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腐败“PE化”

　　河南省交通厅第四位落马的厅长背后，商人们对官场潜力股的投资显现出类PE化特征——投资过程漫长，巨额贿赂多谋“期权”，不求短期回报，重金投资看的是升迁机会与长期回报。

　　据《证券市场周刊》报道，10月9日下午，原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厅长董永安身着黄色马甲，面容憔悴地站到了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一庭的被告席上。

　　2010年12月25日，董永安因“个人原因”被省纪委“带走”，5天之后的12月30日，即被按照组织程序罢免“人大代表”资格。在此之前，董永安曾任中国第一拖拉机工程机械集团（下称“一拖集团”）副总经理、董事长，河南省安阳市政府市长，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厅长。

　　在董永安落马前，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已有3名厅长相继落马。庭审过程中，面对公诉方的指控，在人证、物证面前，董永安表现平静。尽管董永安的辩护律师——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高子程律师在法庭上与公诉方激烈辩论，董永安却在陈述犯罪事实期间对公诉方指控的犯罪行为全部招认。

　　《证券市场周刊》记者注意到，河南省有关部门对董永安涉嫌受贿罪案非常重视，在当日的庭审中，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省检察院等相关部门特意指派专人旁听了庭审。

　　庭审持续了近4个小时，当日傍晚，法庭宣布休庭，择日宣判。

　　本刊记者调查发现，公诉机关在对董永安的17项指控中，超过10项并非职务受贿，在行贿者的眼中，董永安年轻有为，极具提拔的潜力，是官场一只很有前途的潜力股，向董永安行贿只为联络感情。正是因为行贿者们的PE式下注董永安这一只官场潜力股，最终将其拉下马。

　　惩治腐败的交通厅长悔罪

　　董永安急速坠落，其人生轨迹如同坐了一回过山车。自2008年3月接任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厅长一职，董永安登上了中原大省交通系统“金字塔”的塔尖。然而，他在位才两年多，在四任落马厅长中堪称“最短命”。

　　2011年12月21日，董永安受贿案由河南省纪委移交检察院立案侦查。同日，董永安被郑州市公安局刑事拘留。

　　2012年1月4日，董永安被郑州市公安局逮捕。2012年9月12日，许昌市人民检察院向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董永安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巨额贿赂。

　　10月9日，一审庭审过程中，许昌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董永安在担任一拖集团董事长、安阳市市长、省交通运输厅厅长等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多次非法收受他人巨额现金、有价证券、贵重物品等2600万元。

　　经检察机关查明，董永安在上述单位担任领导职务期间，非法收受他人人民币1631万元（其中500万元人民币因尚未实际取得，被公诉机关认定为犯罪未遂）、4万欧元、10万港币、1万美元现金，以及9.7万元购物卡和价值2.3万余元的金条工艺品5件。此外，董永安还伙同他人受贿现金940万元人民币，其中830万元人民币因未实际取得，也被认定为犯罪未遂。

　　高子程律师在庭上与公诉方激烈辩论，他认为，公诉方指控的多项受贿事实大部分不成立，受贿金额中有一半是未遂。高子程说，检方所指控的大部分受贿事项，董永安根本没有受贿的主观故意，案发后董永安积极退回受贿款，有深刻的悔罪表现，应从轻处罚。

　　本刊记者了解到，面对公诉方的指控，董永安表情淡定，对公诉方指控的犯罪行为全部招认，并当庭悔罪，“希望政府给我一次重新做人改过自新的机会。”

　　据了解，董永安曾经是河南官场颇具提拔潜力的一位官员，调任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厅长之初，即以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的身份，给全厅党员干部上了一堂党课，题目是《牢记宗旨、秉公用权、作风民主、生活正派，为建设公路交通强省做出更大贡献》。

　　在河南省交通系统，董永安曾创新性地提出了“惩治腐败的有力手段”——大力查办案件。公开资料显示，在董永安上任的第一年，河南省交通系统各级纪检监察机构就初核案件103件，立案54件，51人受到党政纪处分。

　　董永安在河南省交通系统惩治腐败的霹雳手段令人刮目相看，因为早在当选安阳市市长的时候，董永安就公开自己的从政原则：“常修从政之德，常思富民之策，常怀律己之心。”

　　当人们还在期待这位拥有戒律、政德的厅长一改河南省交通运输厅三任厅长腐败的负面形象时，2010年12月，董永安也被河南省纪委带走。董永安在法庭上悔罪的背后，行贿者们疯狂投资潜力官员的行为，在助推董永安带病提拔的同时，也在一步步将其推向深渊。

　　领导一句话

　　商人巨资投向最有潜力的干部

　　1998年的秋天，时任洛阳市华伦拖拉机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倪瑞华，在宴请一拖集团香港考察团时，听闻一拖集团当时的董事长说，下一届可能提拔副总经理董永安，并力赞他“最年轻，最有潜力”。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专案组的调查显示，倪瑞华当时就在心里记下了，后来董永安去香港时，他一掷10万港币，让董永安“随便买点东西。”董永安欣然接受，自此迈开了走向深渊的一小步。

　　与此同时，董永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上级要给我重奖，我拒绝了，因为我是党委书记，到今天我还拿每月一千多元的工资，但生活得很忙，很充实。”

　　专案组的调查显示，在1998年至2003年4月间，董永安利用职务之便，在一拖集团与倪瑞华的公司业务间牵线搭桥，先后收受倪瑞华港币10万元和人民币20万元。

　　倪瑞华自己的说法，与董永安结识于1995年，此后两人“始终保持着较好的关系”。微妙之处在于，倪瑞华的轴承厂和一拖集团是配送关系，双方业务往来频繁。因此，倪瑞华经常邀约董永安吃喝玩乐，想提前把路铺好，以便将来用得上。

　　倪瑞华敢于下注，和董永安的出色表现密不可分，他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平步青云的样本。

　　现年56岁的董永安，是陕西省西安市人。1982年他从西安交通大学主体动力工程专业毕业后，进入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成为热力车间的一名技术员。

　　两年后，董永安被破格提拔为车间主任，又过了两年，再次被破格提拔为动力分厂副厂长。30岁那年，他成为厂里最年轻的处级干部。38岁时，董永安第三次被破格提拔为副总工程师，成为一拖集团年龄最小的技术权威。

　　2002年，46岁的董永安接掌一拖集团董事长帅印兼党委书记。

　　当时的一拖集团已经百病缠身，破产利剑时刻悬在董永安头顶，他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带领集团减少亏损1.7亿元，成为功臣。熟悉他的人说，稳重、能干是董永安升迁的重要资本之一，一拖集团的很多同志对董永安的印象深刻。一位老同志这样评价董永安：“思路清晰，善于总结，表达能力强。对一拖有贡献。”

　　2004年2月，在国企摸爬滚打了22年的董永安正式步入政坛，调任安阳市委副书记、市长。一群商人开始蜂拥到这位政坛新秀身边，商人PE官员的游戏进入高潮。

　　瓷器盒里有秘密

　　江西商人5年送礼12次

　　2004年8、9月间，已身为安阳市市长的董永安带领安阳市龙安区区长、副区长等5人在井冈山参观。此时，一名男子随身携带一旅行包紧跟董永安，鞍前马后招待。而这个看似普通的旅行包内，实际装有40万元现金。

　　这名男子叫殷晓，他的身份是江西大华投资公司董事长。

　　本刊记者了解到，殷晓与董永安相识于8月间在厦门举行的投洽会。此番井冈山之行，董永安专程从安阳飞赴南昌，与殷晓接洽投资事宜。

　　殷晓是一位久经商场的老兵，在当地颇有人脉，而且知晓“政治经济学”的运作内涵。

　　董永安落马后，在专案组调查时，按照殷晓自己的说法，“当时本想用这笔钱给董永安准备一份礼品，但董永安在井冈山、景德镇观赏工艺品时，并未表现出多么浓厚的兴趣。”

　　据了解，殷晓很快转变了观念，打算直接送钱。可是，董永安一行有5个人，这笔钱究竟该如何送才不会被他人察觉，又能被老董接受且方便携带呢？这让殷晓显得有些头疼。

　　记者得到的资料显示，殷晓回到办公室，拿出一个准备送给考察团的瓷器盒，将盒子掏空后，把40万元现金往里装。由于盒子太小，最后只放了35万元。装完钱后，殷晓把瓷器盒重新封好，并在盒子外面用黑色水笔写了个“董”字。

　　当天中午，殷晓陪同董永安吃完饭，径直去了南昌机场。在机场的僻静处，殷晓对董永安单独说，“五套瓷器中，那套较好的，你就不要送人了，你亲自打开看一下。”董永安说知道了。

　　在接受专案组调查时，殷晓说，当时他还郑重嘱托董永安的秘书，“那套好点的瓷器是送给董市长的，上面我写了个‘董’字，你不要搞混了。”

　　殷晓在接受专案组调查时完整地再现了自己跟董永安井冈山之行后的交往细节，殷晓的“周到”很快有了成果。

　　2004年12月份，安阳市龙安区的负责人通知殷晓说，领导对考察结果很满意，让殷晓尽快到安阳协商，以便正式签订投资合同。

　　记者获得的资料显示，去安阳之前，殷晓又找来一个瓷器盒子，往里面硬塞了25万元。一天下午，殷晓拎着瓷器盒子出现在董永安办公室，他说：“董市长，这是我给你带的一点礼品。”董永安说：“上次的礼已经非常感谢了，你太客气了。”

　　殷晓接着说：“这次来是具体谈商贸城投资的事儿，希望你能帮我们争取到有关优惠政策，特别是土地出让金返还的事儿。如果这事儿你能帮忙，政府返还的土地出让金我给你两成的提成。”

　　董永安说：“放心吧，只要别的地方能给的优惠政策，我们安阳市照样能给。”过了几天，大华投资公司和安阳市龙安区正式签订了投资合同。

　　专案组调查发现，殷晓此行送钱的目的，主要是考虑到大华投资公司将在安阳投资项目，而董永安当时是安阳市市长，给董送钱，主要还是为了拉近感情，搞好关系，以便今后求得关照。

　　此后几年，经过董永安的多次协调，安阳市财政局最终返还给大华投资公司1400多万元的土地出让金。

　　拿到钱后，殷晓不忘当初“两成作为感谢费”的诺言。记者获得的资料显示，2009年4月的一天，殷晓将50万元现金装进一个黑色塑料袋，然后又装进一个彩色的编织袋，之后与董永安发短信联系见面。

　　两人将会面地点定在河南省交通运输厅西边的裕达国贸酒店东面停车场。根据殷晓的供述，晚上八九点钟，殷晓如约而至，董永安一个人站在停车场的出口处，殷晓将彩色手提编织袋放到董永安的脚边，对董永安说：“董厅长，我在安阳的大华公司准备转让了，我在安阳投资建设期间，你也没少关照，土地出让金已经返还了一部分。这些钱感谢你帮我协调土地出让金返还。”当时董永安看了看彩色编织袋，脸色阴沉，有些不高兴。

　　殷晓对专案组的人员说，当时估计董永安嫌钱少了，只好补充道：“剩余的部分，你容我一段时间，我给你送来。”董永安说：“没关系，不着急，谢谢你了。”

　　2009年12月，河南安阳大华商贸城发展有限公司已经完全转让，殷晓打算离开安阳回江西。殷晓供述称，他从银行取出140万元现金，又买来一个黑色拉杆行李箱，将140万元悉数塞了进去。之后换了个新号码与董永安联系见面，董也用一个陌生号码回复，两人约定在上次接头的“老地方”。

　　晚上大约九9点钟，两人见面后，殷晓从后备箱把黑色帆布拉杆旅行箱提了出来，放到董永安的脚边，对董永安说：“董厅长，我在安阳的项目已经转让了，我准备离开安阳回江西了。我在安阳投资期间你也没少关照，土地出让金只返还了一部分，这些是我对你最后的感谢。”董永安说：“谢谢你了，以后保持联系。”

　　专案组的调查结果显示，2004年9月至2009年12月，殷晓在安阳投资大华商贸城项目，先后12次送给董永安430万元人民币和3万欧元。

　　高子程律师当庭对公诉机关的这项指控予以反驳，其认为大华商贸城项目是安阳市政府立项的招商引资项目，是通过招标签订的合同，董永安帮忙落实优惠政策，为其争取土地出让金，是诚信政府的正确履职行为，不应认定为受贿。

　　市长调任甩卖项目

　　西郊散步时的500万约定

　　2008年8月份的一天，已升任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厅长的董永安与倪荣泉在洛阳西郊散步。散步期间，倪荣泉说：“董厅长，安阳华城国际的项目我准备卖掉，会赚2000万至3000万元，给你500万元你不要，干脆我在上海或者北京给你买一套房子吧。”董永安回答说，不用。

　　专案组的调查完整地还原了董永安西郊散步时跟倪荣泉的约定细节。面对董永安的多次谢绝，倪荣泉又出一策，“要不这样算了，这500万元我先替你保管着，等你退休后我再给你，这期间你可以随时使用这笔钱，这样安全一些。”董永安听后觉得满意，“就这样办吧，500万元先放你那里。”

　　倪荣泉是安阳华城国际花园项目的负责人，他和董永安有着兄弟般的情谊，他们最早的交往可以追溯到2006年。这年春节，董永安回洛阳家中过年，两人在新天鹅酒店相识，倪荣泉称董永安为“老大哥”。从那以后，倪荣泉就经常跟“老大哥”联系，邀约一起唱歌、洗脚。

　　本刊记者调查了解到，倪荣泉是一个懂得察言观色、耐心细致的人，在他第一次陪董永安去KTV时，便暗自记下董喜欢的歌曲名字。其后倪荣泉每次请董永安去唱歌，都先把董喜爱的歌曲点上，因此董也特别愿意与之交往。

　　专案组调查发现，后来，倪荣泉经过“侦查”得知董永安对女人也有兴趣，因此每次洗浴的时候都给董永安安排小姐。这样一来，董永安觉得倪荣泉会办事，还舍得花钱，关系就渐渐铁了。后来发展到董永安每次回洛阳都要联系倪荣泉，而倪荣泉也投其所好。

　　根据倪荣泉自己的说法，2006年9月，倪荣泉拜托董永安帮他在安阳弄块地盖酒店。董永安答复道，你去安阳考察考察，看看再说。一个月后，倪荣泉赶赴安阳。董永安安排市政府秘书长、市规划局的工作人员带着倪荣泉转了一圈。

　　据了解，倪荣泉到安阳市的当天中午，董永安请倪荣泉吃饭，并安排秘书长和规划局局长作陪，董永安说倪荣泉是他的老朋友，想来安阳投资，让他们大力支持。

　　倪荣泉供述称当天晚饭时，董永安又叫上了安阳市主管招商引资的副书记李某，并表示倪荣泉想在安阳建酒店，让他提供帮助。李某当时说：安阳正在招商筹建五星级大酒店，看倪荣泉有没有意向做，如果有意向，让他和安阳城市投资公司（下称“安阳城投”）的董事长张晋湘商谈。

　　倪荣泉和张晋湘协商后，双方共同拿出了“华城国际项目”初步方案，由安阳城投负责注册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安阳华城置业有限公司（下称“华城置业”）。然后由华城置业负责取得土地及开发手续，所有费用由其负责。倪荣泉注册成立安阳华地房地产公司（下称“安阳华地”），负责整个项目的设计规划以及开发建设，直到竣工。

　　“华城国际”项目包括华城国际五星级酒店、写字楼两栋，还有华城国际商住楼20多万平方米。项目结束后，倪荣泉的公司将五星级酒店的两层，一栋写字楼以及若干套商住楼以成本价折抵给安阳城投，“华城国际”项目归安阳华地公司所有。

　　这份合作意向书，由安阳城投公司提交给安阳法制办审批，经董永安出面协调，法制办将这份意向书的内容按照倪荣泉的方案报市政府批准。2006年12月份，倪荣泉按照该方案和安阳市城投公司签订了正式合同。

　　2007年10月，华城置业拿到了土地使用证。2008年3月，董永安调到河南省交通运输厅任厅长后，因为没有人协调各部门关系，倪荣泉将该项目转让，盈利3000万元左右。

　　董永安案发后，倪荣泉告诉专案组人员：“我就想着这么大的工程，如果顺利的话，我们公司至少能挣两个亿，如果没有董永安，咋也轮不到我赚这个钱，我怎么也要给董永安送些钱吧，太少了也拿不出手，就送给他500万元吧。”

　　“后来我研究上了生态混凝土，打算凭借老董的职权在公路上推广，这个项目的利润相当可观，如果他不出事，我的生意会越做越大，我会赚更多的钱。所以这500万元我是一定要给的，说白了，我的生意就是围绕董永安的职权展开的。”面对专案组人员的询问，倪荣泉毫不掩饰自己投资董永安的目的。

　　专案组调查发现，“会办事”的倪荣泉也瞅准了春节、五一和十一这些“良机”，借机向董永安进贡。四年间，倪荣泉送给董永安过节费32万元。另外，其先后四次行贿董永安150万元。专案组最终查证，董永安将收的这些钱都给了一位郭姓女子，让其代为保管。

　　“小费”不断

　　只为跟父母官联络感情

　　董永安担任市长期间，时常下企业视察工作。每次董永安视察，韩长生都要全程陪同，两人逐渐熟络起来。

　　韩长生是安阳鑫盛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鑫盛机床”）董事长，鑫盛机床则是安阳市的重点民营企业。

　　2007年春节前，韩长生为了感谢董永安在“退城进园”资金协调上的支持，给董永安送了10万元。

　　“退城进园”计划是董永安主政安阳期间推行的政策。当时，该市高新技术企业多盘踞于老城区，规模小，发展常受牵制；另一方面刚刚落成的高新技术园区又“独守空闺”，正待企业入驻。因此，董永安主导市政府出台政策引导企业入园，并给予资金支持。

　　韩长生的另一个身份是河南省人大代表，他和董永安每年都会到郑州开会，经常在一起，关系也就更紧密了。

　　专案组调查的资料显示，2005年3月，河南省人代会期间，韩长生和董永安被安排在一个宾馆住宿。一天晚上，韩长生到董永安的房间，见面寒暄后，韩长生对董永安说：“董市长，你来安阳后对我们企业发展没少支持，这是一点意思，你在郑州买点东西吧。”说着，他把一个信封放到董永安的床上，董永安回答说：“不用这么客气吧。你们企业有什么困难的话都可以提出来。”董永安推让了一下，也就收下了。

　　在此后2006年、2008年的河南省人代会期间，韩长生都如法炮制，每次都要给董永安送万把块钱，以“疏通关系，联络感情”。

　　在董永安任安阳市市长的四年间，韩长生先后五次给董永安行贿共计14万元。

　　“退城进园”政策实施期间，向董永安送“小费”的不止韩长生一人。

　　“政策提出是一回事，政策落实又是另一回事。政策需要政府落实，落实快慢和落实程度都由政府掌握。”董永安告诉专案组人员。

　　本刊记者了解到，安阳市的“退城进园”援助企业的资金来源于企业老厂区的土地拍卖所得，返还数额由国资委根据企业的发展规模和高新技术等级等因素予以确定。但是返还资金超过10万元的，需要董永安签字同意。

　　专案组调查发现，安阳市重点企业安阳凯地电磁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安阳凯地”）也卷入了“退城进园”案中。

　　2006年年初，安阳凯地董事长梁星火认为公司的厂址地处闹市区，面积小，限制企业发展。因此，安阳凯地通过安阳市重工业总会向市政府提出搬迁计划，市政府经研究后同意该公司享受“退城进园”的优惠政策。

　　但是，公司搬迁需要支付搬迁补偿费，厂区建设等大量资金，于是安阳凯地就向市政府打报告，要求按照市政府的优惠措施，将补偿资金尽快打到公司账上。

　　2006年4月左右，董永安签字同意安阳市国资委提出的关于安阳凯地公司整体搬迁的处理意见——将原厂址土地变现后部分返还给该公司，这些资金对安阳凯地公司的顺利搬迁起到很大的作用。

　　同样，安阳锻压机械工业有限公司也是安阳市的重点企业，董事长刘福海准备为该企业上数控锤项目，如果上数控锤项目，就要扩大厂房，根据该公司当时的条件根本没法实施，所以他们公司也想趁着这个机会，搬迁到郊区并且享受安阳市政府“退城进园”优惠政策，也就是可以得到市政府相应的安置扶持。

　　专案组的调查显示，刘福海和梁星火的公司都是享受安阳“退城进园”优惠政策的受益者。考虑到便于董永安接受，2007年春节前，刘福海和梁星火各自送给董永安5万元钱。

　　年轻官员提拔几率大

　　众商各显神通投资潜力股

　　专案组调查的资料显示，董永安的17项指控中，超过10项贿赂跟职务无关，商人们更多地是看重董永安年轻有为，提拔几率很大，想方设法给董永安送钱只为感情铺路，以便将来生意场上用得着。

　　2006年9月，董永安在井冈山中央党校分校学习，河南宏宇设备安装公司的张宏宇打电话和其聊天，得知董永安正在江西。张宏宇马上心领神会，提出到井冈山看望董永安。

　　张宏宇供述，过了两天，张宏宇就到了井冈山，在董永安的房间里，他塞给董永安一个牛皮纸信封，跟董说：“董市长，你在这里生活不方便，这两万元钱你需要什么就买点吧。”

　　董永安回答道：“你来看我就不错了，还客气。”

　　张宏宇说：“没事，到时候安阳有什么工程的话，董市长给我打个招呼，帮个忙就行了。”

　　2007年7月，张宏宇得知安阳市人大、政协正在兴建办公楼，就到安阳找到董永安，在办公室里，张宏宇对董永安说：“董市长，安阳市人大、政协办公楼的中央空调安装工程你给我帮帮忙。”董永安说：“可以，我给你打打招呼。”

　　专案组调查发现，此前的2007年春节及4月中旬，张宏宇分别给董永安送去了2万元和1万美元。后者，是张宏宇得知董永安的儿子即将出国留学时，特意送来的学费。

　　2007年10月份，董永安又为张宏宇协调了安阳市电业局电力培训中心大楼的中央空调项目。2010年11月，张宏宇听说董永安在北京301医院住院，专门赶赴北京，将一个装有两万元现金的牛皮纸信封放到病床上，说：“董厅长，这点钱是我的一点心意。”

　　四年间，张宏宇先后八次抓住董永安儿子出国、母亲病逝、逢年过节等“契机”行贿董永安。张宏宇告诉办案人员：“这些时候送钱便于董永安接受。”而其他商人，也如同张宏宇般精明。儿子出国，董永安收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关心”4万欧元和美元1万元。母亲去世，众商更是闻风各自行动，为董永安送去了慰问费，总计约15万元人民币。

　　专案组调查还发现，2007年中旬，殷晓应董永安夫人请求，陪她到法国看望儿子，顺便玩了一下。俩人在欧洲转了半个月，先后去了德国、法国、荷兰、卢森堡、瑞士等8个国家。殷晓告诉办案人员，出国的费用都是他支付的，花了1.2万欧元，刷卡消费了多少钱早记不清了。

　　殷晓是个办事“周到”的人，考虑到此番出国未给董永安带礼物，他回到南昌后又专程去了一次安阳，送给董永安3万欧元。

　　2008年6月，董永安母亲去世当晚，夜里12点多了，罗小川开车到西安找到回家奔丧的董永安，送了1万块钱，让董节哀。

　　罗小川是河南省双头黄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与董永安相识于2004年4月底，当时正值安阳“两会”期间，罗小川作为安阳市第十届政协委员见了新任市长，两人就这样认识了。

　　专案组的调查详细还原了罗小川跟董永安交往的经过。2005年初的一天，罗小川到市长办公室建言：“董市长，其他地方都有自己的政府招待酒，你看咱们安阳是不是也指定一家酒厂，作为市政府的招待专用酒。”

　　董永安说：“可以考虑，从税收、就业方面来考虑，对当地企业的发展都是有利的。”并让秘书安排市政府接待办购进了一批双头黄酒，作为招待客人时候的用酒。

　　2006年春节前一天，罗小川到董永安办公室，交给董永安一个档案袋就走了，董永安拆开看了看，里面装了5万块钱。

　　此外，2006年7月至2008年3月，董永安还为安阳中联钢业有限公司企业建设、银行贷款担保提供帮助，先后七次收受该公司董事长刘西庆28万元和1万欧元。

　　刘西庆解释了这样做的目的，一是感谢董永安的照顾；二是联络感情，以便今后求得董永安更多的关照。

　　接近本案的工作人员表示，公诉机关指控的十七项受贿事实中，超过十项受贿行为与董永安的职务无关，因此他并没有利用“职务之便”，无非是帮忙“过问一下”。

　　在专案组人员看来，商人们认为董永安是年轻有为的领导，提拔几率大，想和他搞好关系，于是先砸钱夯实感情基础，提前把路铺好，将来用得上。

　　厅长高位的最后疯狂

　　工程招标穿越权力真空

　　2008年3月，董永安空降至河南省交通运输厅担任一把手。

　　在董永安主政交通运输厅的两年间，河南省交通事业迎来了空前的高速发展。截至2010年12月底，河南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5016公里，连续5年保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全国第一。

　　专案组调查的资料显示，2008年12月份的一天中午，马钢对董永安说：“老兄，中铁十五局五公司在岳常的项目已经顺利通过资格预审，感谢老兄帮忙。快过节了，这是一点小意思，你随便买点啥吧。”

　　董永安回家后打开了马钢给的手提袋，里面装着一个报纸包，报纸包内是20万元现金。

　　马钢是河南天添高校后勤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与董永安颇有渊源。

　　据了解，早在上世纪80年代，马钢的弟弟就在董永安的车间里工作。董永安当上董事长后，经常到马钢经营的“烧鹅斋”饭店吃饭，马钢总是去敬酒，便搭上了这根线。

　　马钢供述称，2008年六、七月份的一天中午，马钢约董永安在郑州未来路的迪欧咖啡店吃饭，马钢对董永安说：“老兄，我与中铁十五局五公司合作在岳常高速承接工程，你帮帮忙。”董永安答应了马钢要给他帮忙。

　　专案组调查发现，马钢提出让董永安帮忙的请求后一两天内，河南省交通运输厅主管工程的副厅长到董永安办公室汇报工作，董永安对该副厅长说：“中铁十五局要在岳常高速承揽工程，你关照关照。”

　　董永安供述称，当时该副厅长说：“可以，你让他们直接给我联系吧。”随后，董永安给马钢联系说：“我已经给副厅长说过了，你可以直接给他联系，有什么事的话再给我说。”

　　因为董永安当时任交通厅厅长，岳常高速公路是由交通厅下属的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马钢和中铁十五局五公司是合作单位，也是具体的施工单位。

　　专案组调查发现，2009年5、6月份的一天中午，马钢再次约董永安在未来路迪欧咖啡店见面。见面后，马钢说：“老兄，在岳常高速工程项目，十五局五公司的标段已顺利中标，很感谢。另外我和中铁十五局五公司合作在洛栾高速工程项目还准备报名投标，老兄你还得再支持一下。”董永安说：“行，我给副厅长说说。”

　　根据马钢自己的说法，吃完饭后，他从汽车后备箱里提出来一个编织袋，说：“这是一点意思，我们的事儿还要你多帮忙关照。”这次马钢又给董永安送了100万元。

　　2010年元旦前后，马钢告诉董永安，岳常高速项目的工程款4000多万元没拨付，能不能给协调一下。

　　随后，董永安便跟岳常高速公路项目董事长联系，协调了中铁十五局五公司岳常高速项目资金的拨付问题。

　　过了一段时间，崔颖超打电话告诉董永安说：“董厅长，中铁十五局五公司的工程款4300多万元，已经开始拨付了。”

　　事后，2010年春节前一天，马钢又准备了200万元，将其装在水果箱，放到董永安汽车的后备箱内，董永安也没说什么就收下了。

　　按照董永安自己的说法，马钢和中铁十五局五公司是合作单位，是具体施工单位。马钢给他送钱，一是感谢他在投标时打招呼；二是感谢董帮他们催要了岳常高速公路的工程款；三是为了今后继续受到关照。

　　2008年10月至2010年10月，董永安先后四次共收受马钢350万元人民币。

　　与马钢相比，中铁十五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杨运堂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杨运堂的公司也是具体施工单位，董永安落马前几个月，他才刚开始与之接触。

　　专案组调查发现，2010年10月下旬的一天，杨运堂给董永安发信息，意思是他们公司想投岳常（岳阳至常德）高速公路的路面标，想让董永安给岳常高速的董事长打个招呼。此后四五天，岳常高速路面工程的资格审查结果出来了，最终杨运堂并没有通过预审资格。

　　因为这次岳常高速路面标的资格审查是由湖南省交通运输厅组织，设置了一些对湖南省企业有利的条件，杨运堂的公司未能进入招投标程序。后来杨运堂也没有来得及再问董永安。

　　专案组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7月至2010年11月，杨运堂在短短4个月内，分4次送给董永安共计60万元人民币。据杨运堂供述称，给董永安送钱主要是为了和他拉近关系，以便今后董永安能帮忙为他公司承揽高速公路的建设工程。让杨运堂没有想到的是，董永安还没有来得及对他的公司进行照顾，便于2010年12月24日被“双规”了。

　　在董永安主政河南省交通运输厅两年期间，河南省交通事业迎来了空前的高速发展，但他也最终倒在了漫长的贿赂之路上。

　　“想不到，他一直高调反腐倡廉，并且平时也处事谨慎。”面对董永安落马的事实，河南省交通运输厅一位知情人士说，董永安建立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廉政评价体系，可是面对商人们对他前途的投资，他却没有足够的定力，最终倒在权力与金钱的欲望之中。

　　

　　交通系统

　　贪腐多发地

　　公路建设立项、投资、建设、管理“四位一体”的管理体制，容易导致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的行为发生。

　　血书与贪腐

　　曾锦城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河南省交通厅倒下的第一位厅长。

　　曾锦城原系河南省周口地委副书记，25岁时就设计出中国第二大石拱桥——浒湾大桥。在交通厅任职期间，为解决河南交通路少、路况差等瓶颈问题，曾锦城带领全省交通系统风风火火建公路，并推动该省高速公路的起步，树立了“实干家”形象。

　　他曾以写血书的方式给河南省委表白：“我以一个党员的名义向组织保证，我决不收人家的一分钱，决不做对不起组织的一件事……”

　　但曾锦城偶尔也会认为自己劳苦功高，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1993年，因被人举报违纪违法问题，经上级部门查处后，曾锦城被免去省交通厅厅长职务。

　　1996年5月，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对曾锦城立案侦查。经法院查明认定，1989年9月至1996年2月期间，曾锦城利用其担任河南省交通厅厅长和周口行署专员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贿赂，并为他人谋取利益，共计37次，受贿总额约30万元。1997年10月，河南省漯河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曾锦城有期徒刑15年。

　　张昆桐是河南省交通厅长这个位置上倒下的第二位厅长。1994年，张昆桐上任后，便向省委领导表示一定要吸取前任厅长的沉痛教训，并提出口号：“让廉政在全省高速公路上延伸。”并自称以“为事以忠，为人以诚”作为人生格言，奉公守法勤奋工作。

　　在他掌舵河南省交通厅期间，河南省高速公路从无到有，并跃居全国前列，二级公路也在全国排名第二。令人意外的是，张昆桐却在此刻倒下了。

　　1999年10月20日，河南省纪委决定对张昆桐涉嫌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立案调查。2000年2月28日张昆桐被执行逮捕，5月27日，被依法罢免交通厅厅长职务。

　　经法院查明认定，张昆桐在担任河南省建设厅副厅长、交通厅厅长期间，先后受贿21次，共计100余万元，另外还挪用公款10万元。2001年3月，张昆桐因受贿罪被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张昆桐身陷囹圄后，原河南交通厅副厅长石发亮接管交通厅。

　　石发亮有着辉煌的过去，曾是全省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并被评为“十大新闻人物”。

　　面对因为腐败落马的前两任领导，石发亮在刚上任时也表示要吸取教训，提出“一个‘廉’字值千金”，并将其细化成“两个原则”：“不义之财分文不取，人情工程一件不干。”

　　然而，石发亮上任不到3年，2002年12月中旬，在中纪委的直接领导下，河南省纪委对石发亮实行“双规”。

　　经法院查明，石发亮在任河南省交通厅副厅长、厅长期间，单独或伙同他人为12个请托单位或个人谋取利益，先后23次收受贿赂款、物资合计人民币1497万多元、美元48万元、港币36万元。2006年8月，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石发亮无期徒刑。

　　在经历了厅长“三连倒”后，河南省曾将原河南省计委副主任安惠元被“临危受命”，空降至交通厅担任厅长。安惠元上任前，河南省主要领导亲自找他谈话，并面授“秘诀”：谁的饭都不吃，谁的酒都不喝，谁的烟都不接。

　　安惠元在任时并无腐败大案，2008年3月，其上调河南省政府，出任省长助理兼省政府秘书长。自此，他成了上世纪90年代至2012年间，河南省交通厅五任厅长中唯一“幸免”者。

　　或许是看到了空降厅长的好处，安惠元离任后河南省再次选择空降思路，时任安阳市市长的董永安于2008年3月到任交通厅厅长。

　　在廉政建设方面，董永安并没有3位落马前任那样豪迈的廉政宣言。据河南省交通厅知情人士介绍，董永安任上在廉政方面最重要的举措，在于探索建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廉政评价体系，以及把项目公司的党风廉政建设纳入全面考核范围。

　　然而，他就任不到一年，河南省交通厅就再发贪腐大案，2009年初，原交通厅副厅长李占朝被“双规”。两年后，他自己也未能幸免于难，与他的战友一样倒在了交通厅厅长的位置上。

　　交通系“贪才济济”

　　实际上，交通领域腐败丛生的局面，早已引起中央高层注意。

　　在2003年中纪委五次全会上，胡锦涛主席就指出，“1996年以来，全国有13个省交通厅(局)的26名厅局级干部因经济问题被查处，有的地方甚至连续几任出问题，根本原因就是投融资体制、招投标制度、行政审批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等方面存在漏洞。”

　　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也表示：“交通、城建等领域大案要案频发，必须强化监管，完善制度，堵塞漏洞，从源头上减少腐败。”

　　河南交通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报告认为，行政领导具体从事微观的市场经济活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模式，在市场不规范和监督缺失的情况下，如果自律不够，就可能出现建设项目和资金人格化。公路建设立项、投资、建设、管理“四位一体”的管理体制，容易导致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的行为发生。

　　然而，交通设施动辄上百亿元的投资，成了各路人马垂涎的肥肉。为承揽工程，不少人托关系找门路。因此，河南交通厅接连呈现的腐败案，并非个案。

　　据《法制日报》报道，安徽省交通厅原厅长王兴尧，除收受巨额贿赂外，还被指私生活极其糜烂。王兴尧在进行自我辩护时有一句话发人深省：“天地良心！我认为收钱是不对的，是错误的，但本意上我不想收，想收的话机会太多了！”

 

 

开国63年——究竟是什么令帝国长寿？

[史海钩沉]

发布时间:2012-10-09 11:48 作者:雪珥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63年，对于浩淼的中国历史来说，实在是渺小至极，而对于不同的王朝来说，它或许意味着青春的开始，或许代表着中年的跋涉，或许标志着死亡的将临。

六王毕、四海一。

自秦始皇一统江山以来，直至武昌城头一声炮响，掀开了共和革命的新篇章，中国总共出现了12个统一的王朝（其中涅槃重生的汉、晋、宋各分两朝，不包括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碎片化的时代）。

对于这12个王朝，开国63年意味着什么呢？

人生几何？

如果将王朝的寿命，比作人的寿命，或许能更清晰地看到开国63年对于不同王朝的生命意义。

在这12朝中，平均寿命为154.92年，如果将两汉、两晋和两宋分别合并计算为一朝，则总共9朝的平均寿命为206.56年。

将12朝列成更为直观的柱形图，能清晰地看出不同朝代政权寿命的高低：

为了便于直观对比，我另行计算了“相对寿命对比”，即：以唐朝289年为满寿80岁，计算其它朝与唐朝相比的相对年龄，算式是[政权寿命/289x80]：

我另行计算了“开国63年衰老度”，这是一个各朝自我对比的参数，即：将每个朝代的政权寿命等同于满寿80岁，计算开国63年时的相对年龄，算式是[63/政权寿命x80]：

从这两个柱形图中，可以看出，12朝的3种参数，分成了鲜明的5个阵营：

第一阵营，是超出250年以上的长寿者，有唐、明、清3朝；与唐朝相比，相对寿命都活过了74岁以上的“高龄”；按80岁满寿自我对比，它们在开国63年时，相当于17-19岁的少年，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衰老度极低。

第二阵营，寿数200年左右的，是西汉、东汉2朝；相比唐朝的相对寿命近60岁；按80岁满寿自我对比，开国63年时，它们相当于25岁左右的青年，衰老度很低。

第三阵营，寿数150年左右的，是北宋、南宋2朝；相比唐朝的相对寿命近45岁左右，等于中年而亡；按80岁满寿自我对比，开国63年时，它们正值而立之年，衰老度中等。

第四阵营，寿数100年左右的，是东晋、元2朝；对比唐朝的相对寿命仅仅27、28岁，属于早逝；如按80岁满寿自我对比，开国63年时，它们已是知天命的50岁上下了，衰老度很高。

第五阵营，寿数低于50年的，是秦、西晋、隋3朝；对比唐朝的相对寿命仅仅4-14岁，完全是少年夭折。如按80岁满寿自我对比，它们的衰老度大大超过了极限。

如果按照12朝平均寿命154.92年或9朝平均寿命206.56年计算，则开国63年时，其相对年龄分别是32.5岁和24.4岁，衰老度并不很高。

也就是说，从中国大历史的角度看，开国63年应该正值青壮年，如能更为年轻，处于花季年华，则政权阳寿正长，而一旦早衰了，则意味着寿限不永。

关键是，政权的青春秘方来自何方？

夭折的帝国

没能活到开国63年，有3个朝代：秦、西晋、隋，在12个朝代中占据了四分之一。如果再加上三国、南北朝及五代十国等碎片化时代中走马灯似更替的小政权，中国历史中的短命王朝，比比皆是，其数量大大超出了大一统的长寿王朝。

长寿的帝国，各有各的延年益寿秘方，而短命的王朝，却几乎都有相同的基因：那就是暴政。

秦与隋，均二世而亡，西晋传了四世，略微好看些。这3朝，都是在长期战乱之后，统一了中国，照理说久乱思治，民意其实能够给予了这3个王朝极大的支持，而前提就是他们自身不折腾。

有关秦亡的经验教训，或许是中国历史上反思得最多、最彻底的。

从秦帝国的缔造者秦始皇开始，已经出现竭泽而渔的倾向，大搞超常规、跳跃式的发展。秦帝国的大型基建项目，诸如长城、灵渠、驰道等，大多数确实是为了国防及公共的需要，而如同阿房宫那样的楼堂馆所，则是皇家自身的“三公消费”。无论为公为私，这些项目大大超出了民众所能承受的极限，勒紧裤腰带建设伟大帝国，从来都难以成为小民们的共识。“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这不仅是谴责阿房宫，也是对秦帝国过度投资的谴责。

第二代领导核心秦二世即位时，亟需修养生息的民意，对他是有所期望的。贾谊的《过秦论》认为：“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嚣嚣，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这是很有见地的分析：前一代领导人的折腾，对于新一代未必都是负资产，“危”中带“机”，被折腾惨的民众（“劳民”）会反过来对新主充满期盼，民众的要求也很低、容易满足，此时“仁政”的门槛并不高。

然而，民众并没有等到仁政，而是继续不断的折腾，“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最终，强悍的中华第一帝国，也迅速地消耗了自己的政权资源，“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杜牧《阿房宫赋》） “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过秦论》）

对自己强大政权的过于自信，对民意民心的过于漠视，是秦帝国灭亡的根本原因。而这种自大，如同中国历史的癌细胞，在之后的王朝更替之中持续不断地出现。杜牧因此而感慨：“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其实，后人也是“鉴之”的：“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秦人的这些专政政策，都被后世完整地“鉴之”了，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实际的“千古犹行秦王政”，中国也因此成为“一人为刚万夫柔”（梁启超语）的国度。后人“鉴之”的一大进步，则是在“秦王政”的裸体上，羞答答地套上一件儒家的长袍，偶尔也会披上佛家的袈裟，而近现代则会裹上一层“主义”的糖衣，以遮盖这具躯体上的遍体鳞伤。

隋代在其开国之初，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可能短命的迹象。隋文帝励精图治，经济发展、政治安定、文化繁荣，史称“开皇之治”。但其晚年就昏庸得相当不堪，在其极为可疑的死亡之后，次子杨广即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隋炀帝。隋炀帝个人的能力极强，雄才大略，但其对于大型基建项目的热爱，一如秦始皇，最终激起了大规模的群体性暴动。

与秦、隋不同，西晋的夭折，则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最高领导的近乎疯狂的“战天斗地”，而是既得利益集团毫无节制、近乎自戕的利益膨胀。这个被称为“士族”的阶层，上与皇家争权，下与民众夺利，一方面削弱了政权的权威，另一方面则为民粹式的暴动积薪添油。国内政治成为少数豪门的垄断游戏，全社会奢靡风气泛滥，石崇、王恺、羊琇等人的斗富故事，即是一斑。这样的“精英”阶层，自然难以构建什么“中流砥柱”，面对匈奴骑兵大风暴，被摧枯、被拉朽，毫不意外。

少年的改革

【西汉开国第63年，公元前139年，汉武帝建元二年】

这一年，西汉的第七代皇帝、年仅17周岁的汉武帝刘彻，刚刚即位2年多。

“建元”这个年号，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年号，这一小小的改革，似乎昭示了这位少年天子对自己职业生涯的期盼。

从长安城的皇宫，汉武帝无数次地西望。他的特使、25岁的张骞，在这一年出陇西、入西域，试图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却一走杳无音信。原来，张骞在匈奴境内被俘，自此被匈奴羁押11年。少年天子和青年特使，都没有想到，若干年后，西域会与中华帝国建立密切的联系，而大汉王朝将在西域设立“都护”，行使主权。

希图在外交和军事上创新之外，少年天子的最大改革举措，仍在内政上，而且，他将改革的刀锋，直接指向以太皇太后窦氏为核心的外戚家族。

太皇太后窦氏最初并不希望这位孙子即位，她的如意算盘是让自己的小儿子梁王刘武接替其兄汉景帝（汉武帝之父）的皇位。在关键时刻帮助汉武帝成功接班的，是姑母刘嫖，而刘嫖出手相助的原因，据说是汉武帝愿娶其女阿娇为妻、并承诺为其盖一座金屋，这就是“金屋藏娇”的典故来源。

汉武帝得到了皇位，阿娇也得到了金屋。但汉武帝得到的帝国，却并不稳固。开国63年来，虽然前有所谓的“文景之治”，但也埋下了很多的隐患。王公贵族形成了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诸侯藩镇势力尾大不掉，中央权威日渐沦丧，而官僚体系则被官N代霸占，形同世袭，社会上拜金主义横行，风气奢靡，贫富悬殊扩大。贾谊、晁错等人提出的改革措施，因为侵害到既得利益集团，中央不敢施行。甚至，晁错提议的削藩也成为“七国之乱”的导火线，诸侯们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口号，公然叛乱。而外患也不少，匈奴连年入侵，文帝时兵锋曾直逼首都长安，而景帝在位16年，匈奴入侵多达5次，堂堂的中华帝国只能用和亲之策应对，靠外嫁公主来韬光养晦。

这样的帝国，不改也的确不行了。这一年，汉武帝宣布改革新政，主要是尊兴儒学、革除利弊和诏贤举荐。引起最大反弹的，就是涉及利益调整的革除利弊，他“令列侯归就国”，将常住在京城的列侯们赶回自己的封底，同时下令各封国必须开放城门，不得私自设立关卡限制出入，并且“谪诸窦宗室毋节行者，除其属籍”，削除了这些窦家子弟的贵族属籍。

这样猛烈的改革，让既得利益集团无法接受，他们纷纷到太皇太后面前告状。而御史大夫赵绾的上书，则成为压垮这场短暂改革的最后稻草，他建议汉武帝，“诸政事毋奏东宫（即太皇太后所居地）。太皇太后闻之大怒，密访绾、臧阴过以让上。遂下狱，皆自杀。”老奶奶出手干预，汉武帝身边的改革班子立即集体下岗，“建元新政”宣告流产。

更为严峻的是，无论是刘姓还是窦姓的贵族们，都纷纷要求另立皇帝。此时，姑母兼岳母刘嫖又大力相助，老奶奶也未必想换下这个有锐气有担当的孙皇帝。摇摇摆摆下，汉武帝头上的皇冠最后没有落下。

以落寞结束的这一年，对汉武帝来说，也非毫无收获。在其姐姐平阳公主府中，他新纳了一位美丽的宫女，名叫卫子夫。后来，卫子夫成为中华帝国的皇后，而她的弟弟卫青则成为帝国最伟大的将军。

开国63年的失败，令年轻的汉武帝学会了韬光养晦。此后4年，他甩手朝政，天天玩乐游戏，直到建元六年（前135年）太皇太后去世，21岁的汉武帝改元“元光”，再度全力改革。

不和谐的“和帝”

【东汉开国63年，公元88年，章和二年】

这一年，汉章帝刘炟逝世，其年仅10岁的儿子刘肇即位，这就是汉和帝，东汉第四任皇帝。新皇帝宣布将下一年（89）改为“永元”年号。

皇帝年幼，太后自然垂帘听政。这时的太后，与西汉开国63年一样，也姓窦。窦太后并非小皇帝的生母。小皇帝的生母梁贵人，就是因为生了这个儿子，遭到当时的窦皇后的嫉恨，设计将梁贵人的父亲入狱杀害，梁贵人也忧惧而亡，窦氏就成了汉和帝的养母。外戚之间的血腥斗争，是东汉的主旋律之一。

小皇帝的父亲汉章帝，给他留下的江山似乎并不错。章帝本人是著名的书法家，其草书被后世称为“章草”。这位大书法家，延续了其父亲汉明帝的治国风格，帝国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班超两次出使西域，令西域重新称藩于汉，这一时期史称“明章之治”，是东汉难得的盛世。

汉章帝最大的问题，是对外戚过于宽纵，开创了东汉外戚专权的新局面。窦皇后的家族，势力极大，其兄窦宪、窦笃“赏赐累积，宠贵日盛”。小皇帝即位后，窦太后手握实权，窦宪则以侍中身份，“内干机密，出宣浩命”，成为实际上的宰辅。

窦宪擅权，在这一年居然派人暗杀疑似窦太后情人的都乡侯刘畅，理由就是担心刘畅可能分权。事败被捕，窦太后震怒，将这位哥哥囚禁在内宫。此时，臣服汉朝的南匈奴前来请兵，希望利用北匈奴的饥荒北伐。窦宪主动请缨，被太后接受，拜为车骑将军，率各族联兵深入大漠，连战连胜，大破北匈奴，勒石燕然山。三年北伐战争中，中华帝国的军队深入大漠5000里，将北匈奴彻底击溃，其残部逃亡向西，引发了欧洲的全面动荡，最后颠覆了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但是，北匈奴腾出来的空间，被东胡的鲜卑族填补。而在鲜卑的压力下，南匈奴等各族纷纷内迁，为日后东晋时的“五胡乱华”打下了伏笔。

立下卓越战功的窦宪，权倾天下，把小皇帝根本不放在眼里。但谁都没有想到，永元四年（92年），小皇帝在宦官们的帮助下，成功地剥夺了窦宪的大将军印绶，随即，窦家几兄弟皆被赐死。而包括《汉书》作者班固在内，窦宪的属下也大多被清洗。此时的小皇帝，年方14岁，其运筹帷幄之早熟，只有日后的康熙皇帝能比。

但如此以来，和帝也将宦官们引进了帝国的权力斗争，外戚-宦官的轮番折腾，成为最后摧毁这个帝国的主要原因。和帝的庙号中虽然写进了“和谐”二字，这个王朝却似乎从来没有与“和谐”贴近过。

窦宪虽然被广泛看作权臣、甚至奸臣，却也给东汉王朝奠定了和平的外部环境。东汉开国63年这年，窦太后推行了“罢盐铁之禁”的经济改革，民间被许可自由生产盐与铁，照章纳税，这令民间的活力大为释放。这些，或许才正是东汉王朝能在上层的不断折腾中依然病怏怏得了个长寿的根本原因？

权争下的平衡

【东晋开国63年，公元381年，晋孝武帝太元六年】

开国虽然仅仅63年，传到晋孝武帝司马曜手里，却居然已经是第九代了。东晋政权的不稳定，由此可见一斑。司马曜这年仅仅19周岁，却已经在位9年。

这一年，由谢安主导的对北防卫战，已经进行了2年，并且逐渐占据战略上的主动权。3年前（378年），前秦17万大军进攻襄阳，激战一年后城破，前秦军队随即围攻彭城，秦晋淮南之战爆发。谢安随即在建康布防，又令谢玄率兵从广陵应敌，四战四胜，扭转战局。

这一年之后，战争进入了第二阶段。2年后（383年），双方爆发了“淝水大战”，人数只有7万的晋军，战胜了前秦15万大军，全面胜利，留下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个成语。

东晋是一个残缺的帝国，帝国的北方早已沦丧，只能立都建康。南北之间的战争，从未停歇，而帝国最强的敌人，是苻坚统治下的前秦。年轻的晋孝武帝，算是东晋的有为之君。在其14岁（376年）亲政后，就实施了税赋改革，将按照田地多少征税，改为根据人头征税，而现役军人免交，这对于提升国防实力大有帮助。

外患之外，帝国的内忧也毫不逊色：几个大家族几乎分割了帝国，无论政治、经济还是军事，皇帝的权威并不足以号令全国。虽然在5年前（太元元年，376年），皇帝就开始亲政了，但长江上游控制在权臣桓氏手中，而下游则掌握在另一权臣谢氏手中。

权臣们势均力敌，形成了寡头政治，这种平衡成为这一年的帝国希望。

桓氏的核心人物是桓温，已经去世多年。作为当时最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桓温却在第三次北伐时，遭遇大败。为了挽回自己的权威，他选择了一种最为给力的方式，彰显自己的力量：废立皇帝。当时的皇帝司马奕被废，史称晋废帝，而司马昱被册立为帝，即晋简文帝。朝政大权完全操在桓温手中，他大肆清洗异己，陈郡殷氏、颍川庾氏两大几乎家族被屠杀殆尽，其势力亦足以随时篡位。

谢家的代表人物是谢安，这位名门才子，被推崇为江左“风流第一”，与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等关系密切，一起参与了兰亭的诗会，留下千古传诵的《兰亭集序》。但是，谢安在一次作战失败后，被废为庶人，进入桓温幕府，谋求东山再起。桓、谢二人后来虽为政敌，但一直惺惺相惜。

谢氏家族成为制衡桓温的主要力量。桓温曾威逼病重的简文帝改拟遗诏，预备将大位禅让给桓温，但遭到谢王两大家族的成功阻挠。直到桓温去世，他都未能成功篡位。

桓温虽死，但桓氏大权仍在，为维持稳定，谢安多方调解，保持了内部的势力平衡，在桓氏继续保留荆州控制权的同时，桓氏让出了扬州，交由谢氏，形成了“荆扬相衡，则天下平”的均衡，东晋王朝因此进入寡头政治阶段。

谢安当政时，努力维持朝局的稳定与平衡，这促进了帝国的复兴。但是，这个复兴过于短暂，随着谢安去世后，帝国内政再度败坏，并最终进入了权臣们争先篡位的南朝时期。

“燎炬枯槐”大兴旺

【唐朝开国63年，公元681年，唐高宗永隆二年暨开耀元年】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强盛、最长寿的王朝，唐朝开国63年时，正是青春洋溢的大好年华。

此时的唐高宗53岁，在位32年，却已经是个傀儡，真正掌权的是57岁的皇后武则天。皇帝和皇后，分别被称为“天皇”、“天后”，并称“双圣”，这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

唐高宗从父亲唐太宗手上继承下来的江山，早已不是“贞观之治”后的盛世。对外，唐太宗讨伐高句丽失败，对内，豪门圈占土地、贫富悬殊严峻。高宗登基后，回归贞观之治的治国理念，“罢辽东之役及诸土木之功”，与民休息，在李绩（徐世绩）、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辅佐下，唐朝的国力迅速开始复苏。军事上击败西突厥，边境宁静，内政上政治清明、百姓阜安。这一时期，史称“永徽之治”（永徽是高宗前6年的年号）。

“永徽之治”中，唐高宗还有一大收获，就是将比他年长4岁的武则天接入宫内，并迅速晋升为皇后。此后，高宗得了风眩病重，几至于失明，朝政逐渐落入皇后武则天之手，武后开始展现其政治才能。19年后（674年），帝后并称“双圣”，武后提出了12条改革建议，涉及“劝农桑、薄赋徭、禁浮巧、省功费、广言路、杜谗口、用人才”等各个方面，可以看作是其施政纲领。次年，唐高宗风眩症加重，武后终于摄政，改元仪凤，中华帝国进入女主当国的新时代。

开国63年这一年，大唐帝国的军队打败了东突厥阿史德温傅等部，也打败了吐蕃，东突厥薛延陀部率五州（姑衍州、步讫若州、溪弹州、鹘州、低粟州）来降。这是中华帝国边境战争中比较辉煌的一年，因此，武后宣布改元“开耀”，以示纪念。此时的帝国版图，东起朝鲜半岛，西临咸海（有说里海），北含贝加尔湖，南至越南横山，终唐一代，最为辽阔。

这一年，一个轰动朝野的八卦话题是，武后之女太平公主，下嫁薛绍。为了让巨型婚车能顺利通过，帝国政府不惜拆毁了作为婚馆的万年县的城门楼。婚礼当天，火炬映红了天空，夹路槐树因此而被熏死不少，留下了一个语典故“燎炬枯槐”。

而这个帝国，也开始进入“燎炬枯槐”的兴旺时期。

仁者无敌

【北宋开国63年，公元1023年，宋仁宗天圣元年】

这一年，年仅13岁的大宋第四代领导核心宋仁宗赵祯，才当政第二年。刘太后垂帘听政，直到10年后（1033年）刘太后病亡，仁宗才开始亲政。

女人当政，丝毫也不影响国家的发展。

刘太后在这一年，批准恢复太宗时期的“贴射法”，这是盐茶税收的重大改革。废除政府预支茶户本钱的制度，允许商人与种茶户之间自由买卖茶叶，但必须在官方的市场内进行，政府收取茶商“息钱”（税），“给券为验”。这一改革，促进了供需直接见面，原先被大茶商垄断的茶利回流国库；政府坐收息钱；商人和茶农的利润也大大增加。

这一年，刘太后还批准了一项影响深远的经济改革，就是在益州（今四川成都）设立“交子务”，开始发行纸币，每年125万“交子”。

“交子”就是纸币，这是四川商民因铁钱沉重，不便携带，而想出的对策。这些民间纸币，由成都的16家富民主持，但是，随着这些富民的衰落，发生了信用危机，无法偿还储户钱款，争讼数起。刘太后摄政后，经再三调研，最后决定还是决定由官方负责发行纸币。

这一年，泰州的常丰堰在夏季洪汛中溃决，一位盐仓监官给当年的同窗、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张纶写信，建议修筑捍海堰工程。张纶立即报告了中央，大力推荐自己的同窗。2年后，这位小干部被任命为兴化县令，主持修筑海堰工程。他的名字叫范仲淹。

若干年后，范仲淹提出的十大政策，掀开了仁宗“庆历新政”的帷幕，那就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

在宋代皇帝中，宋仁宗在位时间最长，共42年。他或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当得起庙号里的“仁”字的，若干年后他去世时，不仅“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即便是敌对的辽国，也是“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辽道宗耶律洪基接获讣告，“惊肃再拜，谓左右曰：‘我若生中国，不过与之执鞭持盖一都虞侯耳！’”700多年后，清代的乾隆皇帝坦陈，他平生只服3个帝王，一是其祖父康熙，二是唐太宗李世民，三就是宋仁宗。

宋仁宗时代，被后世不少人都看作是真正的盛世，仅仅在文学艺术方面，唐宋八大家中，除了唐朝的2人外，其余6人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都出在宋仁宗时期。后人林语堂将此称为中国文人所处的“最好的时代”。

文人之外，宋仁宗时期还出现大量的卓越政治家，如范仲淹，富弼，韩琦，文彦博，包拯，杜衍等。由元代所修的《宋史》赞美道：“（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这实在是对人君的最好赞美。

“仁宗盛治”42年，前10年都是刘太后垂帘听政，时间占了四分之一，因此，这个盛世的军功章，的确应该有刘太后的一半。刘太后并非宋仁宗生母，他们之间的故事，后来被演义成了“狸猫换太子”，刘太后不幸而成了戏曲中的反面角色。其实，刘太后与宋仁宗关系相当亲密，而对于刘太后，史家评价也极高称其“有吕（汉代的吕后）、武（唐代的武则天）之才，无吕、武之恶”。

这个帝国的开国63年，是幸运的，因为它有刘太后这样的掌舵人。

并无喜庆的“重庆”

【南宋开国63年，公元1190年，宋光宗绍熙元年】

时年43岁的南宋第三代领导核心宋光宗赵惇，此时仅是当政第二年。

上一年，宋孝宗将皇位禅让给了光宗，光宗即位后，将他当年的封为“恭州王”的封地“恭州”，改名为“重庆”，意为自己先封王、后即帝位，是“双重喜庆”，如今的重庆即由此得名。

其实，这一年，无论对于光宗还是大宋王朝，都没有什么值得庆贺。

为了这个皇位，光宗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并因此而对父亲充满了提防与怨愤。皇位到手后，光宗再也不必如同自己当太子那样，为了接班而对父亲低眉顺眼，他开始迅速地疏远父亲，甚至老人生病了也不探望，老人离世了也不服丧。

喜庆二字远离光宗，不仅是父子关系有问题，夫妻关系也很压抑。光宗的皇后李凤娘，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妒妇兼毒妇。这位皇后最为著名的一件事，就是在光宗赞美了一个宫女的美手后，将这双手活生生地斩下，放在盘子里送给光宗。几个受宠的妃嫔，也在皇后的毒手下丧生，令光宗痛不欲生。因为皇后的问题，作为太上皇的孝宗，迟迟不同意光宗册立唯一的儿子、皇后所生嘉王赵扩为太子，甚至计划在光宗之后将皇位再传回光宗之兄的儿子，这令光宗极为忧惧。

多重压力之下，光宗在接位的第3年，居然罹患了严重的精神疾病，大权落入了皇后之手。在太上皇孝宗去世之后，权臣韩侂胄、赵汝愚等，在太皇太后（南宋开国皇帝宋高宗的皇后）的同意下，逼迫光宗退位，禅让给了太子赵扩，是为宋宁宗。

南宋王朝的开国63年，在光宗与李皇后这对夫妻的统治之下，毫无亮点，孝宗时积累的清明政治，迅速腐败。

这一年大宋境内唯一值得注意的事件，就是一个名叫朱熹的儒生，将《大学》、《中庸》从《礼记》中提出来，再把《孟子》上升到“经部”，和《论语》汇集到一起，统一注解，作为一套书刊行问世，这就是所谓的“四书”。自此，四书五经成为中国读书人的经典兼樊笼。

倒是在遥远的蒙古草原，这一年发生一件更有意义的事件。部落首领铁木真，遭到了自己的结拜兄弟札木合的武装攻击，札木合联合了泰赤乌等13部共3万人，史称“十三翼之战”。这一仗，铁木真大寡不敌众而大败，由此开始卧薪尝胆，并最终成为一统蒙古草原、震撼世界的成吉思汗。而就在草原上发生着腥风血雨的战争时，大金王朝的章宗完颜璟，则在京城的西边筑台垂钓，日后，这里被称为“钓鱼台”，至今仍是政治的中心地带之一。

这一年，著名天文学家黄裳，向大宋皇帝进献了天文、地理八图。直到今日，黄裳进献的天文图是世界上现存星数最多、星位最准、时间最早的古代石刻星图。能将天象都看透的黄裳，是否也看到了这个帝国的悲催一生呢？

迟到的“鲁班天子”

【元代开国63年，公元1334年，元顺帝元统二年】

元代开国，一般不从1206年成吉思汗建国起算，而是从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开始。自此到元代灭亡，退回草原，共97年，因此，朱元璋有“自古胡人无百年之国运”的说法。

元代开国63年，是14岁的元顺帝妥欢贴睦尔当政次年。

这一年，因拥戴之功，权臣伯颜依然出任中书右丞相，独秉国政。这位蒙古丞相是罕见的保守分子，他不仅排斥儒生，废除科举制，而且严禁汉人、南人私造私藏兵器和喂养马匹。对于皇帝，他也不放在眼中，敢于当众将皇后从宫中搜出处决，原因仅仅是因为皇后的家族与其敌对。

面对群臣，年轻的皇帝暂时无能为力。元顺帝很小时，其母就因高层的权争而被杀，他本人则被先后放逐到平壤及广西，历经磨难，能活下来就相当不易。他的皇位的获得，也仅仅是因为以伯颜为代表的一群贵族们的拥戴。

伯颜的倒行逆施，持续到了六年之后（1340)才结束。小皇帝运筹帷幄，支持伯颜的侄儿脱脱赶走了伯颜，由脱脱出任中书右丞相。这位新丞相立即开始了一连串的政治、经济改革，恢复科举取士，放开马禁，降低盐额，并修辽、金、宋三史，颁发《至正条格》，史称“脱脱更化”。

但是，改革来得太晚了，老天也似乎不再给元朝更多的机会。“脱脱更化”推行不到4年，黄河大面积溃决，政府为筹集资金，不得不饮鸩止渴，推行金融改革，通过“钞法”剥夺民间。这种不择手段的维稳，终于彻底破坏了维稳，大规模的民众暴动最后掀翻了这个不可一世的政权。当朱元璋的大军逼近大都（北京）时，元顺帝率后妃逃回大漠，元代至此而亡。

这位末代皇帝心灵手巧，能自己动手做不少器物，曾自制金人玉女自动报时器，头眼爪尾自行转动的龙舟，人称“鲁班天子”。但是，迟到的鲁班已经无力救国，他的最大成就，也就是在大漠中再度维持着一个史称“北元”小朝廷。

宣德炉绚烂而易碎

【明代开国63年，公元1431年，明宣宗宣德六年】

大明帝国第五位皇帝明宣宗朱瞻基，这年33岁，登基已经6年。

这一年，在首都北京，被囚禁的皇叔、赵王朱高燧去世，这标志着困扰大明帝国半个多世纪的藩王问题彻底成为历史。6年前，明宣宗的继位过程，就因叔父们的暗杀甚至武装叛乱，而充满了凶险。

这一年，在帝国的南方，明宣宗正式册封黎利为安南国王。自明成祖以来，中华帝国已经将安南设为郡县，纳入版图，但该地一直动荡不安，牵扯明朝大量的军力、财力和物力。皇帝放弃安南，当时就引起不少争议，毕竟这将导致数十万大军数十年奋战的成果付诸东流，而中华帝国自此也失去了向东南亚扩张的基点。而在这一年，朝野上下的确看到了，放弃安南大大减缓了财政的负担。

这一年，在帝国的北方，明宣宗批准东北的兀良哈朵颜等三卫，可以与明朝互市交易。这三卫曾在宣宗即位初期于边境地区大肆掳掠，却又因畏惧宣宗亲征而谢罪入贡。

这一年，在大洋之上，已经年过六旬的郑和，进行了第7次航海，远及阿拉伯半岛以及东北非洲沿岸。

不仅这一年，整个明宣宗一朝，都是明史上少有的中兴气象。

这一年，明宣宗亲撰《招隐诗》，表达求贤若渴之情：“……予嗣祖宗，统临万邦，求贤图治，宵旰皇皇。群才皆来，布列在位，道行身尊，百业之贵。”不久，又作《悯农诗》：“农者国所重，八政之本源。忧劳互晨昏，半年仅能给，欠岁安可论。既无糠核肥，安得绵絮温。恭维祖宗法，周悉令具存。遐迩同一视，复育如乾坤。尝闻古循吏，卓有父母恩。惟当慎所择，庶用安黎元。”

这一年，明宣宗宣布禁止官员、尤其御史迎来送往，整顿官场风气：“风宪官须守法乃能以法治人。今御史多轻薄少年，不以礼德自治，喜人阿谀奉承，苟失迎送，辄生事挫辱。在外官亦不能自执礼法，谄谀成风。其榜示禁约，申明御史巡按有司迎送之禁。违者治罪。”

这一年，明宣宗诛杀诛宦官袁琦及阮巨队等人。袁琦自幼侍奉宣宗，伏势贪纵，擅自派宦官阮巨队等往广东等地以采办为名，掠夺军民财物。同时，宣宗令都察院发出公告，严禁内官内使怙宠作威，“若中外军民人等有投托跟随内官内使，因而拨置害人者，全部判以死罪”。当然，也恰恰是在宣宗朝，帝国设置了“内书堂”，教导宦官们读书，后设司礼监秉笔太监等，将宦官引入了国家管理体系，成为日后宦官专权的开端。

宣宗一朝，人才济济。朝堂之上，有杨士奇、杨荣、杨溥（合称“三杨”）、蹇义、夏原吉等名臣；军旅之中，有英国公张辅；地方上，有于谦、周忱这样的清官。在这些能臣的辅佐下，明宣宗整顿官场，减免税粮、复业流民、赈灾救荒，与其父明仁宗一道，这两朝被称为“仁宣之治”。《明史》对此称赞有加：“即位以后，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若乃强藩猝起，旋即削平，扫荡边尘，狡寇震慑，帝之英姿睿略，庶几克绳祖武者欤。”

这一年，没有任何史料说明，33岁的明宣宗如何继续巩固和提高他的最大业余爱好——斗蟋蟀（促织）。这位皇帝因这项爱好，而被人戏称为“促织天子”，通过《聊斋志异》的《促织》，这一形象更是得到广泛传播。而历史证明了，皇帝只要大方向抓对了，区区一点怪异爱好，并不影响一个英明君主的塑造。

开国63年，大一统的12个王朝中，3个已经夭折（秦、西晋、隋），3个则一地鸡毛（东晋、南宋、元），余下的6个王朝，都表现出了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变革。这种变革，有的出自最高领导人本身(西汉、明、清)，有的出自摄政的皇太后（东汉、北宋），有的出自擅权的皇后（唐），但无论是谁主导了变革，历史已经给出了结论：这些王朝都因此而延年益寿。

开国63年，究竟是日暮穷途的“老大帝国”，还是乳虎啸谷的“少年中国”，或许，就是要看这一年在忙些什么？

（雪珥注：因篇幅所限，本文对清代开国63年没有展开，将在雪珥今后的清史文章中另行涉及。）

来源: 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