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全景片

用了爱风5的pana功能。

1. the longest cab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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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hanghai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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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e Sunrise at the bund,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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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he Bund paranom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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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周其仁

    第一次宣布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是1982年。那一年全国人大通过修订的宪法，第10条的第一句，就是“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读下来不过11个字，简洁、清楚而斩钉截铁，就像是陈述一件久已存在的事实。
     　　其实不是的。我国城市土地的权属关系，原本相当复杂。当然早就有了国有土地，源于旧中国官僚买办资本的土地，在共产党进城之后，收归国有的。还有原民族资本主义的工商物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成为国有经济的组成部分，其中的土地当然也归国家所有。这都没有问题。
    　　但是原先的城市里，还有大量居民住宅。那房子是私宅，其下的土地是民地，由私人购得并属私人所有。也不是唯有官僚、地主和资本家才购置城市地产，一般的小市民、自由职业者、教师、小职员、甚至工人和其他三教九流，也有拥有私宅民地的。譬如《银元时代生活史》的作者陈存仁，老上海的一个医生，他的书里就写到出道不久，就拿出行医所得买得了静安寺附近的一小幅土地。
    　　在这些民间私地上盖起来的私房，凡业主自住的，那就属于“生活资料”，划不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范畴，也算不得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因为按那个时代的经典理论，社会主义仅仅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不相容，至于生活资料嘛，那是可以私有的，在意识形态上也受国家的保护。
    　　问题是民间私宅，如果自住有余而拿出来出租的，那就得有个说道了。因为房租属“非劳动收入”，与“剥削”脱不得干系。出租的房产呢，因此也不再是纯生活资料，多多少少具有某种“生产性”。问题来了：“生产”了房租的民地私宅，算不算“生产资料私有制”，要不要纳入“社会主义改造”的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新民主主义一路走向社会主义，对城市民地私宅的政策是逐步变化的。《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时期实行生产资料的多种所有制，包括“个体劳动者所有制”和“资本家所有制”，都受宪法承认与保护，所以城市居民的民地与私房，无论自住还是出租，在法律上都不成问题。1956年以后，中国加快转向社会主义改造，不过重点是工厂、商店和农业生产方面的公私合营与合作。直到1956年，城市私有土地和私房，基本上还可以买卖、出租、入股、典当、赠与或交换，只要缴纳相应的契税，就都是合法的。
    　　1956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二局发出《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提到“一切私人占有的城市空地、街基地等地产，经过适当办法，一律收归国家”，开启了城市土地国有化的进程。中央在批转这份文件时要求：“在当前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争取在一两年内完成这一任务，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但是城市私房的社会主义改造，显然比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更为复杂。1958年2月，时任国务院八办副主任的许涤新在第一次全国城市房产工作会议上就讲到这一点：“出租房屋的占有者不是一个阶级，小市民、教师、工人、小职员等都出租房子。因此要很客观地、细致地分析这个问题，不能一概称为资本家。对房产的改造不要简单化，出租房子的少数是资本家，大多数是一般市民、工人等等，所以要求我们要细致地解决问题，不要概念化，不要拿工商业改造的办法硬套，一套就套糟了。”
    　　不能照套，“改造”就快不了。事实上，到1958年年中，私房改造“除了部分地区已按期完成或正在积极行动外，还有不少城市尚未着手进行”(时任第二商业部张永励副部长语)。甚至到了1960年底，全国范围内还有14%的市及2/3左右的县还未进行或者没有完成城市私房改造工作。
    　　其间，按后来的标准看还算温和的私房改造，究竟是如何进行的？过去外出调查，喜欢翻看地方志。像陕西《辉县志》就有以下记载：“根据1964年国务院批转国家房管局《关于私有出租房屋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县改造私有出租房屋领导小组于当年4月派出工作组，深入县城5个居民委员会，对私有出租房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改造原则是：私人出租房屋建筑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上者，均应进行改造。地主、富农、资本家及教会、庙观出租房，不论多少一律改造。房主住房一般以现住房屋为准；房主户口不在本镇者，一律不留。”
    　　“改造”的具体内容，也有记载：“改造后的房屋由县财政局统一管理，统一经租，按月将租金的20%、25%、30%返还房主，作为月息。”这就是说，地主、富农、资本家、教会、庙观以及房主户口不在本镇的，全部出租房都列入“改造”；其他老百姓家的，则划一道出租房屋面积的杠杠(100平米)，超过部分才纳入“改造”。此外很重要，“改造”也不是一下子把物业充公，而是交政府“统一经租”，即由政府房管部门代为充当中介，并将所收房租的20%~40%返还原房主，相当于给原业主一个固定的利息收入。
    　　以我看到过的北京、上海、广州、温州、常州等地的资料，“文革”前的私房改造，大体都是划下每户出租面积的政策界限(一般大城市为150平米，中等城市100平米，小城镇50平米)，超出部分的私房就归政府“经租”，然后分成20%~40%作为利息。从产权关系看，进入“改造”的城市私房民地，所有权并没有一下子归公，原业主一般还保有人民政府颁发的房证地契，但这部分私房的使用权、出租权已经归了政府，物业的私人转卖、处置和继承权都废止了，但收益分成权还是保留着。
    　　到了“文革”，以上“温和”的改造就跟不上形势了。1967年11月4日《国家房管局、财政部、税务总局答复关于城镇土地国有化请示提纲的记录》就明确：“对(城市)土地国有化问题，中央在1956年已有原则指示，到十年后的今天提出要把土地收归国有不是太早而是太晚了”，“无论什么空地(包括旗地)，无论什么人的土地(包括剥削者、劳动人民)都要收归国有”。该文件对“一切私人占有的城市空地、街基地等地产”的解释，也扩大为“其中街基等地产应包括在城镇上建有房屋的私有宅基地”。
    　　实际情况比上述文件还要“左”。私房经租的房租收入到1967年全面中止，“造反大潮”中很多城市出现抢占私房的行为，而红卫兵的抄家甚至把建国后颁发的地契房证也作为“变天证据”付之一炬！极左高压之下，私房业主谁人还敢言“私”？有数据说，截至“文革”，全国完成的城市私房改造共1亿平方米，且结束了房租分成，全部经租和收益权，统统归了国家。
    　　不过天下大乱的时候，“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也没有哪个地方当真办过一回“私房国有化”的法律手续。最高法院虽然早在1964年就对经租房有过一个司法解释，称“国家经租房屋的业主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所有权。因此业主死后，经租房屋不能允许他的家属继承”(2007年高院正式废除该司法解释)，但“实际上丧失”还不等于在法权方面的彻底终极。“文革”后，中央要求“落实私房政策”，法律根据其实还是私房私有。那是后话，按下不表。
    　　即使经租房全部归了国家，城市还有大量居民私有的自用房。这里又分两块，一块就是上引文件讲到过的政策限额以内的出租房，比如大都市每户出租150平米以内的，以及小城镇每户出租50平米以内的。即便按“改造政策”，这限额以内的出租房，“实际上的所有权”并没有改变，还是民间私产。另外一块，居民自有自住、没有出租的房屋。那可是完全的“消费资料”，就是按正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也无需改造的呀。
    　　所以，即便到了“文革”，我国城市的土地也并没有完成全盘国有化。1975年“文革”高潮中修宪，拿出的文本还有如下表述：“国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1975年宪法第6条)。为什么国家对“城乡土地”都可以“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呢？那一定是城乡皆有非国有土地就是了。乡下的好懂，因为农民的集体土地本来就不是国家的。城里呢？还不是部分民地上盖有居民的私房，才使得“文革”宪法也不得不强调国家有权对城乡土地实施征购、征用或收归国有！
    　　谜一样的问题：1975年之后的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才使得进入改革开放的1982年宪法，突然宣布“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责任编辑：王洪宁)

8341部队中队长忆：对叛逃的林彪开两枪 遭总理批评

核心提示：肖中队长见此情景，举枪向汽车尾部连开两枪……后来，周恩来对这两枪还提出批评，说是没有明确指示，怎么能开枪呢？



本文摘自：《重拳出击》，作者：陈扬勇，出版：重庆出版社

叶群的撒谎电话引起了周恩来的警觉。“立即准备两架飞机，如果林彪一定要起飞，我亲自坐飞机到山海关机场去劝阻。”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周恩来准备只身投入虎穴。

就在周恩来打电话查问三叉戟飞机一事之时，在北戴河联峰山96号林彪的住地，林彪、林立果、叶群等人早已乱作一团。

9月8日，林彪下达了实施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的命令，准备把毛泽东暗杀于南巡途中。林立果亲往“督战”。但毛泽东在南巡途中察觉到林彪一伙的一些活动后，命令专列风驰电掣，一路不停，于12日中午安全返回了北京，粉碎了林立果精心策划的暗杀计划。林彪、林立果、叶群等顿时惊恐万状，慌作一团。林立果捶胸顿足，号啕大哭；林彪面如死灰，两眼发直。经过一番密谋，他们决定私调飞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

不料，周恩来一再严厉追查三叉戟飞机之事，打破了他们南逃广州的阴谋。林彪一伙见南逃阴谋败露，便决计叛逃，飞往前苏联伊尔库茨克。

晚11点20分左右，周恩来办公桌上那部红色的电话机又急促地响了起来。周恩来迅即抓起话筒，里面传出叶群的声音：“总理啊，首长（指林彪）要我向你报告，他想动一动”。

“是空中动，还是地上动？”周恩来仍是沿用他多年养成的保密习惯。凡关系到中央领导人的重要活动，他都用对方可理解的保密语言。

叶群：“是空中动，我们需要调几架飞机”。

周恩来：“哦，你们调了飞机没有？”

叶群：“没有，首长要我先向总理报告，再调飞机。”

叶群的这一回答露出了“马脚”。明明已调一架飞机到山海关机场，而且是林立果坐了去的，为什么撒谎说没调飞机？为什么刚刚查问了三叉戟飞机的事，叶群就来了这么一个电话？叶群的电话原本是想来试探追查飞机的周恩来，她没有想到此举却为周恩来证实林豆豆报告的情况提供了依据。

周恩来略加思索，不露声色地回答叶群：“今晚夜航不安全。调飞机的事，等我同吴法宪同志商量一下，看看天气情况再定吧。”

“他们的这次行动有鬼，有阴谋。”周恩来放下电话后，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命令李作鹏向山海关机场传达中央的命令：“停在山海关的飞机不准动；要动，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和李作鹏四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飞。”

派吴法宪立即去西郊机场随时掌握机场的情况，并派杨德中去西郊机场“协助”吴法宪工作。杨德中当时任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政委，主管周恩来的警卫工作。他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当然理解总理派去“协助”的含意。

派李德生到空军司令部作战值班室，以协助自己负责空军的指挥。

要黄永胜留在大会堂，“协助”处理发生的情况。实际上是切断他同林彪一伙的联系。

下达完命令后，周恩来叫其他的政治局委员在福建厅待命。他自己驱车到了中南海游泳池，他要亲自向毛泽东报告所发生的一切，并从安全角度考虑，建议毛泽东转移到人民大会堂118厅。那里是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办公和休息的地方。

从中南海回到人民大会堂，电报大楼大钟的时针已指向深夜12点。

周恩来又命令吴法宪：“立即准备两架飞机，如果林彪一定要起飞，我亲自坐飞机到山海关机场去劝阻。”

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周恩来准备只身投入虎穴……

但是，一切都来不及了。

林彪一伙原打算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不料周恩来紧紧追查停留在山海关的飞机使他们觉得南逃的阴谋败露，于是便决计叛逃国外。就在周恩来下达命令的同时，林彪一伙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拦，开枪打伤警卫人员，仓皇逃离了北戴河九十六号楼，乘红旗牌轿车向山海关机场狂奔。

关于林彪一伙逃离北戴河的情形，林彪的贴身卫士李文普有过详细回忆：

大约11点多钟，叶群拉我到林彪卧室门外叫我等着，她先进去和林彪说了几句话然后叫我进去。这时，林彪早已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林彪对我说：“今晚反正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我说：“等要了飞机再走。”叶群插话骗我说：“一会儿吴法宪坐飞机来，我们就用那架飞机。”

……这时，林立果把我叫到叶群的办公室，给在北京的周宇驰打电话，叫我在门外看着。我听到林立果说：“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他放下电话出来，催我快去调车。我回到秘书值班室给58楼8341部队张宏副团长打电话，告诉他：“首长马上就走。”张副团长问我：“怎么回事？”林立果又走了进来，问是谁来的电话，我说：“是张副团长。”林立果立即伸手把电话压了。我拿了林彪常用的两个皮包走到外边。杨振刚把车开上来，刚到车库门口停下，林彪光着头出来和叶群、林立果、刘沛丰走到车旁。这是一辆三排座大红旗防弹车，林彪第一个走进汽车坐在后排，叶群第二个走进汽车坐在林彪旁边。第三个上车的是林立果，他坐在第二排在林彪前面。第四个上车的是刘沛丰，坐在叶群的前面。我最后上车，坐在前排司机旁边。身后就是林立果坐的位置。

当时已是深夜，天很黑。车开动了。叶群对林彪说：“李文普和老杨对首长的阶级感情很深。”我和杨振刚都没有说话。车到56楼时，我突然听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林立果说：“不远，很快就到。”汽车开到58楼时，姜作寿大队长站在路边扬手示意停车。叶群说：“8341部队对首长不忠，冲！”杨振刚加快车速过了58楼。

李文普听说林彪要去伊尔库茨克，意识到他们要叛逃，后中途从车上跳下来，被林立果开枪打伤。他的回忆是真实的。姜作寿大队长也回忆说：大约11时半左右，首长（林彪）的内勤小陈打电话给我说：“大队长，他们走了，都乘首长那辆车，连我也不让上车……快点，快点。”听得出小陈很是紧张。我放下电话，向张副团长（张宏）做了报告，便往楼下跑。从96楼乘车出去，必须经过58楼门前，我想在这里把车拦住问一问：首长，你们现在要去哪里？我们警卫部队怎么跟你走？我刚站到马路中央，就看见林彪那辆大红旗保险车拐过了弯，开着大灯直射过来，照得我连眼都睁不开，转眼之间，车子驶过百余米的坡路逼近我的身边。我做出紧急停车的手势，高喊：“停车！停车！快停车！……”可是，车不仅不减速，而且在加足马力，鸣着短促的喇叭，旁若无人地直冲过来，根本没有停车的意思。若不是我快捷躲开，看那样子，就是把我撞死了也不会停车的。瞬息之间，红旗保险车从我身边擦身而过。

距姜作寿大队长不远，六中队的中队长肖奇明带领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也在试图阻拦，也险些被风驰电掣的红旗车撞上。肖中队长见此情景，举枪向汽车尾部连开两枪。无奈这是一辆红旗防弹车，事后检查，这两枪打在了汽车的后挡风玻璃上，只在玻璃上留下了两个小白点。后来，周恩来对这两枪还提出批评，说是没有明确指示，怎么能开枪呢？

就在林彪一伙疯狂出逃时，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的周恩来接到了张耀祠的报告：林彪已离开住地，向山海关机场去了。周恩来询问警卫部队能否先赶到机场控制飞机，张耀祠难以做出肯定的答案。

因为警卫部队的车再快，也快不过林彪的大红旗。尽管张宏副团长和姜作寿大队长带着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驱车加足了油门在后面紧紧追赶，但林彪的红旗轿车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这时，周恩来又一次命令李作鹏，要他下命令给山海关机场，不准停在机场上的任何飞机起飞，要设法阻拦。

宋美龄： 我怎样成为一个基督徒       2012-10-13

对宋美龄，我所知甚少，国内听到的介绍，多是负面。 有段时间住在纽约，适逢104岁的宋女士仙逝，她在长岛的故居开放纪念，我和先生前去参观。那天小镇上人山人海，几乎全是黑眼黄肤的同胞，本地人大概没见过这场面，连警察都出动了，举着路标维持交通秩序。 后来，遇到一位来美探亲的浙江老伯，在我们教会里决志信主。见证分享时，他说：小时候，父母双亡，被宋美龄主办的基督孤儿院收留，得以长大成人，心中很感激。每当仪态大方的宋女士前去探访，孤儿们都拥上前，亲切地喊她“妈妈”。 今天，我读到这篇自述，深受触动。不管历史怎样评价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功过，我敬佩宋美龄这位女性，她也许不完美，但她始终不渝，跟随自己的丈夫，追求自己的信仰，坦然走过漫长坎坷的一生，直到最后。                                      白头偕老的蒋介石与宋美龄在台湾 宋美龄：我怎样成为一个基督徒（见证） 我的家庭 我的家庭乃是传道家庭，双亲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我从小就上主日学，参加主日聚会，以及每天的家庭礼拜。有时我心中极不高兴那样勉强坐着听那冗长的讲道，然而就在不知不觉中，倒吸收了不少主的道理。甚至我和蒋先生结婚之后，我实际上还没有重生。在知识上我相信基督的神性，我也相信耶稣到世上来救赎罪人；但这对我个人并无大关系。虽然他是为我死，也是为全世界的人死，这事实在我身上并无特殊意义。至于罪吗，人人都是罪人，我决不会比一般人更坏啊！ 第一次灵性的转机 我母亲对主的关系并不这样，她的生活与上帝极其亲近，她常花好几个钟头来祷告，与主交通。那时，我们每逢遭遇困难，总是找她替我们祷告。 母亲的死对她的每一个儿女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但是对我的打击也许最重，因为我是她最小的女儿；我对她的倚赖程度是超过我自己所知道的。那时，蒋先生在日本侵略的威胁之外，又加上一个负担，就是剿灭那时在国内的内乱。同时，黄河泛滥成灾，大批人民遭遇饥荒的威胁。多年以来，我和蒋先生密切同工，以达到他的目的——建立一个统一的现代化中国。这时，许多的困难叫我心灰意冷，几濒于绝望，而母亲却已不在世间，不能天天为我们祈祷了。我该怎么办呢？我能向谁求援呢？现在回想起来，我明白这是我第一次的灵性转机。 在蒋先生与我结婚以前，他曾答应我母亲要查考圣经，后来他果然忠实践守这诺言。这在我母亲临终以前，她带领了蒋先生正式归主。后来他每天仍然自行查考圣经，想要明白旧约中复杂繁奥的真理，这是一件颇为烦难的工作，因为难得有几则圣经历史，是一个不在基督教环境中长大的人所能领会欣赏的。当我看到他这样在困难中努力查考的时候，我晓得我应该帮助他，像我母亲一向所作的一样。我从前在美国卫尔斯理大学读书时候，曾选修过一门「旧约历史」课程。于是我就利用我的旧笔记旧课本，开始每天同他有一段查经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们还保持这个习惯。每天早上六时半我们一起祷告、读经，并讨论彼此的心得。每晚就寝前，我们也在一起祷告。 女子护卫男子 （好见证） 一九三六年，蒋先生在西安被部属劫持。那时，事实证明了这一个每日早晨的灵修习惯，是一块支持并供给他力量的盘石。虽然处于可怖的精神痛苦之下，随时有丧生的可能，又因身体在蒙难时跌伤，但他在那段被劫持期间，心灵上却是十分平安。劫持他的人把他幽禁十日之久，不让他向外通消息。那时，举世震惊，全国人民要求劫持他的人即刻将他平安地释回。后来，我终于设法得以搭飞机到西安，随伴在他的身旁。当劫持他的人允许我会见他的时候，他惊讶得就像见了鬼魂一般。当他镇静下来以后，他给我看一节圣经，是他当天早晨读到的：「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耶利米书卅一章廿二节）无怪乎他与我两人这样笃信不渝，直到今日！ 神的托付 一九四九年，国内形势转变，我到达台湾以后不久，便觉得神呼召我组织一个祈祷的团体。当时，我对这件事十分胆寒。我觉得十分不自在，竭力想逃避这个责任。我害怕我的朋友会认为我过分虔诚，就像我以前对母亲的看法一样。我们多数的人都能很自然地表露我们对家人或朋友的爱，并不缄默；但却最不愿意别人知道我们对基督的忠诚，这岂非怪事！事实如此，我们爱他的心也就渐渐冷淡了。因为惟有一再坚认我们的信心，我们才能保持活的爱心。于是，我就邀请了五位朋友到我的新居里来，她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我告诉他们，从那天起我希望有一个祈祷会。我提起耶稣基督的应许说，若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会，他就在他们中间。如果她们同意，我们就可以一同为中国和世界的命运祈祷。 中华妇女祈祷会从那时起，我们就在每星期三下午举行祈祷会，五年来一直没有间断过。最初的时候，我们必须克服一种不自在的感觉，开始时大家都很害羞，我们中间有些人从来没有在公众中出声祈祷过，一向很熟的朋友，在神面前突然陌生起来。但神终于负责带领了这个聚会，赐圣灵真正的与我们同在，不时充满了整个房间。 每年复活节，我们的祈祷会都举行受难节崇拜，由电台广播。我们着重说明耶稣钉死以后所发生的事件，当时除了羞愤自缢的加略人犹大之外，使徒们都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属灵伟人，并具有惊人的领导能力。他们虽然饱受逼迫苦害，却在到处宣传福音，为公义的国度争战。他们这批极少数的基督徒，不单没有像一群无牧人的迷羊四处流散，反而形成了一个紧密联结不可力敌的团体，以致在可怕的压迫残害之下，他们竟然强过整个罗马帝国的力量。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地热心无所惧怕，而是一些胆怯、无生气、连所信的是什么也弄不清楚的基督徒？ 福音书中记载，耶稣基督在他工作期间，常常必须离开群众去与父上帝相交。他不但独自这样做，也带着他的门徒一同这样做。他是上帝的儿子，尚且需要靠着祈祷更新他的灵力，我们自然更需要祈祷—一同祈祷、出声祈祷，抱着迫切的热诚和愿望祈求上帝旨意的成就。 每周的祷告会由我们各人轮流主领。聚会开始的时候，通常有二分钟默祷，接着唱几首大家所喜爱的赞美诗，然后由主领人读一段经文，并述她个人与这段经文有关系的属灵见证，再由大家公开讨论这个题目。之后，与会的人各提出代祷事项，特别为某事或某人代祷。我们很虔诚的跪下，有二三个人依次随圣灵引导开声祷告。我们并没有固定的程序，因为我们觉得，自发的精神与多样的变化更能引起我们的热心。然而，每此结束的时候，我们例必按着上帝的旨意为中国的前途和世界和平祈祷。 经历圣灵的洗                  年轻时的宋美龄 在最早的几次聚会中，有一次一位主领人请凡是经历过圣灵同在的人举起手来，那时我没有举手。一直到后来，我才认识了住在我里面的圣灵。事实经过如下： 某日，我读主钉十字架的一段，当我读到一个兵丁用枪刺他的肋旁，血和水从伤口流出来的时候，我停下来了。这件事我以前曾读过许多遍，从来不曾特别受感动，但这次我竟然哭了。那天，我第一次悟到他是为我受了这些伤痛。我哭了又哭，深深觉到自己的卑微不配。那是一种很奇特的感觉，是极大的忧伤与极大的舒畅同时交汇。我本来很少哭，因为我们从小就学习不流露自己的情感。但是那一次眼泪竟然如潮水一般的流出，使我无法抑制。同时，我心中感到轻快如释重负，觉得我的罪已被泪水冲洗净尽了。那次，我经历了圣灵的洗，从这天起，我就不单从头脑中相信，而是个人亲自与我的主结连。「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五章十七节） 我的宗教观                                       晚年时的宋美龄 我的个性，不喜欢玄虚，而爱好实际，……世上看得见的东西，我才相信，否则我就不相信，别人承认的事情，我未必因而也加以承认，换句话说，适合我父亲的宗教，不一定能感动我，那只适口舌，宛如糖衣药丸的宗教，我并不信仰的。我知道我母亲的生活，与上帝非常接近，我认识我母亲的伟大，我在幼年时，对于母亲强迫我的宗教训练，多少有些不肯受命，但我相信这种训练，给我的影响很大。那时的家庭祈祷，往往使我厌倦，我就借着口渴为推托，偷偷地溜到外面去，这常常使母亲烦恼。那时我也像我的兄弟姊妹一样，必须常常上教堂去，而冗长的说教，使我觉得非常憎厌，可是今天想起来，这种常上教堂的习惯，养成了我作事的恒心，这真是深可感谢的训练。母亲的个性，处处表示出她的严厉刚强，而绝对不是优柔善感的。母亲那时虔诚的祈祷，是我幼年生活中最深刻的印象，她常常自闭于三楼的一间屋子里，举行祈祷，祈祷的时间很长，有时天没有亮就开始了。 我们有什么难题要求解决，母亲一定对我们道：「让我去叩问上帝。」我们不能催促他立刻回答，因为叩询上帝，不是五分钟可得到效果的事情，一定要耐心等待上帝的启示。但奇怪的是，凡母亲祈祷上帝以求决定的任何事情，结果都是良好的。 所以母亲谢世之后，我常常自己想，我的精神生活将渐渐成长了。说得更直接一些，我觉得上帝之所以召我母亲，为了要使她的儿女得以自立。当我母亲在世的时候，我常常以为我所应做或不应做的事情，母亲会替我祷告上帝，叩询上帝的。她虽坚持着我们必须自己祈祷，她不能做我们的居间人，然而我确信她有无数长时间的祷告，是专替我们举行的，或许因为有这样一个母亲在我心中和宗教发生了联系，就使我怎样也没法子把它舍弃了。 从母亲那里得到的一次教训 我想告诉你们从母亲那里得到的一次教训。那时她已卧病在床，距离她去世的日子没有多久了。那时日本开始掠夺我国的东三省。这件事的详细情形，我们对母亲是保守着秘密的，有一天我恰好同她谈到日本威迫我们的急切，当时我激动得不能自制，突然高声喊了出来：「母亲，你的祈祷很有力量，为什么不祈求上帝，用地震或类此的灾祸惩罚日本呢？」她把脸转过了好一回，接着用严肃的目光，看着我：「当你祈祷，或求我替你祈祷的时候，切不要拿这种要求侮辱上帝，我们凡人尚且不应当有此存心，何况祈求上帝呢？」 我所受的影响很深，我知道日本国民因政府对华行动的谬妄而受到苦痛的很多，所以，现在也能替日本国民祈祷了。 过去七年之中，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我因此感到悲观。国家则内忧外患，交迫而来，最富饶的东北四省，给敌人夺了去，人民则饱受水旱灾荒，原应团结一致的军政领袖，却又常常发生纠纷。在私人方面呢，虔诚的慈母又与世长辞，这种痛心的遭遇，使我看到了人生的缺憾，以及人事的艰难。我们为国家努力，宛如杯水车薪，无济大事，我觉得人生在历史的洪流中，渺小得不啻沧海一粟。有时我自己对自己道：「国家果真强盛果真统一了，我们又怎样呢？天下事真没有一个止境的么？盛极必衰，一个国家到了繁荣的极端，一定就要下降！」（这些话我从来没有对丈夫说过） 我信仰过程的三个阶段 回忆我若干年来的结婚生活，我与宗教发生关系，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极度的热心与爱国，也就是欲替国家做些事情。我的机会很好，我与丈夫合作，就不难对国家有所贡献了。我虽有这样的抱负，但他赖自我，我实在还缺少一种精神上的定力。 接着是第二阶段。我在上面已说过的种种忧患，使我失望悲观，颓丧消极了起来。直到慈母去世，真觉得眼前一团漆黑。北方有强敌的铁蹄，南方有政治的裂痕，西北旱荒，长江水灾，而最亲爱的母亲，又给上帝呼召了去。除了空虚，我还有些什么呢？我母亲的宗教精神，给了蒋委员长很大的影响，我于是想到，我在精神方面，不能鼓励我的丈夫，实在觉得万分遗憾。委员长的大夫人是热心的佛教徒，他的信仰基督教，完全是由于我母的劝导。为了要使我们的婚约得她许可，委员长允许研究基督教义，并且诵习圣经。后来我发现他谨守前约，我母去世后，也丝毫不变初衷，但教义中，初起也有一些不能了解的地方，读时很觉沉闷。他每天诵习旧约，苦思冥索，自多困难，所以我在日常谈话中，实有把难解决之处，委婉示意的必要。 于是我方始明了，我要就丈夫的需要，尽力帮助他，就是为国家尽了最大的责任。我就把我所知道的精神园地，引导丈夫进去。同时我因生活纷乱，陷于悲愁的深渊，也想找一自拔的途径，于是不知不觉地又回到了母亲所信仰的上帝那里。我知道宇宙间有一种力量，它的伟大，决不是人们所能企及的，那就是上帝的力量，母亲鼓励委员长精神生活的任务，既由我担负了起来，我也日渐和上帝接近了。 由此而入第三阶段。我所愿做的一切，都出于上帝的意思，而不是自己的。人生实很简单，是我们把它弄得如此纷乱而复杂，中式旧式绘画，每幅只有一个主要题材，譬如花卉画轴，其中有一朵花是立体，其余不过衬托辅助而已。复杂的人生也是如此。那么人生的那朵花是什么呢？就我现在所觉悟的，那是上帝的意志。但需要绝对的虔诚与忠信，方有明白上帝意志的可能。如今政治生活充满着虚伪、策略和外交手腕，可是我深信这些并不是政治家的最有力武器，他们最有力的武器，只有忠诚和正直。总之，在我看来，宗教（基督信仰）是很简单的事情，其意义就是尽我心、我力、我意，以实行上帝的意志。……我信仰的上帝，他有无限力量可以帮助我们，他的恩惠，简直会超出我们的想望和祈求。 由梅兰松竹张贴    wenxuec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