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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饼最初名为“胡饼”：由汉朝张骞从西域引进
      来源：北青网 作者：裘影萍
    
    核心提示：但是，追溯月饼的历史，还在更早的时候。据史料记载，早在殷、周时期，江、浙一带就有一种纪念太师闻仲的边薄心厚的“太师饼”，此乃我国月饼的“始祖”。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时，引进芝麻、胡桃，为月饼的制作增添了辅料，这时便出现了以胡桃仁为馅的圆形饼，名曰“胡饼”。
    
    月饼 资料图
    

    本文摘自北青网 作者：裘影萍 原题为：月饼溯源
    
    中秋吃月饼的习俗由来已久。月饼，又称胡饼、宫饼、小饼、月团、团圆饼等。比较普遍的说法是月饼出现于唐朝李世民年间。
    
    据传，唐太宗李世民为征讨北方突厥，平定其屡次的侵犯，令手下大将李靖亲自率部出征，转战边塞，结果屡建奇功。到了八月十五胜利归来那一天，为了庆贺部队凯旋，京都长安城内外鸣炮奏乐，军民狂欢通宵。当时有个到长安通商的吐蕃人，特地向皇上献圆饼祝捷。太宗李世民大喜，接过包装华丽的饼盒，取出彩色圆饼，指着悬挂天空的明月说道：“应将胡饼邀蟾蜍（即月亮）”。随后，将圆饼分给了文武百官。从此，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便流传了下来。
    
    但是，追溯月饼的历史，还在更早的时候。据史料记载，早在殷、周时期，江、浙一带就有一种纪念太师闻仲的边薄心厚的“太师饼”，此乃我国月饼的“始祖”。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时，引进芝麻、胡桃，为月饼的制作增添了辅料，这时便出现了以胡桃仁为馅的圆形饼，名曰“胡饼”。
    
    到唐朝，胡饼改名为月饼，这也是为什么人们认为月饼最早出现在唐朝。据传，有一年中秋之夜，唐太宗和杨贵妃赏月吃胡饼时，唐太宗嫌“胡饼”名字不好听，杨贵妃仰望皎洁的明月，心潮澎湃，随口而出“月饼”。从此“月饼”的名称便在民间逐渐流传开。
    
    此后，月饼的名称在古籍中屡有可见。北宋苏东坡有诗云：“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怡。”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记》记载：“八月十五谓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送，取团圆之意。”清代祁启萼的《月饼》诗则点出了月饼命名的取义，诗云：“中秋节物未为低，火烘罗罗出斧齐。一样饼师新制得，佳名先向月中题。”
    
    此外，在清代还出现了古代最大的月饼--月饼山。清代乾清宫供月御案的“月饼山”高达数十层，垫底巨饼直径数十尺重二十余斤而山顶小饼仅二寸大，三两重。皇帝拜月饼祈丰年后，把精巧别致的“迷你”小饼赏与宠妃，捧酥香软糯的“敖尔合”月饼敬奉太后，将垫底大饼切开分赐众王公大臣、妃嫔、公主，每人一份。
    
    本文来源：北青网

 

 

春秋时诸侯宫闱乱伦频发：父占子妻 子淫庶母
 

    
    来源：中国企业家 作者：刘建强
    
    核心提示：春秋时候宫闱里乱伦的事很多，父占子妻，子淫庶母，不知道是那时候性观念开放还是宫庭里选择的余地太小。文姜跟自己的异母哥哥就是后来的齐襄公有了私情，两个人如胶投漆。如果这私情发生在郑忽拒婚之后，他的罪过就更大了。
    
    

    本文摘自《中国企业家》2006年第07期　作者：刘建强 原题为：婚姻大事
    
    我表姐今年36岁，第三次离了婚，并对下一次婚姻充满憧憬。三任丈夫一任比一任有钱，但是任期一个比一个短。表姐从18岁就立誓非富人不嫁，根源于对当年贫困生活的恐惧。
    
    通过婚姻来改变生活状况无可厚非，而且确实有效果。对于权贵阶层来说，婚姻更是巩固双方权力地位的有效武器，权衡失当则人财两空。
    
    春秋时候，齐僖公看上了郑庄公的太子忽，想把自己的闺女文姜嫁给他。按理说，齐比郑大，多少人想攀高枝攀不上，太子忽应该暗自偷笑才是。可是这小伙子有志气，就是不答应。有人想不通，就问他为什么。太子忽说：“婚姻大事要双方般配，齐是大国，跟俺不合适。俗话说自求多福，幸福全靠自己创造，攀高枝不是俺的风格。”齐僖公不死心。有一回太子忽领兵援助齐国打了胜仗，齐僖公旧事重提，太子忽哼哼唧唧就是不点头。又有人想不通，问他为什么。太子忽说：“上回俺都没答应，这回要是同意了，那不是明摆着挟功自重吗？群众会怎么说我呢？”
    
    群众怎么说不知道，反正祭仲是这么说的：“我的年纪大，经验多一些。依我看，文姜您一定得娶回来。你爸爸老婆多，生的都是儿子，你虽然是老大，这太子的位置也未见得就十拿九稳。跟齐国结亲，你就有了强大的亲友团，可以高枕无忧了。”祭仲是郑庄公的老臣，位高权重足智多谋。太子忽的母亲嫁到郑国就是祭仲作的媒，所以他是太子忽的死党。作为一个有个性的青年，太子忽摇了摇发型新潮的脑袋。
    
    郑庄公一死，宋国把祭仲抓了去，逼着他立太子忽的弟弟突为君。郑突的母亲是宋国贵戚，这时候娘家人的作用就显出来了。祭仲为了保命，只得屈从。太子忽仓皇去国，头摇得摇头疯一样。
    
    身为一个年轻的接班人，郑忽对自己所处的复杂环境缺乏清楚的认识，着迷于坚持原则特立独行。大多数热血青年都具有这样的勇气，认为自己的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大多数热血青年的结果都不大美妙。老年人如祭仲，已经不相信爱情、热情甚至表情，他们经常眼睁睁地看着不听劝阻的年轻人跳进他们已经预知深度的陷阱。
    
    齐僖公没能让郑忽成为自己的乘龙快婿，把目光投向了鲁桓公。鲁桓公听信谗言，杀了一直准备等他长大让位于他的哥哥。他没想到自己的报应最终来自他的婚姻。
    
    春秋时候宫闱里乱伦的事很多，父占子妻，子淫庶母，不知道是那时候性观念开放还是宫庭里选择的余地太小。文姜跟自己的异母哥哥就是后来的齐襄公有了私情，两个人如胶投漆。如果这私情发生在郑忽拒婚之后，他的罪过就更大了。
    
    齐鲁相邻，实力相当，在鲁桓公看来，这门婚事门当户对，符合自己这一阶层的标准。文姜与齐襄公泪眼相送，去齐归鲁。鲁桓公的婚姻生活平静了十五年，走到了尽头。
    
    那一年齐襄公与鲁桓公举行峰会，文姜要求鲁桓公携夫人参加。当时尚无此等规矩，鲁桓公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夫妻二人到了齐国，受到齐侯热情的招待。白天，齐鲁二君正襟危坐就两国的内政外交经贸合作进行亲切友好的会谈，晚上，文姜借口兄妹多年未见与哥哥在床上袒裎相对。这段日子过得不短，鲁桓公发现与齐襄公的对话出现了奇迹：齐襄公还没开口他就知道对方要说什么了。“该告辞了。”鲁桓公想。
    
    齐襄公搜肠刮肚再找不出挽留的理由，最后一夜与文姜极尽疯狂。乐极生悲，鲁桓公在最后时刻发现了让他难以承受的秘密。他痛苦地责备了兴尽归来的文姜。
    
    得知事情败露，齐襄公起了杀机。一个大力士登上了鲁桓公归国的专车，生生把这位可怜的丈夫撕成了两半。
    
    太子忽没选择文姜丢了国家，鲁桓公选择了文姜丢了性命。婚姻之事可谓大矣，只是看起来确实难以把握。在这个意义上，我表姐的孜孜以求应该获得理解。
    
    本文来源：中国企业家

 

 

1959年：赫鲁晓夫与陈毅激烈交锋

    
    来源：俄罗斯之声
    
    ●在某些时刻，赫鲁晓夫的谈判内容很难理解，而且又很粗鲁：“陈毅同志，您不要从元帅的高度对我进行嘲弄！”而陈毅也争锋相对地回答，我不需要赫鲁晓夫的教诲。据苏联外交部和苏共中央工作过的顾达寿先生回忆，1959年秋季在北京举行的中苏谈判是在这样的一种气氛中进行的。
    　　
    在1958年的北京谈判会上，毛泽东对苏联代表团团长赫鲁晓夫进行了非常粗鲁的言语攻击。然而，尽管毛泽东口无遮拦，但赫鲁晓夫依然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回到真诚友谊和多边合作的轨道上来。我认为，一年之后，这种可能性在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隆重庆典之时出现了。
    　　
    据我所知，赫鲁晓夫在1959年秋季的时候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最后决定率领苏联代表团再次出发中国，利用这次节日之机与中方改善关系。这是赫鲁晓夫最后的中国之行，但他对此次行程给予特殊的意义。他还是寄予希望，希望双方能够在打破分歧的情况下再次团结起来。很遗憾，这种结果并没有发生。为这次中国之行做翻译工作的顾达寿回忆道。
    　　
    中国的朋友们对我们以最高的接待规格。当我们在北京机场着陆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以及其他的中国领导人们都亲自来到了机场，接待苏联代表团。赫鲁晓夫走下飞机，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赫鲁晓夫同志，我欢迎您的到来，我们欢迎苏联老朋友们。”我开始进行着翻译。毛泽东和我打了招呼。他握着我的手说：您好！顾达寿同志，听说您的工作将很繁重？显然，他所指的是我们在这段时间的谈判内容将非常的多。
    　　
    然后，检阅了迈着铿锵步伐的中国三军仪仗队。几名女少先队员向赫鲁晓夫和所有苏联代表团的成员们敬上了鲜花。陪同赫鲁晓夫的中国领袖们，在检阅完仪仗队后，和所有苏联代表团的成员们都一一握手。
    　　
    一年之前，赫鲁晓夫曾经访问过北京。而本次访问，他能够有机会详细地对中国的首都进行了一番查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中国人在这10年当中已经做了很多建筑方面的工作。
    　　
    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邀请苏联领导人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主席台，来观看阅兵和群众表演。毛泽东和赫鲁晓夫肩并肩地站在主席台中央。他向游行者们挥手致意。天安门广场上聚集了很多人，他们在走近主席台的时候，高呼“毛主席万岁”。我始终站在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的身旁，并对他们偶尔进行的交流进行着翻译，顾达寿先生回忆道。赫鲁晓夫问我：这些群众都喊什么口号？当我把口号内容翻译给他时，他很惊奇地看着台下的集会者们，并看了看站在身边的毛泽东。中国领袖在听到这些口号后，脸上露出了明显的满足与兴奋。他将目光集中在群众的身上，而没有发现赫鲁晓夫脸上的惊奇之色和不可理喻的表情。我想，“毛泽东万岁”这句口号很明显地引发赫鲁晓夫对中国领袖的疏远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10周年之际，赫鲁晓夫在北京建议举行重要的谈判，以使两党两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他向中共中央表示，要清除不同的意见，使两党走向团结与合作。很遗憾，在这些谈判上，中方领导人并没有对苏方提出的建议做出正面的回应。相反，对苏联领导人提出的建议却给出了尖锐的批评。
    　　
    在某个时刻，毛泽东建议让中国外长陈毅发表演讲。那时我已经明白，顾达寿继续回忆道，陈毅在自己的演讲中将使用更为尖锐的词汇。做为中国外长的陈毅，同时拥有中国元帅的称呼。话头一起，陈毅外长就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进行了猛烈抨击。然后，他继续说道，赫鲁晓夫这次是在访问美国后才访问中国的。那么，中国人有理由产生这样的疑问：苏联和美国是不是在针对中国的立场上进行了协商，来共同出卖和封锁中国。他甚至还说：您曾经多次提起为中国提供军事援助，那为什么不给我们核弹呢？我认为，你们想凌驾于我们的头上，让我们永远跟在你们的后头走。陈毅用带有四川方言的刺耳的声音说道。当我把这些话翻译出来后，赫鲁晓夫脸色大变。陈毅在如此高层的谈判上发表此番严厉的演讲是完全让人难以理解的，这番话语是对苏联代表团的一记重击。
    　　
    有的时候，气氛紧张到了极限。赫鲁晓夫和陈毅之间进行着激烈的交锋。从实质来说，陈毅的演讲也是毛泽东观点的折射。我感觉，顾达寿继续回忆道，赫鲁晓夫是在强忍着心中的紧张与怒气。陈毅的演讲结束后，他赶紧以同样的口吻进行了回击。只是，他还是强忍着不使用极为愤怒的言辞。希望中苏关系改善的目的在双方意见的交流中烟消云散了。赫鲁晓夫明白，中国人不会接受苏方的任何建议，尽管这些建议都带有最为善意的想法。从实质来说，毛泽东已经做出了决定，要走自己的路。1959年的北京谈判，导致两国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了。。。
    　　
    （顾达寿先生生于1929年，曾在苏联外交部和苏共中央工作过，拥有退役特命全权特使职衔。他精通中文、曾经在边界和其它国家谈判中担任政府代表团翻译。他本人和很多中国领导人见过面，其中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等。但是，顾达寿先生对第一次正式活动的记忆尤为深刻。）
    
    本文来源：俄罗斯之声

 

 

《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2年》序      

     胡績偉 遗作
    
    
    一、《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是研究国史、党史的重要工具
    
    由海外华人学者宋永毅、丁抒、郭建、周原、周泽浩、沈志佳等人编辑的《中国大跃进 -- 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2年》，包括2000多万字的6000多份档案资料。这是一项极其有利于人民和历史的浩大工程。官方不愿公布历史档案，担心真相被披露，不敢写出信史；这些民间有识之士在困难条件下收集资料，建立“大跃进 -- 大饥荒”的数据库，并公之于众。它与文革、反右等数据库配套，对当代及后人深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中国共产党党史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二、1958～1962年是中国历史的“疯狂时期”
    
    自1958年开始，中国进入了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疯狂时期”。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化在几个月内实现，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的结果。在昏头昏脑的跃进狂潮中，大家以为走上了“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金桥”。当时，我担任副总编辑的《人民日报》也起到了推波助澜、加重祸害的作用。在毛泽东的三面红旗把中国大陆引进疯狂时期之时，人民日报也进入了“疯人办报”的阶段。
    大跃进中，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发疯，随之发疯的人很多：有些是看风使舵，跟着毛泽东高喊大跃进；也有些人是溜须拍马、假报高产；更多的人是被“反右派”“反右倾”斗争镇住的人，被毛泽东“一手高指标、一手右倾帽”压倒的人，明知不对，少说为佳。当时也有很多相当清醒的人，但在反右之后，又批判彭德怀和200多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高压态势下都噤若寒蝉，成了愚蠢的忠诚的驯服工具。当时的《人民日报》的文章把真实与想相，现实与幻想交织在一起，大量宣传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和瞎指挥。现在，我衷心赞成宋永毅先生等人收集历史资料，科学剖析新中国几个疯狂时期的历史教训。
    
    三、要独立思考，要让人讲真话，要在实践中考验政策是否正确
    
    1961年，我曾到湖南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调查。后来刘少奇也带中央工作组亲自来长沙调查，人民日报调查组被指定作为少奇的助手，因此我有幸在少奇身边工作了一个月。在这期间，我看到了“三面红旗”把中国搞到民穷财尽、民怨沸腾、饿殍遍野、万户萧疏，出现了古今中外罕见的和平时期正常年景下375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其根本原因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毛泽东左倾路线错误。对于各方面反映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甚至打击愤怒直谏的彭德怀等人。后来，毛泽东又将責任归罪于中央及地方领导干部脱离实际，印发他早年关于农村调查的文章，要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企图以此证明，他毛泽东闯了大祸以后，仍然是一贯正确，英明伟大。
    在大饥荒的1961年，刘少奇对大跃进的教训进行了反思。他对同他在一起调查的干部多次批评了大跃进中的人民日报和新闻工作。五十年前，1961年的五月一日，少奇同志对人民日报工作组的重要的讲话，对新聞工作的独到指示（详见《胡绩伟自述》第二卷。）仍然是我国当代新闻工作的宝贵指南，是我党最高领导人对我国新闻工作的经验总结。刘少奇对我们说：“这个时期，有报纸的害处比没报纸的害处更大。错误的宣传造成很大恶果。”他指出：“《人民日报》宣传生产建设的浮夸风，推广瞎指挥风的经验和片面性的理论，影响很坏。”
    在这次讲话中他还说：“你的报纸宣传‘一大二公’，办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办公共食堂就是走黑暗的资本主义道路。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三年进入共产主义’等。你们从实际上考察过没有？从理论上研究过没有？” “你们是党的得心应手的驯服工具，但是却是缺乏独立思考的工具，不是具有头脑的喉舌，只是无生命的传声筒。”
    刘少奇对我们说：“只有耳聪目明，眼观四方，耳听六路，观察了解客观情况，才能口齿伶俐，言论正确，才能有针对性地准确地通过喉舌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
    他指出：“听不到不同意见，十分危险。大跃进时政策之所以错误，就是没有倾听群众的不同意见。”他说：“应该允许群众提意见，提要求，派代表交涉，开会，向北京告状，出墙报，向《人民日报》写信。要听闲话，允许小民主。不允许小民主，势必要影响大民主。”刘少奇认定：“群众不敢讲真话，責任在领导。”他当面指责我说：“你们要把党的政策执行结果如实告诉我们，中央各级党委时刻在准备考验自己的政策。党的政策是否正确要在群众实践中考验。如果政策有错误，就修正它；如果它是不完全的，就把它补充得完整起来。”因此，“鼓励你们去考察，依照你们的材料、看法，提出问题来。如果政策正确，就说正确；如果政策错了，就说错了。你们不要怕反映黑暗面。”他还说：“要坚持真理，要有斗争性，头上要长角。”刘少奇提出，“一方面要服从领导，要坚持纪律性；一方面也要敢于向党委反映问题，提出意见，要坚持原则性。不要怕党委有争论，有争论不是不服从党委。不服从，要犯错误；服从，也要犯错误，是不容易。”
    我记得50年前刘少奇曾对我说过“原则性与纪律性结合，不容易”。他后来遭到了杀身之祸。惨痛的事实证明毛泽东正是刘少奇讲的那种领导人，“他不仅容不得反对，连怀疑也容不得，动不动就用‘纪律’打人、压人。”毛的话就是金口玉言的最高指示，就是党的方针政策。他记仇，记下了刘少奇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严厉警告：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和“人相食，你我要上书的”。到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纪律性”压倒了刘少奇的“原则性”，“讲真话”，对刘少奇进行残酷的报复。毛公然狂妄地说：“我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打倒刘少奇。”历史证明，不让人讲真话，没有言论自由和民主宪政，只会祸国殃民。
    
    四、中国政改的出路是：废除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党军的法西斯独裁政治制度，走民主宪政康庄大道
    
    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接连出现了大跃进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两场大浩劫，以后又在邓小平领导下出现了“六四”惨案，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国家制度问题。我认为，总结历史教训，中国政改必须废除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党军的法西斯独裁政治制度，才能实现符合普世价值的民主宪政。
    我真诚热烈地欢迎宋永毅先生等人编辑的《中国大跃进 -- 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2年》。公布更多的党史、国史档案将使中国人民了解大跃进，大饥荒的真相，促进海内外学者更深入地研究、分析、总结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评估历史人物和事件，使后人能真正汲取血的历史教训，而“不至于哀之而不鉴之，使后人复哀后人” 。
    
    2012年4月15日初稿于北京
    
    --原载《争鸣》201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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