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alie Cole

中国人两年花73.8亿美元在美购房             (经济观察报)郑昭是一家投资公司的合伙人，因为国内房产市场的放缓和各种限制，他决定去海外购房。由于工作关系，常常到硅谷出差，于是他选择了旧金山。           　　去年年初，郑昭卖掉自己在上海新江湾城的一套600万元的房产，今年6月，郑昭花了将近一周的时间看旧金山当地的房子，最后选择了一套40万美元的别墅，作为他的vocation　home，平常则由他在当地的侄子居住和打理。          　　旧金山气候宜人，拥有硅谷这样的金字招牌，是中国人聚集的重要西海岸城市群之一。郑的新别墅在2006年市价一度达到60万美元，但进入2007年后就开始降价，到2009年已经跌至35万美元。现在，当地的房价已经回暖。          　　美国加州房地产协会的数据显示，加州的房地产从2007年起成交量和成交价格双双下降，现在有企稳迹象；二手独幢别墅也在2011年企稳。2012年至今，房价同比增长了9%，已经有了上升迹象。          　　而在成交买家中，2011年中国买家成交74亿美元，比2010年增加了24%。“投资、移民和子女上学，这是中国人赴美买房的三大主要原因，美国经济正在复苏，资产价格也在稳步上升，这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前来买房，也有越来越多的美国开发商和经纪公司都希望来到中国寻找市场。”纽约曼哈顿的房产经纪机构Castle　Avenue　Partners的常务董事谭蔚敏说。          　　西海岸：划算的大“house”          　　阳光别墅，曾承载着中国人对美国西岸的无数幻想。          　　据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简称NAR)的统计数据，从2010年至2011年，海外购房者在美国房地产市场上投资了大约820亿美元。美国房地产外籍人士买主中，如果按交易金额算，9%的金额来自中国居民，达到了73.8亿美元，仅次于加拿大，位居第二。          　　郑昭在买下旧金山湾别墅的过程中，还有一位华人买主同时竞购，对方的开价稍高，但是最后卖家选择了郑昭。因为他是现金支付，而后者的支付还需要等待漫长的贷款手续。          　　这桩投资让郑昭觉得很满意，因为他只花了上海房子一半的价格就换了一套独栋别墅。更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买房，交易费用主要由上家承担，而他当时卖掉上海房子时，不仅成功逃离顶部，交易费用也都甩给了下家。          　　不过郑昭明白，在美国投资房产不会有当年在上海“炒房”时那样波澜壮阔的行情了。因为当地行情相对稳定且有跌价的风险，更重要的是，即便几年后脱手，他也需要支付一笔价格不菲的税费。          　　以卖出一栋50万美元的独栋房子为例，通常由卖方支付的主要费用包括，房地产经纪公司费用、卖方的过户公证费、屋主产权保险费、县政府过户税、市政府过户税、一年的房屋保修费、白蚁检查费、屋契文件准备费、文件公证费、经纪公司的法律规范监督费等等，另外还需还清所有尚未支付的地产税、社区费等，以上费用合计约为34410美元，约为房价的7%。其中最大的两笔开支，一是经纪人费用，占房价的6%，一部分支付给卖方经纪人，另一部分支付给买方经纪人。还有一笔是上缴政府的所得税，直接从售房款中扣除。          　　郑昭说：“如果今后投资移民，就不用考虑房子价格变化。如果等几年后脱手，现在也可以将房间出租给附近的华人学生。”          　　完成了投资，郑昭下一步的想法是移民。美国国会曾经收到关于外国人购房换取签证延长和子女进当地公立学校就读的提案，该提案得到了股神巴菲特以及美国奥委会、美国旅游协会、美国酒店协会和美国商会的支持。虽然议案面向所有非美籍人士，但很多人认为这主要针对的是中国人。          　　都会核心：回报更稳定          　　中国内地和香港房价的大幅上涨，曾经吸引了内地买房人，而政策市场的波动，令当地不动产投资呈现出越来越大的风险。于是中国人来到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和旧金山，而如今，越来越多的富豪出于子女读书和投资风险分散的考虑，又蔓延到纽约和波士顿这样的东部城市。          　　刘昱南的儿子去年考上了哥伦比亚大学，这所知名学府坐落在纽约曼哈顿区。他在这里买了一套condos(公寓套房)，以便小孩读书和今后的工作生活。          　　在曼哈顿买房子之前，刘昱南考虑了很久。曼哈顿是全美房价最高的区域，一套公寓的均价在140万美元，华人买房选择面也较窄，主要是condos，还有一部分是co-ops(合作住宅)，后者不利于出租而不如前者那么受欢迎。而在加州或佛罗里达，买一套condos的价格可以买四五幢独栋别墅。在中央公园等核心地段，一些豪宅的价格每平方英尺甚至可以卖到3000美元—6000美元。          　　不过，考虑到自己的情况和曼哈顿独一无二的区位，刘昱南还是决定花了200万美元买下一套两居室的condos。          　　“与西海岸的城市相比，曼哈顿不动产价格的稳定性更高。从1997年到2008年，曼哈顿的房价上涨了3倍，而在2008年和2009年之交的次贷危机中，曼哈顿的房产下跌了15%，而全美房产平均下跌幅度则达到了35%。”刘昱南说。          　　纽约曼哈顿的房产经纪机构Castle　Avenue　Partners的常务董事(Managing　Director)谭蔚敏(Wei　Min　Tan)说，由于美国经济正在复苏，且美国政府的量化宽松政策使得市场流动性大增，自住购房的贷款利率达到历史低位的3.5%，现在曼哈顿的资产价格已经涨回2008年的水平，每平方英尺的价格在1200美元左右，但相对于伦敦、摩洛哥和香港等城市，曼哈顿的房屋资产仍然具有吸引力，基本上每年可有10%的升值。          　　据谭蔚敏介绍，由于资产价格较贵，而波动性较小，曼哈顿房屋市场上75%的买家都是用来自住的，近两年，尽管来自俄罗斯、东南亚和中国的买家越来越多，但投资比例也只有25%左右。再加上当地流动性好，房屋空置率非常低，仅1—2个百分点的空置率，远低于一些小城市动辄10%以上的空置率，保证了投资回报。          　　由于没有工作和信用记录，大多数外国人到美国买房是很难贷款的。刘昱南通过中介和银行的关系，获得了120万美元的贷款。“还有一种方法可以贷款，就是在国内时就在外资银行开户，并获得很高的信用。”刘昱南说。尽管贷款费用中包括贷款税、保险等费用大概7万美元，但这仍令刘非常满意。          　　根据惯例，美国的房产经纪交易费用由卖家承担。如果是现金购买，这个交易费还要低一些。不过在美国，房屋的持有环节中仍有一笔不小的费用。在曼哈顿，物业管理费、地税和房屋保险每月每平方英尺一般在2.5-3美元。“如果以首付4成计算，每年房屋升值10%，租金回报率一般能达到3%-4%，基本可以覆盖持有阶段相应的税费和利息。那么每年的ROI(re-turn　on　investment)能达到20%—25%”谭蔚敏说。          　　谭蔚敏在花旗银行9年的工作经历使得他对房产投资的触觉更为敏锐，也似乎更符合亚洲投资客的胃口。谭本人是马来西亚人，精通英语和粤语，还能讲一些普通话，现在聘请了私人的中文老师帮助提高他的普通话水平。“一些亚洲客户，希望赚快钱，这可能不太适合曼哈顿的市场，在一年内就卖出房产可能很难获利，我们的建议是五年以上。”谭蔚敏说。       高房价掠夺数代人储蓄 转化为政府收入   2012年10月22日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随着国家统计局关于今年第三季度经济形势的统计数据的发布，我们不难注意到这样一些事实：          　　第一，2012年9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与8月相比，下降的城市有24个，持平的城市有15个，上涨的城市有31个。          　　第二，2012年第三季度，地方财政收入4594亿元，比去年增长26.8%。其中地方本级收入增幅较高，主要是受近月来房地产市场交易量增加带动相关税收增加以及加强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等征管的影响。          　　第三，根据媒体报道，截至2012年10月中旬，保利、万科、佳兆业、越秀、融创、中海等多家龙头房企已经出手拿地，金额超过220亿。而前期冷静观战的保利、中海、越秀等央企、国企也开始参战。          　　第四，各地新推出的保经济稳定的政策中，各项投资支出总计达10余万亿元。          　　深入地剖析这些事实，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线索：地产商高价拿地，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等非税收入增加，政府的公共投资上升，房地产调控背景下房价似乎呈现反弹的态势。我不禁深深地担忧起来，在稳增长这一借口之下，依赖土地财政和高房价支撑的公共投资扩张的增长模式似乎又回来了。          　　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存在泡沫，并且这一泡沫呈现出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扩散，是不争的事实：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在回应750万元的巨额奖金怎么花时笑称：“我准备在北京买套房子，大房子，后来有人提醒我说也买不了多大的房子，5万多一平方米，750万也就是120多平方米。”连诺贝尔奖获得者买房都感觉到困难，难道不是滑稽的高房价的一个证据吗？          　　根据我们过去的分析，北京、上海、杭州等一线城市，需要2.53代人的储蓄才能买一套100平方米的公寓，长沙、南昌和太原等二线城市，需要1.26代人的储蓄才能买一套100平方米的公寓，即使像岳阳、保定等三线城市，也需要0.81代人的储蓄才能买一套100平方米的公寓。穷尽一生的储蓄，尚且不能支付一套100平方米公寓的价格，这是不是意味着房价中存在相当的泡沫？从一线至三线城市，泡沫程度依次递减，是不是意味着泡沫沿这一路径在向二、三线城市蔓延？          　　在房价存在相当泡沫的背景下，为了保短期中的增长，后果必将十分严重！这些后果至少包括：          　　第一，当需要我们数代人的储蓄才能够买得起一套公寓的时候，这就说明，高房价以及背后高地价的本质，是把我们几代人的储蓄，转化为政府的非税收入，进而转化为高速公路、地铁、机场、大桥等政府公共支出。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上一代人储蓄的耗尽，随着我们未来的储蓄通过房地产按揭贷款转化为当前的买房支出。老百姓未来还有充足的储蓄吗？如果没有，未来的公共支出靠什么来维持？未来的增长怎么办？依赖高房价、高地价来维持的土地财政是可持续的吗？          　　第二，高房价对数代人储蓄的掠夺，同时也意味着当前和未来老百姓消费能力的萎缩。公共支出，尤其是公共的投资支出，意味着未来的产出增加，意味着未来商品和服务的供给的增加。公共支出无疑是当前的总需求，依赖土地财政而增加的公共支出，无疑能够增加当前的总需要从而起到保增长的作用。但是，在当前和未来消费能力萎缩、未来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增加的背景下，未来供过于求的矛盾必将十分突出，靠什么保证未来的增长？          　　第三，高房价和低的租金房价比，将大大降低房产的出租收益率。为了保证持有住房出租的收益，房产拥有者将有极强的动机提高租金水平。我们注意到，相较以往，北京等一线城市的租金水平趋于上升。高房价和逐渐上升的租金水平，必将导致企业成本上升，从而导致资本逐渐流出这些地区，甚至导致资本流出中国，从而危及长期中的可持续增长。这不同样意味着依赖土地财政的增长模式，是以牺牲未来的可持续增长为代价吗？          　　关于中国的高房价，有一种为之辩护的观点，那就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持续，而城市化进程，意味着对城市住宅的需求，从而支持着高房价。这种观点，极富于欺骗性，为此，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批判。          　　为农民在城市提供住房，就是城市化？显然，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不仅要为进城的农民提供住房，更重要的是：其一，要为进城的农民提供就业机会，而提供就业机会，靠的不是房地产投资，而是在制造和服务业等领域的投资，即要用不断增长的资本存量来吸纳进城农民就业；其二，随着资本存量增长，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增加，那么就需要不断增加的市场需求，而市场需求的增长，必须以原有城市居民消费能力的增长为前提。这些分析表明，城市化，应该是房地产供给、资本存量和消费能力等多变量之间的协调增长。没有资本存量增长和消费能力增长为前提，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将是农民贫困化的进程！           中国人压力全球第一 生不起死不起  送交者: ZGren  [博讯论坛] 被称为“史上最长黄金周”的中秋、国庆假期刚过，一家世界知名办公方案提供商雷格斯就发布了它的最新调查结果：中国内地上班族在过去一年内所承受的压力，位列全球第一。这似乎在解释，为何“黄金周”变成了一年一次的“拥堵周”。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压力最大的国家。在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的1.6万名职场人士中，认为压力高于去年的，中国内地占75%，香港地区占55%，分列第一和第四，都大大超出全球的平均值48%。其中，上海、北京分别以80%、67%排在城市的前列。人口庞大、社会转型、欲望膨胀，这个不折不扣的“压力之国”，亟需有人为它开出合适的药方。 　　在购物、网络中逃离，通过愤怒发泄. 　　中国的国庆“黄金周”在外国人眼中是这样的，“13亿人在同一时间进入假期，8600万人挤上高速公路。”据中国相关部门的统计，这8天内，还有760万人次乘飞机出游，6095万人次坐火车远行，4.25亿人次涌进全国大大小小的旅游景点，7700万人次迈出国门，1800亿元花在国内旅游市场，800亿美元豪掷到其他国家……有调查显示，八成人将长途旅游作为减压的首选方式。对于“在路上”的中国人来说，旅游意味着“逃离”逃离朝九晚五的工作，逃离家庭、单位两点一线的生活轨迹。 　　在北京一家外企工作的王琳国庆长假中疯狂“血拼”了一把。已经28岁的她至今仍和父母住在一起，没房、没车、没有男朋友，耳边是父母早中晚三遍的唠叨，催着她快点结婚生子。看着周围的朋友成家立业、买大房子、开名车，她心里酸熘熘的。长假出境旅游，成了她唯一的精神支柱。直到假期结束，她所期待的异国邂逅也没有发生，信用卡却刷爆了3张名牌服装、包、首饰足足花去了3万多元。但她并不为自己的非理性消费后悔，因为在蓝天美景下购物交款的一刹那，她觉得自己美丽、幸福、富有，忘却了原先所有的压力。 　　“老婆你好！我知错了，我不该沉迷网络游戏。可是说真的，我并没迷上网络这个东西，我只是难以承受生活和工作上的压力。”这是李先生写给妻子张女士的一封信，两年来他第一次向妻子敞开心扉，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看着丈夫写给自己的信，张女士掉下了眼泪。她告诉记者：“丈夫找了几次工作都不顺利，就自暴自弃，在家里上网，沉迷网游，也不说话。”截至2011年12月，中国互联网用户达5.13亿，为全球第一，通过手机上网的人数高达3.56亿。网络是交流工具，更是排解压力的新渠道，除了网络游戏，在各大论坛里瞎逛、到网店淘宝、去博客和微博发泄情绪和不满，似乎都能让人暂时忘掉现实中的不快。 　　10月6日，四川航空公司一架航班上，一名男子取行李时与前排乘客发生口角，继而升级为斗殴。10月7日，广州地铁上一名六旬老人与一个28岁男子因排队和争座互殴，现场血迹斑斑。10月8日，北京地铁里，两名年轻女子先后和一名老人发生争吵推搡……每个压力下的国人都像是一座弹药库，点火就着，一点小小的摩擦都能引发激烈的冲突。 　　压力背后无非是个“钱”. 　　压力到底来自于哪里？雷格斯的调查显示，“工作”、“个人经济状况”、“来自老板的压力”排在前三位。三者的背后无非就是个“钱”字。 　　经济发展下的欲壑难填。有学者指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享受着500多年的历史积累，其中的原始积累长达300年，而我们的积累刚刚开始。别人300年的焦虑，我们要在30年内消化。膨胀的欲望带来的是急剧增加的压力。就像日本着名经济战略家大前研一所说，“急功近利、肤浅浮躁、缺乏思考的社会现象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流行病。”如何最快、最多地获取物质资源，成为人们背负的最大压力。 　　社会保障体系的滞后。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承担着养家煳口的主要责任，当社会应提供的医疗、养老、教育等福利保障不够完善时，个人身上的担子就显得尤其沉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夏学銮认为，中国人目前处于“生，生不起；死，死不起”的状况，就连殡葬这样本应属于社会保障的项目，都变得唯利是图。 　　光宗耀祖的传统文化。夏学銮说，在西方人的教育里，孩子从小要学会尽一份社会责任；而在东方，尤其是儒家传统教育里，孩子从小就被要求好好学习，长大光宗耀祖，为家族增光。这导致很多人成年后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在学校一定要考第一名，在单位一定要当上领导，否则就会被认为不思进取，没有出息。在这样的环境中，压力总是如影随形。 　　缺少心灵的出口。压力就像洪水，蓄积到一定程度，就需要释放。然而，多数中国人的选择是压抑。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教授李新影指出，很多国人即使出现了失眠、厌食、胃痛等躯体反应，也没有意识去挖掘问题的根源。缺乏心理学常识，使得人们不愿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他们往往认为：一、只要找心理医生，就代表有病；二、心理科学不值得信任；三、花钱找人“聊天”，不值。西南大学心理学副教授杨东也认为，多数中国人不习惯像西方人那样，理性解决心理困扰，他们或隐忍在心底，或干脆通过发火来宣泄，很少求助专业人士。 　　过劳死、抑郁症、自杀、焦虑，全都来自于压力.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迅速发展造成日本大量中青年人因过度疲劳而猝死。如今，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过劳死”大国，一年过劳死亡的人数达60万。巨大的工作压力是导致过劳死的主要原因。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一项调查显示，80%以上的企业存在员工经常加班的现象。《中国之声》报道，我国职场人仅三成能享受带薪休假，全世界最短。《生命时报》一项调查也显示，所有受访白领中，仅12.28%的人认为自己完全健康，超过四成人觉得自己处于“亚健康”状态。 　　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的调查显示，目前每10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患精神障碍疾病，其中与心理因素密切相关的抑郁症和焦虑症人数急剧上升。如今，抑郁症困扰着中国2600万人。《柳叶刀》预计，中国患抑郁障碍的人群，有可能达到6100万，且绝大多数从未就诊。虽然抑郁症的病因很复杂，但压力过大、持续得不到排解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中国的自杀人数目前排在世界首位。世界卫生组织一项统计显示，全球每天有3000人自杀，其中由于职场压力所导致的自杀，在近年内上升了两倍。据估计，中国每年有11万左右的自杀者，多处于15岁—34岁，其中近一半是精神健全者。 　　“有压力觉得累，没压力觉得可怕”，这已经成了中国人普遍的焦虑。当压力不断增加，相当一部分人所感觉到的焦虑，就从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变成了精神障碍疾病。在中国，患有精神障碍疾病的自杀未遂者中，近四成患有焦虑症。住房、工作、婚姻成为引发城市居民焦虑的主要诱因。 　　远离这个时代，显然是不可能的。杨东认为，寻找心灵寄托可以作为自己减少不满、排解压力的方式之一。不管是哪种信仰，其所贯彻的处世之道都会让你心态更平和、减少因欲望过强而产生不良情绪的机会。 　　专家提示，当你出现易忘事、做怪梦、下巴疼痛、牙龈疼痛出血、重度痛经等症状时，就要认真反思一下自己是否压力过大了。玩节奏适中、画面轻松的休闲游戏，多吃牛奶、海带、鱼肉等富含钙和维生素B1的食物，都能帮人暂时远离压力，让身心得到放松。 出处：人民网 2012-10-17     致《外交政策》：   顾晓军才是当之无愧的思想家      《中国网络民评官百人团》石三生 九州评论•之一百二十二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外交政策》遴选的全球百位思想家将要揭晓的时刻了。虽然确信顾晓军先生早就应该名列其中、其首。但不知为何？《外交政策》的决策者们总是一次又一次、宁肯将诸如周小川、韩寒、艾未未等只好供中国人耻笑之徒滥竽充数。就是看不见顾晓军先生在政治、经济、文学领域中独树一帜的灿烂思想。今年仍如旧乎？        说实话：周小川能成为百名思想家之一。我以为是说得通的，尽管顾晓军先生持不同看法。但正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周小川豪赌也好，决策失误也罢，都豪无疑问是间接造福了美国人民。吃人嘴短。《外交政策》代表美国人民送他一个思想家的荣誉，也算是奖罚分明吧。        可你们把中国社会问题归咎于孔孟的“仁、义、理、智、信”的艾未未也弄进思想家的行列。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在我们中国，固然有裙带关系、子承父业之说。可也有“儿孙自有儿孙福”的传统不是？孔孟手再长，也不至于把手伸到二千多年后的今天吧？似艾未未这等怨天尤人、拉不出屎来怨茅坑的智商，在民智已开的中国，也只有一些三岁以下的小儿才会有了。把如此小儿科的见识称作思想，外交政策有没有觉得自己也很弱智了呢？        那韩寒，就更是不屑说了。一个说着“谈体制--认为不重要”的浑小子，哪里来的什么思想呢？他连国际上公认的青少年的年龄划分都一塌糊涂：竟然以为少年的年龄在是10岁到20岁之间，以为30岁等于一万五千多天。外交政策还以为他是什么思想家。不是让世人都笑掉了大牙？        在中国，博客受关注算什么呀？不就是有关部门一句话的事儿吗？难道美国老外们还不知道“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的典故吗？更不用说韩寒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傀儡，是父子共用一名儿的诈骗犯了。        而顾晓军先生，除了博客不能被世人关注（一关注多了就必被封杀。千万、百万的博客已经不知被封了多少）。他的“顾晓军主义哲学概论”、“大民主社会概论”、“平民主义民主的价值观”、“公正是第一价值观”等。就算外交政策借艾未未、韩寒们一万个心眼儿，即使绞尽了脑汁，他们也思想不出来吧！        不说顾晓军先生发起的倒鲁运动，把鲁迅挤兑的日渐远离了学生们的视线；也不说顾晓军先生令世人目瞪口呆的“批判邓小平思想”，让国人明白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导师也有忽悠的一面；更不说他凭一篇猜测七常委的文章引起全世界中文媒体的哗然。只说他率领顾门弟子揭穿艾未未募捐抗税的骗局，揭穿陈光诚临沂计生维权案的骗局等，是何等的大快人心，又唤醒了多少痴迷于骗局中的人们啊！        当然了，也不能怪《外交政策》的决策者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误读、误判中国。那被扒光了皮的陈瞎子，已经被奥巴马总统的私人评估机构确认了是假逃亡的“三假货”（顾晓军语），不依旧堂而皇之地被美国政府当英雄一样接了去的吗。        但世事更易、今非昔比，随着王立军、薄谷开来、薄熙来等的垮台，中国势必将翻过旧的一页，迎来“大治“的明天。        值此中国弃旧迎新之际，热烈欢迎《外交政策》等能审时度势，勇敢地把荣誉授予那些应得之人。        为此，石三生庄严地向外交政策推荐顾晓军先生。如果您们还没有把顾晓军先生收录进全球百位思想家的行列，建议您们从速改正。如果顾先生已经在《外交政策》的年度人物当中，我代表自己以及所有热爱公正的人们向您们表示衷心的祝贺！        【石三生 2012年10月22日 星期一 20:36 中国】 （2012/10/22 发表）

　　中国国家统计局10月15日发布的“2012年9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变动情况”显示，9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1.9%。一如市场预期，升幅较8月有所缩小。其中，食品价格上涨2.5%，非食品价格上涨1.7%。

　　虽然9月份CPI的升幅较8月份有所缩小，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认为，通胀预期压力仍旧很高，政府应特别警惕通胀压力。外界也普遍质疑，目前，中国百姓觉得生活成本越来越高，9月份CPI是否被低估了?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今年第1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62.9%的居民认为物价“高，难以接受”。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在接受中新网财经频道采访时也表示，从自身的感受来看，物价并没有降下来。

　　对此，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解释，这是个人承受能力的差异。如低收入家庭的支出大部分集中在食品和水电气等生活必需品上，当前CPI调查的八大类商品及服务项目中又以食品类、居住类涨幅居首，因而低收入家庭会感到价格涨幅大、生活压力增加。对高收入人群来说，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小，而他们购买的轿车、手机、电脑、液晶电视等价格又多为降价趋势，因而对价格上涨也就没有那么敏感，承受能力也更强。

　　该发言人进一步解释说，CPI调查的范围更加广泛，是一个加权计算后的综合平均数，其中既包含上涨的品种，也包括了下跌的品种，如果居民用具体上涨的商品或服务项目的价格与公布的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相比，就会觉得CPI低估了。

　　按照该发言人的解释，结论就显得滑稽可笑，即对CPI数据与现实感受两张皮的是穷人，富人对此感受不强，怪只怪你穷人没有财富承受能力。

　　不可否认，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中国在提高人民收入、生活水平和改善人民健康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是，改革成果并未普遍惠及民众，人民的受益程度极大不均等，在收入分配、社会福利、教育等方面存在严重失衡现象。

　　显然，中国的权贵阶层和富人阶层并不代表中国最普遍的真实世界。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恰恰是中国最有消费能力的权贵阶层和富人阶层其实对于拉动国内消费并无多大帮助。未来，随着大量移民以及资本外逃，这些最有权势的财富的阶层更难以对中国的消费带来有效的拉动。

　　十月中旬，在中国西南重镇成都召开的“2012全球化进程国际学术大会暨全球化战略中国新思维高峰论坛”上，学者郑义辉发言称，有钱人将大量花费投入到奢侈品等物品上，但奢侈品大多非中国制造，这导致一个现象，有钱人在全球化过程中寻找到更多的机会，赚更多的钱，但却把这些钱花在了其他经济体，“这对中国的经济贡献是不大的”。

　　而在富人增加国外就业以及推动国外经济发展的时候，大量中国的普通民众却由于财力有限以及对未来预期的担忧，一直难以有进一步消费的能力和动力。

　　这导致了一个尴尬问题，在出口不振以及投资拉动边际效益不断递减的情况下，拉动中国经济的最后“一驾马车”——消费却变成了“无马之辕”。

　　这一尴尬问题的背后，是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在这一问题上，“马太效应”表现得尤其明显，即穷者越来越穷，富者越来越富。而“马太效应”达到一定程度，势必造成消费市场扭曲，如果两极分化的态势不被扭转，市场将面临崩溃。

　　郑义辉认为，虽然中国是比较成功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但接下来需要关注到普遍群众的购买力是否有所提升，而购买力的问题归根究底还是贫富差距问题。

　　根据联合国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将突破0.55，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早在2006年就警告中国称，中国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可能会威胁其社会稳定。该机构建议中国政府增加社会支出、改革财政体系并推进政府改革，以缩小这一差距。

　　UNDP的这一呼吁越来越有现实意义。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远超0.4国际警戒线也说明，中国过去经济高增长所伴生的分配不均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大的隐患之一。

　　该问题也被视为中国决策者面对的最为紧迫的问题之一。其实，中国政府早已经认识到了巨大的贫富差距可能引起的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所以胡温执政期间，将“和谐发展”列为其核心政策目标之一，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年也逐渐增加在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

　　但问题是，一些建议和政策一直难以执行。当年UNDP的报告曾呼吁中国停止令很多农民无以为生的国家征用农地制度，但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农民被迫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土地，陷入贫困状态；上述报告还呼吁政府进行改革，称其应改善“管理风格”，增加透明度，依法规范自身行为。显然，这一建议并未受到重视，中国政府依然不习惯用市场化方法解决问题，行政体质改革流于表面，政治体制改革更是没有实质性推进。

　　几年前，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实与赵人伟经过系统研究认为，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在经济领域市场化改革的单方面推进的过程中，政治体制没有作出相应的改革，政府部门没有作出相应的转型，政府职权没有作出重新的界定，政府官员的行为没有受到相应的约束，那么市场化改革进程就会背离初衷。原来设想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可能演变为垄断性的市场经济、权力操纵下的市场经济、扭曲的市场经济。

　　他们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进一步解释说：“原来设想的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参与的公平的收入分配模式可能演变为权力参与或者权力与资本勾结共同掠夺社会财富的分配模式。”

　　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舆论界关于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讨论颇多。但中国主流媒体似乎并不认同通过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社会正义。今年7月份，新华网发表一篇名为《共同富裕：十八大后中国改革展望》的文章称，现在一些人所说的“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其潜台词实际是要与西方价值接轨。这样的判断不符合中国历史进步的一般规律。该文作者主张，十八大后中国的改革方向将会更快地向以共同富裕为原则的社会主义传统回归。

　　把政改与实现共同富裕对立起来，这样的舆论令人失望。今天中国之所以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潭，贫富差距惊人，原因就在于政治体制改革迟滞。

　　上个月，中国市场派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接受中国媒体《财经》杂志专访时说，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他还提醒说，在舆论导向出现偏差、理性的讨论受到压制的情况下，一些人把反对的目标从权贵既得利益者转向市场化改革，试图把大众引向歧途。

　　目前时间点很类似于1990年代初期，当时，中国改革进程出现倒退趋势。已经耄耋之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不得不通过一次“南巡”来推动高层达成共识，并把改革拉回到既定的轨道上来。

　　当前，中国仍然需要达成一次普遍的共识，以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