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白希
    
    核心提示：对中农的教育，主要是宣传党的“保护中农”的政策，指出他们以前也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被压迫者，现在是土改中同地主进行斗争的重要力量。只有在农村中彻底打倒地主阶级，中农才有可能真正过上富裕的日子。
    
    

    本文摘自《开国大土改》，作者：白希，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1、清洗农村基层组织
    
    土改工作队下到农村后，首先要做的工作是调查研究，发动群众。
    
    调查研究是为了进一步摸清情况，如各阶级的土地占有情况；敌情动态，群众的组织情况和觉悟程度；农民最迫切的要求；乡村干部的政治历史情况与工作表现，以及群众对他们的反映。土地改革是牵涉到千家万户的群众运动，没有群众的发动，就不可能有成功的群众运动。而明白掌握当地具体情况，则是发动群众的前提。
    
    经过清匪反霸和减租退押运动，总体上说，新解放区的群众已经有相当的发动。农村地主阶级政治上的统治基本上被摧毁，其经济上的剥削已受到很大削弱，但对于各地的具体情况来说，又有所不同。
    
    根据安徽省滁县的调查，新区土改开始前，农村工作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工作做的好的村，群众发动比较充分，清匪反霸和减租退押搞得比较彻底，地主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受到应有的打击，树立了以贫雇农为领导骨干的农民优势，农民协会比较纯洁，干部作风正派，工作积极，任务容易完成。这种类型的村庄占25％左右。
    
    第二种是工作一般的村，群众有一定的发动，清匪反霸和减租退押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一般任务能完成，政策也能贯彻，但有些干部带有一种主观习气，生产不积极，工作说得多做得少，作风有些强迫命令，也有一些贪污腐化行为。农民协会中混有不纯分子。这种村居多数。
    
    第三种是工作差的村，群众发动很差，农会成分不纯，很多干部出身兵痞流氓，与封建势力关系密切，立场不稳，甚至欺上瞒下，村政权实际为地主阶级所掌控。这种类型的村庄居少数。
    
    新区农村基层组织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新区土改工作的好坏。原先的基层乡政府和农民协会大都是在清匪反霸和减租退押的基础上产生的，其中的干部经过共产党的教育和运动的锻炼，许多干部是好的，但其间也混有坏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中共中央曾规定，地主、富农不能参加农会，更不能成为乡村基层组织的干部，但根据苏南区17个县的统计，整顿组织前，在83725名乡干中，地主有26人，占乡干总数的0。03％，富农123人，占0。15%，流氓69人，占0。08％。据松江专区9个县的不完全统计，基层干部中工作积极的占32。31%，一般的占37。18，不起作用的占30。51％。
    
    在四川省垫江县，272个村的农民协会经过减租、退押、清匪、反霸运动的锻炼后，绝大多数的组织和领导成员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有的农协委员会几经筛选和调整，基本上是由立场坚定、敢于斗争、思想品质好的贫雇农充任。但是，仍有一部分农协组织，特别是其领导成员存在着严重的组织不纯和思想不纯，必须进行整顿。
    
    根据垫江县党史研究室编的《桂溪春潮》一书中显示：整顿前的农会组织，可分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领导成员政治上纯洁，立场坚定，敢于斗争，群众发动充分，农协会员发展普及，完成任务好。
    
    二是领导成员出身好，但工作能力差，有的作风官僚，群众发动不充分。
    
    三是农协主任或大部分委员是中农，在群众中也有较高威信，但缺乏斗争性，少数甚至被地主拉拢或操纵。
    
    四是形式上村长、主任都是贫雇农担任，但办实事、出主意都被一些成分不好的“总务”或农会“秘书”之类所控制。
    
    五是领导成分不好，但善于做表面文章，交给的行政任务（如征粮等）能及时完成。虽然内部问题很多，却控制严密，群众不敢说话。
    
    六是领导成员出身及品质不好，作风也差，群众普遍反对。
    
    后面几种情况问题较为严重，是整顿的重点。如大石乡飞龙村农会副主任是由一个有近100亩田的富农担任，曹回乡有个村长是地主的狗腿子，一直包庇一户大地主，董砚乡一个农会主任当过10多年旧甲长，自称在村里能“一手遮着半边天”，周嘉乡朝阳村11个农会委员中有6个坚持给地主送“节礼”，等等。这类组织不纯、思想不纯的农会如不整顿，就会严重妨碍土地改革的顺利开展。
    
    对于整顿农会工作，垫江县委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以教育提高为主，清洗、撤换为辅，依靠群众，公开民主，依靠原组织，建设新农会。整顿农会组织的目的，是“纯洁与扩大农会组织，消灭封建地主阶级，完成土地改革。”
    
    以教育提高为主，就是要相信绝大多数农会干部本质上是好的。对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应通过广泛深入的阶级教育和政策教育，促使其得到提高和改正。
    
    以清洗、撤换为辅，就是对一些政治上不纯、品质恶劣的农会干部要坚决撤掉，不能为其表面现象所迷惑，从单纯的使用观点出发而将其保留下来。群众对农会中的不纯分子有意见，但最后一定要把斗争的锋芒导向地主身上。不能单纯地停留在“斗干部”上，盲目地进行“清洗”、“撤换”，因整顿农会而搅乱了自己的阵营。
    
    依靠群众，公开民主，就是要相信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要有向群众学习的精神，既要做群众的领导者，又要做群众的学生。开展农会整顿，必须公开宣传整理农会组织的目的，意义和方法、原则，让群众共同起来评议和选举农会干部。
    
    依靠原组织，就是在农会组织的基础上整顿农会，不能将原农会委员一锅端掉。同时，也不能将依靠贫雇农这一原则绝对化，而忽视党对中农的政策，将中农干部完全排挤出农会，削弱自己的力量。
    
    在垫江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全县在整顿农会组织的具体方法上，绝大多数村都是首先组织群众学习《农民协会组织通则》，反复地宣传农民协会的性质，任务、什么人能参加农协，什么人能领导农协等，使大家对农民协会有更深刻而明确的认识。同时，积极地宣传整顿农民协会的目的、意义，在提高广大贫雇农思想觉悟的基础上，再通过村贫雇农代表会（还有少数中农参加），对农会干部进行审查、评议。另外又组织原村干部和农会干部学习，对他们进行干部的标准、如何领导群众的翻身运动等进行教育，以稳定情绪，提高素质。此后，便召开农协会员大会，由原农会干部总结，检查自己的工作状况，大家对干部提意见。最后，进行干部选举。
    
    通过召开农协会员大会民主整顿农会，垫江全县清洗和撤换了成分不纯、品质不良和不适应领导工作的农会正、副主任262人，占原有562人的46。6％；清洗委员840人，占原有1814人的46。3％。被清洗的农会干部，一部分是降职使用，有的问题严重的则开除了会籍。新选正、副主任307人，委员998人，基本上健全了以雇农、贫农担任领导的村农协委员会。
    
    在整顿领导班子的同时，通过清理阶级队伍，垫江全县清洗出混入农会的各种成分不纯的会员6000人，新发展雇农、贫农、中农等符合条件的会员16000余人，使全县农协会员总数发展到178500余人。从而团结了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组成了浩浩荡荡的土地改革大军，为顺利开展反违法斗争和彻底消灭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奠定了组织基础。
    
    结合整顿农会组织，垫江县各乡对人民武装自卫队组织也部分进行了清理和调整，使武装自卫队更加纯洁，更富于战斗性。全县人民武装自卫队分队长由26名增加到27名，其中清洗出6名，新选7名，小队长由432名增加到441名，其中清洗148名，新选157名，自卫队员由7490名增加到8013名，其中清洗1002名，新选1525名。经整顿后的人民武装自卫队，绝大部分成员是贫农、雇农，少数为工人、手工业者、中农、小商人、小土地出租者和其他成分者，人数、装备、素质均比以往有所增强，成了土地改革运动中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
    
    全国其他地方，在整顿农会的工作中，都采取了行之有效的办法。如湖北省提出的口号是：“土改考验，重新站队，有功受奖，有过改过”。苏南区则要求是在原有组织的基础上，调整领导成分，贫雇农应占三分之二，中农占三分之一，清洗地主、富农及其代理人，保持领导成员的成分纯洁。各地通过整顿基层组织，基本上将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和地主富农及其代理人清理了出去。大部分免于清洗的干部和新提拔的干部成为了开国大土改的中坚力量。

2、宣传政策
    
    在整顿乡村基层组织的同时，土改工作队通过召开农民大会、农代会和各阶层座谈会，广泛宣传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启发广大农民认识到：封建土地制度的不合理，地主靠剥削吃饭的不合理，是造成广大农民饥寒交迫的原因，农民要翻身就必须进行土改，土地原来就是农民的，土地要还家！
    
    此时，农村各阶级对于土改运动的态度很不一致。农会干部和农民群众一般都认为地主阶级在“清反减退”中已被打垮了，土地改革只要简单地把田一分就行了，存在“和平土改”的思想。农会干部怕开会，不愿耽误农活。雇农、贫农纷纷要求彻底打乱平分，不同意照顾原耕基础和保存富农经济，担心照顾原耕基础就分不到田，“平均地权”的思想突出。有的贫、雇农为多分田，要求把地主赶出村，个别的担心地主日后“翻案”，甚至想把地主“斩草除根”，从肉体上彻底消灭掉。住在集镇上的要求搬到村里来；一些小商、小贩、小作坊亦停止营业，要求下乡分田。中农则害怕将土地打乱平分，怕搬家，希望能维持现状，既不分进，也不分出，因而对运动持观望态度，开会不愿参加，对地主也不斗争，农会中的中农干部“松劲”较为普遍。有的中农害怕在运动中被“提高”成分，开始采取出卖耕牛、农具等消极措施。富农怕搬家，怕被分掉粮食、耕牛、农具、田产，有少数富农出现了分散财产和搞破坏的现象。地主害怕土地、房屋等被分光拿尽，因而“死猪不怕开水烫”，对土地改革采取抗拒态度，疯狂地破坏房屋，砍伐林木，整死耕畜，或者大吃大喝，希图吃光耗尽，做“饱死鬼”。有的则拼命地疏散财物，拉拢和腐蚀干部、群众，企图逃避斗争。他们散布所谓“洋雀记得千年树，叫化子记得恩惠人”等舆论，装穷叫苦，要求农民原谅他们的过去。也有的假装开明，主动拿出一点东西收买人心。更多的是表现出不服气的样子，并威胁群众说：“东西分掉可以，只须记下帐就行了。”
    
    针对以上各种思想反映，各工作队都加大宣传力度，召开贫雇农代表会、农民代表会、教员会、工商业会、富农会、军属会、村干会（包括农协委员、小组长、邻长）、地主训话会等各种类型的会议，积极宣传、解释土地改革的各项具体政策，分别不同对象进行教育。
    
    对雇农、贫农的教育，重点是宣传土地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从政治上、经济上消灭地主阶级，解放生产力，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要搞好土改，一方面要靠雇农、贫农自己的力量同地主斗争，土改之后，贫雇农就是农村的真正主人；另一方面要坚决执行党的政策，要打破“平均地权”的思想，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大多数，把斗争的矛头集中到地主身上。
    
    对佃农主要是解释“照顾原耕基础”的原则，宣传“租田变自田，一亩顶三亩”，使佃农的思想得到稳定，生产热情得到保持。一些收完水稻后不准备蓄水、犁田的佃农将水蓄上了，田也犁了，避免了土地荒芜。
    
    对富农的教育，重在宣传党的“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并提出“跟谁走”的问题。通过宣传，部分地起到了使富农“中立”的作用。一些富农听了“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后说：“过去我们怕和地主一样看待，现在我们可以放心了。”
    
    对地主则强调党的给出路政策，指出土地改革是大势所趋，只有老实守法才有前途。
    
    在工商界，则积极宣传党的“保护工商业”政策。对一般小商、小贩、小作坊，则说明土地改革之后，须大力发展工商业，要求他们只要生活有保障，就不要只图眼前利益，涌到乡下去分田。
    
    对中农的教育，主要是宣传党的“保护中农”的政策，指出他们以前也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被压迫者，现在是土改中同地主进行斗争的重要力量。只有在农村中彻底打倒地主阶级，中农才有可能真正过上富裕的日子。

3、黄桑坪乡的扎根和串连
    
    土改工作队员们一进入农村，便深入群众之中，和群众搞“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和群众打成一片，做群众的知心朋友。“扎根”就是寻找根子，根子是指土改运动可以依靠的根本，主要是指贫苦、积极、勤劳、正派的贫雇农。把“根子”串连起来，农民就能发动起来，对地主斗争的热潮很快就会到来，土地改革运动就会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湖南省芷江县黄桑坪乡过去的封建势力比较强大，地主当权派伪乡长龙少卿、伪保长姚源坤、姚本芳等都是帮会的龙头大哥，他们与军统特务李高海、匪首胡绍棣等勾结在一起，统治全乡人民。解放后，经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等运动，当地的地主阶级虽然受到一定的打击，但他们仍设法混入和操纵农会，控制群众，进行一连串的破坏活动。
    
    该乡地主欺骗农民的花样是很多的。宝龙山有个天王庙，由地主陈昌银、姚本芳控制。他们以此对群众进行欺骗、煽惑与恐吓，从思想上奴役农民。
    
    1950年解放军进入该乡剿匪时，地主姚源坤、龙少卿、“划不来”等三人的老婆开了一个会，把全乡分为三片，各掌一片，向群众散布谣言，说解放军在这里只能住两个月，并且如何如何可怕。又说：“解放军厉害，天王菩萨有天兵，更厉害。我们多凑点钱买草鞋烧化，烧一双草鞋添一个兵，让天王多出天兵打解放军。”在地主的欺骗下，很多农民出了钱。他们怀疑、恐慌，不敢接近解放军和工作干部。
    
    该乡成立农会时，地主姚本芳用8分田收买了姚有义，使他假装积极混入农会当主席（后区人民政府审查农会时，发现姚有义历史不纯，清洗了他）。跟着，已被枪毙的恶霸地主刘登厚的侄儿刘攀槐又混入农会当治安委员，并掌握了农会的大权。农会7个委员，只有正副主席比较好，但是有职无权，其余五个委员都直接或间接被地主掌握了。12个小组长，其中有5个为地主所利用。农会的1066个会员中，中农占772人，贫雇农只占294人（全乡共有贫雇农1200多人）。劳苦农民不敢讲话，反霸分田分果实时，假积极分子分得多、分得好，劳苦老实的贫雇农却分得少、分得坏，甚至得不到果实。恶霸地主姚本芳的爪牙田天权（当过伪保长和伪保队副）曾混入农会当评议员，被清洗后，又派他的儿子田大林混入农会当宣传员。
    
    1951年11月24日，土地改革工作队到乡后，从三个本乡的土改队员中，了解了一部分情况。接着土改干部到各组召开了各种会议，宣传政策，选择扎根子的对象。
    
    和其他新区农村一样，不少的贫雇农有和平土改思想，认为恶霸地主已被镇压了，地主都老实了。农民已分了果实，土地改革没有油水，确定一下地权就行了。底层的贫雇农虽然迫切要求翻身，但仍有些怀疑、恐惧，不敢接近干部。大部分中农对土地改革不关心，并怕把田打乱平分。少数富农靠拢地主。干部进行访贫问苦时，听到的只是“搭帮（湖南方言，感谢之意）毛主席，共产党领导我们翻了身。”更深一层的话就听不到了。提到地主，群众只说死了的不说活着的，说远处的不说近处的，说扣押了的不说未扣押的，说别乡的不说本乡的。干部了解不到真实情况。有些农会小组长见到工作干部来了，争着向自己家里拉，要干部在他们家里住宿，吃饭，深怕干部住到贫苦农民的家中去。工作组长郝全在第六组召集五个小组长了解情况，问到地主活动的情况时，农会组长田昌柱说：“地主在反霸后都老老实实了。”问到第六组谁最穷、谁最苦时，田昌柱首先提出他的侄子田必周。另一个正派的治安组长说：“李高富、张天元最穷苦。”田昌柱立刻反对，说李高富、张天元如何“好吃”，如何“自私自利”。
    
    工作组的领导干部发现干部深入不下去和到处碰壁的情形后，就强调干部应艰苦深入，与贫雇农同住，同吃，同劳动，建立阶级感情，扎下根子，并进一步了解情况。要求大家“沉住气，不乱跑，扎下去”。
    
    于是工作队员改变了做法，不是一般地在面上进行了解，而是深入到贫雇农中，同他们交朋友。
    
    该乡六组有个叫李高富的农民，外号叫聋子，虽然最穷最苦，但为人正派，夫妻俩只有一个4岁的孩子，家里什么也没有，住在乡小学旁边一间连着厕所的破房子里。
    
    工作队了解这一情况后，就派了队员郝全去访贫问苦。郝全到李家时，正巧李高富外去打短工没有回来，他的老婆吴氏正在做饭。郝全就帮她烧火，同她拉家常，但吴氏不理会，眼看天快黑了，吴氏问郝全：“我们聋子犯了什么罪呀？你告诉我吧！他跑不掉的。”虽经郝全多方解释，但吴氏仍有很大的顾虑。
    
    不久，李高富回来了。郝全问他：“今天在哪里做工？”李高富正要答话，吴氏马上说：“他是个聋子，听不见的。”
    
    第二天，天下着雨。郝全又去了李高富家。屋子里漏得满地是水，李高富盖了一件蓑衣在睡觉，吴氏坐在火塘边双手撑着头在发闷，郝全进去了也不理睬。郝全很亲切地问她：“有病吗？”
    
    吴氏不耐烦地回答说：“有病，不能说话。”郝全就关切地说：“不要紧，我们带有治头痛的药，我给你拿去。”
    
    郝全拿来药后，又用开水冲好给了吴氏。吴氏被郝全感动了，态度有了好转，要郝全到火塘边去烤火，并叫醒了李高富，要他同郝全谈话。郝全问：“为什么盖件蓑衣呢？”吴氏说：“没有被子盖呀。”
    
    “木匠屋里没板凳，祖辈劳动饿断肠，泥巴腿子单身多，十年长工子孙绝。你们想过吗？为什么会这样呢？”郝全引用的是在当地群众中普遍流行的俗语，“你受过多少苦，你想过为什么吗？”
    
    郝全的话出动了吴氏的心灵，吴氏忍不住地讲起了自己的苦楚：因为家里穷，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被子盖，生了三个孩子，冻死饿死了两个，剩下的一个才四岁。父亲年纪大了，还要上山打柴，因为路滑从山上滚下摔死……说到伤心处，吴氏大声痛哭。接着，又说出反霸以后她所知道的地主破坏活动的种种情形，还把丈夫也发动起来了。
    
    工作队在深入发动群众中，还发现了地主的破坏活动。第八工作小组小组长殷咏贤，让本地队员田大林去启发、培养根子对象姚本秀。可田大林总是马马虎虎的，不住姚家，每天都回自己家里去住，搞了四五天，什么结果也没有。于是，殷咏贤决定自己亲自去扎根串连，就与另外一个女队员一起去发动姚本秀。姚本秀开始很冷淡。第二天，两人就同姚本秀和她的嫂子去劳动。经过一天的劳动，姚本秀对殷咏贤建立了信任，慢慢吐出了自己多年的苦水。自此之后，田大林也时常去姚家串门子。有一次，姚本秀正在谈自己的苦，看到田大林来了，马上转换了话题。殷咏贤注意到这一现象后，就将田大林调到另外一个小组。这时姚本秀说，田大林的父亲是恶霸地主姚本芳的狗腿子，还说出了田大林到县里开土改干部会回来后一连串的破坏行为。
    
    工作队了解这个情况后，就将田大林及其他几个被地主利用的本地土改工作队员撤职，又逮捕了幕后指使的4个地主，并召集地主和当过土匪的人开会，号召他们悔过自新。这时，一些当过土匪和受过骗的村干部，也相继自动悔过坦白，揭露了地主的许多破坏活动。地主的阴谋基本上被打破了。
    
    就这样，土改工作队各小组都扎下了根子，多的六七个人，少的三四个人。经过控诉地主过去的罪恶和现在的破坏活动，根子的觉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根子”有一定觉悟程度时，干部就组织小组根子碰头会，扩大“根子”的认识，继续提高觉悟，并使“根子”进行串连。工作队对他们讲“一个人的力量小，翻不了身”，“人多，主意多，办法多”的道理，启发根子与根子间碰头共同诉苦。通过根子碰头会，工作队掌握了地主的各种罪恶、剥削花样和破坏土改的活动。然后工作队又号召根子去找其他穷苦的贫雇农进行串连，并将串连的情况及时同工作队进行沟通。结果一个根子发动一连串的根子，根子的队伍也越来越大，多数成年的贫雇农都成了根子对象。
    
    全乡已串连的贫雇农达到一定数目时，工作队先召开全乡贫雇农代表会，接着又召开全乡贫雇农大会，控诉地主的罪恶，选举了贫雇农委员会，将群众全面发动、组织起来。
    
    黄桑坪乡的土改运动随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4、启发何庆娇母女诉苦
    
    屠忠顺是全国政协中南土改20团第一队队员，1951年参加了广西柳城县土改，关于扎根串连，她37年后回忆到：
    
    何庆娇是我的根子，贫农邓国礼的妻子。我在靖西乡搞土改一直住在他们家里。何庆娇的娘家被地主何五保谋过财，害过命，是位苦大仇深的贫农妇女。可是开头她就是不肯说，不肯诉。经过一段工作以后，我和她交上了朋友，取得了她的信任。在我住到他们家一个月之后，2月25日，她向我倒出了她的苦水。她说：
    
    “何五保极恶的啊！他谋财害命，我爹娘在五保的水碾下面有一个水碾。五保时刻不忘想霸占。一天夜里，我哥从水碾跑回来说：‘爹娘啊，咱们的水碾守不住了。五保想杀我啊！’以后几天就没敢再去守。快过年了，送谷子来水碾碾米的人多起来，又不得不去守。我哥五荣就在这夜被杀害了。脖子上挨了一刀，两只手也被砍断了。
    
    “遭了这样惨痛的事，我娘披头散发只好到社王（大榕树）前哭骂！五保竟在一边小声说：‘哭骂，过二天连你也杀了去！’这样，我爹娘就连哭也不敢再哭了。以后，二老就只好自己去看守水碾。五保又走来说：‘你的儿子已经死了，我给你六亩田你把水碾让给我吧！’我爹娘明知他是谋财，又不敢不给他。他们跟我商量，我说：‘你上了年纪，有水碾可以养你的老，将来免得挑草挑担！’这样我爹娘才没有答应把水碾给他，但从此他就怀恨在心。28年到30年，三年水碾烧了两次。当时我爹娘看见水碾起了大火，赶紧跑过杨柳桥躲在大树后边看，大火把碾房中的一千多斤谷子都烧完了。火光中，看见五保和他的侄儿背着枪从大路上走过去了。我爹娘哭的真伤心啊！后来找了邓国礼等四个壮汉守碾，五保才没有再敢来烧。可是他仍不甘心，他见下面水碾谷子多了，就把水闸关着。让你碾不成。他又筑了一个大坝把大路挖断，让大车上不来，不能往水碾运谷米。他每逢碰见两个老人，总是把两只眼睛鼓起说：‘说不定那一天我就杀死你两个老鬼！’十几年害得我爹娘都不敢出门，路都不敢多走一步。反霸斗争时，我叫我爹娘做材料揭发他的罪恶。爹娘说：‘他有枪，他有人脸，过后你们又挨杀：你们莫讲！我们老了，你们还年轻！’”
    
    发动庆娇的母亲控诉地主的罪恶就更难了。庆娇陪我去找她脚老人仍是把痛苦埋在心里。一会进、一会出，有意躲着我，跟她答不上腔。问她什么，她都推说：“我讲马盖（土话）没认得讲官话，你讲的我没懂啵！”后来我说：“老人家，要过年了，你还不休息两天，让娃仔忙吧！”戳着了老人的痛处，她一下大哭失声，一边哭诉：“我没娃仔了，五保杀人不见血，他害得我好苦啊！”最后，她把我拉到她儿媳家里，婆媳闺女三个人一齐控诉了地主恶霸。
    
    象这样发动群众诉苦的事例，参加过土地改革的同志，每个人都能讲出几件。我写这段故事，只是为了说明当年我们在土改工作中和农民交心是诚心诚意的，发动农民控诉封建制度的罪恶、启发农民阶级觉悟是不惜花力气的。也只有这样，才能把贫苦人民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从而推翻封建剥削制度，实现劳苦人民的真正解放。

5、斗死“七阎王”
    
    尽管经过清匪、反霸等斗争，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嚣张气焰，但新区土地改开始后，很多地主还是采用种种手段，进行反抗和破坏作用。地主反抗和破坏土改的方式很多，最普遍的是大肆分散财产，收买和软化农民。此时，他们不再像减租、退押时那样把财务大量埋藏起来，而是利用族亲关系、租佃关系，再施以小恩小惠，利诱恐吓，软硬兼施，将财物疏散到农民家中。
    
    此外，用钱财和女色拉拢、收买基层干部；公开破坏农具、家具，折毁、焚烧房屋，毒杀耕牛，砍伐树木，大吃大喝；造谣破坏，投毒、行凶，进行恐吓、报复等也都是地主常用的手段。
    
    冷水溪乡龙孔坪是湖南省芷江县南部边境的一个村寨，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居住着侗、汉两族人民。当年，这里却是地主恶霸的天堂，穷苦人民的地狱。杨承烈、杨承亮、杨承云、杨承灿、杨承炳、杨承轩、杨承熏七兄弟盘踞在一个7000来平方米的大院里，作威作福，作恶多端，人称“七阎王”。
    
    七个阎王本是同胞兄弟，但又各立门户。他们与官、匪勾结，集权势、邪恶于一身，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大阎王杨承烈、二阎王杨承亮、五阎王杨承炳、七阎王杨承熏，分别当上了团防局长、伪乡长、伪副乡长、伪保长；三阎王杨承云是国民党军的连长。阎王大院还有自己的一支护院武装，拥有长短枪70多支，其中冲锋枪2支，手枪9支。院内常雇有20多人持枪守卫，并在外围刘田、梅花湾、冷水溪设有据点。他们通过裙带关系、宗族关系，与官僚、豪绅、土匪勾通一气，将自己的势力伸向芷江、黔阳两县。
    
    “七阎王”占有良田3160余亩，分布在芷江、黔阳两县。龙孔坪周围方圆七八里内的田土山林都被他们霸占。除了村子附近挑选近200亩好田自己雇工耕种外，其余的全部出租，分为170多个田庄，每年可收租谷6600多担。他们家里共雇长工32人、丫环8个、奶娘6个。芷江、黔阳两县，七阎王跺跺脚就会地动山摇。国民党的历任县长对他们都无可奈何。1941年，秦佑农出任芷江县长，听说龙孔坪这伙地头蛇傲慢到目中无人的地步，想杀他一个下马威，便下令派“七阎王”2千万元车马费，还要借枪派壮丁，并出动一个武装班上门收款取枪。哪知“七阎王”竟以枪口相迎，吓得武装班狼狈选回。这下更惹怒了这位秦县长，他亲自率领一个全副武装的保安连，外带两挺机枪，围住龙孔坪，抓住了大阎王杨承烈。谁料附近驻军的师长罗耀清却出面说情。秦佑农不给面子不行，结果“七阎王”给了2支破抢，秦县长只好不了了之。
    
    但是，1949年9月，人民解放军来到龙孔坪后，一个连的解放军，拔了阎王家的岗哨，直捣阎王殿，那些守卫的家丁，一个个呆若木鸡，只好乖乖地交枪投降。这样，解放军一枪未放，就缴获长短枪40条支，子弹2000多发，将二阎王、五阎王、七阎王押到临近的托口镇，要他们彻底交出枪支弹药。剩下的几个阎王吓得魂不附体，但又贼心不死，第二天同几个狗腿子商议，竟杀了几头大肥猪，办了50多桌酒席，大请贫苦农民喝酒。一个名叫钟土地的贫苦农民，到托口卖柴回来，路过龙孔坪，也被拦去就席，弄得他莫名其妙。
    
    吃完酒席以后，一个狗腿子拿出一张写了字的纸，半哄半压地要每人在上面按个指印，说是联名去托口保释几个老爷。还要大家今后向解放军多说老爷们的好话，老爷自会晓得好歹的。谁知这些办法并不灵验。不久，又来了几十个解放军，把七个阎王暗藏的20多支枪及一批弹药全部缴了。
    
    这—下阎王们深感前景不妙。他们摇身一变，收起往日的凶狠，见到穷人就笑容满面，客客气气，并把一些不值钱的坛坛罐罐和破衣烂衫送给穷人，并四处宣扬：“我们姓杨的都是一家人（龙孔坪附近杨姓居多），一笔写不出两个杨宇，十个指头千万不能向外掰。”暗地里，却将绸缎布匹、金银手饰，分藏到佃户家里或埋到地下，并勾结土匪，为李成均、杨承祖等股匪筹粮捐款，妄图靠他们来救命。谁知不到一年的功夫，土匪被解放军彻底肃清。大小阎王都十分惶恐。
    
    1951年2月中旬，中共芷江六区区委书记王永来、何朝敏作为土改工作队来到龙孔坪村。他们了解到，赵贤甫、黄才生、蒲春生、杨承沅、唐自科、杨春生、杨德启等人，常年给龙孔坪地主家做长工，当佃户，受尽了压迫剥削，苦大仇深。便把他们召集起来，促膝谈心。不料，这些人却顾虑重重，说话拘束，你问一句，他答一句。问到“七阎王”他们怎么样时，有的把话说了半句又咽回去，有的竟说杨承、杨承亮他们如何如何的好，个别人白天开了会，晚上又去通风报信。几天工作，毫无进展。
    
    一次座谈会上，群众先问王永来：“你家住哪里，离这里多远？”
    
    王永来坦诚地说：“我家住河北宛平，离这里有几千里。我和你们一样，都是受压迫、受剥削的穷苦人。可是我们那里解放得早，已经翻身了。我们听毛主席的教导，参加革命，到这里来，是帮助穷苦人民求解放的。”
    
    他们看着王永来，沉默一会，又问：“听说现在美国和我们打仗，是真的啵？打得赢他啵？”
    
    群众的问话，引起了工作队的警觉，意识到这其中必有原因。王永来先找赵贤甫、扬承沅个别谈心。这才发现，原来工作队白天发动群众，“七阎王”他们夜间登门串户，造谣惑众，他们假惺惺地对群众说：“美国联合起十多个国家的军队，要从朝鲜打进中国来，他们的原子弹非常厉害，解放军是打不赢的，国军也要配合反攻，你们得注意，不要跟王区委他们去搅和，他们是北方人，国军一到，他们就往北方跑了，你们连地方都归不得。我们都是地方上几个人，朝相见晚相逢的，怕你们上当，才告诉你们这些老实话。要分田嘛，大家去做就是了，我们不会怪你们的。”
    
    群众被他们这么一吓，难免有些害怕，所以不敢讲话了。但是，工作队并不灰心。为了发动群众，监视“七阎王”的活动，王永来干脆把农会搬进龙孔坪，并改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办法，针对群众的顾虑，进行启发诱导，宣传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宣传全国的大好形势，去掉群众怕变天的心理。
    
    “你们和杨承烈他们哪个吃得好？”
    
    群众异口同声地回答：“那当然是他们。他们经常吃鸡吃肉，我们连饭都吃不饱。”
    
    “你们为什么不穿新衣服？”
    
    “口都糊不上，哪有钱做新衣服。”
    
    “杨承亮他们有新衣吗？”
    
    “当然有，他们一个人就有好多套。”
    
    “他们的新衣服是从哪里来的呢？”
    
    “用钱买来的嘛。”
    
    “哪里来的钱？”
    
    “没有钱？人家一年要收几千担课谷。”
    
    “收几千担课谷，为什么又不送你们一点呢？”
    
    “有送你的，莫想脱牙齿！”
    
    “课谷又是怎么来的呢？”
    
    群众们低头沉思起来。
    
    “他们的课谷是剥削来的。”这些纯朴、憨厚的贫雇农，如梦初醒，开始觉悟了。
    
    阎王们得知以后，象利刀插胸，开始慌神了。一天工作队和群众正在开会讨论，二阎王杨承亮鬼头鬼脑的走拢来问王永来：“王区委，我们为什么不参加开会？”
    
    王永来回答道：“你没有资格！”
    
    杨承亮这么走了一圈，群众情绪又有些波动。第二天王永来听群众反映，六阎王杨承轩已经跑了。其余的几个阎王，慌慌张张，手足无措，晃进晃出，深更夜静不睡，也有狗急跳墙的可能。
    
    为了有力发动群众，防止发生意外事件，工作队采取果断措施，经上级批准，将杨承亮等有活动的五个阎王抓起来送县监禁（四阎王只顾吃鸦片，不管事，未抓），紧接着又根据全乡群众的迫切要求，报经上级批准，开了个群众大会，镇压了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恶霸地主杨应月。这一下，大长了贫雇农的志气，大灭了地主恶霸的威风，群众觉悟大大提高，斗争情绪日益高涨。
    
    工作队因势利导，进一步开展思想发动工作，发动苦主串联苦主，以苦引苦，很快扩大到20个、30个、50个，全乡扩大到几百个，大家在一起挖穷根，倒苦水，控诉恶霸地主的罪恶。工作队还教大家唱“谁养活谁”等歌曲。从此，农民们经常唱道：“耕种收割，全是我们下力干，五更起，半夜眠，一粒粮食一滴汗，地主不劳动，粮食堆成山……”
    
    2月下旬，全乡召开了有100多人参加的贫雇农代表会，选举成立了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由11名委员，雇农杨德元担任农会主席。为防止地主分散财产，由农会干部率领50多个代表，将龙孔坪“七阎王”的家属子女都召集起来，令他们带着日常用品搬迁到后院的小楼房去。这些平素不劳而食、享惯了清福的地主恶霸家属，在群众力量的威慑下，知道大势已去，不敢违抗，只好听从发落。农会干部代表将“七阎王”院内其他的房屋都关门上锁，贴上了封条。
    
    过了几天，全乡召开斗争恶霸地主大会，1000多名群众很早就来到冷水溪学校门前的操坪里。10点多钟，农会主席杨德元宣布大会开始，他激动地大声说：“今天开大会，是斗争恶霸地主杨承烈、杨承亮、杨承云、江道生，大匪霸杨承忠，父老兄弟姐妹们，你们有仇的报仇，有冤的伸冤。”接着，几个民兵把五个恶霸压上审判台。
    
    顿时，“打倒恶霸地主杨承烈！”“打倒匪霸杨承忠！”“打倒……”的口号声，潮水一般地响起，吓得五个昔日不可一世的恶霸浑身发抖。
    
    受苦的群众，一个接着一个地走上台去控诉恶霸的罪行，有的控诉活阎王催租逼债，害得他们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罪行，有的哭诉被土匪恶霸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曾经为龙孔坪阎王家当过丫环的李梅娥，边诉边哭，不少人跟着流下了伤心的眼泪。当控诉到龙孔坪的阎王杀害过4名红军时，更是群情激愤，字字血，声声泪，激起了穷苦人对地主恶霸的深仇大恨，斗争的怒火越烧越旺，口号声此起彼伏，会场一片沸腾，一直持续到下午三点。几个恶霸弯腰躬背地跪在人民面前，脸上的汗珠直往下掉，鼻涕口水在嘴上挂起一长串，狼狈不堪。最后，工作队上台宣布五个恶霸的罪状，当念到“验明正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时，会场一片欢腾雀跃，群众个个拍手称快。
    
    斗争大会过后，由杨长生、朱茂才等几个农会干部，领着三十多个积极份子，到龙孔坪阎王大院没收地主的浮财。他们在院中腾出两间空房，除了木器家具，足足搬了两天，没收得各种衣被、用具等共8000多件，装了满满两房子。在此基础上，又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地主恶霸分散财产的罪行，宣传“代藏无罪，自报有功”的政策，指出群众过去为地主代藏东西是受骗上当，决不是包庇地主。经过启发动员，交出了为龙孔坪地主代藏的箱子20多只，其它物品数件，有利地打击了地主的反抗和破坏活动。
    
    本文来源：凤凰网历史

    
    来源：老年生活报 作者：佚名
    
    核心提示：法官舒问康失芬有什么打算时，康失芬表示“情愿保辜，将医药看待。如不差身死，请求准法科断”。态度还算可以。就是先请求保外为伤者治疗，如果受伤的人不幸身亡，再按法律处罚自己。也就是“流放三千里”。
    
    

    本文来源：《老年生活报》2011年5月20日第7版，作者：佚名，原题：《唐朝交通肇事判“流放三千里”》
    
    公元762年，也就是唐代宗李豫即位那年的6月，在西域重要的中西陆路交通枢纽高昌城，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高昌城市民史拂八岁的儿子金儿和曹没冒八岁的女儿想子在商人张游鹤的店铺前玩耍时，被一辆拉土坯的牛车撞伤，两个孩子腰部以下全部骨折，生命危在旦夕。
    
    肇事人是“行客”靳嗔奴的“年工”，30岁的年轻男子康失芬。“行客”就是来高昌做生意的外地人，“年工”就是雇佣一年的长工。
    
    事情发生后，史拂和曹没冒分别向官府提交了呈词，陈述了孩子被牛车轧伤的经过，向官府提出了处理的要求，也就是把雇主靳嗔奴告上了法庭。案件是一个叫“舒”的法官处理的。
    
    在案件调查中，舒先是询问肇事人康失芬，康失芬说牛车是借来的，自己驾驶技术不过关，在牛奔跑的时候，自己“力所不逮”，以致酿成大祸。法官舒问康失芬有什么打算时，康失芬表示“情愿保辜，将医药看待。如不差身死，请求准法科断”。态度还算可以。就是先请求保外为伤者治疗，如果受伤的人不幸身亡，再按法律处罚自己。也就是“流放三千里”。
    
    按照唐朝法律《唐律疏议》卷二十六之规定：“诸于城内街巷及人众中，无故走车马者笞五十，以故杀人者减斗杀伤一等。”斗杀伤就是故意杀人，最高刑是死刑，比它减一等，就是长流三千里。这是唐代五刑之一的流刑中的最高等级。
    
    本文来源：老年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