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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昭/60年代毛泽东的夜生活/与众多女人有染的高岗为何一路走强/逆天
發佈時間: 9/30/2012 12:09:20 AM 被閲覽數: 762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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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y You'll N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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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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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妻子马用强的帮助下,张元勋度过了一道又一道坎,顽强地活了下来。 (李木生/图)

2012年3月19日,我去曲阜师范大学拜访张元勋夫妇。敲门,敲不开,直到看见他夫人马用强女士提着两壶水从外面进来,才知道张元勋先生已经无法自己行动,每一次移动,都离不开夫人的帮助与搀扶。张元勋说,就是明明知道人民币掉在脚下,也无法捡起。采访的上午与下午,他一直将两条腿直直地伸在沙发前的一个椅子上,中间要去解手,夫人就会过去,让他抓紧自己的手,费力地站起来,再将双拐放在他的腋下,然后就一小步一小步地跟紧着。

他已经将近十年没有躺下睡过觉了,每天晚上,也就这样坐着,把僵了的腿又直又平地伸着。长时间这样伸着,血脉不通,肌肉也会萎缩。夫人马用强给他按摩。她告诉我,丈夫的病,她无法替他,就得让他尽可能舒服一些、痛苦少一些。“好在,受罪,痛苦,对于我已经习惯了。”张元勋对我说。

这是我第二次拜访张元勋。

第一次拜访,是八九年前,他的一本回忆北大岁月的著作刚刚出版。在这部著作的写作中,他已经患上食道癌,是一边诊疗,一边笔耕不辍。

这一次,80岁的张元勋身体已经远不如从前,白雪覆顶,双腿僵直,手也抬不起来。只有眼睛里光芒依旧。

他每天还会在夫人的搀扶下坐在电脑前,再让夫人帮他将双手放在键盘上,写上百十个字或再多一点的文字。电脑是他的武器,他爱惜它,手抬不起来,一旦放在键盘上就会压得很重,键盘也就坏得很快。他看看键盘,再看看自己无法自如运动的手,有些抱歉地说:“总不能停止写吧。”

提篮桥探监

1966年5月6日上午8时至11时,刑满释放仍被管制在劳改农场的张元勋,以请假回青岛探家的借口,去上海提篮桥监狱与林昭相见,名义是“未婚夫”。

这次探监,给历史保存下了有关狱中林昭的珍贵细节——

“她的脸色失血般地苍白与瘦削……长发披在肩膀上,散落在背部,覆盖着可抵腰间,看来有一半已是白发!披着一件旧夹上衣(一件小翻领的外套)已破旧不堪了,围着一条‘长裙’,据说本是一条白色的床单!脚上,一双极旧的有襻带的黑布鞋。最令人注目而又不忍一睹的是她头上顶着的一方白布,上面用鲜血涂抹成的一个手掌大的‘冤’字!”

林昭对张元勋遗嘱式的交代与托付:“……希望你把我的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个专集:诗歌集题名《自由颂》,散文集题名《过去的生活》,书信集题名《情书一束》”;“妈妈年迈无能,妹妹弟弟皆不能独立,还望多多关怀、体恤与扶掖。”

林昭与张元勋,都因“右派”问题以“反革命罪”被判刑,一个判刑20年,一个8年。林昭更是“不思悔改”的重刑犯。张元勋是在林昭被人避之唯恐不及,而自己又是自身难保的时刻,以一名刑满释放、还戴着“反革命分子”帽子在农场接受改造的身份,公然前往上海提篮桥探望林昭。

张元勋探监时,从淮海路的食品店里为林昭买来了这样的食品:三个品类的蛋糕,八市斤的听装奶粉,印着美丽图案的听装大白兔奶糖,以及香蕉、桔子、苹果。

提篮桥探监,让张元勋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从1968年7月7日起,他被单独关押于一处被五层墙门封闭的曾是储存剧毒化学品的仓库之中,到11月22日出来,长达138天。事情的起因,是1968年4月,张元勋又以回青岛探家的名义去上海提篮桥监狱看望林昭未果而超假(此时,张元勋正在山东章丘埠村煤矿矿井下,干着繁重而危险的采煤劳动)。追查出1966年的第一次探监,而对其进行重新审讯并被关于被他称为“鳄鱼之胃”的地方。

林昭与张元勋

自从林昭成为热门话题以来,不乏“谬托知己”者。张元勋虽然对此投以厌恶,但他与林昭的关系,却因提篮桥探监而成为一个言说不已的话题。

其实,早在九年前,是林昭首先为张元勋仗义执言,并因此踏上罹难之路。1957年5月22日夜,正当北大对张元勋群起而攻之的时候,是林昭踩桌而起,为之辩护:“他不是党员,连个团员也不是,他写了那么一首诗,就值得这些人这么恼怒、群起而攻之吗?今晚在这儿群体讨伐的小分队个个我都认识!所以,自整风以来我一直没有说话,也没有写过什么,为什么?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

1957年12月21日的晚间,他们在海淀新华书店偶然相遇,却又以心相约于西郊的稻田。在林昭预感到两人都要被捕的时候,作了“不管磨难多久,也不能失去联系”的嘱托,相互交换并在内心深处牢记了各自的地址。从此,张元勋便在生命里记下了林昭的这样两处住址:一、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二、苏州乔司空巷15号,并由此最终诞生了九年后的联系与探监。

九年之后,当林昭与以“未婚夫”名义前来探监的张元勋相向而坐的时候,她才会破天荒般,当着众多“专政者”的面,向张元勋袒露女性的妩媚与命运的哀恸。刚见面时,她就向着张元勋,送去八九年监狱生活中第一次的“嫣然一笑”;结束会见,作临终嘱托时,又是“语未毕而泪如雨下,痛哭失声,悲噎不止,以致无法再说下去”,也是八九年监狱生活中的第一次。

46年之后,提篮桥监狱中林昭当面朗诵的赠诗,字字句句,依然在重疴缠身的张元勋心上,开成不败的高洁的莲花——

篮桥井台共笑之,

天涯幽阻最忧思。

旧游飘零音情断,

感君凛然忘生死。

犹记海淀冬别夜,

吞声九载逝如斯。

朝日不终风和雨,

轮回再觅剪烛时。

一句“感君凛然忘生死”,这种信任与相通,又在林昭胞妹彭令范给张元勋的信中,得到了印证。

2011年7月26日,彭令范从美国致张元勋的信中说:“正因为你的相对完美,所以人们妒忌你。”2011年8月29日的信中,彭令范写下了这样的话:“想起你当年和母亲去提篮桥探望姊姊,一晃已几十年。沧海桑田,人事全非,不堪回首。记得姊姊在遗稿中曾提起过一句你的探监……而在她1967年1月20日《糖纸的文章》中(狱中节日发的糖果,林昭仔细分析糖的包装纸)写道:‘山东特产高粱饴五颗,青岛糖果冷食厂制。这是意指着我的亲密战友广场主编张元勋。张是山东的,且系青岛籍也。特此告知’。……讲了半天端木伯伯(储安平的前妻,南方称有地位的女性为‘伯伯’),因为他对你印象不错。她说:‘张是北方人,有义气,不是所有人都能这样做的。’……在我姊姊的同学、朋友中,你是唯一称我母亲‘许先生’的,这是否说明一种非同一般的维系,不用标榜,不言而喻,超越世俗,情操高洁。”

张元勋与妻子马用强

张元勋的苦难,来自那个时代。张元勋的幸运,来自他的妻子马用强。

没有马用强,张元勋这一辈子就不会尝到幸福。没有马用强,张元勋也活不到现在。

他们之间的媒人,是一位部队的“右派”,同在山东济宁劳改农场“劳动改造”,同是天涯受害人,当然知根知底,便介绍了本村的一位姑娘。张元勋只是说到妻子的村名——山东邹平王屋村——就露出了欣然的笑容,说“这名字多么优雅”。显然,在他的心目中,村子的优雅来自妻子的优雅。

这一年是1973年。岳父是一位小学的教书先生,在那样的时代,他逆着汹汹的潮流,希望女儿选择一个真正的人。

岳父的考题只有一道:你为什么进的监狱?如果是偷盗或流氓罪,一切都免谈。一说是北大右派,岳父这一关就顺利通过。岳父固执却开明,他只定“方针”,却不干涉女儿的最终决定。

40岁的劳改释放犯与22岁的姑娘马用强见面了,谈话了。而后,身材高挑俊朗又有文化的马用强坚决地选择了他。她似乎一下子就了解了这样一个人,了解的那一刻,她就将自己的一生与他的一生系于一起,风雨同舟。她的决定,让一直在黑暗里孤独走路的张元勋感到了阳光的光明与温暖。这个中国知识分子中罕见的硬汉,哭了。

见面并以心相许的马用强,从那时便离开自己的家,赶赴张元勋青岛的家,以姑娘之身尽一个媳妇的责任。

作为“反革命”与“右派分子”的家,当然只能生存于苦难之中。父母都已七十多岁,母亲还瘫痪着,又住在青岛贫民区里的一栋顶层的四层楼上,连水管都没有,一切用水都要从一楼提到四楼。但是,23岁的马用强来了,她默然地承担起家中的全部劳作。她要用自己的青春的热量暖热这个家,她要代自己以心相许的爱人孝顺父母,并用自己的行动,铸造一个爱字。

这样一做就是四年。等到“组织”允许张元勋结婚的1977年,他们才结束保密的状态,并向“组织”提出结婚的申请。“组织”要审查,还要劝她,说怎么能与一个“反革命分子”结婚?马用强村上的人也笑话她,没钱,没地位,是人都瞧不起的老右派,更何况还比她大18岁。

但是,马用强认准了这个人,并看中了这个地位与穿戴都与要饭的叫花子一样的人的高贵与价值。她说她自从第一眼看到张元勋后,这一辈子,从来没有一闪念的自卑。不仅不自卑,她是让心里充满着自豪,与丈夫一起走过了这些漫长的岁月。

2002年张元勋被查出癌症,先是手术,将食道下端贲门与胃的一部分割了十厘米,并将胃提升上来。没有一点食欲,吃一点就呕吐。马用强心疼,还是做下好咽的稀饭、奶、鸡汤。他不等胃有反应,就迅速吞咽。他还是从80公斤的体重,暴跌了20多公斤。

张元勋的学生马明诚的妻姐范毅是位有名的中医,将老师与师母一起接到自己刚刚布置好的新房子里,并将那个向阳的大间给老师布置好,再铺好絮着新棉花的被褥。秋风凉了的时候搬过去,一住就是三个月,直到春节将至,寒风呼啸了,范毅也将他的胃调得有了食欲。

2003年的夏天,癌细胞转移到了锁骨。手术,放疗,化疗,头发也掉光了。这年冬天,凶恶的癌细胞又转移到了腋下,连主治大夫都悄悄地说“没法治了”。

张元勋不信。他说“不能治了,回家等死,我不甘心”!他说,“我怀疑,我怎么能死?!”辗转找到了天津的一个民间老中医,偏方,一服药就是5斤,要熬出1500到4000毫升的药汤。悲苦的药汤,也要忍着喝下。不是喝一天两天,一喝就是四年。

就这样,张元勋顽强地活了下来。这些年,光是看病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三十多万元)。但是马用强与丈夫张元勋一起度过了一道坎又一道坎,从癌魔手里夺回了10年的光阴。她平实地说:“借贷也得治好他的病。”

2005年盛夏,学生们从四方八方来曲师大看他,他又向自己的学子诵起陶渊明的《杂诗》:“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张元勋总无法忘记46年前在提篮桥监狱林昭对他说过的话:“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给未来的人们!”

 
 

密: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的夜生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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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位戏曲艺术家的回忆,有关于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的夜生活!

1962年起,我新增了一项被“传差”的使命:不断被召进中南海,为毛泽东主席演唱。“传差”常常在半夜,专人上门,汽车接送,晚间方去,凌晨始归,一切围着毛泽东的夜生活转。有时同去的还有其他方面的艺术家,侯宝林就曾碰过面。

我们的演唱大多在舞会上,为毛泽东消除工作疲劳。中南海常在夜间为他一个人举行专场舞会(据说毛泽东最喜欢跳舞和听戏)。舞厅不算小,乐队伴奏齐全,有十来个年轻女性坐成一排是伴舞者,为首的那位主要是陪毛泽东跳。其余分别陪特请的客人和工作人员跳,跳舞的人不多,我一个也不认识,不过是为毛泽东跳舞烘云托月。每支舞曲很短,约一分钟,据说这是为了照顾他的身体,避免过累。我们的任务是:在跳舞暂停、毛泽东休息抽烟时,我们便佐以文武场面进行清唱。舞曲再起,他又迈着方步跳起来,我们则在旁休息,等着下一次表演。

平心而论,毛泽东还是平易近人、尊重艺术家的。我每去,他都握手招呼,有时还让我到他身旁谈话。我每次去都要唱上很多段,他最爱听的是《贺后骂殿》,故每唱必有此戏。有一次,他坐在宽大的沙发里,旁边也没有椅子,他一指让我跨坐在沙发扶手上,问我今天唱什么,我说准备唱一下我最近新排的《苗青娘》里面的一段二黄慢板,给您听听。他问,这出戏是讲什么故事的?我便轻声地把此戏的梗概讲给他听。他很高兴:“这是大义灭亲嘛,这戏很有意义!”于是又让我把唱词写出来,以便对照着唱词欣赏。

侍卫长李银桥把我领到隔壁一间摆有文房四宝的房间,并让我把字写得大一点。我用毛笔把唱词写成核桃大小的字,毛泽东一看,用浓重的湖南腔说:“你的字写得很好嘛,词也编得好,看来你是读过书的。一些老戏,像《武家坡》、《贺后骂殿》,我都熟,用不着看唱词。新戏就不行了,看不到唱词,我听不明白唱的是什么,就没意思了。”说完,他对照了唱词,再闭目凝神地听我演唱。我唱完了,舞曲又响,他站起身来对我说:“你也跳嘛!”我摇手说我不会。“不要客气,哪有不会跳舞的?”就让专陪他跳舞的那位女士跟我跳,他却和另外一位跳起来。恭敬不如从命,可谓受宠若惊了。

常去中南海,我和老李(银桥)也熟了。

老李说,毛主席工作很累,办个这样的小舞会,让他休息、轻松一下。舞会上,我从未见过其他中央领导人。只有一次刘少奇来了,进门后也没有同毛泽东握手打招呼,坐在离毛主席专用沙发较远的地方,他只听只看而不跳。过了一会儿,有人过来叫我:“少奇同志要接见你。”我走过去坐在他身边的椅子上,回答他的问话,他的态度很和蔼也很客气,刘少奇坐了时间不长,站起身走了,离去时两位中国最高的领导人仍然未打招呼,彼此视而不见,没有讲过一句话。我以为莫非这是中央的规矩,但心里总觉诧异。后来“文革”骤起,风云陡变残酷无情,我才解开疑窦。

我有幸直接接触过毛泽东、蒋介石两位代表中国两个方面的最高领导人和国民党、共产党的许多政府显要。毛、蒋都是有性格的人,刚毅果断很有魄力,在政治斗争上又是无情的。但是他们都喜爱京剧,就我接触而言,他们都很尊重艺术家,对我们很客气;只不过毛泽东显得随和、谈笑风生一些,而蒋介石给人的印象,则是严肃不苟。

 

 

安性事:与众多女人有染的高岗为何一路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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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随着权位日高,部属投好,女人送怀,高岗从西北一直“玩”到东北再到北京,其妻李力群多次向周恩来哭诉丈夫“腐化”。〔2〕但“生活小节”并未影响高岗政治上一路走强,若非毛泽东权衡利弊弃高保刘,高岗差点取代刘少奇成为“接班人”。

本文节选自“延安婚恋故事”  作者:裴毅然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6期

延安“性”事很有特色。南方十年闹红,提着脑袋闹革命,牺牲之事经常发生,不可能对部属在情恋方面约束过紧。

1933年5月18日,陶铸在上海亭子间被捕,下了南京大狱。其妻曾志(1911~1998)在闽东任临时特委组织部长,同时相好于宣传部长叶飞(后为上将、福建省委书记)、游击队长任铁峰,遭组织处分,“当时我思想不通,为什么要我负主要责任?!只因为我是女人吗?我并没有去招惹他们,但我承认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我认为恋爱是我的权利……我对叶飞是有好感的……当时,我与他们两人关系较好,工作之余较常来往……陶铸来信说,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恢复自由遥遥无期。而那时我才23岁,我是共产党员、职业革命者,为革命随时都要做出牺牲;同时也早将‘三从四德’、贞节牌坊那种封建的东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因此,重新找对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权利作出选择。”〔1〕

高岗在西安看到省委领导逛妓院,起初很惊讶,后来理解了——环境险恶,说不定哪天就会掉脑袋,过一天算一天,还不该及时行乐么?!1934年1月,高岗因奸污妇女受到严厉处分,但他仍每到一处都找女人。中央红军到延安后,他见党内一些高干与自己“同好”,自然不但不收勒自羁,还有所发展。随着权位日高,部属投好,女人送怀,高岗从西北一直“玩”到东北再到北京,其妻李力群多次向周恩来哭诉丈夫“腐化”。〔2〕但“生活小节”并未影响高岗政治上一路走强,若非毛泽东权衡利弊弃高保刘,高岗差点取代刘少奇成为“接班人”。

大批知青聚延,婚恋很快成为“问题”。此时,无论性别比例还是拥挤的居住条件,都决定中共只能以献身抗日之名行禁欲之实〔MSOffice2〕。1937年9月“黄克功事件”以前,延安执行清教徒式的禁欲政策,抗大规定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全心意心扑在党的事业上。黄克功死刑宣判大会上,张闻天结语中有“不谈恋爱自然是最好。”〔3〕毛泽东专门到抗大作报告〈革命与恋爱问题〉,规定三原则——“革命的原则、不妨碍工作学习的原则、自愿的原则”,〔4〕虽解“不准恋爱”之禁,仍须“一切行动听指挥”,恋爱可以自由,结婚必须批准,打胎则需要组织部介绍信。高岗在批准范元甄刮宫时说:“让她刮吧,是个可以做工作的女同志。”范很感激:“刮子宫一次两次,党一句话没说地批准了两次。”〔5〕

红小鬼陈丕显(1916~1995)在皖南新四军部工作期间,二十来岁,常有人介绍对象,不少青年女性也对这位“红军老干部”有好感,但项英、陈毅不同意,陈丕显无法“继续”。项陈首长后替他选了一位军部女机要,由曾山批准,1940年2月13日“奉令成婚”。〔6〕延安婚恋属于标本式的“革命+恋爱”,个体性爱与社会改造紧密结合,微观行为绑缚宏观价值,雅称“一根扁担挑两头”——一头挑着未来道德、一头挑着过去观念,俗称“同志+性”。〔7〕

1941年,胡耀邦与李昭在延河边“约爱三章”:先是革命同志,然后才是生活伴侣;成家以后,不忘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大事业;要经受得住各种考验,同舟共济始终不渝。革命使理想近在眼前,红色情侣们对未来的期待值甚高,既有抗日民族大义,又有民主建国的政治前途,精神幸福指数相当高。但祸兮福所伏,既然享受到革命的热度,也就不得不一起品尝政治的苦涩。十分强烈的泛政治化全面渗透延安生活,最个人化的婚恋问题上,他们接受的诫律也是政治训令:

在这伟大的时代中,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革命的同志男女问题,首先要遵从组织决定。我们对一个“爱人”的要求,也正像对任何同志的要求一样,脱离不了“阶级尺度”。必须有坚定不移的“立场”,正确的“观点”和良好的“作风”。男的对女的,女的对男的,也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正确的恋爱观,必须是以一定的思想水平与政治认识为基础的!他所谓的“立场”是指“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是指“劳动观点”(亦即所谓为工农兵服务的观点),良好的“作风”是指反对“自由主义作风”的意思。〔8〕

25岁的李锐与21岁的妻子相约:“两人关系以政治为主,时刻关心到政治。”夫妇幸福度取决于“进步速度”——组织信任与提拔速率。1950年4月5日,范元甄家书:“我十年来对你感情要求之强烈,从来是伴随着政治的……如果双方不进步,是不可能有美满的关系的。我有时决心要离婚就确是这样想。”〔9〕

赵超构记述:

被极力夸张的“同志爱”对于延安女性的恋爱与结婚一定也有重要的影响。既然同志爱应该高于一切爱,那么恋爱结婚也应该以同志为第一条件了。个人爱憎的选择也只能在同志之间运用了。这正如旧式婚姻以门第为第一条件,难道不会损伤到个人的恋爱自由么?〔10〕

 

 

晓庆真的是要逆天了!57岁的年龄 二十多岁的外形!(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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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影后刘晓庆一席黑色小礼裙出席某电视台举办的中秋慈善晚会。刘晓庆不仅为晚会献唱了一首《绒花》,在募集善款环节,刘晓庆更是现场捐款帮助孤寡老人,作为一个明星,充分发挥了自身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呼吁了更多的人一同参与到慈善事业中,传播了大爱、大善,唤起了更多爱的力量。



现实生活中刘晓庆就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她时时刻刻关注慈善事业。在此次慈善晚会上,记者发现刘晓庆居然一直追着于魁智拍照合影。令在场的艺人都非常惊讶,与以往刘晓庆的风格相差甚远。



原来,刘晓庆对自己的粉丝也是呵护备至。她有一名忠实粉丝,在支持她的同时,也非常喜欢于魁智。所以刘晓庆在得知这个消息后追着要和于魁智拍一张合影,就是要送给这个一直在默默支持她的影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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