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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心/我为什么选吴莫愁/好声音色彩纷呈/永远当不了中國人
發佈時間: 10/3/2012 10:49:09 AM 被閲覽數: 620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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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声音决赛幕后 媒体记者:我为什么选吴莫愁(图)

文章来源:
  

  吉克隽逸、吴莫愁

  

  前晚至昨天凌晨,2012“中国好声音”巅峰之夜在上海八万人体育场直播决战了四个多小时终于落幕,作为决选“年度好声音”的99家媒体代表之一,扬子晚报记者将此一票投给了吴莫愁,而在这场紧扣人心、现场气氛高涨的亲历事件中,诸多有趣、有料的幕后也被记者感受并获悉到,在国庆的第二天,记者在此传达给每一位读者。   

  决战之夜,硬广告创亿

  据相关数据表明,《中国好声音》在决战之夜的前期播出时,收视就已经破5,成为全国所有节目所有时段的收视之冠。前晚“巅峰之夜”虽然数据要到国庆节后才能出炉,但是从微博与观众反响来看,《中国好声音》当晚的收视一定是异常惊人的,连天后王菲都为它“刷屏”了。被“好声音”直接打得稀里哗啦的是各中秋晚会及各类常规节目。著名导演李少红直接在微博中写道,“今晚央视歇了,其他卫视都歇了。”早前就有官方消息称,“好声音决赛夜”的12条广告位拍出了1080万的总价,其中最高广告价位是15秒116万,创下中国广告单条价格之最。前晚,从19:40开始至零时,4个多小时的直播中,约有14轮广告播出。仅仅从这个来看,它当晚的广告创收额就超过了1亿元。此外,八万人体育场的这场“巅峰之战”是售票演出,有人估算,仅仅门票也应该有千万的收入。

  严重超时,被报警扰民

  按相关管理规定,上海体育场的表演都需在十点半后结束演出,但是“好声音”却严重超时近2个小时,因此惹来了诸多麻烦。有的学员被邀请来演出却没时间上场,有的明星节目临时被砍,而在微博上引起争议的是数名警察与音响师发生了冲突。由于接到周围居民的投诉,数名警察到现场执法。有人称,曾是2008年奥运会总音响师的金少刚被一位警察抓住领子,将其“推倒”。此事件之后由于在网上引起民警的正面回应,而惹来争议。大多数参与讨论者认为,警察做的是对的,要怪只能怪该节目太火热,广告太多导致时间延长。

  票数成谜:照顾学员自尊心

  在国内的选秀节目中,手机投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几乎都是没有绝对公信力的。当晚的“好声音”采用的是现场观众手机投票,即用票根上的独有编号向某一个手机平台发送支持学员号码的短信。在“年度好声音”决选时,99家媒体投票是现场揭晓的,但是短信支持票数却从头至尾没有公开过,这个“保密”让习惯了质疑的观众们更为疑惑,这是为什么?赛后,“好声音”宣传总监陆伟解释,“不公布详细票数是依照国外模式的惯例,国外模式方的节目没有一个是公布具体票数的,只告诉你谁高谁低。我们也问过版权方,他们表示,这是为了避免出现分差很大的情况,伤害到学员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那不够透明的结果如何服众?陆伟表示,“我们在认真地做这个节目,我们希望能够保持公正,希望大家相信我们!”  

  扬子晚报记者  张漪

  赛后声音

  吴莫愁:玩笑开大了

  来自齐齐哈尔,现在是沈阳音乐学院大二学生的吴莫愁当晚与梁博的“谁是最佳”激战十分激烈,最终这位风格夸张,甚至被称怪异的“小魔女”没有登顶。不过,她赢得了包括庾澄庆甚至很多观众的心,有观众很八卦地表示,吴莫愁和庾澄庆在表演时非常有爱,希望他们“在一起”。当晚赛后的联访时,吴莫愁也被记者们开起了这个玩笑。吴莫愁摆手笑起来,“不要调皮了!这玩笑开大了!”吴莫愁透露,她并没有和“好声音”的主办方星空卫视的灿星文化签约,她还在上大二,希望能够好好地进行学业,至于“恩师”哈林,她表示,一定会有合作的机会。在沈阳音乐学院学习通俗流行演唱的吴莫愁,爸爸是齐齐哈尔当地一位知名的反串艺人,吴莫愁19岁时,他因病去世。在舞台上风格鲜明的吴莫愁在自己的校园里就是一位风云人物,她的专业课老师评价她说,有她的舞台,必定引起轰动。

  梁博:熟人面前我话很多

  梁博这批“黑马”一冲到底,让很多人意外。梁博现在是吉林艺术学院大三的学生,他的一位老师是刘欢团队中的权振东。梁博表示,权振东被选中参加这次的《中国好声音》。因为权振东一直很欣赏他的音乐天赋,就推荐他一起参加了赛事,没想到他走到了最后。梁博在台上不苟言笑,在得到“年度好声音”后,他也只“淡定”地说了一句话,“感谢所有的人。”对于木讷的评价,他笑起来,“我平时就是这样,但是这是跟不熟的朋友,如果是熟了,我可能会聊得你受不了。”梁博最终登顶,让不少人意外,也让很多人振奋。但是他的风格也成为了热议的焦点,有网友这样评,“亚军莫愁参赛共唱了8首歌8种风格,冠军梁博唱了7首,他的风格分别是:汪峰,汪峰,汪峰,汪峰……”

  记者手记

  我为什么选吴莫愁?

  在决战表演到一半时,我就已经预测到梁博会得冠军。那是激战氛围凝成一种综合信息被我捕捉到后,所做的职业判断。但我仍旧把我的票给了吴莫愁。

  《中国好声音》事实上只是一档非常优秀的电视节目,它在本质上并不承担着“振奋歌坛”的作用,它的好看之处在于用一种温暖而明亮的人性方式,与观众达成情感沟通。“音乐”之外的内容,并非它的主要追求。但是,由于极高的收视,“好声音”被不同的人赋予不同的愿望,例如我。关注歌坛的我,就下意识地希望它能给死气沉沉的内地歌坛带来一股“破坏力”,让它能够打开窗,荡涤霉味。而吴莫愁具备这种力量。她是诸多内地年轻音乐人才的未成名代表。目前很多成名音乐人制作的音乐早已不能够满足听歌者需求。乐坛太需要一个“妖魔”般受关注的怪咖,去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音乐不应该只是那些老一套!所以,我投票给吴莫愁,这代表着我对这个行业的期许。但我当然也知道,梁博像另外一个汪峰,像另一队旭日阳刚的歌手,才是许多普通老百姓对于音乐的最日常的满足。

 

 

好声音十六强的色彩纷呈

玄野

用视觉印象表达听觉效果,是个人的无奈。就今年夏天的好声音,我最倾向的精彩时刻是十六强的演出。这一阶段挤出了一些水分,虽然有些天才被无情的PK掉了,但相比于五十六人的时刻,要精炼了许多。同时又不象四强时刻那样单调,这红黄蓝绿四大主色实在乏味得很,一眼看到底的感觉。巅峰之夜又请出落选好声音来开场,无疑是陆伟的正招。

十六强同台时刻,给人的感觉是色彩绚丽,美不胜收。每个不同色彩之间都无法互相替代,更难分伯仲。这种拼杀对爱好音乐的人来说是一种残忍。

十六强中,只有一两个实力较弱,其他的歌手都各有千秋。唱功不错却未被观众接受的是徐海星和张赫宣,二人最早下场是意料之中的事情。理解观众的情绪化表达,也祝福他们二人。

再要提的是丁丁。其唱功一般,如其导师所说。所以,她入十六强微辞颇重。其实,以愚见,她几乎是唯一一个具备舞台表演天分的歌手,十六强中理应有这样歌手的席位。如果回忆盲选时刻的情景,大家会理解这一点。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她和杨坤的互动。当代师生恋比较多,这停留在言语上的师生斗嘴就更多了。这分四种情形。男老师调戏女学生叫流氓,女老师调戏男学生叫放荡,男学生调戏女老师叫色胆包天,女学生调戏男老师叫幸福。这杨坤就是幸福。如果加上戴月那次,杨坤可是一人独自幸福两回,回家偷着乐没有?简述一下丁丁调戏杨坤的场景:当时丁丁挨个赞扬导师,最后到杨坤这里,丁丁来了一句"没什么说的",紧跟着选择导师的时候,她说"要做那个独一无二。"当时杨坤还在沉浸在刚才的郁闷中,只有在刘欢等人一同暗示他的时候,他才幡然醒悟,张皇失措的四处看,好像在寻找救星确切告诉他丁丁选择了他。这种语言与身心整体的表演技巧,可以说是风流到骨子里去了。这为好声音平添一份额外的色彩。

另外十二个人几乎是个个精彩绝伦,独树一帜,哪个进入四强甚至夺冠都不意外。

金池和关喆是功力最全面的两位,同时也是特色最不明显的两位,就象哈林所言。两位都过了而立之年,稳重大气,想必网友们也没必要啰嗦什么。

吴莫愁对音乐和声音的驾驭能力超凡,功力深厚,只是这效果让人更多忍受而非欣赏。最后两首歌应该算做女魔头终于向世俗屈服的宣言吧。梅超风,去吧,前面那多脑壳等着你呢。

袁娅维是界于吴莫愁的控制技巧与大众欣赏口味之间的风格,高下无法判断,胜负基本是大众欣赏水平来决定。

多亮是感情歌曲的路子,有刘欢的指导,日后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天地。

王韵一的细腻深情与沉稳中音是独拔头筹的,从蔡琴手中抢听众很有把握,而其中再柔和点爵士的烂漫与处乱不惊,日后超越蔡琴也是可能的。

权振东的一曲亲爱的小孩是十六强比赛中的最大惊喜。其个人性格和嗓音,配上刘欢的指导和苏芮的歌曲,这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表演,真正的独一无二。恭喜权振东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期待他能给大家更多的感动。

平安虽然落选,丝毫不让人担心,如哈林所说,这不是挫折,是锻炼。也许说这是他音乐大作篇首曲的结束更为恰当。平安在一个特定音域中有碧海蓝天般的澄澈,好象天使向人展示天堂一般。刘欢对他的建议可谓大师风范,就是在美声与流行之间的那道槛有待磨平。他的歌声对某些年龄段和拥有某些阅历的听众有秒杀效果。他在比赛过程中创造了两个唯一的分数。一个是媒体的满分,这是一骑绝尘的。另一个是他虽然不在场,却完全因他而出的分数。在他和金志文的比赛中,杨坤好像有私心而刻意压他的分数,导致媒体对他的超级支持作废。其实,杨给出四分的差距已经足以逆转,但是他却给了明显偏袒的二十分分差。杨的心中算盘被媒体看个明白,于是在金对关的评分中,媒体给出了令人吃惊的巨大分差。我们看录像无法明白杨坤何以了解媒体的态度,现场应该有充分的互动。结果杨坤给出的分数是唯一的一个二一添作五。这意思很明白:你们不是觉得我有私心吗,得,我弃权,你们说了算。华少亮分那一刻,我也大吃一惊。杨坤,你丫有种,是大将风度。

金志文的高明之处可以概括为:巧智不如拙诚。直接表达出来,的确能感动人。

可爱的黑妞的确是大腕的底子,只是刘欢和那英将民族唱法向英美风格靠拢当作中国音乐的希望,可能有点没必要。惠特妮・休斯顿的那种爆劲的确在黑妞身上浑然天成地出来了,值得期待,但是中国音乐的降人之处可远不止这一个方向。她的最后一首又彻底回到自己的民族风格上演绎,我佩服刘欢和黑妞的胆识,输赢根本不值一提。再佩服的一点是她对感情家庭隐私的态度,"关你屁事"的话没必要,但是事业感情泾渭分明却绝对是正招。象港台那种恶炒八卦的风俗只能是饶舌村妇的勾当,绝迹了才好。另外,提醒一下中国的傻小伙儿们,这女孩儿只能在台上欣赏,别看他对老师那么恭顺,对男朋友绝对是另一副面孔。这种人不能追,追到手以后你就只有天天跪搓衣板的命了。对这样的女孩儿,最好的招数是守株待兔。

汪峰成就了梁博,那英糟蹋了张玮,刘欢和杨坤当了帮凶。但是,因为中国民众的逆反心理,张玮成为好声音最大的胜者。在这样的比赛中,如果谁还拿最后的冠军当回事,只能说他没长大。

梁博的声音的确值得欣赏,只是从花火以后就再也没有什么让人惊讶的东西了。程咬金的三斧子半,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熟。汪峰顶上再铸一峰,今年夏天就以这个风格做结吧。

张玮一副目空一切的样子,舞台上完全是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表现,导师的痕迹荡然无存。刘欢和那英等人则是一副管教撒野男童的样子,似乎是语重心长,又象是伟光正形象。其实他们三个人理解错了,哈林一句"你比迈克尔・杰克逊唱的好太多"才是正确的反应。虽然这话的确是恭维,但是自己够不着的地方也只有奉承一句的份。即使批评人家MYWAY改编离谱,也必须首先说明一下这唱功是我望尘莫及的,否则被讥讽为酸葡萄是必然。眼下这民众的欣赏口味,尤其是这仇视权力的逆反心理,几乎是左右娱乐市场的第一大要素了。张玮粉丝爆棚可不是当年赵薇没给圈内大佬打招呼就火了以后便遭遇一干人等随便捏的境地了,你现在敢捏民众的偶像,管你什么大佬老大的,立马塞垃圾桶。浙江卫士是个乖角,这事看得心知肚明,反正参赛人员里面没有皇上小舅子,也没台长三姨子,收视率是王道,明年的好声音等着经营呢,几个亿的广告费啊。谁跟钱有仇?我们是浙江台,不是灵台方寸山。所以这巅峰之夜就以张玮的成名作和歌曲的原唱开场,并且给了他两次机会,是所有落选歌手中的唯一,至于和鬼子同台飙歌,更是当晚所有歌手中的唯一了。浙江台,有你的。

张玮与所有其他歌手最关键的不同在于,是音乐本身给他带来欢乐,而不是音乐产生的各种价值带来欢乐。如果我们考察十六强中的其他歌手,你会发现他们都或多或少带有一丝对名利和观众认同的追求。即使是彝族那疯丫头,虽然在唯一的败绩时刻表现了别人无法达到的坦荡欢快与大气,也会看到些许对导师认可的期盼。从这里看,张玮属于技术狂人型,根本不懂得圈内规矩,甚至不谙人情事故。这有点迈克尔・杰克逊的精髓了。凭这斯的心态和天赋,哪天他成就了迈克尔・杰克逊在美国成就的名气,我丝毫不会感到奇怪。如今那英的角色比较尴尬,赶紧给人家找老师吧,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就当是那姐,那姑,那干妈,给后生找个好导师,也不枉你这二的名声。赶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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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家辉长文:我的中国心
 
 
creaders
 
 
2012-10-02

  我们家族的故事属于传统美国故事的新诠释。如你所知,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全世界各地有着悠久历史的人们汇聚在此,怀揣着各自的梦想和希望,来到美国这个“大熔炉”。一百年前,我祖父来到华盛顿当了一名家仆。他当时定当寄希望于此举能为他的人生带来全新的可能。我祖父的这场赌博最终取得了成功。他通过刷盘子和扫地换取了英文课程,并尽最大可能地节省开支,在这艰苦的奋斗过程中积攒了技能。


  祖父带着我们家族从昔日的困窘走到了今日的成功,这件事直到今天我们还很惊叹。叔叔阿姨们成了医生和工程师,而我也为自己在律师行业和公共服务领域作为领导者取得的成功感到骄傲。我很确定的是,如果你把我的家族发展轨迹放到中美两国历史和中美关系这张更大的图景上的话,那么它很大程度上是与美国宽阔的历史相关的。在美国这块土地上,有着机遇、自由和平等,无论你来自世界哪个角落,只要你到了这儿并开启了你的新人生。

  当然中国版的美国梦有着它的独特之处。作为美籍华人,我的家族来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国,这里的传统文化令人骄傲,并为全世界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些特质都未在我们身上消失。我的父母小心地保持着许多传统。我一直记得我的父母坚持让我们留心周围其他的移民。我们常常在家附近捐物品。我们定期给国内的家族成员寄钱,我们从未忘记自己来自何方。

  如果你回看在我家族移民期间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就能理解我的根是在广东台山的吉龙村。在19世纪,那个地区是移民到美国的中国人的最大来源地。因此在当时,许多来自广东省的中国移民参与了美国西海岸的基础建设,尤其是铁路。许多到美国的中国人成为劳工和矿工。他们为了让家人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往往能够忍受极端恶劣的工作条件。在今天,美籍华人的身影在各行各业中都能看到。无论是政界、科学技术界、高等教育界,还是艺术界、体育界、娱乐界等,到处都可以看到华人精英的身影。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当然非常清楚自己的种族背景。在美国作为一个少数族裔,你自然更加清楚你与大多数人的区别在哪。我的父母还竭尽全力向我们灌输最好的中国传统价值和习俗。回想过去,当时的我也许并未意识到我们家族的某些特质是属于“中国特质(Chinese-ness)”的。但是现在的我已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我已发现在我自身和我们家族身上,许多共同的特质是源自中国传统的。比如说,我们有一定程度上的集体主义思想和信念,我们看重亲密的家庭和良好的教育。而所有这些正是中国人的理想追求。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还总是觉得同新的中国移民有种亲切感。我很清楚,这种情感在过去的岁月中已成为我内在的一部分。我记得父母在我们所在的华盛顿州收集各种家具、罐子和平底锅来帮助刚到西雅图的新的中国移民安家。此外,当我们的亲属需要住的地方时,我们总是非常欢迎他们住在我们家中。

  我的家庭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以后的日子中依然会如此。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都在自家的杂货店当过帮手。我父亲从二战结束回来后,就开了这家杂货店。无论是扫地,还是归置店里的货架,所有这些经验都教会了我辛勤劳动的价值,让我明白了尽自己的力量来帮助全家一点点积累的意义所在。

  当然,在我表示未来要从政的时候,我的父亲并没有太激动。但是当他看到我的成功,看到我成为华盛顿州州长、商务部部长的时候,他很为我骄傲。这表明,如果你努力工作并跟随自己的内心,你往往会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获得成功。当我拿到法学学位后,我便思考着是成为移民律师还是社区律师,但是结果我成为辩护律师并非常乐在其中。后来我开始帮助他人竞选,然后人们建议我干脆自己去参加竞选,我的政治生涯便如此开始了。

  中美两国在家族传统上的差异确实不小,比如说家庭的类别和家庭关系的范围。中国家庭给我的印象是,叔叔阿姨、堂兄弟姐妹和爷爷奶奶等等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要超过美国家庭。在美国,人们的大家庭成员并不大干涉小家庭中的事物。个人的家庭大概要比中国的要来得独立。不管怎样,无论你到了世界哪个角落,家庭成员们都互相珍视,并为共同的目标努力着。无论是有着5000年历史的中国,还是236年历史的美国,正是一个个家庭组成了社会的根本。

  时至今日,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家庭对美国社会依然有着很大的影响。事实上,5月是美国的亚裔传统月(Asian-American Heritage month)。亚裔传统月始于1977年的一项国会议案。选择5月是为了纪念1843年5月第一位到美国的日本人以及1869年5月竣工的横贯北美的铁路(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当时大部分安置铁轨的工人是中国移民。遥想当年,再看看现在,真是一种奇妙的感觉。我们现在甚至有了打职业篮球的华裔美国人,你可能已经听说过纽约尼克斯队的林书豪了(注:本刊采访时,林书豪仍在纽约尼克斯)。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确实因我的亚洲身份和美国价值观而挣扎过。我曾有段时间感到有点纠结。美国的流行文化和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习俗是不同的。有这么一段时间,我对这两种文化的任何一种都感到不确定。但是最终我通过取两种文化的长处而获益。当我意识到我可以从两种文化中分别汲取一些好的传统,并将它们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我开始变得自信。

  可以说,在有关家庭、教育和辛勤工作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教会了我许多。看到在过去的几千年中,中国为世界文明作出的贡献,我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与此同时,我为我是个美国人而感到骄傲。美国是自由、希望和机会的指路明灯。美国使得我的家族能够获得成功。正是美国的平等感引领我和我的家族成员相信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成功。

  我认为在关于能动性和所关心的事物上,我的祖辈、我的父辈和我都是非常相像的。我们中的每个人都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因此我们的生活有着不同的样式。但是我们都给自己设定了很高的目标。对于两种文化都有所涉足,这给了我们机遇。你可以这么认为,我们从中国传统中继承了高的标准,并从美国传统中找到了实现这些高标准的力量和能力。我希望能把这种认知灌输给我的孩子们。我希望他们也拥有远大的抱负和梦想。就像我们家族其他人一样,我的孩子们也可以追寻他们自己独特的人生道路,但是希望他们能够以一种冒险精神去努力,并获得成功。

  我不会说哪个特定的事件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中美两国有着长期并不断变化的关系,但是总的趋势是好的。就在这些天,我刚刚回顾了大量关于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历史资料。事实上,美国大使馆刚刚纪念了此次历史性访问的40周年和有关的方方面面事情。那确实是中美关系史上一个精彩的时刻和真正的突破点。

  如你所知,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美关系恶化。在接下来的20年中,情况持续恶化。尼克松起初是非常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因此他在做出重启中美对话通道的决定时不得不克服自身强烈的自尊心障碍。对于中国方面而言,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当时接待尼克松也很不易。当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许诺要同尼克松总统一道将中美邦交正常化时,毛周二人定当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只要当时任何一方未能把彼此的差异暂且搁置一旁,那么我今天也不可能以大使的身份出现在这里了。值此尼克松访华40周年之际,对于中美关系而言,我们在感恩过去所获的成就的同时要继续努力,再创另一个40年。

  跟各位分享我祖父和父亲的故事对我而言是种荣耀,我非常钦佩他们。我的祖父在十几岁的时候便乘船来到了美国。他被华盛顿州的奥林匹亚镇所吸引,在他之前这里已有了一些骆家的远房亲戚。在那儿,他为一户人家做家仆,部分是为了换取英文课程。一段时间以后,他回到中国并成了家。但是他还是觉得自己的未来在美国,因此他又只身再次来到美国。在西雅图,他获得了一份在大医院当主厨的工作。他的同事们鼓励他把家人接到美国来,于是他再次回到中国,把我父亲、我祖母和我的几个叔叔都接到了美国。

  我的父亲到了西雅图之后开始学习英语。时至青年之后,他决定加入美军。他被派往密西西比州训练,为加入第五装甲师做准备。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他被派往欧洲战场。他和他所在的部队参加了诺曼底登陆,过了没几天,他们就在犹他海滩登陆了。他们听命于美国最着名的将军之一——乔治·巴顿将军。他们从诺曼底径直前往柏林,一路上遭遇了激烈的战斗。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我的父亲以上士的身份退伍。随后他搬回到西雅图。

  我的父亲没有选择去大学学习,而是去做了一名厨师,成了普通的劳动者,就跟我祖父一样。我祖父认为对他而言这是尽快开始挣钱的最好办法。1946年,我的父亲决定去香港同我母亲相亲,他的一些朋友觉得他俩很配。他们结婚了,然后我父亲带着我母亲来到了西雅图,我母亲在餐馆里帮助我父亲,同时还在一个工厂打工缝衣服。从1949年开始,我的父亲和我的几个叔叔开始在现着名的西雅图派克市场(Pike Place Market)的一家小饭馆做美式食物。这是家典型的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小饭馆。到了1956年,我的父母就攒了足够的钱来买自己的房子,我的父亲帮着建了这所房子。这房子至今还在。事实上,我84岁的老母亲还住在里面呢!在我们家搬到那所房子后不久,我的父母便决定开一家杂货店。我们家在接下来的24年里一直经营着这家杂货店,1982年的时候关了这家店。

  我们在那所房子里面生活、在那家杂货店打杂的日子都非常美妙。那一区属于意大利裔聚居区,我们的意大利裔邻居们教我们如何打理花园。我甚至学会了嫁接植物的方法。我喜欢向人讲述我如何学会把一棵美国梨树嫁接到一棵中国梨树上的故事。这是个非常棒的比喻,象征着两种文化的交融。事实上,我还教我父亲嫁接不同品种植物的方法;我们非常享受一起打理花园的时光。

  我永远都记得去祖父家玩的时光。他过去常常坐在他家门廊上给我们削苹果吃。我们喜欢坐在他的腿上吃着那些华盛顿州着名的美味苹果。我的祖父后来搬出了那个房子,但是当我在1982年竞选州议员的时候,我有机会再看了那房子一眼。跟我童年回忆中的房子相比,那所房子看起来是那么的小,在小时候的我看来,那房子好大好大。

  我前面提过我父亲和我祖父都是出生在中国的,因此我小时候是说中文的——准确地说应该是台山话。事实上,我直到上学前一直说的是台山话。在这样的移民背景下成长,我很早便生出了对这移民经历的感激之情。在我五年级的时候,我第一次到国外旅行,我到了香港。尽管当时我只是个小孩子,那次旅行还是给了我很深刻的影响。我的外婆住在九龙的一个胡同里。她和她的家人在那的生活很艰辛,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香港的那个地区还相当落后。水是定量供给的,而且那里有着大量的污水问题。那段经历让我意识到我们在美国的生活是多么美好,也让我意识到了我的家人是非常努力劳动才换来了更好的生活。我们绝不算是富有,但是相比较而言,看着我们获得的进步,我真的感觉很不错。

  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我还是州议员的时候,我来过中国。后来又以州长的身份重返中国。这些旅行帮助我形成了对于移民的看法。比如说,在1997年,联邦政府取消了给非法移民的救济粮票,我便提出了一个华盛顿州的项目,用来填补这个空缺。我的父亲总是教育我,我们在美国的成功都离不开中国的农村。因此,我们总是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帮助移民,同时寄钱回中国。我们把厨房用具和家具捐给在美国准备安顿下来的移民。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接触各种移民。在我们的小区里,有中国移民、意大利移民、日本移民、菲律宾移民等等。我的父亲总是带着我们同不同的人们一起度假,包括一些亲戚和一些朋友。父亲的这些朋友我们不管是否有血缘关系,都喊作“叔叔”和“阿姨”。

  我希望这些能让你们对我的家庭背景有所了解。在美国的整个历史中,有许多跟我有着相似经历的移民。今天我非常自豪能够用我的家庭成长经历来带给中美关系一点正面的贡献。

  骆家辉,纵览中国
 
 
 
 

《前景》:永远当不了中國人

――爲什么我要離開我曾愛過的地方?





核心提示:這是一篇在"老外"圈中引起了較大反響的文章,由從1980年代中期就到達中國的Mark Kitto撰写,他在文中敘述了他所見到的在20年內經曆了巨大轉變的中國,以及身爲一名"老外",他對中國爲何漸漸不再熱愛。本文的最初版本譯文在網絡上流傳之後,我們發現其中有很多翻譯錯誤,因而做了全文校對和更正。



原文:You'll never be Chinese
作者:Mark Kitto
發表:2012年8月8日
本文由"譯者"志愿者翻譯並校對,參考了"其他同来源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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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馬克的一家】


死亡和税收。你應該知道這句諺語吧(譯者注:出自本傑明・富兰克林:"在這個世界,没有任何事可以确定,除了死亡和税收。")。我很樂意加上第三件确定無疑的事:你永远不可能成爲中國人,不管你如何努力、如何想成爲、或者你自我感覺已經理應是個中國人了,你都当不成中國人。我也曾想当中國人。我並不是说我想穿一身真丝外套和棉拖鞋,或者是一套毛式服装加五角帽,再把我的头發染黑,盡管我也覺得用一塊手帕擤鼻涕挺惡心的。但我很想在中國生活和成就我的事业。過去的十六年我這么做了。但現在,我要離開了。

我也不會很快回来。我已經失去了對她的愛,從我的中國夢中醒来。"但中國是一個經濟奇迹:創紀录的人數在創紀录的短时間內擺脫了贫困……年复一年以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長……出口……進口……基礎建設……投资……從2008年金融危機中拯救了世界經濟……""之最"連着"之最"。這些我們都知道。

難道你不覺得,有了如許的發展和基礎設施以及原材料,就算不提以007的身手從金融泥潭中拯救世界的壮舉,中國難道不應該是一個更快樂、更健康的國家嗎?至少比起1986年我以學生身份首次見到的那個中國,那個從几十年荒謬的控制下擺脫出来的中國,現在應該更好吧?可那时我愛上了她,現在我没有這種感覺。

当我離開倫敦大學的亚非研究學院(SOAS),到達北京開始我第二學年的中國課时,中國还是個共産主義國家。和西方相比,她是落後的。街上没有几辆汽車,成千上萬的自行車,勉强夠用的街燈和不計其數的驴車,學生們可以爬上去,优哉游哉地顺道回宿舍。我的"負責老師"(介乎于看護和看管之間的角色)曾是一個可怕的前紅卫兵,外號"侯龍"。每日生活所需要的必需品:食物、水、一辆自行車,都花不了几個錢。我們的生活如皇宮貴族, 或者说,如果还有更高端的地方让我們消費的话我們真的就是"貴族"了。但那时没有,只有一家在市中心的友誼商店,可以在那兒買到聽装咖啡。

但我們的生活中有開心的时刻,學生們都有這樣的时刻,從我現在的視角来看,我的開心記憶並非無聊的惡作劇或是探險,而是在那個叫做莫幹山的山頂,距離上海以西100英裏,過去七年我都生活在那兒。

如果我必須選一個詞来描述80年代中期的话,我會選——樂觀。各種各樣的自由市場剛初露萌芽,隨之而来的是中國成立35年以来第一次遭遇的通貨膨胀。 事实上人們對此感到很兴奮。這是進步的一個標志,對未来还會有更多期許。强調這種樂觀至少是共産主義式的社會責任感的一部分,這種責任感要么能真的让人成爲無私的社會主義者,要么也能让一個其实不存在的集體在表面上顯得团結一心。

1949年,毛澤東站在天安門上宣布:"中國人民已經站起来了。"终于,在80年代中期,中國人民開始學着走路和發出自己聲音。

1987年一月的一個晚上,我看着他們,唱着歌在大雪覆蓋的街道上從大學學區走向天安門。那是第一次有這么多的學生集會示威,後来就出現了在1989年六月[让中國政府]惡名远揚的那場"風波"。

有一個人應該對那些兴奮日子裏的樂觀情緒負有主要責任:鄧小平。他也是名符其实的現代中國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把中國打造成了今天的模樣。也是他在1989年下令让坦克驶入北京,這也留下了让中共直至末日都無法擺脫的曆史。那場"風波",中國人用的這個说法已經很少有人提起,党做了徹底的工作將它從公衆記憶中删除,而它正好和我的期末考試重疊。同學們和我怀疑了我們花了四年时間學的語言是否毫無意義。

鄧小平没有花太長的时間就把這個國家又扳回到他選擇的道路上。他说服了世界:要與中國接觸,原諒他在那場"風波"的所作所爲會大有益處。他还提出了一套計劃保證不會再發生類似的事情,至少在他的看管下不會重演。世界伸手相助了,中國也甘之如饴。雙方都得到了金錢回報。

当我在1996年回到中國開始我所夢寐以求的生活和事业时,我嗅到了同樣的樂觀氣息,但這次似乎隱约有些不同:在一個共産主義的地盤上出現了商业氣息。這種兴奮更像是我簽下了一筆肯定能給我帶来豐厚利潤的生意(我的中國事业起步于金屬贸易)时的那種熱切渴望,而不是大事件即將發生之前的顫栗。

一場交易達成了。鄧小平向中國人允诺的是几個世紀以来他們無從知曉的物质財富,條件是不能再要求政治改革。党说:"相信我們,一切都會好起来。"

二十年過去了,並非一切都好。

我必須强調,這種控訴和我在中國的事业軌迹毫無關系,我從金屬贸易轉向了價值數百萬美金的杂志出版生意,接着,2004年,這項生意被政府没收了,然後我退隱到了莫幹山上,和我的中國妻子一起圍绕着一家咖啡店和三間客房做起了小生意,這反而給了我足夠的逸闻趣事和八卦去填充每個月的 《前景》杂志中的專栏,這樣的状態持續了几年。如果当地政府決定不續簽我們的短期租约的话(爲了這個我每三年都要求爺爺告奶奶),我們現在的生意可能遭遇和我的杂志同樣的命运,這也是促使我不再留在中國的因素之一。

在我經營杂志的时期,國營的竞爭者(更准确的说是我的敵人)私下告訴我他們研究了我的每一期刊物,這樣他們可以從我這兒學到不少。他們感谢了我對中國媒體的贡獻。他們竭盡可能的嘗試任何手段摧毀我。莫幹山当地政府領導私下裏也給我消息说,感谢我的贡獻让這個小村再生,成爲旅游景點,但同樣也申明我是一個他們不成文規定之下的特例,他們实際上不欢迎外國人回来居住(事实上还是外國人在1900年代建了這個小村),只允許他們来度周末。


但這篇文章要讲的不是我的私事。我希望写出對中國現状的認识,這些認识建立在了我生活在此處——在三座最大的城市和一個小村——裏的日子,也解釋了我爲什么選擇離開它。

当今中國大陆社會只聚焦于一個目標:錢、掙錢。在中國,政治正确的说法是"經濟利益"。平均来说,這個國家及其人民远比25年前富裕得多。感谢六十年来的自我奉獻,接着是三十年的獨生子女政策,傳统的家庭文化已經成爲了"自我"文化。除了那些可以産生經濟利益的行動,社區無法共同進退,如果有社區共同行爲的话,那就是爲了确保能爲汙染、爲政府支持的非法征地或是爲被毒害的兒童獲得相同的經濟補償。作爲中國文化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的"社會地位"、六十年的共産主義如今被財富重新定義。車、房子、珠寶首飾、衣服、寵物:都得是崭新的、亮闪闪的,帶着知名外國品牌的標簽。在我住的小村莊,人們不问我身體如何,也不问候我的家人,而是问我的生意能掙多少錢,我們車值多少錢,我們的狗是花多少錢買的。

当然,錢及炫富帶来的麻烦还让那些不怎么有錢的人感到沮喪。因此,党提出了"和谐社會"的说法,在城市和邊远山區的"面子工程"依赖出售"地權"的收入,超過了對個人的征税。

一旦你買足了必需品,你就會想把剩下的投入到安全的地方,最好还能有一些不錯的回報——這很重要,因爲有一天你不得不支付自己的医療費用和養老金,还有孩子的留學費用。但没有什么合適的地方投资,除了房地産或是把錢塞進床墊。股市是被操縱的,銀行的运營方式不是商业性的,人民幣仍然被严格控制,不能自由兌換。一些有特權、有關系的權貴通過可疑的途径轉移资産到海外,剩下的人只能去買更多的房子或者更厚的床墊。結果就出現了史上最大的房地産泡沫,如果破了的话,聽起来將會像千萬烟花同时崩裂。

簡單来说,中國房地産價格不斷如火箭般飛竄,對于生活在都市的年輕上班族来说,房價已經不堪承受,同时全國各地仍在建設大量的住房,這些住宅主要被当做投资品出售,而没有成爲真正的家。如果你拥有一套房子,你可能至少有三套,我們的很多朋友就是這樣。如果你没有一套房子,那你一無所有。

当這個大泡沫破了的时候,或者,也許有一點渺茫的希望它會逐步癟下去,党給人民的財富也同樣萎縮了。那個承诺就會被打破。不變的是,你还是要支付你的医藥費、養老金和孩子的學費。人民想要把他們的錢拿回来,或者能決定他們的未来,這聚集成了一種政治聲音。如果他們被拒絕了,和谐也就终結了。

同时,少數民族、工廠工人會怎樣?對政府而言,以压倒性的武力来對付人民不比慷慨解囊更方便么?如果突發少數民族或者勞工騷亂,又恰逢房地産市場的崩盤, 再加上例如2008年的毒奶粉、2011年温州動車事故揭露出的高層严重腐敗這些醜闻,這個和谐社會就更可能變成不滿的大合唱。

党會怎么處理,怎么領導呢?

不幸的是他們已經忘記了領導之职。政府是如此害怕人民,它不想領導他們。

在中國農村,村一级的決策需要得到更高層的授權,就要沿着指令傳達的链條層層向上傳遞,有时要直通北京,而傳回来的便條上写着:"自己拿主意"。党只會在当自己的權力或個人財富受到直接威胁的时候才會有所行動。统治這個國家的幕後人物身處一幢没有地址或者電话的大樓裏。那些大樓裏的人不允許他們委派的人真正地承擔領導之职。看看很快將離任、昵稱爲"温爺爺"的当朝總理吧。他要么是一個傀儡,在做一些聰明的表演,要么是一個真心的想做一些對的事情的人。他對改革所提出的愿景(2010年CNN播出了對他的采訪,在中國境內被禁)是好的,但他也深知,他永远也無法去实施。

爲了爬到高層你必須帶着不黑不白的灰色,没有强烈的個人觀點和想法。這裏我做一個假設,剛開始竞爭領導位置的人可能會認爲,一旦爬到了那個位置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等到他們意识到那永不可能爲时已晚。作爲一個出版人,我曾經和一些要聽命于那栋大樓裏的某個分支的人打過交道,他們说起话来就好像隔壁有個不知名的怪物,那個怪物可能是"他們"或者"上级"。他們有一两次稱之爲"中國出版集团"。我很努力的搜索過,它不存在,那是一头傳说中的巨獸。

專家們告訴我們说,在那個大樓裏的人們就是即將掌控這個被他們稱爲'中國世紀'的人,。"中國會是下一個超级大國,接受吧。面對吧。"你能如何與一個面貌不清的領導打交道,在一場國際糾紛中要進行裁決时只發送一张纸條说:"自己拿主意"?

有人说,中國一度領導過世界,所以没有什么可怕的。就像中國人經常说的,他們只是想"重新獲得屬于自己的位置"。盡管中國曾經是一個超级大國,這毫無爭議,但是對于中國理所應当重新獲得"正确的位置"則有两個基本问題。

一個關鍵的原因在于中國能取得現有成果主要因爲它的面積。正如今天的中國,過去的中國幅员遼闊,將来也是如此。(中國喜欢大,大是好的,如果中國人问你覺得中國怎么樣,只要说"它很大",然後他們就會很高兴。)如果你是最大的,就好像在微型芯片被發明之前的日子,物理上的大小很重要,大的更容易占主導。一旦能掌權,中國人就會端坐着接受那些附屬國的贡品,比如西藏。当矛盾被激化到超越邊界、可能會威胁到中國的安全或利益时,那些制造麻烦的人就會被設計成對立雙方,或者用錢打發。

第二個原因在于"正确的位置"是個被誤導了的概念,中國曾經是一個超级大國,而在那個世界裏,没有美洲、已經獲得了啓蒙的欧洲或現代非洲。這個世界並不想生活在"中國世紀", 也有同樣多的人不想生活在"美國世紀"。中國,從政治上、文化上或者作爲一個社會而言,總是向內看。中國不欢迎入侵者——除非他們剛好拥有更强大的軍事力量,又是從北方入侵,正如两個古代王朝,元朝 (1271-1386)和清朝(1644-1911)的情況,他們進入了之後變得比中國人还中國了。另外,蒙古人建立了元朝,滿族人建立了清朝,他們給出了最终的威懾:"侵略我們,最後就會被我們同化。"就像電影《外星人》裏演的那樣(譯者注:1979年科幻電影 )。對于中國人来说,所有的非中國人都是"蠻夷",這是略帶貶損的说法。更婉轉的说法是"老外"。中國人則是"自己人"。就像任何不喜欢出門的人一樣,外面的天氣、大聲的爭論、自然災害,中國人都能關上門置之不理。也許他們會在門上貼個條子:"当你決定了怎么處理後再敲門"。

領導層需要和人民産生共鳴,一種能"設身處地"地爲下屬着想的能力。這同樣也需要決斷,及承擔責任的意愿。但他們始终覺得自己獨一無二,中國人覺得要和他們産生共鳴几乎不可能。中國政府由相互之間有着利益沖突的人馬控制,他們要對國內问題作出決定已屬不易,更不要说國際事務了。看看由于薄熙来醜闻,領導更替如何被延期的吧,這個體系被設計成這樣:任何重大決定作出之前,避免承擔責任都是前提。(我知道這聽起来很荒謬,就是這樣,這是真的。)

領導人需要的不僅僅是高高在上。当今"世界領導人"要給世界提供成爲美國人或是民主的機會,有时人們想獲得這種機會,有时則是被迫。大英帝國提供了免于奴役的自由和法治體系,还有其他別的。羅馬人從埃及拿走粮食,在整個欧洲重新分配。

領導世界的中國不會提供人們成爲中國人的機會,因爲要当中國人是不可能的。中共也不是徹底反對奴役。它鼓勵自己的人民像奴隸一樣工作,爲西方企业生産商品,賺取外彙,滿足經濟繁榮之需。(党的宣言裏誓言要把外國奴隸主趕出中國,現在看来多么諷刺!)即使你在党的鼻子底下擺弄正義的天平,党也不明白什么是法治體系。(我曾在北京高等法院作爲原告贏得了官司,但這不是正式結果。我的律師在前往判決宣判的路上接到了一個電话。結果就完全顛倒了)。至于那些從非洲压榨出来的资源,則被送到了中國。

世界不愿意在21世紀被中國領導还有最後一個原因。中共從最開始就鼓勵强烈的排外情緒。狂熱的民族情緒是它的基石之一。党的宣傳機構創造了"百年屈辱"這個詞来定義從鸦片战爭開始到解放的那個階段。当时外國列强确实豪取掠奪了一番当时羸弱的清王朝。第二次世界大战被稱爲抗日战爭。對于在公開場合诟病中國的人,把诺貝爾奖頒發給一名中國的知识分子,或者是一位和達赖喇嘛尊者喝茶的公衆人物,都是在"幹涉中國內政"和"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中國人民时常被告知那些外國人曾對他們做過什么,常常感到屈辱,同时党也誓言要代表他們复仇。

一個由備受屈辱的中國主宰的世界还有另一種可能,就象中國已經主導世界和中國的經濟一樣,前景也堪稱黯淡。中國在未来几年內發生動荡的可能性日益增加,起源是房地産的崩盤。像所有大事的發生一樣,到时會很突然。1911年,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是從一次偶然的炸彈爆炸開始。一些评論家说,[偶然事件]會是革命的開始,或者说是國家的崩潰。這些说法理由充足。党試图在短期內修复這些问題所做的一切只是让情況從長期来看變得更糟,也让房地産價格再次攀升。看看最近下調的利率,這是爲了刺激國內消費而做出的,但是國內消費不大可能跃升,除非党能出台新的医療保險體系,党没有錢投资于這個。錢呢?全投资在美國債務上了,又不能隨意出售因爲那會让美元貶值,让人民幣升值,让出口贸易受損,那又會让工廠倒閉,失业人口增多,而這又威胁到了社會稳定。

我希望這場劇變来臨的时候是和平的,党不再試图以攻打台灣或菲律賓来轉移人們的注意力。無論會是以什么形式出現,這會让中國破紀录式的經濟增長走到盡头,盡管它如今引領着世界經濟,也是我們拯救世界經濟衰退的唯一希望。

我要離開中國的主要原因並非出于對暴力革命或者國內動荡的恐懼(其中相当大部分會被轉嫁給外國人),盡管我並不否認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我希望成爲社區中的一分子這種正常的人類渴望,不再被視爲"老外",还有我可以在一個規范的环境下运營我的生意,不會再爲了某天我的生意被奪走而擔驚受怕,不用爲我的家庭所呼吸到的空氣和傷身體的食物而過分忧慮,除此之外,还有一個压倒一切的原因让我離開中國——我想給我的孩子們像樣的教育。

中國的國內少兒教育體系不教書育人,那兒只是一個考試中心。課程被設計爲只爲了让孩子們通過考試。在中國農村,我們所生活了七年的地方,也有一個選拔系统。考得好的學生就有了能在大城市更好地生活的通行證。學校並不培養全面發展、有社交能力、無需依赖他人、具有质疑精神的年輕人。他們只培養出两種人:贏家和輸家。贏家去大學學习"商科"。輸家回家種地或者去他們父母本不希望他們去的当地工廠。

几乎没有什么體育和課外活動。一些运動型的孩子被選拔到特殊的學校,好贏得奧林匹克金牌。有音樂天赋的孩子們進入了音樂學院,那些天赋的熱情和快樂在那兒都被慢慢消磨殆盡。(我妻子是後者之一)。

还有洗腦教育。我女兒上學的第一天就觀摩了一場電影,基本上就是讲"中國人民在党的帶領和人民解放軍的幫助下成功战勝了北川地震"。道德楷模則是已故的神秘的共産主義英雄,比如雷鋒,這位在他短暫一生中所做出的贡獻超出人類可能的無私士兵把這些事迹記录在了日記上,在他去世的时候又被奇迹般地"發現"了。

那些压力让孩子們感到惡心,從個人經驗来说,考試得了95分以下就被認爲是失敗。考砸了就要被懲罰。包含了各種測試卷子的家庭作业要做完至少就要花去每個周末中的一整天。我見過很多孩子成群結隊的在周日的清晨六點去写作业。節假日中他們还要參加課外輔導班,还要在課程開始之前至少花好几個钟头完成自己學校布置的家庭作业。我很多当地的朋友對這樣的教育體系像我一樣深惡痛絕,但他們没有別的選擇。我是幸运的那個,我有。

一個選項是搬回一個中國的大都市,然後送我們的孩子去昂貴的國際學校——其中没有一所提供住宿——但是我擔心的是汙染问題,我不得不去找一份像樣的工作,最有可能的就是在中國做些外贸,而我的良心對此又有意見。

我很同情中國那些不能進入大城市中國際學校的孩子們(這些學校本身也限定了他們能夠接受多少中國學生),同时还有那些父母們供不起他們出國留學的孩子們,还有那些没有资格進入受到党特別优待的特殊學校的孩子們。中國無法把孩子們培養教育成領導人、發明家和革新者,但這恰恰才是教育的最终目的。党不想要那些可以解決问題的的自由思想者。他們仍然堅信他們自己能夠解決,前提还得是他們已經承認的确有问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們唯一公開承認的问題是腐敗。因爲要否認腐敗明顯已經没有可能了。

党組織中的确也有成千上萬的開明的官员,他們明白必須做些什么才能避免危機,我也見過一些。如果中國想要避免動荡,那么要靠這些人從內部改變党。但他們面臨的是一條充滿荊棘的道路,时間已經不多。

我也遇見過數百名全面的、聰明的,具有現代國際視野的中國人,他們能夠、也愿意幫助他們的祖國去面對這些會演變成爲國家動荡的问題,但他們不大可能有這個機會。我擔心其中一些人可能會主動請纓,就像我的同學和我在1989年的SOAS考試时爲我的中國朋友們的安危擔心一樣。

我在微博上讀過一些關于艾未未、陳光誠和劉曉波的消息,微博類似于TWITTER和FACEBOOK,但被严格監控,不過一個帖子只要几分钟就能像病毒一樣傳播開。我妻子從未聽说過這些人的名字直到她上了微博。審查者不可能全盤操控。(我的妻子開始讀微博的当天她告訴我她已經克服了和我離開中國远走英國的障礙。)有成千上萬的,甚至是數十萬的中國大陆人在"跟隨"這樣的人,在監獄裏肯定还有不計其數的人,他們都在以各自微小的方式試图让中國變得更好。總有一天他們會成功。那时會是成爲中國人的好機會。那甚至將會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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