而且，“非法移民合法化”运动，正在加剧这一趋势。如火如荼的美国大选，又在加剧“非法移民合法化”的趋势。
美国正在第三世界化的趋势，迫使美国作出反应，若要避免沉沦，只有釜底抽薪，毅然决然，走向全球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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