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4世纪早期，威尼斯是欧洲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其经济的核心是“colleganza”，这是联合股份公司的一种基本形式，其创立目的是为单一的贸易活动提供财政资助。“Colleganza”这种形式的卓越之处在于，它为新进者敞开了经济大门，让敢于冒险的实业家可以和为他们的商业航行提供资助的成功商人一起共享金融回报。
威尼斯的精英是主要受益人。和所有的开放型经济一样，他们的经济形势也是动荡不定。今天，我们认为社会流动性是一件好事。但如果你属于社会上层，流动性也意味着竞争。1315年，当威尼斯城邦的经济实力到达其鼎盛时期，上层阶级设法保住他们的特权，他们通过出版《金书》(Libro d’Oro)这一贵族阶层的官方登记名录来正式阻止社会流动性。如果你的家族不在上面，你就无法加入这个城市的寡头统治集团。
这个政治变动其实始于《金书》出版的二十年前，其所带来的惊人改变被威尼斯人称为“完结”(La Serrata)。没过多久，政治“完结”就转变为经济“完结”。在寡头统治者的控制下，威尼斯逐渐削减了新进者的商业机会。最终，“colleganza”受到禁止。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阶层这样做是为了保全其自身的短期利益，但长期看来，“完结”意味着统治者阶层踏上了一条终结之路，更广义地说，这也意味着威尼斯的繁荣盛世开始凋败。到1500年，威尼斯的人口比1330年的人口还要少。而到了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其他地区的发展更加突显了威尼斯的持续衰退。
学者达龙·阿赛莫格卢(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在他们的著作《为什么国家衰亡：权力、繁荣和贫穷的起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中讲述了威尼斯的兴衰，并用这个例子阐明，国家的兴衰取决于政府体制是包容性还是榨取性的。榨取性国家由统治精英阶层控制，该阶层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地从社会其他阶层攫取财富。而包容性的国家则会让每个人都能获得经济机遇；通常，包容性越大，创造的财富越多，从而也为实现更大的包容性提供了动力。
美国的历史可以被解读成一个这样的良性循环。但威尼斯的故事表明，良性循环也可以被打破。得益于包容性体制的精英阶层可能会受到诱惑驱使，转而收起他们借以上位的梯子。最终，他们的社会会变成一个榨取性的社会，他们的经济也随之失去活力。
这就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预见到的未来，他曾写道，资本主义蕴含着自我灭亡的种子。这就是当今美国所面临的危机，因为有1%的人口脱离了其他社会阶层，追寻会进一步拉大差距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目标，并将最终毁灭这个让美国致富、并最初让这1%的人口获得成功的开放型体制。
随着美国上层社会和其他阶层在社会、特别是教育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你能看到美国的“完结”正在步步逼近。美国的底层社会和中层社会如今已是精疲力竭，美国困难家庭的孩子所接受的教育水平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水平。
经济学家指出，中产阶级的艰难处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全球化和科技变化造成的。文化或许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在有关白人工薪阶级的新书中，自由意志主义作家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指责日渐虚弱的中产阶级偏离了传统的家庭价值观与职业伦理，而富有阶层仍然拥有这些传统。（默里同样也谴责富有阶层，但只是责备他们允许文化相对主义大行其道。）
这两种论据都有一些道理。但这1%的人口不能逃避他们在加大美国社会鸿沟这一问题上应负的责任。经济力量可能是不平等背后的原因，但正如奥巴马的前预算办公室主任彼得·R·奥扎格(Peter R. Orszag)告诉我的，公共政策加剧了、而非缓解了这一趋势。
尽管这种赢家通吃型的经济让社会上层阶级获得了财富，他们的纳税负担却得以减轻。尽管工会的法律权力得到削弱，且由财阀资助的智库不断提出有损工会的政策，对高管高薪的容忍度却在增加。在20世纪50年代，收入分配顶端阶层的边际所得税率飙升到90%以上，这个数字在今天甚至会让民主党不寒而栗。同时，在2009年最富有的400个纳税人中，有六人没有缴纳任何联邦所得税，有27人只缴纳了10%或更少。没有人缴纳的税款超过了35%。
历史上，美国的社会流动性曾高过欧洲，且美国的左右两派都认为经济开放性是国家经济活力的重要来源。但最近的几个研究发现，今天的美国人比欧洲人更难脱离他所出生的社会阶层。加拿大经济学家迈尔斯·克拉克(Miles Corak)发现，随着经济不平等的加剧，社会流动性会降低——这一现象被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主席艾伦·B·克鲁格(Alan B. Krueger)称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Great Gatsby Curve)”。
创造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教育成就也停滞不前。超级精英阶层把无限的资源撒到子女身上，而公共学校却严重缺乏资金。这就是新的“完结”。精英教育愈发只是面对那些已经身处社会上层的人群。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和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把他们的女儿送进了高级私立学校；我也是这么做的。
美国的“完结”还以一种更为明显的方式呈现出来：经济规则在向社会上层阶级倾斜。今天的寡头统治者所实行的裙带资本主义远远比那时的威尼斯微妙，其运作方式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让国家的稀有资源流向他们自己的方向。这就是米特·罗姆尼所发表的“47%的人依靠政府”这一言论的荒谬之处。事实上，正是位于经济金字塔顶层那些人，特别是最顶端的那部分人，最能有效地获取政府的支持——并让别人为此买单。
证据之一是2008年受到两党支持的、耗资7000亿美元的华尔街援助计划。证据之二是裙带关系人群的复苏。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 和托马斯·皮凯迪(Thomas Piketty)发现，在2009年至2010年的经济复苏期间，有93%的收入增长流入了纳税人中最富有的1%人口。其中最富有的0.01%把37%的上升收入据为己有，其家庭的收入增加幅度平均为420万美元。
裙带资本主义的第二个表现方式更为直接：公司和行业竭力为自己谋取的税收补贴、贸易保护和政府津贴。对两党来说，企业政策这块肥肉确实是饕餮大餐：绿色能源公司和医疗保险公司获利于这届政府，而石油和钢铁公司则受益于乔治·W·布什的政府(George W. Bush)。
当权者有进一步壮大实力的冲动，这不足为奇。竞争和公平的竞争环境对整个社会来说是好事，但对个体商家来说则意味着艰辛。沃伦·E·巴菲特(Warren E. Buffett)深谙此道。“真正卓越的企业必须拥有持久的‘护城河’，以保护投入的资本赚取的丰厚回报，”他在2007年度的致投资者信中解释道。“尽管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对社会大有益处，但它阻碍了投资确定性。”微软公司(Microsoft)试图通过排除竞争者来修筑自己的护城河，直至法庭禁止这一行径。甚至连苹果公司(Apple)这个从开放型经济中获益匪浅的企业也试图把自己研发的劣质地图应用程序强加给iPhone 5的消费者。
企业家乐意把自己塑造成自由市场经济的拥护者，但就像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University of Chicago Booth School of Business)的经济学家路易吉·津加莱斯(Luigi Zingales)所言，“大多数游说活动都倾向于商业利益，而这些游说活动倾向于促进现有企业的利益，而不是倾向于培养一个真正自由和开放的竞争市场。”
在19世纪早期，美国是世界上最平等的社会之一。“我们没有贫民，”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在1814年的一封信件中写到。对杰弗逊来说，这种平等是美国例外论的核心：“还有任何社会的条件比我们的现状更可取吗？”
但这一切都随着工业化而改变。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于1932年在联邦俱乐部(Commonwealth Club)的讲话中提到，工业革命的完成有赖于“一群金融巨头，他们的致富方式没有经过特别仔细的检查，他们因其成就而受到相应的尊崇，完全不考虑他们使用的是何种手段。”美国可能也需要拥有一些巧取豪夺的大亨；罗斯福说，美国应该“兼收并蓄”。
但当这些巨头们累积了财富和权力，当美国西部边疆的免费土地被占尽，这个国家面临着“完结”的威胁。正如罗斯福所言，“我们都知道机会的均等已不复存在。”反之，“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是经济寡头统治，我们正在朝那个方向稳步前进。”
在今天的美国，富有阶层和社会其他阶层之间的差距比美国镀金时代(Gilded Age)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巨大。和过去一样，今天的巨头在寻求更大的政治发言权，以匹配自己的经济实力。和过去一样，如今最不可避免的危险是，他们会把一己私利和公共利益相混淆。财阀的政治崛起的讽刺之处在于，和威尼斯的寡头一样，他们威胁到了成就他们的体制。
作者是汤森路透数字版(Thomson Reuters Digital)的主编，也是《富豪阶层：全球超级富豪新贵的崛起和其他所有人的衰落》(Plutocrats: The Rise of the New Global Super-Rich and the Fall of Everyone Else)一书的作者。本文节选自此书。
美国的吸引力
来源: 大坐家 于 2012-10-24 wenxuecity
美国对世界各地一般民众的吸引力并不复杂，首先不外乎工作机会多，收入合理，社会稳定，生活舒适，自然环境宜人，教育水准高；其次才是民主自由之类，本没有什么好说的。
但是如果要说她对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的吸引力，可能许多人会笑了。不过，且慢，这不是那些在危急时刻想到的唯一活路是投奔美国大使馆，出走美国，也不是中国各级官吏争先恐后送子女到美国留学，移民美国，更不是一些平日以左派自居者，却在美国安排后路，让人搞不清究竟哪边是他们打入的敌营。我说的不是那些心口不一之人的心底隐私癖好，而是另外一种情怀。
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共产党领袖白劳德宣布对美国革命条件的彻底失望，放弃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企图。于是其他共产党人将其定性为“修正主义”，开除出党。其实，他对美国的认识是比较清醒的，是对早期国际共运不切实际幻想的扭转。二战后，随着美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旗帜鲜明地站在了抵抗共产主义的主帅位置上，虽然喧嚣一时的麦卡锡主义很快被否定，但美国的反共立场基本没变。不仅政府如此，用一些人的话说，美国工人比资本家们更反共。所以，社会主义阵营在冷战时期自然把美国视为头号敌人与竞争对手。赫鲁晓夫铆足了劲要跟美国一较高下，“厨房辩论”的余音还在，却连麦当劳和可口可乐也抵挡不了，结果苏联首先土崩瓦解了。
然而，有趣的是，如果把历史的镜头摇回一百多年前，美国也是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曾经向往与赞美的地方，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对美国寄予厚望，认为社会主义的曙光会首先在美国出现，列宁在十月革命前，也曾宣传走美国式道路，那种热情决不低于现在的偷渡者、新移民以及自由主义者和所谓的“右派”们。有人曾经调侃说列宁要走美国式道路的热情，和鼓吹走俄国式道路的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人有一拼。
当欧洲早期移民到达北美，与家乡相比这里贫穷落后得让人绝望。于是自然筛选在移民中划分出两大类：有祖国政府背景的、贪婪的人们，仅仅追求财富的人们转去了盛产金银的南美，而在北美登陆的前辈们却是有思想，有能力规划精神与生活家园的人。今天我们不能不感谢“五月花号”的先哲们奠定了美国立国之本。从此民主自由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以致一切有悖这些原则的制度、思想在此都无立足之地。这不是有明文禁止，而是得不到多数人支持。
本来社会主义的理论中包含有民主自由平等的原则，所以在欧洲屡屡碰壁的社会主义者，不约而同地相中了美国这片自由的土地。即使这里贫困，连哈佛大学都还在用实物支付工资，可他们觉得这里比祖国更接近他们主张的价值观念，更适合实现他们的理想。
1824年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带领一批追随者在印第安纳州南部沃巴士河旁建立了“新和谐村”，进行他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制度实验。
1847年，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卡贝在得克萨斯州建立了“伊加利亚公社”，去实践他在著名的小说“伊加利亚之旅”中设想的美好制度。
另外，位于堪萨斯州雪松谷镇，由俄国民粹主义者弗雷领导的“雪松谷公社”也名噪一时。
据统计， 1881年，全美有 67个社会主义理想和公社的实验基地。有人说美国就像一个各种理想的实验场，至今还有许多与现实抗衡的团体组织实行脱离现实的生活管理制度。
虽然那些社会主义者都没有也不可能摆脱失败的命运，遭到许多嘲笑，但是他们这些有理想并敢于实践不惜倾家荡产的人们却赢得了我的尊敬。毕竟这个世界很不完美，相当丑陋，所以，只要不危害人类，凡是出于公心为了社会改革勇于探索的人，我都尊敬。如果没有这些人，这个世界将失去很大一部分活力，会变得无趣。你可以在他们验证之后指出错误，却不能以事后诸葛亮的优势鄙薄他们。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他们一样去为理想而奋斗，即使许多思想深刻、才华出众的思想家、文学家当他们的理想与现实剧烈冲突，不堪精神重负时也只会选择毁灭自己的途径，更多的人则屈从于现实，为了自己蝇营狗苟。
为此，我也为美国的宽容所感动。在这片最不可能出现社会主义的地方，能够为有心进行社会主义实验的人们提供自由发展的空间，证明了一些空想所存在的固有弊病，让后人知所改正，较之排斥、打压、扼杀更有说服力。
在我的眼里，美国吸引人处，就在于它的宽容。尽管自 911后，小布什签署了《美国爱国者法案》，宽容度有所收紧，但是与其它地方比起来，活动余地还是较大。所以，我虽然没有什么崇高理想，更没有为理想献身的勇气，却还是做着最低级的梦来到了美国。
现在世界上还有欧文这种人吗？还有不谋私利不断探索人类未来出路的人吗？也许有，但在中国恐怕已经绝种了。从上到下疯狂的物质追求与攫取财富和当年那些杀入南美的贪婪欧洲人极其相似，看看南美各国与美国的历史发展及其差距，或者可以推想到中国的未来。
文革红人聂元梓评文革：是场灾难 也教育了人民(组图)
文章来源: 南方都市报 于 2012-1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