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收件箱 : bangtai.us@gmail.com 郝柏村解讀蔣介石日記（上,下） 来源: lfz11 于 2012-10-30 wenxuecity 郝柏村曾擔任中華民國參挚傞L、國防部長。並於1965～1971擔任總統府侍衛長，親炙蔣介石多年。 郝柏村解讀蔣介石日記（上） 郝柏村解讀蔣介石日記（下） 图揭中国街头标语变迁史 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发展轨迹 文章来源: chewi 于 2012-10-30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万岁!”——1954年，南京市五一节检阅游行队伍的观礼台。“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1958年国庆节，天安门前由钢铁工人组成的游行队伍。当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此全国掀起疯狂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把心交给党”——1958年，南京高校知识分子“反右”后在游行中向党表忠心。“公共食堂是我们的大家庭”——1959年，无锡市和平区居民食堂。“大跃进”年代为解放劳动力提倡吃饭食堂化。“三面红旗”——1963年，南京举办歌颂三面红旗群众歌咏会。“三面红旗”分别是“总路线”、“大跃进”及“人民公社”。“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毛泽东”—— 20世纪70年代的全家福合影上印有毛主席语录。“深揭狠批‘四人帮’的滔天罪行”——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77年8月12日-18日在北京举行。大会总结了同“四人帮”的斗争，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青年们要充分认识自己所负的重任，祖国在期待你们，人民在期待你们，革命在期待你们。”——1977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恢复高考。“联产承包好”——1984年10月1日，北京，国庆游行的标语。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央在农业改革中首次提出此口号，农村土地承包到户后，农民获得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生产积极性得到空前提高。“小平您好”——1984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庆祝日，盛大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时，北京大学游行队伍中展现出一条“小平您好”的醒目横幅。“发展才是硬道理”——1989年，乡村邓小平“语录”。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当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邓小平掷地有声地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再穷不穷教育，再苦不苦孩子” ——上世纪90年代初的河南乡村。中国对基础教育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当时关于教育的标语口号铺天盖地。三个代表”——2002年，海南岛陵水龙门村，“三个代表”标语下的儿童合影。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社会和谐”——2006年4月30日，江苏淮安市第一届全民健身运动会万人自行车巡游，群众打出“社会和谐”标语。中共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后，“和谐社会”成为这几年来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之一。 周恩来为何三不留？ （注：又见网络文章盛赞周恩来，谨以此文略表浅见。） 一般而言，政治人物总是希望自己在人世间的所作所为能够名留青史。这不仅表明了他对自己的肯定，而且其人格和所作所为可以作为后世效仿的对象，至少铭记其青史的地方可以为后人前来凭吊并表达敬仰之情提供一个场所和机会。 由周、恩、来三个字构成的人名可谓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响亮而显赫的称谓，据说这个人拥有着超人的执政能力和迷人的品德，得到了其敌人和朋友的双重敬重，成了一些人心目中政治家的道德楷模。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受到无数人追捧的政治家，在自己临终前却留下遗言：一不留尸骨，二不留骨灰，三不留灵位。其意图可谓非常明确，让自己在这个其自称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忘我工作了数十年的党国内不留下一丝痕迹。不过，在他死后，由他生前竭尽全力辅佐毛泽东并参与创建的政权则极尽所能地试图在普通民众心中为他塑造一座政治人格的“丰碑”。 其实，那些捧周的人中没有一个知道周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一切人的行为都源自自身的内在意志或灵魂深处的价值取向。这是一个隐秘的个人世界，而这个隐秘的世界只有那个人自己最了解，外人只能通过其行为做出判断。 显然，周最了解自己的那个隐秘世界，最清楚自己的人生经历，从而也就能够最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将会获得怎样的历史评估，而这个评估绝对不会只有喜欢他的人才有资格做出。这才是他决定“三不留”的根本原因。这一决定也因此而间接地告诉了历史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因为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缺乏自信，就像一个自杀的人感到了自己人生希望彻底破灭或面对未来恐惧得没有勇气生存一样。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三不留”是周在其肉体生命即将耗尽前对自我政治生命的自杀式了结。当然，这仅仅是个人推测，无事实依据，例如类似自杀者的遗言等，因而不能成为定论。 也许周恩来曾有过幻想在毛之后死去，从而有机会以自己在政权内部的威望来做出某种改变，但上帝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因此，临终前他还进一步告诫自己的夫人远离政治中心而非鼓励她继续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但邓颖超没有听从他的劝告，而是积极投身其中，因为她认为自己还有足够的能力和机会。 正如文学城里的城友阳虎于2012-10-29 06:30:04对《周恩来传世照片的故事：一个谎言留下永恒瞬间》一文给出的评论中所说的：关于周在中共建国后的表现，我一直感到困惑。一方面他对毛的种种错误完全无原则的附和，甚至推波助澜，使毛肆无忌惮；另一方面他也的确在其个人能力范围内鞠躬尽瘁，忘我工作，克己奉公。他并没有亲生子女，亲戚关系也相对疏远，所以全无后顾之忧。既不沉迷女色也极其清廉，并没有物欲牵绊。这都和普通中国人的世俗贪欲相差极大。那么是什么使他对毛完全无原则的服从，甚至很多事情已经完全违背了党内的组织程序和原则，违背他以一生效忠的共产主义理想？背后的原因，等待更多史料的披露来佐证。 无独有偶，中国20世纪后期最有权势的人物邓小平也选择了“三不留”的措施来湮灭自己为中国改革开放做出的巨大贡献。如果不是由于6489事件的爆发，或许邓小平也不会选择以这一方式来了结自己。 在人类历史上以湮灭自己的肉身为最后手段的还有希特勒，他在最初被其军队打得落花流水而后期却顽强地强大起来的苏联红军攻克柏林的前夕与自己的情妇爱娃一道自杀身亡，自杀前命令自己的部下将两人的肉体烧成灰烬。不过，上述三个人都是自愿的。最近以湮灭某个政治人物尸体的方式来消解其历史影响力的是美国对本拉登的处理，不过这并非出自死者生前的自愿，而是被其敌人强加于其身的。 人类史上不乏亵渎政治家尸体的行为，例如，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在秦孝公死后对辅佐秦孝公强大秦国的商鞅施行了五马分尸的车裂酷刑；前苏联的斯大林在死后招致了严厉的批判，其尸体亦被从位于红场列宁墓旁的墓穴中拖出受到亵渎；中国人中至今依然有人在期待着对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毛泽东等实行鞭尸惩罚。这些行为使得后世的某些政治家们感到了某种顾虑甚至恐惧。 历史不是单纯地由英雌或政治家自己来谱写的。因此，一个人要想在人类历史上做一个名留青史的政治家，必须将自己的人生政治方向和手段建立在令普罗大众能够感受到自由、公正和正义的立场上。惟其如此，才不会对自己产生后顾之忧。 由TNEGI//ETNI张贴 wenxuecity 台湾是“亚洲地中海”的锁钥 2012年10月31日 谢选骏 谢选骏在1988年写作的《走出黄河心理（延安精神）》（《河殇解说词第一稿》）的第四集《两种选择》里说： 台湾学者凌纯声在他的《中国古代海洋文化与亚洲地中海》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整个海岸线和太平洋上的堪察加、千岛、日本、朝鲜、琉球、台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除新几内亚）、印度支那等半岛与岛，构成了一个广袤的内海即“亚洲地中海”。而整个环太平洋的远东海洋古文化，则起源于中国大陆东岸，它是东亚、东南亚、大洋洲、南北美洲的文化源头，同时，也是隐藏在中国文化即一般所说的中原文化下面的更为古老的“基层文化”。 距今五千年前，代表中国文化主体的华夏民族，从中国西北部迁徙而侵入中原，尔后再次第进入东部沿海地带，他们是大陆文化的代表。 与此相对，原先居于中国大陆沿海地区的土著民族，因为生活在亚洲地中海沿岸，他们的文化，也就富于海洋文化特性。 中国大陆内部，自古以来就有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之争。这除了有许多考古资料可资证明外，在神话等古文化系统上亦有若干证明，其结果显为“昆仑神话”与“蓬莱神话”。相反力量的逐鹿，增进了早期文明的活力，并左右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例如，秦朝统一中国，也就结束了北部亚洲地中海（这以台湾岛为界，台湾以北的中国海叫“北地中海”，台湾以南的海叫做“南地中海”）区域的海洋文化和内陆文化的斗争；其结果，是以秦为代表的内陆文化的彻底胜利。 战国时代的楚国和齐国，曾是强于秦国的“世界大国”；无论是齐文化还是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都带有中国海洋文化特点。但最终统一中国的是来自内陆腹地的骑马民族的力量。只是秦的统一，并未永远结束中国内部的海权与陆权之争，而是掀开了新的一页：亚洲地中海南部的海洋文化，和亚洲北部内陆强权的斗争。这时，形势从北中国的东（海洋文化）、西（内陆文化）之争，转为整个亚洲地中海区的南（海洋文化）、北（内陆文化）之争，其表现形式就是秦朝向楚国以南的百越地区伸展势力并最终将之殖民同化。 始皇的内外对调移民，隔绝海外交通，是大陆文化对于海洋文化所实行的消极海禁政策。秦的政策，在明清时代的海禁政策中，也得到了再度的认同和延续。 在中国的大地上，蔚蓝色并未从此完全消失，它不过是在黄色的强权重压下，暂时隐退了。中国的历史一再表明，固执于闭关自守的黄色，与主倡走问世界的蔚蓝色，是始终并存并互相角逐的。 儒家文化在内陆强权主控中国的长期统治下，曾是十分合理的。儒家思想恰恰是这样一种文化哲学：它表达了内陆文明的生活规范与理想。 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现行所说的“封建主义”似应是指内陆文化的统治模式。不对内陆文化的基本趋向做出根本扭捩，“反封建”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而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前提，恰是欧洲海外航线的开辟，定期的海外贸易的稳步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市民阶层的独立，商业城市和行会集群的自治等一系列的历史事变…… 是海权导致了民主革命。因此，决定文化现代化能否成功的，是现代公民的心灵蔚蓝化到什么程度。这不仅是近代的启示。早在古希腊时代，雅典的民主制度，就正是伴随着雅典海上权力的建设一同兴起的。文艺复兴则与威尼斯、热内亚的海洋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而相对的，内陆国家的斯巴达、罗马等强权，则有更多的专制倾向。 当然，和内陆腹地的专制的中国比起来，半岛地区更为内陆形态的斯巴达和罗马，也还是实行了一种在阶级内部平等合作的贵族统治。在东方，也就是在西欧以外的整个世界，由于海权的萎缩，由于海上活动缺乏不依赖内陆强权的独立性，民主的秩序，也就姗姗来迟。 处在欧亚非之间三角地带的那个地中海区域，陆权和海权、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差别，早在三千年前就有符号资料予以记录了。在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那里，我们见到与现代世界极为相似的生活情调，那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非常富于近代特征，连抽水马桶等生活设施都应有尽有——因为克里特与现代西方文明，同属海权国家的类型。但就是在同一个时代，不论是克里特岛以东的两河流域，还是在克里特岛以南的尼罗河流域，由于那里陆权因素压倒了海权，因而内陆文化的特点也要强于海岸文化。从而形成了“东方专制主义”。 有论者认为，亚洲新兴经济的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的经济起飞，在很大程度上渊源于他们的儒家文化传统。论者根据这一假设推断说，儒家文化很可能是走入工业社会的一条捷径。但是，我们看到，在儒家文化所覆盖的上千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陆，除了它所发源的地区即中原之外，儒家文化只是上层文化极薄极薄的表面文化而已。形象地说，儒家文化只不过是把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多源文化给“镀了一下”。在这层极薄的表壳之下，有各种基层文化活跃着，儒家文化的贡献只是在于，它以自己的特殊性格，把互不相同的基层文化给连结到一起。 再看一看亚洲经济的四小龙，它们都是位于一些岛屿或半岛之上，它们与东亚大陆上经济文化的发达地区有一个极大相似点：面向大海，在不同程度上生成了“蔚蓝色的文化要素”。相比之下，儒家文化最为深厚的中国腹地，儒家文化的故乡，几百年来业已处于经济文化的不断衰退之中。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不断南移和东移，正是意味着：从内陆区域移向海洋区域；传统的黄色正在变成新型的蔚蓝色。 黄土地的出路也正在于辽阔的蔚蓝色。 无疑，黄土地带所孕育起来的中国内陆文化，曾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否则它便不可能覆盖多元的海洋文化，并光照整个东亚大陆。它融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为一体，以典型的内陆文化的结构力量，连接各种区域性的海洋和内陆文化素，从而创造了一个统一的外表。但是，内陆文化的独尊，不可能是永恒的。因此，在一种源于西欧的新型海洋文化的冲击下，黄河文明就无可避免地陷入了近代史上的困境，于是我们经历了百年之久的社会变乱与文明解体。 ………… 这段文字虽然已经过去二十四年，但是结合现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围绕钓鱼岛/钓鱼台/尖阁群岛而起的争端，还是很有启发的。 按照“亚洲地中海”的逻辑看，日本在1879年夺占琉球群岛的动作只是一个“夺占亚洲地中海”的序幕罢了。然后，日本依序夺取台湾（甲午战争）、北亚洲地中海（日俄战争）、南亚洲地中海（太平洋战争）……可以视为同一个序列。所谓的太平洋战争，虽然轰炸了珍珠港、袭击了中途岛，但主要战役其实是在南中国海沿岸也就是“南亚洲地中海沿岸”展开的：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印度支那……这其中的锁钥就是1895年拿下的台湾。西方各国没有阻止日本拿下台湾，也就自掘了太平洋战争的坟墓。 这其中，日本的扩张步伐每隔十多年就迈进一步：1879—1894年，十五年；1894—1904年，十年；1904—1914年，十年；1914—1941年，十七年。一头一尾间隔较长，中间时段比较频密。 从“亚洲地中海”的逻辑看，台湾应是“亚洲地中海”的锁钥：台湾以北是中国、朝鲜、日本、俄国构成的“北亚洲地中海”，台湾以南是中国、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构成的“南亚洲地中海”。 从中国的利益看，不直接进攻台湾，而通过清除“南亚洲地中海”（台湾以南）和“北亚洲地中海”（台湾以北）这两翼的障碍，实施“围点打援”的“毛式解放战略”，应该是成本较小的统一台湾的“正确方针”。 因为说到底，占领台湾比占领小岛有利可图得多，而且攻占台湾引起的国际纠纷却要小得多。这一进一出的区别，不可谓不大。 [博讯来稿] 我不忏悔 - 一个红卫兵司令（长） 世界名画（1）巴黎1/3 CCTV高清720P - YouTube ► 14:51► 14:51 www.youtube.com/watch?v=6qD4Rzh2Va4新增4 天前 - 15 分钟 - 上传者：achu2013cnThe Amazing Spider-Man New Official Full Movie 2012 [HQ] 2: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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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柏村曾擔任中華民國參挚傞L、國防部長。並於1965～1971擔任總統府侍衛長，親炙蔣介石多年。
郝柏村解讀蔣介石日記（上）
郝柏村解讀蔣介石日記（下）
周恩来为何三不留？
（注：又见网络文章盛赞周恩来，谨以此文略表浅见。）
一般而言，政治人物总是希望自己在人世间的所作所为能够名留青史。这不仅表明了他对自己的肯定，而且其人格和所作所为可以作为后世效仿的对象，至少铭记其青史的地方可以为后人前来凭吊并表达敬仰之情提供一个场所和机会。 由周、恩、来三个字构成的人名可谓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响亮而显赫的称谓，据说这个人拥有着超人的执政能力和迷人的品德，得到了其敌人和朋友的双重敬重，成了一些人心目中政治家的道德楷模。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受到无数人追捧的政治家，在自己临终前却留下遗言：一不留尸骨，二不留骨灰，三不留灵位。其意图可谓非常明确，让自己在这个其自称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忘我工作了数十年的党国内不留下一丝痕迹。不过，在他死后，由他生前竭尽全力辅佐毛泽东并参与创建的政权则极尽所能地试图在普通民众心中为他塑造一座政治人格的“丰碑”。 其实，那些捧周的人中没有一个知道周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一切人的行为都源自自身的内在意志或灵魂深处的价值取向。这是一个隐秘的个人世界，而这个隐秘的世界只有那个人自己最了解，外人只能通过其行为做出判断。 显然，周最了解自己的那个隐秘世界，最清楚自己的人生经历，从而也就能够最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将会获得怎样的历史评估，而这个评估绝对不会只有喜欢他的人才有资格做出。这才是他决定“三不留”的根本原因。这一决定也因此而间接地告诉了历史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因为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缺乏自信，就像一个自杀的人感到了自己人生希望彻底破灭或面对未来恐惧得没有勇气生存一样。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三不留”是周在其肉体生命即将耗尽前对自我政治生命的自杀式了结。当然，这仅仅是个人推测，无事实依据，例如类似自杀者的遗言等，因而不能成为定论。 也许周恩来曾有过幻想在毛之后死去，从而有机会以自己在政权内部的威望来做出某种改变，但上帝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因此，临终前他还进一步告诫自己的夫人远离政治中心而非鼓励她继续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但邓颖超没有听从他的劝告，而是积极投身其中，因为她认为自己还有足够的能力和机会。 正如文学城里的城友阳虎于2012-10-29 06:30:04对《周恩来传世照片的故事：一个谎言留下永恒瞬间》一文给出的评论中所说的：关于周在中共建国后的表现，我一直感到困惑。一方面他对毛的种种错误完全无原则的附和，甚至推波助澜，使毛肆无忌惮；另一方面他也的确在其个人能力范围内鞠躬尽瘁，忘我工作，克己奉公。他并没有亲生子女，亲戚关系也相对疏远，所以全无后顾之忧。既不沉迷女色也极其清廉，并没有物欲牵绊。这都和普通中国人的世俗贪欲相差极大。那么是什么使他对毛完全无原则的服从，甚至很多事情已经完全违背了党内的组织程序和原则，违背他以一生效忠的共产主义理想？背后的原因，等待更多史料的披露来佐证。 无独有偶，中国20世纪后期最有权势的人物邓小平也选择了“三不留”的措施来湮灭自己为中国改革开放做出的巨大贡献。如果不是由于6489事件的爆发，或许邓小平也不会选择以这一方式来了结自己。 在人类历史上以湮灭自己的肉身为最后手段的还有希特勒，他在最初被其军队打得落花流水而后期却顽强地强大起来的苏联红军攻克柏林的前夕与自己的情妇爱娃一道自杀身亡，自杀前命令自己的部下将两人的肉体烧成灰烬。不过，上述三个人都是自愿的。最近以湮灭某个政治人物尸体的方式来消解其历史影响力的是美国对本拉登的处理，不过这并非出自死者生前的自愿，而是被其敌人强加于其身的。 人类史上不乏亵渎政治家尸体的行为，例如，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在秦孝公死后对辅佐秦孝公强大秦国的商鞅施行了五马分尸的车裂酷刑；前苏联的斯大林在死后招致了严厉的批判，其尸体亦被从位于红场列宁墓旁的墓穴中拖出受到亵渎；中国人中至今依然有人在期待着对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毛泽东等实行鞭尸惩罚。这些行为使得后世的某些政治家们感到了某种顾虑甚至恐惧。 历史不是单纯地由英雌或政治家自己来谱写的。因此，一个人要想在人类历史上做一个名留青史的政治家，必须将自己的人生政治方向和手段建立在令普罗大众能够感受到自由、公正和正义的立场上。惟其如此，才不会对自己产生后顾之忧。
由TNEGI//ETNI张贴 wenxuecity
台湾是“亚洲地中海”的锁钥
2012年10月31日 谢选骏
谢选骏在1988年写作的《走出黄河心理（延安精神）》（《河殇解说词第一稿》）的第四集《两种选择》里说：
台湾学者凌纯声在他的《中国古代海洋文化与亚洲地中海》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整个海岸线和太平洋上的堪察加、千岛、日本、朝鲜、琉球、台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除新几内亚）、印度支那等半岛与岛，构成了一个广袤的内海即“亚洲地中海”。而整个环太平洋的远东海洋古文化，则起源于中国大陆东岸，它是东亚、东南亚、大洋洲、南北美洲的文化源头，同时，也是隐藏在中国文化即一般所说的中原文化下面的更为古老的“基层文化”。 距今五千年前，代表中国文化主体的华夏民族，从中国西北部迁徙而侵入中原，尔后再次第进入东部沿海地带，他们是大陆文化的代表。 与此相对，原先居于中国大陆沿海地区的土著民族，因为生活在亚洲地中海沿岸，他们的文化，也就富于海洋文化特性。 中国大陆内部，自古以来就有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之争。这除了有许多考古资料可资证明外，在神话等古文化系统上亦有若干证明，其结果显为“昆仑神话”与“蓬莱神话”。相反力量的逐鹿，增进了早期文明的活力，并左右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例如，秦朝统一中国，也就结束了北部亚洲地中海（这以台湾岛为界，台湾以北的中国海叫“北地中海”，台湾以南的海叫做“南地中海”）区域的海洋文化和内陆文化的斗争；其结果，是以秦为代表的内陆文化的彻底胜利。 战国时代的楚国和齐国，曾是强于秦国的“世界大国”；无论是齐文化还是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都带有中国海洋文化特点。但最终统一中国的是来自内陆腹地的骑马民族的力量。只是秦的统一，并未永远结束中国内部的海权与陆权之争，而是掀开了新的一页：亚洲地中海南部的海洋文化，和亚洲北部内陆强权的斗争。这时，形势从北中国的东（海洋文化）、西（内陆文化）之争，转为整个亚洲地中海区的南（海洋文化）、北（内陆文化）之争，其表现形式就是秦朝向楚国以南的百越地区伸展势力并最终将之殖民同化。 始皇的内外对调移民，隔绝海外交通，是大陆文化对于海洋文化所实行的消极海禁政策。秦的政策，在明清时代的海禁政策中，也得到了再度的认同和延续。 在中国的大地上，蔚蓝色并未从此完全消失，它不过是在黄色的强权重压下，暂时隐退了。中国的历史一再表明，固执于闭关自守的黄色，与主倡走问世界的蔚蓝色，是始终并存并互相角逐的。 儒家文化在内陆强权主控中国的长期统治下，曾是十分合理的。儒家思想恰恰是这样一种文化哲学：它表达了内陆文明的生活规范与理想。 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现行所说的“封建主义”似应是指内陆文化的统治模式。不对内陆文化的基本趋向做出根本扭捩，“反封建”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而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前提，恰是欧洲海外航线的开辟，定期的海外贸易的稳步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市民阶层的独立，商业城市和行会集群的自治等一系列的历史事变…… 是海权导致了民主革命。因此，决定文化现代化能否成功的，是现代公民的心灵蔚蓝化到什么程度。这不仅是近代的启示。早在古希腊时代，雅典的民主制度，就正是伴随着雅典海上权力的建设一同兴起的。文艺复兴则与威尼斯、热内亚的海洋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而相对的，内陆国家的斯巴达、罗马等强权，则有更多的专制倾向。 当然，和内陆腹地的专制的中国比起来，半岛地区更为内陆形态的斯巴达和罗马，也还是实行了一种在阶级内部平等合作的贵族统治。在东方，也就是在西欧以外的整个世界，由于海权的萎缩，由于海上活动缺乏不依赖内陆强权的独立性，民主的秩序，也就姗姗来迟。 处在欧亚非之间三角地带的那个地中海区域，陆权和海权、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差别，早在三千年前就有符号资料予以记录了。在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那里，我们见到与现代世界极为相似的生活情调，那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非常富于近代特征，连抽水马桶等生活设施都应有尽有——因为克里特与现代西方文明，同属海权国家的类型。但就是在同一个时代，不论是克里特岛以东的两河流域，还是在克里特岛以南的尼罗河流域，由于那里陆权因素压倒了海权，因而内陆文化的特点也要强于海岸文化。从而形成了“东方专制主义”。 有论者认为，亚洲新兴经济的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的经济起飞，在很大程度上渊源于他们的儒家文化传统。论者根据这一假设推断说，儒家文化很可能是走入工业社会的一条捷径。但是，我们看到，在儒家文化所覆盖的上千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陆，除了它所发源的地区即中原之外，儒家文化只是上层文化极薄极薄的表面文化而已。形象地说，儒家文化只不过是把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多源文化给“镀了一下”。在这层极薄的表壳之下，有各种基层文化活跃着，儒家文化的贡献只是在于，它以自己的特殊性格，把互不相同的基层文化给连结到一起。 再看一看亚洲经济的四小龙，它们都是位于一些岛屿或半岛之上，它们与东亚大陆上经济文化的发达地区有一个极大相似点：面向大海，在不同程度上生成了“蔚蓝色的文化要素”。相比之下，儒家文化最为深厚的中国腹地，儒家文化的故乡，几百年来业已处于经济文化的不断衰退之中。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不断南移和东移，正是意味着：从内陆区域移向海洋区域；传统的黄色正在变成新型的蔚蓝色。 黄土地的出路也正在于辽阔的蔚蓝色。 无疑，黄土地带所孕育起来的中国内陆文化，曾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否则它便不可能覆盖多元的海洋文化，并光照整个东亚大陆。它融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为一体，以典型的内陆文化的结构力量，连接各种区域性的海洋和内陆文化素，从而创造了一个统一的外表。但是，内陆文化的独尊，不可能是永恒的。因此，在一种源于西欧的新型海洋文化的冲击下，黄河文明就无可避免地陷入了近代史上的困境，于是我们经历了百年之久的社会变乱与文明解体。 ………… 这段文字虽然已经过去二十四年，但是结合现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围绕钓鱼岛/钓鱼台/尖阁群岛而起的争端，还是很有启发的。 按照“亚洲地中海”的逻辑看，日本在1879年夺占琉球群岛的动作只是一个“夺占亚洲地中海”的序幕罢了。然后，日本依序夺取台湾（甲午战争）、北亚洲地中海（日俄战争）、南亚洲地中海（太平洋战争）……可以视为同一个序列。所谓的太平洋战争，虽然轰炸了珍珠港、袭击了中途岛，但主要战役其实是在南中国海沿岸也就是“南亚洲地中海沿岸”展开的：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印度支那……这其中的锁钥就是1895年拿下的台湾。西方各国没有阻止日本拿下台湾，也就自掘了太平洋战争的坟墓。 这其中，日本的扩张步伐每隔十多年就迈进一步：1879—1894年，十五年；1894—1904年，十年；1904—1914年，十年；1914—1941年，十七年。一头一尾间隔较长，中间时段比较频密。 从“亚洲地中海”的逻辑看，台湾应是“亚洲地中海”的锁钥：台湾以北是中国、朝鲜、日本、俄国构成的“北亚洲地中海”，台湾以南是中国、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构成的“南亚洲地中海”。 从中国的利益看，不直接进攻台湾，而通过清除“南亚洲地中海”（台湾以南）和“北亚洲地中海”（台湾以北）这两翼的障碍，实施“围点打援”的“毛式解放战略”，应该是成本较小的统一台湾的“正确方针”。 因为说到底，占领台湾比占领小岛有利可图得多，而且攻占台湾引起的国际纠纷却要小得多。这一进一出的区别，不可谓不大。 [博讯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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