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泰

剧情简介

《强者风范》以冷江解放为主要背景，讲述了共产党人团结有识之士，与国民党、特务、土匪等各方势力斗智斗勇的故事。
主旋律谍战大戏《强者风范》。一九四九年解放战争后期，冷江解放受阻于鹰嘴战线，战斗转入傅品千领导的地下战线。我地下党医院院长傅品千潜伏冷江数年，在解放前夕，保密局特务们疯狂反扑，傅品千与打入敌人内部的“小蜜蜂”紧密配合，步步行险，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与敌人做生死周旋。
冷江城内，军警、特务几方势力交错，更有国民党军统高参步步算计陷阱重重。白崇禧的军阀部队悄然入进，却是另有图谋。冷江城外，果子岭日本“731”遗留部多摩部队再现，惊天大秘慢慢揭开，恶名远扬的细菌实验室，极具传染性的恐怖病毒浮出水面。
因旧恨反共的果子岭女土匪，带着几千人马虎视眈眈，土匪们却因贪财误染日军病毒瘟疫随时爆发，冷江几百万军民名在旦夕，死亡的阴霾紧紧笼罩。傅品千依托教会医院，行医济世，与日本鬼子、国民党军统特务斗智斗勇，不断粉碎瓦解敌人的阴谋诡计。
策反国名党军队、争取女土匪，崇高的品性与医德令敌我都为之叹服，最终不惜用生命挽救即将解放的山城几百万百姓免遭瘟疫。

刘再复：“莫言，中国大地上的野性呼唤” （1998）

2012-10-15

原标题：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
（刘再复写于一九九八年）

尽管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很难，但是它在瑞典和西方还是找到不少知音。这些知音们的热情是很让人感动的。１９８８年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第一次到巴黎，１９８９年和这之后我又到巴黎五次。在与汉学家们的接触中，我知道他们不少人喜欢巴金，而且竭力推荐巴金，这固然与巴金曾到法国留学过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巴金确有成就，在幸存的产生于上半叶的一代作家中，巴金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代表。如果诺贝尔文学奖能授予他，倒是较为自然，至少中国作家群会比较服气。尽管他在下半叶的头三十年，因人文环境的原因未能创作出较有价值的东西，但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中，也是他近入八十高龄之时，还写下了散文巨著《真话集》，这部大书负载的是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觉醒之语。只要熟悉中国国情和中国文坛，就会知道，能像巴金这样做的人很少。与巴金同一时代的作家沈从文，倒是在瑞典找到知音，而第一个知音就是马悦然。马悦然告诉我，早在他的青年时代就喜欢沈从文，但不敢译，美丽的文字是不能轻易译的。直到１９８５年，他被选为瑞典文学院院士之后才着手翻译沈从文的作品。１９８７年，他所译的《边城》瑞文版正式出版，紧接着，沈从文作品集又出版，沈从文代表作的翻译和出版，成了瑞典文学界的盛事。沈从文也立即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并进入最前列。

　　据懂得瑞典文的朋友告诉我，马悦然翻译的沈从文作品漂亮极了。从１９４８年翻译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开始，到了１９８７年，马悦然已经历了４０年的中国文学翻译生涯。４０年间，他翻译了老舍、闻一多、艾青等许多中国作家诗人的数百种作品，并翻译了《水浒传》(《西游记》是九十年代才完成的另一工程)和四卷本的二十世纪中国诗歌与散文选集，因此，到了翻译沈从文的作品时，译笔已完全成熟，因此，瑞典文本的沈从文作品集一旦问世，马上赢得瑞典人的审美之心。

　　马悦然是瑞典文学院中唯一懂得汉语的院士，因此，他在担任院士后便更加努力翻译中国现代、当代的作品，更加关注中国当代文学。沈从文去世之后，他又选择了北岛、高行健、李锐作为他的主要译介对象。他和北岛认识得比较早，并翻译了北岛的全部诗作。这也许是缘分，马悦然真是非常喜欢北岛、顾城、杨炼的诗。我在瑞典的时候，常常听到马悦然谈起他们的名字。那时顾城在德国，马悦然多次和我说，真想请顾城再到瑞典，就是一下子找不到钱。他称顾城是“会走路的诗”，衷心地爱他，可是顾城后来却发生那样的悲剧与惨剧，辜负了马悦然一片情意。他认为北岛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语言，是前人没有的，而杨炼则是寻找的诗人，可以回到先秦的时代。马悦然觉得他们都年轻而富有活力，也许可以展示中国新诗的未来。也因此，马悦然非常关注他们前行的足音，把他们当作朋友。９２年深秋的一天，马悦然夫妇听说我和妻子采蘑菇采得入迷了，非常着急，就警告我说：以后不许你再去采了，中毒了怎么办？他还告诉我，杨炼来瑞典时也采得入迷，为了安全，不得不把他的住房搬迁到一个没有蘑菇的地方。

　　高行健是他喜爱的另一位作家与戏剧家。他首先看中高行健的戏。１９８８年１２月我初次到瑞典时，他就对我说，高行健的每一部剧作都是好作品。当时他很高兴地捧起一大叠手稿，告诉我说，这是高行健刚刚完成的长达４０万字的长篇小说，可是都是手写的，他读得很费力，不知道怎么办？我因为也喜欢高行健的剧作和他的其他文字，所以就说，让我把稿子背回中国，打印好了再寄还给你。于是，我把《灵山》初稿带回了北京，打印校对好了之后，我请瑞典驻华使馆的文化参赞交给马悦然。马悦然接到打印稿后立即译成瑞典文，因此，《灵山》的中文本尚未出版，瑞典语《灵山》译本已经出版了。《灵山》长达六七百页，而且与中国小说的传统写作很不相同，它没有连贯性的人物与故事，结构十分复杂，第一人称“我”同第二人称“你”实为一体，后者乃是前者的投射或精神的异化。第三人称“他”则又是对第一人称“我”的静观与思考。全书８１章，便由这三者分为三个层次。除了结构心理复杂之外，文化内涵也相当复杂，它揭示了中国文化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即他所定义的中国长江文化或南方文化，换句话说，也就是被历代政权提倡的中原正统教化所压抑的文人的隐逸精神和民间文化。这部小说，上溯中国文化的起源，从对远古神话传说的诠释、考察，到汉、苗、彝、羌等少数民族现今民间的文化遗存，乃至当今中国的现实社会，通过一个在困境中的作家沿长江流域进行奥德赛式的流浪和神游，把现时代人的处境同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联系在一起，加以观察。对许多读者来说，《灵山》可不是那么好进入的，阅读起来非常费劲。而马悦然，一个非中国人，却能如此欣赏《灵山》，译得非常漂亮，我相信，翻译者如果没有一种感情，没有一种精神，是难以完成如此艰巨的工程的。《灵山》的法译本在１９９６年于巴黎出版。出版时法国左、中、右各报均给予很高的评价。

　　高行健还有其他许多作品也已译成瑞典文、法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匈牙利文、日文和弗拉芒文出版。他的剧作在瑞典、德国、法国、奥地利、英国、美国、南斯拉夫、台湾和香港等地频频上演。西方报刊对他的报导与评论近二百篇。欧洲许多大学中文系也在讲授他的作品。他在当代海内外的中国作家中可说成就十分突出。

　　除了北岛与高行健之外，马悦然还努力译介、推崇立足于太行山下的小说家李锐。

　　李锐的短篇小说集《厚土》，马悦然在十年前就注意到，并很快就翻译出版。近几年，他又翻译了李锐的长篇小说《旧址》，大约不久后也可以问世。李锐的两部最新长篇小说《无风之树》与《万里无云》马悦然也很喜欢，他告诉我，这两部小说就像诗一样。在和我的几次通讯中，他都对《旧址》称赞不已。马悦然本人具有很浓的诗人气质，一旦遇到自己心爱的作品，则表露无余。从１９９６年开始，他就一直念着，希望９８年秋天能到太行山下去看看李锐，只是因为太忙，至今还未能成行。

　　马悦然是有艺术眼光的，李锐的《厚土》、《旧址》确实是不同凡响的杰作。我在一篇短文中这么说：“我真的非常喜欢李锐的小说。他的《厚土》早就让我沉醉。吕梁山下那些贫穷的庄稼汉，那些纯朴中的狡黠，善良中的愚昧，那些让人发笑又让人心酸的性纠葛的故事，每一篇都那么精粹又那么深厚地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李锐的短篇是真正的短篇，短而厚实，精粹而精彩。而《旧址》则是真正的长篇，这个‘长’不是篇幅的冗长(仅三百页)，而是它容下了从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整整一个革命历史时代，并气魄宏大地书写了跨越三代人的中国革命大悲剧。”我的这篇短文，是读了我的朋友葛浩文教授的《旧址》英译本之后写的。葛浩文是李锐的另一知音，他把《旧址》译为《银城》。出版不久，美国最权威的书评杂志Publisher Weekly就加以推广。美国作家Iisa See评论说：“这是我读到的有关中国的书籍中最令人惊叹的一本，它是中国的《齐瓦哥医生》。”近日葛浩文告诉我，《银城》的销路不太好，这虽可遗憾，但也不奇怪。如果说马悦然是把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瑞典文的最积极、最有成就的翻译家，那么，葛浩文可以说是把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最积极、最有成就的翻译家了。夏志清教授去年在《大时代——端木蕻良四十年代作品选》的序言中，说葛浩文是“公认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这一评价是公正的。葛浩文的英文、中文都出类拔萃，偏又异常勤奋，因此翻译成绩便十分惊人。

　　迄今为止，被他译为英文出版的中国小说和其他文学作品有萧红的《呼兰河传》、《商市街》、《萧红小说选》；陈若曦的《尹县长》；黄春明的《溺死一只老猫》；杨绛的《干校六记》；李昂的《杀夫》；端木蕻良的《红夜》；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白先勇的《孽子》；艾蓓的《绿度母》；贾平凹的《浮躁》；刘恒的《黑的雪》；老鬼的《血色黄昏》；苏童的《米》；古华的《贞女》；王朔的《玩的就是心跳》；李锐的《旧址》；虹影的《饥饿的女儿》；王祯和的《玫瑰玫瑰我爱你》，朱天文的《荒人手记》以及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毛主席看了会不高兴》等。葛浩文特别推荐莫言，他的代表作，几乎每部都译，已出版和译毕的有《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酒国》，正在译的有《丰乳肥臀》。我到科罗拉多大学“客座”多年，感到老葛口里最积极的词汇便是“莫言”二字。其对莫言的爱超过了萧红。幸而我也喜欢莫言，所以就有许多共同语言。去年我有一篇短文，题目叫做《莫言：中国大地上的野性呼唤》。文中有一段我这么说：

　　莫言没有匠气，甚至没有文人气(更没有学者气)。他是生命，他是搏动在中国大地上赤裸裸的生命，他的作品全是生命的血气与蒸气。八十年代中期，莫言和他的《红高粱》的出现，乃是一次生命的爆炸。本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作家，没有一个像莫言这样强烈地意识到：中国，这人类的一“种”，种性退化了，生命萎顿了，血液凝滞了。这一古老的种族是被层层叠叠、积重难返的教条所窒息，正在丧失最后的勇敢与生机，因此，只有性的觉醒，只有生命原始欲望的爆炸，只有充满自然力的东方酒神精神的重新燃烧，中国才能从垂死中恢复它的生命。十年前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和赤热的红高粱，十年后的丰乳肥臀，都是生命的图腾和野性的呼唤。十多年来，莫言的作品，一部接一部，在叙述方式上并不重复自己，但是，在中国八九十年代的文学中，他始终是一个最有原创力的生命的旗手，他高擎着生命自由的旗帜和火炬，震撼了中国的千百万读者。

　　在北美，除了葛浩文之外，还可以看到其他中国文学的知音和积极传播者，如王德威、詹森、杜迈可、戴静等。王德威主编的《狂奔·中国新锐作家》，收入莫言、余华等作家的小说(也有香港作家)，已于１９９４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詹森翻译的残雪的两本小说集《天堂里的对话》(收入短篇小说十几篇)和《苍老的浮云》(收入中篇小说两篇)。詹森与中国学者张健合作，使翻译更为成功。《纽约时报书评》通过译本发现中国也有类似卡夫卡的描写颓败的杰出女作家。这位女性作家笔下的“讽刺性寓言”和绝望感，让书评家感到惊讶。残雪的确是个具有独特思路、独特视觉、独特文体的作家，我在自己的文字与讲演中，多次推崇她。王安忆近年突飞猛进，她与残雪应是中国当代两位最有才华的女作家，我衷心祝福她们前程无量。

　　由于葛浩文教授如此努力译介、推荐，莫言应当会逐步进入瑞典文学院的视野。除了文学研究教授有推荐权之外，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也有推荐权。而日本的大江健三郎在获奖不久就发表了一个讲话，表明他欣赏中国当代的两位小说家，一位是莫言，一位是郑义。这自然使莫言更引人注目。但莫言的小说至今没有瑞典文译本，他要在瑞典赢得知音还需要时间。而郑义的小说则连英译本也没有。郑义的两部中篇小说《老井》与《远村》的确是难得的精彩之作，《老井》比较著名，而我则特别喜欢《远村》。这两部中篇出现之后，郑义到广西对吃人现象做了实地调查，写了长篇报告，但这部作品恐怕是社会学价值超过文学价值。我９２年刚到瑞典时，罗多弼教授和陈迈平先生就告诉我，因为他们把郑义长篇中的一章译成瑞典文在报上发表，立即引起强烈争议。几位社会学者谴责报纸发表这种文章。文明发展到今天，怎么可能发生吃人现象。瑞典报纸说中国吃人，这是不是种族偏见？问题提得很尖锐，罗多弼教授让我写一篇文章谈谈看法。我就写了一篇“也谈中国的吃人现象”，由罗教授译成瑞典文发表在斯德哥尔摩的报纸上。我在文中说明：广西的吃人现象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时间，那时社会处于无序状态。而中国自古以来确有吃人现象，“五四”时期鲁迅在《狂人日记》中以“吃人”二字批判中国的虚伪文化后，吴虞便写了《吃人与礼教》一文，例举了史书上所记载的确凿无疑的吃人事实。鲁迅和吴虞自然不是不爱国，也不是种族自虐。在本世纪日本文学中，川端康成与大江健三郎分别属于相对的两极，前者是唯美主义者，远离社会风烟；后者则热烈拥抱社会，批评社会。瑞典文学院能以宽阔的文化情怀兼容两者，是值得称赞的，只是这两者之外更大的作家三岛由纪夫却未能进入诺贝尔文学家族，却是可惜。作为一个热烈拥抱社会而取得成功的大江健三郎，他喜欢莫言与郑义是可以理解的。

放下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汉学界不说，仅谈马悦然、大江和北美译界，就可知道，中国文学在世界上并不缺少知音。

（选自刘再复的《论高行健状态》）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始工”。这是我斗胆为莫言老师拟的讲演题目。作为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的答谢词。

在颁奖典礼上，老莫除了感谢诺委会以外，还应该感谢谁呢?

首先，老莫应该感谢苦难深重的吾国吾民，没有他们的血泪和辛酸，没有他们忍受的令人发指的饥荒和贫困，没有他们面临的残酷阶级斗争和杀戮，没有他们遭遇的凌辱虐待和不公，没有他们由此而生的愚昧和智慧，野蛮和勇敢，龌龊和纯洁，卑劣和高尚，怎能有老莫笔下一篇篇的触目惊心和波澜壮阔。没有靖康耻，何来满江红。正所谓，国难多豪杰，愤怒出诗人。

这番感谢一出，必令瑞典人动容，肃然起立，热烈鼓掌，而中南海那厢，则定当别有一番五味杂陈在心头。

最后，老莫还应该感谢解放军叔叔。是解放军让他平生第一次一口气吃了十八个馒头，还给了他学习和创作的机会。这番感谢，老莫过去曾经说过。中南海听着肯定受用，而瑞典人听着肯定别扭。

如此看来，以老莫高密农民的智慧和狡黠，他是不会按我拟的提纲发言了。

莫言的主要作品，我大多看过。也大都喜欢。以其艺术成就和对中国文坛的贡献，绝对值得诺贝尔奖。虽然，和老莫水平相当的中国作家，还有一把。我这里无意进行比较。艺术作品从来都是各花入各眼。作为读者，还是应该尽量全方位欣赏各种风格和内容。不论红牙白板还是铁板铜琶，皆为所好，就最理想了。与众不同的是，老莫的笔头诡谲狠辣，敢于挑战读者的阅读心理极限，一个故事，常常讲得鲜血与皮肉齐飞，臭屎共臊尿一色。非神经粗壮者，难以忍受也。

常言道，一流作品写人物，二流作品写故事。老莫的故事写得好。所以其作品常被影视导演们拿来糟蹋。老莫对人性的发掘也不可谓不深刻，不可谓不独到。但奇怪的是，莫言作品似乎还没有留下一位妇孺皆晓的人物形象。相比之下，当人们谈起老鲁，会想到阿Q，谈到老沈，会想到翠翠，谈起老舍，会想起骆驼祥子，谈起老陈，会想起白嘉轩鹿子霖，没准儿还有那个田小娥(thanks for 王导演)，就算谈起一嘴痞话没个正形儿的王朔和当年在炕头上饿得半死还惦记着女人那一半儿的张贤亮，人们也会想到其所有作品都是这两个流氓的自画像。可是当人们谈起诺贝尔奖得主莫言来，能想起什么人物呢? ----- 坏了，想起刘晓波来了！！！

不知道老莫得奖后，有没有“既生亮何生瑜”之叹。两年前，老刘被大理寺收押判刑。因祸得福，诺贝尔奖从天而降。眼看百万美元十年后才能消受，这可怎生是好。人们不禁不平，不禁要问，问谁? 同朝的新科状元是当然的诘问对象：“老莫，你说老刘冤不冤?”。这不是让老莫做蜡吗? 没有高中这个破奖，这该死的问题也许还不会公开地落到自己头上。如今老莫更加国际化了，这个问题自然成了记者会的头条儿。令人庆幸的是，莫言这时候终于言了：“希望老刘早点儿出来”。其言晚乎哉? 不晚也。令人捏把汗的是，这么一言，中南海肯定是不受用了。其果危乎哉? 未可知也。

人们可能还会想起另一个人来，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有点常识的人都心知肚明，老索所处的朝代和所见的苦难，与老莫的所历所见，何其相似乃尔。他们也同样用自己的笔墨，书写着类似的话题。但是，与老莫相比，老索完全豁出去了，敢怒敢言。老莫还没有这么傻。为什么非要把肉身弄进劳改农场，才算证明了自己呢。

老莫没有必要去学老索。没有必要上街喊口号，更没有必要为任何政治行动和宣言背书。这一点，对于任何有点儿头脑的中外人士和老莫本人来说，都是常识。没什么好争辩的，因为那是老莫的权力。但是，老莫必须在瑞典对“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坏记者们的一个阴险问题作出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一个笔下写尽人间疾苦和人性善恶的作家，能对就在身边发生的不公疾苦邪恶而装聋作哑，而“莫言”吗? 是否埋头写自己的小说就可以了呢?即便这篇小说“言”的就是你身边发生的不公疾苦和邪恶。我想老莫不会仅简单地回答一个“YES”，就算了结了吧。

文学不应与政治挂钩。这是一句非常堂皇的话。有不少人想用这句话来堵那些对老莫说三道四的人嘴。什么是政治，自有其定义。但是，当一个人说了几句反对政府的话，无涉暴力，却被政府投入监狱。那么，所有目睹者所面临的，就不再是政治问题，而是道德法律问题，是社会良知问题。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我没什么另类高见。仅援引一段老莫自己说的话吧：“小说家总是想远离政治，小说却自己逼近了政治。小说家总是想关心人的命运，却忘了关心自己的命运。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所在”。这是老莫在“天堂蒜薹之歌”中胡编的斯大林语录。(BTW，我个人认为这部作品是他写的最差的一部，也许就是因为它太应景了。简直就是篇报告文学。而报告文学从来就不是什么东西，既不报告也不文学。纯粹是文坛上的怪胎。) 。

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却在时刻关心着你。眼前就有一例，你老莫被邀请去抄写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干什么? 这是要你献上投名状啊。当然，这个投名状不在江湖之上，而是在庙堂之中。江湖上的投名状，不过为害个把人。庙堂里用的同名状，则是为害一方。

这个“讲话”是个什么东西，作为文人，老莫你应该最有体会。它是扼杀文艺创作的绞索，是党文化的冲锋号，是当代文字狱的法典。多少人深受其害，乃至家破人亡。老莫你是可以不去的。没人强迫你。你还是去了，也许你对老毛的“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始终心有余悸，所以献上投名状，意思一下，你仍是个良民。和你同行的，还有百十个大概与你抱有同样心态的作家。但是还有更多的作家没有与你为伍。比如油子刘震云，比如小资王安忆，比如流氓王朔，比如颓废牙医余华，比如张炜阎连科格非张承志毕宇飞，等等等等。

有人可能会举例说李杜苏东坡当年马屁文章一大堆，仍无损其文坛泰斗之地位。现代某些泰斗也曾是独裁者们的入幕嘉宾，所以对老莫也不能要求太高。朋友，你若以这些人做参照物，并以为慰。虽然可以理解，却反映了你人文意识的时光倒退，是令人悲哀的思维方式。再说，作为入幕嘉宾本人，就不怕其后脊梁被多少白眼珠瞪着吗?

自古以来，中国书生的最高追求是，立言立德立功。如今莫言以其作品，在世界文坛叫响了名号。立言已成。怎能谴责和回避更多的人们对他寄予更多的期望，盼他百尺杆头更进一步，立德，立功呢。

抄“讲话”本属不智，再要辩解，就是犯傻了。老莫你说这个讲话对当时推翻腐朽政府起到了积极作用，所以抄之无妨。这就大谬了。先不说政府腐朽了就该推翻现在听起来有点反讽，有点滑稽。就算是当时有益，现在明明是有害，你还应该为之背书吗? 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当年也对凝聚民心，令德国一战后的撅起起了积极作用，可以想象现在会有百多个德国作家排着队抄这个元首的书吗?

文艺该为什么人服务，本身就是个伪命题。想着造出个作品为什么人服务的，本身就不配称为艺术家。因为艺术家创造的，是“美”，而真正的“美”是没有功利性的。反之，造出个产品来为什么人服务的，是商人，是匠人, 是党棍。工农兵更喜欢红楼梦还是AV，不是艺术家关心的事儿，那是上帝关心的事儿。

老莫你是个有正义感的作家。这毋庸质疑。你的艺术功力，也是出类拔萃的。这些都已经反映在你的作品里了。所谓文如其人，虽然说的有些霸道，虽然狡猾者如钱钟书相信“巨奸能为忧国之语，热中人可作冰雪文章”。但是，老莫你不是这类人。你忧国忧民，这两天已经有目共睹了。只是，你以后说话，要更加小心，更加聪明一些。

你上次在德国说的话，就不是很妥当。你为了表示自己是体制中人，所以为了留得青山在，屋檐之下要暂低头。你用了个德国故事忽悠记者们。说歌德和贝多芬一块散步时，过来了皇家车队，贝多芬傲然挺立，作藐视皇权状。而歌德却站在路边脱帽鞠躬。你认为，当贝多芬容易，当歌德难。言外之意，后者有大智慧。我把你这个例子翻来覆去想半天，也没想出为什么你断定歌德此举说明他有大智慧。忽然我脑筋急转弯，原来你老莫举错例子了。刹那间我想起了一个埃塞俄比亚农民的谚语，用在你这个高密农民身上正合适。我说出来，你听听是否可以作为你的座右铭：

“当伟大的统治者经过的时候，明智的农民会深深地鞠躬，并默默地放屁”。

希望老莫照此行事，祝你“好屁”连连。我们不指望你放响的，蔫的也可以，有“味儿”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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