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以下的内容100%的真实性。从医15年来，我也反复告诉病人这些事实。但是没有人愿意去听，更没有人愿意去相信。或许，我们的同胞们真的需要清醒了。说的直白一点，癌症治疗其实就是一种赚钱手段，就是一项创收产业。据估计，癌症治疗每年在全球赚6000亿美元，其中，单在美国年赚1200亿美元。

怎么才算是成功的抗癌案例呢?美国癌症协会和美国大学肿瘤学和血液学给出的答案是凡是经过治疗能多活5年的癌症患者都可以认为其抗癌成功。同时双方都坦言“即使癌症病人不接受任何治疗也有可能撑7到10年。”当然，只有我们医生才能拿到这些杂志。不是你们——癌症病人。

据统计，替代疗法治愈癌症的几率比传统治疗高十倍 。注意：我这里说的是“治愈”

其次，牢记另一件事。肿瘤只是一个症状。它不是引起癌症的罪魁祸首。从你患上癌症，到你抗癌所受的煎熬，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所谓“科学”。解铃还须系铃人。别再盲信科学，到时你的病也就自然好了。

此刻的我正在与癌症进行第三次恶战。在癌症发作之时，我并没有接受任何化疗、放疗或者手术治疗。白血病、非霍奇金淋巴瘤我都一一挺过来了。现在我大脑里又长了成胶质细胞瘤，医学上认为这种肿瘤是脑瘤中不可治愈的。5个月前，医生的诊断结果给我判了死刑——我还有仅仅10个月左右的寿命。

在抗癌期间，我一直服用中药、大剂量的维他命C;接受针灸、嵴椎按摩疗法、顺势疗法;尝试不同的膳食营养搭配。没错，刚开始我的病情恶化。癌细胞迅速转移到我的淋巴结、肺部和骨骼上。但是，到这个周，我可以很高兴的说我的淋巴系统和骨骼上的癌细胞已经消失殆尽。先前我肺部的6个肿瘤，现在只剩下2个了。脑中的肿瘤也缩小很多。我从来，从来没有接受他们所谓的化疗、放疗或手术治疗。

这里有个非常有趣的数据。当然，普通人根本得不到除非你是医生。每年都有1000多名主治癌症的医生被诊断出癌症。但是只有不到10%的人选择接受他们给病人进行的那套治疗方案。这有点像另一个赤裸裸的事实——不到25%的儿科专家会给自己的孩子接种疫苗，因为因接种而导致猝死和各种副作用的风险远比患病本身的风险高得多。这不是在哄你，这是事实。

医学关乎的是金钱，不是你的健康。不幸的是，它却愚弄了众人，特别是老年人、残疾人及穷人。他们煳里煳涂的陷入圈套，早早葬送了自己的性命。与此同时，那些百万富翁们正乘坐着私家喷气式飞机驶往欧洲，甘愿花大把的钞票接受替代疗法并且重获了健康。

替代疗法总是很灵吗?不，当然不是。在这世界上没有尽善尽美的事物。但是替代疗法值得你一试。除非你大限已至，否则你绝对不会因为接受了替代疗法而死去。话又说回来，如果真是你的时间到了，即使华佗在世，也无济于事了。然而替代疗法却能保证你生前最后的生活质量。虽然那些接受替代疗法的癌症病人们最终也难逃疾病的魔爪，但是至少他们可以在弥留之际与家人相聚，有的甚至还能认出自己的家人。他们并不像那些接受了化疗、放疗的病人那样骨瘦如柴，更不像他们那样在生命的最后几天连家人都辨认不出来。那些接受传统治疗的病人晚期被癌症蹂躏的惨不忍睹。有时，甚至连你都不敢确定躺在你面前的是不是那个从前精神倍棒容光焕发的他。他们所承受的身心之痛是我们永远也体会不到的。但是，带给他们的，是一次次的失望，是医生一次次的摇头感慨：“呃……情况不太乐观啊，我们还得加强对你化疗放射的力度。”

这一切的罪恶性在于你的医生明明知道这套把戏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却依旧把你推向万劫不复之地!

在我成为医师的那一天，我对自己、对上帝郑重宣誓。我也一直以身践行。我并没有因为当医生而功成名就发家致富，因为我拒绝与其他医生同流合污，宣扬那一无是处的传统疗法。

真心希望你们能仔细阅读以下内容。你的生活，很有可能，会因此不同。

约克坎特雷尔， 医学博士，心理学博士

多年以来，人们一直被灌输“化疗是治疗癌症的唯一途径”的思想。直到现在，约翰霍普金才最终决定告诉你们这里还有一种替代疗法。

来自约翰霍普金的有关癌症的最新信息

1.每个人的体内都有癌细胞。在常规测验中这些癌细胞并不会检验出来直至他们滋生到几亿个。当医生告诉癌症病人经过治疗他们体内已经没有癌细胞了，其实，这只意味着化验没办法检测出癌细胞，因为它们的数量还没达到可检测到的程度。

2.在人的医生中，癌细胞会出现6到10次不等。

3、当一个人的免疫系统抵抗力强的时候，癌细胞很容易被杀死从而阻断了它繁殖、形成肿瘤的可能性。

4、当一个人得癌症时通常也意味着他有营养不良等问题。这或许是来自遗传，但是其中也有环境、饮食、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影响。

5、要想摆脱营养缺陷综合症的困扰，你需要改变饮食结构，多吃些营养丰富的食品;一日4到5餐并且在里面添加增强免疫力的物质。

6、所谓化疗就是杀死体内那些繁衍迅速的癌细胞。但是，与此同时，它也扼杀了骨髓、胃肠道中迅速生长的健康细胞，并严重影响五脏机能。

7、放疗在摧毁癌细胞的同时也对健康的细胞、组织和器官造成了灼伤、疤痕等不同程度的损害。

8、在化疗和放疗的初期，肿瘤在尺寸上是有缩小的趋势的。然而，治疗效果却和治疗时间不成正比。化疗、放疗的时间眼看着一天天增长，肿瘤却还在病人体内肆意妄为。

9、当体内因长期化疗、放疗积聚了过多有毒物质时，免疫系统的防御能力就会大大下降甚至彻底崩溃。因此一点点小感染或者并发症就足以让癌症病人搭上性命。

10、长期的化疗和放疗会使癌细胞对其产生免疫，这时候要想摧毁癌细胞也就难上加难了。那手术治疗呢?很抱歉的告诉你，它极易引起癌细胞的转移。

11、癌细胞的快速分裂和生长需要大量能量，因此控制癌症病人营养的摄入，即医学界所指的“饿死癌细胞”也是抗癌的有效方法之一。

附录：助长癌细胞繁殖的食物

A.像甜味剂这些用糖精做的糖分替代品对身体都是有害的。食用起来更为安全放心的是像蜂蜜、糖蜜等产品。但前提是一定要控制摄入量。我们平时家里吃的食用盐都是因为添加了某种化学物质才呈白色。所以，用布拉格的氨基酸或者海盐来代替它会比较好。

B.牛奶能促进体内粘液的分泌，尤其是促进胃肠道内粘液的分泌。而癌细胞赖以生存的环境就是粘液。所以癌症病人要果断戒掉喝牛奶的习惯，通过喝不含糖分的豆浆来饿死癌细胞。

C.癌细胞适宜生长在酸性环境中。以肉食为主的饮食是呈酸性的。所以最好的饮食结构是多吃鱼，适当搭配一点肉食，如鸡肉。肉里面也含有抗生素、生长激素和寄生虫，这些都对人的身体健康有负面影响，对癌症病人更为不利。

D.如果你每餐80%是由新鲜的蔬菜、果汁、全麦、坚果和适量水果构成的，那么它们可以为你身体营造碱性环境。其它20%可以吃些豆制品。新鲜的蔬菜榨汁可以提供能被人体迅速吸收的活性消化酶并能在短短的15分钟之内到达细胞内，从而起到滋养细胞、促进健康细胞生长的作用。想要获得活性消化酶来帮助细胞生长的话就喝点新鲜的蔬菜(大多数蔬菜都可，豆芽也可)榨汁吧!此外，每天吃2到3次的生菜也对健康有益。消化酶在104华氏摄氏度(40摄氏度)的高温下会失去效力。

E.远离咖啡、茶、巧克力这些咖啡因含量高的产品。含有抗癌物质的绿茶倒是个不错的替代品。至于饮水问题，为了避免自来水里的致病物质和重金属，最好是喝纯净水或者过滤水。不要喝蒸馏水，它是酸性的。

12、肉类蛋白很难消化而且需要消耗大量消化酶。未能及时消化的肉类滞留在肠道内时间过长，进而腐烂，对人体健康造成更大威胁。

13、癌细胞壁被一层厚厚的蛋白质包裹着。不吃或者少吃肉可以减少消化酶的消耗，从而使消化酶更集中的攻击癌细胞的蛋白质细胞壁。与此同时，号称体内“杀手细胞”的各个细胞也可以及时的吞噬癌细胞。

14、一些能增强免疫力的膳食补充物可以使体内白细胞杀死癌细胞。其他像维他命E的补充物能产生，或者能即使清理已死亡、受损或没用的细胞。

15、癌症是一种考验人们心灵、肉体、精神的疾病。积极乐观的精神状态会帮助战斗于癌症最前线的病人们痊愈而归。相反，愤怒、无情、刻薄却会使身体进入到高度紧张且呈酸性的环境。所以，让我们学着去爱去宽容吧!去放松去享受吧!

16、癌细胞不能在有氧环境中生存繁殖。每天适量运动、深呼吸都可以使更多的氧气进入细胞内。“氧气疗法”是另外一种运用在抗癌上的手段。

1、切勿将塑料容器放在微波炉中加热。

2、切勿将塑料瓶装水放在冷藏箱里冷藏。

3、切勿将覆盖有塑料保鲜膜的食品放入微波炉中加热。

以上三条信息是约翰霍普金最近发表在通讯上的。可别小瞧它们，它们现在在沃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广为传播。二噁英能导致癌症，特别是乳腺癌。它对我们体内细胞的的毒性作用相当强。千万不要将装着水的塑料瓶放在冰箱里冷藏，因为塑料瓶会在此种条件下释放出二噁英。最近，城堡医院的人类福祉项目负责人爱德华弗吉莫特博士在一次电视节目里详细阐述了这个安全隐患。他提到了二噁英以及二噁英对我们人体健康的负面影响。他说我们不应该将盛有食物的塑料容器放入微波炉加热。尤其是不要加热油脂类食物。因为在高温、脂肪、塑料的三重作用下，释放出的二噁英迅速进入食物内并最终通过饮食渠道进入人体细胞内。同时，他建议我们用玻璃容器加热食物。像唐宁瓷器、派莱克斯耐热玻璃器皿、陶瓷器皿等都是很好的选择。都是加热食物，用玻璃容器不会产生任何二噁英，何乐而不为呢?类似的像电视晚餐、速食拉面都应该被扔掉换上其他容器。纸类容器看起来不错但是你并不知道里面到底含有什么物质。所以用像钢化玻璃、唐宁瓷器的这种玻璃类容器相对更安全些。爱德华博士还提醒我们前些日子一些快餐厅用纸质类餐具代替了泡沫餐具的一大原因也是二噁英问题。

同时，爱德华博士也提到了像赛纶(一种美国品牌)这类塑料保鲜膜，当它们覆盖在食物上并被放入微波炉加热时，其危险性不亚于将塑料瓶装水放在冰箱里冰镇。当食物在微波炉里烹制时，高温使塑料保鲜膜上的毒素融化并滴落到食物上。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将纸巾覆盖在食物上。

    　
    来源：人民网 作者：邹逸麟
    
    外地红卫兵徒步赴京　
    

　
    本文原载于《历史学家茶座》第21辑，原标题为“步行‘串联’日记”
    　
    下面是一份44年前“文革”时期的步行串联日记。1966年6、7月间，复旦大学也与全国其他高校一样，“文革”开始了。起初是批吴晗的《海瑞罢官》，8月份，原党委开始大规模批斗各系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历史系最先抛出的是周谷城、周予同，之后系里一批老教授大多被批斗，即后来的所谓“斗鬼风”。10月份，红卫兵小将开始揪斗党委，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历史系的部分青年教师处于“逍遥”状态，只是随着需要，写写大字报，参加一些批斗会，感到很无聊。某日，在大连海运学院红卫兵的影响下，也开始了步行串联去北京的行动。我作为串联组的一员，当时即将每天的行程和见闻记录了下来。现在看看还是很有意思的。
    　　
    当年记录时，因条件很差（见日记），字迹潦草，文句也不顺。这次整理，仅做文字上的处理，内容完全按照当时的语气和观点。那年我31岁，今年我75岁了，一眨眼44年过去了。这份日记可以让今天80后、90后的年轻人了解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的思想和观念。今天看起来，可能很可笑，但却是真实的。同时，日记也记录了京沪沿线市镇各种面貌，从中也可以窥测到这44年间，京沪间沿线城镇的极大变化。

自序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不久，1966年8 月下旬，《人民日报》发表了大连海运学院15位红卫兵小将从大连步行至伟大首都的消息，震动了全国各地的革命小将。15位革命小将怀着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的心情，响应毛主席号召，走出城市，走出学校，走向社会，走向工农兵，不怕雨打日晒，不管路途遥远，步行一千公里，历时一个月，到达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心脏，开创了步行串联的先例。
    　　
    我们历史系的几个青年教师看到这则消息后，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也跃跃欲试。10月下旬一天，在办公室里聊起来，也决定组织一支上海—北京的步行长征串联队。最后决定参加的人员有：赵永复、夏祖恩、王文楚、邹逸麟、周维衍、林汀水、项国茂、董力生、陈训亮（物理系）、陆惠鸿10 人。事后向历史系党总支作了汇报，得到同意后，由系里开了介绍信，制作了一面红旗。大家各自打点了简单的行装。10月28日早晨，我们由复旦出发，至12月14日中午到达首都天安门前，前后共48天，行程一千四百多公里。其中除了休整、串联、访问、宣传外，实足走了35天。
    　　
    这次步行串联，不但锻炼了意志、体力，更重要的是解放了思想，接触了社会，了解了许多从书本上无法知道的事情，看到了许多从无见闻的事物，丰富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知识，收获是很多的。
    　　
    这是我一生难忘的一段经历，现将一路上的见闻记录下来以作永久的纪念。

1967年3月补记　　

1966年10月28日 星期五 晴
    　　
    今日报上刊登了我国发射导弹核试验成功的消息，这是毛主席思想的又一次伟大胜利。我们在这样一个令人鼓舞的日子里开始长征是很有意义的。
    　　
    早晨8时一刻，在复旦新门口迈出了长征的第一步。以历史系主任黄世晔为首的一部分教师还陪送我们走到大八寺才回校。我们继续步行，10时左右到达了大场镇，在一个仓库大门外略作休息，12时35分到达了南翔镇。
    　　
    南翔在明朝时已置镇，为当时吴淞江支流横沥所经，“为商贾凑集之所”，今属嘉定县。新中国成立后为全国卫生标兵。到了那里，果然名不虚传，家家户户住房周围都打扫得十分干净，门前都种有小树和花草，清新之感扑面而来。
    　　
    南翔镇著名的是小笼包子。因为中午时间已过，饭店里的包子已卖完，我们只能各自胡乱地吃了一碗面，解决了午饭。当地名胜是“古漪园”，现破四旧，改名“东风公园”。我们为赶路，无暇游览。
    　　
    傍晚5时多，至安亭镇。晚饭于安亭饭店。晚宿于安亭公社电视室内。接待站给我们每两人发一条被子，地上铺了一张草席，只能席地而眠。
    　　
    当时全国兴红卫兵大串联，各地都设有红卫兵接待站，免费供应住宿，但各地因经费或重视程度不同，提供的条件差异很大。
    　　
    安亭镇在1958年后，建设成像闵行、张庙一样，是上海周围的卫星城市。有一条蛮像样的柏油马路大街，两旁高楼大厦，有各式商店林立，橱窗摆式也颇新颖。就是行人不多，商店内无甚顾客，大概不是周日的缘故。今日头一天，走了约35公里，生平从未一天内走过如此长路，两脚脚底起了大小水泡数个。热水洗脚后，必须将水泡挑了，否则明日无法走路。这仅仅是开始，严重的考验还在后头呐。

1966年10月29日 星期六晴
    　　
    晨7时45分从安亭出发，10时15分至昆山录（陆）家浜。从安亭出发不久即出了上海市区，进入江苏省。
    　　
    我们至录家浜汽车站即行休息。昨天走一天，今天才走了大约5公里，两腿已感到搬不动了。坐下来休息后，就不想动了。亟待解决的是吃饭问题。打听下来，这里到镇上还有几里路，大家坚决表示不再走这几里路了，决定就地解决吃饭问题。可是哪里去找饭店呐？最后还是向车站旁养路工人住宿的“养路之家”买了几斤大米，借了灶头烧了吃。没有菜，养路工人给了我们一些咸萝卜干，就此下饭。米是上海吃不到的上等大米，肚子实在饿坏了，就着咸萝卜干，我也吃了6两，出生以来一顿饭从来没有吃这么多过。
    　　
    饭后休息片刻即行起步。下午4时至昆山县城。昆山县城不大，但相当繁荣，是典型的江南小城。我们被接待站安排住在居民委员会的办公室里，吃饭在居委会食堂，有饭有菜，两天来第一次吃上了像样的一顿饭。居委会干部很热情，虽然无床，睡在办公桌上，但有被子盖，也可以了。
    　　
    今天只走了20余公里，到最后人已疲劳不堪，步行的速度已很慢，不知能否坚持到最后。

1966年10月30日 星期日 晴
    　　
    晨8时从昆山县城出发，走约15公里，中午12时至唯亭镇午餐。唯亭古作彝亭。据《吴地记》：阖闾十年，有东彝侵逼吴境，吴王御之于此，因名。可见唯亭地名由来已久。
    　　
    唯亭现属吴县，卫生工作极差。我们在镇上一小店吃午饭，店堂很小，厨房就在隔壁，我们望里一瞧，菜在未下锅前，密布苍蝇，嗡嗡声不绝，见了令人不寒而栗，大家互相明白，于是只吃一碗鸡蛋汤即罢。
    　　
    晚6时至苏州，被安排在市六中。这是一所寄宿制学校，故晚上也有食堂开饭，我们就在六中食堂搭伙。伙食很简单，一人一份用瓦罐蒸的饭，大约二两左右，上面盖上一些青菜和一块腐乳，味清淡也不错。因为中午吃得太少，腹中甚饥，狼吞虎咽一下子将二两饭吃完，还未感到饱，但也无奈。饭后，在学生淋浴室洗了个澡，消除了一天疲劳，在一间会议室里，将几个会议桌并在一起胡乱睡下，倒头入眠。

1966年10月31日 星期一 晴
    　　
    今天大家决定在苏州休整一天。
    　　
    上午去拙政园、狮子林逛了一圈。“文革”以来，苏州园林都改了名。园林内过去封建官僚、文人墨客的题词都被铲除了，换上了毛主席语录和革命的标语、口号。使长期以来为地主封建官僚阶级享乐的园林以崭新的内容，真正地还给了劳动人民，这是红卫兵小将的伟大功勋。
    　　
    苏州观前街铺上了柏油，两旁树木茂盛，市容整洁，给人以舒适的感觉。
    　　
    大家在逛街时走散了，中午我与陆惠鸿、赵永复三人于观前街一饭店一起吃了饭。饭后，我去东北街37号看了山东大学历史系同班同学唐德俊。他是医生世家，在历史系读到三年级时没有兴趣便退了学，回苏州老家行医。1959年我来过一次苏州，也曾来拜访过。七年不见了，仍老样子，大概承担了院长之类的职务，因长久不在一起，谈不出什么，坐了几分钟即告辞。回到六中，写了封家信。晚饭后即休息，以便明日一早赶路。

1966年11月1日星期二晴
    　　
    晨5时半即从苏州六中出发，9时15分抵达浒墅关，共12公里。浒墅关是江南运河东岸的一个小镇，与其他江南市镇一样，街道狭窄而热闹。古时作“许市”，《唐书》上作“郁墅”。明景泰间在此设榷关，可见为水运交通要隘。但这种市镇仅是运河上的一个间歇站，故这几年没有什么大的发展，还是传统的古老小镇。
    　　
    9时30分从浒墅关起步，沿着塘岸（运河堤）走9 公里，于11时半至望亭镇。当地人称运河堤为塘岸，据查在《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金兀术攻占杭州后退兵，“遂由秀州平江路取塘岸路行”。可见迟至宋代已称运河堤为塘岸。
    　　
    这一段塘岸较直且窄，宽仅约1米，有的地方还要窄些。堤岸高出运河水面约2米，河面坡度很小，在无风的日子里，无论南来北往，均需拉纤，否则无法行船，船工就是拉纤者，行船的劳动力很强。
    　　
    望亭镇历史悠久，相传三国时吴于此置御亭。唐时称望亭。明清时在此运河上筑堰。唐宋以来属无锡，今日属吴县。当地人讲的是苏州话，再往北走7公里，到了无锡县的新安镇，群众讲的便是无锡话了。中国方言真复杂，相差数里，即有不同方言。望亭位于运河之西，为铁路、公路、运河三条交通线所经，故小镇商业繁荣，来往客商大多在此歇脚。再往北7公里的新安镇就小得多了，没有什么商店，只有几家打制农具的手工业铺。
    　　
    晚6时进入无锡市区，我们被接待站安排在延安中学住下。同学们很热情，他们看到我们是从上海步行来的长征队，非常热情地将我们接到教室里住下。今天走了36公里，感到非常疲劳。睡前忙着热水泡脚，挑脚底水泡，否则明天无法走路。

1966年11月2日 星期三晴
    　　
    上午在住地学习毛主席语录，谈谈这几天串联的体会。大家都感到最近几天只注意赶路了，忽视了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宣传。这几天沿途走来，深深感到文化大革命确实将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了，广大农民非常关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毛主席、共产党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对我们往北京去见毛主席的串联队伍十分热情，沿路在田头送茶送水，还要我们到北京向毛主席问好。
    　　
    沿途看来，今年太湖流域地区农业生产收成很好。稻田里密密麻麻的稻穗，简直像刷子一样。田旁都树立了许多毛主席语录碑，真是精神变粮食。当我们走过一片丰收在即气象的稻田时，不禁想起毛主席诗句：“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今后在出发前一定要学习毛主席语录，要结合当前任务和思想学习。
    　　
    下午到无锡轻工业学校看大字报。这座学校在惠山脚下，规模很小，是无锡唯一一座高等学校，学生们都出去串联了，没有什么新情况。
    　　
    晚饭后，与陆惠鸿上街一小饭店吃了半斤肉骨头、一点黄酒，微醺而归。

1966年11 月3日 星期四 晴
    　　
    早晨5时出发，走了19公里，10时余到了洛社，是一个很小的镇。略作休息，再走8公里，于12时到了横林镇。
    　　
    横林镇地处运河沿岸，是一个比较繁荣的市镇。我们在镇上找了一个比较干净的饭店吃了顿午饭。十人合吃，点了几个菜，共2元钱，每人2角，够便宜的了。吃饱饭后，人感到很疲劳，休息到下午2时才起步，3时半到了戚墅堰。
    　　
    一路上林汀水、董力生身体不适，赵永复脚肿得厉害。本想在戚墅堰过夜，不料当地区委对我们很冷淡，说没有地方住，要我们住旅馆，甚至说如果没有钱，可以写申请书。我们听了很气愤，决定继续赶路。又走了11公里进入常州市。
    　　
    因为大家已经很疲劳了，想找一家中学住下，找了很久才找到向阳中学（分校）。同学们倒很热情，可惜没有被子，最后只好拖着疲惫的身子到市委接待站。我们被安排住在教师进修学院，睡在一间大房间内。由于串联人很多，人闹声喧，一夜未睡好。
    　　
    今天走了44公里，为步行以来最高纪录。
    　　
    这几天下来，有了一些走长途的经验：一是走长路最好不要讲话，以免消耗体力。一开始，因为每天换一个地方，有新鲜感。所以每天一早开路，大家都很兴奋，大声讲话，还互开玩笑。结果没有走多少路就感到很累了。于是大家明白了，每天上路一般都不讲话，到了休息时才聊天。二是走长途公路要左右两边轮流走，不要一直走一边。原因是公路修造时，为排路面积水，都是中间高两侧低。如果一直走一边，则一脚高一脚低，着重不一致，时间长了，一只脚会受不了的。这也算是这几天走长路的经验。
    
    本文来源：人民网

    
    来源：作家 作者：谢泳
    
    核心提示：据当时参加了这次会议的舒芜回忆，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引蛇出洞”的想法，他说：“我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的判断呢？就是因为我亲自听了他的讲话。一个人假也不能假到那个程度吧，何况是毛泽东。这种感觉只有到了现场才会有。”
    
    

    本文摘自《作家》2008年02期，作者：谢泳，原题：重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一、时代背景
    
    1956年，《人民文学》杂志的主编是严文井，副主编是秦兆阳和葛洛。秦兆阳没有想到，经他手修改后发表的一个青年作者的小说，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产生那么大的反响。秦兆阳本人是一个小说家，但在他一生中，他的小说并没有给人们留下太深的印象，倒是他自己的一篇理论文章让人们记住了他的名字，还有就是经他手发表的这篇小说。
    
    这篇小说的名字是《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作者是王蒙。
    
    1956年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头，一年前发生了胡风事件，然后是在全国开展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也许是因为胡风事件和随后发生的运动，使知识分子在心理上产生了很大的恐慌，为了改变这一情况，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作了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是胡乔木起草的。在胡乔木一生中，这是他文字生涯中有份量的一笔。因为这个报告的中心思想是解放知识分子，要提高他们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中央认定：“革命需要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知识分子。”这次会议有一个重要文件，是当时“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办公室”起草的《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这个报告中的重要内容，是把中国当时著名的高级知识分子及高级艺人的情况，作了分类统计，特别是他们的生活情况，可以看出，中央是想提高他们的待遇。我查看过这个报告，中国当时各个行业中最著名的知识分子的情况都在其中。这一年苏共二十大开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也提出来了，这一段时间，用费孝通先生的一句名言说就是：“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但随后就发生了反右运动。在胡风事件和反右运动之间，恰好有一个短暂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事后看，如果没有这一个“早春天气”，反右运动中，许多知识分子也可能就不说那么多话了，因为“早春天气”里的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和作法，让更多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产生了错觉，这为他们后来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说来有趣，1956年9月8日出版的九月号《人民文学》，它的编者绝对想不到这一期杂志会有那么多让人难忘的文章。这期《人民文学》的头题是秦兆阳以何直笔名写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这篇文章引起的事非，我就不多说了。接下来就是王蒙的小说，还有黄秋耘的短论《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黄秋耘就因为这篇文章差一点被打成右派，最后从北京中国作家协会发配岭南。这期杂志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彭慧一篇关于红楼梦的研究论文，彭慧最后也成了右派，加上右派王蒙，这期杂志真是太不吉利。
    
    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这期杂志的小说栏里并不是第一篇，而是第二篇。本期共发了五篇小说，用黑体标出的只有两篇：第一篇是大群的《小矿工》，第二篇才是王蒙的小说。从这个排列上可以看出，编者对这篇小说是重视的，但还没有重视到把它放在第一的位置。据秦兆阳在1957年4月和5月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召开的北京文学期刊座谈会上介绍，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是6月中旬收到这篇稿子的。小说组里看了后，提了些意见，交给我。我看过后对组里的同志谈了些意见，以后小说组请王蒙同志来谈了一次，回去以后他作了较大的修改，又重新寄来。7月17日，第二天就要发8月号的最后一批稿子了，恰巧有一位作者临时抽走了一篇待发的四万字的稿子，就决定发王蒙同志的这篇。于是连夜赶着修改”。
    
    涂光群当时是《人民文学》杂志小说组的编辑，据他回忆，最早看到这篇小说的是另一位编辑，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谭之仁。涂光群说：“那已经是深夜，我们都在芳草地的单身宿舍，谭敲开了我的门，向我推荐王蒙的这篇新作，认为它很有新意，尖锐地提出了现实生活中反官僚主义的问题，发表后一定会引起热烈反响和关注。见他如此热情，我也不敢怠慢，连夜读了稿件。第二天上午我与谭交换了对小说的具体意见（我们在肯定小说的总的倾向时也提了些技术性的意见，建议具体商请作者修改），写出稿签，即将稿面呈秦兆阳。”从这些回忆可以看出，王蒙的小说是临时换上去的，也就是说，从后来编好的杂志上看，编者对这篇小说并不是特别在意，但如果了解这是临时换上去的稿子这个背景，就可以说，编辑是特别推崇王蒙小说的。
    
    秦兆阳的编辑风格是喜欢修改作者的稿件，这是个好习惯，但也是个坏习惯，因为编辑过多的修改，对于原作也可能是伤害，小说的题目也是他改的。因为小说后来起了风波，主要原因是毛泽东支持小说的思想倾向，所以修改王蒙的小说也成了问题。1957年5月9日，《人民日报》刊出了由“人民文学编辑部”整理的《“人民文学”编辑部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原稿的修改情况》一文，把原稿和修改稿对比刊在中国最大的一家报纸上，这在当代文学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现象。这可以说明当时报刊杂志对于领袖个人对一篇小说的态度，是绝对认同的，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因为“毛泽东听周扬等人说小说缺点部分是编辑秦兆阳改的。毛泽东提出要批评编辑。作协党组原拟让《人民文学》编辑部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茅盾主张先开个座谈会，然后把座谈会记录发表，以便说明《人民文学》修改王蒙小说的情况，同时谈谈作家与编辑的正确关系。”
    
    在后来对秦兆阳的批判中，他修改王蒙小说几乎成了最大的罪状，认为他强化了小说中小资产阶级的情绪，其实他的修改大体可以说是文字上的，虽然有自己加上去的话，但基本还是按原作的思路进行的。秦兆阳本来可以不这样做，但那个时代的编辑对于一个有才华的青年作者的作品，这样处理，自然也有他的道理。在这一点上，王蒙是有风度的，虽然他在一些文章中对于修改自己的文章作了解释，但从没有责怪编辑。因为毛泽东肯定了这篇小说，在五十年代，批判《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时，倒有一种把帐算在秦兆阳身上的倾向。李希凡《从“本报内部消息”开始的一股创作上的逆流》认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里的林震，实际上是黄佳英的男性的翻版。”他又在《所谓“干预生活”、“写真实”的实质是什么？》中说：“《人民文学》刊载了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而《人民文学》的编者，也正是这一时期的修正主义的首倡者——秦兆阳，还把自己的文学见解强加到这篇作品里去，对小说作了重大的修改，强化了作品不健康的情绪和林震性格的偏激，这一切难道是偶然的吗？”李希凡在不知道毛泽东对王蒙小说的看法前，批判的主要是王蒙，但了解情况后，在文章中就突出说明是秦兆阳了。因为毛泽东对这篇小说的态度，1957年，在批判右派作家时，极少提到王蒙和他的这篇小说，那时受到批判最多的反而是刘绍棠等人。
    
    在王蒙写作生涯中，《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最重要的一篇，也可以说是王蒙最好的小说之一。当时无论赞成还是反对，都以眼前的社会生活现实来判断小说，比较普遍的意见认为，这是一篇揭露官僚主义的作品。这样理解不能说不对，但在这个层面上认识这篇小说是不够的。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一书时，对王蒙这篇小说有一个新评价。他认为：“从小说的文本实际来看，《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虽然具有揭示官僚主义现象、‘积极干预现实’的外部写真倾向，但它更是一篇以个人体验和感受为出发点，通过个人的理想激情与现实环境的冲突，表现叙述人心路历程的成长小说。……与外部冲突的再现相比，作者更注重对叙述人心理内部冲突的表现，甚至可以说，对心理冲突事件的精彩呈现，才是这篇作品的艺术独特性所在。小说的主题和现实针对性也只有在对其内部视角的分析中才能获得更切实的理解。”这个分析很有启发意义，它提示读者，特别是在时间过去许久以后，再从反“官僚主义”的意义上来理解这篇小说已没有意义。
    
    王蒙写这篇小说的时候，只有22岁，当时在北京东四区团委工作，王蒙是典型的“少共知识分子”出身，左翼文化是他们的基本思想倾向，但王蒙在这类知识分子当中，是一个对现实生活有敏锐感觉，并能深入思考的。如果从广泛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理想上来分析，王蒙这篇小说的主题可以概括为是党文化与知识分子文化的冲突。这种冲突在王蒙笔下表现为他有意选择的两个意象，一个是：“组织部”，一个是“学生（青年）”，这两个意象虽在写实的一面，但同时也具有象征意义，王蒙也许不是有意为之，但现在看来，小说因为把握住了这两个意象的内涵，所以小说获得了超时空的意义，后代读者可以从中解读出他们自己的生活感受。这篇小说的内在冲突是代表“组织部”的刘世吾和代表“学生”的“林震”。如果细读王蒙的小说，你会发现，在过了半个世纪后，他的小说还能让读者重新解读出更为深刻的社会内容，就在于王蒙的艺术感觉使他在瞬间把握住了生活的本质。
    
    我们先看小说开头这一个细节：“三月，天空中纷洒着似雨似雪的东西。三轮车在区委会门口停住，一个年轻人跳下来。车夫看了看门口挂着的大牌子，客气地对乘客说：‘您到这儿来，我不收钱。”王蒙没有解释这个细节的含义，但不解释却给读者留下了回味的余地，是不敢要钱？还是不愿意要钱？在五十年代，可以解释为是平民对政府和官员的感情，但半个世纪后读者还会有这样的感觉吗？1957年1月29日，中国作协党组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王蒙这篇小说，在会上，袁水拍有一个看法是：“三轮车不要钱，很拥护，但里边是黑暗。有的也可说是无意的，但主要人物是不清楚的。刘世吾也是表面的。”在五十年代的文艺批评中，有一个现象是，那些从政治立场上否定小说的批判者，常常比赞扬小说的人，更能看出小说的妙处，至少在对王蒙这篇小说的评价上，那些批判者的眼光还是有力的，不过他们的立场和对作者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过去读者认为刘世吾是一个官僚主义者的形象，不过这样理解可能简单了一些。刘也是北大学生出身，他在组织部，对什么事都觉得“就那么回事”。当林震把韩常新随意整理简报的事告诉刘世吾时，刘的反应是：“老韩……这家伙……。真高明……。”刘是一个陷在了“组织部”里的“学生”，而林震虽然来到了“组织部”，但还没有陷进去。如果他在“组织部’呆下去，他也是一个刘世吾，因为党的生活就是这样。还是在中国作协的那次会议上，就有人认为：“他下去也会变成刘世吾，有类似的调调，有忧郁病、孤独感的人。”刘世吾的哲学是：
    
    “当然，想象总是好的，实际呢，就那么回事。问题不在有没有缺点，而在什么是主导的。我们区委的工作，包括组织部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呢还是缺点是基本的？显然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前进中的缺点。我们伟大的事业，正是由这些有缺点的组织和党员完成的。”
    
    在这篇小说里，还保留“学生”气质的人，不论是林震还是赵慧文，都陷入一种困惑中，因为他们看到的现实生活和“他在小学时听的党课的内容不是一个味儿。”我一直觉得王蒙在小说中有一种暗讽的东西，王蒙后来的小说中，也常有一种让读者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的东西，王蒙几十年以后形成的创作风格，我们都可以在他早年的这篇小说中找到潜质，特别是他的讽刺艺术。
    
    王蒙自己解释写作动机时说：
    
    “想到了两个目的，一是写几个有缺点的人物，揭露我们工作、生活中的一些消极现象，一是提出一个问题，像林震这样的积极反对官僚主义却又常在‘斗争’中碰得焦头烂额的青年到何处去。
    
    “我写的几个人物和他们的纠葛，有一些地方虽然能够感受、传达，却不能清楚地分析、评价，写这篇小说时，我是抱着一种提出若干问题，同时惭愧地承认自己未能将这些问题很好地解决的心情的。”
    
    王蒙当时是以检讨的心理说这段话的，但恰恰是他说不清楚的这些东西，获得了长久的艺术感染力，如果他当时什么都想清楚了，那他的作品也只会是一篇概念化的东西。五十年代一些今天看来还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基本都是作家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写出来的。

二、小说风波
    
    王蒙小说发表以后，很快引起了争论。五六十年代，凡引起争论的作品（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学术文章），通常有两个结局：一是因高层人物的介入和表态，使作者在一夜之间名利双收；另外一种就是在政治上把作者打入冷宫，甚至使有些人失去生命。前者如因批判俞平伯而成名的李希凡和蓝翎，因一篇杂文暗合了毛泽东心理的姚文元等；后者如电影《武训传》和《清宫秘史》的作者，还有因写《海瑞罢官》的吴晗、《电影的锣鼓》的作者和写了《草木篇》的流沙河，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王蒙的命运当时可以说在这两者之间。
    
    当时以《文艺学习》为主要阵地，发表了许多关于王蒙小说的争论文章。从1956年12月起，编辑部先后收到了参加讨论的稿件1300多篇，编辑部用连续四期的篇幅发了二十五篇。在这期间，先后发表讨论文章的还有《人民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和《延河》杂志。当时的讨论，大体还在学术范围，参预讨论的人虽然看法不同，但所谈都是自己的真实感受，不过主要声音是否定王蒙的。当时和王蒙思想倾向一致的刘绍棠、邵燕祥、从维熙和邓友梅都支持王蒙。
    
    邵燕祥认为“作者是从丰富纷繁的实际生活里汲取主题直到每一个细节的。”刘绍棠、从维熙则认为王蒙的小说严酷地、认真地忠诚于生活，他们说：“王蒙同志没有一点歪曲这个作为典型环境的党组织，他逼真地、准确地写出了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我们不能要求他根据对我们党的整个概念来写这个党组织，因为这只能流于公式化。然而只有真实，才能有艺术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邓友梅认为：“在普通人身上看到缺点。林震的斗争是因为党性，批评缺点都是党的教育。”
    
    1957年1月29日，中国作协党组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王蒙这篇小说，郭小川保留了一个不完整的纪录稿。在这份纪录稿一开始是这样几句话：
    
    “最初，歌颂占80%。
    
    现在，中间大，两头小。
    
    歌颂者，——大学生，年青的作家。”
    
    王蒙的意见是：“正面表现不够。1）不想把区委会写成一团糟。2）不是把林震作为榜样，是写男女关系，对缺点是有偏爱。3）解决矛盾很困难，刘世吾心的深处有灰尘，一下没法解决。”
    
    侯金镜；“是否一定写了刘世吾的缺点，非写优点不可，也不一定。有害的是作者对林震的态度。后半部作者的情绪孤独的、寂寞的。”
    
    张光年：“作者有才能，有热情，保护性的批评。现实观的错误，引起很大的危害性。代表一种社会舆论。没有敌情观念。”
    
    另外参加会议的林默涵、艾青、张天翼和康濯等对王蒙小说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而没有参加会议的刘宾雁、唐挚、王愚却是支持王蒙的，不过支持这篇小说的人，几个月以后几乎都成了右派，虽然成为右派的直接原因并不完全都是因为支持了王蒙。在这场讨论中有三个人的看法值得注意，一是马寒冰，一是李希凡，还有就是林默涵。李希凡和马寒冰是反对这篇小说的，认为它不真实。在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上有问题的。李希凡说；“在典型环境的描写上，由于作者过分的‘偏激’，竟至漫不经心地以我们现实中某些落后现象，堆积成影响这些人物性格的典型环境，而歪曲了社会现实的真实。”但马寒冰和李希凡没有想到，正是他们对王蒙小说的批评，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度反感。黎之曾听到过毛泽东的讲话，他回忆毛泽东当时的讲话情景：“在去年省委市委书记会上我就发表了意见，我不赞成他们的观点。不知怎么，把我的话传达错了，只说他们忠心耿耿，为党为国。我再说一遍我不赞成他们的观点。有个人叫王明，哎，不对，叫王蒙，大概是王明的弟弟吧。他写了一篇小说批评共产党工作中的缺点。了解了一下，他也是共产党，好吗！部队几位同志就‘围剿’，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北京怎么就没有官僚主义。”
    
    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和文艺界有一次谈话，他说：“我看文艺批评方面围剿王蒙，所以我要开这宣传会议，从批评王蒙这件事情看来，写文章的人也不去调查研究王蒙这个人多长多大，他就住在北京，要写批评文章，也不跟他商量一下，你批评他，还是为着帮助他么。”
    
    1957年3月12日召开的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在反右派运动史上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次会议是涉及在反右运动中是否存在一个“引蛇出洞”论的问题。而现在看来，这次会议的召开，与一个作家的一篇小说有直接关系。也正是在这一阶段的几次会议上，毛泽东认为“《文汇报》上姚文元的文章好。……很有说服力”“有个姚文元，写的还是比较有说服力，我还看得下去，就是马寒冰的文章，我看不下去。”后来马寒冰是自杀了，而姚文元自然得到了重用。
    
    林默涵的文章《一篇引起争论的小说》，发表在1957年3月12日《人民日报》上。请注意这个日期：3月12日。这是毛泽东发表《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时的日子。林默涵当时是中宣部文艺处的处长。他这篇文章与毛泽东讲话在同一时间，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有意的配合。这个细节说明，当时中国的文艺政策和对文学作品的评价，完全是以毛泽东个人的好恶为转移的。林默涵的文章是一篇有总结意味的文章。他对王蒙小说是肯定的，但也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文章最后说：“王蒙的这篇小说，虽然存在着上述的缺点，但他提出了这样的尖锐的问题，并且表现了他的勇气和才能，在这一点上也是值得我们欢迎的。我们希望并且相信他的艺术才能会在不断的斗争实践和创作实践中得到新的健康的发展。”从文章内容看，完全符合毛泽东后来对王蒙小说的评价。可以说，林默涵的文章就是根据毛泽东的意思来完成的。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于1957年2月26日在颐年堂有一次座谈会，主要谈的就是文学批评问题。他说：“王蒙写了一篇小说，赞成他的很起劲，反驳他的也很起劲，但是反驳的态度不怎么适当。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正在讨论，问题在于批评态度。小说揭发官僚主义，很好，揭发的不深刻，但很好，刘宾雁的小说并没有批评整个的官僚主义。王蒙的小说有片面性，正面的积极的力量写得不够，要批评。应该有批评，也应该有保护。正面人物林震写得无力，而反面人物很主动。……王蒙是不会写，他会写反面人物，可是正面人物写不好。写不好，有生活的原因，有观点的原因。”毛泽东在这次座谈会上，还批评了李希凡，说他的文章不能说服人。他说：“李希凡说王蒙写的地点不对，不是典型环境，说北京有中央，难道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是不能说服人的。”“李希凡现在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党饭，听党的命令，当了婆婆，写的文章就不生动了，使人读不下去，文章的头半截使人读不懂。”
    
    毛泽东还说：“王蒙的小说有资产阶级思想，他的经验也还不够，但他是新生力量，要保护。批评他的文章没有保护之意。……王蒙的小说有片面性，又有反官僚主义的一面，我看他的文章写得相当好，不是很好。……王蒙很有希望，新生力量，有文才的人难得”
    
    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当时许多作家都去听了。毛泽东就是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对王蒙小说给予肯定的，之前都是座谈会上的谈话，而这次是正式的会议。毛泽东说；“对于自己的工作就是肯定一切，现在共产党里面还有这种人。总而言之，只能讲好，不能讲坏，只能赞扬，不能批评。最近就在北京发生了一个‘世界大战’，有人叫王蒙，大家想剿灭他。总而言之，讲不得，违犯了军法，军法从事。我也是过甚其词，就是有那么几个人，写了那么几篇文章。现在我们替王蒙解围，要把这个人救出来，此人虽有缺点，但是他讲正了一个问题，就是批评官僚主义。”还是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说：“其实王蒙这些东西不是毒草”。“批评王蒙的文章我看了就不服。这个人我也不认识，我跟他也不是儿女亲家，我就不服。”
    
    当时陈其通、马寒冰等四人写了《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者的几点意见》。这篇文章所以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只是因为他们提前几个月就想反“右”，而当时毛泽东还不认同这个看法。毛泽东的讲话，在发表时删除了一些具体内容，上面引述的关于王蒙的话就没有了。据当时参加了这次会议的舒芜回忆，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引蛇出洞”的想法，他说：“我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的判断呢？就是因为我亲自听了他的讲话。一个人假也不能假到那个程度吧，何况是毛泽东。这种感觉只有到了现场才会有。”
    
    毛泽东虽然多次肯定了王蒙的小说，但王蒙最后还是没有避免了右派命运。历史有时非常偶然，谁也不会想到，1957年春夏之交，毛泽东前后的思想变化会与一篇小说的争论有直接关系，而所有卷入这场论争的作者，从中宣部负责文艺的主要官员，到一般的作家和普通作者，他们也绝对不会想到，所有的文艺批评最后只是一个人的思想，文艺上的是非和作家的命运，都与这一个人的看法相关，生活在这样时代里的作家和文艺批评家，当他们明白了这一切后，会有一种大梦醒来迟的感觉，如果连这样的感觉还没有，同样的历史也许还会重现。作一个独立的文艺批评工作者，真是很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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